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四六 刺攝政王
庚戌年三月初七日（1910年4月16日），同盟會會員黃復生與汪兆銘，因謀刺攝政王被捕。
攝政王的名字叫做載灃。他是宣統皇帝溥儀的父親，光緒皇帝載湉的弟弟，醇賢親王（老醇王）奕譞的兒子，慈禧太后的姨侄。光緒十六年（1890年），醇賢親王去世，他襲位為醇王（老百姓稱他為小醇王）。
光緒與慈禧在戊申年十月（1908年11月）相繼去世，溥儀入承大統，於是載灃便作了「監國攝政王」，大權獨攬。他用宣統的名義宣稱「軍國政事，由監國攝政王裁定，為大行太皇太后懿旨，自朕以下一體服從。」
他把袁世凱的軍機大臣免了，又在宣統元年正月把袁世凱的親信、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內調為郵傳部尚書。五月，叫他的弟弟載洵與薩鎮冰作「籌辦海軍大臣」，叫他的另一個弟弟載濤「管理軍咨事務」（等於是參謀總長）。宣統二年二月，他把自己所不喜歡的鐵良換了，以蔭昌為陸軍部尚書。
他已經是事實上的皇帝。在黃復生與汪兆銘看來，殺了他便不難推翻清朝。
黃復生，原名樹中，四川隆昌縣人，於乙巳年七月十四日宣誓入盟，那時候同盟會才開過籌備大會，還不曾舉行成立大會。丙午年（1906年），他繼丁厚扶與張治祥之後，擔任四川分會會長，奉孫中山之命，與熊克武回川，吸收同志，籌划起義。（關於在此前後，四川各地歷次起義的經過，附在第四十九章補敘。）在戊申年（1908年）年底之時，他已回到日本，和另一位四川同志喻培倫（雲紀），拜梁慕光為師，專心研究炸彈，極有心得，成為革命黨人中有數的專家。
汪兆銘在戊申河口之役既已發動以後，奉孫中山之命，去荷屬東印度（印尼）的帝汶島等處籌款，毫無所成，感覺到沒有臉再見孫中山，便不回新加坡向孫中山復命，而直接乘法國郵船北上，準備暗殺一個清廷大員，為個人雪恥，同時也可以為革命除去一個障礙。
孫中山一向認為革命應該是堂堂正正的舉動，而暗殺是下策。「敵之勢力未破，其造惡者不過個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黨人之良搏之，其代價實不相當。惟與革命進行事機相應，及不至搖動我根本計劃者，乃可行之。」有人把汪兆銘的心思透露給孫中山，孫中山立刻與黃興聯名打電報給馮自由（這時候黃興已經由西貢到了新加坡），叫馮自由於汪所乘的法國郵船經過香港之時，對他「堵截」。
馮自由完成了這項堵截任務，把汪精衛留了在香港一些時候。但是，過不了多久，他卻又偷偷地溜走，去日本找黃復生和喻培倫這兩位炸彈專家了。
汪兆銘去日本，便和黃復生、喻培倫、黎仲實、曾醒、方君瑛、陳璧君、胡寧媛等人組織了一個暗殺團。在日本住了相當時候，又回香港；回了香港，又去日本，其後仍回香港，在這一年之中，僕僕風塵，無非為了作暗殺清廷大員的準備。殺哪一個？在當時，卻還沒有決定。同盟會南方支部的書記一職，他似乎也就了，然而並無多大興趣。
最先去北京的，是黃復生與但懋辛，但懋辛是四川榮縣人，在乙巳年八月十九日加入同盟會。黃、但二位於己酉年（1909年）九月到北京，準備設一個「守真照相館」在琉璃廠火神廟西夾道，於庚戌年（1910年）正月初一開張，作為他們革命活動的掩護體。另外，在「東北園」也租了一所房子，作為住所與機關。十二月間，汪兆銘與黎仲實、陳璧君、喻培倫來到，共同積極進行。他們帶來的炸藥，是楊守仁在蘇格蘭買了、寄到香港或日本的。
