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二二　思想戰（二）

和梁的常常改變主張，成為一個鮮明的對照的，是百折不回，始終致力於革命的孫中山。孫中山待人寬大，樂於與人為善，在主義上則首尾一貫，決不動搖或妥協。梁啓超在己亥、庚子兩年肯革命，孫中山對他優禮有加，傾心相待，不因他是康有為的弟子而稍存顧慮。梁拿了孫中山的信去檀香山，在檀香山竊占了孫中山的革命團體，而孫中山一時也並未對他聲討。甚至，到了梁在加拿大與美國大張旗鼓，遍設保皇會分會之時，孫中山也仍未對梁有所動作。 癸卯年（1903年）下半年以後，梁把《新民叢報》變成了一個專與革命為敵的言論機關，孫中山忍無可忍，不得不開始一場猛烈的思想戰了。孫中山在八月初六日啟程去檀香山與美國，把梁所恃為聲援的兩個地區，加以收復。行前，他命令馮自由負責在日本的黨務，私事托黎煥墀（炳垣）料理。 八月十五日，孫中山到達檀香山。不久，便在同志程蔚南所辦的《隆記報》發表了一篇富有歷史意義的文章，題為《敬告同鄉書》。 孫中山的《敬告同鄉書》，把梁啓超所發明而保皇會所藉以蠱惑人心的「名為保皇，實則革命」八個字，一刀砍成兩段，明明白白地劃清界限，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其所言革命屬真，則保皇之說必偽。而其所言保皇屬真，則革命之說亦偽矣。……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吾人革命，不說保皇；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誠能如康有為之率直，明來反對，雖失身於異族，不愧為男子也。公等……如果以客帝為可依，甘為萬劫不復之奴隸則亦已矣。如知冰山之難恃，滿漢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國之可恥，四萬萬漢族之可興，則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保皇會在檀香山的言論機關，叫做《新中國報》。《新中國報》的主筆陳繼儼（儀侃）不敢用真姓名和孫中山開筆戰，卻用了一個化名，寫出一篇《敬告保皇會同志書》，登在12月29日的該報，說他們主張保皇是為了愛國，反對革命為了怕列強趁火打劫來瓜分，希望君主立憲是因為認定君主立憲為共和的過渡。 孫中山於是寫了《駁保皇報書》一文登在《隆記報》，來答覆陳儀侃。孫中山說：「試問其所愛之國，為大清國乎？抑中華國乎？……若彼所愛之國為中華國，則不當以保皇為愛國之政策。蓋保異種而奴中華，非愛國，實害國也。」關於瓜分的恐嚇，孫中山說：「若人心日醒，發奮為雄，大舉革命，一起而倒此殘腐將死之滿清政府，則列國將欽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窺伺瓜分之事哉？」至於，以君主立憲為共和的過渡，孫中山說陳儀侃是把憲法（constitution）與過渡（transition）兩個名詞混為一談。「推彼之語，必當先經立憲君主而後可成立憲民主，乃合進化之次序也。……是要行二次之破壞。……夫破壞者，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專制之時代也。必先破壞此專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憲也。既有力以破壞之，則君主民主隨我所擇。如『過渡』焉，與其滯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為一勞永逸之計也？」 陳儀侃曾經說「達爾文有與提倡法國三次革命之功」，又說「法國死於革命者一千二百萬人」。孫中山指出「達爾文乃英人」。當法國第一次革命之時，彼尚未出世；當第二次革命之時，彼尚未成學；當第三次革命之時，彼尚未聞名於世。孫中山也指出，巴黎雖經三次革命，「而未遇揚州十日之屠，廣州洗城之慘，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於革命，三次計之，亦不足此數。」 