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紅樓 · 賈府的鐘和表
表和鍾都是日常實用的東西，大約在清代乾隆年間，即已盛行。當時朱文治有《西洋表》詩(見《姚江詩錄》卷三)：
古來測景立圭表，冬推黃道夏赤道。法參鳳管工調陽，用異雞人司唱卯。西洋雕琢近益精，古月團欒制何巧。渾天儀用具體微，勾股算神專語小。暗羅列宿撐腹腸，分擘覆宇憑指爪。一蟻空盤九曲珠，六鰲輕負三神島。轉輪秘鑰失分毫，香篆蓮壺各顛倒。乃知萬窮引一針，不用滿腔裝七寶。纏腰客喜斗新奇，到眼時真稱大好。偶懸綸閣促趨朝，攜入詞壇催脫稿。細字排成一覽知，寸陰擲去重來少。百年消息得幾何，滴瀝聲中逼人老。
朱文治是乾隆戊申(一七八八)舉人，他詩中說是「斗新奇」，可見是一種時髦玩意兒。又當時淨香居主人(楊米人)所撰《都門竹枝詞》(《清代北京竹枝詞》本)也說道：
三針洋表最時興，手裡牛皮臂上鷹。拉手呵腰齊道好，相逢「你老」是通稱。
說明當時很多人帶有懷表，而且是「三針」的。
至於掛鍾，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二也載有：
左靠山仿效西洋人製法，前設欄盾，構深屋，望之如數什百千層，一旋一折，目炫足懼，惟聞鐘聲，令人依聲而轉。蓋室之中設自鳴鐘，屋一折則鍾一鳴。……
這雖寫的是揚州富商園亭，但可見自鳴鐘這時已普遍得很。又如道光年間楊靜亭《都門雜詠》(《清代北京竹枝詞》本)市廛之《大柵欄》：
畫樓林立望重重，金碧輝煌瑞氣濃。
簫管歇餘人靜後，滿街齊響自鳴鐘。
道光時代雖然已經比較晚了，但「滿街齊響自鳴鐘」，則自鳴鐘已經不再是什麼珍貴的東西。
鍾和表既然如此成為生活上的必需品，在《紅樓夢》中當然也必反映出來，我們試看賈府的一些。
在第六回上，首先寫到榮國府鳳姐房裡的掛鍾，劉姥姥初進大觀園，到了鳳姐房內，「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很似打羅篩面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似的，卻不住的亂晃。劉姥姥心中想著：『這是什麼東西?有煞用處呢?』正發獃時，陡聽得『當』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磐一般，倒嚇得不住的展眼兒」。書中寫得很傳神，表現出當時一般農民還沒有看到過鍾，也反映了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的生活距離是多麼遠。
第二處是寫連鳳姐的侍從也隨身帶著表，這在第十四回上，鳳姐受命管理寧國府，一開始便來個下馬威，她對執事人等訓話說：「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錶。」當然我們無法知道這些跟隨鳳姐的有多少人是隨身帶有鐘錶的，也不知道所帶鐘錶是他們的主子鳳姐給的還是他們自備的，但無論如何，可見這些隨從已將隨身所帶的鐘表作為工作需要的東西，而不是一個裝飾品，也可見這時這東西已普遍到被役使人們的身上。
鳳姐這段話里不單說到她的隨從都隨身帶有鐘錶，並且她說到寧國府上房也掛有時辰鍾：「橫豎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鍾。」當然《紅樓夢》沒具體說明寧國府哪幾處屬於「上房」，但從鳳姐話里總可以知道這「上房」是人們都可以經過而看到這時辰鐘的地方，它不應該像鳳姐的屋裡是很少人得以進去的；也應該不僅僅是一處，因為偌大一個寧國府若只有一處上房供人們去你來我往地去看鐘，那會是什麼樣子，由此可知寧國府絕不止一處上房，也不止一個時辰鍾。
接著下面第十九回寫到寶玉的表：「二人正說著，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才老太太打發嬤嬤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子初二刻了。」這裡寫寶玉的表是懷表，並且表面是以子、丑、寅、卯十二時為度盤，像今天航海鍾一樣，以一晝夜為一轉的。
寶玉這個表後來幾度出現，第四十五回寶玉在一個晚上去探看黛玉，談了一回，黛玉教他回去，明天再來：「寶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瞧了一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
到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吃酒已是深夜，寶玉「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這是寶玉的表在《紅樓夢》中第三度出現。
第八十九回又提到這表，寶玉「自己低頭看了看錶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
這都是記載寶玉那隻表，從四段記載，已知寶玉這隻表是比較高貴的，是「核桃大的金表」，錶盤不僅有時、有刻，並且有分，是一個精緻的表。
寶玉除了自己有表之外，他的怡紅院裡也跟鳳姐或者寧國府的上房一樣，也有自鳴鐘擺著，如第五十一回記寶玉三更睡夢醒後，和晴雯、麝月在一起，「只聽到外間屋裡槅上的自鳴鐘『當……當』的兩聲」。後來第五十二回又提到它：「寶玉見他著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著，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說「『當……當』的兩聲」自然是兩點，「敲了四下」自然是四點，那麼寶玉房中的自鳴鐘可知是十二時為一轉，晝夜各轉一周，如現在普通鍾式一樣，而不是以子、丑、寅、卯為度盤的。
但第七十八回，寶玉向兩個侍女打聽晴雯臨終情形，一個婢女說出她死的時刻：「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進來到屋裡，留神看時辰表，果是未正二刻。」這裡說「留神看時辰表」，而且是以子、丑、寅、卯計時，應該不是寶玉屋裡那自鳴鐘，但也不會是寶玉身上那個「核桃大的金表」，可能是另外一枚。
