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史稿 · 第一章 有關匈奴歷史的中國史料

關於匈奴歷史的文字記載，最古的是中國的史書。近代的一些考古學者，曾在我國北部的蒙古高原與西域，也就是古代匈奴人居住過的地方，發掘出一些古蹟與古物。但正如《史記》與《漢書》所說，匈奴「毋文字」。所以，如果沒有中國的記載，即使人們找到這些古蹟與古物，可能也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古代匈奴人所遺留的。 在歐洲的歷史上，也有關於「匈人」（Huns）的記載。匈人之在歐洲者，在其強盛時代，兵威震動了整個歐洲，唯時間只有百年左右。史書記載匈人在歐洲的活動既少，且零碎片斷。即如參加過東羅馬帝國使團出使匈人王庭的普利斯庫斯（Priscus）的很寶貴的出使記錄，也只是敘述這個使團的所見所聞，對於匈人在歐洲的歷史，也只是相當於一章一節而已。 不僅這樣，歐洲的匈奴本來是來自中國北部的高原或北亞，中國史書既沒有記載匈奴人到過歐洲，歐洲的史書也沒有說過歐洲的匈人是來自中國的北部。可是經過兩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學者的研究，尤其是從中國古書所載的匈奴西徙過程來看，現已證明，歐洲的「匈人」就是中國史書所載的「匈奴」。這樣，要想研究匈人的歷史，從中國史書著手之必要便更為明顯了。 《史記·匈奴列傳》可以說是世界上關於匈奴歷史的較有系統、較為全面的最古的記載。在這以前，雖然也有關於匈奴的記載，如《戰國策》《淮南子》及賈誼的《新書》等，可是這些記載多是片斷的，是針對有關匈奴的某個問題來發議論的。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說：「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史記·匈奴列傳》開頭就從其祖先來源說起，說匈奴的祖先是夏後氏的苗裔，經過的時間為商、周與秦，約兩千年。似乎以為匈奴在唐虞以上叫作「山戎」。它又對匈奴人的生活習慣加以敘述，然後從公元前3世紀的匈奴單于頭曼說起，經過冒頓、稽粥、老上單于以至且鞮侯單于時代（公元前101—前96年）與狐鹿姑單于時代（公元前96—前85年），至李廣利降匈奴時止（公元前90年）。 司馬遷在《匈奴列傳》中，直到敘至戰國時代或是趙國李牧時代時，才用「匈奴」這個詞。他指出：「冠帶戰國七，而三國（按，指燕、趙、秦）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在戰國或李牧時代之前，司馬遷對於中國北部，包括東北與西北的外族，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詞去稱呼。這些名詞的差別，似乎因時代不同而各異，或因地域不同而異。他說夏後氏的苗裔叫「淳維」，但又說「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① ，居於北蠻」，「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其後三百年，又有戎狄，攻大王亶父。周西伯時代有畎夷氏，「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齊桓公時代有山戎，晉文公伐的則是戎翟。翟有赤翟、白翟。戎有西戎、緄戎、義渠、大荔、烏氏、朐衍等多種戎。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後來「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是較後採用的名詞，但除「胡」作為一個專門名詞之外，還有林胡、東胡。 「胡」常用以指匈奴。「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這個「胡」就是指匈奴。