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兩晉南北朝 · 一　不及格的開國君臣

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馬昭病死，其子司馬炎嗣為相國、晉王。但只過了四個月，這位年僅二十（虛歲）的晉王，還等不及過年，就逼使與自己同齡的魏元帝曹奐「禪」位，廢他做陳留王，自己登基稱帝，立國為晉，改元泰始元年。又追尊司馬懿為宣皇帝，司馬師為景皇帝，司馬昭為文皇帝，從此，魏國告亡，晉朝開始了。這是祖孫三代四人欺人孤兒寡母的結果，絲毫不值得誇耀，所以後來明帝聽王導講祖宗得天下的故事，竟羞慚得抬不起頭，說：「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 歷史上，「逆取」的事例並不鮮見，但在得天下後，如能「順守」，治國作出成就，後人也一樣會給予肯定的評價。可是，這位後來被諡為武帝的年輕天子卻並非如此。雖然他在位時沒有多少過惡，例如那位被廢黜的曹奐得保善終，一直活到了五十八歲，但也說不上有什麼政績。老丞相何曾就曾對兒子們說過：「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為此，他憂心忡忡，斷定晉朝的國運不會長久，所以他指著孫兒們說：「此等必遇亂亡也！」他預測得很對，到永嘉（晉懷帝年號，307—313年）之末，何氏一族在喪亂中慘遭了滅門之禍。 晉武帝治國無方，但好色卻很有名。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他選公卿之家以下的女兒進宮，在採選結束前，還禁止天下人的婚嫁。次年，他又取良家百姓和眾多將吏的女兒三千人進宮供其挑選，當時母女號啕，哭聲一直傳到了宮外。至太康二年（281年），他還將原來的吳國宮女三千人也納進宮裡，這時後宮的女子竟有萬人之多。在後宮，武帝常好乘羊車遊樂，羊在哪裡停下不走，他就在哪裡留宿過夜。羊要吃草，也愛鹹味，有些宮人就在房門上插上竹葉，把鹽汁灑在門口，引得羊車停在自己的門口。 晉武帝退朝之後，在後宮乘羊拉的車，羊停在哪裡，他就在哪裡過夜。宮女們為了引來羊車，就在門口插了羊喜愛吃的竹葉，又在路上灑了鹽汁。（選自明刊本《帝鑒圖說》） 皇帝本人無所作為倒也無妨，只要託付得人，一樣可以治國平天下，如齊桓公用管仲就是一例。晉武帝用的人確有好的。如博學多識的中書令張華，他曾促使武帝定下決心出兵滅吳，而一旦出兵，他又親任度支尚書（財政部長），以保證軍需糧草的供給，因此是個很有作為的政治家。再如鎮守襄陽多年的羊祜，他與吳將陸抗對峙，竟深受陸抗的欽佩，說他是屬於樂毅、諸葛孔明一流的人物。一次陸抗生病，羊祜送藥給他，陸抗坦然服下。部下諫勸，陸抗就說：「豈有鴆人羊叔子！」叔子是羊祜的字。羊祜苦心經營，在作滅吳的準備，但陸抗在世時，他知道不容易成功，就沒有發起進攻。咸寧二年（276年），陸抗一去世，他便上疏請命伐吳，但朝中卻有很多人表示反對。為此他常嘆道：「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七八，天與不取，豈不令人抱憾！」咸寧四年（278年），他抱恨去世，時年五十七歲。臨終前，他舉薦杜預繼任。杜預素來與他同志，在滅吳的征戰中，他率軍攻克江陵（今湖北荊州）後，沅湘以南的州郡都望風迎降。羊祜慧眼識人，而杜預也終於實現了羊祜的遺志。 張華、羊祜、杜預，他們都是名著一時的經國之才，但他們在晉武帝的朝廷里，卻不屬於主流派。主流派是何曾、賈充和楊皇后的父親楊駿等人。何曾、賈充都是魏時司馬氏的黨羽。何曾在魏時已官至司徒。他看得出武帝庸碌，但他本人也不是品行高潔的賢臣，在生活上奢侈無度，「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晉書》本傳語）。他明知子孫會遭亂世，卻不教他們戒驕戒奢。尤其他的兒子何劭，比父親奢華更甚，每天飲食的費用要達二萬錢之多。