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四七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

辛亥年（宣統三年）陰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黃興率領革命軍四路「選鋒」之一路，在廣州城內起義。 黃興在當時是同盟會在香港的革命軍統籌部的部長。統籌部成立於辛亥年正月中旬，辦事處設在跑馬地三十五號，在事實上是南方支部的繼承者。副部長是趙聲，共分一處七課。 調度處　處長姚雨平 儲備課　課長鬍毅生 交通課　課長趙聲 秘書課　課長鬍漢民 編輯課　課長陳炯明 出納課　課長李海雲 調查課　課長羅熾揚 總務課　課長洪承點 決定組織這個革命軍統籌部，並且在戰略上確定以全部力量在廣州起義，然後分兵北上，由黃興領一軍經湖南向武漢，以趙聲領一軍經江西向南京的，——是庚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的庇能會議。主持庇能會議的，是孫中山；出席庇能會議的，是黃興、趙聲、胡漢民、孫眉（德彰）、謝逸橋、謝良牧，庇能同志黃金慶、吳世榮、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鄧澤如等人。 會議以後，孫中山被英屬馬來亞的當局限令出境，又被荷屬東印度當局拒絕入境；同時，日本、越南、暹羅（泰國），對孫中山不許入境的禁令仍在。孫中山接到馮自由的電報，請他去加拿大，於是在十一月初五啟程去歐洲，由歐洲到美國；在辛亥年正月初六日（1911年2月4日）由美國西部舊金山城乘火車赴加拿大。 馮自由偕同當地的洪門人士一千餘人在溫哥華城（Vancouver）火車站歡迎孫中山。馮自由本來是在香港擔任同盟會分會會長兼中國日報社社長的，在庚戌年夏天辭去這兩項職務，來到加拿大溫哥華城，就任《大漢日報》主筆。創辦《大漢日報》的人，是溫哥華致公堂書記黃壁峰和幾個對保皇會不滿的洪門兄弟。在此以前，由於康有為、梁啟田、梁啓超先後來過加拿大，高唱「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口號，洪門兄弟的大多數都受了他們的宣傳，不僅捐出了大批款項給他們，而且也設立了不少處的保皇會分會。 馮自由到達溫哥華之時，《大漢日報》已經出版了半個月。前任主筆張澤黎雖則也是革命同志，在《檀香山新報》當過記者，卻因為身兼清廷領事館的書記，在言論上不便多所發揮。馮自由一就任，立刻對保皇會的《日新報》展開筆戰，將它擊潰，使得致公堂的一般洪門兄弟恍然於保皇革命之間的分野，也獲得大佬（盟主）馬延遠、先鋒（糾儀員）謝秋、先生（書記）張輝、與眾叔父（老同志）的嘉許。馮自由本人是洪門的一分子，於甲辰年（1904年）在橫濱（入闈），位居草鞋（將軍），因此而在爭取洪門兄弟的工作上獲得極大的便利。結果，保皇會溫哥華分會會長黃孔昭與《日新報》前任記者何卓競，以及若干保皇會會員皆放棄了保皇主張，加入了革命隊伍。 孫中山到達溫哥華之時，在一千餘位歡迎者之中，有加拿大各地致公堂的代表。孫中山在洪門之中地位甚高，被尊為「大哥」。這個稱呼，只有曾經起兵反清的首領才配。在過去，當得起這「大哥」兩字的，只有洪門前五祖與萬雲龍等寥寥可數的幾個人。 孫中山到達溫哥華以後的第二天晚上，當地的洪門就「開台演戲」（舉行新同志入闈大會），當天便有三百多人入闈，都是由孫中山擔任「老母」（主盟人），馮自由擔任「舅父」（介紹人）。其後，致公堂租借華僑的大戲院，請孫中山一連演講了幾天，每天都有一千人以上聽講。馮自由見到人心可用，就提議創立「革命救國籌餉局」，獲得大家贊成，舉劉儒堃為該局會長，岑發琛為副會長兼司庫，馬延遠等三人為監督。於是，溫哥華致公堂就首先捐出了港幣一萬元，作為提倡。 不久，馮自由陪同孫中山，到了維多利亞城（Victoria）。該城的致公堂兄弟聽了孫中山的演講，經過馮自由的分別洽談以後，見義勇為，當仁不讓，竟然議決了抵押該堂的堂產（會所），籌得港幣三萬元，完全捐出。 其後，多倫多城（Toronto）的致公堂不甘人後，也捐出港幣一萬元。 此外，加拿大零星的捐款與「革命金幣債券」的收入，加起來也有不小的數目。 黃興、胡漢民在事後的書面報告第三節之中，列出美洲各地寄來的捐款六項：（一）維多利亞致公堂，三萬三千元。（二）溫哥華致公堂，一萬九千元。（三）滿得科，一萬一千元。（四）金山，一萬元。（五）檀香山，二千元。（六）紐約，二千元。在這六項之中，沒有多倫多，卻有滿得科。「滿得科」三字可能為「滿得埠」之誤，而所指的是蒙特婁（Montreal）：多倫多的同志可能把錢帶到蒙特婁，轉匯香港。這一個假設，尚有待於證明。 總計這一役支出的款項，共有十八萬七千六百三十元之多，而收入之列出項目的只有十五萬七千二百一十三元有奇。原因是，暹羅與越南的捐款不曾列入，而美洲，尤其是加拿大，寄來的錢不止上開六項。 加拿大的捐款占第一位。「英屬南洋」占第二位，計有四萬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有奇。「荷屬南洋」占第三位，計有二萬二千五百五十元。暹羅（泰國）、越南、香港及其他各地的數字不詳。 在支出的一方面，用在購運軍火上面的共計六萬五千九百八十一元二毫三點，尚欠日本商人一千元。被「選鋒課」用去的，有三萬五千二百三十五元。被「調度處」用去的，有二萬四千九百六十元。其他，是零星雜項，其中也有不少是與「購運軍火」及「調度」有關的。 就經費及人才而論，這一役比以前任何一役均占優勢。比起同年八月十九日的武昌一役，也是遠過之而無不及。