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史稿 · 第二十五章 中國塞內匈奴與漢族及其他少數族融合

到了漢朝滅亡的時候，匈奴作為一個政治上獨立的國家也算是滅亡了，作為一個種族，則逐漸與其他種族融合。他們離開故地，分布於其他好多地域。 匈奴故地為鮮卑侵占後，其種族之留居故地者十餘萬落，自稱「鮮卑」。起初，也許匈奴與鮮卑之間區別之處甚多，但久而久之，經過聚居、通婚，二者就不容易分開。鮮卑人有匈奴人的血統，匈奴人也有了鮮卑人的血統，二者的風俗習慣互相影響。同時，鮮卑人降服了這麼多匈奴人之後，人力與物力大為增加，這是鮮卑繼匈奴之後成為漢族勁敵的原因之一。 匈奴人還與烏桓人互相混合，互相影響。同樣，匈奴北邊的丁令、堅昆，以至西邊的烏孫，以及羌、氐、西域諸國的種族，與匈奴的關係既很密切，時間又長達四五百年之久，則其血統與風俗習慣和這些國人的融合，也是可以想見的。 至於匈奴人同漢族及其風俗習慣相融合，也是很為明顯的。 匈奴種族散居於匈奴故地以外的為數很多，地域也很廣，但是在地域上的移動方向主要有二：一為向南移動，一為向西移動。他們大量向南與向西移動雖在後漢時代，但是向這兩個方向移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前漢。自前漢呼韓邪單于稱臣於西漢，分為南、北匈奴之後，匈奴族向這兩個方向移動的趨勢已經很為明顯。向南遷徙者不僅散居於中國北部邊境，而且分散入居於中國塞內。其歷程在早期是個別的、少數的、緩慢的，到了後來則愈來愈多。向西遷徙的，其歷程可以說也是這樣。向南遷徙的最初是到達長城的邊塞，後來又移向黃河流域。到中國的晉代與南北朝，發展到長江以北，個別也有越過長江的。中原地區在晉代曾為匈奴後裔部分占領，但匈奴後裔從沒有征服過整個中原地區。 向西遷徙的匈奴人卻不是這樣。他們最初從蒙古高原越阿爾泰山而西，活動於天山以北與烏孫之東，同時控制天山以南的西域諸國。後來，他們越烏孫到蔥嶺以西，從康居至奄蔡，再向西走至東羅馬帝國的東境，又再西進而至西羅馬帝國境內萊茵河與高盧地區，也就是現代的德國與法國。雖然其勢力在中亞與歐洲膨脹的歷史猶如曇花一現，然影響於中亞與歐洲種族的遷徙與政治、地理的變動，實在是太大了。這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一章，也是東方與西方交通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因此之故，無論是向南的遷徙也好，向西的遷徙也好，其歷史意義均極為重要。前者成為通稱作「五胡亂華」的民族大融合的動力，後者則是東方人侵入西方的開端—— 一個至為重要的開端。 關於匈奴族向南移徙，入居中國長城內外地區的歷史，《晉書·四夷列傳》中說：「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又說：「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瀰漫北朔，轉難禁制。」不過，呼韓邪雖然率部到中國北部邊境居住，但他本人不久即率部北歸漠北單于庭，保持獨立的政治中心。他沒有長住西漢，他的子孫也沒有在西漢久住，就是後來為王莽所劫持到長安的一些匈奴貴人，除死者外，生者後來也被遣送回國。所以《晉書》上那段話中的最後一段，可以說是後漢時代的情況。不過從中也可以看出，匈奴之入居中原者，其歷史很久，其來也漸。到了後漢下半葉，來者愈多，曹操分之為五部，內部自治制度已深為漢化。 南匈奴單于羌渠被國人殺死之後，國人對其子於扶羅也加以反對，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羌渠之子，即正在塞內助討黃巾的右賢王於扶羅遂自立為持至屍逐侯單于，並得到漢王朝的承認。於扶羅立於漢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這樣一來，南匈奴又一分為二，有兩個單于和兩個政治中心：一為於扶羅單于，一為須卜骨都侯單于。後者仍領有原來中國塞外的南匈奴故地。可是，須卜骨都侯立了一年後就死了，塞外的南匈奴王庭遂沒有單于，國人乃以老王行國事，不立單于。不過，這位老王死後的情況如何，我們就不清楚了。於扶羅為國人所拒，不能回國，便到漢朝京都去求東漢王朝幫助他返國即位。但是，恰巧靈帝於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死了。他沒有辦法，乃率其眾數千騎止於河東平陽。他稱單于七年後死，弟呼廚泉立於獻帝興平二年（公元195年），繼續居留在平陽。到了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他到京城朝見，為曹操扣留於鄴，而由右賢王去卑回去監國，是為塞內匈奴。此外，在西北方面，還有不屬中國的北匈奴餘眾，時與中國爭奪西域。 東漢到了於扶羅立後第二年，靈帝死了，天下大亂，對於匈奴無暇兼顧。不過，東漢王朝承認於扶羅是南匈奴正統單于，所以《後漢書·南匈奴列傳》對於於扶羅的世系記載稍為詳細。 中國自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後，曹操當權。不久，天下三分鼎立，中原北方是曹操的勢力範圍，後建魏國。塞內匈奴與中國政權的關係，也可以說是與魏的關係，因為吳、蜀都為魏所隔，不能與匈奴交通。 匈奴雖與魏有關係，但是《三國志·魏書》並沒有《匈奴傳》，卻有烏丸（或烏桓）、鮮卑以及東夷（如夫余、高句麗、東沃沮、挹婁、 、馬韓、辰韓、弁韓與倭人）的傳。《三國志·魏書》卷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的評語註解曾抄錄魚豢《魏略·西戎傳》中所記西北各種民族，但其中也沒有匈奴。這是什麼原因呢？大概是由於匈奴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已趨於衰亡，無關重要，所以不為之立傳。相反，烏桓、鮮卑則正強盛。曹操曾親征烏桓，鮮卑則占有了北匈奴的故地。南匈奴再分為塞內、塞外二部之後，我們推想，塞外須卜骨都侯單于死後，連單于也選不出來，而以老王行國事，國內情況恐怕也很混亂。