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史稿 · 第二章 有關匈奴歷史的外國史料

匈奴的西遷，對歐洲來說，是歷史上一件極為重要的事。匈奴人橫掃歐洲：東起君士坦丁堡，西至法蘭西，南抵義大利，北到德意志，時間約二十年之久。羅馬皇帝的使者往來於匈奴王庭者不絕於途，差不多整個歐洲的人民都受其影響，歐人之被迫服役於匈奴軍隊者不知凡幾，商人、技工、藝術家、知識分子之在匈奴王庭供驅使者更不知多少。傳說匈奴人中也有懂拉丁語的。至於匈奴王庭與羅馬皇帝或其歐洲君侯之訂定條約、往來公文，次數之多，更難枚舉。然而，可惜的是這些條約、文件很少留存，而當時人中記載這個驚天動地時代的史實者，也寥寥無幾。至少可以說，直到現在，人們能夠發現的關於匈奴在歐洲活動的記載或古物、古蹟實在太少了。 儘管如此，在那個時代和匈奴帝國滅亡之後，仍有一些作家記載了一些匈奴人在歐洲活動的情況。現將比較重要的著作及著者略做介紹。 記載匈奴較早而又較為詳細的是羅馬史家阿密阿那斯·馬西林那斯（Ammianus Marcellinus），生於約公元325年至330年之間，死於公元395年至400年之間。他生於一個希臘貴族家庭，參加過羅馬軍隊。他的《羅馬帝國史》始於羅馬皇帝納爾發（Nerva）的登位，止於瓦倫斯（Valens）的卒年，即公元96年至378年。因為他親身參加過多次戰爭，到過許多地方，對於當時的社會與經濟問題較為注意，不僅注意羅馬人的政治生活情況，而且注意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在這一點上，他的胸懷比其他羅馬史學家如李維（Livy）、塔西佗（Tacitus）廣闊得多。 匈奴人於公元374年侵入歐洲東部由哥特人占領的地方。哥特王赫爾曼利克戰敗自殺，匈奴人遂長驅直入歐洲。阿密阿那斯即使沒有見過匈奴人，也一定聽說過這件事。所以他在書中指出，匈奴人不會耕種，從來沒有摸過犁柄。匈奴人沒有固定的住宅，經常坐在馬背上，在馬背上做買賣，在馬背上飲食，甚至在馬背上睡覺。他還描述了匈奴人的形狀，及其所穿的上衣、褲子與鞋。 他還告訴我們，在歐洲東邊有阿蘭人（Alans）。阿蘭人居住在我國史書所說的「奄蔡」之地，即《魏書》中的「粟特國」。阿密阿那斯認為，阿蘭人的領土遠伸到亞洲。他指出，阿蘭人生得高大而美麗，頭髮近於黃色，但其生活習慣與匈奴人相似。《魏書·西域傳》中說，匈奴殺粟特王而有其國。可能是由於這個緣故，阿蘭人受到了匈奴人生活習慣的影響。 雖然有些學者懷疑阿密阿那斯關於匈奴的記載，可是經過研究，他的記載應無問題。因為匈奴人之侵入歐洲僅在他死前約二十年，作為一名軍人，他注意到這一事件是可能的。 關於匈奴侵入歐洲的最重要史料，到現在為止，要算普利斯庫斯的《希臘史殘稿》（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卷四，69頁以下），原文是希臘文，現在殘缺不全。普利斯庫斯是東羅馬的歷史學家。東羅馬皇帝曾派遣一個使團到匈牙利的匈奴王庭，使團團長名為馬克西明（Maximin），他既是文官，又是武將，很有才幹，他邀請好友普利斯庫斯參加這個使團。他們離開君士坦丁堡時，匈奴王庭派遣去見東羅馬皇帝的使團也正出發，便一路同行。無論在途程中、在宴會上和在匈奴王庭里的所見所聞，這位歷史學家都詳細地記了下來。這位歷史學家的著作是關於匈奴西遷的最有價值的史料，既是第一手材料，又是他個人的經歷，是最可靠的報告。他所敘述的事，在時間上達三十二年（公元440—472年）。 普利斯庫斯的著作是後來拜占庭的歷史學家與許多西方歷史學者研究匈奴和哥特歷史的主要史料來源。公元6世紀的義大利政治家兼歷史學家卡西俄多拉斯（Cassiodorus）的《哥特人的歷史》（History of the Goths ）即以這部著作為根據。卡西俄多拉斯的著作因6世紀人約但尼斯（Jordanes）的簡略採用而保存下來。 近代人研究匈奴西遷歷史者如吉本（E.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西克（O. Seeck）的《古代世界衰落史》（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 ，1920—1922年），均主要取材於普利斯庫斯的著作。弗賴塔格（G. Freitag）在其《德意志往代心影錄》（Bilder aus Deutschen Vergangenheit ）里還把普利斯庫斯的記載翻譯為德文。總之，後人研究匈奴之在歐洲建立強大的帝國，尤其關於阿提拉的生平事跡，主要是根據普利斯庫斯的殘稿。 約但尼斯據卡西俄多拉斯的《哥特人的歷史》寫的節錄本，題名《哥特人的起源和活動》（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 ），通稱《哥特史》（Getica ）。這本書共分四個部分。在第三部分里，敘述西哥特歷史，從匈奴的侵入至哥特王國的覆滅（公元376—507年）。最值得重視的是敘述阿提拉侵入高盧與毛利亞庫斯平原的戰役。第四部分敘述東哥特歷史，從匈奴的侵入至首次推翻在義大利的哥特王國，時間為公元376年至539年。 約但尼斯的著作，以德國著名羅馬史家蒙森（T. Mommsen）收在其《日耳曼史資料大全》（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1882年出版於柏林）中的最稱善本。英文翻譯者為密埃勞（C. C. Mierow），題為「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1915年出版於普林斯頓）。 此外，在那個時代，說及匈奴人的著作還有馬西林那斯·科密斯（Marcellinus Comes）的《編年史》（Chronicle ）、阿波利內利·西多尼阿斯（Apollinaris Sidonius）的書札和詩篇，以及普羅斯培·泰羅（Prosper Tiro）與海德底阿斯（Hydatius）的《編年史》和《南高盧編年史》（South Gallic Chronicle ）。但這些著作對匈奴的敘述較為片斷，所以只能作為補充材料。關於這方面的資料可參看《劍橋中古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卷一，1957年）「阿提拉」條的參考書目。 此外，還有一些著作中偶爾說到的所謂「野蠻人」，大致也是指匈奴人。如索西馬斯（Zosimus）的《新歷史》（Historia Nova ）、俄羅西阿斯（Orosius）的《反對異教史》（Historiae Adversum Paganos ）、蘇格拉底·斯科拉斯底庫斯（Socrates Scholasticus）的《基督教史》、索佐門（Sozomen）的《基督教史》、西俄多利特（Theodoret）的《基督教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格累哥利亞斯·圖倫內西斯（Gregorius Turonensis）的《法蘭克史》（Historia Francorum ）及尤內彼阿斯（Eunapius）的歷史殘卷等。