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偽經考 · 漢書藝文志辨偽第三上

按：劉歆偽撰古經，由於總校書之任，故得託名中書，恣其竄亂。東漢主張古學，若賈逵、班固、馬融、張衡、許慎之倫，皆校書東觀者，其守古學彌篤，蓋皆親見中古文經，故惑之彌甚。通學之徒皆已服膺，其風滅天下，力固宜然。故原偽經所能創，考古學所以行，皆由《七略》也。《漢書》為歆所作，人不盡知；《藝文志》即《七略》原文，人皆知之。今將《藝文志》之《六藝略》條辨於先，則歆之偽盡見矣。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按：《七略》之出於劉歆，此為明條。《六藝略》為歆專職，以承父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也，故尤得恣其改亂，顛倒五經也。秦火雖焚，而六經無恙，博士之職不改，孔氏世世不絕，諸儒師師相受，微言大義至今具存，以為「乖絕」及「書缺簡脫，禮壞樂崩」，皆歆邪說，攻今學真經而創古學偽經也。且所謂「微言大義」，即孔子改制之學也：申公、轅固生、韓嬰、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母生、董仲舒，四百年傳之不絕。自歆偽經出，托之周公，而後孔子之微言大義乃乖絕，實乖絕於歆也。《春秋》有公、谷而無左氏，更無鄒、夾；《詩》有齊、魯、韓，而無毛氏；《易》出於田何，施、孟、梁丘起於宣帝後，戰國前安有數家之傳？敘仲尼七十子後，即以己偽撰之經入之，以塗學者耳目。首倡秦焚而書簡缺，言絕而諸家爭，學者開卷，誦之習熟，彌滿胸臆，此所以豐蔀二千年而莫之解也。劉向所撮錄，大率為歆所改。今以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校之，說皆不同，知《七略》中無向說矣。其雲「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移太常書》並以「書缺簡脫」四字誣為詔書。考《史記》《漢書儒林傳》皆載武帝制，只有「禮廢樂崩，朕甚愍焉」八字。蓋博士具官，未有進者，六藝之學，朝廷未重，故以為「禮廢樂崩」，非謂「書有缺脫」也。《儒林傳》制詔元文既無此語，則「書缺簡脫」四字，為歆增加，以證佐偽經之說，明甚。劉歆偽撰古文，既妄以傳授源流強誣古人，並誣其父，又誣其君，無忌憚之小人，亦至此乎！按古今總校書之任者，皆有大權，能主張學術，移易是非，竄亂古書。先征之今，國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群書紀昀主之，算法則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鑒》為中國算學最精之術，戴震於《測圓海鏡提要》雲「按：立天元一法，見於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數》中，厥後《授時草》及《四元玉鑒》等書皆屢見之。」則戴震必見其書，而乃不為著錄，蓋欲獨擅其術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覺流露，不及校刪者耳紀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復《繁露園集》之野言，譏《名臣言行錄》不載劉元城者數條，其它主張雜學，所以攻宋儒者無不至，後生多為所惑。近世氣節壞，學術蕪，大抵紀昀之罪也。校書者心術若壞，何所不至！幸生當國家明盛，群書畢備，故不至大為竄亂。若劉歆挾名父之傳，當新莽之變，前典校書之任，後總國師之權；加漢世書籍皆在竹帛，事體繁重，學者不從大師，無所受讀，不如後世刻本流行，挾巨金而之市，則捆載萬卷，群書咸備也。若中秘之藏，自非馬遷之為太史，則班嗣之有賜書，楊雄之能借讀，庶或見之，自余學者無由竊見。故歆總其事，得以恣其私意，處處竄入。當時諸儒雖不答，師丹、公孫祿雖奏劾，然天下後世則皆為所豐蔀而無由見日矣。孔子六經不亡於秦政之燒書，而亂於新歆之校書，豈不痛哉！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若校書之權任，尤先聖大道所寄，豈可使佞人為之哉？徒以二千年經學乖訛，有若聚訟，童年而搜研章句，白首不能辨厥要歸，科罪劉歆，猶未當其獄也。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雲『服氏，齊人，號服光』」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 《韓氏》二篇。名嬰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蘇氏曰「東海人，為博士。」晉灼曰「《儒林》不見。」師古曰：「蘇說是也。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按：《易》學為歆亂偽之說有三，而京、焦之說不與焉：其一，文王但重六爻，無作上、下篇之事，以為周公之作，更其後也；其二，《易》但有上、下二篇，無十篇之說，以為孔子作《十翼》，固其妄也；其三，《易》有施、孟、梁丘，並出田何，後有京氏為異，然皆今文之說，無《費氏易》。至有高氏，益支離也，今分辨於下： 《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日者傳》「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法言問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問明篇》「文王淵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漢書楊雄傳》「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於是重《易》六爻。」此皆西漢前說辭之未著，若何而有上、下之篇，殊令人不可通曉。考馬融、陸績之說，皆以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見《周易正義》一此必有所受。《志》雲「文王重六爻」，蓋未敢驟改西漢舊說，以駭觀聽，而又雲「作上、下篇」，則是明以為文王作《卦辭》矣。其辭閃爍，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也。其辨詳《經典釋文糾謬》。 此《志》敘周王孫、服光、楊何、蔡公、韓嬰、王同諸《易》先師《傳》皆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然則《易》之《卦辭》《爻辭》《彖辭》《象辭》皆合，以其簡帙繁重，分為上、下二篇。史遷《太史公自序》稱《繫辭》為「《易大傳》」，蓋《繫辭》有「子曰」，則非出孔子手筆，但為孔門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傳授，故太史談不以為經而以為傳也。至《說卦》《序卦》《雜卦》三篇，《隋志》以為後得，蓋本《論衡正說篇》「河內後得逸《易》」之事。《法言問神篇》「《易》損其一也，雖蠢知闕焉」，則西漢前《易》無《說卦》可知。楊雄、王充嘗見西漢博士舊本，故知之。《說卦》與孟、京《卦氣圖》合，其出漢時偽托無疑。《序卦》膚淺，《雜卦》則言訓詁，此則歆所偽竄，並非河內所出，宋葉適嘗攻《序卦》《雜卦》為後人偽作矣。《習學記言》歆既偽《序卦》《雜卦》二篇，為西漢人所未見，又於《儒林傳》雲費直「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此雲「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又敘《易經》十二篇，而托之為施、孟、梁丘三家，又於《史記孔子世家》竄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顛倒眩亂。學者傳習，熟於心目，無人明其偽竄矣。諸家引孟、京注，間有及《說卦》《序卦》《雜卦》者，如非竄亂之條，即為後人附益之語，猶《左傳正義》一引《嚴氏春秋》有「孔子與左丘明觀書，丘明為傳」之事耳，不足據也。夫《易》為未經焚燒之書，猶可托偽，而人無疑之者，況他經哉！然則天下人之被欺，固易易耳，若非藉馬遷、王充之說，孔子之《易》幾無復發明之日，亦危矣哉！ 按：西漢但有施、孟、梁丘、京氏《易》，費氏、高氏突出於哀、平之世，西漢諸儒無見之者。傳之者王璜，即傳徐敖《古文尚書》之人，其為歆所假偽付囑，至易見也。其雲「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亦偽托也，務藉以尊費氏而已。漢逮中葉，經業至盛，人用其私，多思偽撰。故《易》則有焦、京、趙賓以陰陽災變為《易》；《書》則有《泰誓》、張霸《百兩篇》；《禮》則有方士、明堂諸說。蓋作偽者已多。劉歆之偽古文，發源於《左氏》，成於《周官》，遍偽諸經，為之佐證。獨闕於《易》，遂剿焦、京之緒餘，而變其面目，故曰「長於卦筮」，又曰「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蓋歆以余力為之，湊成諸經古文耳。《後漢書儒林傳》「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經典釋文序錄》曰「永嘉之亂，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馬、鄭之《易》，即《費氏易》，安得謂《費》無傳？