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明朝 · 八二 陽明先生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早歲築室於陽明洞讀書，因此後來被他的學生們尊稱為陽明先生。
他的父親王華，是成化十七年的狀元，官至南京吏部尚書。他自己是弘治十二年的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南京刑部主事、（北京）吏部驗封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以原官兼撫江西，南京兵部尚書；世宗嘉靖六年，以南京兵部尚書總督兩廣兼巡撫。嘉靖七年（1528年）病故，享壽五十七歲。
陽明先生雖則是典型文人，卻頗能用兵，而且善騎善射。在巡撫南贛之時，他肅清了大帽山的詹師富、桶岡的謝志山、縳頭的池仲容，費時僅有一年（從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到十三年正月），平了數十年的「巨寇」。寧王朱宸濠在正德十四年六月造反，聲勢浩大，一舉而占九江南康，攻安慶，有順流而下奪取南京之勢。陽明先生那時候已經奉命去福建勘查叛軍，行至中途豐城，聽到消息，很迅速地回到吉安，檄調了八萬兵，襲占宸濠的根據地南昌，迎擊宸濠於黃家渡，八字腦，樵舍，於宸濠造反的第三十五天將宸濠活捉。
立了如此的大功，陽明先生的處境反而更加困難。武宗自己已經以自封的「威武大將軍」名義，帶了威武副將軍、乾兒子朱泰（許泰），浩浩蕩蕩，御駕親征。武宗在走到涿州之時，接到王守仁的捷報，秘不發表，仍舊繼續向南進發。副將軍朱泰與太監張忠，帶了若干萬「邊軍」與若干萬「京軍」在前面走，一直開到南昌，似乎以為宸濠仍在南昌一樣。
王守仁帶了宸濠，想迎接武宗，獻俘，卻不敢去。因為，武宗根本還沒有承認他已捉得了宸濠。王守仁只得來個迂迴，由江西到浙江，順富春江而下，到了錢塘，找太監張永。張永曾經聽楊一清的話，除了劉瑾，王守仁認為在太監之中，只有張永可以去碰一碰面。果然，張永對他表示好感，他就把宸濠交給張永，請他代獻給武宗，自己轉回江西任所。
恰好，這時候朝廷叫他「兼撫江西」，他便去南昌，與那已經開到了南昌的朱泰、張忠打交道。朱泰與張忠質問他：「宸濠的金銀珍寶，到了哪裡去了？」他回答：「早就花光，運到京師送給若干要人了，有底賬可查。」朱張二人聽到了「底賬」二字，心裡明白，便不再追問。
武宗叫陽明先生重新遞上一張報捷的奏表，裡面強調「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且加進武宗左右的若干小人的姓名，說他們有功。
武宗死後，世宗即位，才發表陽明先生為南京兵部尚書，陽明先生不肯到任，請求回家鄉省親。到了這一年（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世宗又封陽明先生為「新建伯」。次年二月，陽明先生丁父憂，退居家鄉。
他在家鄉一住便是六年，朝廷對他十分冷淡。主要的原因是，大學士楊廷和對兵部尚書王瓊有意見，認為陽明先生是王瓊的人。（當年保薦他充任南贛巡撫的，是王瓊。）
到了嘉靖六年，思恩與田州的「土酋」盧蘇與王受二人造反，朝廷這才任命陽明先生以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兼巡撫，對盧蘇、王受用兵。陽明先生到任以後，不費一兵一卒，將這兩人招降，安撫了兩人的兵卒七萬。思田兩州的善後事宜，他也處置得很妥當。
斷藤峽的瑤民，占據著三百多里的地域，「上連八寨，下通仙台花相」，造反了幾十年。陽明先生出其不意，把瑤洞瑤寨一一「削平」。為了這一件事，陽明先生幾乎獲罪。原因是，吏部尚書桂萼對大學士劉璁有意見，以為陽明先生只肯聽劉璁的話，不肯聽他桂萼的話。（他曾經暗示陽明先生去打交阯，陽明先生不肯。）於是，他就向朝中的諸大臣說：「王守仁把不該招降的（盧蘇、王受）招降了，把不該征討的（瑤民）征討了。」
這時候，陽明先生已經病得很厲害，一面上疏請求辭職回鄉「省親」，一面把公事交給在身邊的鄖陽巡撫林富，請林富代理，不等到朝廷准辭便啟程東歸。
這最後一點，確是陽明先生的錯。於是，雖則他走得不多遠，便病故在南安，桂萼卻不饒他，振振有詞地參他一本，說他「擅離職守」。世宗很受桂萼的影響，叫廷臣公議對陽明先生死後的處分。桂萼卻又做了好人，說陽明先生「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但是，他又說：「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為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桂萼的結論是：「宜禁邪說以正人心。」看樣子，他是希望世宗把陽明先生的著作一概焚燒，毀板。
