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兩晉南北朝 · 二 魏晉之際的才人名士
魏晉南北朝在文化史上富有異彩。這個時期起於漢末的建安年間（196—219年）。黎東方先生在《細說三國》中就介紹了自建安至曹魏時的許多名人，但是對在曹魏時已經卓有成就的晉初名士，有些卻不曾涉及。其中如「竹林七賢」中的嵇康、阮籍，他倆都死於魏末，史籍上卻把他們稱作晉人（傳見《晉書》）。我在本書中不得不補上幾筆，所以，本篇的題目用了「魏晉之際」的字樣。
「竹林七賢」是指嵇康（223—262年）、阮籍（210—263年）、阮咸（阮籍的侄子）、山濤（205—283年）、向秀（約227—272年）、王戎（234—305年）、劉伶七人。《三國志·王粲等傳》裴注所引《魏氏春秋》以及《世說新語》、《晉書》嵇康等傳，都說他們七人常在竹林相聚酣談，問學議政，意氣相投，因此才留下了這個美名。
他們作竹林之會的時候，當在公元250年前後的幾年中，如再早則王戎的年齡太小，再晚，嵇康就和山濤絕交了。史書說他們都是不拘泥禮法、脫略形跡、喜讀《老》、《莊》的人，但詳察各人生平，他們的志趣其實並不完全相同。
嵇康字叔夜，是曹氏的女婿，做過中散大夫。他對司馬昭專擅魏政，抱堅決反對的態度。親司馬氏的山濤要推薦他代自己做吏部郎，他大為光火，寫信與其絕交。他在信中自稱不堪流俗，「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這是影射意圖取代曹魏的司馬昭，結果被強加一項「想幫助毌丘儉造反」的罪名給殺了（毌丘儉於魏正元二年[255年]在壽春起兵反司馬氏，兵敗而死）。
阮籍為「竹林七賢」之一，博覽群書，尤好老莊，後因與當權的司馬氏集團不合，日醉於酒。
阮籍字嗣宗，他與嵇康同志，但是表現得不太露骨。他愛飲酒，司馬昭想為兒子司馬炎娶他的女兒，他就連續大醉六十天，不給司馬昭以開口的機會。他聽說步兵校尉衙門裡的廚師善於釀酒，就要求去那裡做步兵校尉。鄰家有個美女，常當壚沽酒。他到她的店裡喝酒，喝醉了，便躺在她的旁邊睡覺，他自己不以為意，也不管那女人的丈夫是否在意。其實，他的「縱情、敗禮」，都是做給司馬昭看的，以示自己嗜酒如命，無所作為。但有兩件事，卻最能說明他的內心。一是他不允許兒子阮渾跟著去「通達、不飾小節」，說：「仲容（阮鹹的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二是他的八十二首《詠懷詩》強烈地同時又隱晦曲折地批判了當時的社會現實。近代詩學大師黃節在所著《阮步兵詠懷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的《自敘》中說：「若自絕於禮法，則以禮法已為奸人假竊，不如絕之。其視富貴有同盜賊，志在濟世，而跡落窮途；情傷一時，而心存百代。」這是真正了解阮籍的話。
向秀字子期，和嵇康友善。嵇康會打鐵，向秀常做他的助手。嵇康死後，向秀到洛陽做了個閒官。司馬昭看到他，冷言問道：「聽說足下有高隱之志，怎麼會來到此地？」向秀只得說：「以為巢父、許由等，對堯不夠了解，不值得模仿。」這是把司馬昭捧作堯，他聽了自然滿意。向秀這種向權奸屈節的話，嵇康、阮籍是不肯說的。向秀注過《莊子》，後來郭象以向注為基礎，撰成新注（一說郭象竊取向注，只補了未完成的《秋水》、《至樂》兩篇）。郭象字子玄（？—312年），做過東海王司馬越的主簿（秘書），是個很喜歡賣弄權威的人。這樣一個人竟愛讀《莊子》，似乎很矛盾，然而這種情況，歷史上並不少見。
劉伶字伯倫，是個放浪形骸的人。他寫過一篇《酒德頌》，和阮咸是七賢中比較次要的人物。
山濤和王戎的人生道路與嵇康、阮籍截然相反，都在晉朝做了大官。
