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明朝 · 九二 張居正
張居正是江陵人，生於嘉靖四年（1525年），卒於萬曆十年（1582年）。他在十二歲時「進學」（當了秀才），十六歲中舉（當了舉人），二十三歲成為進士，選庶吉士，受教於徐階。（那時候，徐階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兩年以後，散館（畢業），張居正被任命為翰林院編修。
他當了編修七年，感覺到「京師十里之外，大盜十百為群，貪風不止，民怨日深」，「非得磊落奇偉之人，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然而「世雖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因此之故，他毅然決然，稱病辭職，回到家鄉，種了半畝竹子，閉戶讀書。
讀書又讀了整整六年。他的父親（張文明）「鬱鬱不樂，日見憔悴」；父親向朋友說：「吾生平志願未遂，望斯兒樹立，用顯吾祖。今顧若此，吾復何望！」
張居正只得又進京城，作官。這一次所作的，是右春坊右中允、國子監司業。高拱和他同事，是國子監祭酒。祭酒等於今日國立大學校長，司業等於是教務長。
高拱於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十二月，世宗去世，徐階寫遺詔，邀張居正參加意見。次年，隆慶元年，二月間，張居正也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
半年以後，他上給穆宗一封「陳六事疏」，穆宗一一允行。
所謂六事，是：（1）省議論。部院等衙門「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陳直。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2）振紀綱。「伏望皇上備乾綱之斷，普離熙之明，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3）重詔令。「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復。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令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院）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4）核名實。「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概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者，乞將誥敕勛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5）固邦本。「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征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6）飭武備。「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為憂。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
張居正在隆慶元年二月入閣，兩個月以後就升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次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四年十二月，升「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加柱國」；幾天以後，加「少傅」，改「建極殿大學士」。六年正月，改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六月，穆宗去世。八月，加「左柱國」，改「中極殿大學士」。