陸氏之說不足為據也是後漢末皆費氏學。而《釋文》有《費直章句》四卷，豈後人所傅益歟？」然既曰「興」，又曰「人無傳者」，則必有說。今自馬融、鄭玄、荀爽、虞翻及王輔嗣注，皆費氏說，《三國志虞翻傳》注載翻奏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歆六經首《易》之說也。「臣高祖父少治孟氏《易》，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闊。」是翻棄師法之徵也。翻傳又載翻《國語訓注》，是翻蓋治古學者。蓋馬、鄭之後，費學大行，學者無不在其籠中，為其學者又人人異論。荀爽既殊於馬、鄭，翻又異於鄭、荀，要之皆費氏之說。翻自言孟氏，蓋假借之辭耳則今之《易》亦歆偽學也。嗚呼！後世六學，皆歆之說，孔子之道於是一變，蓋二千年矣。《儒林傳》言高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蓋歆別有五行傳之學，溢而為此。《傳》又雲「自言出於丁將軍」，猶《毛詩》自謂子夏所傳耳，亦猶《春秋》之故為鄒氏、夾氏以影射耳，亦歆所為也。唯歆斥孟、京之偽，詳《漢書儒林傳辨偽》。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雲『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韋昭曰「閣名也，於此論書。」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雲『出』者與此同。」《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篡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於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按：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伏生故秦博士，秦焚書，非博士所職悉焚，則博士所職不焚，然則伏生之《書》，為孔子所傳之全經確矣。博士以《尚書》為備，以其傳授有緒，故比之二十八宿也。歐陽、大小夏侯傳今文者無異辭。而《史、漢儒林傳》皆雲「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者，《隋志》引《論衡》以為「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劉歆《移太常書》所謂「《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緣博士合《泰誓》於經中，並二十八篇數之，故為二十九也。歆欲以古文亂今學，故云「凡百篇而為之序」「秦燔書禁學」「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明《書》之不備，所以便其作偽也。歆不明白言之，又竄之於《史記儒林傳》以惑人，以便於作偽而人不驚之也。《書序》之偽，別詳《書序辨偽》中，今不詳。 壁中古文之事，其偽凡十：秦雖焚書而六經不缺，孔氏遺書藏於廟中，世世不絕，諸儒以時習之。篆與籀文相承，無從有古文。孔襄為孝惠博士，孔忠、孔武並為博士，亦無從突出於共王之手。其偽一。按《史記魯共王世家》無壞孔子壁得古文經事。史遷講業齊、魯之都，加性好奇，若有之，必詳述之。其偽二。共王以景帝前二年即位，二十八年薨，為武帝元朔元年，乃武帝初年，《志》雲「武帝末」，其偽三。自元朔元年至征和二年巫蠱事起，凡三十六年，武帝崇獎經學，搜訪遺書，安國何為遲數十年致遭巫蠱之時？且安國蚤卒，何得至征和時遇巫蠱？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據荀悅《漢紀》「安國家獻之」，然既獻之，何以武帝久不立？歐陽氏不一言之？或據《外戚陳皇后傳》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其時安國正為博士。然此後都尉朝等仍可請，何不見也？其偽四。河間獻王亦得《古文書》，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何以史遷不見？又此本何傳，與共王出孰先後，本孰同異，增多幾何，何以《志》不敘及？豈有亡失之餘，遺書間出，而篇簡文字不謀而合之理？其為偽造，即此已明。其偽五。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縱有壁中書，安國亦僅識二十九篇耳，若何而知為多十餘篇？其偽六。兒寬受業於安國，歐陽、大小夏侯學皆出於寬，則皆安國之傳也。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則使確有古文，確多十六篇，歐陽、大小夏侯皆傳之，則今古文實無異本矣。《儒林傳》雲「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凡此皆今文篇，無一增多篇者，所異者乃安國古文說耳。然古文所異在字，安國仍讀以今文，更無說也。即安國確有其說，亦與兒寬同傳，且今考史遷載《堯典》諸篇說實皆今文，以為古文者妄。其偽七。安國為得古文之人，為歐陽、大小夏侯之本師，經應全同，何以有脫簡三、脫字數十、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其偽八。歐陽、大小夏侯既傳安國學，則亦傳古文學，何以無此十六篇，而都尉朝、膠東庸生獨有之？其偽九。安國傳《書》至龔勝者八傳，至孔光者五傳，至趙玄者七傳。詳《漢書儒林傳辨偽》以今學經八傳而至勝，古學經三傳而至胡常，即當哀、平世矣。何相去之遠乎？其偽十。 比附觀之，蓋不待辭之窮，而其偽已露矣。武進劉逢祿曰：《尚書今古文集解》「馬融《書傳序》稱『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即《史記》雲『《逸書》得十餘篇』、劉歆雲『《逸書》有十六篇』。《正義》載其目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蓋此十六篇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出於孔壁，劉歆輩增設之，以抑今文博士耳。東漢初治古文者衛、賈諸子，皆不為注說，故遂亡佚。要之據《舜典》《皋陶謨》序讀之，則《典》《謨》皆完備，《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棄稷》，必歆等之偽也。」劉氏已能發歆之偽矣，然猶以為「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出於孔壁」，則仍為歆所謾也。《漢書律曆志》全用劉歆《三統曆》，其引《武成》，以《逸周書》考之，即《世俘解》也。《世俘解》雲「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此敘以《武成》命篇之意；次雲「唯一月丙午，《志》作壬辰」旁生《志》作「死」魄，若翼《志》作「翌」，下同日丁未，《志》作「癸巳」王乃步自於周，征伐商王紂。《志》作「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徵伐紂」」，《漢志》同；又雲「越《志》作「粵」，下同若來二《志》作「三」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於商，則《志》無此六字咸劉商王紂」，《漢志》同；又云：「時《志》作「唯」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志》無此二字燎於周。」《志》下有「廟」字《漢志》同；又雲「若《志》無此字翼日辛亥，祀於《志》下有「天」字位，用鑰於天位。《志》無此句越五日乙卯，武王《志》無此二字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漢志》同。其為歆竊取以為《武成》無疑。鄭康成以為建武之際亡，見《正義》意歆以出於《逸周書》太顯，又從而匿之邪？若此篇，劉逢祿以為亦《逸周書》之類，宜也。若《舜典》者，《書序》乃有之，伏生、《史記》並為《堯典》一篇，無二篇之說。陸氏《經典釋文》云：「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雲於大{舟行}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梁武之言，雖證方興之非真，實明伏本之不誤。計歆所偽，當別有一篇。《序》雲「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仍今《堯典》之義。趙岐《孟子注》雲「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意者歆竊《孟子》而為之。然《宋書禮志》載高堂隆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此必歆所偽者。至於《湯誥》，竊於《殷本紀》。推此為例，則十六篇皆歆所偷竊偽造至明也。其《儒林傳》都尉朝、膠東庸生、胡常、徐敖、王璜、塗惲、桑欽傳學姓名，率皆偽撰。又以胡常傳《左氏春秋》，徐敖傳《毛詩》，王璜傳費氏《易》，偽經師傳授受，皆此數人。