關於這方面的資料，可參看麥戈文（W. M. McGovern）的《中亞古帝國》（The Early Empire of Central Asia ）一書中第十七章的註解（450頁）。 隨著阿提拉的失敗和他在歐洲建立的帝國的瓦解，匈奴人逐漸退出歐洲和亞洲的歷史舞台。雖然後來有人把別的種族（如突厥、柔然等）稱為匈奴的別種或後裔，但所謂匈奴族卻再也沒有復興，所謂匈奴王國、匈奴帝國也再沒有重見於歷史。 然而，這並不是說阿提拉及其帝國已完全被人們忘記。據說，12世紀的達爾馬提那斯（Juvencus Caelius Calanus Dalmatinus）與16世紀的尼古拉·俄拉胡斯（Nicolas Olahus）主教都曾寫過阿提拉的傳略。① 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與德國，「阿提拉」這個名字變為「哀提最耳」（Etzel）。在《尼伯龍根之歌》（Nibelungenlied ）中，哀提最耳（即阿提拉）被認為是一位征服者。雖然這首詩歌把許多人名和時間都弄錯了，但這是一首流行很廣的詩歌，阿提拉是詩歌中的英雄。把阿提拉當作英雄人物的不僅見於《尼伯龍根之歌》，同樣也見於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與德國的其他詩歌中。 阿提拉失敗之後，歐洲進入中世紀的所謂「黑暗時代」。中國唐朝的勢力範圍雖然延伸到中亞細亞，但從中國經中亞細亞到歐洲的陸路交通幾乎斷絕。至於海路交通，則為阿拉伯人所壟斷。直到13世紀，蒙古西侵，中西的陸路與海路交通才又打通，馬可·波羅便走過這兩條路。 蒙古西侵以後，許多歐洲人從陸路經中亞細亞來到中國。16世紀上半葉時，又從海路來到東亞。從此以後，歐洲人來中國的便愈來愈多，研究中國的興趣也愈來愈大。從17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的百餘年間，歐洲人無論在文化、物質或精神方面都深受中國的影響。不僅有許多學者注意研究中國，統治階級乃至帝王王室中也有許多人極力提倡和支持這種研究，法國的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和路易十五（1715—1774年在位）就是顯著的例子。 法國史學家得岐尼② （1721—1800）在1756年至1758年出版的五冊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韃靼各族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des Turcs，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Ouvrage tiré des livres Chinois et des manuscrits orientaux de la billiotheque du Roi Paris ）的序言中曾說，路易十四在位時，有一位姓黃的中國人，被巴黎的一位教長比儂（Bignon）留在法國皇家圖書館工作。此人曾寫過幾篇論文，但工作沒有完成便病故了。當時法國的東方學者、皇家圖書館館長孚爾蒙（E. Fourmont）被任命去審查他的遺著。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並遇到一些困難後，孚爾蒙便計劃編一部中法字典，因而需要了解更多的中國名物，於是設法搜羅中國書籍。這時在位的是路易十五，他獎勵研究中國學問，命工匠鑄銅製定模十二萬個，以供印刷中、法文書籍和字典之用。得岐尼在孚爾蒙的指導之下學習東方語言，尤其是中國語言。後來，孚爾蒙死了，得岐尼接替孚爾蒙的職位，因而有機會博覽巴黎的中國書籍。他的五冊巨著便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寫成的。序言中還指出，人到處都是相同的。歐洲人沒有完全仿效希臘人與羅馬人，他們讚揚希臘人與羅馬人的優點，但也指摘其缺點。他認為歐洲人也應該用這種公正態度去對待其他民族。無疑，所謂「其他民族」也指中國民族。 關於匈奴歷史的敘述，見於該書第一冊。第一冊分六編。第一編敘述匈奴的歷史及其單于或皇帝，時間自公元前210年至公元93年。第二編分二章：第一章敘述南匈奴（居住在中國邊界的匈奴）的歷史，時間自公元48年至277年；第二章敘述在中國境內的匈奴的歷史，即「漢」（按，為劉淵）或前趙的歷史，時間自公元279年至329年。第三編分三章：第一章敘述中國境內的匈奴的歷史，即「趙」（按，為石勒）的歷史，時間自公元319年至352年；第二章敘述匈奴的歷史，即「夏」（按，為赫連勃勃）的歷史；第三章敘述陝西與哈密間的北涼的歷史（按，為沮渠蒙遜），時間自公元397年至460年。第四編分三章：第一章敘述西方匈奴的歷史，時間從公元91年至618年；第二章敘述白匈奴（即 噠）的歷史，時間從公元420年至531年；第三章敘述韃靼、柔然的歷史，時間從公元310年至799年。第五編的標題是「匈奴的復興」，也就是突厥族的興起，時間從公元545年至744年。第六編敘述西方突厥的歷史，包括與中國、波斯的戰爭，突厥征服波斯，突厥帝國、土庫曼帝國與匈牙利帝國，與羅馬的戰爭和匈牙利人在潘諾尼亞的殖民地等內容。③ 得岐尼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想說明西方的「匈人」（Hunnen、Huns或Hunni）就是中國史書中所載的「匈奴」。因此，他要解釋中國的匈奴是如何遷到西方並侵入歐洲的。他在第一編中說： 羅馬的歷史家，對他們（西部的韃靼人）只籠統稱之為「匈人」，一切描寫與記載，均屬不經的寓言，並不知道這些匈人來自何處。他們在韃靼人中，被稱為「匈奴」，曾建立大帝國，後被中國打敗，勢力分散。一部分遷到西方，後來入寇羅馬帝國的阿提拉即出身於這部分西遷的匈奴。留在中國邊境的匈人，一部分為東部韃靼（按，指鮮卑）所征服；一部分據有北中國，建立數個小帝國，惟勢力微弱，已不能統有韃靼全部。後來到了土門時代，復建大國，得號土耳其（突厥），對於全部韃靼，方重新統一。④ 此外，歐洲學者如維斯德勞⑤ （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在其《韃靼史略》（Histoire Abrégée de la Tartarie ）⑥ 一文里早已指出，西方的「匈人」就是中國的「匈奴」。但是他的這個主張，只是偶爾的提出，明確地提出這個主張的應歸功於得岐尼。得岐尼的這個主張發表以後，歐洲的許多學者都表示同意。