他們最先想殺的人，是載洵。那時候，載洵由歐洲考察海軍完畢，乘火車歸國，在某一天到達前門外東車站。黃復生等六人事先做好了炸彈，這炸彈的外貌是一個鐵茶壺，由黃、汪二人帶到東車站靜候載洵下了火車，走出車站之時，向他摔去。（黃復生在《自述》之中，說是載濤與載洵同時考察完畢歸國，可能為傳聞之誤。）不料，當載洵將要出站之時，站內站外的大官太多，都是戴了紅頂子的。黃、汪二人認不出誰是載洵，怕炸錯了別人，於心不忍。因此，他們不曾動手，仍舊帶了鐵茶壺回東北園。
殺不了載洵，他們便想殺慶親王奕劻。奕劻的嗣父綿悌與生父綿性都是乾隆皇帝的孫子，慶親王永璘的兒子。論血統，奕劻與攝政王載灃只是遠房的叔侄。但是，奕劻自從慈禧專政之時，便已煊赫一時，是有名的大貪官。黃復生等幾位以為殺了這奕劻，也未嘗不是有助於革命的一件事。然而，奕劻戒備森嚴，他們下不了手。
最後，他們才決定了殺攝政王。鐵茶壺，他們覺得太小。於是，又由黃復生走到騾馬市大街，向鴻泰永鐵匠店定做了一個鐵罐，直徑一尺一二寸，高一尺左右，足足放了四十磅的炸藥在裡面。
他們打聽到攝政王每次上朝，要經過鼓樓大街，便準備把圓鐵罐放在鼓樓前面的短牆之下，到時候往下一推。沒料到，他們計議好了以後，鼓樓大街改修馬路，攝政王不再由鼓樓大街走。
另一條街，為攝政王每次上朝所必走的，是菸袋斜街。於是黃復生等人又想在菸袋斜街租一所房子，以便到時候從房子裡邊或屋頂上把圓鐵罐摔出來，或是埋它在大門內，靠街的地方。可惜，又租不到這麼一所房子。菸袋斜街並沒有空房子出租。
五個男女青年，為了革命，真是煞費心機。他們終於選擇了什剎海旁的甘水橋，這甘水橋距離攝政王府很近，是攝政王每次出來與回去所必經之處。而且，橋北有一條大陰溝，可以容一個人埋伏在裡面。將來圓鐵罐裝好在橋下，攝政王走到橋上之時，那末，埋伏在陰溝裡面的人便可以遠遠地接通電流，引起爆炸。
黃復生與喻培倫擔任埋圓鐵罐的工作，汪兆銘擔任臨時接通電流的工作。黃、喻二人在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1910年3月31日）的夜間，在橋下掘鬆了泥土。附近來了很多狗，大叫特叫，他們二人只得暫且停止。第二天的夜間，他們再去，卻沒有狗來，「異常清靜」。他們埋好了圓鐵罐，裝上電線。他們不曾料到，電線需要很多，所帶的電線不敷應用。第三天，他們買足了電線，在夜裡再去，把電線接好。看樣子，一切都妥當了。喻培倫從橋下抬頭向上一看，看見橋上蹲著一個人。（這個人，其實不是偵探，而是一個趕大車的車夫，他因為老婆有三天不曾回家，以為老婆躲在橋底下和情人幽會，特地蹲在這橋上，準備捉姦。）
喻培倫在橋下用日本話告訴黃復生：「橋上面蹲著一個人，我們的秘密被他曉得了。」黃復生吃了一驚，叫喻培倫趕緊去附近的清虛觀（道士廟）告訴汪兆銘，叫他離開。他們已經在清虛觀租了一間房，作為「騰挪」之用，因為東北園的房子距離甘水橋太遠。這時候黃、喻二人在橋下工作，汪兆銘留在清虛觀等消息。
喻培倫走後，黃復生躲在一棵大樹之後，注意橋上人的行動。果然，一會兒以後，他下了橋，用燈籠在橋下照了一遍，才走。這人走了，黃復生趕緊回到橋下，解下電線，圓鐵罐太重了，他一人搬不動，想轉開螺旋蓋，先把炸藥拿回去。他正在轉螺旋蓋，卻又聽到有人走近，便趕緊把電線紮成一捆，連同圓鐵罐，用沙去掩蓋，本人再退到大樹之後偷看。
這一次，來的不止一人。除了那個提燈籠的人以外，增加了警察一人，憲兵一人。燈籠，也增加了一個。他們又到了橋底下，到處照了很久，才走。
喻培倫 1905年留學日本，學習工科製造和藥物化學，為發動武裝起義，潛心研究炸彈製造，被譽為「炸彈大王」。1908年經吳玉章介紹加入同盟會。1910年，與汪精衛、黃復生等因謀炸攝政王載灃未遂，逃往日本。1911年春，參加廣州黃花崗起義，胸前滿掛炸彈，炸開督府後牆，又攻打督練公所，所向披靡，終因彈盡力竭，被清軍俘獲。他堅貞不屈，英勇就義，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後又被追贈為「大將軍」。