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鮮卑的勢力愈趨向南擴張，使塞外匈奴的故地日蹙。故《三國志·魏書》卷三十評曰：「魏世匈奴遂衰。」犯中國北部邊境的強族已是鮮卑。《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敘》說：「後鮮卑大人軻比能複製御群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並苦之。」這時的鮮卑軍隊中，必有很多匈奴人。 在西北方面，北匈奴的餘眾可能有一些散居於烏孫之東、天山以北，但經過鮮卑檀石槐的征伐之後所余無幾，不僅不能為患於中原，似也不能為患於西域諸國了。《三國志·魏書》載，西部諸族中對中原為患最大的是西羌。 兩漢時代，漢朝人所謂「胡」，除了前漢初年也指東胡，主要指匈奴，而「北虜」這個詞，在前、後漢時主要也是指匈奴。到了後漢末年及三國時代，「北虜」又往往指鮮卑，而鮮卑、西羌往往也稱為「胡」。至於「單于」這個稱號，除了匈奴人仍沿用，烏桓的首領也有稱為單于的。這說明，匈奴族政治上日趨喪失獨立的時候，不僅其土地為他族所占有，人民也有改稱鮮卑或他族者，就是一些與匈奴有關或為匈奴所固有的名詞，也漸為他族所採用了。這是匈奴開始同其他種族融合的一種表現。《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敘》說：「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這裡所說的「右賢王」就是去卑，而當時的左賢王則是劉豹，即劉淵的父親。《晉書·劉元海載記》說：「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至於曹魏時塞內匈奴的分部情況，《晉書·四夷列傳》中說：「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 匈奴的左賢王地位遠高於右賢王，照匈奴制度，左賢王僅次於單于。此外又有左谷蠡王，次於左賢王，右賢王的地位又次於左谷蠡王。可能在漢末、曹魏時代，塞內匈奴已沒有左谷蠡王，而只有左賢王及右賢王。劉豹是於扶羅之子，於扶羅死後，不傳位於兒子劉豹，而傳於弟呼廚泉。呼廚泉又以其兄之子為左賢王。照其制度來說，呼廚泉死後本應以劉豹繼立單于。呼廚泉單于於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入朝，曹操不遣其回國而留之於鄴，說明曹操不信任呼廚泉。同時，曹操又不照匈奴制度辦事，不讓劉豹繼立為單于，而以右賢王去卑監理其國。這說明，曹操是有意要取消「單于」這個稱號，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去管理匈奴。他後來分其眾為五部，立其中貴者為帥，就是這個意思。劉豹是左賢王，乃以他為左部帥。因此我們推想，可能因為去卑回去之後，左賢王劉豹以及其他王侯對曹操這種做法不滿意，所以曹操才又把匈奴分為五部，進一步分化。曹魏雖有如上做法，但是後漢的匈奴中郎將這個職務仍然存在。《三國志·魏書·陳泰傳》說：「泰字玄伯。青龍中（公元233—236年），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公元240—249年），徙游擊將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匈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以上是塞內匈奴的概況。至於塞外匈奴情況如何，就不太清楚了。《晉書·四夷列傳》指出，晉武帝時，塞外匈奴二萬餘落，因水災遷入塞內。這說明，在三國時代也定會有散居於塞外的匈奴人。據魚豢《魏略》記載，漢魏之際塞外存在可以稱作「匈奴」的部落，不過多是原逃亡奴隸的後裔：「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鈔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在檀柘，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令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① 這些「貲虜」之中可能也有匈奴人，但大部分是從他族掠奪來的。 曹操雖用各種方法去威服境內外的少數民族，但是這些民族仍時叛時降，居於塞內的匈奴也是這樣。《三國志·魏書·鍾繇傳》說：「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我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三國志·魏書·張既傳》也說：「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為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干、援，大破之，斬援首。干及單于皆降。」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塞內的匈奴也參加了中原漢族軍閥的內戰。郭援被斬，高幹與匈奴單于投降。不久，高幹又在并州叛曹操，曹操攻伐他時，他又求救於匈奴。匈奴既投降於曹操，便沒有前去救高幹，高幹遂被攻殺。此事見於《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十一年」條：「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干。干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干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獻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於扶羅單于曾歸附袁紹，兩年後又歸附袁術。