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四八 四川保路風潮
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後，四川發生了波瀾壯闊的保路風潮。
引起這個風潮的，是清廷的所謂「鐵路國有政策」。這政策的制定人，是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他藉口全國鐵路的幹線必須由政府官辦，只有支線才能讓老百姓自己籌款興築，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慫恿攝政王載灃，以粵漢鐵路北段（從湖南宜章到湖北武昌）及川漢鐵路廣水、宜昌段與宜昌夔州府段交給英、美、德、法四國修建管理，換取六百萬鎊的借款。公，可以苟延清廷典當度日的殘喘；私，可以抽取回扣。
盛宣懷未嘗不知道，這粵漢鐵路與川漢鐵路早已在光緒二十八、九年（1902年、1903年）間由清廷准許老百姓成立公司，集款自築，官督商辦。單就四川一省而論，老百姓所繳的款子已有一千二百四十萬兩以上。
攝政王依照他的奏章，於宣統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頒了一道上諭，說：「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延誤已久。應即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築。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從前批准幹路各案一律取消。至應如何收回之詳細辦法，著度支部、郵傳部，凜遵此次諭旨，悉心籌劃，迅速請旨辦理。」
度支部與郵傳部才定出了所謂「收回」的辦法：（一）湖南、湖北兩省人民所繳的股金，十足發還。（二）廣東人民移到了五月二十一日所繳的股金，只發六成。（三）四川人民所繳的股金，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已經在宜昌被用作川漢鐵路工錢與材料錢的，換給「保利股票」；第二部分，現存七百餘萬兩，「或仍入股，或興實業，悉聽其便。」
如此的辦法，對於業已激動的四川人心，等於是火上加油。在成都的川漢鐵路股東已經約集了各團體代表，於五月初一日在川漢鐵路公司開會，議決由翰林院編修伍肇齡領銜，向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遞上一件呈文，請王人文代奏清廷，說：「川漢鐵路純依國家法律而成立，既無收回國有之理由，恐致釀成外有之慘禍。應即合懇督部堂據情電奏，請旨收回成命。且按照公司律，非開股東大會不能決議。似此朝旨迫切，少數股東誰敢承認接收？並應速懇督部堂迅予電奏，請旨飭下郵傳部督辦大臣，暫勿派員接收，免致激亂人心，別生枝節。」
參加此次大會的，有四川咨議局的代表在內。王人文不便替股東大會代奏，便在他的奏文中說是替「四川咨議局代奏」。結果，遭到清廷申斥。
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碰了清廷釘子以後，又在五月十五日替四川鐵路公司代奏了一次，而且於五月二十三日，亦即「保路同志會」成立以後的第二天，奏請清廷治盛宣懷以欺君誤國之罪。
保路同志會的成立經過，見於王人文在這一件奏摺之中的是：「本月二十一日，成都各團體集鐵路公司大會，到者二千餘人，討論合同，及於國家與鐵路存亡之關係，一時哭聲震天，坐次在後者多伏案私泣。臣飭巡警道派兵彈壓，巡兵聽者亦相顧揮淚。」