但東胡則是後來的鮮卑與烏桓，在民族上是有別於匈奴的。林胡是否為匈奴或東胡或其他種胡，則不得而知。 在戰國或戰國末年以前，匈奴的歷史是很不清楚的。司馬遷寫《匈奴列傳》時可能也還沒有弄清楚，而把我國北邊，包括東北、西北的不同民族都列舉出來作為緒言，不一定是說這麼多的不同民族都是匈奴人或其祖先。 只有秦以後，即匈奴單于頭曼以後的匈奴的歷史，司馬遷才搞清楚，每個單于不單名號記下來，而且記了在位年數和在位期間的大事。我們今天能夠知道自公元前3世紀至漢武帝時二百多年間的匈奴的歷史，不能不歸功於司馬遷。而且《史記》以後的史書，如《漢書》《後漢書》等，也是跟著司馬遷的作法去記載匈奴的歷史。從這方面來看，司馬遷可以稱得上匈奴史之父，其實他也可以說是中國史之父。 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和後來的史書的《匈奴傳》所記載偏重於漢族與匈奴的關係，至於匈奴內部的情況和匈奴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則記載不多。漢族是匈奴的勁敵，漢族與匈奴的關係，在匈奴的歷史上占最重要的地位。漢族因為要抵抗、攻擊匈奴，便與匈奴競相爭取東胡，尤其是爭取西域。所以在軍事上、外交上、商業上，不止與匈奴有直接關係，而且與東胡尤其是與西域（西至新疆蔥嶺以西的中亞細亞，以至黑海、印度、波斯）也有直接關係。所以，一部匈奴史，也可以說是一部漢族與其北邊、東北、西北民族的關係史。司馬遷《史記》中的《大宛列傳》，就是後來史書中之「西域傳」。研究《史記·匈奴列傳》的人，不能不讀《大宛列傳》。所謂「斷匈奴右臂」，「右臂」即西域。西域被漢王朝控制之後，匈奴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都受到很大打擊，這與匈奴的衰弱有密切的關係。 《漢書·匈奴傳》分上、下兩傳。傳上從最古至公元前58年（宣帝神爵四年），傳下從這時到更始時代（公元23—24年）。 班固在《漢書·敘傳》中說，他的先世曾居樓煩，前漢元帝時（公元前48—前33年）其先世有班伯者，曾以為「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單于來朝（按，指復株累若鞮單于於公元前25年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班固的父親班彪對於當時朝廷對匈奴的政策曾有所論列，班固自己還陪竇憲、耿秉帶領軍隊去打過匈奴。竇憲擊敗匈奴，至燕然山刻石記功，碑文就是班固所撰。他的弟弟班超，曾在西域三十餘年，建立功業，「斷匈奴右臂」。所以班固對於匈奴不僅有書本與公文的智識，而且有實踐的體會，雖則他只記了前漢匈奴的情況。 《漢書·匈奴傳上》除李廣利投降匈奴以後的歷史外，其上半部分主要是抄錄《史記·匈奴列傳》。司馬遷所敘述的匈奴史，只到漢武帝在位的一部分時間。雖然漢王朝與匈奴戰爭的高潮在《史記·匈奴列傳》中已有記載，但是與這個高潮不可分割的後來的歷史，有了《漢書》《後漢書》和後來的史書的記載，我們才能看到匈奴歷史的全貌。從這一點看，《漢書》的記載，所占的時間較長，所敘述的也較為詳細，對於後來研究匈奴史的人有很大的幫助。 司馬遷的《史記·匈奴列傳》中有一篇論贊，對當時漢武帝大事征伐匈奴有所譴責，但文字極簡單。班固的《匈奴傳贊》則把前漢的所謂「忠言嘉謀之臣」對匈奴的意見加以綜合敘述，並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這也是研究前漢時期匈奴史的人應該注意的。 范曄的《後漢書》中有《南匈奴列傳》，對於北匈奴的歷史只是在《南匈奴列傳》中附帶地加以敘述。他的《南匈奴列傳》始於後漢初年的南匈奴醢落屍逐鞮單于比，終於後漢末年的呼廚泉單于。呼廚泉單于於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來朝，曹操留他在鄴，另使其右賢王去卑回到平陽，監管匈奴的五部國。 范曄《後漢書》之所以只為南匈奴立傳而不為北匈奴立傳，大概是因為南匈奴接近我國的邊塞，關係較多，故史料亦多。