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訓 · 第五篇 守沖謙

馮友蘭 《新世訓》
假使一個美國人,因有某種成績,受了別人的誇獎,照美國人的規矩,他對於誇獎他底人底答覆,應該是:「多謝你的誇獎。」或:「多承誇獎,感激不盡。」假使一個中國人,因有某種成績,受了別人的誇獎,照中國人的規矩,他對於誇獎他底人底答覆,應該是:「不敢當。」或:「毫無成績,謬承過獎。」在這種情形下,美國人的答覆,是承認自己有成績;而中國人的答覆,是否認自己有成績。自己有成績,而不認為自己有成績,此即所謂謙虛。虛並不是虛假的意思。《論語》說:「有若無,實若虛。」虛者對實而言。真正謙虛底人,自己有成績,而不以為自己有成績;此不以為並不是僅只對人說,而是其衷心真覺得如此,即所謂「有若無,實若虛」。 「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這本是社會所需要底一種道德。社會上底禮,大概都是根據這種道德而有底。無論哪一國家或民族的禮,或哪一種社會的禮,其詳細節目或有不同,但其主要底意思,總不離乎「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一個美國人對於誇獎他底人的答覆,雖不是自卑,而卻是尊人。因為照他的看法,若否認自己有成績,即是直斥誇獎他底人的錯誤。直斥人的錯誤,是無禮底。中國人對於誇獎他底人的答覆,雖不是尊人,而卻是自卑。所謂「謬承過獎」,即是說:「你對於我誇獎太過,你錯了。」照美國人的看法,這是很不客氣底話。照中國人的看法,這不客氣,是為自卑而起,所以雖不客氣,而決不會引起對方的誤會。 我們常聽說,人須有「自尊心」。上所謂自卑,並不是有自尊心的反面。孟子說:「人有不為也,而可以有為。」一個人在消極方面,有有不為之志,在積極方面,有有為之志,這種人謂之有自尊心。無自尊心底人,認為自己不足以有為,遂自居於下流,這亦可說是自卑。不過此自卑不是上所謂自卑。此自卑我們普通稱之為自暴自棄。孟子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有這一類底志趣者,謂之有自尊心。在行這一類底志趣的時候,完全用不著與人客氣,用不著讓。所謂「當仁不讓」是也。但在人與人底普通關係中,則彼此之間,需要互讓。讓是禮的一要素。所謂客氣,所謂禮貌,都有讓的成分在內,所以我們常說「禮讓」。上所謂自卑,是讓的表現,並不是自暴自棄。 有些人認為,有自尊心,即是在人與人底普通關係中,以自己為高於一切,這是錯誤底。有自尊心是就一個人的志趣說。上所謂自卑,是就人與人間底禮讓說。二者中間,並沒有什麼關係。 說到讓,或者有人以為與所謂鬥爭,或奮鬥等精神不合。這以為又是錯誤底。所謂鬥爭,可以提倡者,只能是團體與團體間底鬥爭,不能是一個團體內底人與人底鬥爭。有提倡民族鬥爭者,亦有提倡階級鬥爭者,但是沒有人提倡,亦沒有人能提倡,人與人鬥爭。這是不能提倡底。所謂不能提倡者,即謂,如有提倡者,其說一定是講不通底。無論我們贊成民族鬥爭或階級鬥爭之說與否,其說是講得通底。但如有提倡人與人鬥爭者,其說是講不通底。如有人以為,提倡民族鬥爭或階級鬥爭者,必亦提倡人與人鬥爭,此以為亦是錯誤底。持此等以為底人可以說是「不明層次」。因為所謂民族或階級,不是與人在一層次之內底。 所謂奮鬥者,不過是說,一個人應該努力去做他所應該做底事,或他所願意做底事。斗字在此,只是一種比喻,並不含有侵害別人底意思,與鬥爭之斗不同。一個人於不侵害別人的範圍內,當然可以,而且應該,努力做他自己所應該做底事,或他所願意做底事。這裡用不著讓,亦實在不發生讓或不讓的問題。一個人讀書,求學問,用不著讓別人占先,並且還可以爭著占先。但他若因此,而於與別人共飯時,亦搶著吃菜而不讓人,則他可說是「不知類」。因為求學問與吃飯,在這一方面,並不是一類底事。 以上所說,是普通所謂謙虛,但就中國的傳統思想說,謙虛並不僅只是如此。就中國的傳統思想說,謙虛是一種人生態度,其背後有很深底哲學底根據。此哲學根據,一部分即是《老子》及《易傳》中所講底道理。 老子對於人生,有很深底了解。他觀察人生,研究人生,發現了許多道理或原則。這些道理或原則,他名之曰「常」。他以為人若知道了這「常」,而遵照之以行,則即可以得利免害。若不知這些常而隨便亂作,則將失敗受害。他說:「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在這一點,老子很有科學底精神。