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四九　武昌起義（一）

在各省革命同志難以數計的屢次起義之中，惟有湖北同志在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所發動的武昌起義，一舉成功。然而，這成功並非偶然。 在敘述武昌起義之前，我必須先交代一個細節：雖則在事前事後參加武昌起義的同志，絕大多數是湖北人，卻也有若干外省人在內。其中，姓名可考的，以湖南人為最多，河南人次之，直隸（河北）、山西、四川、貴州、浙江，這幾省的人也有： 湖南——劉堯澂（原名復基），蔣翊武，黃興，龔霞初（詠簪），何海鳴，單道康，章裕昆，李抱良，李達武，羅定維，沈岳。 河南——李亞東，孟發成，錢芸生，徐萬年，王鶴年，張富國，陳獻斌，汪鶴年。 直隸——張廷輔。 山西——霍殿臣。 四川——熊克武。 貴州——王憲章。 安徽——章盛愷。 浙江——胡瑛。 武昌起義與四川保路風潮，有極密切的關係，與湖南的歷次革命運動，與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都是連帶著的。然而，它是徹頭徹尾由於湖北同志自發自主的努力而生的結果，源遠流長，波瀾壯闊，創千古未有之局。 遠在咸豐同治之時，便有興國州（陽新縣）一帶的義民，對太平天國熱烈支持。孫中山在日本及比、德、法等國鼓吹革命，湖北的留學生踴躍接受革命的洗禮。在興中會於戊戌以後，入於低潮之時，始終堅持革命信心，擁護孫中山的，在日本除了馮自由、鄭貫一、秦力山等幾位廣東與湖南的青年以外，便是湖北的吳祿貞與戢元丞（翼翬）、傅慈祥（良弼）了。到了孫中山開始新的革命組織之時，率先在比利時、柏林、巴黎參加「同盟會以前的同盟會」的，又什九是湖北人：賀子才、朱和中、胡秉柯、喻毓西、魏宸組、史青等。 吳祿貞　1898年冬受湖廣總督張之洞選派，赴日留學。1899年組織「勵志會」，並加入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1900年7月上旬，受孫中山之命回國組織長江流域起義。8月8日領導大通起義，失敗後，重返東京繼續在士官學校學習。1903年10月應黃興之約，赴長沙，策劃成立了華興會。1910年武昌起義爆發後，又組成「燕晉聯軍」，被推為大都督，後遭反動派暗殺。 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先後在乙巳、丙午兩年參加的湖北同志，姓名列在本部的名冊之上的共有一百〇六人。其中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籌備大會的一天加盟的，有田桐、曹亞伯、但燾、時功玖、匡一、余誠（仲勉）、蔣作賓、范熙績等二十人左右。參加七月二十日（8月20日）成立大會的，姓名不詳。在成立大會被選出的職員，屬於湖北籍貫的，有評議員田桐、曹亞伯。其後，於馬君武赴德、陳天華自殺以後，田桐與廣東籍的胡衍鴻（漢民）繼任執行部書記科的「職員」。匡一也在朱炳麟調充庶務科以後，繼朱炳麟之任。 同盟會的湖北分會會長，第一任是時功玖，第二任是張昉，第三任是陳鎮藩。這三人，皆未能回鄂就職。真正的第一任分會會長，是余誠。余誠在丙午年（1906年）某月回鄂，與劉靜庵密切合作，在劉靜庵所辦的江漢公學與遊學預備所主持教務。 劉靜庵之加入同盟會，是在丙午年二月十四日，由曹亞伯主盟。（實際經手介紹的人，可能是余誠，但名冊上不曾寫明。）他參加革命，比入盟的時候早。在甲辰年（1904年）五月科學補習所成立之時，已經是該所的一分子。不久，為了準備響應黃興所計劃的十月初十長沙起義，他被推負責運動馬隊。他正在馬隊中當書記（司書）。這馬隊，是所謂湖北新軍馬隊，為張之洞所創。馬隊的管帶（營長）是黎元洪。科學補習所被封若干天以後，劉靜庵被黎元洪開革。 劉靜庵搬到聖公會去住，以照料聖公會附設的日知會（書報閱覽室）為生。他慢慢地把日知會變成了一個宣傳革命的機關，藉以團結科學補習所的老同志，進一步吸收新同志。他在丙午年正月把日知會組織成一個正式的團體。