而北匈奴則遠在塞外，且往來無常，情況既不清楚，史料自不易得。可是儘管如此，在《南匈奴列傳》中，也有許多處是敘述北匈奴的。而且，南匈奴自呼韓邪降漢以後，成為漢朝屬國，雖然有時反抗漢朝，但也往往幫助漢朝征伐北匈奴。因而從《南匈奴列傳》中，也可以得到不少北匈奴的史料。 東漢時，很少征伐南匈奴。無論在軍事上或外交上，主要對象是北匈奴。如竇憲深入漠北，「大破匈奴」，這個「匈奴」便是指北匈奴。班超在西域經營三十餘年，其對手主要也是北匈奴。可惜當時對於北匈奴的情況，只是當北匈奴擾亂邊境時，漢廷才特別注意，而當其敗走後，人們就不去追究了。如公元91年，北單于為右校尉耿夔所破，《南匈奴列傳》就說：「逃亡不知所在。」其實只是漢人不知其「所在」，他們可能更往西北走，可能後來殺死粟特王而占有其國的一部分，也可能就是侵入歐洲的匈奴人的先人。 陳壽所撰的《三國志》中沒有《匈奴傳》，只在武帝曹操的傳記中，片斷地記載了匈奴的事情。《魏志》卷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魚豢《魏略》曰：「貲虜，本匈奴也。」曹操既留呼廚泉單于於鄴，而遣其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匈奴可以說是完全受制於曹魏。這些匈奴人既與漢族雜居，逐漸也就同化了。 《晉書》卷九十七《北狄·匈奴》篇幅有限，僅一千一百字，對漢末以來匈奴人之入塞者僅做簡單的敘述，並指出：「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此外，在「載記」中，對於「五胡亂華」時的劉元海、劉聰等做了較為詳細的敘述，對沮渠蒙遜、赫連勃勃等也做了較為詳細的敘述，為研究匈奴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史記》《漢書》《後漢書》和《晉書》中有關匈奴的史料不僅見於各書的《匈奴傳》，也散見於帝王本紀、臣僚列傳、西域傳或其他傳記中，對一些具體事件的記述也更詳細。如《張騫傳》中關於張騫被匈奴扣留後逃走的經過，《陳湯傳》中陳湯征伐郅支單于的經過等，均可為《匈奴傳》之補充，而為研究匈奴歷史的寶貴史料。 《史記》《漢書》《後漢書》都有後人為之作注，不但對於年代、地名、事件等多有註解，有的還發表個人或轉述他人意見。如《史記·匈奴列傳》說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裴駰在《集解》中說：「案《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司馬貞《索隱》引崔浩語曰：「胡祭以金人為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張守節的《正義》中說：「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祭天金人是匈奴原有的神像，還是外來的佛像或浮圖金人，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所以注釋者本人的或轉引他人的意見均值得商榷。 又如清人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指出，樂彥② 《括地譜》中所說匈奴的祖先淳維就是獯粥是錯誤的。理由是淳維既是夏後苗裔，那麼匈奴就與唐虞以上的山戎、獯粥或獫狁不同種族。《史記志疑》又說：「史訖太初，不及天漢，故《索隱》於且鞮侯以下引張晏曰：『自狐鹿③ 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二卷。』至其所載亦多誤。如單于歸漢使，蘇武使單于，皆天漢元年事，而此誤在太初四年。匈奴妻李陵，乃陵降數歲後事，而此誤以陵降即妻之。貳師出朔方，步兵七萬人，而此誤作十萬。貳師降匈奴，其家以巫蠱族滅，俱征和間事，而此誤敘於天漢四年，何足信哉？」這些看法，對於研究匈奴歷史都有一定的作用。 