科學的目的,或其目的之一,亦是欲發現宇宙間底許多道理而使人遵照之而行。人若遵照這些道理而行,他可以得到許多利益。我們常說:「科學能戰勝自然。」就一方面說,它是能戰勝自然;就又一方面說,它之所以能戰勝自然,正因它能服從自然。 老子所說底話,有許多對於道德是中立底。在這一點,他亦與一般科學家相似。科學家所講底道理,對於道德是中立底。有些人可以應用科學家所講底道理做道德底事,有些人亦可以應用科學家所講底道理,做不道德底事。但對於這些,科學家都是不負責任,亦不能負責任底。在有些地方,老子亦只說出他所發現底道理,至於人將應用這些道理做些什麼事,老子是不負責任,亦不能負責任底。例如老子說:「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有人因此說,老子講陰謀。其實老子並不是講陰謀,不過陰謀家可應用這些道理,以遂其陰謀而已。 老子說:「反者,道之動。」照老子的看法,一某事物,若發展至其極,則即變為其反面,此所謂「物極必反」。《易傳》中亦講這個道理。舊說《易》、《老》相通。其相通的主要底一點,即是《易》、《老》皆持「物極必反」之說。 海格爾亦說:事物皆含有其自己的否定。若一某事物發展至極,則即為其自己所含有之否定所否定。所以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是所謂自掘墳墓。馬克思的歷史哲學,亦用海格爾此說,不過他不以心或觀念為歷史的主動力,而以經濟底力量為歷史的主動力。所以他的歷史哲學稱為物質史觀或經濟史觀。 一某事物的發展,如何是已至其極?有些事物,其極是對於客觀底環境說,有些則是對於主觀底心理說。例如馬克思說,一個資本主義底社會,若發展至其極,則即為其自身所含有之否定所否定,資本主義底社會的發展是「自掘墳墓」。資本主義底社會之極,是對於客觀底環境說。所謂客觀底環境,亦是一種事物自身所造成底。每一種事物,在其發展的過程中,自身造成一種環境。如這種環境,使此種事物不能繼續存在,則此種事物的發展,即已至其極。因為這種環境是這種事物自身所造成底,所以這種環境即是這種事物自身所掘之墳墓,亦即其自身所含有底否定之表現。 就資本主義底社會的發展說,其極是對於其自身所造成底環境說。但就一個資本家的財產的發展說,其極是可對於一個資本家的主觀心理說。假使有一個國家的法律,規定一個資本家的財產,不能超過一百萬元,則此國內底資本家的財產,如到一百萬元,即已至其極,就此方面說,或就類乎此底方面說,一個資本家的財產的發展,亦是對於客觀底環境說。不過這一種極是人為底,不是自然底,所以這一種極不必引起反。但假如雖沒有這些限制,而一個資本家發財至一百萬元時,此人即已志驕意滿,以為他已是天下第一富人,而再不努力經營他的工業或商業,如此,則一百萬元對於此人,即是其財產之極。到了此極,此人的工業或商業,即只會退步,不會進步,而其財產亦只會減少,不會增加了。 又譬如一個人有很大底學問,但他總覺得他的學問不夠,此人的學問,對於此人,即尚未至其極。此人的學問,即還有進步的希望。另外有一人,雖只讀過幾本教科書,但自以為已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此人的學問,對於此人,即已至其極。此人的學問,不但沒有進步的希望,而且一定要退步。舊說所謂「器小易盈」即是指這一類底人說。小碗只須裝一點水,即至其容量之極。再加水,即要溢出來,此所謂「易盈」也。《易》、《老》所謂極,大概都是就這些方面說。 如欲使一某事物的發展,不至乎其極,最好底辦法,是使其中先包括些近乎是它的反面的成分。例如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如發展至一相當程度,而仍欲使其制度繼續存在,最好的辦法,是於其社會中,先行一些近乎是社會主義底政策。如有人問一馬克思的信徒,英美等國的資本主義已經很發展了,何以在這些國內,還沒有社會革命發生呢?最好底答案是,因為英美等國的資本家,在有些地方,採用了近乎是社會主義底政策,例如工會組織、社會保險、失業救濟等,以緩和階級鬥爭。英美等國的資本家,與他們的工人的關係,已不是如馬克思等所說底那樣單純了。這些資本家,於其資本主義底社會內,先容納些近乎是社會主義的成分,所以他們可以使他們的制度繼續存在,而不至於造成一種環境,使其不能繼續存在。這種辦法,最為反對他們底人所厭惡,因為這是維持他們的制度的最好辦法。共產黨人最恨溫和底社會主義。因為共產黨人主張推翻資本主義底社會,而溫和底社會主義反可使資本主義底社會繼續存在。 