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明朝 · 九三　神宗

神宗朱翊鈞在明朝的皇帝之中，享國最久，從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有四十八個年頭加一個月。 即位之時，他僅有十歲，張居正去世之時，他已經是二十歲。在這十年之中，由於生母慈聖皇太后陳氏管教甚嚴，張居正大權獨攬，司禮太監馮保又頗與太后及張居正合作，神宗除了讀書以外，無所作為，因此也就沒有什麼不好。 張居正一死，繼任的首輔（首席大學士）先後為張四維與申時行。張四維是山西蒲州人，當權以後，把馮保趕去南京，也把張居正的親信王篆、曾養吾二人擠走。申時行是蘇州府長洲縣（現已併入吳縣）人，嘉靖四十一年的狀元，文章好，性情和順，憑這兩點，就很受張居正欣賞，被張居正提攜進了內閣。於萬曆十一年四月接張四維的事，到十九年九月退休。 君子外柔內剛，小人外剛內柔，申時行呢，是內外俱柔。萬曆一朝的政治之壞，此人的責任最大。第一，他把張居正的一套綜核名實的辦法，束之高閣。第二，他幫助神宗逃學，不反對神宗之「每遇講期，多傳免」，替神宗想出一個偷懶的辦法，用進呈「講章」（講義）來代替講授，在事實上永久停止了「講筵」。第三，他幫助神宗拒諫，「令諸曹（各衙門的官吏）建言，各及所司職掌，聽其長（官）執而獻之」。第四，他又教了神宗，把不願接受的奏疏，「留中」（留在宮中），不批不發，置之不理。 這時候，神宗久已成年，雖則還沒有抽上鴉片，卻已懂得縱情聲色，飲酒使氣，貪財好貨。所信任的太監，是壞過馮保若干倍的張誠；所寵愛的女人，是極端自私的鄭貴妃。有一位大理寺的評事，姓雒，名於仁，忠心報國，準備一死，在萬曆十七年冬天寫了一篇大文章，題為「酒色財氣四箴」，獻給神宗。這一篇大文章，字數不多，而一字一淚，針針見血：「臣備官歲余，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此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十個漂亮的小宦官）以啟癰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搒宮女，明日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俊、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 雒於仁在「酒色財氣四箴」中，繼續侃侃而談：「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鍾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即鼎鋸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惟陛下垂察。 酒箴　耽彼麴糱，昕夕不輟。心志內懵，威儀外缺。神禹疏狄，夏治興隆。進藥陛下，頬醑勿崇。 色箴　艷彼妖姬，寢興在側。啟寵納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進藥陛下，內嬖勿厚。 財箴　競彼鏐鐐，錙銖必盡，公帑稱盈，私家懸罄。武散鹿台，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命難諶。進藥陛下，貨賄勿侵。 氣箴　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韡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怨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 神宗接到了雒於仁的這篇「酒色財氣四箴」，不知如何是好，擺了十天，剛好是元旦，便在百官朝賀以後召見了申時行等人，口口聲聲，說雒於仁冤枉了他，要把雒於仁嚴辦。申時行建議，不必如此，因為傳開來，老百姓一定會「信以為真」，最好是暫時置之不理，慢慢地叫大理寺卿把雒於仁趕走。果然，幾天以後，雒於仁便稱病請辭，被「斥為民」，了事。 申時行的如此作風，對雒於仁而言，可謂「保全善類」；對神宗而言，可謂「不忠」。 申時行以後的歷任首輔，是許國、王家屏、王錫爵、趙志皋、沈一貫、朱賡、李廷機、葉向高、方從哲，一共有九個人。 許國主政，僅有半年。他私德頗好，為人倔強，和「言官」（御史和給事中）合不來，終於因力爭冊立太子，被神宗准許辭職。（神宗的長子朱常洛，即未來的光宗，非鄭貴妃所生，因此而遲遲未蒙冊立。） 王家屏主政，也只有半年。他入閣甚早（在萬曆十二年十二月），中間丁憂了兩年零三個月。當雒於仁幾乎被神宗嚴辦之時，他向神宗說：小官不會知道皇帝的飲食起居，規諫是我們輔弼大臣的事。「臣備位密勿，反緘默苟容，上虧聖明之譽，下陷庶僚蒙不測之威，臣罪大矣。尚可一日立於聖世哉！」 次年，萬曆十八年，他自己也向神宗明說：「統計臣一歲間，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不行。」在萬曆十九年九月升任首輔以後，他也和許國一樣，再三請求冊立太子。神宗罵他「希名」。他說：「名非臣所敢希。