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一九 《蘇報》案
鄒容的《革命軍》並沒有一句一字，論及軍事組織或軍事行動，然而這篇文章的本身的的確確稱得上是一支強有力的「革命軍」。鄒容於民國成立之時，被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的權力追贈為「大將軍」，也可謂當之無愧。
在這篇《革命軍》以前，雖有過興中會的《緣起》與歷次起義時的布告，然而流傳均不甚廣，內容也不如這篇文章之淋漓盡致，句句動人。
《革命軍》的第一版，由上海租界上的大同書局秘密印行，日期是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陰曆五月。章炳麟在四月間替它寫了序文。序文中稱讚它是「雷霆之聲」，又說「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鄒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才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這時候，章炳麟住在南京路泥城橋福源里的愛國學社。他是愛國學社第三第四年級的國文教員。中國教育會的辦事處也設在愛國學社之內。鄒容既不是中國教育會的董事，也不是愛國學社的學生，卻以革命同志的情誼住在學社之內，和學社的師生結成一片。學生之一章行嚴（士釗），受《蘇報》之聘，於五月初一日（1903年5月27日）開始，擔任主筆，每日發表「言論」一篇。第一，便是很驚人的《論中國當道皆革命黨》，登載在五月初二日的該報。初六，他登載了章炳麟的《駁康有為書》；十四日，他登載了自己所寫的《讀革命軍》。在此前後，他也登載了章炳麟的《介紹鄒容革命軍》與鄒容的《革命軍》自序。
章行嚴在當時是一個革命的弄潮兒。倘若沒有他運用主筆的職權，在《蘇報》上發表這幾篇文章，《革命軍》始終只是一本秘密的小冊子而已，不至於導致軒然大波的《蘇報》案，而連帶成為轟動全國上下、人人想讀的奇書。
章炳麟在《駁康有為書》裡面，有「載湉小丑，不辨菽麥」八個字。章行嚴在《讀革命軍》裡面，發揮鄒容的「教育」理論，說「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導之脫奴隸，就國民。脫奴隸，就國民，如何？曰，革命。……而今日世襲君主者滿人，占貴族之特權者滿人，駐防各省以壓製革命者滿人。夫革命之事，亦豈有外乎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制政策者乎？是以排滿之見，實足為革命之潛勢力，而今日革命者必不能不經之一途也。」
清廷的商約大臣呂海寰，在這一年四五月間，便已看不慣上海志士們的愛國活動，向江蘇巡撫恩壽建議捉人。他在寫給恩壽的信中說：「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他前後向恩壽開了兩次名單：第一次名單上所列的，是蔡元培、吳敬恆、鈕永建、湯槱（爾和）。第二次名單上所列的，是蔡元培、陳范、馮鏡如、章炳麟、吳敬恆、黃宗仰。