就社會說是如此,就個人說亦是如此。如一個人想教他的事業或學問繼續發展進步,他須常有戒慎恐懼之心。人於做事將成功時,往往有志得意滿的心;於做事將失敗時,往往有戒慎恐懼的心。戒慎恐懼近乎是志得意滿的反面。我們說近乎是,因為志得意滿的真正反面,是頹喪憂悶。人若常存戒慎恐懼的心,則是常存一近乎是志得意滿的反面的心。所以他的事業,無論如何成功,如何進展,都不是其極。所以他的事業,可以繼續發展進步。《易傳》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若一國之人,常恐其國要亡,則其國即安如磐石。正說此義。我們可以說:一個人做事,如常恐失敗,他大概可以成功;如常自以為要成功,他大概必要失敗。 一個人的這種戒慎恐懼的心理,在態度上表現出來,即是謙虛。真正謙虛底人,並不是在表面上裝出謙虛底樣子,而是心中真有自覺不足的意思。他有這種心,他的事業,自然可以繼續發展進步,無有止境。所以《易》謙卦彖辭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舊說,謂謙卦六爻皆吉,表示人能謙則無往不利的意思。 謙卦彖辭以謙與盈相對而言。舊說亦多以為與謙相對者是盈或滿。一個人對某一種事覺得滿了,即是此種事的發展對於他已至其極了。已至其極,即不能再有發展進步。所以說:「滿招損,謙受益。」嚴格地說,與盈或滿相對者是沖或虛。老子說:「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是與盈相對者。我們常說,沖謙,謙虛。沖或虛是就一個人的心理狀態說。謙是就此種心理狀態之表現於外者說。盈或滿亦是就一個人的心理狀態說。此種心理狀態之表現於外者是驕。驕是與謙相對者。驕盈是與謙虛相對者。 以上說,一個人對於他的事業,如常有自覺不足的意思,他的事業即可繼續發展進步,無有止境。所以說:「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即是說,一人之貴,對於他尚不是其極。「滿而不溢」,即是說,一人之富,對於他尚不是其極。如一人之富貴,對於他不至其極,他即可以繼續富貴。又如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一個人如果常能學如不及,他的學問,自然可以繼續進步。反之,如一個人對於他的事業或學問,有了志得意滿的心,他的事業或學問,對於他即已至其極,已至其極,即不能再有發展進步了。 以上是就一個人及其事業說。就人與人的關係說,謙亦是一種待人自處之道。人都有嫉妒心,我在事業,或學問等方面,如有過人之處,別人心中,本已於不知不覺中,有嫉妒之意。如我更以此過人之處,表示驕傲,則使別人的嫉妒心愈盛,引起他的反感。大之可以招致禍害,小之亦可使他不願意承認我的過人之處。所謂名譽者,本是眾人對於我的過人之處之承認。我有過人之處,眾人亦承認我有過人之處,此承認即構成我的名譽。若我雖有過人之處,而眾人不願意承認之,則我雖有過人之處,而名亦不立。老子說:「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以富貴驕人,或以學問驕人,或以才能驕人,如所謂恃才傲物者,大概都沒有好結果。若我雖有過人之處,而並不以此驕人,不但不以此驕人,而且常示人以謙,則人反極願意承認我的過人之處,而我的名譽,可立可保。老子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正是說上所說底道理。 所以古人以玉比君子之德。所謂「溫其如玉」。玉有光華而不外露,有含蓄的意思。我們的先賢,重含蓄而不重發揚。含蓄近乎謙,而發揚則易流為驕。 朱子《周易本義》謙卦卦辭注云:「謙者,有而不居之意。」有而不居,本是老子所常說底話。老子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夫惟不居」下又說「是以不去」。「是以不去」是說「有而不居」的好處。此是就利害方面說。我們以上說謙虛的好處,及驕盈的壞處,亦是就利害方面說。若就另一方面說,一個人可以有一種知識或修養,有此種知識或修養者,可以無意於求謙虛而自然謙虛,無意於戒驕盈而自然不驕盈。 有此種知識或修養的方法有三種。一種是重客觀,一種是高見識,一種是放眼界。 先就重客觀說。我們知道,某一種事,必須在某一種情形下,方能做成。此某一種情形,我們名之曰勢。一時有一時的勢,所以勢有時稱為時勢,有時亦稱為時。