有了這許多的錢，買來運來的槍械與子彈，除了被膽小的周來蘇在船上丟入海中的第一批日本七響無煙槍七十五支、金山大六響四十支、子彈四千粒以外，計有：（一）從日本買來的手槍五百一十三支。（二）從西貢買來的手槍一百十六餘支。（三）從香港買來的手槍三十餘支。（四）姚雨平支去買槍費三千五百元，莫紀彭支去一千零八元，黃俠毅支去八百元，張六村支去五百元，鄭平坡支去一千零五十元，共計六千八百一十三元，以平均每支一百元而論，應該有手槍六十八支。加起來，手槍的總數已有七百七十一支以上，以前在各役失敗以後留存在香港的尚未計算在內。這些槍，都配了足夠的子彈。此外，又買了二千五百元的炸藥，作為製造炸彈之用。（炸彈由喻培倫等親手製造，三天三夜不曾合眼，製成了不少。）喻在起事的時候，叫了兩個人，抬一簍子炸彈跟在他的後面。劉梅卿帶了一筐子炸彈伏在屋檐之上，用一顆一顆的炸彈對抗敵人的排槍，也支持了相當長的時間。曹亞伯說：「一共製成了三百顆」。事實上，超過此數。莫紀彭說：「喻培倫告訴他，除了留在喻的機關（廠后街十一號）的若干顆以外，放在小東營的有五百顆。」 大刀，也在東莞訂製了三百把，由黃俠毅運來廣州。（報告書上的「打刀費」僅僅列了七百零六元，所指的可能不是這一批。） 這些武器，大部分均在起義的日期以前秘密運達廣州城內外的各機關。 1910年5月，黃興在寫給孫中山的秘密信件中，陳述了選擇廣州作為起義地點的理由。 機關之多，也是革命史上空前的。單就曹亞伯一人記憶所及的而論，便已有了三十八處，而旗下街的九處僅有一處被列入這三十八處之內。最重要的一處機關，是黃興、林時塽等人所住的小東營五號，也就是全軍發號施令的所在。 原定的總司令，不是黃興，而是趙聲。黃興是副司令。在統籌部，黃興為正，趙聲為副。在總司令部，趙聲為正，黃興為副。 原定的「選鋒」，是五百人，其後增加為八百人。所謂「選鋒」，是革命同志另成一個部隊，作為發難的先「鋒」。為什麼要有選鋒？是「鑒於歷次軍隊民軍發難，時生困難，苟非有一部義勇之士發難領導，實無以奏圓滿之效」。選鋒的來源，有廣東人、福建人、安徽人、四川人、江蘇人、南洋各地的華僑。選鋒的教育程度，有留學生，有教員，有軍官，有商人，有工人，有農人，有技擊家，有傳教士，也有一位消防會會長。就性格而論，選鋒都是一些知有國而不知有家有身、以必死的決心爭取革命勝利的志士。 原定的戰略，是選鋒十路並起，新軍與巡防營響應。 這戰略是黃興所擬定的，於三月初十日（4月8日）經由統籌部會議通過。十路的負責人，任務與選鋒的人數及成分如下： 當時出席統籌部會議的，有數十人之多，都贊成這個戰略計劃，公推趙聲為總司令，黃興為副司令，也加推了若干「放火委員」，分別擔任在旗界九處機關放火。 惟獨譚人鳳一人對這戰略計劃表示異議。他說：「十路並起，力量太分散。將軍署（旗界）沒有防備的必要，因為將軍孚琦已被溫生才刺死，新任的將軍未到，旗兵軍心渙散，領導無人。警察署與督練公所也不值得一攻：這兩處均沒有多大實力。實力大部分在李准手上，選鋒不如集中力量，先攻水師行台，炸死李准，然後進攻總督衙門，加以占領。城外新軍的事，可以交給趙聲去辦。」他尤其反對黃、趙二人均自領一路，使得全軍缺乏一個「居中調度指揮」之人。 黃興把他引到旁邊一個房間，向他說：「全軍的勇敢與否，全看我同趙勇敢不勇敢，請你不要堅持你的反對意見。」譚人鳳於是不再說話。 原定的計劃，並不是由選鋒單獨作戰，而是由選鋒發難，由新軍、巡防營、警察訓練所的師生、會黨、民軍、海軍一齊響應。 新軍方面的工作，早就有趙聲與已故的倪映典奠定了基礎。洪承點於安慶之役失敗以後南來，也多少作了若干聯絡工夫。姚雨平與張六村（淥村）、劉古香都作過陸軍中學及其後身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於被開除以後繼續留在廣州積極活動，頗吸收了一些速成學堂的第一期與第二期的學生。這些學生在畢業以後都當了新軍的軍官。在朱執信、張伯喬、鄒魯、姚壁樓、吳雨蒼等指導與協助之下，姚雨平等三人也聯絡了不少的學兵營與虎門講武堂的分子。學兵營的人，被分發到新軍充當正目、副目之流；而虎門講武堂的人，畢了業，都成了巡防營的軍官。尤其難得的是：有不少惠州嘉應州與北江各縣的同志不惜投到所謂「模範學兵營」，屈身為普通的學兵，以取得新軍棚長的資格。 巡防營除了有虎門講武堂的畢業生作為革命的基幹以外，鄒魯在戊申年（1908年）冬天及其以後也吸收了不少的同志，占全營的十之七八。這一役的前夕，清吏從順德調了巡防三營進省，其中十個哨長便有八個是革命同志，其餘二人，一人守中立，只有一人是絕對反對革命的。 巡警教練所的所長夏壽華，雖不是同盟會會員，卻十分同情革命。在他五百名學生之中，雖則有百分之四十是旗人，而其餘的百分之六十是漢人。趙聲說：「我有許多部下在裡面，這是我前次失敗以後，他們一時沒有出路，就投身進去的。」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不久，黃興的兒子黃軼歐與胡國梁、柳聘農，也經由陳方度介紹，投進了這巡警教練所。 在會黨與民軍之中，孫中山自從庚子年第一次廣州之役以來，便一向不曾失去聯絡。這一役，負這一方面的專責的是胡毅生（一名胡毅，胡漢民的堂弟）。 海軍方面，由李海雲負責。李海雲準備屆時冒充督署委員，帶領偽裝侍者袁玉雲，到一個軍艦上去，威脅管帶（艦長）反正，發炮轟擊水師公所。 女同志之多而熱心，也是前此各役所沒有的。同志們的妻與姊妹，能動員的差不多全都動員。陳璧君（此時已與汪兆銘訂婚）、陳淑子、胡寧媛、徐宗漢（其後於黃興進醫院開刀之時，自認為黃興之妻，對醫生簽字，不久便真地成了黃興的妻）、卓覺華、楊光漢的嫂嫂呂氏、徐進坤之妻某氏、何少卿、胡佩元、宋銘、黃莊漢翹、徐佩瑤、梁綺川、梁梅玉、廣妹、羅阿練、羅四妹等等，真是不勝枚舉。她們的主要任務，一是運輸軍械彈藥，二是偽裝各處的機關主婦與女傭。 原定的起義日期是三月十五日（4月13日）。