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史稿 · 第三章 匈奴人的古物與古蹟

匈奴的歷史有七百多年之久，所占領或經過的地方跨越亞洲北部與歐洲好多地方。匈奴人雖然沒有自己的文字去記載其活動，但是他們在平時或戰時生活上的一切用具、住宅以及他們死後葬在墳墓中的好多東西，經過考古學者的發現與發掘，對於匈奴歷史的研究都是最有價值的資料。下面把我所知道的一些古物、古蹟略為敘述。 在歐洲，傳說當匈奴進入歐洲的時候，教皇利奧一世（Leo I，390—461）曾得天使之助，驅走了匈奴人。後來又有人曾繪一幅圖，下面的說明是「教皇利奧一世說服阿提拉從羅馬撤兵」。義大利羅馬的梵蒂岡1929年版的德文《布羅克豪斯大辭典》中的「阿提拉」條曾翻印這幅圖。這近於神話的傳說，雖難於置信，但也可以說明當時人的看法。 此外，在戈德金所著《匈牙利與馬札兒人的歷史》中，插有阿提拉的一幅半身像。阿提拉所用的細頸瓶（flask）以及浮雕上的阿提拉像是從何處翻印而來，或是隨便的意繪，著者沒有說明，所以也難說明其歷史價值。 近數十年來，在我國西北一帶發現了很多漢代木簡，是研究漢代社會歷史最有價值的材料，也是研究匈奴史很重要的史料。比如，1906年英國的斯坦因（Aurel Stein）在新疆的尼雅、樓蘭等處發掘出來的一打以上的木牘，就是漢代的遺物。雖然從所得的木牘來看，多是附在贈送當地長官家族的禮物上面，其中一片是寫給當地一位長官的夫人的，但我們相信，將來若再事發掘，還有可能找出有關當時其他事情的木簡。西域的好多地方尤其是樓蘭，是漢族與匈奴爭奪最激烈的地方，應能發掘出更多的木簡。① 木簡發掘得最多而且也最為重要的，是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今日內蒙古自治區的額濟納河流域的黑城附近發掘的。額濟納河是來自祁連山的雪水，從山上流下來經河西走廊而入鼎新縣，至狼形山下又分為東、西兩條。西河叫作海圖果勒河，注入西居延海，東河叫作納林河，注入東居延海。現在這一帶的河流，因為河西走廊的農民用額濟納河水灌溉，故水量很小，而兩旁地方也多成沙地。古代河西走廊曾為匈奴占領，作為牧場，不事農業，居延地區原來應當是一片沃野，也是匈奴到西域去的經常路線。公元前121年（漢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打通這條路，到達祁連山。不久，匈奴住在這裡的休屠王和渾邪王降漢。公元前102年，武帝又遣路博德到居延建築障塞，作為防備匈奴的軍事據點。匈奴既時時出沒於這個地方，漢人軍書旁午，往來信牘，很為頻繁，其中當含有匈奴方面的史料。 黑城在居延東海的南邊，在納林河之東與居延城的東南。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這裡附近找出上萬枚木簡，現在已經整理出來的有數千枚，列在《居延漢簡甲篇》中，圖片有號碼，另有譯文。從這些木簡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住在這裡的士卒的生活與工作。簡上有的寫明軍器的名稱與數目，如弓弩多少以及日常必需品，如「入小畜雞一雞子五枚」（75號），「入狗一枚」（38號）。還有布、酒、粟的記載，如「二月廿八日從居延來為孫幼卿出米三升廿九日朝三升莫三升」（1692號）。又有關於小孩、婦女的記載，士卒之患病吃藥的也有記載，如「第廿四 卒高自當以四月十日病頭痛四節不舉」（19A號），又如「第卅一 卒尚武四月八日病頭痛寒炅飲藥五齊未愈」（19B號）。關於軍事政治的，如「詔夷虜候章發卒曰持樓蘭王頭詣敦煌留卒十人女譯二人留守證」（1582號），又如「皇帝陛下車騎將軍下詔書曰烏孫小昆彌烏」（1803號），又如「夷狄貪而不仁懷俠二心請編□」（1801號）。又有關於傳送書牘的，如「一封詣廣地一封詣槖他十二月丁卯夜半盡時卒□□使不今卒……」（1920號）。又有關於任命的，如「元鳳三年十月戊子朔戊子酒泉庫令安國以近次兼行太守事……」（1584A號）。又有記報兵簿事，如「元鳳三年六月臨木部卒報兵簿」（1119號）。