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明朝 · 八四　兵的演變

嘉靖年間的內憂外患，相當嚴重。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兵變。至於白蓮教、「套寇」、倭寇，似乎還是次要的。國家少不了軍隊，軍隊的內部潰爛，危險之至。 軍隊之所以潰爛，原因很多。就制度而言，明太祖的軍民分籍，解決了一時的財政困難，而不足以奠定長治久安。把人民分為兩種，以其一種擔負全部軍事任務，另一種完全不擔負軍事任務，根本是不合理。 具有軍籍的人，又分為兩種：軍官與兵士，兩種都有軍田，兩種都是世襲。軍官世襲，變成了貴族；兵士世襲，變成了農奴。作為世襲貴族的軍官，生活太有保障，一代一代地懶惰下去，很像清朝的八旗子弟。作為世襲農奴的兵士，終身聽人驅使，前途毫無希望，能逃的逃，不能逃的也一代一代地混日子，不知有國家，更不會愛長官。 從洪武元年（1368年）到嘉靖元年（1522年），明朝已經有了一百五十四年的歷史。所打的硬仗，寥寥可數。太祖打了幾次，成祖打了幾次，都沒有元明之際對陳友諒的戰爭那樣激烈。成祖以後，只是邊疆上對北元常有小規模的接觸（土木之變，死的人雖多而不配稱為戰爭），在內地對苗人、瑤人等有過幾次行動而已。王守仁打宸濠，也算不上怎樣大的戰爭。 太平久了，武器會生鏽，軍官與兵士也會生鏽。這是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由盛而衰的關鍵。一個朝代，老是對外找仗打，可能弄得民窮財盡，大損國力；反過來說，一個朝代，老是對外敷衍，弄得將不像將，兵不像兵，將與兵都毫無作戰經驗，也未嘗不是自種禍根。 明朝政治的絕症，是太監當國，從宣宗的時候起，直至崇禎帝即位，表面上的大官是大學士、尚書、總督、巡撫、布政使等等；實際上的大官，在中央是司禮太監，御馬監太監，東廠、西廠、內廠的提督太監，在各省各重要地點，則是所謂「鎮守中官」。尤其要不得的，是軍隊中有所謂「監軍太監」。這些太監，總而言之，都是只知道要錢。好的固然有，但百不得一。 總督與巡撫的地位，在鎮守中官之下。「總兵官」在明朝初年，相當於整個戰役的「總司令」；中葉以後，由於逐漸添設了總督、巡撫，與鎮守中官，就縮低為一個單位的部隊長（以至於到了清朝只是一鎮的指揮官而已）。總兵官喪失了統轄部隊的全權，照顧不了兵，也就管不了兵；上邊的總督、巡撫，以及高而至於兵部尚書、五軍都督府都督，也都照顧不了兵，管不了兵。兵沒有人照顧，沒有人管，怎能不變？ 明朝屬於軍籍的兵額，不為不多。洪武二十六年，定製全國有三百二十九衛，與六十五個獨立的所。平均每衛有五千六百人，每所有一千一百二十人，包括軍官在內。合計起來，該有官兵一百九十一萬五千二百人。其後，衛與獨立所的數目均逐漸增加，到了明朝末年，共有四百九十三個衛，三百五十九個獨立的所。倘若這些衛所，皆達到平均的員額標準，便一共該有官兵三百一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人。 在孝宗弘治年間，依照兵部侍郎李孟暘的說法，全國官兵的總額，是「二百七十餘萬」。 這二百七十餘萬官兵，分散在全國各地，能打仗的極少。