然雲「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其為歆所授意易見矣。要而論之，安國傳業於兒寬，歐陽、大小夏侯出於寬，其門徒星羅雲布於漢世，而未聞古文十六篇之異說。歆《移文》謂庸生學同古文，《隋志》謂安國私傳其業於都尉朝，何朝、庸生之幸，而寬與司馬遷之不幸邪？考其源流，殆不值一噱也。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經》者，即伏生二十八篇並後得《泰誓》之本。《古文經》四十六卷，二十九卷外並得多十六篇，計之尚缺一卷，必合《序》數之乃足，然則《序》與十六篇同出無疑。歐陽、大小夏侯皆不言《序》，後漢古文大行，注《尚書》者遂皆注《序》，則《序》出於歆之偽古文明矣。詳《書序辨偽》。 或曰：歆偽《書》《禮》《禮記》《周官》《左氏春秋》《論語》《孝經》皆古文，《毛詩》《費氏易》亦古文，凡後世號稱為經者，皆歆偽經變亂先聖之典文，惑易後儒之耳目，其罪固不勝誅矣。歆所偽為古文者固不足信，凡《史》《漢》所號為古文者，舉皆歆所竄附乎？應之曰：《漢書》為歆撰，不復據；《史記》所稱，如《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十二諸侯年表》「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之類，或多竄附者也。其托之古文者，以西漢末金石之學大盛，張敞之後，若楊雄等皆好之。楊雄多識奇字，侯芭、劉棻等多從問之。《後漢書桓譚傳》言：「譚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杜林傳》言「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班固亦繼楊雄續《蒼頡》。其時雅才尚古，可見矣。蓋承平既久，鼎彝漸出，始而搜羅，繼而作偽，好古之風氣皆然。古董之餘，必生贗鼎。京師市賈能作偽碑偽跡，林下才士亦作偽字偽文，是故《岣嶁》《禹碑》出自用修之手，《荅蘇武書》只為齊、梁之文；他若《孝經》孔傳，劉炫所為；《子貢詩傳》，豐坊所偽。大{舟行}斷字，日本考文，日出不窮，更僕難數。以近世之風，推漢時之俗，偽篇《百兩》，張霸為先驅；改定蘭台，行貨為後起。歆既好奇字，又任校書，深窺此旨，藉作奸邪，乃造作文字，偽造鐘鼎，托之三代，傳之後世，征應既多，傳授自廣。以奇字而欺人，借古文為影射，《左氏春秋》，乃其竄偽之始；共王壞壁，肆其烏有之辭。見傳記有引未修之書篇，托為《逸書》以藏身；窺士禮之不達於天子，偽造《逸禮》以創製。遭逢莽篡，適典文章，內獎暗干，以成其富貴之謀；外藉威柄，以行其矯偽之學。上承名父之業，加以絕人之才，故能遍偽諸經，旁及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莫不偽竄。作為《爾雅》《八體六技》之書以及鐘鼎，以輔其古文之體。於是學者咸惑，豐蔀千年，皆古文之為也。其雲「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此歆由偽字而造偽訓詁之由，其詳見下文，此不詳。若王肅之偽古文，則劉歆之重儓，張霸之螟蛉，近人多能言之。今但明其出於王肅，他不詳。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後倉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他皆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耳。」 《魯說》二十八卷。 《齊後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後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按：三家之傳，源流深遠。申公為孫卿再傳弟子。轅固生當景帝時罷歸已九十餘，則漢興時年已三十餘矣。韓嬰，孝文時已為博士，則亦先秦之遺老，去七十子淵源不遠。且《儒林傳》稱《韓詩》「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則三家之義無殊。且匪徒三家《詩》，凡今文博士之說皆同。《詩》終「三頌」，以《周頌》《魯頌》《商頌》終之，正與孔子作《春秋》據魯、親周、故宋之義合。然則取《春秋》，乃三家《詩》傳孔學之正派。子夏以「禮後」悟《詩》，子貢以「切磋」悟《詩》，《孟子》言「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孔子也。」《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孔門之言《詩》，皆「采雜說」。以為「非本義」，誰得而正之？三家譜系至詳，說義歸一。未有言《毛詩》者，至平帝、王莽時乃突出。《志》雲「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托之「自謂」，不詳其本師。其偽一。《經典釋文序錄》引徐整三國吳人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一云：此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亦三國吳人「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自東漢後，《毛詩》蓋盛行，而徐整、陸璣述傳授源流支派，姓名無一同者。一以為出於孫卿，一以為不出於孫卿，當三國時尚無定論，則支派不清。其偽二。同一大毛公，一以為河間人，一以為魯人，則本師籍貫無稽。其偽三。《漢書》但稱毛公，不著大毛公、小毛公之別，不以為二人。鄭玄、《毛詩周南正義》引《鄭譜》「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徐整、陸璣以大毛公、小毛公別為二人。劉、班不知，鄭、徐、陸生後二百年，何從知之？則本師歧亂。其偽四。《儒林傳》雲「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傳》又言敖以《古文尚書》授王璜、塗惲。莽時，歆為國師，皆貴顯。考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見《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卒年至魏文侯元年凡五十七年，子夏已八十六歲；自魏文侯元年下至漢景帝二年、河間獻王元年，凡二百六十九年；自河間獻王元年下至王莽居攝元年凡一百六十年；則自子夏退居西河至莽時凡四百二十九年。如徐整說，子夏五傳至小毛公，又三傳至徐敖，凡八傳當莽世矣。以《儒林傳》考之，《魯詩》，申公一傳免中徐公、許生，再傳王式，三傳張生，四傳張斿卿，以《詩》授元帝，仍當宣帝時也。斿卿門人許晏，尚有二三傳乃至莽世，則已七八傳矣。《齊詩》，轅固生一傳夏侯始昌，再傳後倉，三傳匡衡，四傳滿昌，五傳張邯、皮容。《韓詩》亦五傳至張就、發福。而伏生《尚書》六傳為林尊，七傳為歐陽地余，論石渠，猶當宣帝世。林尊再傳為龔勝、鮑宣，上距伏生凡八傳矣。商瞿傳《易》，至丁寬已七傳，至施、孟、梁丘已九傳矣。《詩》《書》自漢初至西漢末已八傳，而《毛詩》自子夏至西漢末僅八傳。《易》自商瞿至漢初已七傳，而《毛詩》自子夏至西漢末亦僅八傳，豈足信也？若如陸璣說，自孫卿至徐敖凡五傳，閱三百年，亦不足信也。且《魯詩》出於孫卿，若源流合一，則今荀子諸詩說何以與毛不同？傳授與年代不符。其偽五。《史記》無《毛詩》，《漢書》有毛公而無名。鄭玄、徐整以毛公有大、小二人，而亦無名。陸璣《疏》《後漢書儒林傳》以為毛亨、毛萇矣。夫劉、班、鄭、徐之不知，吳、宋人如何知之？襲偽成真，歧中又歧。如公羊、穀梁本無名字，公羊、穀梁音相近，蓋卜商之音偽。二書有口說，無竹帛，故傳誤而公羊忽名高，穀梁忽名赤、名俶，幾若踵事增華。習久成真，遂以「烏有先生」竊千年兩廡之祀。韓退之曰「偶然喚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此與伍子胥為「伍髭鬚」、杜拾遺為「杜十姨」何以異？夫從祀大典，以親傳《詩》《禮》之大儒荀卿猶不得預，而妄人偽托杜撰之名字，乃得謬廁其間，非徒可笑，亦可駭矣！名字妄增，其偽六。nnno按：後漢緯書流風，是人皆可析竹為冊，搓繩成編。以名字論，高行子、帛妙子豈是儒者之名？河間獻王無得《毛詩》立博士事，以《史記獻王世家》為據，則竄亂依託。其偽七。詳見《河間獻王傳辨偽》其它以《風》《小雅》《大樂》，即正《詩》也。故有燕享、祭祀之禮，於是作《雅》《頌》以為燕享、祭祀之樂章；有夫婦之禮，即有房中之樂，於是作《關雎》《鵲巢》諸詩以為樂章。此外《變風》《變雅》采於民者，則非樂章，即《二南》之《汝墳》《甘棠》《行露》《殷其靁》，《豳》之《破斧》《伐柯》，《頌》之《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皆因事而作，不為樂章，然亦皆入樂者也。《儀禮》燕、鄉、賓、射，皆於升歌笙、間合樂之後，工告「正歌備」，乃繼之以無算爵，亂之以無算樂。夫「無算」雲者，或間或合，盡歡而止。《鄉飲》《鄉射》皆於明日息司正，曰「鄉樂唯欲」。則《二南》自首三篇外，可隨意歌之。此無算樂之散歌、散樂一也。自賓祭用樂之外，古者以樂侑食，故魯樂工有亞飯、三飯、四飯也。至於工以納言，時而揚之，師箴，瞍賦，蒙誦。大夫彈弦諷諫，國史采眾詩授矇瞍，使歌之以風其上。《詩大序疏》《大戴禮保傅篇》雲「宴樂雅頌迭樂序」，此工歌之散歌、散樂也。