也有記胡騎的，如「□□屬國胡騎兵馬名籍」（2112A號），又如「以食 □胡騎二人五月食」（1042號）。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關於匈奴單于與匈奴入寇的記載，如「郅支為名未知其變」（1804號），又如「塞外諸節榖呼韓單于」（1800號），又如「就屠與匈奴呼韓單于 」（2361號）。 「郅支」就是郅支單于，「呼韓」應為呼韓邪單于。郅支單于是呼韓邪單于的哥哥。「就屠」不知是否屠耆單于之誤。當時五單于爭立，互相征伐，互相殺害，呼韓邪降漢後，郅支西徙，屠耆單于也與呼韓邪不和。所謂「 」者，欺也，忌也，可能因為二者互相欺侮，互相猜忌，故謂為「 」。所謂「郅支為名未知其變」，不知是否只知這個單于的字，而不知其爭立或行動的情況，想要打聽，才這樣寫。我們若好好地將這些木簡與《漢書·匈奴傳》或其他列傳對照，做進一步的研究，對於《漢書》所記，可以互作補充。 又如「匈奴人入塞及金關以北塞外亭 見匈奴人舉蓬 和□五百人以上能舉二蓬」（2409號）。這些材料對於研究匈奴歷史當有很大的貢獻。 關於有關匈奴的碑銘，《史記·匈奴列傳》說：「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丁謙說：「驃騎出代與左王將戰，揆其地望，當在克魯倫河境，狼居胥山，在寧夏西北沙漠間，今尚有狼居胥山碑遺蹟。」② 又如《後漢書·竇憲傳》說，竇憲與耿秉大破北匈奴之後，「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班固所作的碑文也見於《竇憲傳》。同傳又說：「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 關於石刻的古物，如霍去病墓前的石人馬。《漢書·霍去病傳》說：「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霍去病的墓在現在陝西興平縣，顏師古注云：「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這匹石馬以整塊灰色的花崗石雕刻，自頂至地高1.4米，馬並不大，身重蹄短，尾長至地。腹下有一人，以膝抵馬腹，左手取弓，右手以短矛刺於馬脅，頭大而後仰，眼大而圓，額低耳大，其須亂而與馬胸相接。近來，中國科學院在長安縣灃水西岸的客省莊一處古墓中發現兩塊腰牌，其中一塊透雕兩個胡人，在兩匹馬的中間作赤膊跌跤狀，其發也是從頭頂拉向腦後。 有關匈奴的建築，最偉大的是萬里長城，我們下面還要敘述這條長城，現在要談的是長城北邊的一些障塞。比方《史記·匈奴列傳》說：「呴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朐。」張守節《正義》引《括地誌》說：「五原郡稒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虜城。按，即築城鄣列亭至廬朐也。」這都是陰山以北所建築的城郭列亭。據考古方面的報告，在陰山南、北麓，發現二十多處古城遺址。在大青山與烏拉山之間的峪口，是由陰山以北到山南的一條路線，旁邊就有一座古城。又，從呼和浩特到蜈蚣埧也有很多城堡遺址。 在呼和浩特東北三十餘公里外的大青山南麓，有一個地方叫作「塔布土拉罕」，意義是「五大堆土」，有一座長方古城，分內、外兩城。外城周圍約三公里，在內城地面上可以找出好多花紋陶片。在呼和浩特的布禿村，也發現了漢城。③ 此外，在包頭市西邊約十五公里外的麻池鄉，也有漢代的古城遺址，這座城也分內、外兩城，內城散布許多漢代磚瓦，城的周圍有許多古墓，墓中有許多古物。 陰山南、北麓的好多城堡都是漢朝建築的，在匈奴本部，據《史記》和《漢書》記載也有城堡。《史記·匈奴列傳》說，大將軍衛青北擊匈奴，「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史記集解》引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漢書》中顏師古引孟康說：「趙信所作，因以名城。」