「三餘書社主人」在他的《四川血》一書之中，敘述得較為詳細：「路公司以川路收回國有，事機危迫……因於五月二十一日招集在省股東及各團體籌商，到會者數千人，皆以收路國有，川人可從，收路為他國所有，川人死不能從。此次鐵路借款合同，名非抵押，實則拱（手）奉（人）。況因此借債，路權、政權兩受干涉。埃及覆轍，危機在即。僉謂吾輩今日之集會，實亡國民之集會也。死中求生，惟先決死。能舍一部分之死，或可得全部人之生。會時人人號慟，人人決死，組織保路同志會，拼一死以破約保路。四座痛號，哭聲干霄。」
這一次開大會的地方，是楊遇春的宮保府。四川鐵路公司本就設在這宮保府。先由鄧孝可報告了盛宣懷所簽的借款合同。合同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簽的，共有二十五款。借款金額是六百萬鎊，按九五折實付，實際上借了五百七十萬鎊，而還本付利按照六百萬鎊計算。利率是年利五厘，每半年付利一次。開工前後，由四國銀行團先在借款內墊出六十萬鎊，作為備用款，年息六厘。分期還本，從滿了十年以後開始。未滿十年，中國政府即使有錢，也不許還本（企圖省掉利息）。十年以後，未滿十七年，中國政府可以隨時自備款項，還清本利，但利息須照債票票面加付百分之二點五（也就是多付半年利息）。滿了十七年，中國才能夠隨時自由還清本利。
作為此次借款的抵押品的，是（甲）湖北厘金，每年約關平二百萬兩；（乙）湖北鹽稅每年附加江防經費與新加二文捐，每年約七十萬兩；（丙）湖北賑糴捐，每年約二十五萬兩；（丁）湖南厘金每年約二百萬兩；（戊）湖南鹽道庫正厘，每年約二十五萬兩。以上，總計約五百二十萬兩。這幾種稅收，倘若中國政府不按期交付此次借款的本息，便必須連同「他項合宜之內地捐」，「即行交與海關管理」。
借款的另一條件，是築路的總工程師，武昌、宜章段必須用英國人，廣水、宜昌段必須用德國人，宜昌、夔州段必須用美國人。
築路的器材，除鐵軌由漢陽鐵廠供應外，都必須由英、法、德、美的人優先供應，都必須由中英公司及德華銀行經手，加給佣金百分之五。
這借款合同的種種條件，都帶有濃厚的「勢力範圍」色彩，而勢力範圍在歷史上每每是瓜分的前奏。不僅四川的愛國同胞，預感到亡省亡國之痛，湖南、湖北、廣東的愛國同胞也是如此。湖南巡撫楊文鼎曾經奏告清廷，說：「湘省自聞鐵路幹路收歸國有，群情洶懼，譁噪異常，遍發傳單，恐滋煽動。」湖南省咨議局而且呈請楊文鼎代奏：「湘路力能自辦，不甘借債。」湖北的人民，在表面上雖不如四川、湖南兩省之激動，然而其後武昌起義之所以一舉成功，卻與保路運動很有關係。廣東境內的粵漢鐵路，原已由清廷給美國的合興公司建築，因此而觸英國之怒，於是在這一次的借款合同中，清廷不得不答應立刻從六百萬鎊的借款之中，扣去美金二百二十萬二千元，還給合興公司，外加利息，把美國人的勢力，從英國的勢力範圍之中排擠出去。廣東老百姓，對這一點也看得很清楚。
鄧孝可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大會所報告的，只能是借款合同的簡單內容。不過，合同的全文，當時已傳遍成都。在鄧孝可報告了以後，提議組織「保路同志會」的是羅綸。羅綸在當時是四川咨議局副議長。他的提議被熱烈通過。他被舉為副會長，咨議局的議長蒲殿俊被舉為會長。
依照保路同志會簡章，該會的宗旨是「拒借洋款，廢約保路」。該會的會員，不限於四川本省人。會員每十人公推評議員一人，評議員每五人公推評議長一人。會議分為大會、評議員會、評議長會，皆無一定的會期。會中事務，由會員自由擔任，分為四部：總務、演講、文牘、交涉。各部每星期必須開會一次。
在保路同志會成立的一天，大眾於開會以後全體走到布政使衙門，向布政使兼護理總督王人文請願，進了衙門，站在大堂門前。王人文親自出來，對他們講話，表示同情，答應他們對朝廷力爭，說他在任一天，決不辜負他們的期望。
結果是，他自己出面，參了盛宣懷一本。過了若干天，攝政王叫人通知他：「貴護督具奏摺一件，奉旨留中欽此。」所謂「留中」，便是留在宮中，不予答覆。