黃復生跑回東北園，與汪兆銘、喻培倫、黎仲實、陳璧君開了一個緊急會議。
緊急會議的決議，是：喻培倫去日本，再買炸藥；黎仲實與陳璧君去香港，籌款；黃復生與汪兆銘留在北京。
二月二十四日（4月3日），依照陳璧君的建議，黃復生與喻培倫又在清晨到甘水橋一次，看個究竟。黃復生由東向西，走到什剎海附近，遠遠地看見橋上站著三個扛槍的警察，只得停止前進。喻培倫乘了人力車，由西向東，像睡著了的一樣，「偏偏倒倒通過」，黃復生見到那三個警察對喻很注意，卻也並未攔車問話。黃復生在喻的車子走近之時，也裝作不認識。
二月二十五日，喻培倫啟程去日本，黎仲實與陳璧君去香港。
在二十五日的白天，便已有一位老同志到守真照相館來找黃復生。這一位老同志姓白名逾桓，湖北天門縣人，是在乙巳年十月十四日加入同盟會的，這時候已經化名為吳友石，在《帝國日報》當主筆。白逾桓說：「報上登載了什剎海的炸彈案子，你知道不知道？」黃復生說：「我因為照相館的事忙，連看報的工夫都沒有。報上說什麼？」白逾桓說：「前天夜裡，當地的警察發現地雷，不敢碰它，就報告了當局。當局請了日本技正去，才把罐子開了，取出炸藥。據說炸藥極多，倘若爆炸，北京城的一大半都沒有了！有人說，這是慶親王故意叫人埋的，藉以陷害肅親王善耆。也有人說是載洵、載濤從外國帶回來的。總而言之，謠言很多。各機關的偵探已經全數出動。——我看各位同志不妨避避風頭，犯不著牽連在內。」黃復生說：「我開我的照相館，與炸彈案有什麼相干？」白逾桓說：「近來留學生到北京來的，誰不是想活動個把小京官，那有肯開照相館來謀生的？你也不必騙人，反而騙了你自己！」
白逾桓說：「有一位程永生同志想和你談談，你肯不肯？」黃復生說：「他在哪裡？」白逾桓說：「在姚蓉初家。」「姚蓉初是誰？」「有名的妓女。」「那麼，就約他在晚上九點鐘好了。倘若過時候我不到，就請他不必再等了。」
程永生，原名家檉，是安徽徽州府休寧縣人，和孫中山在日本認識很早，是「青年會」、「拒俄義勇隊」與「軍國民教育會」的重要分子。他加入同盟會也極早，是現存乙巳、丙午兩年會員名冊之上安徽部分的第一名。同盟會成立以後，他曾經向大家報告，說：「肅親王善耆派人來疏通，願意拿出款子，我們不妨用這款子作為革命經費。」大家不僅不接受他的建議，而且從此對他開始懷疑。孫中山在暗中叫他不妨將計就計，索性去投奔肅親王，混在清廷裡面，等待機會。這一點，絕大多數的同志皆不知道。於是不久以後，他果然成了肅親王的幕友，而且很受親信。同志們還以為他真的變了節。
黃復生在白逾桓離開照相館以後，到東北園找汪兆銘商量。汪說：「程家檉是一個老同志，然而性格粗豪。萬一你們在妓女家裡說話稍不小心，漏出破綻，被偵探聽到了，反而不好。倒不如不去和程家檉會面。」因此，這一天的晚上，黃復生便沒有去妓女姚蓉初家裡。程家檉白等了一陣。
過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白逾桓又來照相館找黃復生，說：「警察已經在盧溝橋捉到一個人，槍斃。你知道不知道？」黃說：「不知道。」黃復生起初以為，讓清廷的幾位親王、郡王因炸彈案而互相懷疑，互相殘殺，未嘗不好。現在，有無辜的老百姓因此被殺，黃復生心裡感到難過，不過在臉上仍舊沒有表露出來。
同盟會的同志，在革命工作上照例是各干各事，互守秘密，非共作一事之人則絕不將秘密公開。倘若不如此，秘密就很難保持。然而正因為如此，黃復生與汪兆銘白白地錯過了獲得白逾桓與程家檉的協助的機會。白、程二人極想幫他們的忙，至少是救護他們出險，由於黃復生諱莫如深，忙就無從幫起。