高拱於隆慶元年五月辭職，三年十二月再度入閣，六年六月被罷免。他被罷免以後，張居正成為「首輔」，直到萬曆十年六月病故之時。在這十個年頭之中，他只有三個月（萬曆六年三月至六月）給假回籍葬父，不在京城，但是重要的公事仍舊有人送到江陵，請他裁決。他的加官，由少師而改為太傅，又由太傅而改為太師，均仍兼太子太師，可謂位極人臣。他不曾被封為侯伯，因為明朝的規矩不封文臣（除了外戚以外），但是他在萬曆四年十月被改為太傅之時，已經被特許「俸如伯爵」。
他生平頗愛權力，而且定要全部權力。神宗從十歲即位，到二十一歲張居正死，始終只是一個名義上的皇帝而已。兩宮太后，神宗的嫡母仁聖太后陳氏與慈聖太后李氏，由於有司禮太監馮保替張居正左右其間，也一直對張居正言聽計從。
以施政的成績而論，他不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漢朝以來所少有的。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強可以與他相比。諸葛亮的處境比他苦，不曾有機會施展其經綸於全中國。王安石富於理想，而拙於實行，有本事獲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沒有才幹綜核僚佐與地方官的名實。
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中對張居正的作風頗有批評，卻不能不承認，在張居正執政期間「十年來海內肅清。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里，荒外警服。」南方少數民族「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礒寺（太僕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核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績炳然。」
明朝自從成祖、宣宗以後，朝野泄沓成風，政以賄成，民不聊生，張居正能以超人的鐵腕，把政風士習扭轉，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邊境相當太平，國內家給戶足，轉貧為富，化弱為強，真令人心嚮往之。
他忠君守法，敢於負責，因此也就免不了得罪很多人。中國的社會，幾千年來重人情而不重法律，重私誼而不重公義。於是，張居正一死，他的家屬就遭受奇禍。
張居正的治績，在《明史》本傳中僅有寥寥數語，在《明史稿》中更少，而且貶多於褒。寫《明史》與《明史稿》的人，囿於書生之見，視儒法為截然不同的二家，他們看不出張居正的難能可貴處，正如有些人之譏諸葛亮為「外儒內法」，譏王安石為「急功近利」，而茫然於孔子當年不談政治則已，一談政治即強調「足食足兵」與「富而後教」。孔子誠然以「道之以禮，齊之以樂」為提高社會水準的途徑，但是也從來不曾主張過以姑息為政，像漢元帝以後的所謂儒臣。
張居正大權獨攬，是事實。他卻未包而不辦。國家的大小政務，他處理得井井有條，真是所謂綱舉目張。他也頗能分權給主持各部的尚書，禦寇平亂的將領，通漕治河的文臣。凡是負責辦事的人，他都能讓他們放手干，雖謗書盈*而他決不輕易換人。
在他執政的期間，六部尚書的更迭很少：
吏部——張瀚、方逢時、王國光。
戶部——王國光、殷正茂、張學顏。
禮部——萬士和、馬自強、潘晟。
兵部——譚綸、王崇古、方逢時。
刑部——王之誥、王崇古、劉應節、吳百朋、嚴清。
工部——朱衡、郭朝賓、李幼滋、曾省吾。
在這些尚書之中，只有張瀚一人是被免職的。王國光先任戶部，後調吏部。馬自強離任，是由於入閣。譚綸與吳百朋死在任上。殷正茂等所有的其餘人，都是在告老退休之時，才去職的。
