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兩晉南北朝 · 三　《徒戎論》

早在曹魏後期，對於少數民族大量遷入內地的情況，就已有人表示擔憂，怕會發生變亂。嘉平三年（251年），鄧艾就說：匈奴部落日益強盛，不可不防。又說對雜居漢人中的羌胡，應予逐步遷往塞外。司馬師對他的主張很讚賞，但是並沒有付諸實施。而鄧艾本人，為了與蜀將姜維爭奪少數民族，更不得不招撫了幾萬鮮卑人，把他們安置在雍、涼一帶（今陝、甘、寧及青海東北部），與漢人雜居。 西晉初年，西北各少數族人與統治者的矛盾日益激化，先後爆發了鮮卑以禿髮樹機能和氐以齊萬年為首的反抗運動。於是，郭欽、江統又相繼上疏，再次提出要把內地少數族人遷往塞外的主張。 郭欽是在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滅吳後率先提出這一主張的。他是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陽）人，這一帶匈奴族的人很多。他見樹機能在涼州鬧了多年，就擔心當地的匈奴人會繼之而起，於是上疏，說：如果匈奴族也造起反來，胡騎從平陽、上黨（今山西省南部和東南部）出發，不出三天，就可以到達孟津，直逼洛陽。因此他主張在滅吳之後，乘國威極盛之時，把雜居內地的胡人遷往塞外。但武帝沒有聽從。 江統的《徙戎論》，是在惠帝元康九年（299年）齊萬年的反抗運動剛剛結束時提出來的。他的遷胡之論，比郭欽要系統得多。他認為戎狄「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弱則畏服，強則侵叛」。他著重論述關中的氐、羌和并州的匈奴，追溯各族遷居內地的經過，強調如讓各少數族人「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那一旦起兵造反，必然「為禍滋蔓，暴害不測」。他力主把他們遷往塞外，不可「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 這一次，朝廷也未予採納。 五年以後，匈奴左賢王劉淵起兵，建國稱漢。再後來，鮮卑、氐、羌、羯各族也紛紛起兵，陸續建立了十多個政權，史稱「五胡十六國」。這個名稱其實不很確切，習稱的十六國，其中前涼、西涼、北燕三國是漢人政權；十六國以外，還有漢人冉閔的冉魏，氐族的仇池楊氏，鮮卑族的段氏、宇文氏、西燕，丁零族的翟氏，都曾割據一方，雖時間長短不一，但畢竟是造成那一時期長久分裂的因素。舊時頗多議論，認為晉朝政府當初如採納郭欽、江統的主張，後來就不致有如上之亂。那麼，這個觀點對不對呢？ 郭欽、江統的主張，是以禿髮樹機能和齊萬年為首的兩次事變為背景的。所以，要回答上述問題的最好方法，是先把兩次事變的真相講清楚，真相既明，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晉武帝泰始五年（269年），朝廷從雍、涼、梁三州析出部分地區，建置秦州，治所冀縣（今甘肅甘谷縣東），目的是加強對有大量鮮卑族人居住地區的統治。禿髮樹機能起兵不是在這一年，就是在下一年。我們只知道，他在泰始六年六月，便在萬斛堆（約在今寧夏固原附近）之戰中打敗過晉軍，還殺死秦州的第一任刺史胡烈。七年四月，他又在青山（今甘肅環縣西）攻殺涼州刺史牽弘。晉大司馬陳騫對這兩人的失敗早有預見。他曾對武帝說兩人「勇而無謀，非綏邊之材，將為國恥」。他們對少數民族究竟做了什麼，史書上沒有明說，但「二人果失羌、戎之和」，這八個字卻很能夠說明問題（引文均見《晉書·陳騫傳》與《通鑑》卷七九）。自鄧艾把所招鮮卑人安置在雍、涼一帶以來，至此已歷多年，若不是晉官「失羌、戎之和」，變亂是不會發生的。 樹機能之亂愈演愈烈，武帝甚至一度想派「重臣」賈充出鎮秦、涼（見第一篇），只是因賈充與皇室聯姻而作罷。