如諾伊曼（K. F. Neumann）的《亞細亞研究》（Asiatische Studien ，1837年出版於萊比錫）、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共六卷，1776—1788年）都採納了這種看法。但在19世紀初期，也有人反對這種看法，如克拉普羅特⑦ （J. Klaproth）在 《亞洲史》 （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 ，1826年），雷米札⑧ 在《韃靼語言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1820年），里特爾（C. Ritter）在《亞洲地理》（Die Erdkunde von Asien ，1832—1859年）中都懷疑得岐尼的主張。但是經過一百多年來的研究，近代學者大致都承認西方的匈人就是東方匈奴的後裔，得岐尼確有先見之明。 得岐尼在第四編中，曾對中國史書中所說的匈奴西遷的過程加以說明。他從中國史料中知道匈奴西遷，於是聯想到歐洲史書中所載的「匈人」就是東方的匈奴的後裔。他指出，匈奴人因受中國的攻擊而從蒙古高原西遷到俄羅斯的伏爾加河流域，又從這裡向西到黑海東北一帶。在這裡，匈奴人殺了阿蘭（奄蔡）國王而有其國，再從這裡侵入多瑙河流域。到公元435年，阿提拉領導這個民族，兵臨東羅馬的君士坦丁堡，西向壓迫西羅馬帝國與歐洲。這是得岐尼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可以說是他在匈奴史研究上的最大貢獻。 由於他的書寫於二百年前，當時的歐洲人對於中國的知識還很少，剛剛開始翻譯中國古書，因而他的著作中有很多缺點。如第一冊中所敘述的匈奴歷史，嚴格地說只有四編。第四編第二章所說的白匈奴（ 噠）是否應列入匈奴歷史很值得討論。第三章所說的柔然和第五編、第六編的突厥族，則根本就不應當作為匈奴來看待。柔然就是蠕蠕⑨ ，是東胡的後裔。這兩個種族都不是匈奴，這一點，近代學者大致是公認的。雖然我們並不否認，在匈奴帝國瓦解之後，其留在蒙古高原或中國內地以及西徙到中亞細亞或歐洲的部分人民，既與其他民族（如鮮卑、柔然、突厥）互相混雜，因而在這些民族中也可能混有匈奴人的血統。 匈奴最強盛的時候是在漢朝初期。我國史書記載匈奴較為詳細的是兩漢時代，這是匈奴帝國在歷史上很重要的時代。得岐尼在書中對於兩漢匈奴的敘述，占的篇幅較少。又，匈奴在歐洲的活動，在歐洲史上也占極重要的地位，可惜敘述得也不多。 18世紀歐洲人之研究匈奴者，除得岐尼外，普雷（Pray）在《古代匈奴編年史》（Annales Verteres Hunorum ，1761年）中與得岐尼有同樣的看法。此外，吉本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尤值得注意。吉本的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以大量篇幅敘述匈奴人在歐洲的活動，也簡略地解釋過匈奴人從東方遷到西方的歷史。吉本有關歐洲匈奴歷史著作的史料來源，是前面舉出的一些古羅馬時代的著作，主要的則是普利斯庫斯的殘稿。關於東方的匈奴的歷史，他利用得岐尼的著作，並參考馬拉⑩ （P. de Mailla）所翻譯的《通鑑綱目》（Tong-Kien-Kang-Mou：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1776年出版於巴黎）。此外，當時住在北京的外國教士所介紹的一些文獻，他也加以注意。 吉本很佩服得岐尼的著作。他認為，匈奴從東方遷到歐洲的這一經過是得岐尼發現的。他認為得岐尼是一位靈巧、勤勞的中國語言的傳譯者，「在人類歷史上揭開了新的重要的篇章」。⑪ 吉本對於「匈奴」「韃靼」和「塞種」（Scythians）⑫ 三個詞似乎沒有區分。他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二十六章注五中明白地說，不分開使用「韃靼」與「塞種」兩個詞。在這一章里，他敘述了遊牧民族的行為與特性，這些都是匈奴、韃靼和塞種的民族習性。然而他在談到各民族間的爭鬥時，卻又把匈奴、塞種、鮮卑等分開。 前已指出，18世紀時，研究匈奴問題的人都要提出這一問題：歐洲的「匈人」是不是中國史書中所載的「匈奴」？吉本與得岐尼都肯定二者為同一民族，並同樣肯定歐洲的匈人來自蒙古高原。但人們不免要問：這個東方的匈奴是怎樣遷到西方的？這是東西匈奴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前已述及，得岐尼做過解釋，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又加以說明，即匈奴人受壓力（指其他民族的壓力，如漢族）而西遷至伏爾加河流域，又受壓力而西徙至歐洲東部。匈奴人從蒙古高原來到伏爾加河流域這一段歷史，中國人是知道的。可是如何從這裡西徙至羅馬，中國人就不清楚了。吉本以為，除了漢人的攻擊，鮮卑人進入蒙古高原也是匈奴西徙的一個原因。此外，塞種人在歷史上曾各方奔遷，對於匈奴人的再往西進，也是有關係的。吉本又指出，3世紀時，投降漢朝的匈奴人（指南匈奴）中也有相當大的數目往西邊走，與早已到了或越過伏爾加河流域的北匈奴人聯合起來。這樣，在這個流域或以西的匈奴人的勢力便增強起來，他們再往西走，便抵達阿蘭或古奄蔡的地方。這就是伏爾加河與泰內伊斯河（Tanais，頓河古名）之間的平原。在這裡，匈奴人與阿蘭人互相攻打。最後，匈奴人殺死阿蘭國王而占有其國。吉本是從得岐尼翻譯的《魏書·粟特傳》中知道這個史實的。 吉本用了不少篇幅敘述匈奴是如何打敗東哥特人並進入歐洲的。在第三十四章和第三十五章里，他描寫了阿提拉的性格與活動、阿提拉的王庭與東征西伐。他認為，在古代至近代的歐洲史上，阿提拉是唯一的征服者，他征服了日耳曼人與塞種人的國家，把二者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德國歷史學者尼布爾（B. G. Niebuhr，1776—1831）在《羅馬歷史講義》中，認為吉本對於阿提拉的威力、統治權與領土有誇大之嫌，這是其缺點。然而事實上，在歐洲的征服者中很難找出一位像阿提拉這樣曾威加歐洲，使歐洲在民族遷徙和其他許多方面發生巨大變化的人。 自得岐尼和吉本把匈奴西侵的歷史加入羅馬的歷史之後，許多歷史學者在編寫羅馬史或歐洲史時，往往也加入「匈奴西侵」一章。1911年出版的《劍橋中古史》第一卷中就有「阿提拉」一章。西克在《古代世界衰落史》中，也把這一段歷史編在裡面。應該說，這不僅是歐洲歷史上重要的一章，在世界史上也是重要的一章。在東方，當匈奴強盛時，漢族屢受侵略，東胡也被打敗，還在西域設了僮僕都尉以奪取其資源。只是前漢王朝與民休息六十多年以後，又經過武帝的五十年，而後傾漢朝的人力物力，不斷前往進攻，才使其威力受挫。從此以後，匈奴雖逐漸趨於衰弱，然而在漢代、三國時仍不斷為患。即使到了兩晉時代，中國北部仍遭到匈奴人的嚴重蹂躪。