王人文在六月初二日，又上了一道摺子，代奏羅綸等二千四百餘人聯名的呈文。呈文的主要內容，是請求「諭旨敕下內閣，會同各部妥議具奏，速將郵傳部所訂借款合同，即行廢棄，嗣後關於外債事項，請敕下資政院照院章十四條第三款議決施行。其川路公司辦理及款項事件，請敕下四川總督，令該公司照欽定股東公司律召集股東會解決，呈請查核施行。至盛宣懷蔑法媚外，誤國殃民，尤懇嚴治其罪，以重國典。」
王人文在這篇奏摺的末尾，替保路同志會的人士說了很多句的好話：「講演雖甚痛切，然從無擾亂治安及不守秩序之言論行動，未便輒加干涉，致激他變。」
清廷給王人文的答覆是：「鐵路國有政策，早經宣示；借款合同，系有旨諭令籤押，決無反汗之理。該護督一再稟奏，殊屬不合，著仍凜遵迭次諭旨辦理。倘或別滋事端，定惟該護督是問。」
不久，王人文便丟掉了「護理四川總督」的職務，奉召以「督辦川滇邊務大臣」的職銜到京「候訊」。他遵旨離開成都北上，於八月十一日走到西安，被護理陝西巡撫錢能訓留住。錢能訓把軍機處寄來的一道命令交給他看，這命令是叫他留在西安「聽候查辦」。查辦他什麼？原來，四川保路風潮已經在七月初一以後一再擴大，清廷要他負責，治他的罪。（所好，八天以後就有了武昌起義的事；清廷不再將他查辦，而僅僅撤去他的侍郎銜，開去川滇邊務大臣差使，「交部議處」。部議，將他革職了事。九月初一（10月22日），陝西獨立；王人文折回四川，由四川轉赴上海，由上海去天津。其後，在天津隱居了幾十年，與世無爭。）
趙爾豐在閏六月初九日接任四川總督。他是漢軍正藍旗人，歷任知縣、同知、道員、川滇邊務大臣、駐藏大臣。在永寧道任上，捕殺了一百多名會黨的領袖，博得了「趙屠戶」綽號；在邊務大臣與駐藏大臣任上，屢屢對藏胞作戰，厲行改土歸流政策。
趙爾豐有辦法對付會黨與藏胞，卻沒有辦法對付保路同志會的人士。保路同志會不僅在成都有廣大的群眾，在多數的各府州縣也都設了分會。在重慶的領袖，有朱之洪；在自流井的，有曹篤（叔實）；在井研的，有方潮珍；在青神與榮縣一帶的，有蕭蔘與張頤；在威遠與富順一帶的，有劉裕光。這些人，連同成都的蒲殿俊、羅綸、張瀾、鄧孝可等等，並非都是革命黨人，其中蒲殿俊而且是著名的反對革命、主張君主立憲的分子。清廷堅持收鐵路幹路為「國有」，弄得立憲黨人情願與革命黨合流，區區趙爾豐怎能挽回這個局面呢？
在保路風潮之中推波助瀾，給清廷幫倒忙的，又有端方、瑞澂。端方是滿洲正白旗人，姓托忒克氏，考中舉人，捐得了員外郎，歷官郎中、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宣統元年（1909年），他在直隸總督任上，於慈禧太后梓宮奉安之時，因「橫衝神路」而丟官。宣統三年，他花了幾十萬兩銀子，買得了「督辦川漢粵漢鐵路」的肥缺，一心向盛宣懷討好，希望擠走趙爾豐，取得四川總督的地位。瑞澂是滿洲正黃旗人，姓博爾濟吉特氏，貢生出身，當過筆帖式（錄事）、主事、員外郎、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因端方之薦而升為江蘇巡撫，最後作了署理湖廣總督。此人最怕端方搶他的湖廣總督，便竭力慫恿端方擠趙爾豐。而且不惜以湖北的兵交給端方帶到四川去。
趙爾豐對於保路同志會，起初也不想採取強硬手段。他替四川鐵路公司股東會顏楷等人，代奏了一篇彈劾盛宣懷的呈文，於閏六月二十一日寄到清廷，清廷給他一個置之不理。七月初七，清廷又收到他一道電報，裡面說：「此時如純用壓力，反抗必藉此而起。」清廷在這一天，早已知道，成都及若干外縣已經從七月初一日開始，相率罷市罷課了。
成都及外縣的罷市罷課，可說是端方與盛宣懷引起來的。端方派了一個李稷勛，充任所謂「川漢鐵路駐宜（昌）總理」。這李稷勛不與股東們商量，便把公司存在宜昌的現款數百萬元交郵傳部。股東會要求撤換李稷勛，盛宣懷反而請旨，以「欽命」的方式提高李稷勛的地位。「欽命李稷勛為川漢鐵路駐宜總理」的電文，在七月初一日到達成都；當天下午，成都便開始罷市、罷課。
