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三二　陳天華

在吳樾烈士因暗殺五大臣而成仁以後不到三個月，乙巳年十一月十二日（1905年12月8日），同盟會的重要會員之一陳天華在日本大森灣投海自殺。暗殺，原不是革命黨人所該走的途徑；自殺，更不是革命黨人通常應有的行為。然而，在宣傳的意義上，吳、陳之死均有收穫。 陳天華是湖南新化縣人，字星台，別號思黃，在癸卯年（1903年）留學日本，加入了「軍國民教育會」，和黃興二人被派回湖南，當「運動員」（亦稱「實行員」），幫助了黃興籌備甲辰年（1904年）十月初十長沙之役，也先後寫了《警世鐘》、《猛回頭》等極有力量的革命文字。長沙事敗以後，他和黃興先後到了上海，在新閘路餘慶里設了「青年學社」作為機關，續謀大事，不幸又因萬福華行刺王之春一案而機關被破，黃興被捕房拘禁了一些時候，陳逃到日本，和宋教仁、田桐等人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月刊，於同盟會開籌備大會的一天（1905年7月30日），宣誓入盟。 《民報》發刊，陳是撰稿人之一。《民報》第一號出版於乙巳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幾天以後，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頒布了「取締支那留學生規則」，要比照對付朝鮮留學生的辦法加以「取締」（管束）。《朝日新聞》等報紙，公開指責中國留學生為「放縱卑劣」。這時候，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有八千人以上，紛紛用罷課來表示抗議。其中最激烈的主張全體輟學回國。也有若干人認為不可因噎廢食，應該忍辱負重，留在日本繼續讀書。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秋瑾和田桐；後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胡漢民、汪精衛、朱大符（執信）。兩派代表人物，都是同盟會的中堅分子。 陳天華　1903年留學日本，加入「軍國民教育會」。是年秋發表《猛回頭》《警世鐘》，宣傳反帝愛國，號召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被傳誦一時，影響廣泛。1905年12月8日，為喚起同胞覺醒，在日本東京大森灣蹈海自盡，留《絕命書》激勵留學界堅持鬥爭。 陳天華在原則上是主張留在日本續學的。他在《絕命書》中寫道：「夫此（放縱卑劣）四字，加諸我而不當也，斯亦不足與較。若或有萬一之似焉，則真不可磨之玷也。……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諸君而念及鄙人也，則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勿誤會其意，謂鄙人為取締規則而死，而更有意外之舉動。須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後，取締規則問題，可了則了，切勿固執，惟須急講善後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報章所言，舉行救國之實，則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這一篇《絕命書》語重心長，除了勸留學生用事實來維護名譽以外，並且說到「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斷，代滿洲執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則待之以德川氏可也（仿照日本政府於維新後優待德川幕府的後人的辦法）」。 陳天華之自殺，完全不是為了個人有任何煩惱，而是想藉此策勵同志，喚醒國人。普通的自殺者，是自經於溝壑的匹夫匹婦。他們的死，輕於鴻毛；陳天華的死，重於泰山。 他是一個熱情人，見到不少同志空談革命，而不務實行，決計以自己的一死作為尸諫。「夫空談救國，人皆厭聞。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幾。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 他的尸諫，牽涉到今後的革命方略。反清是民族革命，也是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的成分，在他看來，多於民族革命。「故鄙人之排滿也，非如倡復仇論者所云，仍為政治問題也。」 革命是一件大事業，基於責任心而出發的一種不求近功、不求速成的行為。「然鄙人之於革命，有與人異其趣者。則鄙人之於革命，必出之以極拙劣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蓋革命有出於功名心者，有出於責任心者。出於責任心，必事至萬不得已而後為之，無所利焉。出於功名心者，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內用會黨，則外恃外資。會黨可以偏用，而不可恃為本營。至於外資，則尤危險，菲律賓覆轍可為前鑒。」 不以會黨為主力，又不恃外資，那麼，用什麼力量來革命呢？陳天華說：「……舉中國皆漢人也，使漢人皆認革命為必要，則或如瑞典、挪威之分離，以一紙書通過而無須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級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眾響應，其於事何難焉？若多數猶未明此義而即實行，恐未足以救中國而轉足以亂中國也。」 陳天華和會黨接近過。他的話，可謂有感而發。孫中山的所見與他相同，自從乙未廣州之役之後，便已側重於「思想戰」工作了，而且在同盟會的「軍政府宣言」之中，明白指出：「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 關於對日政策，陳天華認為親日與排日都不好。「彼以日本為可親，則請觀朝鮮。……而吾謂其不可排者何也？……自有可亡之道，豈能怨人亡我？吾無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強。使吾亦如彼之治其國者，則彼將親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否則，即排之有何實力耶？……凡作一事，須遠矚百年，不可徒任一時感觸，而一切不顧。一哄之政策，此後再不宜於中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