《漢書·匈奴傳》記載：「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谷，與秦人守之』。」但有人勸衛律說胡人不能守城，衛律因而中止。除趙信城在匈奴本部外，近代考古學者又發現了匈奴時代的城市遺址。蘇聯的考古學者索斯諾夫斯基和奧克拉德尼科夫，在色楞格河左岸與伊伏爾基河合流的地方發現了一座古代匈奴城市。城市的面積在一公頃以上，周圍有城牆，高度超過1.5米。城的外面有許多住宅，用土坯建築。在城的內外都有陶器，有耕作的工具，還有貯藏糧食的地窖等遺物、遺址。住宅的牆內用木柱，地下還有通暖氣的管道。④ 蘇聯的考古學者還在色楞格河左岸的哈剌勒赤·黑里姆金、八剌哈思、扎爾嘎特蘭、蘇木等地發現了匈奴時代的城市，城的面積約有四萬平方米（200×200），城牆頗高，並有四座城門。城裡的房舍是用粘土做成的，蓋有漢瓦。⑤ 除了上面所說的色楞格河左岸的匈奴城市的住宅，1940年在西伯利亞的哈喀斯克自治區，也就是蒙古唐努烏梁海以北的阿巴坎（Abakan）鎮以南的一個地方，當時蘇聯的建築工人曾在一處高約兩米的土丘中發現了大量瓦片。據考古學者考訂，這是一處古代的建築遺址，很可能是匈奴時代的遺址。 1941年與1945年，當時蘇聯的考古學者在阿巴坎發掘出一處中國式的建築遺址。根據出土的瓦當和青銅門環等物，他們認為該遺址修築的年代應該在漢代，並且可能是李陵降匈奴後的住宅。住宅分為兩間，第一室為正方形，長寬均為十二米；第二室長十二米，而寬為六米。第一室的東邊牆有門，在這裡發現了銅門環一個，沿著中部各牆發現了有文字的瓦當，瓦當上的文字有「天子千秋萬歲常樂未央」，「天子千秋」四字居中，「萬歲常」在左邊，「樂未央」在右邊。 在遺址的地下也發現了一些取暖的坑道，深入地下六十厘米，是用石片砌成的，呈筒狀，第一室中坑道的安置與牆壁平行，呈方形。 除瓦當、門環外，又發現玉盤一件，色淺綠，惜已殘破。另有大珊瑚珠一枚，還有鐵刀一把和陶器的殘片。這應是上層人物的用品。所以當時蘇聯學者以為可能是李陵住宅，但很難確定，可以確定的是，遺址是匈奴時代的東西。住宅若為投降匈奴的重要人物所居，其建築的設計者與工人應該是漢人。 《史記·匈奴列傳》說匈奴「毋城郭」，這只是按照一般的情況來說，不能說完全沒有城市。這些城市可能是受到中國的影響。而其建築，至少像趙信城與衛律所要建築的，都是受了漢城的影響。又，《史記·匈奴列傳》中指出，匈奴人「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這裡的「庭」與「城」分開來說，不知五月所會的「蘢城」是否也有城。 《漢書·匈奴傳》載，李廣利投降匈奴之後，為衛律所忌，以至被殺。他死前罵曰：「我死必滅匈奴！」他死後匈奴雨雪連下數月，人畜大受損害，「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又，《漢書·地理志》云：「雲陽，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趙巫主 祠三所。」「休屠」與「金人」為休屠王所崇拜的神，「徑路」（刀名）被匈奴人視為寶刀。匈奴人之所謂「祠」或「祠室」，是一種房屋，這些房屋的建築質量應該較好，而其中必有很多供神的物品，假使能找到這些祠室的遺址，可能也會找出些古物。 《史記·匈奴列傳》說，「其（指匈奴人）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近年以來，在蒙古等處發掘出好多匈奴時期的墳墓。墳墓之中有很多古物，證明了司馬遷記載的正確性。發掘古墓較早的是俄國的科茲洛夫（P. Kozlov）。1912年，在蒙古土謝圖汗諾顏山下蘇珠克圖地方有個礦工尋找金礦，發現若干丘墳，找得一些古物。礦工死後，他的孀婦曾把一些古物賣給科茲洛夫的考察隊，因此他們於1924年到這個地方發掘，找出很多東西，引起研究蒙古和匈奴歷史的人們注意。科茲洛夫的報告於1925年在蘇聯的列寧格勒出版。