一年後，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從呼廚泉即單于位到他被曹操留於鄴（建安二十一年），有二十一年之久。據史書所載，除了建安十年他曾與袁紹之子袁尚同謀抗操，一直到他入朝朝見（建安二十一年）的十年中，沒有再反曹操的記載。 曹操死後，匈奴在塞內既沒有單于，更不成其為國。然而這也並不是說，匈奴種族也因之而完全消滅，相反，他們不僅分為五部散居各處，而且在五部之外，其人民之與中原人雜居者也必不少。《三國志·魏書·夏侯尚傳》說：「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這裡所說的「胡」，應該是指匈奴人。《晉書·四夷列傳》所說五部所居的地方中沒有代郡，可能代郡的胡人後來也歸併於五部中了。但是代郡以至靠近邊塞的其他各郡，很可能也有匈奴人居住。因為匈奴人入居塞內的歷史並不始於東漢末年，而系始於前漢。 呼廚泉被曹操留於鄴在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死後，呼廚泉還未死。到了曹丕稱帝，還換他的印綬。《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黃初元年」條說：「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這說明，曹丕仍以單于的禮儀去對侍他。至於呼廚泉是哪一年死的，不得而知。他即單于位是在漢獻帝興平二年（公元195年），到黃初元年（公元220年）共有二十五年之久。於扶羅單于死後不傳位於其子劉豹，而傳位於其弟，可能是因子少之故。假使這種看法是對的，那麼呼廚泉即單于位時年紀可能已很大，再加上在位二十五年，到曹丕稱帝時可能也已老了。曹丕雖仍以單于禮儀對待他，但只有其名而無其實。 曹魏時代，散居在塞內的匈奴部眾雖在曹魏統治之下，然而內部行政的完全漢化也需要一個過程，所以當時還有其特殊的地方。曹魏對他們若不善加治理，也很容易引起反叛。而且，他們內部有時也互相征伐，使曹魏不能袖手旁觀。《三國志·魏書·明帝紀》「青龍元年」條說：「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同書《鄧艾傳》說：「（艾）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並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勛，此御邊長計也。』」鄧艾想乘劉豹內部的反叛，將之分為二部，以削減其勢力。劉豹是於扶羅之子，他的叔父呼廚泉立為單于，他是左賢王。曹操扣留呼廚泉在鄴，而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就是因為去卑有功於魏。鄧艾提議加去卑之子顯號，使居雁門，也是要分化劉豹的勢力。這也可以說是曹操分而治之政策的延續。成功地實行這個政策的過程，也就是匈奴族與漢族逐漸融合的過程。 在東漢末年與三國時代，不僅一般的匈奴人移居於中原者逐漸增多，就是匈奴單于（南匈奴單于）及其臣僚、軍隊，也居留在中原內地。到了晉代，這種現象不僅更為顯著，而且在晉朝庇護之下的匈奴貴族，竟然逐漸成為中原北部的統治者，而與晉朝相對抗。 他們在中原地區建立國家，稱王稱帝，連晉朝京都也被他們攻占。晉懷帝和晉愍帝成了他們的俘虜，並為他們所殺，晉朝皇后也變成匈奴皇帝的皇后。這是秦漢以來，在中原與匈奴的交涉史上所沒有過的。這是「五胡亂華」的開始，而開其端者就是匈奴。從此以後，在差不多二百年的時間中，中原北部差不多全為匈奴及其他少數民族所占領。 然而，晉代的匈奴之在中原者，不僅在文化上已經深受了漢族的影響，在血統上也與漢族混雜甚烈。所以，匈奴基本上已經放棄固有的文化，其種族也遠非純粹的匈奴血統了，可以稱之為「漢化匈人」。 匈奴住地與中原毗連，人民互相通婚的歷史很久。漢高祖遣宗室女嫁給冒頓以後，匈奴的統治階級之雜有漢族血統的也逐漸增加起來。前漢的呼韓邪單于與後漢的單于比皆稱臣於漢朝，前者妻王昭君，後者移居漢朝邊塞，人民與貴人錯居雜處，互相通婚，使匈奴種族漢化速度加快。到了東漢末年，於扶羅留居中原，其人民與貴人之含有漢族血統者更多。再經過三國而至劉淵崛起的約一百年，匈奴人與中原人通婚者必當更多，而其血統的漢化程度必更加深。所以到了劉淵稱漢王的時候，所謂匈奴後裔已多非純粹的匈奴人，這是我們研究晉代塞內的匈奴時所要注意的。 而且，劉淵稱漢王以至後來的羯、氐、羌、鮮卑之統治中原北部的種族，不僅其本身已染有漢族血統，即其重要的臣僚，如王彌、張賓、王猛等，很多都是漢人。兩漢時代的匈奴或其他胡人建國於塞外，也曾用過漢人，如中行說、李陵等，但這還是例外或絕對的少數。相反，晉代的匈奴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之統治中原的，則大量任用漢人。他們的政權性質屬中國內部封建割據的地方性政權，不是外族建立的國家。 晉永嘉以後，晉皇室及門第較高的貴人多數南渡，但民眾多數留在北方。漢人之留在北方者，對於匈奴與其他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必然很大。劉淵初起時，有族人勸他聯絡其他少數民族入侵中原地區，他卻加以反對。相反，他自命為劉漢後裔，承繼漢統，以對抗司馬氏的晉室，拒絕從事民族戰爭。 至於生活習慣方面，匈奴受中原的影響更為顯著。匈奴人移居塞內之後，生活上最大的變化就是逐漸放棄遊牧生活，採取農耕生活方式。他們在塞內居住之地由中原政府指定，人眾地少，不像原來的居地蒙古高原那樣地廣人稀，因此能逐漸習慣農耕生活。這個改變是基本生活方式的改變，從而在文化的許多方面也逐漸地發生變化。 在政治制度上，「單于」「左賢王」「右賢王」等一些名詞雖仍然保留，但重要性多已消失。「單于」是過去匈奴最高統治者的稱呼，現在卻化為不同的官職名。例如有「大單于」「左單于」「右單于」，此外，還有其他好多形容詞加在「單于」二字之上。同時，其他少數民族（尤其是鮮卑）也採用了這個稱號。而且，除了「單于」這個稱號，他們尤喜採用中國的官號。劉淵雖被匈奴部眾擁為大單于，但他又自稱「漢王」，做皇帝。後來，他命劉聰為「大司馬、大單于」。