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二一 康梁（二）
事實上，梁啓超在當時也是一個激烈的排滿論者。他在丁酉年（1897年）秋冬兩季辦長沙時務學堂的時候，已經在對學生札記的批語中露出對清廷反抗的態度：例如：「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為。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眥裂」；「衣服雖末事，然切於人身最近，故變法未有不先變衣服者。此能變，無不可變矣。」
梁啓超（1873～1929）
戊戌政變以後，他與康有為先後被孫中山的好友平山周與宮崎寅藏接來日本。平山、宮崎與犬養毅，都希望康、梁與孫中山合作；孫中山而且親自訪問了康一次，康竟託辭不見。梁的態度比康好。犬養邀約了孫中山、陳少白與康、梁二人，在他的早稻田寓所會面，梁來了，而康不曾來。
康在己亥年（1899年）二月，被日本政府「禮遣」出境，去加拿大。梁留在日本，繼續主編從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創刊的《清議報》。這是一種旬刊，宗旨為「維持支那的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它曾經連載了譚嗣同的《仁學》與柴四郎的《佳人奇遇記》的漢譯，其中頗有反對清廷的論調。這些論調，被康有為看見，叫梁刪改重印。）康離開日本以後，梁和孫中山與陳少白、楊衢雲來往日密。在言論上也就更加傾向於革命的主張。
他的時務學堂學生李炳寰、林圭、蔡鍔、黃忠浩等十一個人，從湖南結伴來到日本找他，和他住在一起（小石川久堅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捲起被窩，每人一張小桌念書」。他們那時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
康有為不願意他們如此。
康有為於己亥年六月，在加拿大創設了保皇會。不久，便去了新加坡。
梁啓超於同年七月，在東京創設「高等大同學校」。同月，開始發表他的《飲冰室主人自由書》，發揮民權與自由的學說。
在橫濱擔任「大同學校」校長的徐勤，一向是反對孫中山，反對革命的，便暗中聯絡康的另一弟子麥孟華，聯合寫信給康，告梁一狀，說「卓如（梁啓超的號）漸入『行者』圈套。」事實上，梁確已同意革命、維新兩派人士合併為一新的團體，由孫中山擔任會長，梁擔任副會長。
康接到徐、麥二人的信，就派了葉覺勵帶旅費來日本，逼著梁取道檀香山，前往美國。梁因師命難違，便只得束裝就道，於這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到達檀香山。啟程以前，他向孫中山辭行，孫中山給他寫了幾封介紹信，介紹他見孫德彰與檀香山興中會的若干老友。
檀香山興中會的人，對梁熱烈招待。孫德彰而且叫兒子孫昌與侄兒孫科拜梁為師。
可惜的是，梁一離開日本，便離開了孫中山的影響。檀香山的有些同志，在學問上不足以說服梁，反而被梁說服。康對梁不肯放鬆，命令梁在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分會，又叫他在檀香山募捐，作為軍事活動的餉源。梁於是就用了「名為保皇，實則革命」八個字，作為口號，又加入了該地三合會，受推為領袖，使得多數的檀香山興中會會員參加他的保皇會分會。鍾木賢與張福如當了這分會的副總理，鍾水養當了協理。（梁自己是分會的總理。）
這時候，孫中山本人還不曾加入三合會。
檀香山是孫中山的最早的一個創立革命團體的地方，竟然被梁用了如此的手法偷占為保皇會的一大堡壘。這是梁很對不起孫中山的行為。
梁替康募捐，也募得了不少。截至庚子年陰曆四月二十七日為止，他匯給澳門保皇會總部一萬四千，匯給日本保皇會分會一萬六千，交給了一個西人赫欽兩萬（托此人遊說美國朝野），加起來，已經是五萬了。其後，可能又捐到了四五萬元。
梁在庚子年二月二十九日，寫了一封信給孫中山，勸孫中山接受「勤王」的主張，於事成以後選光緒皇帝當總統：「夫倒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而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者也。……草創既定，舉皇上為總統，兩者兼全，成事正易。豈不甚善？」
梁在檀香山住了半年，沒有去成美國，七月間，從檀香山回國，到了上海，住在虹口的一家日本旅店豐陽館。第二天，就碰著唐才常等人在漢口被捕的事。他在上海住了十天，一籌莫展，轉赴香港。在香港，他拜訪了陳少白一次。然後，他又去檳榔嶼，拜見老師康有為，被康有為痛斥了一陣，斥他在橫濱與孫中山周旋，「叛師叛黨」；斥他在檀香山和一位小姐（何蕙珍）談戀愛，以致喪失僑胞信仰，募款失敗，影響了自立軍的軍需。
梁滿腔委屈，在八月間離開檳榔嶼，遠遊澳洲。次年（辛丑年）四月，由澳洲回到日本，重新主持《清議報》的筆政。年底，《清議報》因報社失火而停版，梁就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另辦《新民叢報》。