葉特斯（W. P. Yetts）曾把科茲洛夫的發現寫成《俄國科茲洛夫探險隊外蒙考古發現》一文，刊於1926年4月的《伯林頓雜誌》（The Burlington Magazine ），向達將之譯為中文，登在1927年的《東方雜誌》二十四卷十五號上。 1932年，在列寧格勒出版了一部英文本《北蒙古的出土文物》（Excavation in Northern Mongolia，1924—1925 ）。本書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說明，第二部分是說明第四部分的圖片，第三部分是出土文物清單，第四部分是八十五幅圖片。 這個報告的第一部分指出，該報告是俄國地理學會1924年至1925年在科茲洛夫的領導下在蒙古發掘的結果，墳墓的數目共二百一十二個。在這部分里，除了說明發掘的方法、墳墓的形狀、埋葬人物的位置等問題，還考證了墳墓中的人屬於哪一種族，以及陪葬的東西的來源。據他們考證的結果，埋葬的人物屬於公元前後一二世紀的時代，正是匈奴人統治這塊地方的時候。其人則應為匈奴的單于或貴族，同時還有一些近臣、妻妾或奴婢作為陪葬。至於墳墓中所掘出的物件，有的是匈奴人自製的，有的來自漢族，有的來自西域。漢族的東西以絲綢為多，也有其他各種器物。在某一器上還有「上林」二字，可能來自漢代的上林。又，在圖片17頁中有一幅殘絲，除圖畫外還有「新神靈廣」等字。至於來自西域的東西，據著者的意見，其中有不少受了希臘藝術的影響。雖則這些東西並非來自希臘本土或者附近的屬地，而系來自希臘化的大夏（Bacrtia）等地。 第二部分是解釋第四部分中的圖片，說明所發掘墳墓的形狀、大小、顏色、作用等，讀者可互相參照。 第三部分是把發掘的一些墳墓中找出的東西列舉出來，比方在第一號墳（Tumulus No.1）中，在棺材西邊的地板上安放著什麼東西，都一件一件地列舉出來，有金屬物、玉類、木製類、絲織類物品等。 這本報告雖然比較簡單，但也扼要地對出土的東西加以介紹，而且提出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如人種問題、文化交流問題等，對於研究匈奴歷史的人有很大的幫助。這本書的出版較晚於前面所說的葉特斯的文章，書中曾一再提到葉特斯的文章，以說明東西文化的交流。 此後，蘇聯考古學者與蒙古的學者對於這項工作繼續給予注意，如1928年至1929年間，索斯諾夫斯基在蒙古伊里木谷口古墓的發掘，以及1954年在諾顏山的發掘，1956年烏蘭巴托科學委員會出版的《科學院校學術研究成就》的第一期和策·道爾吉蘇榮的《北匈奴墳墓》，均是關於這批古墓發掘的報告。 近年來，我國的考古學者在內蒙古自治區也發現了很多匈奴時代的墳墓，像上面所說的麻池鄉古城的周圍，就有很多古墓。⑥ 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匈奴人死後有棺槨，但沒有指出匈奴人對於墳墓的重視。《漢書·匈奴傳》對於這一點記載得很清楚：「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匈奴人對於發掘他們已死單于墳墓者，要用二萬騎兵去征伐，說明了單于墳墓在匈奴的重要性。單于固是如此，一般人對於祖先的墳墓無疑也是重視的。 上面已經指出，科茲洛夫所發掘的墓是諾顏山（或稱諾顏烏拉）的墓，這座山在現在的烏蘭巴托北部一百二十公里處，位於注入色楞河的哈拉河的旁邊。墓有二百一十餘個。于右任曾著有《考察外蒙古土謝圖汗部諾顏山下蘇珠克圖地方二百十二古墓記》，其中有十座古墓，有的特別深大，深十五米，可能是為防備盜掘。蘇聯科學院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委員會合編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說： 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發現的所謂「石墓」——所以稱為「石墓」，是因為他們在地面上是由側面埋置的石板做成的四方形的牆垣圍繞起來的——可以說明公元前7至前3世紀的蒙古居民的生活情況和他們與外貝加爾地區的密切關係。