到了三月初七日（4月16日）的上午十一點鐘左右，正當黃復生與汪兆銘在東北園的住所聊天之時，照相館的小工友達子走來，向汪說：「四老爺，四老爺，照相館有人請黃老爺去！」黃問：「有什麼事？」達子說：「為了什麼執照的事呢！」黃向汪說：「大概不會有什麼事吧？」汪說：「該沒有什麼事吧！」
黃復生跟達子走，走到琉璃廠大街，迎面來了一人，一把抓住黃的胸部衣裳，說：「你假鈔票用得好！」黃說：「我的事自己明白，你們不要不客氣。」他話剛說完，又來了若干人，有兩個分抓黃的兩手，別的人把他衣服剝了，檢查一遍，然後，雇一部騾車，把黃押解到總布胡同左一區警察局。
區長陸聽秋坐堂，把驚堂木一拍，說：「你是黃復生？」黃說：「是。」陸說：「你幹得好事！從速畫供。」黃說：「我犯了什麼罪？畫什麼供？證據在哪裡？」陸說：「好。請你休息一下。」
下午兩點鐘左右，黃看見局裡來了兩部車子，一部裝滿了東北園的家具雜物，一部裝了汪兆銘。這時候，黃曉得自己是死定了，心裡反而十分平靜，覺得很疲倦，告訴警察說想睡一會兒。警察搬來門板給他睡，他一睡就睡到半夜，被警察叫醒。
陸區長再度坐堂，態度比第一次溫和，說：「復生，你的精衛先生我也請來了，而且畫了供。」黃說：「我想和他見面。」陸說：「不可以。」黃說：「他的供詞在哪裡？為什麼不給我看看？」陸說：「這個，怎麼可以？」
黃看見陸區長的公案之上，放滿了電線、炸藥、手槍。這些，都是所謂物證。一會兒，傳來了鴻泰永鐵匠店的老闆。老闆指著黃復生說：「前些時，到我店裡定做鐵罐子的，不是你麼？」這位老闆，便是所謂人證。黃見到物證人證俱全，就侃侃而言：「連你也來了。我還有什麼話可說！」黃向陸區長要求自寫供詞，陸給他紙筆，讓他寫。
黃奮筆直書，寫到「此次之事，純予一人之所為，精衛不過客於予處」，陸區長說：「這一句要改。」黃說：「事實是這樣的，我怎可以攀誣我的好朋友呢？」陸說：「奇怪，精衛也說是他一人幹的。你一定不肯改，就照你的意思寫罷。」
的確，汪兆銘在他的供詞中也寫了下面幾句話：「……繼思於京師根本之地，為振奮天下人心之舉，故來。又自以平日在東京之交遊素廣，京師各處熟人頗多，不易避匿，故聞黃君有映相館之設，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家。黃君等皆不知精衛目的所在。相處月余，後見精衛行止可異，頗有疑心，故映相館有人辭去。」
汪兆銘在供詞之中借題發揮，痛駁「君主立憲」派的理論。「大抵各國之立憲，無論其為君主立憲，為民主立憲，皆必一度革命而後得之。所以然者，以專制之力積之既久，為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非摧去強權，無由收除舊布新之效故也。……今中國之言憲政者，或謂當以日本為法，或謂其君主大權過重，戾於法理，為不足學。吾以為前說固無足論，即後說亦徒為法理之空談，非事實之論也。吾敢斷言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未經變易，而貿貿然開國會以生息於君主大權之下者，其結果不出三種：一曰，國會為君主之傀儡。……二曰，國會為君主之魚肉。……三曰，國會為君主之鷹犬。……由是觀之，即如請願（召開）國會者之所期，其結果不出此三者。請願諸人，其果有樂於是乎？醉虛名而忘實禍，其罪通於天也。」
當時，清廷已一再宣布「預備立憲」。預備立憲的期限是九年，從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算起。以康、梁為首的立憲黨（政聞社）於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1907年7月17日）在東京開成立大會，被同盟會員張繼等人搗散。其後，政聞社的分子參加了清廷在各省所設的咨議局，以咨議局的名義派出代表，向清廷請願「早開國會」。汪兆銘的供詞，可算是避重就輕，不強調反清，而集中火力攻擊這些請願早開國會的人。