這不僅說明「大單于」已不儘是最高統治者的稱號，而且在大單于之上，加了一個中國的官號「大司馬」。此外，劉淵稱帝之後，也沒有稱其妻為「閼氏」，卻叫作「皇后」。 又如家庭制度方面，漢人對於匈奴最反感的是妻後母這件事。在匈奴人入塞內之前，這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可是入塞之後，尤其是到了晉代，這種風俗逐漸改變。劉淵妻單氏曾被劉淵立為皇后，單氏姿色絕麗，劉淵死後，其子劉聰並沒有妻她，僅與其私通。單氏的兒子劉乂知道了這件事，很不贊成，勸其母不要這樣做，結果單氏慚愧而死。匈奴妻後母風俗的改變，顯然受了漢族文化的影響。 又如好多匈奴人，尤其是匈奴的貴族子弟，大多數受過漢族文化的教育，不但語言已經漢化，還能使用漢字學習「四書」「五經」，這說明他們在思想上也受到漢族深刻的影響。從以上可以看出，匈奴的漢化是相當徹底的。 晉代的「五胡亂華」開端於匈奴。匈奴與其他少數民族之所以能在中原長期作亂，原因當然很多，例如晉武的驕盈、嗣主的昏庸、女後的專朝、八王構亂，都給胡人以可乘之機。然而我們應進一步指出，自東漢末年以至三國時期，中原連年禍亂，使漢族政權力量日趨虛弱。到了晉代，不僅在經濟上很為貧困，就是在人口上也大為減少，與匈奴族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匈奴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居於塞外者，不斷移入中原內地。在晉武帝時，匈奴人之入塞投降者就約有二十萬。至於原已住在中原內地的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照我們的估計，其數目不會比新來的少，恐怕比新來的多得多。因為自東漢末年以至三國時期，中原連年戰亂，沒有餘力顧及邊境。南匈奴除已在塞內居住者外，其在塞外者又時為其他民族（特別是鮮卑）所壓迫，逐漸移居塞內的人數必定很多。又他們移居塞內，不僅皆在中原北部，而且集中在華北的好幾個地方，如山西與河西等地。其族人既較為集中，力量也比較集中。所以劉淵謀反，「二旬之間，眾已五萬」② 。這是指參加軍隊的那部分而言，此外沒有參加軍隊的恐怕更多，至於老弱婦女若都加在一起，則其人數之多可以想見。從「二旬之間，眾已五萬」的事實來看，匈奴人在塞內者不僅人數很多，而且很為團結。 匈奴與其他少數民族大量移居塞內的情況，在晉代初年就引起了不少官僚的注意。他們認為，這些人的內遷將來必為中原之患。因而，有人主張應該及早防備，或移徙他們到塞外。據《晉書·四夷列傳》載，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郭欽上疏云：「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晉武帝對於郭欽的這種建議沒有採納。此外又有江統的《徙戎論》，《晉書·江統傳》曾載這篇論文，今摘錄於下： 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冠也……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谷遠。令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江統的建議同樣沒有被採納。為什麼郭欽與江統的意見都沒有受到朝廷重視呢？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當時北部尤其是近塞各處，地廣人稀，也許朝廷想用匈奴人或其他少數民族去開發土地；第二，塞外的其他少數民族，像強盛的鮮卑，時時侵略中原，故晉朝想利用這些匈奴人或其他一些少數民族防守邊境，實行所謂「以夷制夷」的政策。 我們已經指出，「五胡亂華」始於匈奴。所謂「五胡」，除匈奴外還有哪些「胡」呢？同時，這四種胡人之於匈奴的關係又如何呢？ 所謂「五胡」，除匈奴外還有羯、鮮卑、氐、羌。氐、羌之於匈奴，有沒有關係呢？回答是肯定的。漢武帝之所以要通西域，固是要斷匈奴的右臂，但同時也是要阻止匈奴「結黨南羌」。這說明，在河西走廊（即敦煌、酒泉、張掖、武威一帶）未被西漢占領之時，匈奴與南羌是有關係的。並且二者往往聯合起來，擾亂西漢邊境。就是在西漢占領這些地方之後，匈奴還設法偷偷地與氐、羌聯絡以對抗西漢。在種族上，匈奴之於氐、羌的關係又如何呢？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在西漢占領河西走廊之前，匈奴既與氐、羌毗連，則互相通婚也是很可能的。 五胡之中，在種族上，氐、羌之於匈奴的關係似沒有羯與鮮卑之於匈奴的關係密切，雖則鮮卑與羯之於匈奴在種族上是不同的。鮮卑據說是東胡的後裔。東胡被冒頓擊破之後，有的投降於匈奴，有的逃避到鮮卑山。後來鮮卑強盛起來，常與匈奴接觸。到了匈奴被竇憲與耿夔擊敗時，匈奴一部分人往西北跑，鮮卑占有其地。據《後漢書·鮮卑傳》說，當時匈奴人尚有十餘萬落，留在匈奴故地，皆自號鮮卑，因此使鮮卑逐漸強盛起來。在此時，鮮卑究竟有多少戶口，我們難於估計。但匈奴十餘萬落，也差不多可以說等於十餘萬戶，以每戶五人計算，那麼匈奴人之稱為鮮卑者就有了五六十萬人。假使這個數目沒有什麼錯誤，也許稱為鮮卑的匈奴人的數目比原鮮卑人為多。這說明，在鮮卑占領匈奴故地之後，大部分或至少是很多的所謂鮮卑人就是匈奴人。 匈奴與鮮卑居地本相毗連，二者人民互相通婚，固很為可能。到了這麼多的匈奴人稱為鮮卑之後，互相通婚更是自然而然的。那麼所謂鮮卑人，不僅有很多或大部分為匈奴人，就是原來的鮮卑人，也慢慢地染有匈奴人的血統。同樣，在自號鮮卑的匈奴人中，也逐漸有了鮮卑人的血統。 到了後漢末年，鮮卑的檀石槐崛起之後，建立了一個「大帝國」，東至鮮卑故地，西至烏孫，北至丁零，南至中原邊境。在此時，除了在漢朝庇護之下的南匈奴，散居於塞外以及西域的匈奴人不僅受鮮卑的統治，可能有很多也自號為鮮卑人。這樣看起來，在三國與晉代的鮮卑人，實際上是包括了大量匈奴人的。 至於羯種與匈奴的關係，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晉書·石勒載記》指出，石勒是「上黨武鄉羯人」，其先為「匈奴別部羌渠之胄」。