可惜，一則是因為美洲與荷屬南洋的款子尚有一部分在途中，二則是日本與安南的軍火也有一部分不曾運到，三則是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發生了溫生才刺殺滿洲駐防將軍孚琦的案子，同一天又發生了吳鏡在廣州輪船碼頭因攜帶炸彈被捕，以致引起了清吏的戒備。於是，已經到達廣州的各同志便決定了改在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 溫生才本想殺死水師提督李准而一時未能下手，到了三月初十，才錯認孚琦為李准，用手槍打死孚琦於東門外咨議局的門口。這一件事，發生得太遲，反而妨礙了三月「十五日」之役的進行。本來，殺李準的任務，是統籌部在庚戌年十二月交給一個姓馮名憶漢的人去執行的。馮在辛亥年正月仍未「交卷」，黃興催促他，殺炸李準的事不宜距離發難的日子太近。馮陽奉陰違，回家鄉去休息，到了二月中旬，又到香港向統籌部要錢，說是因為「墮水染病」才回去休息的。趙聲罵了他一頓，他似乎很發憤，於是趙聲又給他錢，吩咐他：「最遲不要過二月二十日。」溫生才是嘉應州（梅縣）丙村人，在南洋怡保做工，聽過孫中山一次演講，便決心回國革命。他炸孚琦，完全是個人行動，不曾和別人商量過。黃興、胡漢民在報告書中說：「馮已大言誤事，而溫生才之勇俠，又未謀之黨人，一擊而殺孚琦，行事誠為卓絕。」鄒魯在《回顧錄》里說，溫生才曾經到了統籌部，見到黃興，黃興給了他「廣東毫洋拾元」（一百枚一角「小洋」，等於「大洋」七八元左右），叫他儘快去炸李准。他沒有下得手，又來統籌部見黃興，「黃責之曰『汝領廣毫十元，負責殺李准。李准尚在，（汝）有何面目相見？』溫返，無以自容，即用南洋攜回之手槍，獨自殺孚琦於廣州咨議局門首。」在這兩種說法之中，筆者以為黃、胡報告書較為可信。鄒魯那時候不在香港而在廣州，關於馮憶漢或溫生才與統籌部之間的交涉，只能得之傳聞，因此而把馮憶漢的賬寫在溫生才名下。馮憶漢向統籌部前後拿去的有幾百元，不只廣毫十元。 起義的日期既經改在三月二十八日，統籌部決定請黃興在三月二十五日先去廣州，布置一切，趙聲、胡漢民以下的其餘的人，全數在二十六、二十七兩日前往。 黃興如期到達，發現安南與日本方面的械彈在二十九日才能完全運到廣州，分發給大家，便決定了延期一天，改在三月二十九日起義。他打了電報通知香港統籌部。 到了二十六日夜晚，他又打了一個電報給統籌部，說「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這電報的意思是說：「省城的情勢不利於我，起義的事作罷，留在香港的若干人不可以北來。」情勢是怎樣的不好呢？兩廣總督張鳴岐調來了巡防營二營，扎在觀音山與龍王廟，居高臨下。很顯然，有人把起義的消息泄漏給張鳴岐了。 泄漏秘密的人，可能是陳鏡波。胡毅生與黃興均懷疑他是李准所雇用的偵探。胡毅生與宋玉琳都勸黃興再度改期。 黃興很灰心，認為一再改期，等於是把起義的事暫作罷論。於是，他一面打電報叫尚在香港的同志勿來，一面也命令已到廣州的人陸續離開，於是「趙聲部下」及其他單位先後乘船離開廣州。去香港的有三百多，黃興準備把械彈一概藏起，留作以後起義之用。他自己呢，感覺到一場大舉功敗垂成，非一死不足以報同志，於是決心獨力擔任刺殺李準的事。這樣，雖未能如期起義，能夠先殺李准，除去以後別的同志起義的障礙，也未嘗不是好事。 喻培倫和林時塽走來向他說，還有很多人留在廣州，而巡警早就奉令搜查戶口，他與其一人單獨行動，不如仍舊在三月二十九日起義。黃興答應他們，放棄獨刺李準的計劃，到時候和大家合力進攻總督衙門，殺張鳴岐。 到了二十八日，陳炯明與姚雨平也來找黃興，說：「又有順德三營被調來廣州，已到天字碼頭。所好這順德三營之中的十個哨長倒有八個是同志，很熱心，願意乘機反正。」黃興很高興，決計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大規模起義，時間定在夜間十二點（據劉揆一《黃興傳記》）不僅攻總督署，而且同時另分三路，一路由姚雨平統率，攻小北門，占飛來廟，迎接巡防營與新軍，一路由陳炯明統率，攻巡警教練所，迎接所中同情革命的二百多學生。一路由胡毅生統率，守大南門。 這樣決定了以後，黃興又打一個電報給香港統籌局，說「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意思是說：「局面好轉，你們大家通通都來。」 統籌部趙聲與胡漢民二人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夜間接到電報之時，由香港駛往廣州夜船已開。大批的同志，決不是二十九日的早船所能完全裝載的。因為，早船只有一條，而搭客甚多，船上的票位不是同志們所可以包得下來的。最快只能以一部分搭二十九日的早船走，其餘的搭二十九日的夜船走。夜船有好幾條，在夜晚開行，次晨到達廣州。 統籌部趙、胡二人於無可奈何之下，只得一面打電報給黃興，請他改在三月三十日起義，一面派譚人鳳隨著一部分同志搭早船走，到廣州就立刻找黃興向他說明。趙、胡二人自己與其餘的多數同志在二十九日晚上分乘兩艘夜船去廣州。他們之所以不搭早船走，因為趙在廣州當過標統，胡是廣州本地人，中過舉，教過書，廣州各界認識他們的人太多，也都知道他們是革命的首領。 譚人鳳在二十九日的下午到達小東營黃興的機關，看見機關里已經聚集了很多人，束裝待發，黃興坐在中央，在忙著分配槍支、子彈、炸彈、大刀。 譚人鳳向黃興說：「請你休息一下，我有話和你談。」黃興不理，仍舊辦他的事。譚人鳳只得當大眾的面向他報告，香港方面收到電報太晚，來不及搭昨天的夜船，而今天早船只有一條，大部分的同志只能搭今天的夜船來，明天早上才能夠到。 黃興聽得不耐煩，頓腳，向譚人鳳說：「老先生，請你不要亂我的軍心！」 