例如飛機的發明,必須在物理學、氣象學、機械學已進步到相當程度的時候。在這時候,人對於此各方面底知識,以及各種材料上底準備,構成一種勢,在此種勢下,人才可以發明飛機。一個人發明了飛機,即又構成了一種勢。就此方面說,這是英雄造時勢。但他必須在某種勢下,才能發明飛機,就此方面說,這是時勢造英雄。一個英雄,若能知道,他亦是時勢所造,他對於他的事業,即可以有「有而弗居」的心。有「有而弗居」的心,他當然無意於求謙虛,而自然謙虛,無意於戒驕盈,而自然不驕盈。 我們現在的人,可以有許多知識,為前人所未有者。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即自以為,我們個人的聰明才力,是超乎古人底。我們所以能如此者,完全因我們的憑藉,比古人多,比古人好。譬如我們現在能飛行,古人不能飛行,這完全因古人無飛機,我們有飛機之故,並不是我們的身體,與古人有何不同。有許多事情的成功,是時為之,或勢為之,不過時或勢總要借一些人,把這些事做了。這一些人,對於做這些事,固然不能說是沒有貢獻,但若他們竟以為這些事的成功,完全是他們自己的功勞,此即是「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所謂「功成弗居」,實即是不「貪天之功」而已。不貪天之功者,無意於求謙虛,而自然謙虛,無意於戒驕盈,而自然不驕盈。 再就高見識說,一個人少有所得即志得意滿者,往往由於見識不高。一個學生在學校里考試,得了一百分,或是在榜上名列第一。這不過表示,在某種標準下,他算是程度好底。但是,這種標準,並不是最高底標準。若從較高底標準看,他的這一百分,或第一名,或可以是一文不值。明儒羅念庵於嘉靖八年中了狀元。他的岳父喜曰:「幸吾婿建此大事。」羅念庵說:「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何足為大事也。」一個人對於他自己的成就,若均從較高底標準看,則必常覺其不及標準,而自感不足。所謂見識高底人,即有見於此所謂較高底標準,而不屑於以較低底標準,衡量其自己的成就者。舊說,人須「抗志希古」,此即謂,凡做事均須以較高底標準為標準。 凡是古底,都是好底,這固然是舊日底人的一種錯誤底見解,但舊日底人持這一種見解,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根據。以文藝作品為例說,現存底古代文藝作品,實在都是好底。不過這並不是因為古人「得天獨厚」,如舊日底人所說者,而是因為這些作品都已經過時間的選擇。古代並非沒有壞底文藝作品,我們可以說,其壞底作品,至少與現在一樣多。不過那些作品,都經不起時間淘汰,而早已到了它們應該到底地方,那即是字紙簍。時間是一位最公平底大選家,經過它的法眼以後,未經它淘汰底,都是好底作品。所以現在留下底古代文藝作品,都是好底,沒有壞底。所謂「抗志希古」者,就文藝方面說,即是我們寫作,須以經過時間選擇底作品為法,我們衡量我們的作品,亦須以這些作品為標準。如果一個人能以韓退之的或蘇東坡的作品,為衡量他的作品底標準,他即可見,他的作品,如不能達到此標準,即使能在某學校內得到一百分,這一百分實在是不算什麼底。如果他有如此底見識,即在某學校內得了一百分,他也決不會志得意滿。 即使一個人已能做出如韓退之的,或蘇東坡的文藝作品,他還可見,於這些作品之上,還有文藝作品的理想標準,以此標準為標準,即歷史上大作家的作品,也還不能都是盡善盡美。大作家於創作時,往往因為一兩字的修改,弄得神魂顛倒。可見文藝作品的理想標準,如非不可及,亦是極不易及底。 以上雖只舉文藝作品為例,但我們可以說,在人事的各方面,都有如以上所說底情形。舊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仍就文藝方面說,以文藝作品的理想底標準為法者,可以成為大作家,如韓蘇等。但如以韓蘇為法者,則對於韓蘇只有不及,不能超過。至於以未經時間淘汰底作品為法者,則其成就,必定是「每況愈下」。 有高見識者,凡事均取法乎上。既均取法乎上,所以他對於他自己的成就,常覺得不及標準,而自感不足。程伊川說:「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以上文之例說之,知學校內定分數的標準,不過是一種標準,是識長也。因此即不以一百分自滿,是量長也。所謂量即是容量的意思。器小易盈即是量小。量隨識長者,無意於求謙虛,而自然謙虛,無意於戒驕盈,而自然不驕盈。 