等到在東方的匈奴人逐漸衰亡或被同化的時候，從蒙古高原西徙的匈奴人又出現在歐洲的歷史舞台上，並成為這個時代的主角。這就是說，無論在東方或西方的歷史上，匈奴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換言之，匈奴的歷史是世界歷史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所以近代歐洲的學者，如韋爾斯（H. G. Wells）在其《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 ，1921年）中就很重視這一部分。 匈奴的歷史，不僅被列入世界史和歐洲史範疇，也被列入國別史範疇。我國的《史記》《漢書》《後漢書》固不待說，至於歐洲的國家，其中顯著的就是匈牙利的歷史。戈德金（E. L. Godkin）在《匈牙利與馬札兒人的歷史》（History of Hungary and the Magyars：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Late War ，1856年出版於倫敦）中，就列有「匈奴與阿提拉」一章。該書第一章標題為「羅馬時代」，僅兩頁；第二章標題為「匈人-阿提拉，公元337—453年」（The Huns-Attila，A.D. 337—453）。 在這一章里，開頭從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說起。他說這個高原上的民族，古代的希臘人與羅馬人稱之為「Scythians」（塞種），他們的財產是走動的馬、牛、羊，沒有一定的住宅，武器是弓矢。利即戰，不利即退。一退千里，敵人慾追而不可得。即使是居魯士（Cyrus）與亞歷山大能征善戰與紀律嚴明的軍隊，遇到他們也無可奈何。這個遊牧民族，其在中國北部的就是匈奴。儘管匈奴很強盛，但自然災害和漢朝的反攻使他們遇到很大的失敗，從而分裂為南、北匈奴。在南方者，後來出現於歐洲，叫作突厥，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大本營。在北方者也進入歐洲，近代的匈牙利人把這部分匈奴人作為自己的祖先。戈德金又指出，儘管吉本認為，近代的匈牙利人與古代匈奴人的關係從遺傳方面來說極為微小，但吉本相信，突厥人（土耳其人）與馬札兒人在來源上是相同的。他又說，近代語言學研究說明，芬蘭、突厥、馬札兒、蒙古與中亞的文化較低的韃靼人都是同種，如果說有差別，那麼也只是像近代德國的各種民族一樣。 在該書第9頁，著者從阿提拉的叔父盧加（或魯吉拉斯）說起。他認為，在這位匈奴領袖的時代，匈奴人在歐洲紮營的地方就是現在的匈牙利。在這一頁上還印著阿提拉的像，這是西文典籍中很少見的阿提拉畫像。著者敘述盧加死後，其侄布雷達與阿提拉繼承大位。不久，前者被後者殺死，阿提拉遂成為匈奴人的唯一領袖。匈牙利人固然把其歷史與祖先追溯到阿提拉，而馬札兒的歷史學者也把這位非常人物當作他們的國王之一。 戈德金詳細地敘述阿提拉在歐洲的活動。對阿提拉與東羅馬皇帝的交涉，尤其是東羅馬派遣以馬克西明為首並包括普利斯庫斯在內的使團出使匈奴王庭的經過，用的篇幅很多。他還敘述了阿提拉與西羅馬皇帝瓦倫蒂尼安⑬ （Valentinian）的關係，對這位皇帝的妹妹霍諾利婭（Honoria）如何寫信給阿提拉和阿提拉一再要求娶這位公主等也加以解釋。此外，他又用不少篇幅描寫了公元451年阿提拉征伐高盧被擊退，次年阿提拉南侵義大利，以及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去和匈奴帝國的崩潰。最後，他簡單地說明了匈奴帝國崩潰後，一些民族（如蠕蠕）遷到匈牙利的歷史，以及查理大帝（Charlemagne）在7世紀中葉征伐這個地方的蠕蠕，迫使他們退回亞洲。 在第三章里，著者敘述了公元884年至954年間的匈牙利歷史。只有一點值得注意，即他指出：儘管馬札兒的歷史學家總想追溯馬札兒人（或匈牙利人）是阿提拉的後裔，但其理由是不夠充分的，結果只是一種推論。著者又指出：從種族的來源與風俗習慣上看，近代的匈牙利人與古代的匈奴人有相同之處是無疑的，但這並不等於說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的近親。匈牙利人之出現於歐洲是在公元884年，他們的民族在東方的名稱是「馬札兒」，即希臘人稱之為「Scythians」（塞種），他稱之為「突厥」者。這樣一來，匈奴人、塞種人、突厥人、土耳其人之間，可以說有密切的關係。 戈德金是受得岐尼與吉本的影響而得出這樣的結論的。前已指出，這個結論是可疑的，值得討論。 19世紀以來，歐洲人研究中國歷史的越來越多，對於匈奴的研究，除戈德金的著作外還有很多。翻譯的中國古籍中，包括有關匈奴記載在內的也逐漸增多。 如1828年，法國的布羅斯（Brosset）曾把《史記·大宛列傳》譯為法文，題為《大宛國的關係》（Relation des pays de la Ta-Ovan ），刊載於《新亞洲學報》（Neuveau Journal Asiatique ）第二卷（418—450頁）。 1874年，英國人威理⑭ （A. Wylie）譯《漢書·匈奴傳》，題為《匈奴人的歷史及其與中國的關係》（History of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刊登於1874年至1875年間出版的《大不列顛與愛爾蘭人類學研究所學報》（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第三卷（401—451頁）和第四卷（41—80頁）。此外，他還翻譯了《漢書·西域傳》，並於1882年翻譯了《後漢書·西羌傳》，發表於這一年的《遠東評論》（Revue de Vextrseme Orient ）。此外，還有金斯密爾（T. W. Kingsmill）所譯的《大宛傳》，題為《公元前2世紀的中國與中亞和西亞的交通》（The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Central and West Asia in the 2nd Century B.C. ），發表於《英國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又，夏德的譯本題為《張騫的故事》（The Story of Chang K』ien ），登載於《美國東方學會學報》（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漢書·匈奴傳》的西文譯文中較好的是巴克（E. H. Parker）譯的《突厥-塞人部落》（The Turco-Scythian Tribes ），他於1894年所著的《韃靼千年史》⑮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e ）的第一部分的匈奴史中，很多篇幅譯自中國史籍。