細說民國創立 · 六〇 漢口之戰

漢口之戰,從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上午七點鐘開始,到九月十一日(11月1日)下午結束。 革命同志於占領武昌以後,在二十一日午後六點鐘的會議上,決議成立四個協(旅),以吳兆麟、何錫藩、成炳榮、張廷輔為協統。兩天以後,成立敢死隊四大隊,以方興、馬榮、金兆龍、徐少斌為大隊長。此外,有陸軍中學與陸軍小學所合併組成的學生軍,以劉繩武為統帶(團長)。原有的第八鎮馬隊第八標與混成協馬隊第十一營,混合擴充為兩標,稱為鄂軍馬隊第一標與第二標,以劉國佐與周福堂為標統。第八鎮炮隊第八標與第二十一混成協炮隊第十一營,也合併而擴充為兩標,稱為鄂軍炮隊第一協第一標與第二標,以姜明經為協統,蔡德懋與尚安邦為標統。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分出一部到敢死隊,合併混成協工程第二十一隊,成立鄂軍工程第一營,以李占魁為管帶。第八鎮輜重第八營參加革命的不多,改以混成協輜重第十一隊為基礎,成立鄂軍輜重第一營,以孫鴻斌為管帶。 水師與巡防營的管帶夏占奎、王朝銀、馬祖藩,經胡捷三與蔡鵬來運動,加入革命陣營成立中華民國駐漢水師,以趙均騰為標統。第八鎮的憲兵第八營,改編為憲兵第一營,以王文錦為司令。 再其後,又先後成立步兵四個協,第五協至第八協分別以熊秉坤、楊載雄、鄧玉麟、羅洪升為協統;輸送兵一個協,以高尚志為協統;先鋒隊一個協,以王國棟為協統。 加起來,革命軍鄂軍一共有了步隊八個協,敢死隊四大隊,學生軍一個標,馬隊兩個標,炮隊兩個標,工程、輜重、憲兵各一營,水師一個協,輸送兵一個協,先鋒隊一個協。 首四協的協統,頗有更動。第一協的吳兆麟,調回都督府,專任副參謀長,協統由宋錫全繼任;宋錫全於漢口失守之時,聽了胡瑛的話,自動移軍岳州,被處死刑,遺缺以蔣肇鑒繼任。第二協的協統何錫藩,於九月十一日負傷,以羅洪升代理。第三協的成炳榮(陳炳榮?),於九月二十六日被撤職,先由劉廷璧繼任,不久,改由竇秉鈞繼任。第四協的張廷輔也於某日負傷,由謝元愷繼任。第五協成立於八月二十四日以前,第六協成立於九月初五日,第七、第八兩協未見於漢陽失守以前的各次作戰命令,其成立約在十月初八或初九日。這四協的協統,截至十月十二日停戰之時,未有更動。 協統以下的標統,姓名可考的,是第一標先後為宋錫全與黃振中,第二標梁邦福,第三標先後為姚金鏞與劉廷福,第四標先後為謝元愷與胡效騫,第五標劉廷璧,第六標胡廷翼,第七標胡廷佐,第八標楊選青與王華國,第九標伍正林,第十標杜武庫。林翼文、曾尚武、闕龍、單道康、黃繼超都當過標統,番號難考。 以上,除了姜聲經、宋錫全、楊選青、闕龍、單道康、黃繼超等幾個人的名字是采自張難先的《湖北革命知之錄》以外,都是根據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義記》。 清軍於八月二十一日(10月13日),武漢三鎮皆已光復之時,只剩下張彪的輜重第八營在漢口劉家廟。清廷很迅速地派遣豫軍(河南巡防營)兩營,由京漢鐵路南下,在二十二日上午到達漢口,扎在大智門。這兩營的指揮官,是代理協統張錫元。(李廉方說,張帶了三個營來。革命軍的作戰命令都說張只帶來了兩個營。) 張錫元派人來武昌,詐稱願降。軍政府派李國鏞、畢鍾帶了幾千元去犒賞,叫他通電,出布告,以表示態度,率隊北回,開到武勝關去布防。張錫元毫無聽命的具體表現。 