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中部有很多這樣的石墓。此外在蒙古東北的肯特省，在克魯倫河流域以及烏蘭巴托以南的東戈壁和中戈壁省，直到與中國接壤的地方都可以找到這種石墓。同時，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北部沿庫蘇古泊沿岸和色楞格河流域都曾發現這種石墓。在西部的科布多省內也可以遇見這種石墓。（中譯本50—51頁） 這可見得石墓的分布之廣。關於科茲洛夫的發掘，此書也做了簡單的介紹與評價： 這次發掘非常有成就，在每個發掘的墳墓中，都發現了很多有價值的遺物……被發現的墓室，設在地下深處，是木製結構，其中藏有巨大的杉松木棺材。最有趣味而且豐富的墓葬品都在棺材的周圍。這個墓葬是匈奴貴族的。諾顏烏拉古墓地的發現，在蒙古考古學研究史上起了極大的作用。這是20世紀最大的考古學發現之一，對於更集中、更精細地研究曾住在蒙古地區的各民族古代史打下了基礎。（中譯本12—13頁）匈奴時代的墳墓，初期受西北亞民族的影響較深，但後來卻慢慢地受了漢族的影響。棺材的形狀、油漆、密封，都與漢族的相似。在墓內又安置了好多漢族的用品。最近在陰山長城一帶發現的古墓中，還有「單于和親」「單于天降四夷賓服」等瓦當。⑦ 古墓里所發現的死屍，頭是向東臥的。《史記·匈奴列傳》說：「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頭向東方是有崇拜太陽的意思。《史記·匈奴列傳》又說：「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說：「《漢書》作數十百人，顏師古雲或數十人或百人。」《史記》說的人數可能過大，但在一個墓里發現了好多束髮辮，還有一束大髮辮，縛以紅繩，可能是婦女的髮辮，也許就是「近幸臣妾」的髮辮。 墳墓里發現的東西很多，有金、銅、鐵、玉、珠、琥珀、漆、毛絨氈、服裝、髮辮等物品。金制的有裝飾在棺材上的三角而狹長的薄金片，有的還塗以紅漆，也有壓花或夾了寶石的較厚金片與紐扣。麻池鄉的古墓中發現了很多金制和銀制鏤空飾片，飾片上的花紋作虎、豹、駱駝等形象。鐵器有鐵的馬勒、鐵竿、箭鏃以及鐵制的鈴舌，在其他的古墓中還發現了刀、劍、鏑、鏵、鐵環、鐵釘與一些鐵片。 銅器有銅鼎、銅爐、銅杯、銅壺、三足蠟燈台、馬的護面具、銅鏡。又在最古的墳墓里，發現了公元前7至前3世紀的銅斧、銅刀、銅鏃、銅鈴與頸飾用的銅製品。1954年，在諾顏山古墓中發現的銅器有銅鈴、銅壺嘴與好多殘片。 在古墓中所發現的玉器有白玉人形，有佩在身上的飾物，玉上還刻著雙龍對舞的透雕。 此外還有弓的骨制附件、骨制的筷子、繪有獸類圖案的骨器，雖然為數不多。 漆器有漆盤、漆杯、漆碗，連棺材的外面也是用漆塗的。在各處的墳墓中又發現了許多陶器及殘片，有上口向外、翻扁圓形、上粗下細、底部有方形窪坑的陶器，陶器上有紋，有的陶器內部很光滑，於靬王贈給蘇武的服匿，是小口方腹而底平。 織品有刺繡的織品，也有西域伊斯蘭式的飾有植物、動物和人物的產品，有一塊繡有兩名騎士像的氈子。 服裝有匈奴的褶褲，褲子是繡戎的，還有絲袍、絲帽等。至於髮辮，在一個墳墓里有十七束之多，有的粗有的細，都是匈奴的樣式。 除了古墓中挖掘出的古物，考古學家近年來在我國內蒙古地區和蒙古還發現了好多匈奴時代的古物與古蹟。考古學家推論，在公元前7至前5世紀，在內蒙古的長城附近已有農業，因為在那裡發現了磨谷器。策·道爾吉蘇榮在《北匈奴墳墓》的報告中說，在古墓散布的地區，經常發現從公元前7至前3世紀的石臼，而且在出土的古物中有黑色的農作物種子。可見，農業不僅限於匈奴的南部，在蒙古的東部與戈壁地區，1949年進行的人類學考查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好多遺物，有石斧、劈刀等，使匈奴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代。 根據考古學家的報告，在蒙古發現了青銅器，尤其是青銅刀，這些刀很像西伯利亞的卡拉蘇克刀，又似殷商和周朝初期中國北方的製品，在南戈壁地區又挖掘出製作完善的斧子。