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三四　日知會

孫中山為了支援萍醴瀏的革命軍而派回湖北的三個人，胡瑛、朱子龍、梁鍾漢，都是同盟會的會員。其中，胡、朱二人參加過當年的科學補習所，朱而且是繼科學補習所而起的武昌日知會的會員。 日知會有兩個，在武昌的一個設在武昌府街，其後移入高家巷聖公會；在長沙的一個，從開始就設在吉祥巷聖公會。這兩個日知會，均為基督徒黃吉亭所先後創辦，是用來幫助傳播基督教、供人閱覽書報的地方。黃吉亭先在武昌，其後到了長沙，便把武昌的日知會交給胡蘭亭負責。甲辰年（1904年）九月二十日，科學補習所被封。所員劉靜庵不見容於黎元洪，辭去黎元洪軍中的書記職務，在聖公會寄食了一些時，就任日知會的「司理」。他先把日知會的書報，整理得井井有條，然後取得胡蘭亭的同意，添置了若干新書新報，對各界前來閱覽的人殷勤招待，並且在每一個禮拜天講演時事，宣傳革命。這樣，差不多過了一年，不僅科學補習所的一部分所員漸漸地重新聚合在一起，而且吸收了數以千計的新的革命同志，其中以士兵為最多。到了丙午年（1906年）正月，在他的領導之下，便有了一個新的革命團體正式成立，名稱借用這「日知會」三個字，以避免清吏的注意。他選擇會員也很嚴，只讓一百多人參加。 這一百多會員，包括朱子龍，而不包括胡瑛，因為胡瑛在甲辰年冬天陪同王漢追蹤鐵良，於王漢在彰德刺鐵良未中，投井自殺之際，逃去日本，一直留在日本，到了丙午年十一月才奉派與朱、梁二人回鄂。 武昌日知會的會員，除了科學補習所的老同志如朱子龍、曹亞伯、時功璧、馮特民、孫武、季雨霖、張難先等等以外，有在辛亥年（1911年）犧牲的劉堯澂與彭楚藩兩烈士，與發難起義的熊炳昆（秉坤）、吳兆麟、王憲章、藍天蔚，又有梁耀漢、吳貢三、殷子恆、李亞東，與其後以佛學著稱於世的熊子貞（十力），主持上海中華書局的陸費逵（伯鴻）。 在萍醴瀏之役以前，孫中山便已派遣科學補習所的所員之一餘誠（仲勉），從日本回到武昌，擔任同盟會湖北分會的會長。余誠與劉靜庵計議，舍名務實，不把日知會的名稱更改為同盟會分會，而在事實上運用日知會的組織，進行革命工作。日知會會員之履行宣誓加盟的手續，正式成為同盟會的一分子的，僅為劉靜庵、朱子龍與馮特民三人（宣誓書上的簽名是劉貞一、朱公勇與馮一，日期是丙午年二月十四日）。 孫中山在丙午年，也介紹了法國軍官歐吉羅上尉到中國內地遊歷，經北京、天津、煙臺，於五月初八到達武昌，喬義生與鄧家彥和他一齊來。 劉靜庵與日知會的同志，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到會的有幾百人之多。歐吉羅即席演講，暢談法國革命的原因，世界革命的趨勢，與中國革命的必要。替他翻譯的人，是日知會會員朱作梅。 這一位歐吉羅上尉，隸屬於法國在天津的駐屯軍。他的直接上司是布加卑少校。布加卑奉了法國駐越南總督某氏之命，於乙巳年秋冬之際謁見孫中山於吳淞口外的船中，商定以歐吉羅上尉及其他軍官六人交孫中山調遣，負責各地革命力量的調查與聯絡工作。 越南總督某氏之所以如此做，是因為當時的法國內閣總理克列孟梭吩咐過他；而克列孟梭之所以作了如此的吩咐，是因為其好友前任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總督杜美竭力主張。杜美為什麼要作如此的主張呢？是因為他早在壬寅年，便已久聞孫中山的革命抱負與道德學問，屢次托法國駐日大使邀請前往越南會面、孫中山在壬寅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由日本到達越南，參觀河內博覽會，不巧杜美業已離任回國。杜美囑託了他的秘書長哈德安代為招待，接洽一切。（同時，孫中山也結交了當地的僑胞黃龍生、甄吉亭、甄壁、楊壽彭、黃景南、曾克齊。這幾位，不久以後都參加革命，後來在欽廉與河口各役，出了不少的力。） 孫中山終於在1905年春天由美赴歐，與留學生朱和中等組織革命團體之時，和杜美會了面。杜美介紹孫中山與克列孟梭相見。而杜美本人對孫中山的友誼，則繼續不斷，以迄於孫中山逝世以後。 筆者的業師，巴黎大學教授馬第埃先生（AlbertMathiez）說，埃米勒·包萊先生告訴過他：孫中山在巴黎極受「共濟會」的歡迎，而且加入了共濟會。這共濟會，在法國大革命之時，正是幕後的推動者。孫中山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主張，與共濟會的宗旨可謂志同道合。