《晉書·四夷列傳》說：「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郁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跋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在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在這十九種之中，只有屠各、萎莎、羌渠、力羯四種比較易解，尤其是「屠各」這個名詞，見於史書的次數較多。羌渠、力羯之於羯，大致上是同一種族，至少其關係是密切的。至於其他各種，就難於考究了。 據《晉書》所說，以上的十九種部落皆為「北狄」，同時《晉書·四夷列傳》又說：「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這好像是說，上面所說的十九種部落皆為匈奴。在匈奴強盛的時候，不僅中原北邊的各種民族皆受匈奴的統治，就是東邊的東胡、西邊的西域諸國也受匈奴的控制，所謂匈奴為「百蠻大國」，就是這個意思。然而在這個「百蠻大國」里，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匈奴人，相反，其種族是很複雜的。 自然，在長期受到匈奴統治的不少種族中，逐漸也有了匈奴的血統，同時匈奴人也染有其他種族的血統。然而也不能說，所有的其他種族都成為匈奴人，匈奴北邊的丁零就是一個例子。丁零在冒頓的時代已為匈奴所征服，在匈奴強盛的時期，丁零是役屬於匈奴的，但是在匈奴衰弱時，丁零又獨立起來，而且侵略匈奴。到了匈奴被其他種族趕出故地之後，丁零仍然存在。此外又如烏孫，當其被月氏破滅後，余種逃到匈奴，可是後來又獨立起來，並且攻敗月氏。這說明，在匈奴統治或庇護下的好多種族，雖然免不了要受匈奴種族的影響，然而並不一定都變成匈奴人。所以，《晉書》中所說的十九種部落中有不少不是匈奴人，羯種可以說就是其中之一。《晉書·石勒載記》說他是羯人，其先是匈奴別部。所謂「匈奴別部」，就不一定是匈奴人。匈奴在兩漢時代往往也稱「胡」，可能「匈」字就是從胡單反切。「胡」這個名詞雖然也指東胡，以及後來的西域種族也謂「西胡」，但在晉朝初年，「胡」「羯」並稱。假使「羯」就是匈奴，那麼用「胡」字就可以代表羯。當時人之所以在「胡」之外又特別指出「羯」者，大概是因為羯與匈奴是不同種族。慕容廆曾致書陶侃說：「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慕容廆與東夷校尉封抽等給陶侃的書中又說：「昔獫狁之強，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③ 「羯」既與「胡」分開來說，那麼羯之於匈奴，當有不同之處。 然而，羯既是十九種部落之一，又曾與匈奴雜居或受匈奴統治，那麼羯種之有匈奴血統也是很自然的。石勒是上黨人，上黨在當時也有匈奴。他們在塞外時既久已雜處，到了塞內之後繼續雜處，則兩種族在血統上的互相混合，也是可能的。所以「胡」「羯」並稱，一方面固是說明其區別之點，一方面也是說明其關係所在。「羯」不叫作「胡」，而區別於「胡」，這是他們的不同處；可是他們既有密切的關係，也使當時的人們互相混用。 匈奴種族自漢末至晉代，與其他種族血統混合的程度之深固如上述，匈奴的文化在這個時期中與其他民族文化互相影響，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上面曾略為指出匈奴的漢化程度之深，同時也應指出，中原北部既為匈奴居留與占據，匈奴的風俗習慣之影響於中原，也是無可懷疑的。 匈奴與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也互相影響，我們並不準備在這裡討論這個問題，只想說明一點，就是從其他少數民族採用「單于」這個稱號的例子，去說明匈奴文化之影響於其他民族。上面已經指出，「單于」這個稱號本來是匈奴最高統治者的稱號。到了晉代，「單于」這個稱號不僅匈奴人自己已很濫用，其他許多少數民族也往往使用之。例如，鮮卑人早就在用這個稱號。到了晉元帝大興元年（公元318年），帝遣使授慕容廆龍襄將軍、大單于稱號。石勒、石季龍都即過大單于位，這是羯人採用「單于」稱號的例子。苻健稱為「天王大單于」，則是氐、羌採用這個稱號的例子。這說明，五胡中的其他胡人也都受到匈奴的影響。 從這些例子來看，所謂「百蠻大國」的匈奴，到了三國與晉代，故國固已滅亡，人民散居各處，但是這個民族的血統以及文化，除了殘眾還部分地保留，也可以在鮮卑、羯、氐、羌等民族中保存。 《晉書·劉元海載記》說：「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從匈奴單于繼立制度來說，於扶羅不傳子而傳弟，也是常有的例子，呼廚泉既立，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應是下一位單于的繼立者。可是劉豹是否曾以任何形式繼立為單于，史無明文。《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條說：「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冬十二月丙寅，設壇於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四夷的酋長或其使者沒有說明，而特別標出匈奴南單于參加了司馬炎的即位典禮，說明匈奴在各族中的特殊地位。但是，這位「南單于」是哪一位？我們不清楚。《晉書》的《四夷列傳》及《劉元海載記》中沒有說及呼廚泉的死年，也沒有說劉豹繼立為單于。《三國志·魏書·鄧艾傳》中指出，魏廢帝嘉平年間（公元249—254年），劉豹是并州右賢王，同時又載鄧艾上疏曾數次提到「單于」，並有「今單于之尊日疏」的字句，這是司馬炎稱帝前十餘年的事情。這說明在那個時候還有單于，同時也說明劉豹身為左賢王而沒有繼立為單于，且已被貶為右賢王。右賢王在匈奴的官位中不僅低於左賢王，而且低於左谷蠡王。 《鄧艾傳》中所說的「單于」是哪一位？我們也不得而知。但《晉書·匈奴傳》說：「泰始七年，單于猛叛。」「猛」姓劉，必是劉淵的親族，此外又說北狄十九種移居塞內，其中最豪貴者為屠各種。因為這一個種族最豪貴，所以得為單于，統領諸種。