蔡、吳二人，是在壬寅年（1902年）七月，公使館陸軍自費生風潮以後，從日本回到上海的。鈕、湯二人，是在癸卯年（1903年）春天參加了留日學生拒俄義勇隊以後，被推為該隊代表，到天津向北洋大臣袁世凱請纓，見不到袁世凱而幾乎被捕，從天津來到上海的。陳范是《蘇報》的老闆。馮鏡如原為橫濱興中會會員，此時在上海替康、梁主持廣智書局。章炳麟以中國教育會董事的資格，在愛國學社擔任義務教員，靠賣稿維持生活。黃宗仰是當時中國教育會的會長，別號「烏目山僧」，和上海的猶太富翁哈同及其夫人頗有往還。
蔡、吳二人從日本回到上海之時，有第一批老留日學生之一，安徽人姚石泉，召集了戢元丞、葉瀚（浩吾）等若干人，在張園開了一次「協助亞東遊學會」，請蔡、吳出席報告公使館風潮的經過，當場議決了一面推姚石泉到日本向參謀部洽商，准許自費生不經公使保送而學習陸軍，一面積極籌劃在上海自辦學校。
中國教育會的成立，便是這張園的「協助亞東遊學會」所發軔的。愛國學社之所以能在壬寅年十月，因獲得中國教育會的支持而實現，也未嘗不是根源於「協助亞東遊學會」的決議。
張園的「拒法大會」，是在癸卯年春天舉行的。到會的有四五百人。龍澤厚（積之）在會場上提議電請清廷罷免廣西巡撫王之春，獲得一致通過。當時傳聞，王之春主張借法國的錢與兵，平定中國「內亂」。這一次的「拒法大會」，可能為蔡元培等人所策動。
張園的「拒俄大會」，舉行於癸卯年四月初一日，作用在於支援留日學生的「拒俄義勇隊」，以喚起國民反對俄國於辛丑和約以後，一再撒賴、不肯在東三省撤兵。策動這一次大會的人，有龍澤厚在內，也有吳敬恆、馮鏡如、陳范、鄒容、黃宗仰。大會舉行了以後，產生了一個「四民公會」。所謂四民，是指的「士農工商」。其後，改名為「國民公會」。到了五月間，在《蘇報》接二連三發表了無保留的革命言論以後，國民公會內部分裂，擁護康、梁的龍澤厚把會的名稱改為「國民議政會」，準備向清廷請求立憲，吳敬恆與鄒容等人以及愛國學社的全體師生都不願意再和龍澤厚混在一起，於是國民議政會便無形解散。
呂海寰的捕人建議，被江蘇巡撫恩壽接受，令飭上海道用「照會」商請各國領事予以同意，領事們同意了，卻碰上上海租界工部局的釘子。「工部局」三個字，是錯誤的譯名，原文是「上海市議會」（ShanghaiMunicipal Council），為租界上各國洋人所組成的一種喧賓奪主的政治機構。所謂「上海」，是指的上海公共租界。
工部局不肯依照恩壽的意思把蔡元培、吳敬恆等人抓起來。工部局，對中國領土主權而論，誠然是一種侵占；就其本身的思想基礎而論，卻保存了近代西洋的法律傳統。吳蔡等人在張園開了幾次大會，發表了一些拒法拒俄的主張，不能視為刑事犯，或甚至予以引渡。清吏所謂「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所謂「實則」云云，全為故入人罪的臆測之辭，並無證據，況且，「作亂」與「希圖作亂」之間也大有距離。糊塗的清吏，哪裡懂得這麼許多。
清吏在碰了釘子以後，聘請了外國律師擔文與古柏，在西洋法律的範圍以內打主意。擔文與古柏看到「載湉小丑」四個字，出現在《蘇報》上的章炳麟《駁康有為書》，大為高興。載湉是光緒皇帝的名字。按照英國法律，言論儘管可以自由，元首卻不能侮辱。稱載湉為小丑，就英國法律的觀點來說，的確是犯了刑事。除了這「載湉小丑」四個字以外，擔文又在《蘇報》上找到了八處足以被解釋為侮辱元首或鼓動推翻政府的字眼。
於是，在擔文的導演之下，大清帝國政府便向上海租界的會審公廨告了一狀，被告是陳范、程吉甫、章炳麟、鄒容、錢寶仁、龍積之，一共六個人。