罷市罷課的另一導火線，是瑞澂與端方兩人的一篇聯名會奏，奏文中有這麼幾句話：「自鐵路國有命下，反抗者盡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紳董，多不謂然。詢之蜀人，眾口僉同。……請飭川督嚴重對待，以遏亂萌，而靖地方。」趙爾豐把這篇奏文交給保路同志會會長蒲殿俊看，蒲殿俊在初一日的上午的股東大會中報告給大家聽。「報告甫畢，會場一片哭聲、喊聲、罵聲、捶胸跌足聲、演說聲、糾察整飭秩序聲，會長靜眾聲，轟動會場。時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几案者數起，又茶碗破裂聲、几案倒聲，滿場熱焰欲燒。於是會場有喊須罷市者，有喊須停課者……」
七月初一日這一天，成都的空氣真夠緊張。上午，開了股東會大會，蒲殿俊報告了端方與瑞澂的會奏，引起公憤；中午，欽命李稷勛為川漢鐵路駐宜總理的電文到達成都，立刻，全城便飛滿了傳單，傳單上說：「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罷市罷課，一切厘稅雜捐，概行不納，邀求收回成命。四川七千萬人同白。」差不多同時候，趙爾豐出了一張告示，告示上說：「諭爾商民，莫聽浮言。如有誤犯，拿辦可憐。妥議路事，必須文明。何若妄舉，自害安寧。苦言相勸，大眾敬聽，貿易照常，各謀營生。」下午兩點鐘，保路同志會舉行會員大會，到會的傳說有數萬人之多，情況的悲壯熱烈，更甚於上午的股東大會，公推羅綸與鄧孝可到督署見趙爾豐。散會的時候，全城的過半數商店已經關門。趙爾豐向羅、鄧二人表示：「為郵傳部而罷市，則風馬牛不相及。為川督而罷市，自問無對不起川人之事。……欲得日後的事好辦，須得本日仍照舊開市。」羅、鄧二人說：「我們自當設法向商民勸解。但是，罷市與暴動不同。倘若僅僅罷市而不暴動，川人的秩序仍在，望大帥始終維持。」趙爾豐與羅、鄧等人邀集了公司重要股東與若干紳士，在夜間二更時候（十一點鐘左右），開會研究維持秩序、防止暴動的辦法。王人文此時還不曾離開成都（官職是川滇邊務大臣），也到了會場，發表演說。和他一齊來演說的，有署理提法司周善培。「圜而觀聽者約數千人。」開會的結果，是議決了「由各街公舉三四公正明白人，朝夕與區官接洽。街中有暴動者，街眾見之，則一面勸阻，立即報知舉出人，與巡警勸阻之。不聽，則請區官處理之。巡警見之，亦先報知舉出人勸阻之。不聽，則處理如法。」
大家於是便用了保路同志會的名義，寫了很多張布告，叫市民（一）勿在街市群聚；（二）勿暴動；（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油鹽柴米，一切飲食，照常發賣。
第二天七月初二，全城入於罷市罷課的狀態（除了雜貨飲食店以外），家家門口貼了光緒皇帝的神位，有些是用紅紙寫的，有些是用紅紙印刷的。多數牌位上，所寫的是「光緒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兩旁，各寫六個小字，右邊是「庶政公諸輿論」，左邊是「川路准歸商辦」。這兩句話，是從光緒一次詔書中摘下來的。（神位上的「光緒」二字，應該寫作「大清」才對。但是，倘若沒有光緒二字，老百姓很少知道德宗景皇帝是誰。主持保路運動的人，用心良苦。）
有些老百姓，頭上頂了一張光緒皇帝神位的紙條子，在街上走。
也有人在重要的街道的中心搭了席棚亭子，裡面供了光緒皇帝的神位，弄得大小官員皆不能騎馬、乘轎而過，必須步行，繞過亭子的旁邊走。
單就成都一城而論，秩序一直很好，沒有所謂「暴動」的事，一直到七月十五日（9月7日）的上午為止。趙爾豐卻在七月十五日的上午，誘捕了保路同志會的九個領袖：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顏楷、張瀾、胡嶸、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