以後，他的幾個孫子也大都如此，加之驕而且吝，又盛氣凌人，便為同僚和鄉里人所恨，所以不免殺身之禍。 賈充是司馬昭、司馬炎父子的心腹，成司馬氏之事的人是他，但敗司馬氏之事的人也是他。當年（魏甘露五年，260年），魏主高貴鄉公曹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等討伐司馬昭，司馬氏的兵士見魏主揮劍親戰，畢竟有些顧忌，誰也不敢上前。這時，太子舍人成濟問中護軍賈充：「形勢危急，怎麼辦？」賈充毫不遲疑，道：「司馬公畜養爾等，正為今日之事，不問是誰，動手就是！」成濟得令，一傢伙便把曹髦殺了。事後，賈充諉罪成濟，滅其一族，自己反而封侯升官。 司馬師沒有兒子，司馬昭將次子司馬攸過繼給他，自己則繼承了兄長的大將軍、錄尚書事（魏晉南北朝時總攬一切的職務）的官職。他曾一度考慮再傳位給司馬攸，但何曾、賈充等人都稱讚其長子司馬炎有「德、才」，山濤也說「廢長立少，違禮不祥」。為此司馬昭就考核了司馬炎的「才」，覺得不錯，才打定主意，立他做晉王世子。其實，司馬炎何嘗有才，那是因為他的心腹羊琇，事先替他擬了若干份時政意見書，又讓他讀熟了，所以他才應付得了父王的考核。司馬昭是個極精明的人，但在這件事上卻被糊弄了，由此不僅拋棄了聲望遠在司馬炎之上的司馬攸，而且還種下了日後政爭的禍根。 司馬炎即位稱帝後，任賈充為車騎將軍，後來又加他尚書令、侍中，地位僅次於「八公」（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實際上就是當朝宰相（晉不設丞相。尚書分「曹」辦事，尚書令是各曹尚書的長官，也就是行政首長）。賈充和朝官荀、荀勖、馮紞等結為同黨，操縱朝政。泰始七年（271年），拓跋支族禿髮樹機能在西北越鬧越厲害（見《徙戎論》篇），朝中就有人想藉此把賈充擠出朝廷，建議武帝派有威望有智謀的重臣前往鎮撫。武帝問誰可擔當這一重任，他們便推薦賈充。武帝大喜，就任命賈充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留侍中、車騎將軍之職不變。但賈充不願離開朝廷，可又無法推託，只得準備赴邊。這時荀勖向他獻計：「只要和太子結為姻親，就可以留在京城。」賈充說：「計是好計，可誰去提親呢？」於是，荀勖又自告奮勇，去向武帝請求。 太子司馬衷就是後來的晉惠帝，時年十三歲，是個痴呆低能兒。武帝本來想為他娶衛瓘（參見《魏晉之際的才人名士》篇）之女，但經不起楊皇后和荀、荀勖等人的內外求勸，便決定與賈家聯姻。楊皇后是中了賈充妻子郭氏的「銀彈」；二荀則是一心一意為賈充奔走的奸臣。賈充之女賈南風性情兇悍，生得又矮又丑，荀勖卻說她「才色絕世」，「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事情就這樣定下了，泰始八年（272年），比司馬衷大兩歲的賈南風被冊封為太子妃。她就是日後「八王之亂」的禍首，當時自然是誰也料不到的。婚事成了，太子的老丈人自然留任本職，不僅不必遠走西北，而且不久還加了司空的官銜。 賈充是奸臣，一生都在做壞事。歷史上，晉武帝惟一的貢獻，是滅亡吳國完成了統一。可這件大事，就險些被賈充破壞。 西晉滅吳，本來不難，咸寧二年（276年）羊祜請命伐吳的奏疏就說得極為清楚。他說：「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由此可見，滅吳要比滅蜀容易。他還指出，吳靠的是據江而守，但長江東西數千里，晉兵幾路挺進，只要突破一處，就可大功告成。這是極清楚的，稍有常識的人都會表示贊同。但朝廷議論卻多是不以為然，賈充、荀勖、馮紞等人更是竭力反對，因此一拖就是幾年。 咸寧五年（279年），益州刺史王濬的奏疏說得很苦，「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他怕錯過了時機！更怕喪失建立大功勞的機會！杜預從襄陽上疏，也尖銳指出賈充之流的禍心，說他們講不出用兵必敗的理由，只因為他們以前反對用兵，現在就不肯改正。