這是刑事案子，會審公廨於受理以後，通知工部局拘傳被告，工部局因此也就不得不派「巡捕」（警察）。結果，於閏五月初五（6月29日）抓到了程吉甫。初六，抓到了章炳麟、陳仲彝、錢寶仁（允生）。龍澤厚（積之）在初六的深夜到巡捕房（警察局）投案；鄒容在初七的白天到巡捕房投案。陳范逃走，去了日本。
陳仲彝是陳范的兒子，在拘票上無名，被巡捕抓了來，作了代罪的羔羊。工部局講西洋法律，巡捕卻不太「拘泥」！妙在會審公廨，其後也把陳仲彝視作被告。
更奇怪的，是《蘇報》主筆章行嚴不在被告之列，因此也就沒有被拘。據章行嚴自己說，那是因為他的老師俞明震在暗中庇護了他。俞明震是一個候補道，在南京充任陸師學堂總辦，曾經在台灣抗拒日本之時，當過唐景崧的副手。
俞明震這時候被兩江總督魏光燾派為「查辦大員」，到了上海，會同上海道袁樹勛，負責抓人。
據章行嚴說，俞明震的這個抓人差事，還是他自己要來的，動機在於怕這差事落到別人的手中，便無法保全章行嚴、吳敬恆、蔡元培等人。我猜想，俞明震可能知道他的兒子俞大純和革命分子頗有交情。實際上，俞大純已經陪了章行嚴「往來於泰興、南京、長沙之間」，一同「運動會黨」。
俞大純到過日本，和吳敬恆很熟識。這時候，他也在上海，陪著他的父親。他奉了父親之命，在閏五月初四寫了一封信，叫人送給吳敬恆，約他到大興里七號相晤。吳敬恆和一個朋友朱仲超同去，不曾見到俞大純，卻見到了「俞明夷」（俞明震）。俞明震拿出一張公文給他看，公文是兩江總督魏光燾所發，上面寫著：「照得逆犯蔡元培、吳敬恆，倡言革命，煽亂謀逆，著俞道會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審實正法。」吳敬恆看到此句，俞明震便把公文抽了回去，壓入書堆，說：「笑話，笑話。我們吃麵。」有一位「著青布長衫之先生」把三碗面與兩盤餃子端了上來。俞明震自己先在每盤夾了一個餃子吃了，表示並未下毒。吳、朱二人也就「泰然而吃」。吃時，吳向俞說：「請先生照公事而行可矣。」俞說：「笑話，笑話。我想最好多到外國去留學，可幫國家革新。」吳說：「法國很便宜。」俞說：「法國不好，還是去美國。我的兒子，要他去美國。」吃罷，吳、朱二人告辭，俞說：「我住南京芝麻營六號。我們可以常通信。稱我『俞燕』，你叫『吳謹』好了。」
第二天夜裡，沈步洲與何梅士（靡施）兩個人，來到了吳敬恆的寓所，告訴他：蘇報社的賬房程吉甫被捕。吳敬恆於是同著沈、何二人，去蘇報社探詢一個究竟。走到日升樓前面，遇見章炳麟和一個學生敖孟姜，便告訴他們蘇報社有人被捕的消息。章、敖二人於是也一同去到蘇報社。到了蘇報社，大家見到了陳范。陳范說，程吉甫被捕之時，他本人在社，巡捕來了兩個，都是住在鄰近而且認識他的，卻故意問他：「陳范在不在？」他說：「陳范出去了」，這兩個巡捕並不再問，也不進裡面房間去搜，僅僅把拘拿票給他看，他看見上面寫著有七個人的名字，除了程吉甫與陳范兩個以外，還有陳夢坡、章炳麟、鄒容、劉保恆、龍積之。
「陳夢坡」三個字是陳範本人的號。拘票上把他寫成了兩個人，有點奇怪。巡捕根本和他認識，卻見到了面而又問「在不在？」更加奇怪。吳敬恆心中明白，這必定是俞明震的苦心。俞在吃麵以前，告訴過他：「夢坡我熟人。昨往，彼適出門，見其會計陳吉甫（程吉甫）。先生等勸其溫和乎？太炎先生似乎鬧得亦太兇。」陳范是湖南人，在鉛山當過知縣，確是俞的朋友。陳范這時候自己也對吳敬恆、沈步洲、何梅士、章炳麟、敖孟姜等五個人說：「可怪之至，前日俞恪士（俞明震）從南京來，我心知有異，推說出門，他與我賬房略談報事而去。」
吳敬恆向大家說，拘票上把陳范與陳夢坡寫成兩個人，是俞明震故意如此，表示這件事他做不得主，希望老朋友了解；先抓一個賬房，這是「大事化小」，以便敷衍上峰。