《史記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荀子》言「《詩》三百篇，中聲所止」，《墨子》言「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又《莊子》稱「曾子歌《商頌》」，此國子弦歌之散歌、散樂也。故季札觀樂，為之遍歌《風》《雅》《頌》，尤為全詩入樂之證。毛於《小雅楚茨》諸篇及《大雅》諸詩，皆以空衍，不能言其為樂章。即如《斯干》為考室樂章，《鄭箋》謂「築宮廟群寢既成而釁，歌《斯干》以落之」。《雲漢》為雩祭樂章，賈公彥謂「邦有大烖，則歌哭而請《雲漢》之詩」是也。晉、魏時大雩、祈旱皆歌《雲漢》之章。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變風》之《伐檀》、《變雅》之《白駒》在焉，尤可見詩皆入樂之證。自毛不能詳其義，於是詩有入樂、不入之訟。程大昌、陳暘謂「二南、雅頌為樂詩，諸國為徒詩」。陳啟源為回護《毛序》之故，至謂《雅》《頌》為「四始」，與《韓詩外傳》及《史記》「《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不同。其偽八。編詩移《檜》於《陳》後，移《王》於《衛》後，與《韓詩》《王》在《豳》後、《檜》在《鄭》前不同，據《正義》述《鄭譜》，鄭用《韓詩》說也其偽九。以《商頌》為商之遺詩，與三家《詩》以為正考父美宋襄之說不同。《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鄭註：「《商》，宋詩也。」《左傳》哀九年「不利子商」，杜註：「子商，宋也。」二十四年「考惠取於商」，杜注「商，宋也。」《國語》「吳王夫差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韋注「商，宋也。」《逸周書王會解》：「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莊子》《韓非子》均有商太宰，與孔子、莊子同時。此皆以宋為商之證。魯定公諱宋，故孔子定《詩》，改宋為商。《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頌》。」《法言學行篇》「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凡西漢以前，從無異說，《毛詩》妄為異論。其偽十。蓋「三頌」者，孔子寓王魯、新周、故宋之義，《毛詩》以為商先世之詩，則微言亡。其偽十一。《史記孔子世家》稱「三百五篇」，王式稱「臣以三百五篇諫」，見《儒林傳》《志》亦云「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三家說皆同。而《毛詩》多《笙詩》六篇，則篇目增多。其偽十二。他如《漢廣》「德廣所及」，《白華》「孝子之潔白」，《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雨無正》「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正」之等，率皆望文生義，絕無事實，則空辭敷衍。其偽十三。若《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為刺幽王之詩，刺幽王何其多，而諸王何絕無一篇也？已與三家大異。《楚茨》等篇為祭祀樂歌，而亦以為刺幽王。朱子已先疑之。其偽十四。《詩》本樂章，孔子曰「吾自衛反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古人詩、樂分為二教」，斥後儒舍詩征樂，為異古人詩教之指。是以護毛故，顯悖孔子正樂而《雅》《頌》得所之義，又與季札觀樂而遍歌《風》《雅》相違。其偽十五。 其它說義征禮，與今文顯悖者凡百千條，詳《毛詩偽證》，今不著。其雲「河間獻王好之」者，以為旁證，皆歆竄附之偽說也。然移文博士不敢稱之，而僅著於《七略》。其偽《易雜卦》及費氏《章句》，並不敢著於《七略》，而僅以傳之其徒。心勞日拙之情，亦可見矣。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後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曲台》後倉九篇。 《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後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按：《禮經》十七篇，自西漢諸儒無以為不全者，余設四證以明之：鄭玄曰「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熊氏曰「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後倉及戴德、戴聖為五。」十三家，當並數閭丘卿、聞人通、慶普、夏侯敬、徐梁、橋仁、楊榮七人為十三也五傳弟子不言有闕。《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謂「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即與高堂生不同傳授，而同為十七篇無異說。證一。《小戴》諸記，本以釋經。《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禮運》曰「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又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二「御」字皆為「鄉」字之誤。《家語》：「達之喪、祭、鄉、射、冠、昏、朝、聘。」正作「鄉」字。《樂記》曰：「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仲尼燕居》曰「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昏義》曰：「和於鄉、射。」《鄉飲酒義》曰：「孔子曰：吾觀於鄉。」《王制》以鄉為六禮之一。合觀之，其為訛誤作「御」無疑。《疏》誤解為五射、五馭之義，殊為錯謬。仁和邵懿辰發揮此說最詳《經解》則以昏統冠，以鄉統射，以昏姻之禮屬夫婦，以喪祭之禮屬父子，以鄉飲酒之禮屬君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凌之敗起矣。」《大戴禮禮察篇》略同。《盛德篇》雲「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仁愛，故能致喪祭……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飭喪祭之禮也。凡弒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弒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弒獄，則飭朝、聘之禮也。凡斗辨，生於相侵凌也。相侵凌，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斗辨之獄，則飭鄉飲酒之禮也。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飭昏禮、享聘也。」按：《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大為之坊，民猶逾之，故君子禮以坊德……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而斗辨之獄息矣，則鄉飲酒之禮明也。「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別」，而弒獄不作矣，則聘覲之禮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爭、不貳、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獄罕矣，則喪祭之禮明也。「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教民無「以色厚於德」，而淫亂之獄絕矣，則昏姻之禮明也。與《經解》《盛德》說相應。沈約以《坊記》《表記》《緇衣》《中庸》皆子思所作，其說尤足據也《本命》又以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為九禮。賓主即燕禮、食禮、相見禮，軍旅則寓諸射禮。《王制》專主教民，故去朝、聘為冠、昏、喪、祭、鄉、相見六禮。凡《戴記》中八禮，十七篇皆已完具。證二。大戴《士冠禮》一，《昏禮》二，《士相見禮》三，《士喪禮》四，《既夕》五，《士虞禮》六，《特牲饋食禮》七，《少牢饋食禮》八，《有司徹》九，《鄉飲酒禮》十，《鄉射禮》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儀》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大夫禮》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喪、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鄉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喪服》通乎上下，且為子夏之傳，宜附於末。