肅親王善耆是民政部尚書，民政部統轄全國警察，因此這炸彈案歸他主管。程家檉在他面前，替黃復生與汪兆銘說好話。他也親自看了黃、汪二人的供詞，忍不住對汪的洋洋大作，十分欣賞。
善耆向攝政王疏通，說「冤讎宜解不宜結」。攝政王本想置黃、汪兩人於死地，聽了善耆的話，就答應從寬，判以「永遠監禁」。善耆自己親自到拘留所里分別看了黃復生與汪兆銘一次。不久，在三月二十日這一天，又叫人把他們二人帶到他的王府，在客廳里閒談，從上午八點談到下午三點。他說：「我生平最愛讀《民報》。出一期，我讀一期。我當時曾說過，《民報》增刊『天討』所插的畫很好（指蘇曼殊所畫的翼王夜嘯圖、射孤圖等等）。我說，民黨內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民報》所標的三民主義，我猶稍嫌狹隘得一點。我想將來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將有大同的時候。不悉我這種主張，你們二位以為如何？」汪兆銘說：「兆銘和復生的主張，已在《民報》上披露。今天王爺所說，我等向來尚無此種觀念，不能作答。」善耆聽了，便豎起大拇指，說：「到了這個生死關頭，還能堅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
這一天，黃、汪二人被起解到刑部，正式入獄。和他們同時入獄的，有一位羅偉章（召勛），是守真照相館的「司事」。羅被判了十年。
他們三人在刑部監獄裡住了十七個月，因辛亥年武昌起義成功，資政院議員劉鴻岷、易宗夔等向民政部及刑部提出質問，而於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被釋放。汪兆銘於釋放以後，與袁世凱攀上交情（傳說與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也拜了把子、結為兄弟），又和袁的清客楊度共同組織了一個什麼「國事共濟會」，勸孫中山下野，捧袁世凱當大總統。黃復生卻在釋放以後去了天津，與居住北方的革命同志彭家珍、呂超、田桐、楊禹昌、張先培、稅紹聖等人，組織了「京津同盟會」，努力於支援革命軍、策動京津響應的工作。羅偉章的下落，待考；他本來就不曾參加刺攝政王的事，白白地陪了黃、汪二人坐牢。
黎仲實與陳璧君在香港聽到黃、汪被捕的消息，去了庇能（檳榔嶼）一次，籌款營救。陳璧君生在庇能，她的母親住在庇能。黎、陳二人回到香港，特地在九龍城外租了一座房子，住在一起，籌劃營救的事。喻培倫也從日本趕來，共同進行。李佩書也搬進去住。胡漢民從新加坡回香港，也常去那裡，秘密商談。胡漢民一向與汪是最好的朋友（到了民國十五年[1926年]才絕交）。汪在北上以前，寫了血書給胡，寫的是「弟今為薪，兄當為釜」。意思是，死容易，活著難，因為活著的人要繼續奮鬥，忍受煎熬。胡把這血書，一直藏在身邊。到了辛亥年廣州光復，才在「石錦泉部闖入水師公所」（索餉）之時，於倉促之中失去。胡在新加坡與馬來亞與黎仲實、陳璧君、趙聲、鄧澤如為救汪之事竭力募捐，只募得了少數款項，帶來香港。其後，黎仲實與陳璧君再去北京，想設法保黃、汪出獄。胡留在香港，不久應孫中山之召，到庇能（檳榔嶼）開會。開會的結果，產生了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