再就放眼界說。人之所以少有所得,即志得意滿者,往往亦由於眼界不闊,胸襟不廣。一個三家村里底教書匠,在他村里,在知識方面,坐第一把交椅,他即自命不凡,自以為不可一世。這是由於他的眼界只拘於他的一村以內的緣故。他的眼界既窄,胸襟自然亦狹,所以亦是「器小易盈」。他若能將他的眼界放至他的村外,以及於一鄉,一縣,他即可知,他的知識,實在有限,而在三家村里坐第一把交椅,實在不算什麼了不得底事。若一個人能將他眼界放至與宇宙一樣大,他即可見,雖有蓋世功名,亦不過如太空中一點微塵。他若有這等眼界,他自然不期謙虛,而自然謙虛,不戒驕盈,而自然不驕盈。 《莊子·秋水篇》說:「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莊子·則陽篇》說:「游心於無窮。」宇宙是無窮,把自己的眼界推到與宇宙同大,亦是一種「游心於無窮」。在這樣大底眼界中,無論怎麼大底事業學問,都成為渺小無足道底東西了。這些渺小無足道底東西,自然不足介於胸中。胸中無足介者,即所謂胸懷灑落。有如此底眼界,如此底胸襟者,不但自然謙虛,自然不驕盈,而實在是對於如此底人,驕盈謙虛,都不必說了。 《莊子·逍遙遊》說:「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莊子·大宗師》說:「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爐捶之間耳。」為什麼堯一見四子,即喪其天下呢?為什麼許由爐捶之間,可使無莊失其美,據梁失其力,黃帝亡其知呢?因為四子許由,有一種最大底眼界,最闊底胸襟,使見他們底人,馬上覺得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所有底過人之處的渺小。堯本可以平治天下自鳴得意,無莊等本可以其美力等自鳴得意,但於他們的眼界擴大以後,他們即可知他們所有底過人之處,實在是不足道底。 這是莊學的最高義中的一點。宋明儒亦有此類底說法。程明道說:「泰山為高矣,然泰山頂上,亦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象山《語錄》中謂:象山「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有了朱元晦陸子靜,天地不添得些子,無了亦不減得些子,則朱元晦陸子靜之泰山喬嶽,亦不過如太空中一點浮雲,又有何驕盈之可言? 或可問:若凡事都從與宇宙同大底眼界看,則人生中底事,豈不是皆不值一做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說,我們於上文「為無為」中說,我們做事,有些事是無所為而為,有些事是有所為而為。就無所為而為底事說,有些事是我們的興趣之所在。我們做這些事,是隨著我們的興趣,至於這些事是值得做或不值得做,對於我們,本來是不成問題底。譬如小孩騎竹馬,他只是願騎則騎而已,他不問竹馬值得騎或不值得騎,實亦不必問值得騎或不值得騎也。有些事是我們的義務之所在。我們做這些事,是實踐我們的義務。每個人皆要生活,要生活則不得不盡生活中底義務。若問生活中底義務值得盡或不值得盡,則須先問,生活是值得生活或不值得生活。有些人或以為生活不值得生活,但在他未死以前,他總是要生活底。他既要生活,他即須盡其在生活中底義務。這都是就無所為而為底事說。至於就有所為而為底事說,有些人做事的所為是權利,有些人做事的所為是名譽。如他們因放大了眼界,而覺得這些所為是不值得要底,他盡可不要這些所為,不做這些事,而專做他的興趣所在及義務所在底事。這對於他,或對於社會,均只有益處,沒有壞處。 孔子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朱子注說:「不與猶言不相關。」朱子《語錄》說:「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著。」又《語錄》中論謙卦云:「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有些事是我們的興趣所在,或義務所在者,這些事我們自要做之。但做之而並不介意於因此而來之榮譽或富貴,此即是有天下而不與底胸襟。這種胸襟,亦惟有大眼界者,始能有之。對於有這種胸襟底人,自然亦無須說什麼謙虛或驕盈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