這說明，居單于位的是屠各種人。又，《資治通鑑·晉紀一》「泰始七年」條說：「春，正月，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則劉猛又好像不是單于。晉哀帝興寧二年（公元364年），據《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三「苻堅·甘露六年」條載：「屠各張罔，聚眾數千，自稱大單于。」可見屠各人即使有「單于」稱號也是僭用，不被中央王朝承認，故不入史傳。 當劉豹為左賢王時，右賢王是去卑。到了魏廢帝嘉平年間，劉豹被貶為右賢王，此時去卑大概早已死了。假使單于是劉猛，那麼單于以下的主要權貴也是姓劉的。比方左賢王，據《晉書·劉元海載記》說是劉宣，這就是劉淵的從祖、劉豹的叔父。 我們上面所說也不過是一種推想。也可能是呼廚泉死後，左賢王劉豹不得繼立為單于，乃由劉猛繼立。至於劉猛與呼廚泉的關係如何，不得而知，他也可能是呼廚泉的兒子。《晉書·劉元海載記》載，劉宣曾對人說：「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這說明劉宣為左賢王時，「單于」這個稱號仍然存在，不過實際上沒有統治寸土。因為他與其他匈奴人一樣，都處在晉朝統治之下，所以說「自諸王侯，降同編戶」。從這種語氣來看，這裡所說的「單于」應當是劉猛。 總而言之，自曹丕黃初元年更換匈奴南單于呼廚泉的印綬之後，關於匈奴單于的記載就不清楚了。而且，自呼廚泉被曹操留於鄴，遣右賢王去卑去管理部眾以後，所謂「單于」，也只有其名而無其實了。我們只是推測，劉淵可能是南匈奴單于的後裔子孫，屬屠各部族。 晉時的匈奴族可以分成三支來說：一為劉氏建國的漢，後稱為前趙；二為赫連氏建國的夏；三為左沮渠氏建國的北涼。第一支在山西，第二支是由山西西徙而來，第三支在河西張掖。第一支是於扶羅單于的後裔，第二支是右賢王去卑的後裔，第三支是匈奴左沮渠的後裔。前二者在漢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入居內地，後者在什麼時候入塞則不得而知。 至晉，中原不僅與原住在內地的匈奴人有交涉，而且又容納了好多從塞外新移居內地的匈奴人。《晉書·四夷列傳》說：「武帝踐祚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資治通鑑·晉紀三》「太康五年」條云：「是歲，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帝處之塞內西河。」又，同書「太康七年」條云：「秋，匈奴胡大博及萎莎胡各帥種落十萬餘口，詣雍州降。」《晉書·四夷列傳》說：「明年（太康八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並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 《資治通鑑·晉紀三》「太康八年」條胡三省注云：「魏既分塞內匈奴為五部矣，自去年來，匈奴帥種落來降者十有餘萬口，史不言所以處之之地，此必自塞外來，北匈奴之種落也。」胡三省以為，這些投降而來的是北匈奴的部落，似有商榷之處。我們知道，北匈奴自鮮卑占領匈奴故地，後來又經檀石槐的再征服，北匈奴之投降於鮮卑者固自號為鮮卑人，而不願投降於鮮卑者也必遠逃於西北，只有南匈奴自單于比稱臣於漢後，其部一向居於邊塞。羌渠單于因為遣其子於扶羅領兵去幫助漢攻擊黃巾，遭國人反對而被殺死，於扶羅雖繼立為單于，也不得回國，乃與其部眾居留內地。於扶羅所率的部眾主要是匈奴士卒，人數不會很多，大部分南匈奴人仍留居故地。於扶羅率領入居內地的主要是男丁，所以後來與漢族人通婚，很快漢化。他們不僅改用漢姓，而且學習漢族文化。至於仍住在故地的南匈奴人，人數雖很多，但長期在漢魏政權庇護之下，受漢族文化的影響，也是難免的事情。因為水災或其他原因請求移居塞內的匈奴人，似應是這些南匈奴人，而不是與中原早已割斷或少有關係的北匈奴人。 以上是說塞外投降於中原政權的匈奴人。至於在塞內的，除了上面所舉出的在司馬炎稱帝時其單于曾參加典禮者，其部眾之反抗晉王朝的也不少。《晉書·四夷列傳》說：「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眾兇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但同處接著說：「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邊患。」惠帝時，匈奴又進犯晉朝。《晉書·四夷列傳》說：「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吏，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資治通鑑》載郝散的反抗，是在晉惠帝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秋，八月，郝散帥眾降，馮翊都尉殺之。」關於郝散弟度元的反抗，《資治通鑑》系在元康六年：「夏，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又，《晉書·四夷列傳》說：「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然而，晉王朝有時也利用他們來幫助平定內亂。《晉書·四夷列傳》說：「武帝時，有騎督綦毋俔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他甚至利用匈奴人去防禦其他各族。 此外，匈奴與其他各族之間互相征伐，也是常有的現象。《資治通鑑·晉紀四》「元康五年」條載：「拓跋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沙漠汗之子猗 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 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郡，皆破之。」 新來的匈奴人既愈來愈多，而原已移居內地的也不少，漢化程度愈來愈深。