譚人鳳不敢再堅持，便也把長衫脫了，綑紮一番，要求加入。黃興說：「你年紀大了，以後的事還要人辦。這個是決死隊。請你不要去。」譚很生氣，說：「你們敢死，我就怕死麼？」黃興只得也給他兩支手槍。沒有一會兒，大家忽聽到砰的一聲，原來譚人鳳不內行，手指碰了扳機。所好，槍彈飛向屋頂而去，不曾傷人。也沒有警察來盤問。黃興走下座位，從譚的手中把兩支手槍搶回，說：「先生不行！先生不行！」 按理，黃興這時候應該早已接到了香港的電報，為什麼不肯把起義的日期改在三十日呢？ 原來，在二十九日的早晨，又出了事！有兩個機關被警察於挨戶搜查之時查破。這兩個機關，一個是謝恩里的，一個是二牌樓的。謝恩里的機關是「革命軍總糧台」；被查破之時，饒輔廷在內被捕，其後就義。二牌樓的機關是趙聲的預定寓所，已經有了宋玉樹等蘇、皖兩省的同志住在那裡，僥倖他們恰好不在家，不曾被捕。 到了下午，鄰街的一個機關也被查破，捕去了八人。因此之故，黃興又臨時再把起義的時間由夜裡十二點鐘提前到下午五點半。不等到五點半，在五點二十五分他就領了同志出發！ 黃、胡二人在報告書中沒有把三個機關被破的事說出來。黃興自己在民國元年黃花崗先烈追悼會的演說辭中，也根本沒有提起。曹亞伯在他的《武昌革命真史》之中「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一章，輕描淡寫地帶了一筆於「乙」節，「槍械之購運及分派」。筆者謹藉此機會，把黃興的苦衷表明。 革命的行動，在本質上是九死一生，拚命的事。事前，不妨小心籌劃，期其必成；到了時急迫，也只得以生命為賭注，成敗在所不計，顧不得了許多。起義的日期，已經從十五日改到二十八日，從二十八日又改到二十九日，一改再改以後，又一度宣布了暫停舉行，把三百多人遣回香港，在這三百多人去了香港以後，卻又決定仍舊在三月二十九日起義，叫留在香港的都來。改的次數，的確已經夠多的了，況且在二十九日的上午，有兩個機關於警察挨戶搜查之時被查破。 黃興當機立斷，與其為了等待香港的同志而坐視其他機關之一一被查破，不如索性在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點半鐘痛快地干一干。 倘若在四路之中，除了黃興的進攻總督署的一路以外，姚雨平、陳炯明與胡毅生所分別率領的三路能夠一齊動作，則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可能不會失敗。然而這三路都不曾動作。因此，事後黃興、胡漢民在報告書中，對於姚雨平、陳炯明、胡毅生便頗有責備之詞。姚在三月三十日因無辮被捕，於若干天以後由吳雨蒼以「平遠公會」的名義保釋出來，到了新加坡，才看到黃、胡二人的報告書，便分別寫信給黃興、胡漢民、陳炯明、胡毅生，要求他們都來新加坡，約集各方同志，開一個評判大會。這時候，黃興、胡漢民二人已經多多少少知道了姚、陳、胡三人的委屈，而各方同志也主張化除誤會，於是這評判大會便始終沒有召開。 他們三人的委屈是什麼呢？筆者從曹亞伯及別人的記載中，略為集得了一些間接的史料，在此代為說明。（陳炯明晚節不終，可惜而不足惜。但是，他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未曾行動，是另一件事，我們也應該交代個清楚，不可與他的晚節混為一談。） 原來，香港方面在二十七日打來的電報，叫改在三十日起義，不僅黃興看到了，陳炯明也是知道的。陳炯明跑去告訴胡毅生，說：「改期了，改在三十。」 胡毅生在二十九日的下午三時，也聽到有人告訴他，說：「黃興已經決定，倘若官兵不進到（小東園）屋子裡來搜捕，他可以相機等待（香港）來的大眾。」胡毅生輕信人言，就跑到自己在城外大川圳的機關，叫自己所率領的選鋒不要進城。 姚雨平似乎並不曾看到香港方面的電報，或是雖則看到了而知道黃興不想把起義改在三十日。姚在二十九日的上午，已經在他的機關「嘉屬會館」，集合了新軍與巡防營的「選鋒主要人」，面授發難方略，同時派了吳雨蒼去了始平書院，拿了黃興的條子領槍支炸彈。吳雨蒼領不到，回來嘉屬會館，向姚雨平報告。姚雨平又派郭典三去，仍舊領不到，空手回來了。姚雨平十分著急，就親自偕同郭典三與另外兩位同志（黃嵩南和邱錦芳），到小東園找黃興。黃興派了陳其尤，陪姚等三人又去始平書院一次，姚這才領到槍支炸彈，裝好，雇了四乘轎子，抬向嘉屬會館，走到城邊，歸德門已經關閉。姚等進不了城，只得又把槍支炸彈抬回始平書院，交還。姚等三人每人取一支手槍，步行到雙門底，想迎接巡防營的大批同志而見不到他們，而且這時候已經是下午黃昏時候，革命軍已經起義而敗散了。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點二十五分鐘，黃興率領革命軍選鋒一百三十人，從小東營機關部出發，向兩廣總督衙門前進。 吹螺角的有四位同志，其中一位姓名今已無考，其餘的三位是林時塽、何克夫、劉梅卿。他們四人左手拿著螺角，吹出嗚嗚然的悲壯聲調，右手拿著手槍，身上掛了刀，背了炸彈，臂膀上纏有白布。跟隨他們的，都是一樣地短裝打扮，扎了褲腳，有手槍，有炸彈，有刀。朱執信本不是選鋒，他穿著長衫來到了小東營，自動加入，一時沒有短裝，便剪去了長衫的下半截，夾在隊伍中走。 迎面來了三個巡警，意圖盤問，被革命軍打死一個，趕走了兩個。 革命軍到達總督衙門的門口，有幾十名衛隊守住。革命軍向他們喊話：「我們為中國人吐氣。你們也是中國人，如果贊成，就請舉手。」衛隊不答話。林時塽與兩三位同志衝鋒，先用炸彈，後用手槍，打死了衛隊管帶金振邦與幾名衛兵，攻進二門，多數的衛兵退入衛兵室，少數的衛隊在二門還擊，被革命軍打散。黃興本人與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由側門衝進，轉入大堂、花廳、內室，不見一人。