檀香山的思想界，經過孫中山與陳儀侃一場筆戰以後，看清楚了革命與保皇的確是兩回事，也漸漸了解愛國救國只有革命的一條路可走。若干的一度上了梁啓超的當，或灰了心的興中會會員，紛紛重新集合於孫中山的革命旗幟之下。在這些人之中，以何寬、鄭金、李昌、鍾水養為最熱心。他們服從孫中山，把檀香山興中會恢復，改名為「中華革命軍」，並且吸收了很多的新同志，如黃旭升、曾長福等人。 孫中山又到了夏威夷島上的希爐埠，在那裡也成立了「中華革命軍」分會，吸收了毛文明、黎協、盧球、李華根、劉安、楊銳、楊錫初、黃義等多人。 孫中山的母舅楊文納，在甲午年（1894年）便已在檀香山參加了興中會。這時候，他勸孫中山加入當地的洪門，孫中山欣然同意。洪門的若干兄弟，由於梁啓超先孫中山而加入，受了梁的不少反宣傳，竟然反對孫中山加入。鍾水養以洪門老前輩的身份，向他們說明孫中山之實行革命，與洪門的宗旨相合，「應招納之不暇，何可拒之門外？」結果，洪門准孫中山加入，並且「封」了孫中山以「洪棍」（元帥）的榮銜。 孫中山在甲辰年（1904年）二月十五日啟程赴美；行前，把檀香山（火奴魯魯）及希爐埠的組織工作，分別託付給何寬等人。宣傳方面，孫中山改組《隆記報》為《檀山新報》，從香港聘來一位張澤黎擔任主筆。 二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到達舊金山。事前，清廷駐舊金山領事何祐已經獲得情報（可能是來自保皇會分子），便通知美國移民官說孫某是亂黨，不可准許入境。於是，孫中山到了以後便被移民局扣留在船上，船開之時又被移到碼頭旁邊的木屋，聽候移民官裁判。移民官判定：孫中山應予遣回檀香山，等下班船來押送。 孫中山在木屋之中，有一天看到舊金山的《中西日報》，報上寫著該報的總理是伍盤照。孫中山想起了這位伍盤照，正是幾年前有兩位基督教友（左斗山與楊襄甫）寫過信，介紹他去見的人。 當天，中西日報社的辦事處來了一個報童。報童交上一封信，伍盤照拆開一看，裡面寫著「現有十萬火急要事待商，請即來木屋相見，勿延。」伍盤照到了木屋，和孫中山一見如故。不久，他便找了洪門致公堂的大佬（領袖）黃三德及英文書記唐瓊昌，美籍法律顧問那文，把孫中山保了出來，同時向美國工商部提出訴願。三個星期以後，美國工商部批准訴願，移民官取消「遣回」的決定。 孫中山這一次在美國，約有一年之久，先在舊金山及其附近住了三四個月，向當地的洪門致公堂兄弟說明洪門的真正宗旨。致公堂的「大佬」黃三德與書記唐瓊昌，在孫中山的指導之下，決心重訂致公堂《新章》，舉辦全美洲各地致公堂的「總註冊」，把保皇會的分子清除出去。 他們在《新章》之前，附了一個緣起，稱為「要義」。要義的第一句，便開門見山，說：「原夫致公堂之設，由來已久，本愛國保種之心，立興漢復仇之志。」但是「我堂同人之在美國者，不下數萬餘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為謀，無所統一，故在平時則消息少通，有事則呼應不靈。」「今幸遇愛國志士孫逸仙先生來游美洲，本堂請同黃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說洪門宗旨，發揮中國時事，各埠同人始如大夢初覺，因知中國前途，吾黨實有其責。先生更代訂章程，指示辦法，以為津導。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時而興矣。……中國之見滅於滿清二百六十餘年而莫能恢復者，初非滿人能滅之、能有之也。因有漢奸以作虎倀，殘同胞而媚異種。……今又有所謂倡維新、談立憲之漢奸，以推波助瀾，專尊滿人而抑漢族，假公濟私，騙財肥己，官爵也，銀行也，鐵路也，礦務也，商務也，學堂也，皆所以餌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其喪心病狂、罪大惡極，可勝誅哉！」 「要義」指出總註冊的作用有三：第一，「以捍禦禍害，賙恤同人」；第二，「以圖光復祖國，拯救同胞」；第三，「以先清內奸而後除異種」。 《新章》一共八十條。第一條規定各埠堂名一概定為「致公堂」，前有名目不同者，一概改正，總堂設在舊金山，支堂設在各埠。