戚繼光在薊州十六年，先當薊州、保定、昌平三鎮練兵的總理，不久兼為薊鎮總兵官，差不多與張居正在內閣的時間相終始。（張居正入閣在隆慶元年二月，戚繼光由閩北調，在隆慶二年五月，到了張居正去世以後才又被調往廣東。）倘若不是有張居正在朝中替戚繼光撐腰，戚怎麼樣也干不到那麼久，因此也就練不成守邊的精兵，修不好沿邊的「敵台」（小部隊可以集中防守的堡壘），發展不了「車戰」的戰術，擋不住最足以震撼京畿的土蠻，也就無法保得住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一大段長城內外的土地。
李成梁能久於其任在遼東，也全靠張居正對他信賴不疑。
李成梁是鐵嶺人，世襲鐵嶺衛指揮僉事，積功升至遼東鎮的險山參將。他因救援永平而由參將升為副總兵，是在隆慶元年，亦即張居正入閣以後，因擊斬張擺失而進秩一等，是在隆慶三年，因辛愛大舉入寇，需他抵禦而由副總兵升為都督僉事、遼東總兵官，是在隆慶四年。
次年（隆慶五年），他大勝土蠻，斬其部長二人，被升為都督同知，賞一子世蔭千戶。他在隆慶六年與萬曆元年，又連勝土蠻，於是又增秩二等。萬曆二年，他擊斬建州都指揮王杲；三年，他擊走土蠻於長勇堡，擊走炒花、黑石炭、黃台吉、卜言台周、以兒鄧、眗兔、拱兔、堵剌兒等人的聯軍兩萬多於瀋陽西北，張居正給他以「太子太保」的加官，增蔭一子千戶。萬曆四年，他再破黑石炭於大清堡，襲擊土蠻於遼河之東。萬曆五年，他搗破速把亥與土蠻於劈山。他有這幾項功勞，張居正更進一步，把他的加官由「太子太保」而升為「太保」，賞一子世蔭鐵嶺衛的指揮使。
這一年（萬曆五年）的十二月，速把亥、土蠻、炒花、眗兔、拱兔、黃台吉、大委正、小委正、卜兒亥、慌忽太，等等，又集合了三萬人以上的聯軍，深入到耀州。李成梁一面留兵遏守，一面自己提兵出塞二百餘里，直搗敵後的圜山，斬其部長九人，部兵八百四十，使得對方的聯軍不得不由耀州撤退。張居正於是也不惜爵賞，奏准神宗，封他為寧遠伯。
萬曆七年，土蠻以四萬騎來攻，屯聚在錦川營。李成梁擋住了他。恰好，戚繼光奉命率兵來救，土蠻又不得不撤退。退了不久，糾合了速把亥捲土重來，宣傳即將分別攻取海州、錦州、義州。李成梁不理他們的宣傳，率兵正面迎敵，又出塞二百多里，到了紅土城，找他們打，打了一個勝仗。他們狼狽而散。
萬曆八年，李成梁兩御「迤東都督」王兀堂於寬甸，連敗土蠻於大凌河及錦州。
萬曆九年正月，李成梁大破土蠻、黑石炭、大委正、小委正、卜言台周、腦毛大、黃台吉、以兒鄧、眗兔、拱兔、炒戶花（炒花？）等人於塞外四百餘里的襖郎兔。張居正增加他的伯爵歲祿，由八百石改為九百石。四月，黑石炭等深入遼陽，李成梁派副將曹簠迎敵，小勝，追擊至長安堡，遭遇埋伏，大敗，損失了千總陳鵬以下三百一十七人。張居正將曹簠逮捕下獄。十月，土蠻糾合了十萬人以上圍攻廣寧（北鎮），攻不下來，轉掠團山堡、盤山驛、十三山驛，攻義州，都被李成梁擊退。
萬曆十年三月，在張居正去世三個月後，速把亥進犯義州，被李成梁的參將李平胡射中而被蒼頭李有名斬首。神宗大喜，讓李成梁在京師有一個「甲第」，加賞一個兒子錦衣衛指揮使。
張居正去世以後，李成梁繼續鎮守遼東，到了萬曆十九年十一月，因貪利、行賄，掩敗為功、殺民冒級等等惡行，被諫官一再彈劾而不得不辭職。倘若張居正尚在，他決不敢如此，自己固可以保全始終，國家也不致遭受他卵翼努爾哈赤的養癰之患。他作戰的能力很高，威望亦重，其後在萬曆二十九年東山再起，「復鎮八年，遼左少事」；所需要的只是在他上邊必須有一個能夠駕馭他，維持他，像張居正這樣的人而已。
明朝正北的邊疆，也就是沿著今天的長城，東段從山海關到居庸關，有了戚繼光，高枕無憂。中段宣府大同，西段延綏寧夏，均由於王崇古在隆慶年間，賴有高拱張居正從中主持，而安撫了俺答和俺答的侄兒吉能，不僅在萬曆初年漢蒙相安無事，而且一直相安到明朝結束之時。
王崇古的功勞，不在戚繼光之下，更不在享有赫赫之名的李成梁之下。他是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歷官刑部主事，郎中，安慶與汝寧二府知府，常（州）鎮（江）兵備副使，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寧夏巡撫，陝甘寧總督（總督陝西延[綏]寧[夏]甘肅軍務），於隆慶四年調任宣大山西總督（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毅然決然作成了安撫俺答與吉能之事。俺答去了趙全所奉他的帝號而受封為順義王，吉能受封為都督同知，俺答所築的開化府改名為「歸化」。王崇古奏准明廷，讓漢蒙人民互市，一舉而奠定了兩族之間的和平與相互依存。他「廣召商販，聽令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下，因收其稅，以充犒賞。……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