其序與《禮運》全合，與《王制》亦相合。劉向《別錄》以喪、祭六篇居後，而《喪服》移在《士喪禮》之前，則以《子夏傳》亂孔子之經矣。《小戴》次序益雜矣。疑子游傳《禮運》於夫子，十七篇之序已如是，而高堂生傳之大戴，此尤明確可據。證三。《戴記》有《冠義》以釋《士冠》，有《昏義》以釋《昏禮》，有《問喪》以釋《士喪》，有《祭義》《祭統》以釋《特牲》《少牢》《有司徹》，有《鄉飲酒義》以釋《鄉飲酒》，有《射義》以釋《鄉射》《大射》，有《燕義》以釋《燕食》，有《聘義》以釋《聘禮》，有《朝事》以釋《覲禮》，有《四制》以釋《喪服》，無一篇出於十七篇之外。證四。 以此證《禮》之為十七篇完具無闕，斷斷明鑿矣。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有冠、昏而夫婦別，有喪、祭而父子親，有鄉、射而長幼序，有朝、聘而君臣嚴。夫婦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君臣嚴。由閨門而鄉黨，由鄉黨而邦國、朝廷，不可一日廢也。綱之五倫，根之五性，本末畢舉矣。至於朋友之交，則士相見為在下之朋友，食燕為在上之朋友；且禮皆具賓主，則朋友之交橫貫乎達道之中，天下之人在是矣。《大傳》曰「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不得與民變革。」《禮經》之義，乃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喪服》一篇，兼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賅上治、下治、旁治，而人治之大無乎不舉，總之以經人倫也。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義理浹，人道備，孔子所以制《禮》僅十七篇以教萬世者，以為內外精粗已足也。故自西漢以前，未有言十七篇之闕略者也。朱子修禮，分家禮、鄉禮、學禮、王朝禮。文中子以冠、昏、喪、祭為四禮，即家禮也。射、鄉，鄉禮也；朝、聘，邦國、王朝之禮也。而士相見禮，則學禮寓焉。其小大高卑無所不周如此。 或謂郊、社、禘、嘗、山川五祀、兩君相見、大饗王事、公冠、釁廟及天子、諸侯昏禮、祭禮，孔子屢與及門言之，或雜見經、記中。《中庸》稱：「《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疑若不止十七篇。然天子、諸侯之禮非可下達，官司所掌，典至繁重，士民有老死不可得見者，非可舉以教人。且王禮雖重而所行者狹，大夫、士、庶之禮雖殺而所行者廣。且哀公使孺子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魯初無士喪禮；執羔、執雁且不知，則魯無士相見禮。魯為秉禮之邦猶如此，故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周室班爵祿」，則如今《搢紳錄》之類耳，其詳已不得聞。史遷謂自孔子時已不具，信哉！唯鄉、射二禮當世通行，《論語》載「鄉人飲酒」，《射義》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史記》言「孔子卒後諸儒習鄉飲、大射禮於孔子冢上」。其餘冠、昏、喪、祭、朝、聘，由孔子週遊問禮，搜拾叢殘，重加整定，旁皇周浹，曲得其序，存十七篇，已為備矣。孔子窮不得位，於王禮自不能全具，然已有諸記埤附其間，彌縫其隙，俾後王以推行之，固已舉隅使反矣。故十七篇斷自聖心，傳為世法。而或疑三百之不完，則不達於事勢情實者也。《禮經》雖十七篇，而《喪服》為子夏作，故大戴附之於末，則孔子所手定者實十六篇。雲「十七」者，合《喪服傳》言之。則高堂生之目，猶《易》上、下二篇外之有《繫辭》也。 《逸禮》之說，西漢無言之者。劉歆為《七略》，修《漢書》，於是雜竄古文諸經於《藝文志》《河間獻王》《魯共王傳》中。然《史記河間獻王》《魯共王傳》俱無此事，其為竄偽易明。即以後人所引《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中溜禮》《天子巡狩禮》《朝貢禮》，及吳氏所輯《奔喪》《投壺》《遷廟》《釁廟》《公冠》之類，廁於十七篇之間，不能相比附。以常與變不相入、偏與正不相襲也。況如《太平御覽》引《巡狩禮》，文辭不古，及「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誕而不經。而《月令注》及《皇覽》引《王居明堂禮》數條，皆在《尚書大傳》第三卷《洪範五行傳》之中，其為劉歆剽取無疑。亦猶《逸書》偽《武成》之剽《世俘解》，其為他篇之作偽可知。或以為多三十九篇，即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五百餘篇之文。然史遷《獻王傳》無之，則獻王所輯之五百餘篇亦歆之偽文，所謂得自淹中者，舉不足據。歆佐莽篡位，制禮作樂，故多天子、諸侯禮，因遍偽諸經為證，故極抑十七篇，以為諸經記「雖不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微旨可見。凡《藝文志》文義，無不抑今文而崇偽古，平心按之，皆可見也。自爾之後，為歆偽說所感，咸以《禮》十七篇為不備，而咸惜《逸禮》之不存。朱子曰「《古禮》五十六篇，班固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註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時失之，甚可惜也。」王伯厚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烝嘗禮》見《射人》疏，《中溜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注，《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明堂禮》見蔡邕論，又《奔喪》疏引《逸禮》，《王制》疏引《逸禮》雲『皆升合食於太祖』，《文選》注引《逸禮》雲『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論衡》『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又得《逸禮》一篇，合五十七』。斷珪碎璧，皆可寶也。」吳草廬曰：「三十九篇，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凡此諸儒猶為歆所大惑，於是人人視十七篇為殘闕不完之書。唐定《正義》，孔沖遠自疏《禮記》，使門人賈公彥疏《儀禮》，已自輕之。自宋、明後，遂廢《禮經》，不以試士，天下士人於是無復誦習者。顛倒悖謬，率天下而侮聖黜經，遂千年矣。劉歆之罪可勝誅哉！以其所託甚古，故淆亂二千年學者之耳目，莠言之亂，可畏矣乎！ 按六經皆孔子所作。《詩》三百五篇，《書》二十八篇，《禮》十六篇，《易》上下二篇，《春秋》十一篇。《樂》在於聲，其制存於《禮》，其章存於《詩》，無文辭，是為六經。稟於聖制，尊無與上者。《易》之《繫辭》，《禮》之《喪服》，附經最早。然《史記》稱《繫辭》為「傳」，《喪服》亦名「傳」，亦弟子所推補也。自六經而外，皆七十子後學所記，各述所聞，或獨撰一書，或合述一書，與經別行，統名曰「傳」。凡儒家言皆是，猶內典佛說者為「經」，菩薩說者為「律、論」也。雖以《論語》紀孔子言，以非孔子所撰，亦名為「傳」。但諸所說雖宗師仲尼，亦各明一經之義。如《五帝德》《帝系姓》《文王世子》《武王踐阼》，為《書》作記者也；《繫辭》《易本命》，為《易》作記者也；《王制》《坊記》，為《春秋》作記者也；《曲禮》《玉藻》《少儀》《郊特牲》《禮運》《禮器》《投壺》《釁廟》，為《禮》作記者也。自余若《經解》《大學》《中庸》之類，通論為多。蓋七十子後學記，即儒家之書，即《論語》《孝經》亦在其中。孔門相傳，無別為一書謂之《禮記》者。但禮家先師，刺取七十子後學記之言禮者為一冊，俾便於考據，如後世之為類書然。今按「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孫卿子》三十三篇，《賈誼》五十八篇。《禮記》中，如《中庸》采之《子思》，《曾子問》及《立事》十篇采之《曾子》，《坊記》《表記》《緇衣》采之《公孫尼子》，《三年問》采之《荀子》，《保傅》《禮察》采之《賈誼》，則《禮記》純采之七十子後學可知。五家先師，日加附益，故既采《賈誼》之《保傅》《禮察》《公冠》，並采及漢孝昭帝《祝辭》，則宣、元後先師之所采者矣。又非徒采記禮者，並其通論義理之《大學》《中庸》《學記》等篇亦刺采之，漸次匯成，以便學者觀覽。猶《易》家先師之采《繫辭》，《韓詩》之采《外傳》。史遷引「宰予問《五帝德》」，尚未以為《禮記》，則出之甚後。故大小戴、慶氏各有去取，各有附益，既非孔子製作，亦無關朝廷功令，其篇數蓋不可考，但為禮家附記之類書，於中秘亦不涉焉。劉歆知其然，故采《樂記》於《公孫尼子》，采方士《明堂陰陽說》而作《月令》《明堂位》，《隋志》謂「《小戴》四十六篇，馬融增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乃為四十九篇。」按：《別錄》已有三篇目，則劉歆已竄附也采諸子雜說而作《祭法》，並推附於戴氏所傳類書中。因七十子後學記而目為《禮記》，自此始也。此雲「《記》百三十一篇。」