此外，在其他史書中，如《戰國策》、後漢明帝撰修的《東觀漢記》、晉袁宏的《後漢紀》、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及元胡三省的《注》等，都是研究匈奴史的重要史料。 諸子書中有關匈奴的記載也不少。如《淮南子·原道訓》、賈誼《新書》中的《匈奴》篇、桓寬《鹽鐵論》中的《備胡》篇與《論功》篇，以及樂產的《括地譜》、酈道元的《水經注》、杜佑的《通典》、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和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中，都有關於匈奴的史料，可供參考。 近代國內研究匈奴史的學者，當首推沈維賢。其《前漢匈奴表》與《後漢匈奴表》寫於清末，《例言》中述及何秋濤的《朔方備乘》，則其書系成於何著之後。開明書店《二十五史補編》中有這二表。編者雲，據學古堂日記本及鉛字排印本，但前表《例言》中雲有圖，而這兩種版本都沒有圖。兩表共約五萬言。 《前漢匈奴表》始於漢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終於淮陽王更始三年（公元24年）。漢高祖二年冬十二月，漢曾繕治河上塞，即河上郡北境與匈奴交界處。更始三年是夏颯等自匈奴返漢的一年。 《後漢匈奴表》始於光武帝元年（公元25年）。這一年，漢王朝拜王莽時代郡中尉蘇竟為代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同年，安定人盧芳自稱上將軍、西平王，與匈奴和親，匈奴迎之立為漢帝。後表終於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兩個表共四百二十一年。 兩漢匈奴表雖為記匈奴與兩漢史實，但也記西域事。《前漢匈奴表》的《例言》說：「西域與匈奴異矣，然漢使未通以前，匈奴置僮僕都尉以領之，來塞為寇，資其供給。自破姑師，結烏孫，而虜失西方之援，益北，其入塞道益遠。而漢轉合烏孫，入其右地，故西域者，北伐之門戶也。輒舉武宣以來，經營之略並著之。」其所據史料，《例言》云：「是編引史、漢、荀紀、通鑑及綱目本文，有減無增。若夫補闕拾遺，則兼及群籍。有所訂正，附註於下。其為前人所糾，當采者，表而出之，或參以管見。至諸子所稱，若木女解厄，月氏貢雞，事涉恢奇，所不敢取。」對於漢代人的疏表策論也有採取。《例言》又說：「一代之事，其所得失，當時能者言之瞭然。如晁錯三策，充國議屯田，侯應論邊備，或有裨於一時，或為法於來世，顧不能入正文，棄之則又無以資考鏡，爰附註於下，以明建策諸臣謀國之心，且以為引伸觸長之助。」 《前漢匈奴表》分為四卷，《例言》云： 自劉敬倡為和親，捐子女玉帛以畀單于，而單于反以滋倨侮。至於文景，歲罹其患。蓋匈奴方強，而漢示弱以驕之，則賈生所謂倒懸之勢也。故以高帝迄孝景六十六年（公元前206—前141年）為一卷。武帝選將練兵，拓地數千里，然每有克獲及繫纍虜使，匈奴輒取償焉。蓋虜勢猶盛，而數得漢奸，稔悉畺寓故也。然自天子決計，罷和親，而將士作氣，匈奴自此弱矣。故以武帝五十四年（公元前140—前87年）為一卷。 自昭宣出師，其所克捷，不逮衛霍，而匈奴遂詘體稱藩。蓋自武帝掊擊之後，邊民習於戰鬥，器械精利，烽火嚴明，犯塞者少利。而匈奴已衰，又內相誅夷，漢因而奠定之，所謂以全制其極也。故以昭帝迄平帝九十一年（公元前86—公元5年）為一卷。 班史諸表，不及孺子嬰，以新莽居攝，漢祚已移故也。至匈奴傳則兼及莽事。夫漢家外攘之績，實敗於莽，攬搆釁之由，可悟安輯之術。故遵綱目，用分注紀年而冠以孺子嬰，殿以更始。凡二十一年（公元6—24年），為附錄一卷終焉。 《後漢匈奴表》分上、下兩卷，沒有像《前漢匈奴表》那樣每卷加以說明。上卷始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終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共六十三年。