趙爾豐為什麼要如此？自從罷市、罷課開始以來，他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清廷電陳不能採取強硬手段：「似此本應懲治，然人民皆未滋擾暴動，礙難拿究」（初三日電）；「故此次罷市、罷課，人心堅固，謂國家如俯恤民情，川路暫歸商辦；並請將借款修路一事，交資政院議決，院議通過，不敢再有異辭，否則舉凡一切賦稅雜捐，概不完納，政府若不轉圜，人民亦將堅持以待，官吏保持治安，人民亦不暴動，如用強迫手段，即以全省之力對待之云云。……爾豐受事之初，已窺其隱患，故思潛移默運，收拾人心。……惟有仰懇王爺（內閣總理慶親王）、中堂（內閣協理那桐），密為代奏轉圜，拯救危局，倘能准交院議，即可轉危為安，若始終堅持，則禍亂不知所屆」（初四日電）。「尤懇中堂（那桐）顧念全川，維持大局，倘蒙諭交（資政）院（咨議）局分議，拯救眉急，可事從容布置，不勝感禱。日昨英領來函，議及路事，擬將宜歸已用之款，暨現存之款，仍還公司，令川自修川境之路，名為枝路，一以符先朝商辦諭旨，一以符幹路國有，枝路准民自辦之旨，亦不相背，如與公司議妥後，伊即電達駐京各國領袖公使及英使云云，所言是否可行及能否辦到，尚不可知」（初七日電）。「總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歸商辦，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壞。如不准所請，則變生頃刻，勢不得不用兵力剿辦，成敗利鈍，實不可臆計。」（初十日電）
趙爾豐為什麼突然在七月十五日變更主張，誘捕了保路同志會的九個領袖？次要的原因，是清廷有命令給他，叫他「嚴拿首要」。主要的原因是：清廷在七月初九日命令端方進四川，「按查路事」，又在七月十二日命令端方趕緊起程，「許帶兵隊」。而且，湖廣總督瑞澂，與端方沆瀣一氣，撥了不少兵隊給端方。端方的氣焰，灼灼逼人，分明是要來四川搶趙爾豐的總督。
至於，在榮縣與彭縣，先後發生了人民接收稽徵局與搗毀稽徵局的事，雖則也影響了趙爾豐的決策，其重要性卻不如「嚴拿首要」的聖旨與端方之帶兵入川。
榮縣人民之接收稽徵局，是在七月初四日（領導人是革命同志王天傑）；彭縣人民之搗毀稽徵局，是在七月初七日。而趙爾豐在初十日致電清廷（內閣協理大臣那桐），對這兩縣的事竟然一字不提，仍在說「如朝廷准歸商辦，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壞」。可見他並未怎樣重視這兩縣的事。
甚至，他在七月十五日上午柬邀了蒲殿俊等九人，加以扣留之時，可能仍不過是一種做作，藉以敷衍清廷，保全祿位。（事實上，被捕者不止九人；另有三人也被逮捕：彭芬、蒙裁成、閻一士。）
趙爾豐不曾料到，扣留九人的消息一經傳出，不到正午，便有幾千個老百姓手捧光緒神位，於各街公舉的「街正」領導之下，走到總督衙門，一排一排地跪在地下，替九人求情。他一時倉皇失措，一面自己派人在衙門附近放火，藉便事後栽誣，一面讓小人之尤、營務處田徵葵，下令對跪著的老百姓開槍，當場就打死了三十二人，而且又縱容兵士在各街追殺了若干人。
事情鬧到如此地步，如何收拾得了？
全城的人民動了公憤，寧死也要和他一拼。同盟會同志曹篤「跳走南門，與朱國琛就農事試驗場，裁木板大書『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二十一字，於夜分投（錦）江中，乘秋漲順流，不一日，幾傳遍川西南」。
成都郊外及附近各縣的人民，在保路同志會的號召之下，當天晚上便有成萬的人來到成都，雖則趙爾豐已經關了城門，雖則趙爾豐的兵又從城牆上開槍，他們卻留在城牆周圍不走。於是，成都在事實上入於被圍的狀態。城外的電報杆子被砍斷。不久，城東五十里的龍泉驛，也入於義民的掌握。
