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明朝 · 八五　達延汗

在憲宗、孝宗、武宗、世宗，以及穆宗、神宗之時，北元對明朝的威脅一直是很大。 其中的關鍵，全在於丟了河套。英宗土木之變，使得「京軍」的精銳化歸烏有；復辟以後，元氣始終未復。到了天順六年，翁牛特部的部長毛里孩等人，便先後進出於河套（綏遠黃河南岸，今天的鄂爾多斯各旗所在地）；其後，在憲宗成化五年，來了以後便不肯走。 王越在成化九年，突襲北元各首領留在紅鹽池的婦孺老弱，使得他們一時稍存顧忌。然而，未出十年，河套又成了蒙古人的牧地。 餘子俊在成化十年所築成的邊牆，保障了今日的陝北。但是它的功用，是幫助守，不是幫助攻。以當時的情勢而論，餘子俊可謂盡了最善的努力。 北元的達延汗在成化十五年即位，年方五歲，國事掌握在他所接收的「太太」，亦即滿都魯可汗的寡婦之手。夫「婦」二人以太太娘家土默特部的兵為主力，對瓦剌作殊死戰，戰到成化二十一年瓦剌的領袖亦思馬因去世，才獲得勝利。 三年以後，明孝宗弘治元年，達延汗遣使與孝宗通好，自稱「大元大可汗」。達延汗的「達延」二字便是這「大元」二字的訛譯。明廷在答報的文書上，只肯稱他為「伯顏·猛可王」。 《黃金史》與《蒙古源流》，均說他的父親的名字是「巴延·蒙古」，而他自己是「巴圖·蒙古」。是不是這兩種史料有誤，或明廷「父冠子戴」，待考。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弘治元年和明廷建立友好關係的，是達延汗，而不是他的父親孛羅忽。孛羅忽被逐於滿都魯可汗，是在明憲宗成化十一年；孛羅忽之為永謝布人所殺，是在成化十五年或其以前。 達延汗對明孝宗翻臉，是在弘治十四年。有一位火篩，邀了他，「大入延綏」。到了弘治十七年，兩國一度言歸於好。明廷准許他按照弘治十一年的例子，派遣二千名貢使來（據《明實錄》，是年三月壬午日條）。 次年，達延汗在正月間圍攻寧夏的靈州，打進花馬池，劫掠韋州、環縣，又占了清水營。其後，轉而東向，橫掃內蒙，在五月間到了宣府，飽掠一頓，又回師西向，騷擾大同。 明廷派去抵禦他的主帥，正如在弘治十四年的一樣，是朱暉。監軍是宦官苗逵。朱苗二人只會報功領賞，保舉親戚朋友部下，不會打仗。上次殺了十五個敵人，保舉了二百一十個官；這次殺了八十幾個敵人，保舉了一千五百六十三個官。 達延汗在弘治十八年的正月劫掠寧夏，五月劫掠宣府大同，十月又回到甘肅。他來去自如，如入無人之境。唐朝設在黃河北岸的三個受降城（東邊的在托克托，中間的在五原，西邊的在臨河），久已成為廢墟。明朝的所謂九邊，除了遼陽、寧夏以外，其餘七個皆在長城之南，以守待攻，分散了兵力，喪失了主動。而且這七鎮的總兵官只有「延綏」的一個駐節於長城邊子上的榆林，別的都駐節於離開長城有相當距離的「安全所在」。 達延汗於明孝宗之時，藉著對明友好，贏得了充分時間，把蒙古各部一一征服，也脅從了一向最忠於明的朵顏三衛，與遠在松花江與遼河之間的若干蒙古部落。 因此，他在明武宗之時，便能以全力對明侵擾，極占上風。明武宗在位十六年，差不多每年均有邊患。本來，達延汗在弘治十四年曾經放棄河套，把套內的蒙古人帶走。現在他又把一萬戶的蒙古人於正德六年帶進套內長住，稱為鄂爾多斯部，與綏北的土默特部的一萬戶，與察中及熱南的永謝布部的一萬戶，合稱「右翼」，交給第四個兒子巴爾蘇·博羅得管轄，封巴爾蘇·博羅得為副王（濟農，即《明史》上的「吉囊」。明朝官史誤以吉囊兩字為人名）。左翼也有三個萬戶，由他自己直接統率。這三個萬戶，是察北的察哈爾部，熱東的兀良哈部，遼河與松花江之間的喀爾喀部。 外蒙古的戶數不詳，人民也分作三部，稱為車臣部、土謝圖部、札薩克圖部，都交給另一個兒子（可能是第八個）格埒森札管轄。 他如此措施，為的是防免子孫因爭奪汗位而內訌。事實上，他給蒙古建立下一個維持了幾百年的封建制度。遊牧的部落，由於得到了固定的活動範圍，開始和土地發生關係，漸漸地生了根。 到了明世宗之時，達延汗的江山久已坐穩，對明朝的進攻也較前更加猛烈。前後死在他刀下的明朝軍官，有指揮使殷隆，都指揮王綱，參將王經，參將關山，指揮趙源。 他死於嘉靖十二年。繼他而作為入侵明邊的北元首領，是「吉囊」與吉囊的兒子俺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