王崇古在萬曆元年九月，被召入京，督理軍營，三年九月，受任刑部尚書，五年四月，被調到兵部，繼譚綸之缺。十月間，他告老退休。
繼王崇古宣大山總督之任的，是方逢時。其後，繼他的兵部尚書之任的，也是方逢時。方逢時湖北嘉魚人，與王崇古同年中進士，歷官知縣、郎中、知府、遼東巡撫，在隆慶四年調任大同巡撫。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向他投降，他報告王崇古，和王崇古「定計挾把漢以索叛人趙全等」，終於完成了安撫俺答與吉能的大工作。王崇古內調以後，他在總督任上，頗能蕭規曹隨，功績也不算小。其後，繼王崇古作兵部尚書，作到了萬曆九年四月，才退休。
在張居正當國的期間，內亂不是沒有，但張居正皆能選用將才，予以「平定」。
內亂之中，最厲害的是四川的「都掌蠻」、廣西的「古田壯」，與廣東的「羅旁瑤」。「都掌蠻」的首領叫「阿大」，據有興文縣東南的九絲山，稱王。另一頭目，叫做「阿苟」，據有凌霄峰，和阿大相犄角。張居正派曾養吾當巡撫，留劉顯為總兵官，拔郭成為副將。那時候（萬曆元年），有很多朝臣攻擊劉顯，張居正一概不聽。果然，劉顯感恩圖報，很願意接受曾養吾的節制，而曾養吾又是一位駕馭武人的能手。劉顯等人誘擒了阿苟，奪回凌霄峰，隨即圍攻九絲山，攀登絕壁，斬殺阿大，取得土地四百餘里，擄獲了九十二隻銅鼓。
「古田壯」的首領，叫做韋銀豹。他的父親韋朝威在孝宗弘治年間造反，殺了副總兵馬俊，其後降而又叛，叛而又降。韋銀豹本人之叛，是在世宗嘉靖末年。他和另一頭目黃朝猛兩度搶劫廣西省城的銀庫，殺了參將黎民衷，聲勢浩大。
張居正在隆慶三年叫殷正茂當廣西巡撫，負責剿辦。殷正茂到任以後，便調集了土兵漢兵十四萬人，交給俞大猷。俞大猷那時候是廣東總兵官，被調來廣西幫忙。以俞大猷之才，對付韋銀豹與黃朝猛，遊刃有餘。他分兵七道，連破幾十個寨子，只有最後的一個潮水寨比較費力，打了幾十天才打了下來。黃朝猛被自己的部下殺了，韋銀豹詭計多端，用了一個與自己面貌相同的人替死，但是，在逃走不久以後，也被捉住。
不久，殷正茂被升為「提督兩廣軍務」。於是，惠州的藍一清與賴元爵，潮州的林道乾、林鳳、諸良寶，瓊州的李茂，等等，也都被殷正茂調兵遣將，一一「蕩平」。
萬曆三年，殷正茂受任為南京兵部尚書，遺下的「提督兩廣軍務」之缺，由凌雲翼接任。凌雲翼在萬曆四年秋天調遣張元勛、李錫等將領，大舉進攻廣東「羅旁瑤」，打了四個月，打到萬曆五年的春天，瑤人首領潘積善，投降了，「羅旁瑤」所住的地區，在德慶州上下江，東西兩山之間，有七百多里。韓雍在憲宗成化年間把西山的一部分鎮壓下去，剩下的是這些東山的部落。他們深處林莽，常常出來活動，兵來則退，兵去又來。
張居正能重用戚繼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時、曾養吾、殷正茂、凌雲翼，等等，確有知人之明。
外患與內患之外，另一種患是水患。
明朝初年，黃河在洪武二十四年決口。決口的地點在河南原武縣境。洪流泛濫到安山湖，把會通河淤塞了三分之一。所謂會通河，便是元朝所修築的山東省一段的運河。明成祖有意遷都北京，對運河十分重視，派了宋禮去浚。宋禮用了二百天的工夫，完成任務。
此後，河患雖則常有，皆不甚大。到了嘉靖年間，它便嚴重起來。嘉靖六年，黃河溢出堤外，流入沛縣之北的廟道口，淤了運河幾十里長。明世宗派盛應期去辦，盛應期開了一條新河，從昭陽湖東北到留城口，約長一百四十餘里，用六萬五千個伕子，二十萬兩銀子，作了六個月，未能如限完工。諫官認為這是勞民傷財，世宗便命令盛應期停止工作。盛應期要求再作一個月，世宗不許，於是功敗垂成。
嘉靖四十四年，黃河又發脾氣，在沛縣飛雲橋決口，流進了昭陽湖，又把運河淤了一百多里。世宗派朱衡去辦理。朱衡也開一條新河，長一百九十四里，總算是築成了。然而，這只是治標而已。