此外，德格羅特⑯ 的《紀元前的匈人》也翻譯了不少中國史書上關於匈奴的記載。 上面所舉的一些翻譯工作，雖然不是嚴格的研究工作，但對匈奴的研究是有一定作用的。許多不懂中文的人可以從中得到關於匈奴歷史的知識，儘管這些翻譯有不少缺點和錯誤。 從19世紀到本世紀上半葉，關於匈奴的著作不勝枚舉，茲將幾本較為重要的略做介紹。 首先是巴克的《韃靼千年史》。據「再版序」說：「本書於1893年至1894年間草於瓊州，即華南之海南島也。瓊州府尹曾貸余以中文歷史要籍多種。1894年余去華，是時詹姆生先生（Mr. George Jamieson）適代理上海按察司⑰ ，承其校閱排樣，主理出版事……余於《中國評論》第二十卷中嘗言，匈奴、塞種、匈人、突厥為同一部落之異名。自是而後，沙畹、夏德諸學者繼續努力，更有深切之研究雲。」 這本書共分七卷：卷一、匈奴；卷二、鮮卑；卷三、蠕蠕；卷四、突厥；卷五、西突厥；卷六、回紇；卷七、契丹。卷七里的第五章敘述女真的興起及契丹的敗亡。 巴克既用「韃靼」這個名稱包括匈奴、鮮卑、蠕蠕、突厥、西突厥、回紇與契丹，說明他認為這些民族之間有密切關係，正如他在「再版序」中所說：「匈奴、塞種、匈人（按，指歐洲的匈奴人）、突厥為同一部落之異名。」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鮮卑為東胡，在東漢時代，匈奴與鮮卑就已分為兩個不同的民族。籠統地把鮮卑作為「韃靼」名稱之下的一種民族或無問題，作為匈奴的一種就不對了。至於蠕蠕、突厥、回紇、契丹是否都為匈奴或匈奴的別種，也是有問題的。關於這個問題不在這裡討論，但巴克既把匈奴專在卷一中敘述而與其他民族分開，這也說明匈奴與其他民族不同。 《韃靼千年史》中關於匈奴的部分約三萬字，占全書的三分之一，但若從匈奴整個歷史來說則又很簡略。 這一卷又分為七章：匈奴的古史；冒頓的御宇；與漢族爭霸時期；衰敗時期；屬國時期；匈奴的內屬、分裂與衰亡；匈奴人稱帝於中國北部。所敘歷史約七百年，即從公元前3世紀的戰國末年至公元5世紀初的兩晉時代。 在最後一章中，石勒、石虎也被列為匈奴，是值得商榷的。 在第一章中，他認為「中國人對於北亞騎馬、食肉、飲酪之遊牧民族，除匈奴一詞外，並無他名以稱之」。這是不對的。在中國的古籍中，除「匈奴」這個名詞外，還有昆夷、獫狁、獯鬻、北狄、戎狄、東胡、胡等名稱。巴克既以為中國人把北亞的民族統稱為「匈奴」，又以為希羅多德所敘述的，與希臘、波斯接觸的塞種與中國的匈奴或歐洲的匈人都是同種，這種看法是歐洲人從得岐尼以來到吉本以及後來的一些學者所主張的，這種看法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巴克對於中國史書的閱讀能力勝過得岐尼與威理，所譯的《匈奴傳》也比他們好。《韃靼千年史》中關於匈奴的敘述也比在他之前的歐洲人正確，書中還指出以前的學者（如吉本）在這一問題上的錯誤，儘管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也未見得正確。 德國人夏德是近代西方的漢學家中成績較大的一位。夏德於1869年在德國大學得博士學位後，曾在我國的廣州、九龍、廈門、上海、揚州、宜昌、重慶、台灣等地的海關任職。1889年，曾與施古達（G. Schlegel）、考狄（H. Cordier）等創辦《通報》，1895年解職後即專攻漢學,1902年至1917年間受聘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講授中國歷史，1920年返德，1926年逝世於慕尼黑。 夏德的著述很多，據說達一百六十餘種，為人們引用得最多的是《中國與羅馬的東邊地》（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1885年）。關於匈奴問題的研究以《伏爾加河流域的匈人與匈奴》（Ueber Wolga-Hunnen und Hiung-Nu ）一文為最重要。該文於1899年6月在慕尼黑科學院的哲學、語言與歷史學會上宣讀，刊行於1900年的該會出版物上。 1900年，俄國聖彼得堡的帝國科學會印刷局刊行了夏德關於土耳其民族歷史的中文資料的第一部分——《阿提拉族譜考》（Die Ahnentafel Attilas ）。1901年，他又在匈牙利的《東方評論》（Keleti Szemle ）上發表了《匈奴的研究》（Hunnen Forschungen ）和《關於匈奴人與中國人的關係》（Zu den Hunn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此外，又如他的《金斯密爾先生與匈奴》（Mr. Kingsmill and the Hiung-nu ），刊載於《美國東方學會學報》第三十卷（32—45頁），是答覆金斯密爾在上海《英國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會學報》第三十四捲髮表的《夏德博士與匈奴》（Dr. Hirth and the Hiung-nu ）中對他關於匈奴問題的批評的文章。 夏德的《伏爾加河流域的匈人與匈奴》一文，主要是說歐洲的「匈人」，就是中國《史記》《漢書》《後漢書》中所記載的「匈奴」，他的主要論證是根據拓跋魏國時代魏收所著的《魏書·西域傳》「粟特國」條中的記載，他對這一條記載作了很詳細的注釋。他指出，匈奴人強悍好戰，不甘屈服，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所以雖然有一部分投降於漢，但也有很多往西方跑。最先往西遷徙的是公元前51年的郅支單于，其次往西方遷徙的是在公元90年，前者為甘延壽、陳湯所敗，後者為耿秉、竇憲所系。兩次西遷都到了康居的境內，《魏書·西域傳》中所說的「悅般」也是匈奴人建立起來的國家，悅般在烏孫的西北，這就是康居所統治的地方。 匈奴的兩次遷徙既然都抵達康居所在地，其後往西遷徙，遂到了粟特，也就是古奄蔡地，也是後來阿蘭人所占領的地方。粟特東接康居，西近大秦，也就是東羅馬的領地。匈奴到了粟特，遂與粟特人（或阿蘭人）互相征伐，結果粟特王被匈奴王殺死，匈奴乃有其國。匈奴人又以這個地方為根據地，而後從這裡侵入東羅馬與歐洲的其他地方。 夏德認為，《魏書·西域傳》「粟特國」條中所說的王「忽倪已」為粟特王名（按，「粟特國」條說：「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實，粟特的王名應該是「忽倪」而不是「忽倪已」。「已」字應該是緊連下句，而非緊連忽倪而成為「忽倪已」。夏德又推算，「忽倪已」在位的時候應該是魏文成帝太安時代，就是公元455年至459年間，他以三世約為百年這樣推上去，認為匈奴人之侵入粟特當在355年。大約二十年後，他們又侵入歐洲。 夏德又推算出，忽倪應為阿提拉的幼子厄內克。