總督張鳴岐已經和眷屬、僕從由後面溜走（溜去了水師行台）。黃興等人見裡面起火，回到大堂。遇見衛兵一排，對他們放槍，黃興藏身在柱子後邊還擊，雙手各持一槍齊放，殺死了幾個衛兵，衝出。出了東轅門，李準的衛隊已到，以「跪倒」的姿勢對他們迎擊。林時塽向他們喊話。話沒有喊完，腦部已經中彈，仆地陣亡。除他以外，在總督衙門內外陣亡而姓名可考的，另有杜鳳書等九人。 黃興右手斷了兩指，腳上也有輕傷，黃所率領的選鋒，據黃自己回憶，本已留有一隊交喻培倫率領，守住總督衙門門口，此刻已無蹤影。事實上，喻的任務，是攻打總督衙門的後邊。莫紀彭在《廣州血戰筆記》里說，喻帶了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炸破了衙門的後牆進去，衙門裡已無一人，找黃興也找不到，在衙門旁屋找到了十幾個同志，帶去大石街。 黃興的大隊，與李準的衛隊交鋒以後，分散為若干小隊。其中，除了這十幾個被喻培倫帶走的以外，黃興自己已經帶了十幾個人，包括朱執信、方聲洞、華金元、阮德三、徐國泰、羅仲霍、何克夫、李子奎、鄭坤，想走出大南門，去迎接巡防營。他們走到雙門底，遇到幾百名巡防營的兵迎面而來。在距離只有一丈左右之時，對面的軍官用廣東話說了幾句，方聲洞扳動手槍，將他打死，雙方互射了一陣，打死了巡防營的兵十餘名，方聲洞與華金元、阮德三陣亡，徐國泰、朱執信二人負傷。徐國泰被俘，其後就義；朱執信逃到附近的一個學生家中，出險。 方聲洞　1902年兩度赴日留學，翌年在東京參加「拒俄義勇隊」。1905年加入同盟會，任中國留學生總代表、同鄉會議事部長。辛亥廣州起義前夕，寫《稟父書》：「夫男兒在世，當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鬥而死，亦大樂也。」在給妻信中說：「為四萬萬同胞求幸福，以盡國家之責任，則吾為大義而死，死得其所，亦可無憾矣。」起義爆發，殺死哨兵20餘人，終因背部負傷、胸前中彈而死。 被方聲洞打死的軍官，是溫帶雄。他是最熱心的革命同志之一。他所率領的兵屬於順德三營的先行一營。他與另一同志、哨長陳輔臣，在三月二十九日的下午，親自到城內買了白手巾三張，回到營里，分發給兵士。他命令大家提前吃晚飯，準備在飯後五點半鐘的時候出發。 這時候，剛好李准派了傳令兵來，叫他進城打革命黨。他說：「這是天授的機緣，讓吾黨成功。」他把傳令兵扣留，下令全營整隊進城。 他計劃出其不意，把部隊開到水師行台（水師提督的行營），活捉李准。因此之故，他暫時不叫大家把白布纏在臂膀，以便順利地進入大南門，進入水師行台。 走到雙門底，他的這一營與臂纏白布的十幾個革命黨人相遇。他用廣東話向他們說：「兄弟，兄弟！」他的兵，也有十幾位同時在喊：「兄弟，兄弟！不要走開。」可嘆的是，方聲洞不懂廣東話，又見到他們臂無白布，舉起手槍就打。打死了他，同時也消滅了這次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成功機會。 雙方互射了一陣，黃興的十幾人，死了三個，被俘了一個，其餘的被衝散，只剩下黃興一人，藏身在附近的一家洋貨店裡，以門板為掩蔽，繼續向外射擊。 十幾分鐘以後，溫的兵士群龍無首，散走。陳輔臣在行軍的行列之中擔任殿後，聽到槍聲，伏在地上，因此而不曾被打死。他無法走到前面，向黃興等人解釋。他和溫帶雄均不認識黃興，而只是久仰其名。 溫的兵士散走以後，黃興被洋貨店裡的一個小夥計送到五仙門直街（出大南門），雇了一個小艇，渡了珠江，到了「河南」的東頭，上岸步行，在九點鐘左右經由漱珠橋到了溪峽，摸索到貼了紅對聯、偽裝辦喜事的一個革命機關「胡宅」。住在這個機關之中的，有女同志徐宗漢。一會兒，徐宗漢從外邊回來，替他洗了、裹了創口。第二天早上，徐宗漢出去買藥，剛好遇到趙聲。趙聲此時從香港乘船來到廣州，聽說革命軍已經在昨天起義失敗，正在到處找機關，找同志，一時迷了路，走到溪峽，和徐宗漢碰上了。徐宗漢把趙聲帶回「胡宅」。趙、黃二人相見，抱頭大哭。兩人談了許多有關善後的事。到晚上，趙聲先搭夜船去香港，黃興在四月初一的晚上搭船，由徐宗漢陪著他走。 何克夫、李子奎、鄭坤三位同志，在雙門底與巡防營交鋒，被衝散以後，走到觀蓮街，與清兵的「中協」何品璋相遇，李子奎一槍打死何品璋。他們繼續走，走到寺前街，又遇到一百多名巡防營的兵，打了一陣，李子奎中彈，走到高第街，仆地而死。鄭坤也負了傷，出了大南門，進入一家店鋪，店主人不僅趕他走，而且大聲嚷叫，說他是賊。他一時情急，奪了這店主人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從容不迫地走到戲院去看戲，看完了戲，安然脫險。何克夫也出了大南門，附近有他的一家親戚，他便走進這親戚家，住了三天，脫險。 徐維揚率領花縣的會黨同志四五十人，於追隨黃興攻到總督衙門之時，奉命去小北門，迎接新軍的同志。他們走不了多久，有大隊敵兵分兩路殺來。徐維揚也把同志分為兩路去迎敵。第一路由他自己率領，迎戰水師行台之敵；第二路由徐滿凌率領，迎戰觀音山之敵。 徐維揚自己所率領的第一路，走到司后街，與水師行台來的敵人交鋒。打了一會兒，敵人退保水師行台。徐維揚留下若干人，自己帶了其餘的人由小東營、都府街、舒榮街、二牌樓，繞到敵人的後邊，對水師行台夾攻。不幸，敵人的援兵已到，徐部攻不下水師行台，轉戰到附近一處地方，遇見李文甫等幾個人。李文甫是首先攻進總督衙門的數人之一，極其勇敢，不知何時與黃興的大隊相走失，此時便加入徐維揚的隊伍，共同走向飛來廟，企圖奪軍械庫，終因寡不敵眾，敗退下來，徐維揚帶了七個人走到三元里，回到城西，只剩下他自己與徐懷波二人。徐佩旒等六人奉徐維揚之命回鄉養傷，他們到了高塘車站便被俘，其後就義。