清廷在二十一日便已下旨軍咨部(參謀本部)與陸軍部,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兵南下,加調薩鎮冰與程允和帶領海軍與長江水師,對革命軍作戰。 蔭昌帶了陸軍第四鎮與第三混成協及第十一混成協,於二十二日開始出發。清廷在二十三日下旨,把這三個單位合稱為第一軍。同日,加派馮國璋率領陸軍第五鎮與第五混成協、第三十九混成協,稱為第二軍,「迅速籌備,聽候調遣。」 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岑春煊為四川總督,均「督辦剿撫事宜。」同日,清廷又下了一道上諭:「袁世凱現簡授湖廣總督,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該督節制調遣。蔭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並著袁世凱會同調遣。」這在清朝的歷史上,毫無先例:叫袁世凱以一個總督的身份節制具有陸軍大臣身份的蔭昌。原因是,蔭昌所帶去的官與兵,是袁世凱所一手訓練擴充出來的。 袁世凱一方面深恨攝政王載灃於慈禧死後將他放逐出京,不願意輕易出山,救清朝於垂危;一方面也似乎感覺到,有一個蔭昌夾在中間,他即使想到湖北指揮作戰,也不方便。他向清廷奏復,說自己「舊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牽及左臂,時作劇痛……近自交秋,又發痰喘作燒舊症。」「一俟稍可支持,即當力疾就道。」他既不謙辭,亦不請假,只是在藉故拖延,搭他的架子。 蔭昌在調兵遣將,補充軍器、彈藥、糧食,種種方面卻很賣力,雖則膽量很小,只敢以信陽為大本營,偶爾去孝感走走。前方打仗的事,實際上都是標統、協統之流在負責。 清廷終於在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把蔭昌調了回去,改以馮國璋「總統」蔭昌留下的所謂「第一軍」;原定的第二軍,改交段祺瑞「總統」。 蔭昌與馮國璋所先後統率的「第一軍」,包括一個鎮(第四鎮)與兩個混成協(第三混成協與第十一混成協)。第四鎮的代理統制,是王遇甲(號思澄)。王遇甲下面有兩個步兵協:第七協,協統是陳光遠;第八協,協統是王遇甲。此外,有炮隊一標,標統是蔣廷璋;馬隊一標,標統是張九卿。輜重兵與工程兵,應該也各有一營,史料不詳。 第三混成協的協統是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協統是李純。這兩個混成協的編制應該是與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協相同,即步兵兩個標,騎兵,炮兵各一營,工程兵、輜重兵各一隊。我們從革命史料上僅僅查考得出,在王占元的下面,有一個步標標統馬繼增(訛寫作「馬繼貞」),在李純的下面有一個馬標標統賈德耀。這兩人都是先鋒。馬繼增最先到武勝關,賈德耀最先留駐信陽。 李純與王占元其後在民國初年的歷史上,是很露頭角的軍閥。李純當了江蘇督軍,王占元當了湖北督軍,王占元下面有一個孫傳芳,其後作了所謂「五省聯軍總司令」,雄踞南京。李厚基與臧致平均為第四鎮的步隊標統(李,第十四標;臧,第十六標)。何豐林也屬於第四鎮。 關於革命軍與清軍在漢口作戰的經過,我們所知道的以革命軍這一方面為較詳細。清方留下的史料,除了王樹枬的《武漢戰紀》以外,僅是若干上諭、奏摺與電報而已。 