山濤字巨源，與嵇康、阮籍等都愛好《老》、《莊》，但為人處世則與他們不同。他和司馬懿的妻子有中表之親，魏末雖很受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的信任，但又不失為一正派人物。在晉初，他做冀州刺史，能夠搜訪賢才；後來做吏部尚書，對所舉薦的人物，「各為題目」（分別作出品評），再為上奏，他的評語，當時號稱「山公啟事」。嵇康寫信與他絕交，後在得罪臨刑時，卻對兒子嵇紹說：「巨源在，你不要怕沒人照應。」可見嵇康對山濤的為人是肯定的。
王戎字濬仲，幼時有膽有識。六七歲時見猛獸在籠中吼叫，別人都害怕逃開，他卻神色自若，站著不動。有一次，他與同伴在路邊玩耍時，見李樹結滿了果實，同伴都奔過去，想摘來吃，只有他不為所動，說：「樹在路邊，結了果實，卻沒有被人摘光，那一定是苦李。」後來一嘗，果然如此。阮籍認識他的父親王渾（這個王渾不是滅吳的大將王渾）。王戎十五歲時，阮籍便發覺他談吐非凡，見識會在他父親之上，從此就與之結為忘年交。但王戎實在是個清談家。他做官沒有政績，領吏部時不選拔寒門素族的人才；拜了司徒，卻把事務都交給屬員經辦，自己不管不問。他在政爭劇烈的時候，與時浮沉，只求保全性命。但平時，他孳孳為利，到處購置田園、水碓，還常執牙籌，親自算賬。有件事最為後人不齒。他家種養的李子品質優良，因怕人家得到種子，所以出售之前，要把果核挖掉。清談家好說虛無，但對錢財都看得重而且實。這王戎是十足的偽君子。
王戎是琅邪臨沂人。臨沂王氏是北方著名大族。他的堂兄弟王衍（256—311年），字夷甫，更是負有盛名的清談家，和樂廣（字彥輔，？—304年）是晉初名士的領袖。
清談風氣是從曹魏正始年間（240—249年）開始的。之前，漢末清議著重於品評人物，至何晏、王弼等才轉而談玄，即以《周易》、《老子》、《莊子》為「三玄」，立論率以「天地萬物以『無』為本」為宗旨。針對漢代儒生墨守成規的迂腐學風，「三玄」清談確有頓開風氣的作用，但是發展到崇尚虛無，把世事都看作俗務，那就太過分了。其實，當初何晏談玄，並未荒於政事。他做吏部尚書，任用的官吏都能稱職，但因為是司馬懿的政敵，才被說得一無是處。到了王衍手裡，他雖身居高位，卻不能匡正時弊，只是一味地執玉柄麈尾，口談玄言，其「不以經國，而思自全之計」（《晉書》本傳語），這就不免要受人指責了。對此，本篇不擬具體多講，只說他的末日一節，就可以見其為人了。永嘉五年（311年），他以太尉為大臣之首，送東海王越之喪東還，在途被漢將石勒所俘。這時他就對石勒說：「晉朝禍敗，與己無關。本人不喜為官，不豫世事。」他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並且進一步勸石勒做皇帝，想以此保全自己，結果卻被石勒罵了一頓。不知石勒為何覺得對這批人不可以動刀，他是令人在夜裡推牆砸死他們的。
樂廣與他不同，無論做什麼官，在職時似無作為，離職後卻常受人掛念。當時有些名士，如王澄、胡毋輔之等，為了表示通達，有時把衣服都脫光。樂廣聽了覺得可笑，只說：「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如此！」他官至尚書令，由於是成都王司馬穎的岳父，後在政爭中憂慮而死。
魏晉之際的文學有很高的成就，如阮籍的《詠懷詩》已見上述。西晉初年，三張、二傅、二陸、二潘、一左都是傑出的文士，均屬文學史上之「太康時代」的中堅人物。三張是張華、張載、張協；二傅是傅玄、傅咸；二潘是潘岳、潘尼；二陸是陸機、陸雲；一左是左思。
張華字茂先（232—300年），他的事功已見前篇，這裡只說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這主要有兩條。一是因身居高位而能獎掖文士，對太康時代的文學繁榮起過促進作用。二是寫了一部《博物志》。這部書內容龐雜，涉及山川地理的知識，也有神話故事的材料，魯迅把它歸入「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之內（見《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他寫的詩賦，在當時很有名氣，但近人已不大讀了。其餘二張，張載字孟陽，他的兄弟張協字景陽，留傳的作品都不多，近人對他們也比較陌生，可以從略。