下卷始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終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共一百二十七年。沈維賢之所以這麼標分為二卷，大概是以竇憲、耿秉大破匈奴為分卷界限。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和耿秉於稽落山大敗匈奴，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眾，諸裨小王率眾降者二十餘萬人，竇憲與耿秉率眾登燕然山並刻石記功。燕然山即今之土謝圖汗部杭愛山，離漢塞三千餘里。匈奴經此次大敗之後，北匈奴遂愈西徙。 二表均以年為綱。在某一年中，凡有關於漢與匈奴的事件都歸併在這一年內，與《資治通鑑》之記事略同。紀年則以兩漢皇帝之年號為綱領，而非以匈奴單于為主體，也就是說依照《史記》《漢書》《後漢書》的敘事方法。 匈奴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所占地位的重要是為人們所知的，可是兩千多年來，除《史記》《漢書》《後漢書》的《匈奴傳》中做了較為詳細、系統的敘述之外，在很長的時間中，只有少數學者做些註解工作。沈維賢把有關兩漢時期的匈奴的主要材料，包括對一些註解的看法，整理成匈奴表，為研究匈奴的人提供了不少方便。可惜他的匈奴表只限於兩漢。雖然兩漢時代的匈奴在中國歷史上所占的地位最重要，但如能在表內對前漢之前與後漢之後的歷史加以敘述，使來龍去脈有簡略的介紹，貢獻就更大了。 另外，沈表的敘述主要是縱的方面，對於匈奴的社會生活、風俗習慣，如《史記》《漢書》那樣簡單的敘述也沒有，則亦為一缺點。 近代我國人之注意到匈奴西遷歐洲者，以徐繼畬為較早。他曾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到廈門，從美人雅裨理處得到歐洲地圖。次年，又到廈門搜訪地圖和關於歐洲歷史的書籍，並請人翻譯。嗣以五年時間成《瀛寰志略》十卷，當時很受人們重視。清同治五年（1866年），總理衙門將其刊行。 書中卷五「奧地利亞國」條記載：「奧地利之匈牙利地，在國之東界，古時匈奴有別部，轉徙至此，攻獲那盧彌。」卷六「意大里亞列國」條云：「東漢和帝九年（公元97年），王大喇壤嗣位，時匈奴侵北部，命將擊走之。王性寬惠，矜庶獄，有仁聲。晚歲好土木，比頑童，論者惜其不終。繼立之王好武，屢伐匈奴，勝之。順帝十二年（公元137年），王安敦嗣立，博物好古，明於治體，修律度，振綱紀，號為中興。時匈奴逐水草屢犯邊，王親率大兵，渡河深入，不解甲者數年，窮追至北海，犁其庭幕，伏屍百萬，由是烽燧銷息，數十年無鳴吠之警。」 「那盧彌」不知是否潘諾尼亞（Pannonia）的對音，「大喇壤」應為羅馬皇帝圖拉真（Trajan，約公元53—117年）。其謂古時匈奴別部轉徙到匈牙利，應為中國人知道匈奴侵入匈牙利之最早的記錄。至又謂和帝九年（公元97年）匈奴侵入歐洲，被羅馬皇帝大喇壤趕走，這是錯誤的。又謂羅馬皇帝安敦親率大軍，追擊匈奴至北海，並「犁其庭幕，伏屍百萬」，這也是錯誤的。 關於這一點，洪鈞在《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七上《西域古地考一》「康居奄蔡」條的註解中說：「《瀛寰志略》謂東漢順帝時匈奴犯羅馬，羅馬王安敦窮追到北海，犁其庭幕，伏屍百萬。聞諸西人，羅馬是時並無其事，不知志略何由致訛。今譯羅馬書，乃知必是沙隆（Chalon）之戰，阿提拉國之滅。特年代不合，而追至北海之說則全無影響也。」 徐氏作《志略》在鴉片戰爭之後不久，當時我國人對西歐歷史的知識十分淺薄，而徐氏於廈門所見之美人，對於匈奴侵入歐洲的歷史也不一定熟悉。儘管時間上有誤，但在當時能知道匈奴曾侵入歐洲，應該是一種新見識。 洪鈞也是我國較早注意到匈奴人遷移於歐洲與擊敗羅馬帝國的歷史的人。