中華民國軍政府以鄂軍第二協協統何錫藩為漢口指揮官。何錫藩在八月二十六日午後四時,已經率領本協步隊兩標完全渡江到了漢口。協司令部,駐在劉家園。所屬的步隊第三標(標統是姚金鏞)紮營在劉家園附近,第四標(標統是謝元愷)扎在歆生路西北端。 在何錫藩的指揮之下,另有屬於馬隊(第一標?)的一個營(管帶是黃冠群),炮隊第一標的兩個營(標統是蔡德懋),工程兵一隊(隊長是李忠孝),敢死隊第二與第四兩個大隊(大隊長是馬榮與徐少斌)。這些,分別駐紮在跑馬場與「新停車場」。 何錫藩奉「都督」之命,於二十七日(10月18日)上午七點鐘,開始進攻「前面劉家廟以南之敵」。劉家廟是一個鄉鎮,位於漢口東北郊外,與武昌的徐家棚斜對面。漢口在當時有所謂「華界」,華界之西是漢水,華界之南是長江;華界之東是英租界;更東是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本租界。法租界正北偏西,是大智門火車站。日本租界之北,隔一條火車路與相當距離,是跑馬場。跑馬場之東,日本租界之北,相當遠,是劉家廟。 這時候,清軍在劉家廟的是張彪的輜重第八營,加上張錫元的河南巡防營兩營。 何錫藩步隊第三協循著鐵道線前進。第四協在第三協的左邊,並肩前進。馬隊循著漢水故道,擔任搜索。炮隊放在跑馬場附近,以劉家廟為射擊目標。工程隊負責作炮隊的掩護。敢死隊作為預備隊,歸胡效騫指揮,隨著第四協之後前進。 革命軍剛走到跑馬場之北,劉家廟的清軍便開始射擊。戰到正午,清軍後方來了二百名援兵。革命軍的預備隊向右展開,兼「督」第三協的步兵。戰到午後四點,清軍有步兵一標、炮兵一營,乘火車來到劉家廟,於炮聲隆隆之中,車頭脫軌,列車翻倒,兵士驚慌奔逃。革命軍乘此機會,吹號衝鋒。漢口軍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恰好也派了一標步兵趕到。於是,清軍潰敗。革命軍進抵「三道橋」。 這是革命軍占領武漢以來,第一次與清軍正式交鋒。革命軍獲得全勝,撿得了清軍一列火車的武器、服裝、糧食,殺死了清軍四百餘人。 次日,兩軍於上午七點以後在丹水池一帶接觸,越戰越猛烈,戰到下午三點左右,革命軍占領劉家廟與江岸車站,清軍敗退到囁口。 劉家廟與囁口之間,鐵路線上由南而北有三道鐵橋:一道橋、二道橋與三道橋。鐵路線的東邊是沼澤地,更東,是路堤,鐵路線的西邊是湖。總之,革命軍北進,走的是一條危險的狹路。清軍用機關槍與管退炮鎖住三道橋的橋口,靜候大隊人馬從直隸、河南而來。 革命軍的一方,首腦部缺乏戰略人才。黎元洪的學識,本極有限,何況對革命始終沒有信心。參謀長張景良,根本是一個找機會向清廷報功的內奸。若干革命同志,如蔡濟民、張廷輔,雖則於起義以前已由士兵升至排長,皆沒有受過指揮大部隊的教育。比較高明的是吳兆麟,也不過是受過「參謀班」的短期訓練而已。 革命軍在起義前後,不曾把駐紮在武勝關以南、京漢鐵路沿線的第二十一混成協第三營聯絡好,是一大失著。(該營也有文學社的同志,營代表是趙承武。)更大的失著,是沒有藉二十七日與二十八日的戰勝之威,運送幾個協的兵渡江,一舉而繞過或衝過囁口北上,占武勝關。 何錫藩的主力,僅有第二協一協。這一協正如其他的各協,包括極多的新兵,而且在惡戰兩日以後,傷亡不少,未傷未亡的也都已疲乏得很。因此之故,何錫藩在二十九日上午,把部隊扎在造紙廠,不曾採取攻勢。 在武昌的蔡濟民、吳醒漢等若干同志,急於撲滅敵人而不明了實際情形。