隆慶四年，黃河在邳州與睢寧決了口。穆宗派潘季馴去治。潘季馴把所決的口子堵住。
萬曆五年，黃河在崔鎮決口，向北流，淤塞了清河口，逼得整個的淮河向南搬家，沖壞了高堰（高家壩），弄得高郵寶應等縣成為一片汪洋。負責治河的「河漕尚書」吳桂芳與「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意見不合，吳主張疏浚老黃河故道，傅主張堵住決口，「束水歸漕」。遷延到了次年的夏天，張居正派潘季馴去負專責。潘季馴在過去也只是一個懂得治標的人，但是他有了經驗，又肯實地研究，把他的心得報告張居正作為建議，說黃河「故道久湮，雖浚復，其深度必不能如今河」，應該「築崔鎮以塞決口，築遙堤以防潰決。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併流（為一），則海口自浚。」張居正接受他的建議，讓他放手去做。果然，做到了萬曆七年冬天，潘季馴把黃河與淮河同時治好。
在潘季馴尚未完工以前，也有不少的人攻擊他，正如當年戚繼光等人之被攻擊一樣。但是，張居正給予潘季馴以大力支持，對一切閒言閒語置之不理。
治水成功，水患變成水利。張居正特地把水退了以後的荒地，按戶分給江北各縣災民，三年以後才征賦。明朝自從中葉以來，政府不做該做的事，而收不該收的錢。農民在種種高壓之下，也就無精打采，把該墾的地不去墾，該種的田不去種了。再加上，土豪劣紳與貪官污吏相勾結，有田而不報，即使報也以多報少。在洪武二十六年的時候，全國已墾已種的田地，有八百五十萬零七千六百三十二頃。到了弘治十五年，就只剩下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經過張居正一番整頓與鼓勵，萬曆九年的數字竟然一躍而為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起洪武年間的情形，雖仍有不及，但是比起弘治年間的情形，真是進步得太多。
萬曆九年的數字，是經過三個年頭的嚴格丈量而來。有人懷疑這數字的確實性，說張居正「尚綜核，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苛征暴斂現有的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按溢額田增賦雲」。說這種話的人，不知是何居心？依他們的意思，最好田地不必丈量，辦事不必綜核，因為一丈量綜核就難免沒有少數的壞官「爭改小弓以求田多」，倒不如因噎廢食，大家省事，大家靜候亡國，餓死！至於說，因為有了「溢額」就免不了「遂先後按溢額田增賦」，似乎田畝儘管溢額，而所溢出的田畝絕對不可以征賦。這是一種什麼想法？
《明史·食貨志》卻也保存了幾句公道話：「帝用大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
明朝初年，各府州縣本有記載田地的「魚鱗冊」，與記載戶口的「黃冊」。這兩種冊子，由於中葉以後上下官吏的偷懶與舞弊，久已與事實不符。張居正大刀闊斧，不怕得罪人，才把事實重新弄個清楚。（他有沒有採用當時福建所已用的經冊、緯冊與「歸戶冊」，待考。）
田畝的數字，或可用大田化小的辦法變多；戶的數字，即沒有辦法化一人為兩人來變多。洪武二十六年的戶口，是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弘治四年，降為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張居正在萬曆六年所查出來的，是六千零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人，不僅比弘治四年多，也比洪武二十六年稍稍多了一些。這倒未必是因為有他當政，而人民立刻樂觀，於短期內紛紛增加生育（或減少殺嬰與打胎）。主要的原因是：在他綜核之下，經手調查的人不敢馬虎從事。
張居正生平自稱別無他長，只是耐得了煩。耐煩二字真能做到，並不容易。古今樂於做官的多，而捨得下工夫去辦事的少，張居正倘若沒有忠君（愛國）的心，沒有視匹夫匹婦之疾苦為自己的疾苦之同情心，沒有恆心與毅力，就一定耐不了總攬全國行政工作的煩。