在徐維揚的花縣同志之中，除了徐佩旒等六人就義以外，另有徐廣滔等四人在總督衙門陣亡，四人於水師行台之戰被俘（其後被人保釋了出來），兩人在軍械庫之戰負傷，而徐滿凌所分統的各人尚未計算在內。李文甫於散後，帶了幾位同志由北校場向東南走去。李本人被俘，其後就義。 徐維揚部，由徐滿凌所率領的第二路走到德宣街口與敵人交鋒；退到蓮塘街，和敵人巷戰。有一位同志江繼復陣亡。徐滿凌帶了一位同志走進大石街的機關部，遇到莫紀彭。莫紀彭是在下午四點鐘左右，回到大石街機關部，勸宋銘與莊漢翹兩位女同志和兩個童子趕緊離開的。她們兩人不肯走，莫紀彭向她們說了很多話，又寫了一封絕命書托她們轉交一個朋友，同時又把照料老母親的事付託她們，她們這才依依不捨而去。因此之故，莫紀彭花費了很久的時間，正想回小東營，追隨大隊出發，而大隊早已打過了總督衙門，分成若干零星小隊，其中之一的徐滿凌隊已經走到蓮塘街與大石街來了。 徐滿凌與另一位花縣同志，進入大石街機關部，見到莫紀彭。莫紀彭不知道他們的姓名，在《廣州血戰筆記》中說：「俄而有二花縣人色如灰土，搶入室內。」莫紀彭和他們談了一陣，才知道黃興的大隊已經打過督署。這時候，外邊的槍聲、炸彈聲轟成一片。 一會兒，聽到外邊有號筒聲，又有宋玉琳和別人的辯論聲，喻培倫在大聲喊叫：「凡是同志，快些出來助戰。」莫紀彭與徐滿凌及另一位花縣同志，走出來，看見宋喻二人。 喻把號筒交給莫紀彭，請他帶路（因為莫是廣東人，而喻是四川人）。他們一行四人，莫、喻、徐及另一位花縣同志，在快要走出大石街之時，聽到觀音山上的敵兵正向著蓮塘街用排槍密射，蓮塘街傳來「呼痛聲」、「絕命聲」與「倒地聲」。這些正在犧牲中的同志，便是徐滿凌帶來的「第二路」的人，和喻培倫從總督衙門旁屋帶來的，籍貫也是屬於花縣。（事實也許是：喻所帶來的，與徐滿凌所帶來的，不是兩批，而是同一批。待考。） 莫紀彭等四人，聽到屋頂上有人抽拔炸彈引線的聲音，也聽到有槍彈打在瓦片上的聲音。喻培倫說，「屋頂上已經有同志在用炸彈和敵人交戰了，我們快點上去。」莫紀彭便和徐及另一位花縣同志，回到大石街機關，取出兩張梯子，走到街中，然後四個人都從街邊爬上了屋頂。 到了屋頂之上，於敵彈密集之中，見到前面屋上有一個「穿雪白羅衣之美男子，正在用炸彈向敵人摔擲」。一會兒，美男子招呼他們向前，他們便奮勇跳到美男子的身邊，以短銃（手槍）助戰。美男子說：「銃子的槍彈打不到敵人陣地，你們該留起來，以後用。」莫紀彭問他的姓名，他說：「姓劉，名梅卿。」 劉梅卿的身旁，有一個竹筐子，筐子中還剩下有半筐的炸彈。劉梅卿說：「我在這裡摔炸彈，無非是壯壯聲勢。倘若炸彈摔完，敵人就要下山來了。請你們下去，再多拿一些炸彈來。」莫等四人，只得向這間屋子底下的老百姓要梯子。老百姓很躊躇，莫紀彭用銃子逼著他，他才拿出梯子來。（機關部的兩張梯子，已經丟棄在大石街邊。） 他們四人從梯子上爬了下來，恰好成了敵兵射擊的目標。因為，這條街不是大石街，而是蓮塘街。蓮塘街與觀音山成垂直線，他們四人被敵兵看得清清楚楚。 莫紀彭、喻培倫等四人挨著牆邊走，一面走，一面高呼：「快拿炸彈來！快拿炸彈來！」卻聽不見有人答應，過了一會兒，又喊：「快拿炸彈來！快拿炸彈來！」仍舊沒有人答應。 天色已經由黃昏而進入黑夜，山上來的槍聲漸漸稀疏，屋頂上的炸彈聲也入於沉寂。劉梅卿在把炸彈摔完以後，也爬了下來。 他們回到了大石街，宋玉琳還站在那地方。但懋辛坐在石階上，左手提了大刀，右手鮮血直流。莫紀彭問他是否中彈。他說：「老喻用刀砍我。」莫再問喻，喻不說話。（事後，莫紀彭才知道，當天但懋辛認為準備不夠，主張延期起義，而且把喻培倫裝好的炸彈推了幾十枚到井裡去。喻培倫恨他，以為他有二心，因此就砍他一刀。）究竟，同志仍舊是同志。但懋辛仍舊和熊克武等人跟了喻培倫去攻總督衙門的後邊，也跟喻培倫來到了這大石街機關部。 莫紀彭點了一點在場的人數，一共有二十四五位：莫、喻、宋、但、劉梅卿、徐滿凌、十五六位花縣同志、幾位外省的同志（可能包括有熊克武、宋教仁）。大家集合在一起，公推喻培倫為領隊。 大家尚未出發，有兩位順德縣的同志從橫巷走出來，會合在一起。喻培倫吩咐莫紀彭到蓮花街陳炯明的分機關，倘若裡面有人，不妨請他們出來參加。 莫紀彭進入蓮花街，找到了陳炯明的分機關。（陳炯明的總機關在司后街。）分機關里僅有何少卿與胡佩元兩位女同志。她們請他喝茶，談了幾句話。莫紀彭勸她們儘快在明天早上搬走。 莫紀彭走出來，向逃難的老百姓借了一個燈籠，再回到大石街。這時，喻培倫已經找到了一大籮的炸彈，叫兩個人抬著，跟在他的後邊。喻培倫說，「姚雨平專任新軍部分，到現在還不曾見到新軍響應。」莫紀彭說，「新軍的人我也很認識。我們現在就去燕塘，好不好？」喻培倫與宋玉琳聽了，大為贊成。喻立刻用四川話大聲頒發命令，「我們這一隊向東門進發！」莫紀彭也用了廣東話，把喻的命令翻譯給花縣的同志們聽。 大家走出了大石街口，進入華寧里。華寧里有一個巡警小衙門。莫紀彭見到有一個偵探匆匆忙忙地跑進去，一會兒便有一排槍從裡面射了出來。莫紀彭靠在牆邊用手槍還擊，打了足有半個小時，因此，便和喻培倫等幾十個人走失了，剩下自己一人，轉而北向，想繞過這小衙門去追尋喻培倫等同志，但他的燈籠早已不在手中，於黑夜之中摸索，竟然走到小北門，被衛兵喝阻，才知道自己是走錯了路。他想起巡警教練所所長夏壽華曾經對革命表示贊成；自己不認識他，有一個姓陳的認識他。能找到這姓陳的，去把夏壽華及其學生策動出來，再向燕塘的路上走，豈不甚妙？ 莫紀彭走到那姓陳的旅館，見到了袁沛之。他問袁沛之，陳某人住在幾號房間？袁說：「就是隔壁的一間。」莫紀彭隔著板壁叫陳，陳裝作不曾聽見的一樣。莫紀彭知道這樣的人，決不可能肯在這個時候陪他去巡警教練所，只得算了。 宋玉琳在華寧里和清兵激戰到槍彈用光，被俘，其後就義。 喻培倫與徐滿凌等人，在和莫紀彭相失以後，不認識路，走不出東門，卻被路人引到倉邊街，遇到巡防營，又打了一陣，且戰且走，碰到了李德山，一齊糊裡糊塗地走到大北門高陽里口，又遇清兵四百餘人。