李廉方說:他們相約多人往造紙廠方面察看,督促何「指揮」下令進攻,「並分赴其部隊內鼓吹速進」。 徐少斌表示,願意帶他的敢死隊第四大隊去打頭陣。何錫蕃於是派第四標標統謝元愷為司令,徐少斌為前衛司令,加派謝元愷的步兵一營(第四標第三營),馬榮的敢死隊第二大隊,與炮隊一隊參加。其餘的部隊留在造紙廠,準備支援。 午後一點鐘出發。序列是胡效騫領敢死隊第四大隊的第一排,作為尖兵。在尖兵之後三百公尺,徐少斌領了第二排與第三排,作為「前衛本隊」。在前衛本隊五百公尺以後,是所謂「中隊」,亦即馬榮的敢死隊第二大隊。再其後,是謝元愷所直接指揮的第四標第三營,作為「預備隊」。炮隊則布置在鐵路線二道橋之東的路堤,作為掩護。 如此的「縱深序列」,用之於平日的行軍則可;用之於大敵當前、左湖右江的狹道,真是犯了兵家大忌。 徐少斌前進到二道橋之北,向囁口之敵射擊,敵方不還一槍。徐少斌再進,進到三道橋之中段,李廉方說:「敵以機關槍多架,堵塞隘路口,對我掃射。少斌當即中彈墜水而死。……惜乎少斌死義,猶未使軍(政)府悟戰略之非也。同時陣亡十餘人,傷二十餘人,而我之山炮威力又遠不如敵,遂於午後四時,皆退回造紙廠。」(革命軍只有過山炮,而清軍有「管退炮」。) 這一次八月二十九日的失敗,雖則是損了一員猛將,就大體而論,尚不過是一個小挫。 然而武昌方面卻因此而「臨陣易將」,於何錫蕃之上加派一個根本不可靠的張景良作「指揮官」。 張景良是「漢軍」旗人(祖先是以漢人而降附滿洲,納入八旗系統的),和第八鎮憲兵第八營營長宷清阿是親戚,原為第八鎮第二十九標的標統,很受張彪賞識。革命同志占領武昌,捧出黎元洪當都督以後,叫張景良當參謀部部長(簡稱參謀長)。他曾經在八月二十四日的深夜,走進黎元洪的臥室,哭著跪求黎元洪不要對清軍下攻擊令(那時候清軍在漢口的僅有張彪的輜重第八營)。張難先說,為了這件事,張景良被同志們逮捕,關在牢里。李廉方沒有作如此的記載,只說「同志欲致之法,經解說而免」。 在徐少斌陣亡的消息傳到武昌之時,同志們十分激動,紛紛表示對何錫蕃不滿。張景良這時候向黎元洪自告奮勇,說何錫蕃是他的老部下,他去了便可以叫何錫蕃聽話;他說,他很想殺敵立功。據張難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錄》里記載,蔡濟民對張景良頗為支持,而李翊東堅決反對。 黎元洪立刻就委了張景良為漢口指揮官。這一天,是哪一天?以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書中的語氣來看,似乎是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的夜晚。張難先把這一天的黎元洪命令,標明為「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午後十一時半」。不過,張難先關於漢口之戰,從八月二十七日的第一戰到九月初一的第四戰,每一次都記早兩天。(原因何在,殊為費解。) 黎元洪的這次命令,除了發表張景良為漢口指揮官以外,有這麼一句話:叫張景良「率在漢所有各部隊,明日進攻囁口之敵,但攻擊計劃及命令須先呈報軍政府」。 張景良到了漢口,應該根據黎元洪的命令,起草一個攻擊計劃,及準備以自己的指揮官名義頒發給部隊的作戰命令,呈報給軍政府。他卻並不如此,只是把黎元洪的命令,抄了若干份,親自到各部隊找部隊長,叫他們依照黎都督的命令對敵人進攻。他們覺得很奇怪。他們怎能越級而直接依照黎都督給指揮官張景良的命令而行動起來呢?