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訓 · 第三篇　為無為

在中國哲學裡，無為二字有許多意義。照一個意義講，無為即是少為或寡為。如先秦的道家，在社會政治方面，主張「返樸還淳」，在個人生活方面，主張「少私寡慾」。此所謂無為均是這一意義底無為。人是動物，即「望文生義」，我們亦可知人不能免於動，動即是為。至少吃飯睡覺這一種底動，這一種底為，總是有底。人不能完全不動，即不能完全無為，所以這一意義底無為，即是少為或寡為。不曰少為或寡為而曰無為者，不過是有些人慾以這兩字的字面底意義，表示少為或寡為之極端底說法而已。 照另一意義講，無為即是率性而為，不有意地為。照道家的說法，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有所能，有所不能。人亦是如此。人若照著他所能去為，即是不有意地為，率性而為。不有意地為，率性而為，即是無為。這一意義底無為，魏晉道家講得最清楚。照郭象《莊子注》的講法，一個天才詩人，雖寫千萬首詩，亦是無為。因為他寫詩是他的天才的自然發展，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是矯揉造作地要作詩。一個斗方名士，雖寫一首詩，亦是有為。因為他寫詩是矯揉造作地要寫詩。他矯揉造作地要寫詩，以求人家稱他為詩人，贊他為風雅。魏晉道家仍沿用先秦道家所謂「返樸還淳」等語，不過他們所給與此等語的意義，則與先秦道家不同。一個天才詩人雖寫千萬首詩，亦是朴，不是文。一個斗方名士，雖只寫一首詩，亦是文，不是朴。 照另外又一意義講，無為即是因勢而為。一個人或一個社會，能隨著時勢走底，即是無為；不隨著或逆著時勢走底，即是有為。用現在底話說，隨著時代潮流走底是無為，不隨著或反著時代潮流走底，是有為。我們常說「順水推舟」及「水到渠成」。順著時勢走，如「順水推舟」，推舟底人是不費力底，所以是無為。不順著時勢或逆著時勢走，如「逆水行舟」，行舟底人是費力底，所以是有為。順著時勢走，如水到而渠自成，不必特意費力於造渠，所以是無為。不順著時勢走或逆著時勢走，如水已到而硬不讓其成渠，硬不讓是費力底，所以是有為。 照再另外底一意義講，無為即是順理而為。這一點《莊子·養生主》有很清楚底說法。《莊子·養生主》說，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解了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牛身上有天然底腠理，即所謂天理。庖丁始學解牛的時候，他看不見這些天然底腠理，他只看見一個整個底牛。三年之後，他一見牛即見這些腠理，他所看見底是一個渾身都是漏洞底牛，而不是一個整個底牛。於是他解牛，即從這些漏洞處下手，所謂「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所以他雖解許多牛，而刀刃不傷。因為漏洞的地方，是「有間」，而刀刃是「無厚」，以無厚入有間，不費絲毫之力。他這解牛，即是依理而為。如此底為，可以不費絲毫之力，所以是無為。普通底庖人，於解牛之時，並看不見牛身上的漏洞，只看見一個整個底牛。牛對於他是渾然一體，所以他於解牛時，簡直不知如何下手。不知如何下手而又不得不下手，只得拿刀亂砍一陣，不是砍著骨，便是砍著筋，所以費力而刀亦吃虧。他解牛不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即不是順理而為。他因此費力而刀亦吃虧。就其費力而刀亦吃虧說，他的為是有為。《莊子·達生篇》說：呂梁丈人善游水，其方法是「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這亦是說順理而為。我們常說善游水者為精通水性。通水性則能順水性而游。能順水性者，不費力而游，其游是無為。不順水性者，費力而或不能游，其費力是有為。推到別底人事上，亦常有這種情形。有些人辦事，事一到手，即看出事的漏洞，不費力即將事解決。有些人辦事，只看見一堆事，而看不見漏洞，只見事橫在前，而無路可走。無路可走，而又不能不走，於是瞎闖亂撞，費盡氣力而仍是走不動。俗語說：「會者不難，難者不會。」會者不難，是無為而為；難者不會，是有為而為不成。 照再另外一意義講，無為即是無為而無不為。先秦道家所講道的無為，是此意義底無為。道無為而任萬物之自為，所以他雖無為而實無不為。法家所說底無為，亦是此意義底無為。君無為而任臣下之自為，所以他亦雖無為而實無不為。 孔子雖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但此後儒家不說無為。