此外，在戈壁地區與色楞河盆地又發現了陶器，這些陶器在製造技術和形式方面，既與葉尼塞河和阿爾泰的卡拉蘇克的陶器很相似，也與熱河地區的石棺中發現的用以殉葬的土罐很相似。⑧ 匈奴是遊牧民族，他們既如《史記·匈奴列傳》所說，「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在他們所用的器具中，武器與馬具乃特別多，不僅在墳墓中，在其他地方也發現不少。 匈奴與漢族無論平時或戰時，互市始終沒有斷絕過。漢族物品用交換方式而流入匈奴的，不知有多少，所以現今在當時的匈奴與漢朝的邊境地區，到處都可以發現漢代的錢幣與工藝品。至於匈奴用掠奪的方式而獲得的漢族物品，數目也是很大的。此外，漢族歷年贈送匈奴的物品更是不少。大量的食品與各種用品，從高祖以至後來的皇帝，不知送過多少。劉邦在位時，「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呂后接到冒頓侮辱她的信之後，還贈「御車二乘馬二駟」。文帝給匈奴單于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比疏、黃金飾具帶、黃金犀毗與大量繡錦赤綈和綠繒。到了後來，匈奴單于愈求愈多。狐鹿姑單于（公元前96—前85年在位）致信漢朝皇帝說：「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匈奴對於漢族所要求的物品這麼多，對其役屬的西域諸國所要的東西也必不少。除酒、米、食品是得到後就吃掉以外，其他好多物品，如漢朝皇帝所給的「匈奴單于璽」以至好多可以久留的物品，可能有不少還藏在其他尚未發掘的墳墓中，也可能有很多尚埋沒在當時匈奴人居住或活動過的一些地區。 至於匈奴人自己製造的產品遺留到今者，除了已經發現的，還有很多需要人們去發掘與考證。比如王國維為之作跋的「匈奴相邦印」就是一個例子。《觀堂集林》卷十八《匈奴相邦印跋》中說： 匈奴相邦玉印……其形制文字，均類先秦古 ，當是戰國迄秦漢間之物……此印年代較古，又為匈奴所自造，而制度文字並同先秦…… 匈奴沒有文字，這枚玉印是否為匈奴自造，頗成問題。即使這枚玉印是在匈奴國內所製造，也需要華人去幫忙。這些問題的討論以及上面所說關於匈奴時代的古物、古蹟所說明的問題，都有賴於今後考古學者去做進一步探索。 ①  參看向達翻譯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記》（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1932年）第71頁附木牘影圖。我國學者王國維於1914年寫了《流沙墜簡》，也是研究這種木簡較早的著作。 ②  見《史記會注考證》。 ③  參看《考古》，1961年第4期。 ④  參看《前資本主義問題》，1934年7至8號。索斯諾夫斯基的《下伊伏爾基河的古代城市》與奧克拉德尼科夫的《布雅特蒙古考古探察團1947—1950年的工作情況》，載於物質研究所調查報告和田野勘測簡報1952年第4、5期。又，1950年至1955年間，培爾列發現了匈奴、回紇、契丹的十數個城市。 ⑤  參看吉謝耶夫《蒙古時代的城市》，中譯文載《史學譯叢》1957年第6期，及1957年烏蘭巴托科學委員會出版的《和·普爾賚的匈奴三城的遺址》一書。 ⑥  參看《匈奴西岔溝古墓群被掘事件的教訓》，載《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1期；及《「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發現》，載《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 ⑦  參看《內蒙呼和浩特塔布禿村漢城遺址調查》，載《考古》，1961年第4期。 ⑧  參看《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