法國志士之所以熱心於贊助中國革命，殊非偶然。 歐吉羅在日知會演講，清吏張之洞等人派了若干暗探混在聽眾裡面。傳說，第八鎮統制張彪，也化了裝在座。事後，張之洞派了一個充任「海關洋員」的英國人，尾隨歐吉羅，乘機攀談，獲得了若干秘密，把這些秘密報告清廷。清廷於是在歐吉羅暢遊武昌、漢口、長沙、九江、南京、上海、福州、廈門，而回到天津以後，收買了歐吉羅的中國廚子，又偷去了歐吉羅的若干文件，包括各方友人寫給他的信件，向法國駐華公使嚴重交涉。結果，法國政府不得不把歐吉羅調走，安置在越南。 一方面，張之洞、張彪，及巡警道馮啟鈞繼續派遣暗探對日知會監視；一方面，日知會本身的革命工作日趨積極。劉道一在丙午年夏天，召集湘、贛兩省同志開會於長沙的水陸洲，策動萍醴瀏之役。在出席者之中，有其後在辛亥年武昌起義前夕擔任過總司令的蔣翊武，蔣是湖南澧州人，這時候似乎還沒有和湖北的同志發生直接關係。 換句話說，武昌日知會的同志似乎到了萍醴瀏之役業已失敗，進入尾聲之時，胡瑛、朱子龍與梁鍾漢三人從日本回到武昌，才開始對湖南、江西的同志籌劃支援。事實卻不是如此。在這一年的八月間，日知會的同志吳崑已經到了香港，下榻於中國日報館，等候黃興；等了兩個月，黃從新加坡回來。黃「乃授吳以方略，使回鄂積極籌備，候華僑款集，即可大舉。鄂省同志聞吳回鄂，非常鼓舞。」（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卷，頁九八。） 曹亞伯在《武昌革命真史》里說：「萍鄉醴陵革命軍起，本日知會之密謀。主持最力者，即易本羲，湘南湘鄉人。……無如萍醴偏僻之地，軍餉、器械無所取材。烏合之師，未經訓練，其氣雖壯，其力無援。加以江西、湖南兩省之新軍又無聯絡，數日無一響應……易本羲吐血數升而死。」 曹亞伯又說：「時醴陵事起，武昌黨人咸欲響應。（劉）敬安急不暇擇，張君（純一）以準備未齊，力遏止之。且謂胡瑛不日由申至鄂，俟其蒞止，如果有軍餉接濟，可操勝算，然後動作。未及數日，胡瑛果至。開會籌議，胡瑛亦以未可輕舉為言。」 張純一主張慎重，是有理由的。胡瑛也說出「未可輕舉」的話，實在是辜負了孫中山的託付。 胡瑛原籍浙江紹興，父親在湖南候補知縣，哥哥在長沙縣衙門裡面當職員。胡瑛本人在桃源住過（所以在同盟會的名冊上，籍貫寫作湖南桃源），從十六歲起在黃興所辦的經正學堂讀書，濡染了革命學說，幾乎被捕。黃叫他逃去武昌，住在吳祿貞家裡，其後加入了科學補習所，進了工程營當兵。他陪同王漢，圖刺鐵良於彰德。王漢一擊不中，自殺；胡瑛去日本，參加同盟會，被選為評議員之一。 胡瑛與朱子龍、梁鍾漢奉派回鄂，支援萍醴瀏革命軍，不曾帶得有錢回來，說出氣餒的話。日知會中的一個敗類郭堯階，藉此出賣同志，說有一個劉小霖，是湖南六合銻礦公司的經理，願意貢獻十萬元。胡瑛約了劉小霖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漢口名利棧會面吃飯。飯不曾吃完，就被馮啟鈞的巡警抓去。在名利棧同時被捕的，有季雨霖與李亞東二人。朱子龍先一天在漢陽被捕。 郭堯階還領了巡警，分別逮捕了劉靜庵、梁鍾漢、吳貢三、殷子衡與張難先。這郭堯階領了相當數目的賞。（朱子龍的賞格，是五百元；「劉家運」的賞格也是五百元。劉靜庵不是劉家運，但是郭堯階誣指他為「劉家運」。） 劉靜庵是逃到黃陂以後，才被抓的。他的原籍，是湖北潛江。在牢里，他受刑最酷，因為官方逼他的供，要他承認自己是劉家運，而他只肯承認自己是革命黨。（劉家運是另一人，為會黨領袖，其後在湖南被逮捕，押到武昌，處死。） 季雨霖是湖北荊門人，畢業於將弁學堂，這時候在三十一標三營當督隊官。李亞東是河南信陽人，與季雨霖同學，曾任二十九標一營左隊的督隊官，因革命嫌疑撤職，這時候在師範學堂擔任體操教員。吳貢三原名之銓，是黃岡的一個老秀才，醉心革命，著有《孔孟心肝》、《作新民》、《破夢雷》等書，在家裡設帳授徒，又辦了一個「日新學社」，吸收同志。殷子衡，一作子恆，黃岡人，是吳貢三的外甥，也是吳貢三的學生。張難先是沔陽人，在第八鎮工程營當過兵，這時候在沔陽東北的仙桃鎮辦了一所集城學校，在校中被捕。 張難先與季雨霖被保釋，胡瑛與劉靜庵被判無期徒刑，朱子龍等五人被判有期徒刑。劉靜庵與朱子龍死在獄中，其餘各人於武昌起義後恢復自由。 日知會的會所，於胡瑛等人被捕以前，在十月二十九日便已被搜查、封閉。劉道一烈士在長沙就義的一天，是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