洪鈞於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出使俄、德、荷、奧諸國達三年之久，出使期間，他也找人譯火者拉施特丁（Rashid al-Din）與多桑（C. D』ohsson）等人的著作，根據有關《元史》的一些材料，撰《元史譯文證補》。該書卷二十七上《西域古地考一》「康居奄蔡」條云： 東漢時有郭特④ 族人（Goths）亦自東來，其王曰亥耳曼（Hermanrik），粟特族人敗潰不復振。晉時匈奴西徙，其王曰阿提拉（Attila）,用兵如神，所向無敵，亥耳曼自殺，其子威尼達爾（按，亥耳曼的兒子是Hunimund）率郭特人西竄，召集流亡，別立基業（按，其子曾降於匈奴人，在匈奴人統治之下得到半獨立）。阿提拉復引而西，戰勝攻取，威震歐洲，羅馬亦憚之。立國於今馬加之地，希臘、羅馬、郭特之人多為其所撫用，與西國使命往來，壇坫稱盛，有詩詞歌詠皆古時匈奴文字（羅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臘丁文者，惜後世無傳焉——原注）。羅馬史稱阿提拉仁民愛物，信賞必罰，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子女玉帛，一不自私。鄰國貢物，分頒其下。筵宴使臣以金器皿而自奉儉約，樽簋以木。將士被服飾金，而己則惟衣皮革。是以遐邇咸服，人樂為用。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阿提拉西侵佛郎克部（即今法國，時為羅馬屬地——原注），羅馬大將峨都思（Aetius）率郭特、佛郎克等眾御之，戰於沙隆之野（在今巴黎東四百里——原注），兩軍死者五十萬人，阿提拉敗歸，南侵羅馬，毀數城而去。尋卒，諸子爭立，國內亂，遂為羅馬所滅。 他又說： 當郭特之未侵粟特也，有部落曰耶仄亦（Aorsi），居裏海西高喀斯山北，亦東來族類而屬於粟特。厥後郭特、匈奴相繼攘逐，獨耶仄亦部河山四塞，恃險久存，後稱阿蘭，亦曰阿蘭尼，又曰阿思……今按耶仄亦即漢奄蔡……郭特之名，華書無征。《魏書·粟特傳》，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傳至忽倪已三世，稽其時序，似即郭特王亥耳曼自戕之事，而不合者多，難於論定。郭特西徙，因其故王之名，遂有日耳曼之稱……羅馬撫用其眾，資其勇力。既滅匈奴，而羅馬亦為郭特所滅，今德意志列邦皆郭特之後，故亦稱日耳曼，泰西諸國青目赤發之人，大率為其苗裔。 洪鈞的記載比徐繼畬詳細確實。徐書成於19世紀前期，當時我國人對歐洲歷史的知識很少，且其材料的來源間接而又間接，所以他很難知道匈奴西侵的經過。洪書成於19世紀末期，他本人又曾出使歐洲各國，雖他自己不懂外文，但他除了請人代譯西籍，還直接與一些外國人商談，所以他的《元史譯文證補》在元史的研究上有一定貢獻，雖然也有不少錯誤。 洪鈞除了注意到匈奴西侵的史實，還注意到《魏書·粟特傳》中所說的匈奴滅粟特而有其國的記載。他說粟特的位置在裏海與黑海之北，這是相當正確的。他雖然沒有注意到匈奴從東方逐漸遷到粟特的過程，但粟特是匈奴從東方到西方的一個很重要的據點。他可能沒有認識到這是研究匈奴西侵史中極為重要的事，但是他能把這個記載提出來，說明他對史料很熟悉。 洪鈞雖然批評徐繼畬對於匈奴西侵羅馬的時間問題沒有弄清楚，但他自己也同樣地把阿提拉誤為亥耳曼的同時人，以為亥耳曼的自殺是因為抵抗不住阿提拉。這是錯誤的。 匈奴人侵入哥特人所統治的地區是在4世紀下半葉，較大批的匈奴人侵入這個地區在公元374年，這時的東哥特王是赫爾曼利克（Hermanrik或Ermanric），即洪鈞所說的「亥耳曼」。赫爾曼利克是一位有才略的君主，他的聲譽在哥特人中相當於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他不僅擴充東哥特成為一個大帝國，而且使西哥特及其西邊的鄰國都處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可是到匈奴侵入東哥特時，赫爾曼利克已是一位老人，當他的軍隊敗於匈奴時，他就感到自己沒有力量去抵抗或擊退敵人。