余誠回湖北以後，這日知會便在事實上作了同盟會的湖北分會。 日知會於萍瀏醴之役發動了十天以後，在丙午年十月二十九日被查封。次月二十三日，朱子龍被捕於漢陽；二十四日，胡瑛與梁鍾漢被捕於漢口。接著，劉靜庵被捕於黃陂，張難先被捕於仙桃，季雨霖與李亞東被捕於武昌，吳貢三與殷子恆被捕於黃岡——一共是九位。 朱子龍、胡瑛、梁鍾漢，這三位是孫中山從日本特地遣派回鄂，策動湖北方面對萍瀏醴的響應工作的。朱子龍原名家梃，字松坪，江陵縣人，曾經投軍入湖北新軍工程營，改名元成，職居書記，先後參加了科學補習所與日知會，也和劉靜庵、馮特民加入了同盟會，其後去了日本。胡瑛原籍浙江紹興，寄籍湖南桃源，是科學補習所的總幹事，也在工程營當過兵，因刺鐵良未成而到了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同盟會。梁鍾漢是漢川人，在日本留學，加入了同盟會。 劉靜庵，是潛江人，原名貞一，字敬庵，亦作敬安、靜庵。張難先是沔陽人，先參加科學補習所，其後投軍到工程營當兵士，科學補習所被封，他退出軍隊，回家鄉仙桃鎮創辦集城學校，和劉靜庵往來如故，參加日知會。 季雨霖是荊門人，畢業於將弁學堂，官至三十一標三營督隊官（副營長）。畢業以前，便參加了日知會。李亞東是河南信陽人，與季雨霖同學，畢業後官至二十九標一營左隊隊官（連長），因革命嫌疑被開革，於開革以後先後當工業傳習所與支那師範學校體操教員，參加了日知會，被選為該會的評議員。 吳貢三，名之銓，是黃岡人，秀才，設館教書，辦了一個日新學社鼓吹革命，寫了一本《孔孟心肝》，又寫了《作新民》、《破夢雷》，翻印了《革命軍》，《警世鐘》，《猛回頭》等等，和武昌的日知會頗有往來，可能也正式參加了日知會為會員。殷子恆是吳貢三的外甥，也是吳貢三的學生，往來於黃岡、武昌之間，是日知會的重要會員。 季雨霖與張難先獲得保釋，朱子龍於次年三月病死在牢里。到了宣統元年（1909年），其餘的六人才被判罪；胡瑛與劉靜庵被判無期徒刑，吳貢三被判十五年監禁，殷子恆十年，李亞東五年，梁鍾漢三年。（見李廉方著《辛亥武昌首義記》。） 劉靜庵不幸於辛亥年五月病死在牢里，未能目睹武昌起義成功。 胡瑛於起義的當晚，被迎出武昌府監獄，不久便就任軍政府外交部部長，促成各國領事中立，其後被孫中山派赴煙臺，擔任山東都督。（他晚節不終，幫助袁世凱做皇帝，當了籌安會的所謂「六君子」之一。） 吳貢三於武昌起義以後，被黃岡縣知事潘誦捷釋放出獄，把政權交給他，向他請罪。他指派謝琦為縣知事，自己奔走於黃州府八縣，策動反正。殷子恆於八月二十三日夏口廳同知既已逃走以後，率領全部的獄囚，大大方方地走了出來，吩咐獄囚們重新做人，自己到漢陽，協助李亞東。 李亞東原關在漢陽，於八月二十日被四十二標的同志胡玉珍等迎接出獄，作漢陽知府。梁鍾漢關在漢川，於八月二十日被胞弟梁恢漢與王守愚迎接出獄，就任漢川革命軍總司令，其後受黃興加委，改為「游擊總司令」。 季雨霖於保被釋以後，到東北找吳祿貞，於武昌起義以後回鄂，受黎元洪委為團長，參加漢口戰役，負傷；不久，受委為「安襄鄖荊招討使」，光復了荊州（江陵）與襄陽。張難先於保釋以後無甚活動，於起義以後充當季雨霖的幕僚。 日知會自從九人被捕以後，會務停頓，全靠彭養光與趙鵬飛所主持的「安郡公益社」作為救助與秘密聯絡的機關。這安郡公益社，本只是安陸府各縣旅省人士的一個慈善團體。彭養光為了使得胡瑛、劉靜庵等人免判死刑，親自拿了李廉方的信去北京，找程家檉等人，向肅親王善耆活動，也向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W.W.Rockhill）活動，終於達到了目的。其後，彭養光去吉林找吳祿貞，趙鵬飛被調到海軍楚同軍艦上任職，安郡公益社的社長由李長齡繼任。李長齡在1910年冬天辦了一個工廠在草湖門外，收容群治學社的亡命同志。 嚴格說來，安郡公益社不是一個革命團體，而是被用來幫助革命同志的一個現成機構，卻也吸收了若干新同志，這些新同志其後在討袁護法諸役犧牲的不少：祝制六、張學濟、侯靜庵、李立凡、胡鍾泗、雷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