儒家的理想宰相，是一個雍容大度，提綱挈領，對天子坐而論道，調理陰陽的人。下面各部門的麻煩的事，讓下面的人去管。這樣的宰相只適合於天下已定的太平時代。亂世或衰世，像明朝正德以後，迄於嘉靖年間的情形，就必須有張居正那樣的一個火辣辣的角色，事必躬親，才能撥亂反治。
他注重行政的系統，可見他不是不懂得分層負責的道理。他所不同於以前的若干大學士的，只在把「負責」二字做到名副其實。他自己負責，也要求下面的人負責。他不許六部的尚書分他的大權，老實不客氣地讓他們知道：在他們之上有一個內閣，而內閣的負責人是他自己。王夫之說得好，明朝政治的最大缺陷，是太祖在洪武十三年廢掉丞相。太祖與成祖二人雄才大略，直接指揮六部，確有「皇帝而兼宰相」的資格。仁宗宣宗，能力雖差，幸有三楊在閣，仍舊辦到了小康。此後皇帝不如太祖成祖，閣臣不如三楊，國事安得不壞！張居正斷然確定內閣的地位，把太祖廢相的失著補救了過來。可惜，他一去世，人亡政息，明朝又走回下坡的老路。
他並未把六部的權力剝奪淨盡。事實上，他給了它們以應有的充分權力：命令各省的撫按（巡撫與巡按御史），必須秉承六部。對於撫按，他也讓他們有權督責各府州縣。這樣，全國上下各級衙門，才形成了一個整體。他自己之所以能夠在極短期間，完成極大改革，指揮靈活，運用自如，也全靠有了這個整體。
在內閣及其以次一層一層的各級衙門之間，公文的來往必須迅速。因此，他特別注意驛遞（谷應泰所謂「郵傳」）。去掉驛站方面的小腐敗，在他，可謂牛刀小試，很快地便辦到了。還有，公事經辦人的故意拖延，改革起來就比較費事。所好，他有嚴刑重罰作為後盾。拖延以外，如誣報、虛報、瞞報、誇大其辭的妄報，等等，他都有辦法查出來，弄得沒有人敢欺騙他，蒙蔽他。誰能比得上他精明呢？
張居正辦事嚴格，但對人並不苛酷。人有小過，他寫一封私函加以規勸或申斥。有了大過，他才依法辦理。他把賞罰看得很重要。沒有賞罰，的確也辦不了事。然而他一向是賞得重，罰得薄。
不講道理的人，也未嘗沒有他們的所謂賞罰。張居正的賞罰，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一秉至公。他尊重明朝已有的考績制度，而加以認真執行。京內之官六年一考，京外之官三年一考。過去，常常只是例行公事。他呢，毫不客氣：特別好的升，好的留，不好的降，太不好的去。可是，他不像某些大官之以給人痛苦為樂。他在原則上，是讓勝任的人久於其任。
勝任的人，卻不易找。風氣好，好人多；風氣壞，好人少。在少數的好人之中，能辦事的人更少。張居正懂得「不求全」。用人，只是用其所長。此人的短處，倘與所任之事無關，不必計較。
他勇於自任，而律己未嘗不嚴。反對他的人，說他接受賄賂，說遼王朱憲㸅被廢之時，王府的金寶都被他吞了。神宗因此而在他去世以後的第二年，抄他的家，卻只抄得了十萬兩左右的銀子而已（他家裡原本是鹽商，有錢）。
中國的社會，尤其是在明朝，是一個只講私情，不講國法的社會。誰要執法嚴明，誰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機會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丟官的丟了官，說人情的說不到人情，借錢的借不到錢——如何不恨？恨張居正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他在世，大權在握，沒有人奈何得了他。他一死，仇家對於他的家屬，對於他的身後令名，就可以為所欲為，弄得他在死後的第一年官爵被「追奪」，在死後的第二年家產被充公，家屬被充軍，在家屬之中，有若干人死在牢獄，長子張敬修被逼得自殺。
在他未死以前，便已有很多人想藉他丁憂而「奪情」（不去職）的一件事，造成軒然大波。其實，「奪情」是兩位太后與神宗叫他如此，不許他因丁憂而沿例去職，要他留在任上辦事。他自己未嘗沒有一再懇請去職「守制」。那時候，萬曆五年，他的改革的大事業剛剛作了一半；如果兩位太后與神宗真讓他走了，這大事業一定半途而廢，明朝也決不會能夠再撐上六十二年。反過來說，倘若在他死後，繼起有人，像他一樣地綜核名實，替國家辦事，明朝也不至於在六十二年以後便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