杜預疏到之時，武帝正在和張華下棋，張華見了，推開棋盤說：「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武帝聽了，這才決心出兵。賈充等人還要反對，他沒有聽，但又作出一個荒謬的決定，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節」和「鉞」都是使臣權力的憑證。「假」，意為皇帝借給他使用），即伐吳的「總司令」。叫一個認為戰則必敗的人當總司令，豈非荒謬之至。賈充不肯受命，說自己年老體弱（咸寧五年，賈充六十三歲），做元帥不合適。可是武帝偏要他做，說：「君若不行，吾便自出。」賈充這才無可奈何地接受了任命。然而，他率中軍駐紮襄陽，遠離前方戰事，這個「總司令」實際上沒有起過什麼作用。 伐吳之役，始於咸寧五年十一月。第二年的三月十五日，王濬樓船開到石頭城下，孫皓投降，吳國滅亡。可笑那個奉詔移屯項（今河南沈丘）的「總司令」，在他人大功告成的前夕，還上表說什麼：天氣漸暖，江淮低濕，疾疫必起，應該立即班師。如果出了問題，「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看他的遁詞，大概是曹孟德兵敗赤壁的噩夢在他心裡作怪。杜預知道了，連忙上表力爭，懇請萬勿罷兵，只是杜預的使者還沒有到達洛陽，吳國已是一片降幡出石頭了。這時賈充悔莫能及，又怕武帝辦他的罪，就趕到洛陽請罪，可武帝不僅毫不責怪，反而還安慰了他一番。這種不分是非的做法，哪裡像是一代開國君主！ 更可笑的是，這以後賈充還在降王孫皓的面前出了一次洋相。孫皓既降，晉武帝便封他為歸命侯，見面時，武帝對他說：「朕設此座待卿已久。」孫皓答道：「臣在南方也設有等候陛下的座位。」一邊的賈充見他嘴硬，就想給他一點顏色，出語道：「聽說您在南方鑿人的眼睛，剝人的頭皮，這算是什麼刑罰？」他料想這下打到了暴君孫皓的痛處，使他無話可答。不料孫皓面不改色，冷冷地答道：「臣下如是犯了弒君之罪，就必受這種刑罰。」這一下反倒戳到了賈充的痛處。誰叫他是殺害魏主高貴鄉公曹髦的元兇呢！他滿面羞慚，再也開不出口了。 太康三年（282年），賈充亡故，時年六十六歲。他再也不能做壞事了，但他的黨羽荀勖、馮紞，還有外戚楊駿等人，卻是依然如故，一直做將下去。 還在賈充未死之時，一次武帝忽然問張華：「後事可以付託給誰？」武帝其時不過三十七歲，他怎麼會想到這個問題，史無明文，後人不得而知。當時張華回答：「明德至親，莫如齊王。」齊王就是武帝的胞弟司馬攸。武帝知道父親當年考慮過要立攸為晉王世子，一向把他看作是眼中釘，所以哪裡聽得進張華的話。荀勖、馮紞因伐吳一事，一直記恨張華，這時就乘機說壞話，武帝就任張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把他派到北方邊疆去任職。不久，武帝聽了另一些人的話，又想調張華進京。這時，馮紞便在武帝面前用鍾會滅蜀後又謀反的故事影射張華，說對於統兵的功臣，不宜過於信任。武帝耳根最軟，聽了這話，調張華進京後，先給他做無關緊要的太常（管祭祀的官），繼又免去職務，只給他保留一個徒具尊位的侯爵名號。 不僅如此，荀勖、馮紞還圖謀要把司馬攸趕出洛陽。荀勖對武帝說：「現在內外百官都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肯定做不成皇帝。臣言是否屬實，陛下只要下詔命齊王就國（到封地），屆時滿朝都會表示反對，那就看得出了。」 武帝依言一試，反應果然強烈，於是他當真把齊王看作威脅皇權的大敵，非要把他趕走不可。在這情勢下，太康四年（283年）三月，齊王憤怨發病，嘔血而死。 太康十年（289年）十一月，時任尚書令的荀勖也死了。其時，沉溺酒色的武帝患病很重，侍中、車騎將軍楊駿在宮中侍疾。