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三三　丙午萍醴例之役

陳天華死後，秋瑾、易本羲、姚洪業等人回國，準備在上海自辦一所學校。其中，姚洪業因遭遇挫折，憤而投海自殺。（最後，學校終於辦成，定名「中國公學」，由馬君武、于右任、陳伯平等人任教。） 陳天華與姚洪業的棺柩，在丙午年（1906年）的夏天由友好運回湖南（姚洪業是湖南益陽人）。在長沙的志士禹之謨，在棺柩到達的一天率領全城的學生與市民一萬多人列隊迎接，送到嶽麓山，舉行公葬。當地的官吏曾在事前下令禁止，到時候卻禁止不了；到了六月二十一日，便藉口禹之謨有鼓動湘鄉縣各界反對鹽商浮收鹽價，「率眾塞署」的罪，把他逮捕，判了十年監禁，關在靖州的牢里。萍醴瀏之役以後，靖州的知州金蓉鏡迎合上峰的意旨，不時將禹之謨嚴刑拷打，逼他承認是「孫文之黨」，逼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將他絞死在靖州東門外。 萍醴瀏之役的最初發動人，是同盟會會員劉道一。他在1906年由日本回國，召集了三十八位別的革命同志，包括蔡紹南、龔春台、陳顯龍、蔣翊武、覃振、易本羲、楊熙績、彭邦棟，在長沙水陸洲旁的船里開會，決定糾合一萬名會黨，於年底清吏「封印」之時起事於瀏陽、醴陵，攻取長沙；新軍與隊營方面，分別由蔣翊武及彭邦棟等策動，屆時響應。 計劃之中的所謂會黨，包括蔡紹南與魏宗銓、龔春台所組織的新團體「洪江會」與姜守旦所領導的哥老會的一個支派「洪福會」。 魏宗銓是江西萍鄉上栗市人，在長沙明德學堂讀書，認識了黃興、禹之謨、寧調元，醉心革命。龔春台，原姓章，名年，有時自稱為張章年，是湖南瀏陽人，當過清軍的小軍官。他們二人與蔡紹南在萍鄉蕉園村「開山」（創立幫會），取名「六龍山」，對外稱「洪江會」，以龔春台為大哥。入會的誓辭是：「誓遵中華民國宗旨，服從大哥命令，同心同德，滅滿興漢，如渝此盟，人神共殛」。（「洪江」二字，是用來紀念馬福益的。馬福益是湖南會黨的大首領，在甲辰[1904年]與黃興合作，事敗，逃至廣西，次年春天回湖南，準備在黔陽東北的洪江鎮起事，在三月初八日被捕，於不久後被殺。） 姜守旦是湖南瀏陽人。他的「洪福會」，亦稱「洪福齊天黨」，以推倒清廷，另創朝代為目的，不主張建立民國，卻也願意與「誓遵中華民國宗旨」的「洪江會」合作。 水陸洲會議以後，劉道一留在湖南主持一切，蔡紹南偕同魏宗銓到上海，準備去香港，或甚至去日本，找孫中山。他們在上海遇到了同盟會會員李髮根。李髮根介紹他們入盟，並且寫信向同盟會本部函詢孫中山的行蹤。 孫中山於乙巳年（1905年）七月同盟會正式成立以後，在九月初九日啟程去西貢，於丙午年（1906年）正月二十日由西貢去新加坡，在三月間回到日本。其後，又在五月間離開日本，到「南洋」（馬來亞），在八月初九日以前到了西貢，於八月二十二日又回到了日本。 蔡紹南與魏宗銓在丙午年七月間從湖南來到上海之時，孫中山可能尚在馬來亞各埠忙於吸收同志，捐募款項，購買軍火。李髮根無法知道其行蹤，所以蔡、魏二人才有南赴香港，去就近打聽的意思。但是，他們在八月間接到消息，同志李金奇在瀏陽麻石鎮失風，被清兵追捕，溺死在醴陵的白兔潭，便不得不折回湖南。 九月間，留在萍鄉的同志「許學生」被清吏捕殺。 十月某日，設在萍鄉慧歷寺的機關被清吏查抄。十七日的夜裡，重要同志在萍鄉高家台開會，蔡紹南等人主張等候軍械運到之時才起事，廖叔保等人主張立刻起事，雙方辯論了一陣，沒有結果。 次日，丙午年十月十八日，廖叔保單獨行動，率領兩三千人在瀏陽麻石鎮起事，豎起白色的革命旗幟。龔春台與其他的同志，因此也就不得不於十月十九日，也貼出檄文起事，占領瀏陽金剛頭與萍鄉的高家台。 自從龔春台正式起義以後，萍鄉、醴陵、瀏陽三縣的若干村鎮，紛紛有會黨響應，總數不在三萬人以下。最難得的是：他們的紀律特別好。清廷的兩江總督端方與代理江西巡撫瑞良在他們的「會奏」之中說：「當匪踞各處之初，並未肆行劫掠；所至只索軍械、糧食、白布等。」因此之故，他們到處都受老百姓歡迎。例如，在十月二十一日進入瀏陽東南、萍鄉西北的重鎮上栗市的時候，老百姓放了爆竹接他們，使得駐防的清兵不敢戀戰。