而且,怎樣行動,誰在左翼,誰在右翼,誰在前,誰在後,在事實上也得先由指揮官作一番指定。他們要求張景良,另行以指揮官的名義頒發一個較詳細的命令給他們,張景良不肯。 在黎元洪都督府的同志,等候張景良送攻擊計劃與作戰命令的草稿,等候到第二天的上午十一時,毫無音信。於是楊璽章、蔡濟民、蔡國光、徐達明四人,便請准了黎元洪,派他們渡江來調查。他們來到了劉家廟張的司令部,責問張,張說不出理由。楊璽章就替張擬了一個作戰命令,張只得同意。這命令,一面派人呈報黎元洪,一面在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下午三點鐘發出給各部隊。內容是:(一)定於明日對敵軍進攻。(二)第二協於拂曉由三道橋進攻敵軍正面。(三)第四協第八標於拂曉由藤子岡進攻敵軍側面。(四)炮隊第一標於拂曉分別布炮在一道橋與二道橋的路堤,均對三道橋附近射擊。(五)第四協第七標及敢死隊二大隊皆為預備隊,集合在造紙廠西南端。 到了九月初一(10月22日)的拂曉,第二協的謝標(謝元愷的第四標)開始由三道橋向北夜襲,被敵方的哨兵發現,開槍。謝標並不還槍,衝上前去,用刺刀刺死幾個。但是,當謝標進至三道橋北端之時,敵軍的機關槍便不是刺刀所能對付的了。(革命軍在漢口、漢陽的戰役之中,從頭到尾,最吃機關槍的虧。清軍有機關槍,而革命軍沒有。) 謝標依然勇往直前,一衝再沖,陣亡了二百多人,傷了七十幾人,等於是損失了第一營全營。謝標的其他兩營,只得退到二道橋的江堤。到了天明時候,清軍不但用機關槍,又用了炮,向謝標射擊。雖則革命軍有炮與清軍對轟,然而壓不住清軍的炮。結果,謝標退回到造紙廠。 第四協第八標於張廷輔的統率之下,在拂曉由藤子岡乘船,渡到囁口之右,李廉方說:「因地勢低洼,崎嶇難行,又敵防範嚴密,不便前進。後見正面謝標已退,故亦仍回原防。」 王樹枬在《武漢戰紀》里說:「九月(初)一日,兩軍以炮隊交擊。是日正午,革命軍步隊約一標向三道橋北進戰;至未(時),革命軍不克而還。」這一段記載,在時間上似乎錯誤。 日本領事館在陽曆10月22日下午六點鐘發出電報,說:「革命軍渡過沙口鐵橋,與清軍在沙口西北約八千公尺之囁口車站前,以鐵橋(三道橋)為界,自上午十時接戰,至下午三時,占領其車站。清軍之大部隊伍退屯至祁家灣與萬家店之間。是役雙方死傷均輕。」這一封電報,顯然是根據傳聞,與事實大不相同。 譚人鳳在《牌詞》里說:「九月(初)一日,戰於囁口方面,壓迫北軍於七里口(溝)第三鐵橋以北,『不追擊而返』,致北軍再出而據第二鐵橋,以囁河為界,則民軍之失算也。」譚人鳳這番話,似乎是在責備謝元愷打勝了敵人,反而「不追擊」,又而拱手給敵人以三道橋與二道橋。——這真是錯怪好人。 九月初二,軍政府派遣李占魁率領工程營帶了要塞炮到漢口,幫助炮隊安放要塞炮在江岸,同時構築防禦工事。要塞炮剛剛放好,便開始對清軍射擊。同時,敢死隊第一大隊與第三大隊,也開來漢口。 王樹枬在《武漢戰紀》里說:「二日未初(下午一點鐘),革軍施巨炮連環射擊。我陣堅,且有(掩)蔽,彈不能中。尋偵知我山炮藥彈將罄,驅敢死士六百人出三道橋來猛撲,步隊動,幾不支。(第三混成協第)四標(第)三營管帶田某,搏戰至酉(下午五點鐘),革軍不得前,唱軍歌而返。」 譚人鳳說:「是夜(初一日的夜裡),焦達峰光復湖南電至,民軍氣愈旺。次日,復占領第二鐵橋。」 九月初三,革命軍在午前五點鐘,由二道橋左邊向三道橋清軍的前衛進攻。清軍以大炮六門,放在三道橋後面的小山之上,對革命軍猛射,將革命軍擊退。