《釋文》引《周禮論》序雲「《古禮記》二百四篇。」今並《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後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傳》四篇，恰當二百六篇。考「儒家」，上除《內業》《周史六弢》《周政》《周法》《河間周制》《讕言》《功議》七部不可知之書，諸雲《周政》《周法》，疑歆所偽以證《周官》者，辨見下下除《徐子》《魯仲連》以下，自《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孟子》十一篇，《孫卿子》三十三篇，《芋子》十八篇，《寧越》一篇，《王孫子》一篇，《公孫固》一篇，《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董子》一篇，《侔子》一篇，恰二百六篇。若以《中庸》本在《記》內，此為說耳，不可數，則《記》百九十篇。「儒家」除《李氏春秋》二篇似竄入外，實二百四篇。是則二百四篇者，七十子後學記原篇，人所共知。歆欲攻後倉士禮之闕，又窺見《禮經》十七篇，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無多，乃偽造典禮以為《明堂陰陽》《王史氏記》，謂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於是去取七十子後學及後倉《記》，而竄《明堂陰陽》《王史氏》數十篇於其中，以實二百四篇之目，而痛抑今學為「推士禮而致於天子」。其作偽之術，情見乎辭。考孔子定《禮》止十六篇，其它則與弟子言之，未及成書，賴弟子推補為多。即以《喪服》一篇，已為子夏之傳，蓋子夏所推補者。其它《禮記》諸篇可知。故倉等推禮是七十子家法，孔子發其大義，則高弟人人可依例推致，《論語》所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明貴能推致也。若使孔子事事為之，雖以聖人之力有所不能盡者矣。歆之乘機竄偽，因間竊發，此如卓、操之伺隙盜篡，唯正名討除之而已。至若《釋文》所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此皆古學家虛造之說，不可信。要之三家博士刺取《禮記》，多寡去取，各有不同。今本《禮記》，據《別錄》有四十九篇。《別錄》為歆偽撰，則亦歆所定以便其竄附者，盧、馬考而述之者也。若《後漢書》曹褒之傳《禮記》四十九篇，橋仁之傳《禮記》四十九篇。考曹褒為慶氏學，橋仁為戴德學，安得有四十九篇之說？此為偽古學偽竄無疑。其七十子後學記，辨詳下。 至《周官經》六篇，則自西漢前未之見，《史記儒林傳》《河間獻王世家》無之。其說與《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傳》所謂「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故與莽所更法立制略同，蓋劉歆所偽撰也。歆欲附成莽業而為此書，其偽群經，乃以證《周官》者。故歆之偽學，此書為首。自臨孝存難之，何休以為「戰國陰謀之書」，蓋漢今文家猶知之。自馬、鄭尊之，康成以為「三禮」之首，自是盛行。蘇綽、王安石施之為治，以毒天下，至乃大儒朱子亦稱為「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為歆所謾甚矣。歆偽諸經，唯《周禮》早為人窺破，胡五峰、季本、萬斯同辨之已詳，姚際恆亦置之《古今偽書考》中矣。又按：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雲「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時眾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跡。弟子死喪，徒有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雲「唯歆獨識、眾儒以為非是」，事理可明。此為歆作《周官》最易見，其雲向著錄者妄耳。或信以為真出劉向，且謂詬厲《周禮》為「誤周公致太平之跡」，謂鄭君取之為「不以人廢言」，則受歆欺紿矣。或又據《史記封禪書》雲「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土牛事」，信其出西漢前。不知《史記》經劉歆竄亂者甚多，史遷時蓋未有《周官》，有則《儒林傳》必存之。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亦猶有誤。武帝世本無《周官》，何得有所議邪？則孝存尚未知其根源也。今以《史記河間獻王世家》及《儒林傳》正定之，其真偽決矣。蓋歆為偽經，無事不力與今學相反，總集其成則存《周官》。今學全出於孔子，古學皆托於周公，蓋陽以周公居攝佐莽之篡，而陰以周公抑孔子之學，此歆之罪不容誅者也。其本原出於《管子》及《戴記》。《管子五行篇》曰「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為當時」，大常「為廩者」，奢龍「為土」師，祝融「為司徒」，大封「為司馬」，后土「為李」。「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為六官所自出。《曲禮》六太、五官、六府、六工，亦其題也。《盛德篇》「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刑罰不中，暴亂奸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寇。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千乘》篇雲「司徒典春、司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文王官人》篇「國則任貴、鄉則任貞、官則任長、學則任師、族則任宗、家則任主、先則任賢。」《朝事篇》則幾於全襲之。歆之所為，大率類是。歆既多見故書雅記，以故規模彌密，證據深通。後儒生長其下，安得不為所惑溺也！ 《司馬法》言車乘與今學不同，與《周官》合，蓋亦歆之偽書。其雲軍禮，與《周官》吉、凶、軍、賓、嘉合。以《禮經》按之，《禮運》《昏義》只有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禮，《王制》有冠、昏、喪、祭、鄉、相見六禮，唯《本命》以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為九禮，若非歆所自出，則歆所竄入者也。《大戴禮》多與《周禮》同，二者必居一焉。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別錄》雲『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懼召見待詔，後拜為侍郎。』」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按：《樂》本無經，其儀法篇章，散見於《詩》《禮》，所謂「以音律為節」是也。制氏「世在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下《詩賦略》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大戴投壺》，雅詩可歌有《鹿鳴》《狸首》《鵲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駒》《騶虞》八篇，上雲「《雅歌詩》四篇」，則音律未亡，安得謂「無遺法」也？魏文侯樂人竇公，不見他書，唯師古注引桓譚《新論》有之。桓譚嘗從歆問業，專述歆偽古文經學，不足為據。按《史記》，魏文侯薨年至文帝元年，已二百有十四歲，計竇公能為樂人，年當在壯，而為樂人未必在文侯薨年，獻書未必在文帝元年，則應二百五六十許歲，安得為百八十歲也？天下安得此老壽？與晉時得范明友之奴正復妄言耳。且使竇公誠有獻書事，則「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好述奇怪，有此遺經、異人，其有不詳敘之邪？蓋歆贗作《周官》，故偽造故事以證明之也。其所云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獻二十四卷《記》」，考《史記禮樂志》《河間王世家》《儒林傳》皆無此事，則亦歆所偽托而已。歆之精神全在《周官》，其偽作《古文書》《毛詩》《逸禮》《爾雅》，咸以輔翼之，故於《七略》處處設證，使人深入其蔀，目迷五色而不之覺，其術至巧密。豈知心勞日拙，千載後終有發覆之日邪？ 此所云獻王、毛生采《周官》，皆點綴其人以為旁證，又雲「與制氏不相遠」以重之也。歆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劉向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而所列即二十三卷《記》居首。歆所造諸古文，列皆居首，是歆以二十三卷《記》為主矣。《禮記樂記》正義謂「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二十四卷《記》無所錄。」《正義》又載二十三卷之目，有《竇公》一篇。《別錄》出歆所改竄，竇公其人又即歆所附會者，此尤歆偽二十三卷《記》之明證。