顧臣所希者，陛下為堯舜之主，臣為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死）有餘榮。若徒犯顏觸忌，抗爭僨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愆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為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為，九廟神靈必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臣已哉！」結果，神宗准他辭職。（李獻可是禮科都給事中，在萬曆二十年正月因疏請「預教太子」，被斥為民。另有十人，因他而先後被貶被斥。） 王家屏走了以後，趙志皋作了九個月首輔。次年（萬曆二十一年）正月，王錫爵還朝，首輔的位置給王錫爵，直至萬曆二十二年五月王錫爵告老。然後，又由趙志皋作首輔，到二十九年九月病故之時為止。 趙志皋是浙江蘭溪人，隆慶二年的狀元。王錫爵是江蘇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的榜眼（與申時行同榜）。王錫爵性情硬，不怕得罪神宗，卻也只辦成了一件事：說服神宗，在萬曆二十二年二月，讓「元子」朱常洛「出閣」讀書，禮節依太子出閣的舊例。趙志皋性情軟，連一件事也不曾辦到，只會請病假，不辦公，其後真得了麻痹症，便連寫奏疏請辭。他一共寫了八十幾次這樣的奏疏，而神宗偏始終不准他辭，直到他死在任上為止。 趙志皋以後的沈一貫，是寧波府鄞縣人。在沈一貫手上，朱常洛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被冊立為太子，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同時被封為福王（老福王，其後在南京即位的福王朱由崧，是這老福王的兒子）。除此以外，沈一貫也是一事無成。他而且愛錢，記仇，受楚王朱華奎之賄，又欲置異己的禮部侍郎郭正域於死地。 沈一貫在萬曆三十四年七月退休，繼他為首輔的是朱賡。朱賡是浙江山陰（紹興）人，這時候已經七十二歲，沒有多大精力來糾正神宗的種種惡習。平均，他上疏十次，批下來的難有一次。他在三十六年十一月死在任上。 次一首輔，是福建福清人葉向高。葉向高捱到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也曾經寫了若干慷慨激昂的奏疏，而神宗依然是「萬事不理」。「六卿（六部尚書）止趙煥一人（原任刑部，後改吏部），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全國的巡撫與巡按御史，尤其是各府州縣的知事，缺了一半以上（職務均由別的官吏或不夠資格的人署理）。葉向高向神宗說：「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寮必不可盡空，台諫（御史與給事中）必不可盡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 葉向高的繼任者方從哲，生長京師，在籍貫上屬於錦衣衛，遠祖是浙江德清人。他也是科甲出身，當過國子監的祭酒（大學校長），但生性膽小如鼠，貪祿戀位。遇到有神宗在上，剛好是昏君奸臣湊在一起，明朝的滅亡便註定了。 這時候，黨爭已經把朝廷弄得全無正人。方從哲在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以後「獨相」，直到萬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故，僅僅在萬曆四十三年五月至萬曆四十五年七月有一個吳道南在內閣里，陪陪他虛應故事。 神宗這時候越發荒唐。五十幾個給事中，只剩下四個；一百多個御史，只剩下五個；六部的尚書侍郎也剩下四五個，都御史一缺仍舊虛懸，幾千個大選、急選與待補的教官，聚集在京的等候不到「憑」，上不了任，旅費用光，三餐不飽。神宗一概不管，方從哲在事實上也只是敷衍敷衍，想了事而一事不了。 明神宗朱翊鈞沉迷酒色　張居正在輔政期間，對神宗進行了巧妙的教導，神宗也曾對老師佩服得五體投地，以致發出了「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的感嘆。但神宗口是心非，是十足的酒色之徒，後宮美女千餘，日夜飲酒縱樂，喝醉了就發酒瘋，稍不順心，就要殺人。萬曆十七年（1589年），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寫了一篇題為《酒色財氣四箴》的文章，勸神宗不要耽迷酒色，貪財尚氣。神宗讀罷大怒，將這個官員貶斥為民，而他自己依然縱情聲色。 努爾哈赤這時已經崛起，於萬曆四十六年四月打下撫順，萬曆四十二年七月擊潰楊鎬，滅掉葉赫與哈達。明朝剩下一個孤忠耿耿的熊廷弼，方從哲又用了小人姚宗文，把熊廷弼擠走，因此而又喪失了遼陽。 神宗去世，光宗在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即位，把葉向高召回內閣。九月，光宗去世，熹宗即位。方從哲挨到十二月，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