我們以為，這樣的推算在時間上是錯誤的，以忽倪為阿提拉的幼子也是錯誤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別有解說，這裡只好從略。 其實夏德這篇論文，不僅好多論據有其錯誤的一面，就是在翻譯方面也有很多錯誤。至於他在阿提拉的世系表中，以為從阿提拉推上去，每代以三十三年計算，阿提拉算上去二十代的祖先就是冒頓，這也是一個錯誤。1925年，李基提（L. Ligeti）在《阿提拉的世系與匈奴單于的名號》（Die Ahnentafel Attilas und die Hunnische Tahunamen ）一文中曾指出，匈牙利的編年史中的阿提拉世系表乃後人的偽造，夏德不察，竟信以為真。 儘管這種錯誤在夏德的著作中並非少見，但是西洋人之研究中國古書中所記載的匈奴之西徙到粟特的解釋中較為詳細而又較為準確的，要算夏德了。 1911年出版的《劍橋中古史》（我用的是1957年的再版本）第一卷中，有施密特（L. Schmidt）的一篇文章，題為《阿提拉》。施密特這篇文章是說明阿提拉即位以後以至死去的歷史，時間是從公元435年至453年，他的主要史料來自普利斯庫斯與約但尼斯。他描述匈奴人在這個時期中在歐洲的活動，但他也指出在公元5世紀之前，匈奴人有了好多不同的部落與好多侯王的統治，在5世紀初年以後，特別是從其王盧加的時代起，大部分匈奴人尤其是在匈牙利平原居住的匈奴人開始聯合起來。在這個地方，除了匈奴人，還有好多斯拉夫人、德意志人和薩爾馬特人（Sarmatians）也都在他的統治之下。盧加死後，他的兩個侄子即布雷達和阿提拉，他們都是蒙特粟克（Mundzuk）的兒子。這兩兄弟雖然共同統治匈奴人，但內政上還是各管某一部分或某一區域的部落，只是在外交上共同合作。公元444年或445年後，才由阿提拉一人統治。有人說布雷達是被阿提拉殺死的，但施密特則只說是被阿提拉排擠。應該指出，布雷達若不是被阿提拉殺死，也是在被排擠之後不久就死了。因為當東羅馬帝國的使團（即普利斯庫斯所參加的使團）到達匈奴境內時，曾見過布雷達的妻子，而她當時已是其遺孀。 施密特的這篇文章雖不長，對歷史的敘述也不夠詳細，然而對阿提拉即位後的匈奴人在歐洲的主要活動都簡略地敘述到了。《劍橋中古史》的作者們參考的史書較多，所以這篇文章常被人們引用。 在歐洲的歷史學者中，德格羅特關於匈奴的著作的成績與影響都較大。德格羅特是荷蘭人，生於1854年，死於1921年，曾在荷蘭的東印度殖民地政府當過翻譯和顧問。他於1877年到我國廈門，學習廈門方言並研究我國的風土民情，1902年起任柏林大學教授。他的著作包括的方面很廣，如有關廈門的歲時節令的兩冊、有關中國宗教的六冊、有關中國大乘佛教的兩冊、關於中國排斥異教的歷史兩冊及大同主義一冊。他被認為是近代歐洲研究漢學的較為淵博的學者。 德格羅特關於匈奴的著作是《紀元前的匈人》和《紀元前中國的西域》（Die Westlande Chinas i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 ）兩書。這兩本書都是在他死後出版的，前者刊行於1921年，後者刊行於1926年，由繼承他教授位置的佛朗克⑱ （O. Franke）整理。二書又合稱《亞洲歷史的中國史料》（Chinesische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Asiens ）。德格羅特這兩本書總結了歐洲學者過去一百多年間對《史記》與《漢書》的《匈奴傳》和《西域傳》的翻譯及研究情況，所以西方學者研究這方面問題的，都很重視這兩本書。 《紀元前的匈人》一書共分二十二章，另有導言。第一章是最古的傳說，第二章是秦代盛時的匈奴與長城的修築，第三章為頭曼時代，第四章為冒頓時代，以下敘述歷代單于，差不多每一位單于為一章，唯第十六章與第十九章各有兩位單于，而第十六章與第十八章都說到了呼韓邪單于。全書寫到公元1世紀初（公元18年）屍道皋若鞮單于止，共約三百多年，除導言外共288頁。 德格羅特在序文中指出，中國古書中關於匈奴與西域的記載是世界上現存最古的記載。凡研究東亞、北亞或中亞的人，都要依賴這些材料。他認為，公元3世紀以前，中國有記載的世界民族中最重要的就是匈奴，歐洲人知道歐洲的匈人就是來自中國的匈奴，即系從中國古書中記載的匈奴的歷史推論而來的。哥卑爾⑲ （Gaubil）、得岐尼、德厄布羅（d』Herbelot）、維什德勞等人介紹和翻譯了中國的一些史料，使歐洲人得到中國歷史的基本知識。可是這些人所用的史料並非最古的史料，而是像《通典》《通考》《通鑑》等數百年後的轉手材料。法國的東方學者使用的就是這些材料。因此，他認為把有關匈奴的原始資料加以翻譯是很有必要的。對於後來的歐洲學者如布羅斯和威理所翻譯的《漢書·匈奴傳》和《漢書·西域傳》，德格羅特認為遠在水平以下而無科學價值。他認為巴克譯得較好，但仍有不清楚和與原文有出入之處，因而他自己又重新翻譯。他希望經他翻譯之後，別人就永遠不用再做這項工作了。 德格羅特對這次翻譯工作確是下了工夫。他除了讀《匈奴傳》的原文，還參考了好多有關這個問題的其他史料，如《左傳》等。但是如果說他的翻譯完全沒有錯誤，則未免言之過甚。例如《漢書·蕭望之傳》中說：「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德格羅特把「正朔」當為北方，這裡的「非正朔」的意義是不奉正朔或者是不按照漢朝的禮節和制度，而並非北方，這一類的錯誤並不算少。又如他在第一章最後的傳說中，雖然用了不少篇幅去加以說明，可是他對於秦或者戰國以前有關匈奴的傳說及《史記》或《漢書》的《匈奴傳》中首一段中所說的，不僅沒有批評，反而當為史實，加以注釋，這也是有問題的。 在韋爾斯所著的《世界史綱》里，匈奴的歷史占了不少篇幅，他在第十四章《最初的文化》第五節中敘述中國早期的歷史，就談到匈奴。他以為中國最早的歷史上說到的西北邊境的人民，就是烏拉阿爾泰族，也就是匈奴。中國最早的一些皇帝為了抵抗這個外族而曾引起戰爭。他指出，古代的匈奴曾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卻沒有得到中國文化中統一的思想。他指出，鐵器何時傳入中國不得而知，可是把鐵當為武器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他認為鐵可能是從北邊的匈奴人那裡傳入中國的。 在第二十八章里，他把匈奴的歷史從秦漢說起，認為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秦漢統一天下是與中國政治統一的傳統思想有密切關係的。而秦漢對於西北民族的反應，是中國統一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中國文化中新的政治組織與力量，對匈奴不斷的擾亂與侵入給予打擊。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中國歷史進入好轉的道路。 長城是中國人用以抵抗匈奴南下的障塞，可是並不阻礙中國人越過長城而北上。