傅玄字休奕（217—278年），他在世的年代稍早，但文學史卻常把他寫進太康時代。他做過司隸校尉，寫的詩清新雋永，而見識更有可取。他不贊成清談虛無，主張無鬼論，認為人死之後，不會有什麼魂魄。這在當時是很難能可貴的。傅咸字長虞（239—294年），是傅玄的兒子，也做過司隸校尉。他的詩並不好，但為人疾惡如仇，曾彈劾過好幾個大官，如王戎就曾被他劾奏，外戚楊駿對他也很頭疼。
陸機字士衡（261—303年），弟陸雲字士龍（262—303年），二陸是孫吳名將陸遜的孫子。他們的父親陸抗在吳末鎮守江陵時，與晉襄陽守將羊祜既對峙抗衡，又互相尊重，至今還傳為美談。陸家是吳郡吳人，因陸遜初封華亭侯，華亭在今上海市松江區，所以今人又說陸家是上海人。吳國亡後，機、雲兄弟在華亭住了幾年。其間，陸機在這裡作有《辯亡論》，論孫權之所以得、孫皓之所以亡，以及其祖與父的功業，同時對江東的土地之肥美、人才之優秀及江山之險要等，也都講得清晰透徹，是一篇極精彩的文章。
《平復帖》相傳為西晉陸機寫給友人之書札，是中國至今保存下來的最早的墨跡。
太康末年，機、雲二人到了洛陽。張華久聞二陸之名，見了面就高興得像是碰到了老朋友。范陽人盧志卻當著許多人的面問陸機：「陸遜、陸抗和你是什麼關係？」當面直呼人家的祖、父之名，在古時是極為無禮的舉動。陸機當即回敬他道：「同你與盧毓、盧珽一樣。」盧志聽了，做聲不得。事後，陸雲對兄長說：「異國路遠，也許他真的不了解，何必叫他當場下不了台。」陸機說：「祖父和父親的威名遠播四海，怎麼能說不了解！」世人以這事為根據，認為陸機的才識在陸雲之上。
《陸士龍文集》系西晉文學家陸雲撰。為文自然意深雅，語言清新情真摯，實開六朝文學的先聲。
二陸聲名雖高，然詩篇只以辭藻華麗見長，佳作不多。但是陸機的文章實在是好。除《辯亡論》外，如《豪士賦序》（刺齊王司馬冏矜功自伐之作），《吊魏武帝文》等，都是歷代傳誦不衰之作。文字駢散結合，極一唱三嘆之妙，陸機還有一篇《文賦》，是文學批評的早期著作。
二陸於晉初不甘寂寞，屢有建功立業之心，結果為奸人所讒，都遭冤殺，詳見第五篇。
二潘中的潘岳，字安仁（247—300年），少時因姿容秀美，出行時，婦女擲果滿車。他官至給事黃門侍郎，人稱「潘黃門」。他工於敘哀，所作《悼亡詩》有「情文相生，如聞嗚咽」之譽（錢基博《中國文學史》語，中華書局1993年版）。趙王司馬倫得勢時，他被司馬倫的親信誣為與石崇謀亂而遇害。他的侄子潘尼，字正叔，詩文也有名氣，但其實並沒有精彩的作品。
左思字太沖（約250—約305年），是有名的《三都賦》的作者。「三都」者，魏、蜀、吳的都城。他構思這篇大文章，下的功夫很大。如他對蜀中情況不太了解，就特地找人請教。他在家中到處放上紙筆，連廁所也不例外，只要想到好句子，便馬上寫出來。他用了十年時間，才把這篇文章寫好。完成後，洛陽人爭相傳抄，紙張因而漲價。「洛陽紙貴」一語便由此而來。其實這種文章一味堆砌，並沒有多少藝術價值。不過，相比其文，他的詩卻寫得極好，其《詠史詩》就堪稱傑作。
在諸王爭權的初期，左思因謝絕齊王司馬冏任之為記室（秘書）的成命，從而沒有被捲入政爭的漩渦，得以善終。
左思的妹子左芬也有文名。晉武帝曾把她選入宮中，選拜修儀，後為貴嬪。左思貌丑口訥，左芬也不漂亮，她在宮裡，實際上是個女秘書。
晉初能文善詩的人有許多，筆者不可能悉為列舉，但還有兩位，卻決計不可省略，他們就是蜀中學者譙周的弟子陳壽、李密。
陳壽字承祚（233—297年），他入晉後做了兩件極有意義的事情。一是編成《蜀相諸葛亮集》；另一件是編撰了《三國志》。《三國志》雖稍簡略，但仍不失為一部上乘史著，至今還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一道，同享「前四史」的美譽。