《新民叢報》是半月刊，學術意味較濃，比《清議報》更受人歡迎。梁在該報的「章程」上，說明「新民」兩字取自《大學》，「以為欲維新我國，當先維新我民」，又說，「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不偏於一黨派……不為危險激烈之言。」在政治立場上，他開始時仍舊是一個漸進主義的君主立憲論者，不敢與康分道揚鑣。然而，在學術方面，他在正月間便發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反對康的「孔教」，「惜其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後來，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之中，追敘這件事：「啟超自三十（壬寅年）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康、梁學派遂分。」）
這一年夏天以後，梁在《新民叢報》上的態度，漸漸趨向於革命、反清。康有為寫信罵他，他忍到了十月，就給康回了一封信，痛痛快快地「詳陳」己見。
梁在信上很不客氣地對康說：「大同之說（指《大同書》），在中國固由先生精思獨辟，而在泰西實已久為陳言。」這兩句話，已經很夠叫康發火。梁又說：「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弟子所見，謂無以易此矣。今日望歸政，望復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滿朝皆仇敵，百事腐敗已久，雖召吾黨歸用之，而亦決不能行其志也。」末了，論及革命，梁以為無論你怕不怕革命，而革命遲早是免不了的，不如早一點實行革命好。「先生懼破壞，弟子亦未始不懼。然以為破壞終不可得免，愈遲則愈慘，毋寧早耳。」
梁而且進一步向康抗辯，說弟子之中好談革命反清的不止他一人。「徐（勤）、歐（榘甲）在（舊金山）文興（報）所發之論，所記之事，雖弟子視之猶為讋栗。其論廣東宜速籌自立之法一篇，稿凡二十七續，『滿賊』『清賊』之言盈篇溢紙。檀香山《新中國報》亦然。《新民（叢）報》之含蓄亦甚矣。樹園（韓文舉），吾黨中最長者也，然其惡滿洲之心更熱。《新民（叢）報》中『捫虱談虎』一門。及『人肉樓』等篇，樹園筆也。同門之人，皆趨於此。夫樹園、君勉（徐勤），豈肯背師之人哉？然皆若此！實則受先生救國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於時勢，實不得不然也。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齒及一字，固屬仁至義盡，至門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愛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似亦不必禁之矣。來示謂此報為黨報……即以黨人之意論之……恐亦畫諾者十之七八也。」
同月，他創辦了《新小說雜誌》，在其中登載了一篇《新中國未來記》，預言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將有「大中華民主國」的「開國五十年紀念」。這個大中華民主國的第一任大總統姓羅名在田（暗指光緒皇帝，姓愛新覺「羅」，名「載湉」），第二任大總統姓黃，名克強（與革命元勛黃興的號相巧合，當時他還不認識黃興，這黃克強三字，只是「取黃帝子孫能自強自立之意」）。
癸卯年陰曆正月二十三日，梁離開橫濱，直航加拿大。在加拿大住了兩個月，去美國，由北而南，由東而西，漫遊各埠，受各埠保皇會會員及一般華僑的招待，作演講，募捐，而且在紐約見了美國社會黨領袖哈利遜，在「哈佛」見到了容閎，在華盛頓見到了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與西奧多·羅斯福，最後又在洛杉磯，辦了一座秘密的軍事學校。
梁啓超於癸卯年（1903年）十月二十三日回抵日本橫濱，在政治主張上卻又放棄了反清與革命。半年以前，他還說「中國舍革命外無別法」（見三月初四日所寫的一封給徐勤的信）。四個多月以前，他接到蔣智由（觀雲）的信，又看到橫濱保皇會的人所抄寄章炳麟從監獄裡寫給吳敬恆的信，以為章炳麟之所以入獄，真是由於吳敬恆向俞明震「告密」，深駭於吳之「鬼蜮手段乃至此極」，慨乎其言之地說「似此人而可為此事，則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國之亡，不亡於頑固，而亡於新黨，悲夫，悲夫！……滬上被逮六名（章炳麟、鄒容、程吉甫、錢允生、陳仲彝、龍積之）想可無礙。然弟近數月來，懲新黨棼亂腐敗之狀，乃益不敢復倡革義矣。」
到了橫濱以後，他先後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三篇反對革命的文章：《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答和事人》。此後的兩三年，他保持了這種反對革命的態度。
他的好朋友黃遵憲在甲辰年（1904年）七月初四有一封信規勸他：「公自悔功利之說、破壞之說之足以誤國也，乃一意反而守舊，欲以講學為教中國不二法門……謂保國粹即能固國本，此非其時，仆未敢附和也。……言屢易端，難於見信。人苟不信，曷貴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