他們只得闖進一家「源盛米店」，用米包作沙包，抵抗清兵，直到第二天下午，打死了清兵一百多。清兵的指揮者，是李準的得力部將吳宗禹。兩廣總督張鳴岐聽說清兵攻米店攻了一晝一夜，攻不下來，親自下命令燒街。 在米店被燒到之時，革命同志突圍而出，徐滿凌與李德山二人被俘，其後就義。徐熠成、徐培添、徐日培當場陣亡，徐容九負傷，回到家，傷重而死。徐茂振、徐茂均、徐茂燎、徐金爐四個人，於突圍以後走到二牌樓華慶里，被清兵包圍，又抵抗了一天一夜，徐茂燎陣亡，徐茂振等三人爬上屋頂，由屋頂退出，脫險。 徐茂振等三人，是三月二十九日一役之中，作戰到最後的三個人。當他們脫險之時，已經是四月初一日了。 喻培倫是怎樣就義的？有兩種不同的傳說。第一種傳說，說他被俘就義。曹亞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說：「喻培倫訊時，自認為王光明。『王光明』者，四川語『無是公』也。述其制炸彈之精及革命宗旨，對問官曰：『學術是殺不了的，革命尤其殺不了。』」第二種傳說，說他在米店被燒之時，用炸彈自殺。莫紀彭在《廣州血戰筆記》里說：「後聞諸花縣某君雲，『喻隊自失落後，左衝右突，不能越城牆出。天明後，吳宗禹率兵來攻，喻乃入元盛米店，聚米包為壘，惡戰三時，全隊幾覆。喻到急時，以炸彈自焚。』世所傳高陽里元盛米店之劇戰，即喻最終之奮鬥處也。」 關於其他幾位四川同志的情形，我們現在所能確知的也極少。饒國梁是走到大北門，才與別人相失；由於不認識路，而走進了清兵的營盤被捕遇難。熊克武與但懋辛均於受了重傷之後脫險。另一位四川同志秦炳，是廣安縣人，在大石街陣亡。 福建同志在這一役犧牲的，就胡漢民在民國十二年（1923年）九月所列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碑上的而言，共有十九位，其中有十位是連江縣人：陳清疇、羅乃琳、卓秋元、胡應升、黃忠炳、王燦登、林西惠、陳發炎、劉六符、魏金龍。有四位是閩縣人：林覺民、林尹民、陳與燊、劉元棟；五位是侯官縣人：林時塽（文）、方聲洞、陳更新、馮超驤、陳可鈞，這九位，除了馮超驤被胡漢民寫作籍貫「福建南平」以外，其餘八位，都寫作籍貫「福建閩侯」，原因是：閩縣與侯官縣於民國成立以後，已合併為「閩侯縣」。 林覺民　少時厭惡科舉，後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1911年初得黃興來信，歸國約集福建同志響應廣州起義。4月24日夜寫《絕筆書》，痛言為正義而死，「大有補於全國同胞也」。27日因受傷而被捕，從容就義，時年24歲。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四川三位，福建十九位，加起來，已有二十二位。碑上其餘的五十位，是三位安徽人：懷遠縣的程良、宋玉琳、壽州（壽縣）的石德寬；六位廣西人：平南縣的林盛初、韋樹模、韋榮初、韋統鈴、韋統淮與羅城縣的李德山；四十一位廣東人。 在四十一位就義的廣東同志之中，花縣的最多，有十八位之多，而且除了曾日全與江繼復二人以外，都姓徐：徐佩旒、徐禮明、徐日培、徐廣滔、徐臨端、徐茂燎、徐松根、徐滿凌、徐昭良、徐培添、徐應安、徐熠成、徐保生、徐廉輝、徐容九、徐進炲。 其次是南海，有七位：游壽、周華、陳春、杜鳳書、余東雄、羅坤、黃鶴鳴。 再其次，是開平與梅縣，各有兩位：開平的勞培、李雁南；梅縣的饒輔廷與周增。 其餘的，一人屬於一縣，共有十二位：肇慶的李炳輝、東安的李晚、增城的郭繼梅、清遠的李文楷、吳川的龐雄、大埔的陳文褒、東莞的李文甫、番禺的馬侶、海豐的陳潮、惠州的羅仲霍、蕉嶺的林修明、興寧的張學齡。 在碑上列有姓名的七十二烈士以外，尚有若干烈士，他們的姓名被遺漏了。原因是，截至民國十二年九月胡漢民寫碑文之時，這幾位被漏列的烈士，姓名事跡尚未被胡漢民及鄒魯等查證清楚。其中，有五位其姓名已見於曹亞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之中：在雙門底陣亡的華金元、阮德三，負傷而被俘犧牲的徐國泰，在澳頭因運械被捕的陳甫仁及同案株連的嚴確廷。 在碑上的七十二烈士之中，有三人顯然不曾於四月初四日葬在黃花崗：一是四月初五六左右才被捕的陳春，二是四月初八才就義的饒輔廷，三是回到家中才因傷重而去世的徐容九。 七十二烈士的名稱，是專指潘達微同志經手葬在黃花崗的烈士的數目而言。潘達微於此役剛剛結束，清吏仍在多方搜捕革命黨人之時，不避危險，挺身而出，向幾個善堂一再接洽，要求他們准他自己籌款買地買棺，感動了這些善堂的董事。董事們劃出「紅花崗」的一片好墳地，不收他的錢，也買了比較好的棺材，交給他。他自己並不是有錢的人，用借來的幾十元送給工人，把各位烈士身上的鎖銬枷鐐一一打開，也監督了這些工人，將棺材深深地埋葬。墳地是微斜的山坡，潘達微把烈士的棺材分成四排埋葬。他認為「紅花崗」三個字不足以顯出諸烈士的悲壯志節，改稱它為「黃花崗」。從此，中國的史書與地圖上有了這「黃花崗」三字。 就義於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姓名不見於胡碑而事實上可能是葬在黃花崗的，筆者於上文之中已提起了華金元、阮德三、徐國泰。姓名見於胡碑而事實上不可能是葬在黃花崗的，為陳春、饒輔廷、徐容九。 陳春、饒輔廷、徐容九，雖不曾葬在黃花崗，其為烈士正與葬在黃花崗的七十二位相同。 參加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僅就隨同黃興從小東營出發的而論，已有七十餘人；沒有從小東營出發，而就近直接從各處機關出來參加的也有若干。事後，生還的寥寥可數。可見就義的決不止七十二或七十五之數。 