咸寧三年（277年），晉文鴦曾一度擊敗樹機能，招降二十餘萬人，但是亂根卻未剷除。四年，涼州刺史楊欣在武威與其部將交戰，兵敗而死。五年正月，武帝得知武威陷落後嘆道：「誰能為我討此虜者？」 問題似乎嚴重之至，堂堂中原政府，似乎找不出一個能夠對付樹機能的良將。然而，良將就在武帝的身邊。宿衛殿中的司馬督馬隆挺身而出，道：「陛下若能用臣，臣能平定此虜。」司馬督一官地位不算高，馬隆其人更是新近由兗州推舉上來的武士。但就是馬隆，卻早就說過：「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在朝中眾臣誰也不肯站出來的時候，他又自願挑起這副重擔。武帝問他準備怎麼辦。馬隆只說：「陛下如要用臣，就讓臣自行作主。」武帝又問他有什麼具體要求，他答以「請讓臣招募三千勇士」。 武帝大概是認為不妨一試，就應允了，任命他做武威太守，讓他招兵。公卿大臣都不贊成，認為現有的軍隊很多，不必再行招募，馬隆之言，不可採納。幸而武帝不聽，馬隆才得放手干將起來。他立下標準，凡拉得開120斤的大弓，能挽九石之重的重弩，就予錄取。這是相當高的標準，當時的斤約相當於250克，120斤約相當於30公斤；一石為120斤，九石即相當於270公斤。最終馬隆錄取了三千五百人。之後，馬隆又到武庫挑選兵器。武庫令不讓他挑，雙方爭吵起來，御史中丞不問情由就彈劾馬隆。幸而馬隆是「通天」的，他向武帝陳情，說：「臣要帶將士到戰場上拚命，沒有好的兵器，怎麼能打勝仗。武庫令給臣的是魏朝留下來的舊兵器，柄都快爛了，根本不能使用，如何可以拿去殺賊！」武帝聽他講得有理，立即命令讓他自己挑選，並且預先發了三年的軍費。 馬隆帶起了這支隊伍。深入河西後，他見山路狹隘，即令選便於在狹路上行駛的車輛。車上裝上木屋，兵士利用木屋防禦箭石。這支隊伍一面走，一面打，進展很快，當年十二月，就攻克武威，殺死樹機能。據《晉書·馬隆傳》的記載，當時樹機能的軍士都身穿鐵甲，而晉軍都以皮革為甲，於是馬隆就下令在路邊散布磁石，使敵軍行動受阻。其實這個說法不見得可信，那是因為，一則需要大量磁石才能夠用；二則晉軍也只能以木器作戰，否則自己也會受到妨礙。《晉書》常見荒誕神奇的成分，這大概只是傳說而已。 晉朝大臣對馬隆出征未抱信心，在幾個月也得不到消息後，有些人便估計他已經全軍覆沒。直到捷報到了洛陽，他們才大為震驚。 朝廷將近十年的邊患，馬隆只用了一支小部隊，不滿一年的時間，便完全解決了。由此可見，樹機能的力量並不真正強大，而此前屢戰屢敗，完全是朝廷用人不當。概括起來說，事變由「失羌、戎之和」而起，而用無能之人，才使之為害了好幾年。 馬隆後來又做西平（治今青海西寧）太守，鎮守西陲十多年，地方平靜，百姓安寧。惠帝元康年間關中大亂時，他可能已經去世了。 元康四年（294年），匈奴人郝散在谷（穀）遠（今山西沁源）起事，不久西渡黃河，到了馮翊（郡治在今陝西大荔），便向地方官投降，結果被殺。六年夏，郝散的兄弟郝度元，又聯絡馮翊、北地（治今陝西耀縣）的馬蘭羌和安定郡（治今甘肅臨涇）的盧水胡（匈奴部落），一齊起事，這起反晉之亂就鬧大了。 此時鎮守關中的將領，是司馬懿的第九個兒子趙王司馬倫。這個人「無學，不知書」（《晉書》本傳語），大概是個半文盲。他的心腹孫秀又是個「狡黠小才，貪淫昧利」（同上書）的壞蛋。他們「刑賞失中」（同上書），以致氐羌起事。「刑賞失中」的具體情況不得而知，但從潔身自好的雍州刺史解系奏請誅殺孫秀以謝氐、羌的奏摺來看，可知關中各少數族人對他倆的積怨是很深的。 由此，朝廷把司馬倫調回洛陽，改派他的異母兄梁王司馬彤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司馬彤離京時，張華叮囑他，必須殺掉孫秀。他已經答應了，但到任後聽了孫秀朋友辛冉的話，說是「氐羌自反，非秀之罪」，便又改變主意，放過了這個小人。 這年八月，解係為郝度元所敗，關中的氐、羌群起反晉，共立氐族首領齊萬年做皇帝，接著就圍攻涇陽（今甘肅平涼西北）。