章炳麟和敖孟姜聽了，冷笑。陳范的女兒陳擷芬說：「既然他們巡捕認識爸爸，卻又不抓，此中必有緣故。」章、敖二人不耐煩再聽下去，便說「我們走罷。」二人「悻悻而出」以後，吳就對陳擷芬說：「他既認識而不拘，想要放我們逃走。既放我們逃走而不逃，乃就先將腦袋送去，方鼓吹革命了矣。」陳范聽了，微笑。於是，陳擷芬雇了黃包車，把父親陳范，送到愛國學社的宿舍。陳范的一個姨太太，運送鋪蓋。吳敬恆與沈步洲及何梅士，也去愛國學社，準備繼續商談。到了愛國學社，章炳麟已經睡在宿舍的床上，「在被中罵曰，『小事擾擾』。」
這一晚，陳范睡在宿舍；吳、沈、何與陳擷芬及陳范的姨太太各自回家。
次日，吳敬恆到愛國學社，沈步洲也到了；跟著，葉浩吾（葉瀚）也來了。葉一進門，便向吳拱手，說「稚公留此身以有待，枚叔先生（章炳麟）何在？」說著，便先走進宿舍里去。等到吳、沈二人進至宿舍之時，葉浩吾又已離開宿舍而去。
吳、沈二人到了樓上，幫助陳范收拾，雇了三部車子，到新閘吳彥復的住處。吳彥復是吳長慶的兒子（其後作了章行嚴的岳父）。不巧，吳彥複本人已去天津，吳彥復的母親不肯將陳范收留。吳敬恆與沈步洲二人只得又把陳范送到白克路修德里常州人湯中所辦的「演譯社」。湯中對陳范欣然容納。
這一天的晚上，沈步洲偕同何梅士來到吳敬恆的寓所，告訴他：在下午六點鐘的時候，有巡捕多人到了愛國學社，「章太炎（炳麟）方在賬房算賬，巡捕出拘票，問有某某等否？章曰，『余皆沒有。章炳麟是我。』巡捕即以索系之。章欲回宿舍取物，亦未許。」
吳敬恆在《回憶蔣竹莊先生之回憶》一文之中寫道：「六日（事實上，是閏五月初七日），報亦披露（章氏被捕的消息），滿城風雨，且聞陳夢坡之子與劉保恆皆被捕。……晚上，又哄傳章太炎已在捕房寫信，勸鄒容、龍積之自行投到。後聞鄒容已被張溥泉（繼）藏匿虹口教士處，得章信，鄒即出。」
鄒容投案以後，到了閏五月二十一日（7月15日），才和其餘的五人（章炳麟、程吉甫、陳仲彝、錢允生、龍積之）被提到會審公廨，由松江府知府孫建臣、上海縣知事汪瑤庭（懋琨），會同英國副領事迪比南公開審問。原告是大清帝國政府，由律師古柏及哈華托作為代言人。被告的律師，是博易和瓊斯兩個人。
這便是轟動中外、空前絕後的《蘇報》案。政府向平民告狀，在中國的歷史上是第一次。而且，所告的是洋狀，在租界的法庭上對簿，在當時的人看來，是一個大笑話。事前，清廷竭力想把章、鄒等六位引渡，用傳統的嚴刑來逼供，來殘害。然而，租界的當局始終不肯。
原告大清帝國政府所控的罪名是：「污衊朝廷，大逆不道。」
被告六人之中，足以牽涉到這八個字的大罪的，僅有章、鄒二人。程吉甫是蘇報社的賬房，供稱在職務上只管告白（廣告），不管言論。陳仲彝是蘇報社老闆陳范的兒子（是在陳擷芬的《女學報》報館被捕的），供稱本人與蘇報社無關。法官問他：「能不能代替父親『受罪』？」他答覆說：「不能。」錢允生供稱本名寶仁，允生兩個字是號（也是在女學報館被捕的），和蘇報社也毫無關係。（事實上，他和陳范頗有來往，鼓勵陳范革命，曾經自稱為孫中山先生，化名錢寶仁。然而，革命成功以後，他並未求官。他可能只是一位熱心分子，染有好作大言的小毛病而已。）龍積之供稱，本名澤厚，是廣西桂林人，貢生出身，以知縣分發四川，到過成都，對於「自立軍」散發「富有票」的事絲毫不知。（他和鄒容一樣，也是自動到巡捕房投案的。）
這四個人，其後又經過了幾次審問，終於先後被釋放。程吉甫、陳仲彝、錢允生，先被無條件開釋。稍後，龍積之於取保以後，暫釋。（暫釋以後，未再被捕。）