隨著漢族王朝力量的削弱，他們以屠各部族為首，逐漸獨樹一幟，與漢族王朝對抗。《晉書·四夷列傳》記載匈奴的官號與姓氏，雖與《史記》《漢書》《後漢書》大致相同，卻也有很多相異之處：「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左右奕蠡王當為以前的左右谷蠡王，左右於陸王、左右漸尚王、左右朔方王、左右獨鹿王與左右顯祿王，則都與以往的名稱不同。可能有的是受了中原的影響，如左右朔方王，或者是受了鮮卑或其他民族的影響。 關於匈奴的姓氏，《晉書·四夷列傳》說：「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史記》《漢書》說，匈奴的呼衍氏、蘭氏其後為須卜氏。《後漢書》於這三姓之外又加林氏。《晉書》則沒有林氏，而有喬氏。「呼延」當為「呼衍」，「卜氏」當為「須卜」的簡稱。這些貴姓一向占有匈奴官職中的重要地位。 關於劉淵與其所建立的漢（或前趙），以及其他匈奴人或其他各族所建立的王朝的歷史，見於《晉書·載記》。《晉書·載記》采自崔鴻的《十六國春秋》，這本書在元代已佚，明人嘉興屠喬孫、項琳別撰百卷。清乾隆年間，仁和汪日桂根據這個本子重訂。此外，清末湯球又撰《十六國春秋輯補》。我們這裡仍以《晉書》為主，同時用汪日桂重訂《十六國春秋》本、湯球的《輯補》以及《廣雅書局叢書》中所刊湯球輯的《九家舊晉書輯本》作為參考的資料。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一《前趙錄》「劉淵」條說：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先夏後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內侵燕岱，控弦之士四十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子孫遂冒母姓為劉氏。 《晉書·劉元海載記》的記載較為簡單，但大意相同。冒頓為夏後氏之苗裔的說法，因不足置信，所以《晉書》沒有抄錄《史記》《漢書》中的這段話。但是，《十六國春秋》與《晉書·劉元海載記》均以為冒頓妻漢公主，故其子孫冒母姓為劉氏，也有值得商量之處。因為《史記》《漢書》《後漢書》的《匈奴傳》中均沒有關於匈奴人冒母姓為劉氏的記載。 《晉書·劉元海載記》及《十六國春秋》均說劉淵之父是劉豹。劉豹是於扶羅單于之子，於扶羅是羌渠之子。羌渠與於扶羅的事跡，見於《後漢書·南匈奴列傳》。不過我們曾指出，羌渠是不是匈奴單于嫡系或純粹的匈奴人，值得進一步研究，所以劉淵是否為純粹的匈奴人，同樣是一個問題。 劉淵先世冒姓劉氏，始於他的父親劉豹。他的祖父於扶羅雖在內地立為單于，然據史書所載，並沒有改姓劉，使用的也是匈奴的稱號——持至屍逐侯單于。於扶羅死後，他的弟弟呼廚泉繼立為單于，也沒有關於改姓劉的記載。 匈奴單于改姓劉，是在呼廚泉之後的劉猛。匈奴王侯稱劉氏者，除劉豹外，還有劉淵的從祖劉宣。可能是自曹丕篡漢稱帝後，或者自呼廚泉死後，匈奴的王侯貴人才開始有改姓劉的。原因是在這個時候，即呼廚泉時代，他們大部分接受了漢族的教育，漢化的程度很深。同時，匈奴單于在此時既只有名無實，一般王侯也正如劉宣所說「降同編戶」，不改姓氏，在內地不僅謀生不易，就是稱呼也不方便。此外，也有可能是他們既深受漢族文化的影響，有了忠於漢族王朝君主的思想，曹操留呼廚泉於鄴而遣右賢王去卑監理其國，引起忠於呼廚泉的匈奴人的不滿，致使一些王侯在曹丕篡位後改為劉姓，以示追念漢室。自然，這種情感也是與漢高祖遣宗室女嫁給冒頓，以至後來的王昭君嫁給呼韓邪等好多次和親有關係的。以後劉淵稱漢王時，曾下令稱劉邦為「我太祖高皇帝」，不過這時他的這種說法，恐怕主要是因晉室騷亂，想利用劉漢旗號去收拾人心，以增加其聲勢。 《晉書·劉元海載記》中也有關於劉淵崛興的記述，完全是漢族帝王秉天命而起的傳說模式： 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雲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齔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踴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嘆賞……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眾，猿臂善射，膂力過人。 《史記》《漢書》《後漢書》記載匈奴風俗，沒有述及匈奴婦女拜神祈子。這種傳說當然是受漢族文化影響的結果。 劉淵是於扶羅單于的孫兒，他的父親劉豹曾為匈奴左賢王。曹操分其眾為五部時，又以劉豹為左部帥，在匈奴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王彌」條說：「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強，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劉淵既為質子於京師，則不僅他的地位很重要，在京師時所認識當時的王公貴人必定也不少，王彌不過是其中的一位。 在他所認識的好多人中，有的對他很好，有的卻對他猜忌。王渾與其子王濟以及李熹屬於前者，孔恂、楊珧屬於後者。王渾、王濟、李熹之於劉淵都有鄉里關係。王渾在劉淵幼時，已命其子王濟去結交劉淵，並常常向朝廷推薦劉淵。《晉書·劉元海載記》敘述當時這些人對劉淵的看法是很矛盾的。在漢化匈奴人力量與晉王朝力量對比已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晉王朝一方面想利用劉淵幫助自己扶危解難，一方面又存在不相信少數民族的大漢族主義觀念。《晉書·劉元海載記》說： 泰始之後，（王）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 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眾，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嘉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 劉淵的祖父是單于，父為左賢王，又為左部帥，照匈奴的制度，他的父親當繼立為單于。