太熙元年（290年）四月，他的女兒楊皇后（這是惠帝生母楊後的堂妹，第一個楊後臨終時要求立她為後）召中書監華廙、中書令何劭進宮，口宣帝旨，令二人寫下詔書，任命楊駿為太尉、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從此內外大權完全集中到了楊駿一人的手中。這是楊皇后在武帝時常神智不清的情況下求旨騙來的。七天以後，武帝駕崩，時年五十五歲。 平心而論，晉武帝還是有些可以稱道之處的。他有時能聽些逆耳之言。有一次，他問司隸校尉（京師地區的行政長官）劉毅：「朕可與漢朝哪一個皇帝相比？」劉毅不假思索地答道：「桓、靈。」武帝大為驚奇，說：「何至於此？」劉毅答道：「桓、靈賣官的錢進國庫，陛下賣官的錢進私家，兩相作比，恐怕你還不如桓、靈。」劉毅的話十分尖銳，武帝卻並未動怒，大笑道：「桓、靈時沒有人說這話，如今朕有直臣，遠勝於彼了。」聽得進逆言是好的，但遺憾的是聽了不改。晉武帝就是這樣的人。 晉朝開國，對魏時制度很少改變，只有封國一事，與魏時大不相同。晉武帝時，君臣上下都認為，曹魏宗室沒有實力，是勢孤而亡，因此應當大封諸王。分封王國以郡為領地，封地有兩萬戶的為大國，設上、中、下三軍，兵士五千人；一萬戶的為次國，設上、下二軍，兵士三千人；五千戶的為小國，設一軍，兵士一千五百人。王國有了兵力，內戰便容易打起來，矯正一種流弊而又生出另一種流弊，這是一項極端錯誤的決策。 政爭和內戰的種子都播下了。這一群開國君臣的作為，是不能算及格的。 在本篇里還應該交待兩事。 一是西晉統一時有多少人口。按照史籍的記載，有2459840戶、16163863人。這是一個偏少的數字，如吳國投降時的戶口數是52.3萬戶、吏3.2萬、兵23萬、男女口230萬。難道四川以東的長江以南地區只有不滿三百萬人口？顯然，私家占有的人口、官吏兵士的家屬、流亡的人口，還有山區的少數民族等，都不在上述數字之內。據葛劍雄教授的研究，當時全國約有三千萬人，這應該是一個接近真實的數字（見葛著《中國人口發展史》第132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二是滅吳後頒布的「戶調式」。《晉書·食貨志》所記是：丁男每年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十三至十五歲，六十一至六十五歲）為戶者輸半。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不課。宗室官吏以貴賤占田，最高五十頃，每減一品田減五頃，九品十頃。此外還可以「蔭」人為食客、佃客，一、二品可以有佃客五十戶，三品十戶，遞減到九品只限一戶。 這裡需要說明的有幾點。一是何謂「占田」？對此古今解釋很多，我認為唐長孺教授的解釋最為妥當。唐先生認為占田制沒有授田、還田的內容，只是「空洞地准許人民有權占有法令上所規定的田畝；……至於占得到占不到，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二是何謂「課田」？唐先生接著上文說：「課田是督課耕田之意。一般人民自十六歲至六十歲，即使你沒有五十畝土地，也應按照五十畝的定額交納田租。（丁女則二十畝）……占田規定七十畝，政府並不要求你全部耕種，但至少要有五十畝田不被荒廢。……沒有田的呢，可以墾荒，可以去『占』。」（見唐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中的《西晉田制試釋》，1955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版）三是《食貨志》所載只有輸絹和綿的內容，沒有繳糧的田租，那肯定是記載得不完整。在上舉唐先生的著作中，他還引了《初學記》卷二七引《晉故事》的話云：「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至於其他對官僚貴族占有田地人口的限制，歷代都不會嚴格執行，所以我也不想多引唐著再作解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