這一天,清軍有炮隊一營,帶了管退炮從北方來到增援,便決定了此後對革命軍逐漸採取攻勢。 九月初四,天氣不好,有雨,雙方只有炮戰,而沒有步兵戰。 九月初五,清軍推進到造紙廠附近,而且集中了九條兵艦在陽邏的江面,革命軍加緊在劉家廟江岸車站構築工事。當天晚上,黎元洪下令給張景良,於次日進攻清軍。熊秉坤的第五協也被派來漢口。(成立第六協,以楊載雄為協統,接第五協的防守武昌的任務。) 九月初六午前兩點鐘,張景良頒發作戰命令給各部隊:其主要內容是:(一)何錫藩的第二協在東,張廷輔的第四協在西,於拂曉同時向造紙廠附近的敵軍進攻,第二協右翼及於長江江岸,左翼及於劉家廟車站西端,第四協右翼與第二協左翼連接,右翼及於戴家山附近。(二)馬隊黃冠群一營負責警戒第四協之左側。(三)熊秉坤的第五協,作為預備隊,集合在劉家廟南端。(四)敢死隊第一、第二兩大隊,繼第二協之後前進,第三、第四兩大隊繼第四協之後前進。(五)蔡德懋的炮隊第一標與李占魁的工程營,在劉家廟以北附近占領陣地,掩護步兵進攻。 不料,清軍在革命軍開始出動以前,先向革命軍進攻。李廉方說:「上午五時,正面之敵約第四鎮(代理統制是王遇甲)之三千人,與我守兵(第二協?)約二千人接戰,相持甚久。因新兵不善用地形(作為掩護),敵亂放榴散彈,頗有命中者。其被機關槍掃射而死傷者亦不少。敵主力遂越一道橋。 「午前十時,戰事頗烈。我缺機關槍,又無管退炮。(步槍與過山炮)效力甚微。 敵復由囁口增加兵力。 而敵艦四艘又駛至諶家磯,水陸夾攻。敵艦之炮,轟毀我江岸散兵壕,死傷甚多。敵兵乘隙湧進。劉家廟一帶地勢平坦,無險為守。我軍遂撤去江岸,並遺棄山炮及機械不少。 敵另一部隊,至戴家山一帶,布置大炮,轟擊我軍左翼(第四協),久之,死傷漸多。張統領(廷輔)亦受傷。 敵進薄不已,更以馬隊追襲。我軍遂陸續退至大智門。以致德日租界後方,多為敵有。……(午後)一時三十分……我軍遂以跑馬場後方二百米(公尺)達之考爾夫球場為炮兵陣地,故德界後方,成為炮火橫飛之場,雙方爭奪,一進一退,死傷枕藉,此時最為猛烈。……戰至下午六時,兩軍發生白刃戰……遂被敵占有跑馬場矣!」 李廉方關於九月初六日之戰的敘述,頗有錯誤。他所根據的是日本領事館的電報,夏口縣誌與曹亞伯的《武昌革命真史》。這三項史料的可靠性皆有問題。事實上,革命軍在初六日不曾失去跑馬場,所失去的只是劉家廟。 王樹枬說:「六日,我軍渡三道橋,進攻劉家廟。王占元率混成(第)三協趨鐵路東,王遇甲率(第)四鎮趨鐵路西。人各攜二日糧,剋期進擊。抵造紙廠,敵兵以煤油罐鏖戰。久之,步隊(第四鎮)第七協不能當。某急率一營(第四鎮第八協第十六標第三營)馳入陣。戰至午,敵攻益猛。而蛇山及塘角之炮,萃集我軍。彈如雨下。(我軍)急檄海籌、海容諸艦,駛至丹水池江岸,側擊劉家廟。我軍乘勢勇搏,且攻且前,敵炮聲漸微。戰三時,(敵)竄跑馬場,(我)合軍躡擊,遂奪劉家廟……七日,黎明,我軍進薄跑馬場。」 張難先把這初六日的戰事,寫在初五日,又說,劉家廟雖被清軍侵去,但當天下午,仍被革命軍奪回。革命軍之所以在上午戰敗,是由於「劉家廟無端起火(張景良放的),彈械,糧秣盡遭焚毀,軍心由是搖動,退卻。」「是日正午,我軍誓圖報復,即在大智門早餐後(軍中每日兩餐,早餐相當於老百姓的午餐,平時早餐是在十點鐘左右,晚餐是在下午四點鐘左右。這一天上午忙於作戰,所以到了正午才早餐),準備進攻。惟指揮官張景良自火燒劉家廟後,蹤跡不明。眾以主持無人,頗形張皇。 標統謝元愷曰,『此時往何處覓指揮官?勢迫矣。