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明朝 · 五九 仁宣二宗
成祖於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死在開平西北的榆木川，享壽六十五歲。
他生於太祖稱帝北伐以前的十二年。蒙古人傳說，成祖是元順帝的兒子，為業已懷孕的翁吉剌惕氏妃子於進了太祖之宮以後所生（見《黃金史》），完全不確。
成祖的長子，仁宗朱高熾，生於洪武十一年。這一點，足以證明成祖不可能是元順帝的妃子所生。
仁宗於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即位，在位一年，於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去世，享壽四十八歲。
仁宗在成祖屢次北征之時，留守後方，以「監國」的名義處理庶政，深得民心。他為人仁慈，不愧被諡為仁宗。他即位伊始，便釋放了被成祖關了十年的黃淮、楊溥。可惜他在位僅有一年，這是明朝的不幸。
仁宗的長子宣宗朱瞻基，不及仁宗，但也可算是一個守成之主。此人在位不足十年，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去世，年紀僅有三十八歲。好色，是一個原因。
輔佐宣宗的，是所謂「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三楊原是成祖的舊臣，富於經驗。仁宗把楊士奇屢升至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榮升至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楊溥升至太常寺卿、翰林學士。
明仁宗朱高熾下詔「自責」明仁宗為人寬厚，善於納諫。他曾對大臣說：「為君以受直言為明，為臣以能直言為忠。」有一次大理寺少卿弋謙在上奏言事時情緒激昂，言詞猛烈。群臣聞之，都指責他有「犯上」之言，此時的仁宗也討厭他，甚至要加罪。楊士奇進諫說：「弋謙是應陛下的號召陳言的，如果要加罪於他，今後還有誰敢說話呢？」仁宗聽後，馬上改變態度，把他提為副都御史，並安慰說：「卿素來清直，好好為朕辦事，勿懷疑懼。」還下了一道詔書自責過錯。
宣宗即位以後，令楊溥以「同治內閣事」名義入閣。此外，金幼孜原已在成祖時入閣，於仁宗時由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轉為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宣宗留他在閣。黃淮出獄以後，未回右春坊大學士原職，被仁宗任命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不久又由通政使升為少保、戶部尚書；宣宗也留他在閣。
另有一位權謹，官運不佳，於洪熙元年三月剛被仁宗任為文華殿大學士，在九月間向宣宗請求致仕（退休），宣宗因他年老，不留。
黃淮也因為年老，於宣德二年八月退休。
宣宗自己在宣德元年與宣德二年，先後提拔了兩個人入閣，張瑛與陳山。這兩人均不高明：「寡學多欲」。宣宗在宣德四年把他們逐出閣外，張瑛左遷為「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史書」，教小宦官寫字。
此後，直到宣宗去世，內閣之中僅餘楊士奇、楊榮、楊溥。（楊溥在宣德八年才由太常寺卿升加禮部尚書之銜，在地位上稍近於楊士奇與楊榮。）
三楊官為尚書，而職為大學士，兵工禮三部真正辦事的尚書另有其人。三楊只是皇帝身邊師友之間的顧問之臣而已。但是，由於位居親近，他們對於皇帝的用人行政，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所以實際上也差不多是宰相了。
三楊性格不同，學養不同，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好在他們均不負行政責任，因此皆能顯其所長，而不致因有所短而誤國誤己。楊士奇之學，楊榮之才，楊溥之量，湊合起來，使得仁宣二宗在位的十一年左右，成為明朝少有的一個「天下清平，朝無失政」的插曲。
這時候，瓦剌業已歸順，「韃靼」毋庸再打，三楊決定停止下西洋的寶船，停止對安南的征戰。他們把貪污的「大官」略懲一二（如都御史劉觀）轉轉風氣，卻也並不以察察為明，叫天下當「小官」的人人自危。