寶玉屋裡除了槅上的掛鍾之外，還有台鐘。第八十九回「寶玉也不理會，自己坐著，無精打采，猛聽架上鐘響」，這顯然是放在架上的一座台鐘。
除了寶玉屋子裡面有鍾，怡紅院的老婆子屋裡也有鍾。在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中大家在吃酒，只聽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接黛玉的。眾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以後了，鍾打過十一下了。」這些老婆子自然不會在寶玉屋裡，如非他們屋裡有鍾，她們如何知道「打過十一下了」呢?可見怡紅院裡老婆子屋裡比寧國府還高一籌。
鳳姐屋裡不單有鍾，並且她還賣過一隻鍾。第七十二回上記鳳姐說：「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沒有半個月，大事小事沒十件，白填在裡頭。」這裡不僅說賈府有多餘的鐘可賣，並且說明了當時一隻金自鳴鐘的價錢。鳳姐賣了四五箱大銅錫傢伙，才只得三百兩銀子，而這一隻鍾就賣了將近一倍的價，可見當時鐘的價值是相當的高，絕不是一般人所可購置的。
但這並不是特別貴重的鐘，一隻最珍貴的鐘曾到賈府來過而沒有買下，那就是第九十二回馮紫英預備賣的一架。馮紫英說：「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鮫綃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如果以「漢宮春曉」與自鳴鐘各一半計算的話，則自鳴鐘為二千五百兩銀子，又高出鳳姐所賣的許多了。
這鐘賈府沒有買下來，當然不在賈府鐘錶之列，但賈府到底有多少鐘錶，還是沒法計數的，據第一百五回錦衣軍查抄寧國府所得的寧府「鐘錶十八件」，依這個數目，估計榮國府恐還不止此數。
當然，鍾、表是西洋玩意兒，它流入中國，大約在明代時候。據明馮時可《蓬窗續錄》載：
余至京，有外國道人利瑪竇贈予倭扇四柄，合之不能一指，甚輕而有風，又堅緻。道人……又有自鳴鐘，僅如小香盒，精金為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亦異物也。
馮時可在利瑪竇處看到他用的表，固然不能說明當時已經流行，但據明李紹文《雲間雜識》卷二載：
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以銅為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子時一聲，丑時二聲，至亥則其聲十二。余在金陵王太穩處親見。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為之。第彼國所制高廣不過寸許，上海則大於斗矣。利師同事之人郭仰鳳住上海，余亦曾謁之。
是不是真的由利瑪竇在中國製造了自鳴鐘?這是很難說的，不過從這裡可以看到在明代時候，上海已經能製造自鳴鐘了(李紹文他不懂得鍾與表之分)，既然能製造，自然必已流行。
到了清代，製造鍾、表的已經多起來，據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二十七：
國朝王澐《漫遊紀略》云：「漳南孫細娘之自鳴鐘，莆中姚朝士之測昝儀器，皆一時絕藝。」按國朝周亮工《閩小記》有龍溪孫儒理一寸許之自鳴鐘，余已載之於《續鈔》二十二，未知與孫細娘自鳴鐘是一是二也。
賈府之鐘、表當然不排除是進口貨，但也很可能是上海或漳南製造的。但既然上海能制，漳南能制，那麼當時中國恐怕不僅這兩個地方製造罷?
《紅樓夢》里的鐘表和我們今天的鐘表是一樣的，如第五十一回：
只聽外間房中十錦槅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外間值宿的老嬤咳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罷。……」
又第五十二回：
寶玉見他著急，只得胡亂睡下。……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
這是指的夜間的幾點呢?在第六回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的一段，它是這樣寫的：
劉姥姥只聽咯噹咯噹的響聲，……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墜著一個秤砣似的，卻不住的亂晃。……陡聽得「當」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接著一連又是八九下。
這樣的鐘今天已經極不經見了，它的擺懸掛在外頭，左右擺動著，也許在外國古裝電影裡偶爾出現一下。過去這種鍾稱為「梳擺時辰鍾」，它不是十二點為一周，而是以十二時(子、丑……)為一周，在鐘面上一晝夜才轉一圈的。這裡說它「『當』的一聲」，又說「接著一連又是八九下」，這報的是什麼時間呢?原來這種鍾報時打法是與今日一般鐘的打法不一樣，它的報時打法是這樣：
劉姥姥早晨進城，到周瑞家的催她趁吃飯的空兒進府去看鳳姐，這個時候應該午正時分(即上午十二點)，所以她聽到的鐘聲打的是一下，接著未初，所以又聽到「接著一連又是八九下」。第四十一回上「十錦槅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應是亥正的鐘聲，而五十二回「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則是亥初的鐘聲。
當然，賈府里的鐘也有以十二響報時的，如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那裡的二更鐘敲十一下，它正和今日普通鍾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