朝廷見事態更加擴大，遂於十一月增派周處、盧播二將，由安西將軍夏侯駿指揮，增援關中。 這次增援的人選很不得當。夏侯駿是司馬師妻子的本家，他和司馬彤一樣，根本不懂軍事，都沒有做統帥的才能。還有，周處做御史中丞時，曾彈劾過司馬彤，現在派他到司馬彤手下，等於把綿羊送進虎口。中書令陳准看出了這兩個問題，就提出異議，但朝廷堅持原議，不肯改動，結果自然要僨事。 這裡還須交待一下周處其人。周處字子隱，陽羨（今江蘇宜興）人，是吳國名將周魴的兒子。有一個「除三害」的傳說，說他少時品行惡劣，被家鄉父老視為與南山猛虎、長橋下的惡蛟並稱的「三害」之一。他知道後，決心改過，先上山射殺了猛虎，再下水與惡蛟搏鬥，歷三天三夜將其殺滅。當他回家時，看到人們當他已死，竟在互相慶賀，他這才了解在人們的心目中，自己的形象曾是何等惡劣。從此他改過自新，並立志向學，終有所成。這個傳說相當誇張，但有此傳說，即可了解周處其人了。 周處在吳末做過軍官，在晉朝曾任新平太守、御史中丞等官。新平郡的治所在今陝西彬縣，這裡正是氐、羌和晉人（當時稱漢族人為晉人）雜居的地方。他做太守時，地方秩序良好，羌人對他的口碑不差。從他的履歷看，派他到關中是恰當的。但是，派他到司馬彤手下去當差則極不妥當。氐首齊萬年了解這點，聽見他會來，就說：「周府君文武全才，如果是他獨攬大權，那我們是抵敵不住的；如果他受人管轄的話，那就可以一鼓成擒。」這個人是有點眼光的。 當時了解周處處境危險的人不僅陳准一人，如伏波將軍孫秀（這是另一個孫秀，吳大帝孫權的兄弟），就勸他應以「有老母在堂」為由，推辭不去。但周處告以忠孝不能兩全，毅然謝絕了孫秀的好意。 梁王司馬彤果然假公濟私，伺機報復。元康七年（297年），他勾結夏侯駿命周處帶五千兵，去攻打梁山（在今陝西乾縣西北）齊萬年的七萬大軍。周處懂得他的用意，但是仍舊希望他以國事為重，不要一意孤行，並向他解釋道：「孤軍深入，沒有後援，勢必覆沒，不僅要死人，而且是國家的恥辱。」但司馬彤和夏侯駿不聽，硬逼著要他出兵。結果，六陌（在今乾縣東北）之戰，周處率領這支孤軍，苦戰一整天，雖殺傷大量敵軍，終因弦斷箭盡，沒有救兵，陷入絕境，周處拒絕左右的勸告，不肯棄眾先逃，力戰而死。後來朝廷得報，雖怪司馬彤不應該這樣做，但是礙於他的身份地位，卻沒有給予任何處分。 齊萬年問題其實不難解決。元康八年（298年），張華、陳准推薦孟觀為將。孟觀率領京師的宿衛兵到關中後，接過當地駐軍的指揮權，連續不斷地發動猛攻，到次年正月，就攻殺齊萬年，一舉平定了事變。 這兩大事變的真相證明：只要朝廷政治比較清明，地方就不會發生動亂；如用人比較得當，即使發生了事變也不難解決。西北地區的匈奴、鮮卑、氐、羌等各族百姓，和漢族百姓一樣，都希望過和平安定的生活，決不是「兇悍不仁」、生性就喜歡燒殺擄掠的。各族的首領，其中會有些野心家，但是只有在晉朝的內政有毛病的時候，他們才會得到生事的機會，否則是不可能的。江統寫了《徙戎論》，其實他未嘗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在《論》中說：「士庶頑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因而一有機會，便發生事變。不過，他存有「戎、狄兇悍不仁」的偏見，因而不把這一點放在主要地位。《徙戎論》的不足之處就在於他對少數族人的看法上。 再進一步看，江統是開了一張治不好病、而且會使矛盾激化的方子。強迫數十、上百萬的人舉家遷徙，勢必造成顛沛流離，老弱倒斃的情況，其結果必然引起反抗。晉朝政府不肯「徙戎」，原因之一就是怕激而生變。我們只要看巴氐在蜀中的起兵，原因在地方官限期要他們出境，就可以知道朝廷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的（此詳見第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