我願作前驅。諸君請隨我前進。』(謝元愷是第二協第四標的標統。)於是各部隊長官踴躍集合,共同擬定於午後一時開始進攻。 屆時,謝元愷領隊前行。第二協在右,第四協在左,齊向劉家廟攻擊,士氣旺盛。 清軍在劉家廟用機關槍及步(隊)炮隊頑強抵抗,彈如雨注。我軍冒彈猛進。將近劉家廟六百米達(公尺),謝元愷令上刺刀,吹衝鋒號,齊聲喊殺,直衝至劉家廟,與敵肉搏。敵不支,後退。我軍奪回劉家廟。 復向造紙廠追擊。會天已黑,遂在劉家廟占領陣地,防禦。是晚,(我軍)以戰鬥形式徹底(警戒)。兩軍槍聲終夜未息。」 張難先的這一段敘述,與曹亞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相同。事實上,謝元愷及其所率領的同志,雖則在午後一度衝到了劉家廟,並不曾能夠將劉家廟奪回,加以占領。原因是,當時革命軍的火力比起清軍的火力來,太不成比例。 初六之敗,敗在張景良於劉家廟放火,燒毀我軍的軍械、彈藥、糧秣。事前,他也剋扣了應該發給各部隊的炮彈、槍彈。他甚至吩咐與他同謀的一個管帶羅家炎送槍彈給敵人。他在初七日的晚間,被漢口軍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派人在後馬路某處找到,捕來。和他同時同地被捕的,有原任第八鎮參謀劉錫祺。劉錫祺仍舊自稱為大清的官吏,不願投降革命軍。隨後,詹大悲也捕到了羅家炎。詹大悲一面將張景良與劉錫祺、羅家炎三人看管,一面呈報黎元洪。黎元洪要提這三個人到武昌。詹大悲當機立斷,將這三人槍斃。 初六這一天,革命軍陣亡的有一千人左右,負傷的有五百人左右。 初七,兩軍繼續惡戰。清軍以第三混成協為左翼,第四鎮為右翼,向跑馬場進攻。左翼在上午占了跑馬場西北角,右翼在下午先敗後勝,占了大智門車站。這一天,革命軍的勇敢壯烈,不亞於初六日之戰。官長之中,第四協協統張廷輔重傷。士兵在歆生路一帶,於謝元愷領導之下肉搏巷戰,前仆後繼。到了午後五點鐘,考爾夫球場已經失守,敢死隊依然向大營門(大智門?)反攻,死傷極多。 初七這一天,成炳榮的第三協負有在武昌青山鎮江岸阻止清軍軍艦上駛之責,而瞭望疏忽,使得薩鎮冰的坐艦「海容號」與「海琛號」、「海籌號」,得以順利地來到漢口江面,從午後三點二十分起,向革命軍的南岸炮兵陣地發射了炮彈三百發之多。為了這件事,軍政府懲戒成炳榮,記他兩個大過。同時,軍政府升謝元愷為第四協的代理協統,升胡效騫為第四標標統。 初八(10月29日),清軍在午前六點便把大炮六七門放在大智門車站附近,開始向跑馬場的革命軍進攻。戰到下午五點,革命軍失了歆生路,退到玉帶門。這一天,革命軍顯然是入於頹勢,然而勇敢壯烈更甚於初六、初七兩日。在歆生路與張美之巷交叉的地方,革命軍一度戰退清軍。其後,革命軍之所以放棄歆生路,是因為這歆生路一帶及其後面的民房,中了炮彈,起火。李廉方說,到了最後,已經退到玉帶門,謝元愷與蔡德懋商量,準備統率當時在漢口的所有部隊,拚死反攻,以直衝囁口為目的,獲得了各部隊的同意。 於是,「遂令敢死隊持大令督戰,退者斬。元愷冒敵之十字火網,奮勇前進。各部隊隨進。(蔡)德懋亦更換炮兵陣地。前撲(仆)後繼,所向披靡。雖敵之預備隊加入前線,亦不能阻。(敵)遂狼狽退回歆生路,而以機關槍與重炮猛轟為掩護。 「不意德懋更換陣地,目標太顯,敵炮集注齊發,彈如雨下,我炮兵多有死傷。德懋見陣地不良,方欲停止放列,不幸中彈死。時元愷攻至距敵最近之地,奮不顧身,亦被敵之機關槍掃射而死。眾見蔡、謝二勇將先後陣亡,士氣大沮。