中國不僅有長城，還有堅固的政府，又有熟練的軍隊。他們可以深入漠北，把匈奴驅逐出有水草的高原。 韋爾斯用「匈奴」或「匈人」這個名詞，與歐洲所用的「Scythians」（塞種）這個稱呼都是廣義的採用。在歐洲，人們把在多瑙河與中亞的好多民族，如薩爾馬特、波斯、粟特等都稱為「Scythians」。在亞洲，匈奴或匈人與後來的蒙古族是相類似的，所謂「突厥韃靼」，也是這個蒙古族的支派。在歐洲人所說的塞種支派中，有一部分人往南遷徙而發展文化，另一部分仍舊過著帳幕車馬的生活，並以牛、馬、羊為食。同樣，在內蒙古高原的匈奴，有一部分南遷，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而被同化；而留在北邊的則逐漸西遷。公元1世紀時，已有一部分遷至歐洲東部邊境，後來又進入歐洲本部。 關於匈奴的中文史料，韋爾斯根據的是巴克及19世紀一些歐洲學者的翻譯與著作；關於匈奴的西遷，特別是侵入歐洲以後的活動，主要利用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中的有關記載。在他的《世界史綱》里，匈奴的歷史是世界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 韋爾斯雖非專門研究歷史的人，但《世界史綱》曾風行一時，這就使一般讀世界歷史的人對匈奴歷史的重要性有初步的了解。然而，韋爾斯並不是專門研究歷史的人，他對於匈奴歷史的研究又只是從一些轉手材料中得到的，所以必然有錯誤。如第二十八章第五節中謂，當阿提拉強盛時曾與中國的皇帝辦交涉，而且是在互相平等的條件下進行的。這無論在中國還是歐西的史籍中都是找不到根據的。《魏書》曾記載匈奴統治下的粟特國的商人到過中國，但沒有派遣過使團，而粟特國王也不是阿提拉。 近代研究匈奴歷史較為全面和系統的書，是麥戈文的《中亞古帝國——斯基泰人與匈奴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的研究》（The Early Empire of Central Asia：A Study of the Scythians and the Huns and the Part They Played in World History ，1939年）。麥戈文是美國西北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少年學習中文，後曾在英國倫敦大學的東方研究院教授中文與日文。 全書除導言外共分四冊：《阿利安⑳ 的背景》（The Aryan Background ）、《第一（或前期）匈奴帝國》（The First Hunnish Empire ）、《第二（或中期）匈奴帝國》（The Second Hunnish Empire ）、《晚期（或後期）匈奴王國》（The Later Hunnish Kingdoms ）。 雖然這本書的副題把斯基泰人（即塞種人）與匈奴人分列，可是讀者很容易了解這本書主要是關於匈奴歷史的著作。 第一冊中，第一章敘述突厥斯坦（Turkistan）的早期居民。第二章敘述居住在中亞北部的塞種人與薩馬提安人。第三章敘述居住在中亞南部的大夏人（Bactrians）與康居人（Sogdians）。第一冊共33頁，占全書419頁的十三分之一。這一冊既題為《阿利安的背景》，而作者又認為最初的匈奴人屬於阿利安種族（關於這一點下面再加討論），那麼這一冊也可作為全書的「引言」。因此，這本中亞早期帝國史若改為「匈奴歷史」，似更為確切。 第二冊第四章敘述蒙古高原的早期居民，第五章講匈奴帝國的興起，第六章為匈奴人與中國人爭霸，第七章述匈奴帝國的逐漸衰弱，第八章述匈奴為中國屬國的時代。 第三冊共五章。第九章為匈奴帝國的再興，第十章為匈奴帝國的變化，第十一章為匈奴人與中國人再起戰爭，第十二章為拉鋸式的平衡力量，第十三章為匈奴帝國的最後崩潰。 第四冊敘述後期的匈奴王國。這裡所說的「王國」（kingdom）與上面所說的「帝國」（empire）不同。因為崩潰以後，大的帝國已經滅亡，此後只有小的王國分散於各方。第十四章與第十五章敘述在中國或中國邊境的匈奴人，第十六章與第十七章敘述歐洲的匈奴。在中國的匈奴又分為兩期：第一期從劉淵到劉聰；第二期從劉曜到北涼或匈奴在東方統治的終止。在歐洲的匈奴也分為兩期：第一期從匈奴滅亡阿蘭至擊敗西哥特；第二期從匈牙利的匈奴王國勃興至阿提拉的逝世及其王國的崩潰。最後，第十八章敘述在波斯與印度的匈奴人。 麥戈文區別蒙古人與突厥人，認為前者屬於東方的黃種人，後者屬於歐洲的白種人。他認為最初的匈奴人近於突厥人（或土耳其人），是白種人；但經過與中國北部的居民長期的通婚，匈奴人逐漸有了黃種人的特性而與蒙古種相類。這裡不準備討論這個問題，但要指出，這種看法是一個沒有根據的推論。 以上介紹的是近代的西方學者研究匈奴歷史較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詳細的參考書目或論文可參看麥戈文書中的附錄。該書的參考書目占二十多頁，其中有些與本題的關係不大，但大致上包括了他的這本著作出版前有關這方面的主要參考資料。少數沒有收入這個書目的，可參看姚從吾的《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中介紹的專著或論文。 下面將日本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略做介紹。 1879年（明治十二年），岡本監輔撰《萬國史記》，卷三中說： 韃靼諸部古稱匈奴，群居亞細亞北方，不詳其祖，以遊牧為業，蠻野好戰，侵掠鄰邦，屢寇中國，及羅馬衰，入歐羅巴。一千三十年間匈奴入俄羅斯及羅馬境，其酋遏底拉為人殘暴，大恣焚掠，所過一空。益進劫略日耳曼，併吞比利時。再進入法蘭西，與羅馬合力拒戰，匈奴大敗，死者三十萬，遏底拉途死，部下潰散，亂始平。自是，匈奴族屢出百戰百勝之將，橫行中國諸國，侵晉、唐、遼、金，蠶食大半。其用兵於歐羅巴諸國聲名赫著者，首推鐵木真帖木兒郎。㉑ 這是簡單地敘述匈奴從中國的北方侵入歐洲的過程。「遏底拉」當即阿提拉。但他說匈奴於一千三十年間侵入俄羅斯及羅馬境內，時間有誤。匈奴侵入現在的俄羅斯的西部在公元4世紀，侵入歐洲則在4世紀下半葉與5世紀上半葉。又，他把鐵木真與帖木兒當作匈奴人也是錯的，二人都是元朝的後裔。 白鳥庫吉在1897年（明治三十年）的《史學雜誌》第八卷第八號曾發表過一篇題為《匈奴究屬何種族》的論文。1907年又在同雜誌第十八卷第二至第五號刊載一篇題為《蒙古民族起源考》的文章，主要是考訂見於《史記》和《漢書》的《匈奴傳》上的一些名詞。何健民於1936年將其譯為中文，書名為《匈奴民族考》。㉒ 1929年（昭和四年）10月，為了慶祝三宅博士七十壽辰，他又寫了一篇《匈奴休屠王之領域及其祭天金人》，收入紀念論文集並被譯為幾種西文。㉓ 此外，他還發表了好多關於西域與蒙古的論文。