李密字令伯（224—287年），晉初，他因祖母年老須奉侍，不肯從命入朝，寫了一篇《陳情表》。這是一篇為歷代傳誦的不朽之作。有人評道：「語淺而情深，事曲而筆達，一字一句皆由心曲中流出而來，墨痕淚漬，狼藉行間，千載讀之，亦且感泣。」（王文濡《南北朝文評註讀本》錄江山淵評語，民國初年上海文明書局版）李密後來做過漢中太守，又因故罷官。他是人以文名，如果沒有這篇文章，就不見得會為後人熟知。
西晉初年，還有許多在其他方面作出巨大貢獻的傑出人物。
高平（今山東巨野南）人王叔和，名熙，魏時做過太醫令。他所撰著的《脈經》，是中醫學的經典之一。
皇甫謐字士安（215—282年），安定朝那（今寧夏固原東南）人，號玄晏先生。他著有《針灸甲乙經》，是最早的針灸專著。他還撰有《帝王世紀》，是一部古史專著，然其內容不太可靠，後人信以為真，每加引用，就不免要以訛傳訛了。
河東聞喜（今屬山西）人裴秀、裴頠父子，他倆都是大學者。裴秀字季彥（224—271年），西晉開國後，歷任尚書令，司空。他研治地理學，主持撰成歷史地圖集《禹貢疆域圖》。在編制過程中，他提出了繪製地圖的六個原則，即：分率（按比例表達區域面積大小）、准望（確定各地的坐標方位）、道里（明晰各地間的距離）、高下、方邪、迂直。這是一套完整的製圖理論。《禹貢疆域圖》雖已亡佚，但這套理論卻留傳了下來，也為後人所師法、借鑑。
他的兒子裴頠，字逸民（267—300年），反對崇尚虛無的風氣，著有《崇有論》（見《晉書》本傳）。王衍、樂廣同他辯論，都駁不倒他。他在政治上也有建樹，可惜在三十四歲的盛年，便在政爭中被殺害了。其事另見第五篇。
滅吳大將之一的杜預，字元凱（222—285年初[太康五年閏十二月]），是研究《左傳》的專家，晉武帝曾問他：「卿有何癖？」他答道：「臣有《左傳》癖。」他著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長期保持著對《左傳》注釋的權威地位。清代學者對群經都有勝過前人的新注，但於《左傳》獨付闕如。而儀征劉文淇與其子及孫，三世續撰《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也只寫到襄公，沒有能夠完成。現有惟一完整的新注，是到20世紀80年代初，才由楊伯峻先生以其《春秋左傳注》而告成。究其原因，《左傳》字數達二十萬左右，比群經都多，注釋的工作特別繁重。杜預在治軍從政之暇，竟能完成此書，實在是不容易的。我們現在雖可以很容易地指出他的某些不當之處，如他據《司馬法》，認為春秋時車一乘，始終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類的誤斷，但對於一千七八百年前的古人，是絕不可以苛求的。
杜預還主持過黃河孟津處的建橋工程。當時有人認為，自殷周以來，歷代都曾有建都於此的，而從來沒人造橋，此舉一定難以成功。可他說：「古人云『造舟為梁』，就是河橋。」後來他果然造成了河橋。還有，古人多厚葬，密縣邢山上有鄭大夫祭仲或子產的古墓，他議論說，此墓的寢宮塞其後而空其前，這是表示中無隨葬珍寶，故而無人盜掘。由此他遺囑子孫，令其照此辦理，以利身後。他的識見，遠遠超過了當時的一般人士。
魏末參與滅亡蜀漢的衛瓘，還有他的兒子衛恆、侄女衛鑠，都以書法著名。衛瓘字伯玉（220—291年），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人，善草書。衛恆字巨山（？—291年），草、章草、隸、散隸，四體皆工，並著有《四體書勢》。他們父子都在政爭中被賈后殺害。衛鑠（272—349年）嫁與江州刺史李矩，世稱衛夫人，是「書聖」王羲之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