未幾,何協統亦受傷,敢死隊(大隊長)馬榮,工程隊長李忠孝,皆以激戰陣亡。我軍忠勇將士犧牲之烈,未有甚於此時者。時已午後五時許也。」 站在清廷方面的王樹枬說:「(初)八日,混成(第)三協發大智門。革軍步兵千人,陣守禮門北、歆生路;炮隊陣循禮門鐵道,截擊我軍。(第四)鎮兵馳赴劉家花園,陷重圍,三時(三個鐘點?六個鐘點?)不得出。某(第八協第十五標第一營管帶)率勁卒及機關槍隊,奮力格援,陣始固。 「(第三混成)協兵與敵戰正酣,某(第三混成協第五標第一營管帶)率援兵闖入陣。山炮隊變式射擊敵之散兵,革軍動搖。(革命軍在漢陽)大別山之炮轟擊兩時,(炮)火亦息。革軍卻走漢口市街及玉帶門諸地。我軍編為追擊隊。 午正,(第三混成)協兵戰革軍收容隊(敢死隊?)於由義門,敗之。(敵)退走玉帶門。步隊(第三混成協)第六標遂入漢口。 申初(下午三點多)步隊(第四鎮)第八協及(第三混成協)第五標,踵敵至玉帶門,革軍扼土堤撐拒,(漢陽)大別山炮丸颮颮落陣中,我以山炮野炮還擊之。日暮,敵敗走,渡襄河。步隊(第)二十六標(第四鎮第十六標?)(第三營)擊沉敵艦二艘(?),於是我步隊(第)八協及(第)二鎮之第五標,進據玉帶門。而革軍之在漢口者,分守要衝,隱市樓狙擊,市道逼狹,標兵不得逞,傷亡甚多。」 黃興與宋教仁、劉揆一,於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到達漢口、武昌。黃興在初八日的上午偕同吳兆麟、蔡濟民等人到漢口前線視察,下午三點,受軍政府之推,為「戰時總司令官」。當晚,他把總司令部設在歆生路滿春茶園。(這時候,歆生路一帶已被革命軍奪回。) 他頒下命令,以第二協作為右翼,警戒歆生路後城馬路至查家墩以東的路堤;以第五協為左翼,與右翼連接,向西警戒至玉帶門一帶;以京山劉英所送來、季雨霖所統率的團防兵一標,「警戒漢口市街各要地」;以其餘的部隊(步隊第七標、馬隊一營、炮隊一標、工程一營、敢死隊二大隊),駐紮在滿春茶園的周圍。 初九,據王樹枬說,清軍「冒險」入漢口市街搏戰,「自辰至未。廛屋多轟毀,火遽起。我軍(清軍)不得已去漢口,退屯原陣地。」張難先說:「歆生路沿街樹林最多,敵軍恐有伏,不敢前講。……午後二時,敵進達我軍防禦線,於是我(革命軍)步、炮隊齊發,屋內伏兵亦喊殺,聲震天地,敵軍不明真相,退還原地。」 初十,清軍開始用放火政策,燒了一段民房,便占了一段焦土,先後奪得了循禮門與由義門。在到了下午五點鐘左右,從由義門一直向東及於長江邊,向西及於鐵路,都入於清軍的掌握。季雨霖在這一天負傷,「一彈由胸洞背」,被抬去醫院。就一般而論,漢口革命軍的士氣業已瓦解,紛紛奔逃。詹大悲也燒了軍政分府所儲藏的彈藥、糧秣,去九江請救兵。黃興本人也離開了滿春茶園。前線只剩下甘績熙與高建瓴等幾位極勇敢的同志,「以個人之勇氣呼朋引類,橫衝直突,使敵不能揣測。」這一天夜裡,滿春茶園沒有一個守兵,守它的僅僅是自動以全軍安危為己任的甘績熙與高建瓴二人而已。 王樹枬說,清軍到了九月十一日,便奪得玉帶門及長江幾個渡口,把整個漢口占了。李廉方與張難先均說,黃興在九月十二日(11月2日)的下午六點鐘,才離開漢口,是黎元洪派輪船來接他去武昌的。那時候,玉帶門仍在革命軍之手。臨行,黃興還頒命令給各部隊,叫他們「守原陣地待援。萬不得已,得漸退漢陽,沿襄河布防。」同時,黃興也下了命令給在漢陽的第一協協統宋錫全,叫他「到漢口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