清軍的江西巡防營左軍統領袁坦在打給江西巡撫兵備派辦處李協統的電文中說：「此間鄉民，兵到即民，兵去即匪。」 為了對付這三萬左右的革命軍，清廷前後所抽調的贛湘鄂蘇四省的兵，計有（一）江西巡防營左軍，（二）江西常備軍第一標第二營，（三）湖南常備軍六營之中的五個營，（四）湖北二十九標步兵三營，炮兵兩隊，及第四十二標（團）全標，（五）原駐江蘇的第三十四標全標。 戰事進行得相當猛烈，交鋒了二十四次以上。 革命軍目標，是瀏陽縣縣城。倘若拿下了這並無城牆的縣城，便可以取得大量的糧食，又可以順著瀏渭河而下，西攻長沙。 瀏陽的上東、張陳坊一帶，原已聚集了不少的會黨，其中多數是屬於姜守旦的「洪福齊天黨」的。姜守旦在十月上旬開始，便已為了會友王永求被捕、關在牢里，而想到縣城裡劫獄，在詹家嶺和瀏陽的清兵發生戰鬥，相持不下。龔春台在十月十九日豎起「中華國民軍南軍先鋒隊」的大旗，通知姜守旦，請他合作。他答應合作，而不願意受節制，另行打出所謂「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的旗號，加緊向瀏陽縣城前進。 龔春台對姜守旦的如此小器，並不計較，而毅然決然於十月二十三日，只留下少數隊伍駐上栗市，親率大軍，會攻瀏陽。不料，這一天，當龔軍尚在中途之時，姜軍已被清軍擊敗，退到瀏陽之西的棖沖市。龔軍只得屯紮在瀏陽的南市街。 三天以後，十月二十六日，龔軍猛攻瀏陽縣城，沒有攻下；同一天，姜軍在棖沖市被清軍擊潰。二十七日，龔軍失了南市街，退到牛石嶺。二十八日，龔軍在牛石嶺被擊潰。 留在上栗市的龔軍，也已經在十月二十五日被清軍消滅。其他各村鎮的革命隊伍，於姜軍、龔軍相繼潰散於棖沖市及牛石嶺以後，都漸漸地散去。龔春台、姜守旦、蔡紹南、劉道一不久皆被清吏捕獲，慷慨成仁。其他的主要同志，如寧調元，被捕殺的在九十人以上，再加上陣亡在戰場上的與事後被清吏濫殺的，合起來超過一萬人。 一場轟轟烈烈的起義，如此結束！ 此役之所以失敗，原因很多。第一是，蔡紹南與魏宗銓不曾能夠在事前與同盟會總部取得聯繫。他們到了上海，又因李金奇之死而折回湖南。第二是，原定十二月底起事，而在十月十八、十九日倉猝提前，軍械彈藥與幹部人選均無準備。第三是，姜守旦不應該另打旗號，贊成對清革命而反對建立民國，更不該於龔軍未及會師以前，單獨向瀏陽城進攻。第四是，統率江蘇派來的清軍的第九鎮統制徐紹楨，及其部屬如趙聲、倪映典等人，原為革命同志，卻無法與龔春台等人聯絡，以致想幫助革命軍而無從著手。第五是，已經被孫中山派赴廣東的湘籍同志楊卓林（恢）、廖仲璠、李髮根於此役既已發動以後，自動留在上海不走，企圖襲取南京，作為響應，然而一則是為時已遲（十一月），二則是為敵方間諜蕭亮、劉炎所騙，被捕於揚州。楊卓林就義，廖、李二人被判監禁五年。第六是，孫中山與同盟會總部的同志從日本報紙上看到了此役的消息，就派了兩批人回國援助，然而這兩批人也都失敗。甲批，是劉震、黎兆梅、滕元壽，他們僥倖脫險，被他們所策動的哥老會首領袁有升、江佑泉、龍見田、曾斌四個人被殺；傅義成等五人被判監禁。乙批，是胡瑛、朱子龍、梁鍾漢。他們到了武昌，找日知會的負責人劉靜庵，籌商響應的事，被變節的郭堯階出賣，朱子龍因此而遇害，胡瑛、梁鍾漢、劉靜庵與五個別的同志被判監禁。這五個人是：季雨霖、李亞東、吳貢三、殷子恆、張難先。 孫中山在《孫文學說》中「有志竟成」的一章里說：「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眾，稍有緩卻，則多痛哭流淚，以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尚……由此而後，則革命風潮之鼓盪全國者，更為從前所未有。」 孫中山生平很少作詩，但為了追悼萍醴瀏之役的發動人兼犧牲者劉道一，曾經特地寫了一首： 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尚余遺孽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