新津縣的縣城，被義民占領，縣知事被殺。雙流縣的縣城，也被義民占了一個短時間。武裝的義民，稱為「同志軍」。在七月十七日這一天，趙爾豐的軍隊與同志軍，在「紅牌樓」地方有了一次大戰。七月二十一日，同志軍的武字營在周鴻勛的指揮之下，連勝趙軍，又打到紅牌樓。
趙爾豐在七月二十三日向清廷電奏說，「官軍自十六日迄今，連戰七日，防內攻外，東馳西擊，刻無暇晷。」
龍泉驛與雙流縣城，雖則不久便被趙軍「收復」；新津縣城卻一直被周鴻勛守得很好，守到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武昌起義以後的第三天，才因彈盡糧絕，重新入於趙軍之手。
四川保路會派來北京的代表劉聲元，向攝政王遞呈文，兩次均被門房擋住。他跪在地安門路上，等到攝政王經過，攔輿告狀，被捕，交步軍統領烏珍審問。烏珍對他很同情，派人護送他回會館。七月十九日，他又遞了一封呈文到慶親王的府里。慶親王叫烏珍將他押解回籍。
旅京的四川同鄉，包括官吏、商人、學生，在四川會館開了幾天的會，上了好幾次的呈文與奏摺，替四川的老百姓訴冤。其中，只有以法部左丞曾鑒領銜的京官聯名呈文，被都察院轉奏，在七月二十三日奉旨抄給端方，「按照所陳各節，查明實在情形，秉公分別核辦。」
清廷在七月二十三日也加派了岑春煊去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岑春煊是廣西西林人，當過四川總督與兩廣總督。趙爾豐接到消息，十分不安。端方來，已經構成對他總督地位的威脅。岑春煊來，更叫他心焦。
清廷不久又授權岑春煊統率川省新舊各軍及各路援軍。岑春煊興高采烈，從上海的寓所乘輪西上，到了武昌。他在離開上海以前，打電報給四川文武官吏「不許貪功生事，不得擅行殺戮，即倡亂之人情節最重者亦暫行羈留」，等候他到川以後再行查訊。同時，他打電報給四川的父老子弟，說：「春煊衰病侵尋，久無用世之志。然念及蜀事糜爛，吾父老子弟，已在顛連困苦之中，不能不投袂而起。……春煊一至，即當進吾父老子弟於庭，開誠布公，共籌所以挽救之策。父老子弟果有不能自白於朝廷之苦衷，但屬事理可行，無論若何艱巨，皆當委曲上陳，必得當而後已。倘有已往冤抑，亦必力任申雪，不復有所瞻徇。」
岑春煊到了武昌以後，在八月初八日也打了一個電報給郵傳部，再度建議「將收迴路股，均照十成，現款發還。」（他第一度作此項建議，是在上海啟程以前，打電報給清廷，奏請「敕部」如此如此。）他在這再度建議的電報中，加強語氣，說：「股款全還，實為要義，若未能照允，則事終難定。自愧病軀，仍必極力請退，免誤事機。」
第二天，湖廣總督瑞澂打了一個電報給盛宣懷，說：「今午與西林（岑春煊）論川事，其意仍堅持：一，不主辦首要；一，商股非還給十足現銀不可。……果西林挾此宗旨，則平亂不足，反以長川人之驕。……澂竊為西林危之。……聞西林既視大部復奏為進止，則將所請各節量為議駁，西林勢必力辭，趁此降旨照准。則於川事、西林兩方面均可顧到。」瑞澂的動機，實際上完全替端方謀四川總督的位置，何嘗是替「川事」或岑春煊本人著想。
端方在宣統三年（1911年）四月活動到「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的差事，奉旨在武昌設立「公所」，於六月間到任，又奉旨去四川查辦保路風潮。他在七月十六日離開武昌，八月初九到達夔州府，八月二十二日到達重慶，九月二十二日到達資州（資陽）。隨他而來的，有步兵第十六協的三十一標三個營，與三十二標的一個營。
步兵第十六協原駐湖北，被瑞澂撥交端方，帶來四川。協統姓鄧，名承拔。三十一標的標統，姓曾，名廣大。三十二標的標統，姓孫，名安國。這兩標裡面的革命黨人很多，不過，兩標的領袖（文學社的標代表）江國光與單道康二人，由於必須留在武昌，積極準備起義工作，向上峰取得了「留守」的職務，不曾入川。