世宗根本不懂得桂萼所痛斥的，是怎麼一回事，因此也就未加理會，僅僅不讓陽明先生的兒子襲繼伯爵之位。
其後，穆宗追贈陽明先生為新建侯，准許陽明先生的子孫世襲伯爵。
神宗在萬曆十二年依照大學士申時行的請求，以陽明先生、白沙先生，及胡居仁，從祀文廟。（另一位儒者薛瑄，已於隆慶二年由穆宗下旨從祀文廟。）
陽明先生的事功，比起諸葛亮來，毫無遜色。他的德行與學問，可說是上追孔孟，與朱熹相比肩。
想詳細研究他的思想，必須讀他的全集（《王文成公全書》，明穆宗隆慶六年刻本，收在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
陽明先生是「詩禮家庭的寵兒」，幼年沒有衣食之虞，加以天性豪邁，很想做世間「第一等事」，作世間第一等人。成年以後，接觸到當時士大夫的以程朱為道統的氣氛，努力於「格物致知」，曾經用了七天功夫，「格」庭院前的竹子，格不出一個所以然的道理來，於是，在回到家鄉以後，便住到陽明洞裡去，出入於釋老二氏（研究佛家與道家的書，並且打坐，導引）。那時候，他的年齡是三十一歲（弘治十五年）。他學仙學佛不到一年，由於割捨不了對祖母與父親的孝心，便毅然決然放棄了作仙作佛的想頭，重行研究儒家的道理。
此後，他頗勸人「立志」。從弘治十八年起，便有人願意執贄受教，使得他開始了二十三個年頭的授徒講學的生活。古語說，「教學相長」。他一面教人，一面也教了自己。
老天爺似乎也特別看中了他，送給他若干艱難，挫折，委屈，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無非是為了動他的心，忍他的性，補充他以他一向所尚未曾有的本事。武宗正德元年，他以兵部主事的資格上疏請求釋放被劉瑾濫捕的南京給事中戴銑等二十餘人。疏中說：「銑等以言為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末了一句之中的「改過」二字，稍許重了一些，使得武宗與劉瑾有藉口把陽明先生也關下了詔獄，打四十下棍子，貶到貴州龍場驛當驛丞。龍場是今天修文縣的縣治，在當時還是一個充滿了「蛇魅魍魎，蠱毒瘴癘」，很不衛生的所在，居民也什九以上是苗胞，言語不通。全場連一座房子也沒有。陽明先生到了那裡，真是苦不堪言，卻能慢慢地從苦中獲得磨練，找到出路。他教導苗民識字讀書，也教了他們架木蓋屋。更重要的是，他悟出了「知行合一」的大道理。
這知行合一的大道理，發前人所未發，幫助了他自己後來為人為學，立功立德，也影響了幾百年來中國與日本的政治家及學人。
所謂知行合一，便是「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陽明先生的這種發明，在倫理的範圍內容易講得通。譬如，孔子說某人知禮，決不是說某人單單懂得條文，而是說某人在實踐上合乎禮的要求。我們說，某人懂得了孝道，也是在說某人已經在行為上盡到了一個孝字。
陽明先生不僅是要人行善，也要人「不行不善」：「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自己）卻（以為是）未嘗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陽明先生在江西平了宸濠之亂，幾乎反而招禍，憂讒畏譏，在思想上多了一番磨練，才把「知行合一」的觀念，發展為「致良知」的教訓。「致良知」，是除去「不善的念」，也就是「去人慾」。去了人慾，天理自現。這天理，便是「良知」，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謂「良心」。「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然在常人不能勝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可見他對於《大學》一書之中「格物致知」四字的解釋，與晦庵先生（朱熹）的迥不相同。晦庵先生認為格物致知，是「即物窮理」：「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陽明先生似乎是把格字當作去字講，物字當作欲望講。關於理字，晦庵先生以為是「事物之理」，陽明先生則以為是「天理」也就是「良知」；「心即是理」，這便是朱王二家相異之處。
陽明先生因此而頗受朱派的人攻擊，被批評為立異鳴高。他憤而抄集了晦庵先生晚年的若干話語，題為「朱子晚年定論」以證明他自己的思想與晦庵先生晚年的並無十分牴觸之處。例如，晦庵先生在《答呂子約》的信中說：「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慾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這樣看來，朱王一家，形雖小異，實則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