然則王禹二十四卷之《記》，特歆點綴之以為烘托之法，猶高氏之《易》，鄒、夾之《春秋》耳。其以二十四卷為益微，抑揚尤為可見，二十三卷《記》載於《別錄》，不可謂「微」。其所謂「微」者，定指二十四卷之書是《樂記》出於歆無疑矣。《禮樂志》亦有引河間樂之說，附辨於下： 漢書禮樂志附 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朱曄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曄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於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劉歆偽撰《樂記》，托之河間獻王，又別托為王禹所傳以烘托之。朱曄等之上言，平當之議，蓋即授意於歆者。公卿以為「久遠離分明」，則亦「孔光不助、龔勝解綬、師丹大怒」之倫也。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師古曰「夾，音頰。」 《左氏微》二篇。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雲『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按：《史記儒林傳》：《春秋》只有公羊、穀梁二家，無左氏；《河間獻王世家》無得《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馬遷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誠傳《春秋》，史遷安得不知？《儒林傳》述六藝之學彰明較著，可為鐵案。又《太史公自序》稱「講業齊、魯之都」，「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若河間獻王有是事，何得不知？雖有蘇、張之舌，不能解之者也。《漢書司馬遷傳》稱「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報任安書》下又雲「乃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抒其憤。」凡三言左丘明，俱稱《國語》。然則左丘明所作，史遷所據，《國語》而已，無所謂《春秋傳》也。歆以其非博之學，欲奪孔子之經，而自立新說以惑天下。知孔子製作之學首在《春秋》，《春秋》之傳在《公》《谷》，《公》《谷》之法與六經通。於是思所以奪《公》《谷》者。以《公》《谷》多虛言，可以實事奪之，人必聽實事而不聽虛言也。求之古書，得《國語》與《春秋》同時，可以改易竄附。於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編年，比附經文，分《國語》以釋經，而為《左氏傳》。歆本傳稱「歆始引《傳》解《經》」，得其實矣作《左氏傳微》以為書法，依《公》《谷》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學，托之河間、張蒼、賈誼、張敞名臣通學以張其名，亂之《史記》以實其書，改為十二篇以新其目，變改「紀子帛」、「君氏卒」諸文以易其說，續為經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偽群經以證其說。事理繁博，文辭豐美，凡《公》《谷》釋經之義，彼則有之；至其敘事繁博，則《公》《谷》所無。遭逢莽篡，更潤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貴顯天下通其學者以尊其書。證據符合，黨眾繁盛，雖有龔勝、師丹、公孫祿、范升之徒，無能搖撼。雖博士屢立屢廢，而賈逵選嚴、顏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見《後漢書賈逵傳》至於漢末亂起，相斫之書以實事而益盛，武夫若關羽、呂蒙之屬，莫不熟習。孔子改制之學，既為非常異義，《公》《谷》事辭不豐，於是式微。下迄六朝，《左傳》一統，《隋志》《釋文》嘆《公》《谷》之垂絕矣。唐世經學更變，並束三《傳》，而世尚辭章，《左氏傳》實大行也。陸淳《春秋集傳纂例》謂「《左傳》其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史通申左篇》，雲孔子修《春秋》時，年已老矣，故其傳付之丘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而成」也。凡所以尊《左》者，皆尊其事，遂至於今。學者咸讀《左氏》，而通《公》《谷》幾無人焉。此固劉歆所逆料而收拾者也。蓋《國語》藏於秘府，自馬遷、劉向外罕得見者。《太史公書》關本朝掌故，東平王宇求之，漢廷猶不與，見《漢書東平思王傳》況《國語》實是「相斫書」乎？時人罕見，歆故得肆其改竄。「舊繡移曲折，顛倒在短褐」，幾於無跡可尋，此今學所以攻之不得其源，而陳元、賈逵所以能騰其口說也。今以《史記》、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所述春秋時事較之，如少昊嗣黃帝之妄，后羿、寒浞篡統、少康中興之誣，宣公之夫人為夷姜而非烝，宣姜之未嘗通公子頑，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戴公、文公非宣姜通昭伯所生，陳佗非五父，隱母聲子為賤妾而非繼室，仲子非桓母，是皆歆誣古、悖父、竄易《國語》而證成其說者。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甚詳且《國語》行文舊體，如惠之二十四年則在《春秋》前，悼之四年則在獲麟後，皆與《春秋》不相比附，雖經歆改竄為傳，遺蹟可考。《史記五帝本紀》《十二諸侯年表》皆雲「《春秋》《國語》」，蓋史公僅采此二書，無《左氏傳》也。幸遷、向書尚在，猶可考見一二耳。而張衡、譙周、司馬貞反據《左傳》以攻《史記》，誤甚矣。其詳別見《左氏傳偽證》。 歆遍造偽經，而其本原莫重於偽《周官》及偽《左氏春秋》。而偽《周官》顯背古義，難於自鳴，故先為偽《左氏春秋》，大放厥辭。於《河間獻王傳》則謂「《左氏春秋》已立博士」，《移太常博士書》亦誦言之。此《志》敘仲尼之作《春秋》，橫插與左丘明觀其史記以實之。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左氏》記事在獲麟後五十年，丘明果與夫子同時，共觀魯史，史公何不列於弟子？論本事而作傳，何史公不名為『傳』而曰『春秋』？且如鄫季姬、魯單伯、子叔姬等事，何失實也？經所不及者獨詳志之，又何說也？經本不待事而著，夫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論多乖異也？」如劉說，歆亦不能自辨矣。蓋歆托於丘明而申其偽傳，於是尊丘明為「魯君子」，竄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又稱與孔子同觀史記，偽《古論語》又稱孔子與丘明同恥，蓋歆彌縫周密者也。續經之傳雲「悼之四年」，據《史記魯世家》，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其薨在獲麟後五十餘年，在孔子時且未即位，何得遽稱其諡？歆亦自忘其疏矣。《春秋正義》一引《嚴氏春秋》，亦有與左丘明觀書事。蓋嚴、顏高才受學之後所竄亂者矣且孔父，夫子六世祖，而書名以貶。倘左氏如此，必非親見聖人者，此歆無可置辭者也。《公羊》《穀梁》大行漢世，自君臣政事奏議咸依焉。鄒、夾二氏，劉向《別錄》無之，而不惜憑虛。至其所首欲奪之者，雖以七十子親受之說，猶痛貶之為「末世口說」「安意失真」，置之與「無是」、「烏有」之偽鄒、夾同科。鼓舌搖唇，播弄白黑，隨手抑揚，無所不至。昔魏收作《魏書》，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時人號為「穢史」。歆之作偽亂道，其罪又浮於收百倍矣。其雲「《春秋古經》十二篇」，蓋歆之所妄分也。雲「《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公》《谷》相傳皆十一篇，故《公羊傳》《穀梁傳》《公羊》顏氏記皆十一卷也，即「子虛」之鄒氏、夾氏《傳》亦十一卷。然則天下相傳《經》皆十一篇，蓋孔子所手定。何邵公猶傳之，雲「系《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公羊閔二年》解詁蓋西漢胡母生以來舊本也。歆《古經》十二篇，或析《閔公》為一篇，或附續經為一篇，俱不可知，要皆歆之偽本也。 凡歆所偽之經，俱錄加於今文之上，六藝皆然，此亦歆自尊其偽經之私心可見者也。歆既為《左氏微》以作書法，又錄《鐸氏微》《張氏微》在《虞氏微傳》之上，皆以為《春秋》說。而西漢人未嘗稱之，蓋亦鄒、夾之類，皆歆所偽作以旁證《左氏微》者。其意謂中秘之《春秋》說尚多，不止《左氏春秋》為人間所未見，譾見寡聞未窺中秘者，慎勿妄攻也。其術自謂巧密矣。然考「儒家」別有《虞氏春秋》，與《虞氏微傳》豈有兩書邪？則《左氏傳》之與《國語》分為二書，亦其狡偽之同例，尤無可疑。況《左氏傳》不見於《史記》而力爭於歆者乎？或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以相難，則亦歆所竄入者，辨見前。《國語》僅一書，而《志》以為二種，可異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傳本也；其一劉向所分之「《新國語》五十四篇」。