端方在中途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便扣留一切提及此事的信件，不讓軍官與兵士知道風聲。因此之故，大家到了資州，仍舊如同睡在鼓中。有一位梁瀛州，從成都托人帶來密函給楊毓林，楊毓林告訴管帶（營長）陳鎮藩，陳鎮藩在端方命令官兵準備開拔、移軍陝西之時，首先表示反對，而且在訓話以後公然剪了辮子，向端方挑戰。（陳鎮藩是湖北安陸人，同盟會會員，一度被東京本部派充湖北支部長，當時因事未能回鄂就職。）
端方沒有正當理由將部隊開往陝西。清廷已經在他未離重慶之時，任命他署理四川總督。他應該趕緊到成都去上任，不該放棄職守，企圖帶兵北去陝西逃難。
事實上，他不但已經知道武昌起義，武漢三鎮入於革命軍之手，也知道了重慶在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獨立。當時有一種謠言，說天津已為「孫文」占領，京師已經失守，隆裕太后和宣統皇帝去了山西。這謠言，端方也聽到了，便動了移軍北上、到陝西去迎駕的念頭。
成都，他不敢去，怕吃趙爾豐的虧。他對趙爾豐結了深仇，而趙爾豐的武力非他的四個營可比。趙爾豐有第七鎮（師）的兩個標（第六十六標與第六十八標），又有防軍六個營。
他和趙爾豐結仇，除了意圖爭奪總督位置以外，是他在八月二十八日電致內閣，說七月十五日事件，責任在趙爾豐及其營務處總辦田徵葵。「川中罷市、罷課，不戕官吏，不劫倉庫，絕非逆黨勾結為亂。其十五日居民失火，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人民赴轅請釋蒲、羅諸人，統領（總辦）田徵葵開槍擊斃者數十人。逾日城郊附近居民聞知，人人首裹白巾，冒雨奔城下求情，又為官兵開槍擊斃者約數十人。眾情乃大憤。至『自保商榷書』，並無『獨立』字樣，並無保路同志會及股東會圖記。其中且有『皇基萬世』語，況其書並非蒲、羅等手作。」
端方的這一封電報，等於是參了趙爾豐一本。趙爾豐於七月十五日事件發生以後的當天，曾經電請那桐代奏，說「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動人民……遂圖獨立。……始則抗糧、抗捐，繼則刊散『四川自保』傳單（四川自保商榷書），儼然共和政府之勢。……旋於昨夜探悉，逆謀益亟，已聚匪徒近萬，即於十五日意乘不備，前來督署燒殺。爾豐……一面凜遵嚴拿首要前旨，將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顏楷、張瀾、胡嶸、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設法誘擒；一面出示解散，安撫居民。不意午刻猝有匪徒數千，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以圖擾亂，旋即凶撲督署。……」
清廷在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根據端方的八月二十八日電報，降旨：王人文與趙爾豐交部議處；田徵葵與提法司周善培、候補道王掞革職；蒲殿俊等九人釋放。
趙爾豐在九月十八日向清廷反告端方一狀，說端方「主張釋放倡亂首要各犯，未奉朝旨，已先將奏稿傳示紳民，一面大張曉諭，風聲所播，已定之人心又復騷動。」又說，端方「始則徜徉鄂省，惟日電迫爾豐嚴壓川民，又電勸駢誅首要。及至督兵入蜀，是時省城附近各州縣匪徒蜂起，亟盼援兵，迭奉諭旨飭其迅速來省，與爾豐和衷商辦，爾豐亦復一再電催。乃端方不肯由四川北路進省籌商，迂道改赴重慶，逗留月余。……川事為之一誤再誤，不可收拾。端方到省之日，即將為川人獨立之時」。
事實的演變是：端方到不了省，在十月初七日的黎明便死在三十一標內部的革命黨人之手。促成四川獨立的，不是端方，而是趙爾豐本人。趙爾豐在十月初六日（11月26日）把印信交出給蒲殿俊；次日成都各界宣布四川獨立，舉蒲殿俊為「大漢四川軍政府正都督」，朱慶瀾為副都督。