他本人為質子（按，在匈奴有時以太子作質子），可見他在匈奴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後來他率領匈奴人反抗朝廷，就是因為晉王朝猜忌他。《晉書·劉元海載記》說：「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為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為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上，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齊王攸是當時王室中很重要的人物，見了劉淵之後，也覺得他將來必為禍亂。可見劉淵雖沒有做過什麼對不起朝廷的事情，但是他的民族背景與才具使漢族統治者忌怕。《晉書·劉元海載記》記載王渾為他進行辯護： 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游焉。楊駿輔政，以元海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 這是晉惠帝時的事情。惠帝昏庸，賈后專權，八王作亂。劉淵因為在充作質子時受到一些漢族統治階級人士的不公平對待，遂對晉室不滿。在匈奴的王侯貴人中，也有另外一些對於晉室的大漢族主義不滿者，劉淵的從祖劉宣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曾做過北部都尉、左賢王，在匈奴人中是一位很有聲望的人。《晉書·劉元海載記》說：「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斡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為大單于。」《晉書》中介紹劉宣，說他是一位漢化程度很深的匈奴貴族。《晉書·劉元海載記》說： 劉宣，字士則。朴純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嘆之曰：「宣若遇漢武，當逾於金日 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二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蒞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勛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劉淵後來的反抗與稱王是得力於劉宣的計謀與策動，劉宣後來也得到劉淵的重用。但開始時，他們都不是從民族對抗立場起兵反晉的，而是西晉封建戰爭的組成部分。 關於劉淵與成都王穎的關係，《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一《前趙錄》「劉淵」條有一段記載：「穎為皇太弟，領丞相，自鄴懸秉國政，事無大小，皆先關諮，以淵為太弟屯騎校尉。」《晉書·劉元海載記》說： 惠帝伐穎，次於盪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眾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眾，可保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勛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為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逾吾部，願殿下勉撫士眾，靖以鎮之，當為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都於離石。 離石對於匈奴人是一個很有歷史意義的地方。《晉書·劉元海載記》說：「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廷也。」不過，這時劉淵所立的匈奴國，僅是西晉封建戰爭過程中興起的一般封國而已。 成都王穎為王浚所敗，逃到洛陽。《晉書·劉元海載記》說：「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王浚之所以能攻敗成都王穎，乃得力於鮮卑。這時，劉宣及一些匈奴貴人希望劉淵能聯絡鮮卑以及其他民族，擺脫晉王朝的統治，重建匈奴故國。劉淵遣將去援救成都王穎，他們不贊成。劉宣等諫曰： 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眾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④ 可是，劉淵之志不在於恢復塞外匈奴故國，而在於在封建戰爭過程中取晉室而代之。他對劉宣的建議不予採納，回答說： 「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 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眾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后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⑤ ①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魚豢《魏略》。 ②  《晉書·劉元海載記》。 ③  以上均見《晉書·慕容廆載記》。 ④  《晉書·劉元海載記》。 ⑤  《晉書·劉元海載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