其中有一部分，只是虛額，有額無兵。額之所以變虛，或是由於「絕嗣」：老兵死了，不曾留下兒子；或是由於逃亡。逃亡的，照例由主管的人行文「跟捕」（到家裡或其所逃亡之處捕捉本人），或「勾捕」（捕捉本人的兒子或兄弟）。也是額已成虛，而主管的人不向上邊陳報以便吞吃的，叫做「隱佔」。 最初，軍官取兵士當勤務兵（僕役），政府限定指揮、同知、僉事只能取四人，千戶只能取三人，百戶與鎮撫只能取二人。其後，所有的兵都變成了軍官的勤務兵。各級衙門遇有什麼運糧等差使，都調動兵士去作工。最後，不僅軍官與文官可以使喚他們，連一個秀才也可以使喚他們了。 平時，各級軍官注意於操練的極少，甚至有一年兩年不下操的。到了戰時，這些兵怎能作戰？ 籠統言之，淮河以南的各衛各所都失掉了軍事作用。「京軍」略勝一籌，比較可靠的是「邊軍」。 京軍在景泰以前，分作「三大營」：即所謂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五軍營是「五軍都督府」所直轄的京師及京師外圍各地的衛所的兵，加上山西、河南、山東等省輪流調來京師的「番上軍」。三千營，原由降附的三千個蒙古人所構成，全為騎兵，其後也不限於蒙古人了。神機營全用火器，相當於北洋時代的各處軍閥的所謂「手槍隊」；所不同的是，武器並非手槍，而是銃子。 景泰年間，于謙選用上述三個單位的精銳十萬人，成立十個新的營，稱為「團營」，由於認真操練而作戰能力頗強。于謙也從河南等處招募了很多壯士。不屬於軍籍的這些壯士，是否也納入了團營之中，待考。 景泰以後，團營時廢時復。營數也擴充到十二萬。然而其逐漸腐化與淪落為奴工，正與「老家」（三大營）相同。 「邊軍」，在原則上是散布在北邊各地的衛所的兵。事實上，即使沒有虛額，這些衛所的兵也不足以捍衛邊疆，雖則他們在體質上較之內地的兵優良，究竟人數太少，不敷分配。 明朝初年，河套尚未被北元侵占，北邊邊疆上只有四個鎮：遼東（遼陽）、宣府（宣化）、大同、延綏（延安綏德）。其後，增設薊州、寧夏、甘肅、偏頭關（簡稱偏關）、固原五個鎮。一共是九個鎮，稱為「九邊」。九邊之中的所謂「三邊」，指延綏、甘肅、寧夏，設了「三邊總制」。三邊總制的衙門設在固原。 九個鎮，各設總兵官一人（簡稱總兵）。各鎮所統轄的衛所的兵額，有多有少，平均是十萬人左右。實際上的人數，那就大成問題。以宣府為例，在洪武年間確有十萬，到了武宗正德年間便只有六萬六千九百多人。而且，在這不足七萬的人數之中，倒有一半不是來自衛所的正規軍，而是所謂「土兵」與所謂「募兵」。土兵，其實也是募兵，「土」的意思，指「本地」而言。邊郡之有「土兵」，始自憲宗成化二年。在此以前，政府不過是准許邊地居民自備軍械，自行組織以各保鄉里而已，政府不出餉，這些類似鄉勇的隊伍也沒有受調到別處作戰的義務。 明朝之有「募兵」，以補軍籍兵源之不足，嚴格說來，不是從景泰年間于謙招募壯士之時開始，而是從英宗復辟以後正統二年開始。英宗下旨，招募各地的「軍余」（軍籍人家的多餘子弟）與「民壯」（民籍的壯丁），每人給布兩匹，月糧四斗。陝西一省，應募的有四千二百人。 從孝宗弘治二年開始，明朝有了所謂「僉兵」。僉兵不是募兵，而近於「徵兵」。有七八百個里以上的州縣每里僉五人為兵，五百個里以上的每里僉四人，三百個里以上的每里僉三人，一百個里以上的每里僉二人。