他不願再看到自己的軍隊失敗，更不願看到他手創的大帝國被摧殘，所以才自殺。他的自殺應在公元374或375年，可是這時匈奴的領袖並不是阿提拉，而是烏爾丁（Uldin，一名烏單）。烏爾丁之後還有俄塔（Oktar）與其弟盧阿（Rua）⑤ 。東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在公元434年派使者去看匈奴領袖時，盧阿剛死不久，統治匈奴人的是他的侄子布雷達（Bleda）與阿提拉。盧阿死於公元445年，他死後才由阿提拉獨管匈奴。阿提拉之侵入歐洲是在5世紀中葉，而赫爾曼利克是4世紀下半葉的人，時間相差達五六十年之久。 洪鈞記載的關於匈奴西侵的事情雖然很簡略，除時間上有誤外，還有一點值得商榷。洪鈞說匈奴有詩詞歌詠，皆古時匈奴文字，在註解中又說羅馬有通匈奴文者。但《史記》和《漢書》的《匈奴傳》中都說，匈奴「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范曄《後漢書·南匈奴列傳》也說，匈奴「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都明確地說匈奴沒有文字。不過，匈奴威加歐洲，阿提拉時代又與許多國家辦交涉，光憑口傳，似亦不可能，而應採用某種形式的文字，說不定將來會發現。 又，洪鈞說羅馬史稱阿提拉「仁民愛物」，這可能是一面之詞，因為在當時的歐洲人看來，他是一個殺人最多的人。 我國人注意到歐洲人對於匈奴的研究者還有姚從吾。他在德國留學時，曾寫過一篇關於歐洲學者研究匈奴的論文，刊登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1930年出版）。該文《導言》中所敘匈奴與西方的關係，與我們以上理解的差不多。他又說： 歐洲學者關於匈奴的研究，大都將問題集中在兩個焦點：第一，中國古史中的「匈奴」是否即是歐洲第5世紀的「匈人」；第二，匈奴與匈人究屬什麼種族。研究第一個問題的學者自法人得幾內（J. Deguignes）起，到現在荷蘭人底哥耨提（J. J. M. de Groot）發表的《紀元前的匈人》（Die Hune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 ，1921年）止，中間雖有異議，但大體上已經確定、肯定，中國史書中的「匈奴」即是歐洲第5世紀的「匈人」（Hunni或Hunnen）。第二個問題至今仍是紛紜不定，莫衷一是，大約有下列各種說法： （一）匈奴與匈人都是蒙古族。主張這一說的有帕拉斯（Pallas）、白哥曼（Bergmann）、施米特（J. J. Schmidt）、畢叔林（Bischurin）、諾約曼（Neumann）與英國著名的蒙古史家霍渥兒特（H. Howorth）諸人。 （二）東亞的匈奴族為土耳其族的支系，侵入歐洲的匈人則是芬族的支系。主張這一說的有瑞米薩（A. Remusat）、克拉普樓特（J. Klaproth）諸人。 （三）威震東亞的匈奴和侵入歐洲的匈人都是芬族。主張這種說法的學者，有聖馬丹（Saint Martin）、賽門耨夫（Semenoff）、武一發立微斯（Uifalivis）諸人。 （四）匈奴人與匈人統統是斯拉夫族。主持者為若干俄國的學者。 實在匈奴與匈人均為遊牧民族，遷徙無定，久與他族混合，純粹的匈奴人與匈人或已不存在。他們自身既沒有完備的記載保存下來，表現於我國史書中的匈奴、突厥、蒙古，猶系族名與國名混用。因此，他們的祖先究竟應屬什麼種族，很不容易確定。這些問題又牽涉到人種學、民俗學、考古學等，專憑間接的記載，自然難使人滿意。 我認為研究匈奴問題的歐洲學者中，最重要的就是姚文中介紹的得幾內、底哥耨提和夏德（Hirth）這三個人。 ①  又作獯鬻、獯粥、薰粥、薰育等。——編者注 ②  按，中華書局標點本《史記·匈奴列傳》中「樂彥」作「樂產」，《史記志疑》誤。 ③  「狐鹿」當作「且鞮」。 ④  今譯哥特。——編者注 ⑤  一名盧加（Ruga）或魯吉拉斯（Rugil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