同一《國語》，何篇數相去數倍？可異二也。劉向之書皆傳於後漢，而五十四篇之《新國語》，後漢人無及之者，可異三也。蓋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為《春秋傳》，於是留其殘剩，掇拾雜書，加以附益，而為今本之《國語》，故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國語》，《周語》《晉語》《鄭語》多春秋前事，《魯語》則大半敬姜一婦人語，《齊語》則全取《管子小匡篇》，《吳語》《越語》筆墨不同，不知掇自何書。然則其為《左傳》之殘餘，而歆補綴為之至明。歆以《國語》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復分一書以當之，又托之劉向所分非原本以滅其跡，其作偽之情可見。 史遷於《五帝本紀》《十二諸侯年表》，皆雲「《春秋》《國語》」，若如今《國語》之寥寥，又言少皞與《本紀》不同，史遷不應妄引矣。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知《左氏》之偽，攻辨甚明，而謂「《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直稱《春秋》，太史公所據舊名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蓋尚為歆竄亂之《十二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國語》所改。故近儒以為「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以來分國而述其事；其作此書，則依《春秋》編年，以魯為主，以隱公為始，明是《春秋》之傳。」番禺陳氏澧說亦猶申受不得其根原也。然申受《左氏春秋考證》，謂「《楚屈瑕篇》年月無考」，固知《左氏》體例與《國語》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是明指《左傳》與《國語》相似矣。《左氏春秋考證隱公篇》「紀子帛、莒子盟於密」，證曰：「如此年，《左氏》本文盡闕。」；「六月戊申」，證曰：「十年《左氏》文闕。」《桓公篇》「元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證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闕。」；「冬曹太子來朝」，證曰：「是年《左氏》文闕，《巴子篇》年月無考。」；「冬齊、衛、鄭來戰於郎，我有辭也」，證曰：「是年《左氏》文亦闕，《虞叔篇》年月無考。」；「十二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楚伐絞篇》當與《屈瑕篇》相接，年月亦無考。」；「十三年」證曰「是年亦闕，《伐羅篇》亦與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六年」，證曰：「是年亦闕。」《莊公篇》「元年」，證曰：「此以下七年文闕，《楚荊屍篇》《伐申篇》年月亦無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皆證曰：「文闕。」；「二十七年」，證曰：「比年《左氏》文闕。」；「二十九年」，證曰：「文闕。」；「三十年」，證曰：「是年蓋闕」；「三十一年」，證曰：「文闕。」《僖公篇》「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證曰：「是年文闕。」《昭公篇》「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證曰「此篇復位元年，偽者比附《經》文而失檢耳。」又觀各條，劉申受雖未悟《左傳》之摭於《國語》，亦知由他書所采附，亦几几知為《國語》矣。蓋經、傳不相附合，疑其說者自來不絕。自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班固為《歆傳》，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班為古學者，亦知引傳解經由於歆矣。不特班固也，范升雲「《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後漢書范升傳》李育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後漢書儒林傳》惜不得歆作偽之由，未達一間，卒無以塞陳元、賈逵之口耳。又不徒范升、李育、何休也，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晉書王接傳》《朱子語類》雲「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八十三又不止王接、林黃中、朱子也，即尊信《左氏傳》者亦疑其有為後人附益矣。陸淳《春秋集傳纂例》，謂「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未釋者抑為之說。」番禺陳氏澧《東塾讀書記》曰「孔沖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又：「《傳》之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如莊十一年《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成十八年《傳》雲『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懼有違眾之犯，而以國逆告。』此明知《凡例》不合而歸之於『告』，是遁辭矣。」且《左傳》多傷教害義之說，不可條舉。言其大者，無人能為之回護。如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雲「不稱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於是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杜注云「泄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杜注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種種邪說出矣。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左傳》雲「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預《釋例》暢衍其說。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傳》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是孔子貴媚權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經說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嬰、翟義之倫者，與隱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同一獎奸翼篡之說。若是之類，近儒番禺陳氏澧皆以為後人附益。是雖尊《左氏》者，亦不能不以為後人附益矣。又不止後儒也，且為歆偽傳作注、疏者亦不能無疑矣。莊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預注「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正義》「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丘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蓋杜預、孔穎達亦以為傳不釋經，各明一事矣。文十三年《左傳》「其處者為劉氏」，《正義》雲「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則孔沖遠之有異說多矣。又僖公十五年「曰上天降災」，《釋文》曰「此凡四十二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此文見《列女傳》，小有異同。夫服、杜以後，尚有改竄，而世人習為故常，則歆以前之竄亂，尚可辨邪！以此證之，然則天下尚有惑《左氏》之文采，溺劉歆之偽說，其亦有未審矣。或者惑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左氏春秋》」之說及《左氏微》，信左氏之傳經，且以史遷引《左傳》書法、《左傳》多與今學之禮相合為證。《史記》之文多歆竄入，辨見前。左丘明著書在獲麟後五十餘年，習聞孔門之說，不稱今學之禮，則何稱焉？但中多異說，為歆所竄入，故今、古禮錯雜其中。要之《左氏》即《國語》，本分國之書，上起穆王，本不釋經，與《春秋》不相涉，不必因其有劉歆偽《古禮》，而盡斥為偽書；亦不能因其偶合於《儀禮》《禮記》，而信其傳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