仁宣二宗時代的六部尚書，多數均能稱職。吏部尚書蹇義，是元老。他從成祖即位的時候，建文四年九月，便擔任了這個職務，一直擔任到宣宗四年，但仍舊以吏部尚書的名義，留在宣宗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他死在宣宗以後的幾天，享年七十五歲。他是巴縣人，於洪武十八年考中進士，充任中書舍人。太祖磨練他，於任滿三年之時，叫他再連任兩次，不予升遷。滿了三任，依然作中書舍人（正七品）。建文帝將他越級提拔，任為右侍郎（正三品），成祖在建文四年七月升他為左侍郎，兩個月以後，又升他為吏部尚書。此後，對他一直是信任不衰，只有在永樂二十年九月，因為對太子（未來的仁宗）不滿意，遷怒於他，把他關了，關到次年二月放出來，仍叫他回吏部當尚書。
吏部在成祖、仁宗、宣宗之時，權力最大。它兼有考績與銓敘的大權，所以其他五部，以及都察院、大理寺等等，雖並不隸屬於它，而人事方面卻歸它管。蹇義為人「厚重」，作風「小心」，的確是一個合於理想的人物。吏部本身的事務，已經夠繁而且煩的了，他應付得了繁，也耐得了煩。十幾年中書舍人的磨練，確有用處。在這一點上，太祖的高瞻遠矚，作育人才，不愧為一朝開創之君，值得我們佩服。
戶部尚書夏原吉，也是在建文四年九月受任的，一直當到宣德五年正月病故。所不同的，他被成祖關得較久，從永樂十九年十一月，關到仁宗於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即位之時。所犯的罪過，是反對成祖對北元作第三次的親征。
夏原吉，原籍江西德興，生長湖南湘陰（和曾國藩同鄉）。父親是一個窮「教諭」，早死。本人是南京的太學生，並無「功名」。太祖叫他當戶部的主事（約略相當於今日的主任科員或科長），其後，派到福建與湖北當採訪使。建文帝拔他為戶部右侍郎。成祖即位，升他為左侍郎。兩個月以後，再升為尚書，和蹇義一樣。
替成祖管錢，管糧，不是容易的事，因為成祖是極會花錢費糧的人。浚吳淞江，修運河，猶有可說；打安南，動員八十萬兵（可能並沒有八十萬，但也絕對不是八萬；我考校了很久，八十的十字不是抄寫人或刻字匠的錯加）；造寶船，一造便是兩三百艘三四十丈長的大船，八九百艘「小船」；他所建築的新都北京的宮殿苑囿（三殿、紫禁城、三海），氣魄誠然雄偉，費用卻是天文數字；他又要對北元一打再打，第一次是派邱福，其後五次是親征。加起來，成祖一共花了多少錢，費了多少糧？《明史》的作者說，以「鉅萬萬計」。鉅萬，應該寫成「巨萬」。巨萬，是一萬萬，今天的「億」。一個「巨萬萬」，便是「一萬億」。以「巨萬萬計」，便是「以萬億為單位」。這或許是言之過甚。
太祖積蓄下來的錢與糧，為數不少，平均每年的稅糧有三千萬石左右，在洪武二十六年，夏稅是米麥共四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石，秋稅只有米，是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餘石。此外，有絹二十八萬八千餘匹，錢鈔三萬九千餘錠（每錠合銀五十兩，亦即錢五萬文，或鈔五十貫）。當時米一石，折合錢價五百文，白銀一兩折合錢一千文，鈔（洪武寶鈔），按照票面數字，十足通行。絹一匹，折合錢鈔為一千二百文。所謂「錢鈔」的歲收，是各項雜稅，加絲鈔、棉鈔、麻鈔，按戶徵收（與唐朝租庸調製度下的庸相仿）。
然而太祖積蓄下來的，不夠成祖花費。夏原吉在「鹽稅」方面打主意。洪武的鹽稅稅率是二十取一，全中國的鹽，共計有二百五十三萬三千餘引，每引是四百斤。鹽價各地不一，總稅收折合白銀，在九十六萬兩左右，等於銅錢九十六萬貫，或白米九十六萬石。
洪武年間，有所謂「開中」的辦法，招商人送米進官倉，換取「勘合」，到出鹽的地方領鹽。這一種以米易鹽的辦法，與所謂「引」（運鹽的許可證），是相輔而行的。成祖在北京締造新都，夏原吉便限制全國商人，只許在北京以米換取「勘合」，於是北京各倉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賣錢的，於是夏原吉解決了締造新都的費用問題。
成祖又要打安南，打北元，夏原吉於是又准許邊疆各地「開中」，也應付了不少軍費與軍糧的開支。可惜，成祖的花費沒有止境，而夏原吉張羅的本事有限。於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貨膨脹」的歪路。本來，在洪武寶鈔發行不久，民間對它便發生歧視，而寧可用金銀。政府用嚴刑峻法禁止民間用金銀，而老百姓的答覆是把物價對鈔抬高，對銅錢則差不多照舊。在洪武二十五年的時候，以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四省而論，銅錢一百六十文可以換鈔一貫（應該是一千文換鈔一貫）。成祖即位不久，在永樂二年規定，老百姓買鹽，必須用鈔，以鈔一貫換鹽一斤。家家戶戶，按人購鹽，成年的每月買鹽一斤，未成年的半斤。這樣，寶鈔回籠了不少。然而抵不住他自己的好大喜功，入不敷出。到他死時，經過二十二個年頭的痛快花費，白米一石的價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貫，漲到五十貫了。換句話說，單就米而論，物價增加了近五十倍。