第二條規定「本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 這十六個字的宗旨，與孫中山在檀香山所規定的「中華革命軍」的宗旨完全相同。其後，同盟會的誓詞也包含了這十六個字。以前檀香山興中會所用的誓詞，是「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比較起來，可謂進了一步：增加了「平均地權」。 當時各地致公堂的分子，加入了保皇會的很多。他們對總註冊的事多方作梗，以致孫中山與黃三德的奔走，在組織的意義上收效不大。但是，就宣傳的意義而言，「要義」深入了各地致公堂兄弟的心，替以後的革命運動打下基礎。 孫中山在美國除了進行致公堂總註冊以外，也印發了鄒容的《革命軍》一萬一千份。而且，改組了舊金山《大同日報》。 《大同日報》是致公堂所創辦的。總編輯是康有為的學生歐榘甲。歐榘甲前在日本之時，正如梁啓超一樣，和孫中山頗有來往，因此也濡染了革命思想。在來到美國以後，開始為《大同日報》寫稿之時，他仍舊高談反清，主張廣東應該脫離清政府而獨立。康有為寫信申斥他，說他「離經叛道」，要把他「逐出門牆」。他怕了，便一變而為反對革命之人。孫中山到達舊金山，他寫了若干篇文章，攻擊孫中山，說致公堂尊奉孫中山，是「不智」之舉。黃三德與唐瓊昌等人勸他不可如此，他不肯聽，只得將他辭退，請孫中山推薦繼任人選。孫中山寫信給馮自由在日本物色，馮自由推薦了劉成禺。 劉成禺原為湖北省的官費留學生，在成城學校學軍事，因贊成革命，而不惜犧牲官費，曾經在癸卯年正月初一，於清廷駐日公使館團拜之時，當著公使蔡鈞的面，與馬君武先後演說，主張推翻清廷。蔡鈞停止他的官費，不許他留在東京，並且行文湖北官廳，沒收他在武昌的家產。他再接再厲，辦了一個雜誌，叫做《湖北學生界》，繼續宣傳革命。 他在甲辰年（1904年）春夏之交到了舊金山，就任《大同日報》的總編輯以後，用十分犀利的文筆，轉移美國各地僑胞的思想。同時，他約了在日本的馮自由，與業已在美留學的蔣夢麟、徐甘棠、廖卓庵等人不時替他撰稿。於是，過不了多久，僑胞思想的主流便不再是保皇，而是革命了。 他在未來美國以前，從日本回國辦護照，在上海遇到他的兩湖書院的同學賀之才、史青、魏宸組、胡秉柯。這四人由於在家鄉湖北高談革命，被端方軟硬兼施，強迫去歐洲讀書，這時候來到了上海等船。他們聽到成禺說，要到美國替孫中山辦報，便拜託劉向孫中山致敬。劉說：「孫先生不久也要去歐洲，你們可以在歐洲見到他。」說罷，就寫了一封介紹信，交給他們。 他們到了歐洲，久等孫中山，未來；就聯名寫信給劉，請他代向孫中山促駕。 孫中山在十一月初八離開紐約，啟程赴歐，先到英國。行前，寫了一本英文的小冊子，題為《中國問題之真解決》（TheTrueSolutionofthe ChineseQuestion），印了一萬份，送給美國朝野。封面上，題了三個中國字「革命潮」。這本小冊子的結論是：清政府「在前世紀已為衰老時代，及今則其去死亡不遠矣。如有發慈愛之念，表示對中國獨立之同情而猶思扶持滿洲之皇祚，吾知其亦必無成也。」反過來說，倘若中國革命成功，則不僅可以建新紀元之國家，而「更可分其文明於全世界之人類」。 孫中山到了英國，住在倫敦一個英國朋友慕爾乾的家中，「囊空如洗」。劉成禺寫信告訴賀之才，賀之才便聯絡留比、留德、留法的湖北同鄉，以及雖非同鄉而感情上可共秘密的同學，湊集了四千多比利時法郎、兩千多德國馬克、一千多法國法郎匯給孫中山，請他到歐洲大陸。 孫中山乘輪船到了比利時，賀之才與朱和中、李藩昌三人，在比利時的海口奧斯坦德（Ostend）的碼頭上歡迎。孫中山乘火車到了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又有胡秉柯與二十幾個留學生在車站上歡迎。他們隨著孫中山到了胡秉柯的寓所，亦即孫下榻之處，和他談了三天三夜。在第二天與第三天趕來參加的，又有十幾個人。 孫中山問他們：「你們主張革命，準備用什麼方法？」他們說：「我們要從軍界學界入手。」於是，朱和中和其他幾個人，便把他們在湖北如何勸知識青年參加新軍的事，說了一遍。孫中山聽到了，深為嘉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