因為他是東方人中研究匈奴、西域與蒙古較早的一位，有的論文又被譯成西文，所以他的論文曾為歐西學者所參考。 白鳥庫吉研究匈奴、西域與蒙古問題多從語言方面入手。這雖然是研究這些問題的一種方法，但過於注重甚或專賴這個方法，也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如在匈奴民族的起源問題上，就有這種缺點。他起初用突厥語去解釋，遂以為匈奴是突厥種族；後來又用蒙古語去解釋，於是又認為匈奴人是蒙古種。現摘錄其《蒙古民族起源考》中的兩段話，就可看出這一點來。他說： 歐洲之東洋學者，咸視匈奴為Turk種。然其在初，異說聚訟，論戰良久。後經許多波折，始一致於Turk說。余今不擬一一列舉而加以批評，然為敘述自家之見解起見，仍有介紹其梗概之必要。當18世紀頃，有耶穌教宣教師，被派至中國，彼輩在此從事著述匈奴史，其時只視匈奴為政治的團體，故未考究此民族之種類。洎乎Pallas、Bergman等學者，始考匈奴為西史上之Hunnen，而均結論為Mongol種，是即匈奴問題之發軔。而Iakinth Bicurin氏與Neumann氏等學者亦贊同是說，然最馳名者首推Schmidt氏，而有名之《蒙古史》之著者Howorth氏亦傾於是說。然至Klaproth氏，乃謂匈奴為Turk種，Hunnen為Finn種，並抨擊Schmidt氏說，氏之主張，後漸得力，而Schmidt一派之Mongol說遂無人過問矣。Saint Martin氏謂匈奴與Hunn均屬於Finn種，然以贊成者不多，遂淹沒無聞。如上所述，匈奴人種問題，異說紛紜，莫衷一是。迄Castren氏，乃采最安全之方法，謂匈奴在其極盛時代，Turk人固不待言，如Mongol人、Mandju人與Finn人等皆包含在其中。Lacouperie氏謂《史記》所載之匈奴語，一部分為Turk語，一部分為Tunguse語，故不能視匈奴為政治的集團國民。現如Munkacsi氏乃根據余之材料，考匈奴為Turk與Mongol之混合種。如上所述，關於匈奴民族，自古則既議論紛然，未有定說，然在今日，殆已一致於Turk，唯尚有Munkacsi氏說，是以此問題猶未獲解決。余於茲對匈奴語得發表新材料與新解釋，想不無少補。 他又說： 余於此二文㉔ 中所研鑽之要點如下：各國學者雖斷定匈奴民族為Turk種，然未有積極的考證，是為憾事，故特考究Turk語，解釋從來之Turk說予以確切之根據，俾補西人之疏忽，此其一。對東胡民族，例如烏丸、鮮卑、托跋、蠕蠕、奚及契丹等族，學者咸異口同聲謂系Tunguse種。然此等民族語言中，頗多蒙古語，故遽即視為Tunguse，實屬謬誤，余故予以證明，此其二。關於烏孫民族，有謂白皙人種者，有主張Turk種者，猶無定論。余以烏孫之語言及其傳說，考為Turk種，此其三。嗣後余仍繼續研究此等民族，結果僅承認第二及第三說，略有增補及修正之必要，而其趣旨，無須變更。然至第一說之匈奴種族，則須重行予以根本的解釋。如上所述，余為證明匈奴民族之為Turk種起見，嘗搜《史記》與《漢書》等所見之匈奴語，而專以Turk語解釋之，在今日觀之，殊不無牽強，轉從Mongol語或Tunguse語加以解釋，則頗覺可靠。職是之故，余乃另草《蒙古民族起源考》（按，即何譯之《匈奴民族考》）發表愚見，或可藉以解決此問題。 我把這兩大段話抄下來，說明白鳥庫吉的主張的改變，同時也可看出西歐學者對於匈奴人種起源問題的各種不同意見。 近代其他日本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也發表了不少論文。如1934年《中國語》上發表的竹內幾之助的《關於匈奴與現代蒙古的飲食》，及1935年《史學雜誌》上發表的江上波夫的《匈奴的居住》。後者還發表過《關於匈奴的宗教習俗》㉕ 《關於匈奴婦女的顏色——焉支》㉖ 《匈奴的祭祀》㉗ 等論文，以及《中亞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論考》一書（全國書房，1948年）。此外，還有榎一雄的《關於史記匈奴傳補續說》㉘ 與大野恭平的《西漢對匈奴政策》㉙ 等。 ①  參看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三十四章，注一。 ②  前引姚從吾文中作得幾內，又譯德揆尼。——編者注 ③  參看得岐尼於1748年寫的《匈人與土耳其人的來源》（Memoire sur l』Origine des Huns et des Turcs ）。 ④  轉引自姚從吾《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1930年，462頁。 ⑤  維斯德勞是入華的法國耶穌會士，漢名為劉應。——編者注 ⑥  見D』Herbelot之Bibliotheque Orientale ，卷四，46頁以下。 ⑦  前引姚從吾文中作克拉普樓特。——編者注 ⑧  前引姚從吾文中作瑞米薩，通譯作雷慕沙。——編者注 ⑨  又作茹茹、芮芮、蝚蠕等。——編者注 ⑩  漢名作馮秉正神父。——編者注 ⑪  參看《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二十六章與注十。 ⑫  「Scythians」一詞有塞種、塞人、斯基泰人、西徐亞人等多種譯法，為古代東南歐遊牧民族。波斯人稱之為「Seka」，即中譯之「塞迦人」，漢語古譯為「塞種」。除所引中文論著中的原有譯法外，本書整理過程中統一譯為「塞種」。——編者注 ⑬  即瓦倫蒂尼安三世（419—455）。——編者注 ⑭  漢名作偉烈亞力。——編者注 ⑮  該書中譯本由向達、黃靜淵譯，1937年商務印書館初版。——編者注 ⑯  前引姚從吾文中作底哥耨提。——編者注 ⑰  詹姆生於1891年起任英國駐上海領事兼「大英按察使司衙門」按察使。——編者注 ⑱  漢名作傅蘭克。——編者注 ⑲  漢名作宋君榮，耶穌會士。——編者注 ⑳  今譯雅利安。——編者注 ㉑  《萬國史記》卷三「韃靼紀」，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上海書局石印本。 ㉒  《匈奴民族考》，何健民譯，中華書局，1939年。 ㉓  參看1902年的Bulletin de l』Académie Imperiale des Sciences de St. Petersburg ，第1頁以下，與Journal Asiatique ，1923年，第71頁以下。 ㉔  按，指在俄國《學士院雜誌》發表的《匈奴及東胡諸族語言考》與1902年在《東方評論》發表的《烏孫考》（Über den Wusun Stamm im Centralasien ）。 ㉕  《人類學雜誌》，1937年10月。 ㉖  《東亞論叢》，1940年9月。 ㉗  《人類學雜誌》，1941年4月。 ㉘  《東洋學報》，1939年。 ㉙  《東洋史研究》，1941年2月、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