這一種物價直線上升的趨勢，在成祖死前無法挽回。夏原吉於永樂十九年因反對第三次親征而被關在「內官監」，一直關到仁宗即位之時，就他本人而言，倒是省了不少籌錢的煩惱。仁宗請他回任戶部尚書，向他詢問理財的方略，他說，最要緊的是，少發鈔，多收鈔。仁宗因此而竭力節省靡費，增加收鈔的市稅與「門攤」（京師北京各個城門口的卡子稅）的稅率，向老百姓聲明一俟鈔價增高，便減除這所增的稅率。夏原吉又向仁宗建議，招商人用鈔換鹽，滄州以三百貫換一引，河南山西以一百五十貫換一引，福建廣東以一百貫換一引。
宣宗即位以後，也聽從夏原吉的話，用種種方法使得寶鈔回籠。例如，凡是犯禁以金銀布帛代替寶鈔作交易的媒介的，所繳罰款概用寶鈔；各府州縣的糧倉，如已有十五年以上的積存，便可以叫老百姓用寶鈔納鹽稅與田賦；所有全國各地的秋稅（最主要的政府收入），一概必須以十分之三折合寶鈔，繳納寶鈔而不繳納實物；凡是私用白銀作交易媒介的，每銀一錢，罰鈔一千貫；官吏貪污，每受賄一兩銀子，罰鈔一萬貫。
夏原吉在宣德五年正月去世。他在去世以前的一年半，實際上已經不管戶部的事，只是接受宣宗的優待，照支尚書的薪俸而已。戶部在宣德三年五月便已添設了一個尚書郭敦，在宣德四年六月又增加了一個以「太子太師」的原官，兼掌戶部事的郭資；在宣德五年六月增加一個兼任戶部的人：兵部尚書張本；八月與閏十二月又添設兩個專任的尚書：黃福與李昶。戶部的事情之難找替人，於此可見，而夏原吉的才幹也就因有此比較而更為顯露了。
郭敦、李昶、郭資，先後積勞病故，於宣德六年四月、十月，八年十二月死在任上，黃福則因為事情辦得不好，於宣德七年八月降調為「南京戶部尚書」。於是，以尚書之多而著稱的戶部，在宣德九年與宣德十年兩個年頭，卻連一個專任的尚書也沒有。只剩下一個兼任的尚書，胡#是禮部尚書，從宣德六年正月開始，奉旨兼任戶部。
胡#是武進人，於建文帝時以進士充任兵科給事中，成祖升他為戶科都給事中。《明史》說，成祖在永樂五年派他遍游天下，探訪建文帝的下落，他探訪到永樂二十一年，獲得結果，向成祖報告。這結果究竟是什麼，《明史》卻不交代明白。他的官職，在永樂十四年的時候，已經升為禮部左侍郎。
明宣宗朱瞻基「以民為本」明宣宗即位時，有一個工部尚書向他提出，宮中的御用器物不足，必須到民間去採辦。宣宗制止道：「漢文帝的衣服帷帳沒有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也須以儉約率下。」有一次外出，看到農民在田間耕種，便帶著官員上前看望，下馬詢問稼穡之事，並接過農民手中的犁耙推了三下，說：「朕只推三下，就已覺得累了，更別說長年累月在幹這種農活了。人們常說，勞苦者莫如農家，確實如此。」宣宗親自寫了《織婦詞》一篇賜給朝臣，並讓人畫成圖張掛在宮中，以使臣僚和妃嬪深知並牢記百姓的艱辛。
仁宗降他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宣宗即位，令他官復原職，先在南京當南京禮部左侍郎，宣德元年轉到北京，不久便升他為尚書。胡#一直當到英宗、景帝在位時，於英宗復辟以後退休，退休了七年才死，享壽八十九歲。此人的長處，是「老成持重」，卻也在宣德元年八月，和楊榮一齊主張對漢王朱高煦大張撻伐，弭大亂於無形。
朱高煦是仁宗的弟弟，在成祖年間企圖爭奪仁宗的太子位不成。成祖最後封他在河北樂安，強迫他搬到樂安去住。宣宗元年八月初一，他在樂安造反，成立「五軍都督府」，想再來一次「靖難」。宣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御駕親征，兵臨樂安城下，朱高煦投降，被帶回北京，於九月間被殺。這是宣宗一朝惟一的戰事。
中央六部的其他三部：兵刑工，尚書的人選不及吏戶禮三部，多數卻也在水準以上。兵部從洪熙元年四月到宣德六年正月，是張本。其後是許廓，許廓當了一年半，也病死在任上，和張本一樣。再其後，尚書一職虛懸了一段時期，在九年三月補了王驥。在刑部的是金純，從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干到宣德三年五月，下獄；關了三個月，退休。其後，虛懸到十年七月，補了魏源。在工部的，是黃福、吳中、李友直。黃福從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干到宣德五年八月，轉任戶部。吳中從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干到英宗正統七年四月，退休。李友直從洪熙元年正月，干到正統三年九月，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