對這些「僉兵」政府不給月糧，只在調遣的時候給以「行糧」。被僉為兵的人，如果有錢而不願意服役，可以出錢，交由政府募人代役。於是本來可以作得好的新的兵役制度，又變質為一種新的稅捐。 邊疆的生活苦，本地的居民之應募為土兵的還可以勉強受得了，內地的募兵肯去的不多。每每走到半途，便開了小差。犯罪的，常有被「發往邊衛為兵」的，這便是苦上加苦了。懷著一肚皮的委屈，如何打得了仗？ 從軍官到兵士，打仗只是虛應故事。成化年間以後，能殺得三五個敵人的軍隊，便算是好軍隊，便有資格向朝廷報功領賞。多數的官與兵，雖則是身在邊疆，卻並無保衛邊疆之意，只是按時領糧領餉，混混日子而已。糧餉發生問題，便要鬧兵變。 糧餉二者之間，糧的問題比餉嚴重。原則上，邊地衛所的糧，由屯墾的田地供給。然而，不夠；必須由內地產糧的地方運去，政府所費很大。中鹽法實施以後，商人始則輸粟換鹽，繼則自行招工到近邊之地開墾，就近納粟以省運費，最後則因朝中的大官喜歡有銀子經手，改叫商人繳銀於庫，再由政府代買糧食運邊。這麼一來，邊軍便常常有缺糧的恐怖。政府而且又常常折發現銀代金，所定的折合比率低於當地的市價。 在嘉靖以前，也有鬧兵變的，規模不大。嘉靖年間，卻一鬧再鬧，鬧了五次大的兵變，其中有四次是在邊地。 第一次，嘉靖元年正月，駐在甘州的兵領糧食代金，請求巡撫許銘提高折合的比率。許銘不肯，這些兵就一鬧而殺了許銘。總兵官李隆一向與許銘有意見，因此就犯了在幕後鼓動的嫌疑。朝廷派陳九疇繼任巡撫，負責查辦這件事。陳九疇參了李隆一本，李隆被捕，斬首。 第二次，嘉靖三年八月，駐在大同的兵恨巡撫張文錦與參將賈鑒待他們太苛，督責他們造五個新的堡壘，又叫他們住到這些堡壘里去。他們便一鬧而殺掉張文錦與賈鑒，並且把前任的總兵官朱振從監牢里放出來，奉為首領，占據了府城，對抗朝廷派去平亂的「京軍」。朝廷叫蔡天佑繼任巡撫，又叫朱振官復原職，接現任總兵官苗勇的事。這件事鬧到次年春天才告平息，斬殺了亂兵首領三十幾人。 第三次，嘉靖十二年十月，駐在大同的兵，因總兵官李瑾督責他們挖壕，太急，一鬧而殺了李瑾與千戶張欽，從監獄裡放出前任參將黃鎮，指揮馬癉、楊麟，奉為首領。朝廷派了楊源清去打，無功。 其後，馬癉、楊麟二人不願意造反到底，殺了黃鎮，對朝廷效忠，亂子才告平息。 第四次，嘉靖十四年三月，駐在遼東的兵，因巡撫呂經把每個「正軍」所帶的余丁從三名減為一名，又收回了正軍所領的牧地（每人五十畝），大鬧，把呂經捉了，關起來，向朝廷告狀。朝廷召回呂經，貶謫為兵，派巡按御史曾銑去查辦。曾銑毫不客氣，捕了幾十個亂兵領袖，斬首示眾。（正軍所帶的「余丁」，是伙夫馬弁之類，也是軍籍人家抽調出來的。） 第五次，嘉靖三十九年二月，駐在南京的（募兵）振武營，因為到期領不到餉，春糧（不論有無子女一律每月八斗）全被取消，照例應有的每年二次以銀五錢代糧一石，又被減為一次，大鬧，殺了總督糧儲的侍郎黃懋官。守備太監何綬允許犒賞他們十萬兩銀子，另一侍郎李遂頒發免死券給他們，風潮才算結束。結束了以後，李遂捉了二十五名兵變的首領，報告朝廷，朝廷叫把這二十五人只殺三人，事實上所指定的三人於詔書到達之時已經死在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