例如韋雲卿，在供詞之中自稱是廣西南寧人，年三十八歲，在安南入黨，約了十幾位同志於三月初十日啟程，二十七日到香港，在二十九日隨黃興攻入總督衙門，最後守狀元橋（高陽里口）的（源盛）米店。 與韋雲卿同樣，從安南回來參加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力竭被俘而慷慨就義的，尚有羅進、羅聯、羅遇申、陳才、陳福，一共五位。從新加坡回來而就義的華僑，也有一位：羅干。 到了民國二十年（1931年）十月，胡漢民在黃花崗立了一塊「第二碑」，把韋雲卿等六位從安南回來的烈士，連同羅干與筆者上文所述的徐國泰、華金元、阮德三、陳甫仁、嚴確廷；再加上一位在佛山之南樂從鎮起義陣亡的張潮——一共十三位，都刻了姓名、籍貫於這第二碑之上。 然而，在第二碑刻好與立好以後，大家又發現了一位烈士的姓名：李祖恩。李是廣東翁源人，於進攻總督衙門以後，在龍川口被俘就義。於是鄒魯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加立一碑，碑的正面刻一篇文章：《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碑陰刻上八十六位烈士（包括李祖恩）的姓名、別號、籍貫、年歲、職業、如何就義、地點、日期。 周天固《黃花崗革命史話》轉錄了睦雲章先生的說法，除了上述的八十六位烈士以外，增列出三十八位。這三十八位是： （一）郭大旺，福建連江。陣亡。佐證：鄭烈《林文將軍傳》。 （二）郭某某，福建連江。陣亡。佐證：同上。附註：鄭烈想不起這位的名字。 （三）郭增興，福建連江。被俘就義。佐證：黃、胡報告書，鄭烈《林文將軍傳》。附註：「審查會」以為「須一詢閩中舊同志與於是役者」，而鄭烈正是與於是役之閩中舊同志。 （四）郭炎利，福建連江。被俘就義。佐證：同上。附註：同上。 （五）郭天才，福建連江。被俘就義。佐證：同上。附註：同上。 （六）郭鈿官，福建連江。被俘就義。佐證：同上。附註：同上。 （七）陳汝環，四川廣安。被俘就義。佐證：饒國梁供詞、譚人鳳「烈士名冊」及當時報紙。附註：「審查會」以為「須另多詢當時與事之人」。 （八）梁緯，廣東南海。佐證：譚人鳳「烈士名冊」、梁被捕時照片、當時報紙。 （九）葉樹棠，江蘇六合。佐證：趙聲之弟趙光寫給中央黨史會的信。 （十）李慶孫，廣東南海。被俘就義。佐證：本人供詞。附註：「審查會」以為供詞中「李生」二字系李文甫假託。其實李慶孫這時候年紀僅有十八歲，所以被稱為李生。他自己說姓李名慶孫，系李慶春之孫。他是南海縣的河南區人，而李文甫是東莞人，年紀也比他大得多。 （十一）陳大發，福建。「殉國而死」。佐證：黃胡報告書、《黃花叢錄》。 （十二）陳孝文，福建。殉國而死。佐證：同上。附註：《黃花叢錄》寫作陳老文。 （十三）翁長祥，福建。殉國而死。佐證：同上。附註：《黃花叢錄》寫作翁天祥。 （十四）王文達，福建。殉國而死。佐證：同上。 （十五）林民增，福建。殉國而死。佐證：同上。附註：《黃花叢錄》寫作林茂增。 （十六）曾顯，福建。殉國而死。佐證：同上。 （十七）劉文藩，福建。殉國而死。佐證：同上。 （十八）虞金泉，福建。殉國而死。佐證：同上。附註黃、胡報告書作「虞全鼎」。 （十九）周團生，福建。殉國而死。佐證：同上。 （二十）吳順利，福建。殉國而死。佐證：同上。 黃花崗起義雖敗，但影響極大。如孫中山所言：「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圖為孫中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題詞。 （二十一）吳炎妹，福建。殉國而死。佐證：同上。 （二十二）吳七妹，福建。殉國而死。佐證：黃、胡報告書，《黃花叢錄》。附註：周天固《黃花崗革命史話》作「林七妹」。 （二十三）黎開，廣東。佐證：譚人鳳「烈士名冊」、《黃花叢錄》。 （二十四）王英。佐證：羅仲衡「烈士姓名表」。 （二十五）陳志。佐證：譚人鳳「烈士名冊」、當時報紙。 （二十六）李海書，湖南宜章。佐證：同上。 （二十七）趙耀珊，江蘇。佐證：羅仲衡「烈士姓名表」、譚人鳳「烈士名冊」。 （二十八）何天華，廣東。 （二十九）竇鴻書。佐證：黃興在「黃花崗周年紀念會」演講詞。 （三十）李君榮。佐證：同上。 （三十一）李全，廣東南海。佐證：《黃花叢錄》。附註：攻總督衙門中彈，回家自殺。 （三十二）朱荃，廣東茂名。佐證：同上。附註：攻軍械所後被捕，自沉於白鵝潭。 （三十三）趙宗賢。被俘犧牲。佐證：當時出版的《南風報》。附註：《南風報》說他是在師範學堂前犧牲的。 （三十四）黃森。被俘就義。佐證：同上。附註：同上。 （三十五）黃順基，被俘就義。佐證：同上。附註：同上。 （三十六）廖六。被俘就義。佐證：同上。附註：同上。 （三十七）李祺遠。被俘就義。佐證：同上。附註：同上。 （三十八）陳順。被俘就義。佐證：同上。 總結起來，犧牲於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的烈士，共有一百零四位，或是更多。（胡國梁在《辛亥廣州起義別記》裡面說，還有一個姓於的，原在香港統籌部管煮茶飯，來了廣州，臨時參加，「後來也就殉難了」。） 生還的人，除了黃興、何克夫、朱執信、莫紀彭、徐維揚、鄭坤、李應生（沛基）、鄭烈、熊克武、但懋辛、劉梅卿、黃軼歐、胡國梁、柳聘農，我們所已知的十幾位以外，其餘的人便不太容易查考了。為了崇德報功，我們實在也應該努力於這一項查考的工作。我曾在白雲山沙河鎮遇到一位，當時記下了他的姓名、籍貫、經歷在一本小簿子上。可惜，這一本小簿子，已在變亂之中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