端方在死前的幾天，一再向部隊聲明，自己不是滿洲人，而是「投旗」才有四代的漢軍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他特地印了名片，名片上的姓名是「陶方」二字。（他生平喜用「匋齋」二字作為別號，然而他確是滿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
殺他的革命黨人，多數屬於武昌的文學社。被大家公推來執行他的死刑的，有五位同志：任伯雄（永森）、盧保漢（原名保清）、姚鴻聖、丁鶴本、孫世棟。他的弟弟端錦，同時死在另一革命同志賈志剛之手。當天晚上，大家公舉陳鎮藩為步兵第十六協統領，代替曾廣大的位置，通電響應武漢的中華國民軍鄂軍，議決全部開拔回鄂，幫助鄂軍對清軍作戰。他們到達武昌，是在十二月初一（1912年1月19日），那時候，鄂軍與清軍已入於停戰狀態。
以上，只是四川保路風潮的一個輪廓。
歷史的事實，從不單獨存在。此一事，必有彼一事為因。甲事，也常常與乙事、丙事、丁事等等同時並發，或略有參差。敘述歷史的人，只能把事實一件一件地敘述；因此之故，就免不了有所先後，也不得不就若干事實之中有所選擇，有所取捨。
本書雖則是名為「細說」，實際上只能就主要的事實，細說一個經過而已。
例如，被保路同志會派往京師去的代表，不只是劉聲元一人，另有阮峘、李孔陽、黎紹芬三位。然而，這三位並未被逮捕押解回籍。關於這三位的活動，我因此只得從略。在京師的幾位四川籍御史，包括趙熙，曾經上奏章替家鄉的老百姓說話，我也只得略去。
在七月十五日的屠殺事件之中，黃學典（季陸）是幸免於難的若干人之一。當時，他僅有十二歲，是小學生保路同志會的會長。以我所知，他藏有很豐富的有關四川保路風潮的材料，而且花了不少工夫加以整理。我希望他把這些材料早日發表出來。
有若干極有趣味的小故事，夾在可歌可泣的大故事裡面，我也只得為了顧及行文的線索與脈絡，而不得不加以割捨。關於保路風潮，如此；關於其他的大事，也如此。
不應該割捨，而值得另寫一章的，是武昌起義以前四川革命同志前仆後繼的各次起義。尚秉和在他的《辛壬春秋》里，有這麼幾句話：「川僻在西南，交通阻絕，素無同盟會黨蹤跡，徒以激於冤忿，揭竿而起，故亂數月而省城不陷。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跡獨立，川人始實行革命矣。」
尚秉和似乎不知道，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因寫了《革命軍》而在上海租界入獄的鄒容，是四川人。
同盟會自從籌備大會的時候起，便有很多的四川人參加。在現存的東京本部乙巳、丙午兩年名冊之中，屬於四川籍貫的同志，共有一百三十四人之多。其中，有七十六位是由黃樹中（復生）主盟，大多數不曾去日本，而是在四川本省入盟的。至於由日本先後回川，從事種種革命活動的，以有資料可考的而論，便有黃金鰲，黃樹中（復生）、熊克武、但懋辛、謝奉琦、鄧絮、董修武等等。
四川革命同志最早一次的起義，是在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地點是彭縣石堰洞後山，領導人是餘切。第二次起義，是在丙午年（1906年）八月，地點是江油，領導人是李實。第三次起義，是在己酉年（1909年）二月，地點是廣安，領導人是余英。第四次，是在同年十二月，地點是嘉定童家場，領導人是熊克武。第五次，是在庚戌年（1910年）十一月，地點是彭水鳳凰山，領導人是溫朝鐘。第六次，是在辛亥年七月初四（1911年8月27日），地點是榮縣，領導人是王天傑。這幾次起義，皆在武昌起義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