章炳麟供稱：「先曾讀書，後在報館充主筆。……去年回國，今年二月在愛國學社任教習。因見康有為著書反對革命，袒護滿人，故我作書駁之。……『原告』所指書中『載湉小丑』四字觸犯清帝聖諱一語，我只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所謂聖諱。小丑兩字，本作類字或小孩子解。」
鄒容供稱，年十九歲，四川巴縣人，「初來滬入廣方言館，後至日本東京留學。因憤滿人專制，故有《革命軍》之作。」
當天，會審公廨無法判決。清吏在幕後多方活動，甚至運動了各國駐華公使，通過領事，對會審公廨施以壓力。上海的輿論界，包括英國人的《字林西報》，很多對被告表示同情。只有《新聞報》，是站在清廷的立場。
案子一直拖到次年四月初七（1904年5月21日），會審公廨為這件事最後又開了一次庭，由上海縣知事汪懋琨、讞員黃煊英、英國副領事德為門，會同審問。當場判決了「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滿逐出租界。」
鄒容在監獄裡得了病，在乙巳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去世。
章炳麟在監獄裡始則絕食七天，未死；繼則與獄卒衝突，被打，也沒有死；終於以順處逆，安之若素，先後被指定當裁縫，當廚子，以代勞役，頗能抽出時間教鄒容佛學，寫稿子在外邊的報紙上發表。他在丙午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受刑期滿，恢復自由，被蔡元培、葉瀚等十幾人接了出來。當天晚上，乘船去了日本。船票，是同盟會特地叫同志龔煉百與時功玖買了送給他的。
他到了日本，留日學生在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開了一個盛大的會歡迎他。到會的有兩千人左右。白浪滔天（宮崎寅藏）也在場，於章炳麟致詞之後發表演講。
《蘇報》案到了此時，可謂完全結束。《蘇報》本身，在案發以後不久，於閏五月十三日（7月7日）被封。陳范帶了兩個女兒（擷芬、信芳）和姨太太（芬）在日本住了一些時，姨太太在橫濱加入了馮自由與梁慕光所創立的洪門三點會分會。陳範本人又去香港，在甲辰年（1904年）回到上海，被捕，在牢里關了一年多。後來，他去湖南醴陵，依該縣縣知事、他的朋友汪文溥為生。武昌起義以後，他叫汪文溥催促湖南革命當局出兵，幫助在漢陽的革命軍。其後，他在上海當《太平洋報》主筆，又在北京辦《民主報》。最後，在1913年1月，病故於上海。
《蘇報》案雖則是上海一個報社的案子，雖則是死難的僅有鄒容一人，影響之大，等於一次轟轟烈烈的武裝起義。清廷的威嚴，被這件案子戳破。革命的思想，從此代替了維新、保皇、立憲，而成為主流。過去，很多人以為革命只是孫中山一個人或極少數附和他的人，一種超時代，甚至是不切實際的「高調」，並且還有些人以為革命只是孫中山以及「目不識丁」的若干會黨或土匪的「作亂」。連吳敬恆本人，都曾經懷疑孫中山「是否像蚆蠟廟裡的大王爺爺」。自從《蘇報》案發生，一般老百姓，尤其是知識分子，讀了鄒容、章炳麟的文章，對革命與革命黨的了解大為進步。他們心中開始在想：「像鄒容、章炳麟這樣的人也主張革命，作了革命黨，可見革命是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