以後儒家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話雖是董仲舒說底，比較晚出，但確可表示儒家對於「為」底態度。儒家對於「為」底態度，不是「無為」，而是「無所為而為」。如因一事是對於個人有利，或有功，而為之，則此為是有所為而為。利或功即是此為之所為。如因一事是應該為而為之，則此為是無所為而為。無所為而為，與無為不同。但一個人若真能無所為而為，則亦可以得到一種無為。宋明道學家所說底無為，即是屬於這一類底無為。宋明道學家，陸王一派說無為，是就心說。程明道說：「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又說：「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這一段話是宋明道學家所常引用底。用這一段所說底事作例。一個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他所以如此，並不是要納交於孺子之父母等，並不是有所為。於此時他的心是廓然大公底，他的廓然大公底心，感覺到怵惕惻隱，即向前救此孺子。此即所謂物來順應。有惻隱之心，以及向前救此孺子，皆是無所為而為。如有所為而為，用宋明道學家的話，即是有私意，有私意，則此心即不是廓然大公底了。心不是廓然大公底，則其發出底行為，即不是「順應」，即有私意造作，有私意造作是有為，無私意造作是無為。 宋明道學家中，程朱一派說無為，是就理說。朱子說：「廓然大公，只是除卻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又說：「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此無為是就理說。照朱子的說法，就道德方面說，對於每一種事都有一個最好底，最妥當底辦法。此辦法即是理，照著理去辦是順理，順理是無為。若於順理外另有所為，即是有私意，有私意造作是有為，無私意造作是無為。此所說無為，與道家所說順理而為底無為，有相似處。 我們於本篇所要多講者，是無所為而為底無為。道家所說率性而為底無為，實則亦是無所為而為底無為。不過道家所說率性而為底無為，注重在興趣方面。而儒家，如宋明道學家，所說無所為而為底無為，則注重在道德方面。我們於以下講無所為而為底無為，亦從兩方面說，一方面從興趣說，一方面從道德說。以下先從興趣方面，說無所為而為底無為。 小孩子的遊戲，最有無所為而為底精神。在遊戲中，小孩子做某種事，完全由於他的興趣。他可以寫字，但他並非欲成一書家。他可以畫畫，但他並非欲成一畫家。他更非欲以寫字或畫畫，得到所謂「世間名利恭敬」。他寫字或畫畫，完全是無所為而為。他做某種事，完全是乘興，他興來則做，興盡則止。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他做某種事皆是順其自然，沒有矯揉造作，所以他做某種事，是無所為而為，亦即是無為。 當小孩子時候的遊戲，是人的生活中底最快樂底一部分。道家的理想底生活，即是這一類底生活。道家以為成人所以不能得到這一類底生活者，乃因受社會中各種制度的束縛。我們若能打破此種束縛，則此種生活即可得到。我們亦以為這種生活，是快樂底，亦可以說是理想底生活，但社會各種制度的束縛，卻並不是容易打破者。這些束縛，不容易打破，並不是因為人的革命底勇氣不夠，而是因為有些社會制度是任何種底社會的存在，所必需底。若打破這些，即取消了社會的存在。社會若不能存在，人亦不能存在。此即是說，若沒有社會，人即不能生活，更說不到快樂底生活。道家以為，上所說無為底生活是快樂底，這是不錯底。道家又以為，人在社會中，因受社會制度的束縛，以致人不能完全有這種生活，這亦是不錯底。但道家因此即以為人可以完全不要社會制度，以求完全有這種生活，這是一種過於簡單底辦法，是不可行底。 照道家的說法，無論任何人總有他所感覺興趣底事。我們看見有些人，於閒暇時，什麼事都不做，而蒙頭大睡，或坐在那裡胡思亂想，似乎是對於什麼事都不感覺興趣。而實在是他對於蒙頭大睡，或胡思亂想，感覺很大底興趣。既然任何人對於有些事總感覺興趣，如果任何人都照著他的興趣去做，則任何人都過著最快樂底生活，「各得其所」，真是再好沒有底。或者可以問：如果人人都對於蒙頭大睡感覺興趣，如隨其興趣，則都蒙頭大睡去了，又有誰去做事呢？人人都不做事，豈不大家都要餓死？道家於此可答：決不會如此底。有許多人對於蒙頭大睡，不感覺興趣，如叫他終日蒙頭大睡，他不但不以為樂，而且以為苦。這些人如沒有事做，反覺煩悶。所以有些人要「消閒」。所以要消閒者，即有些人有時感到閒得無聊不可耐，故須設法找點事做，將閒消去。忙人找閒，而閒人則找忙，所以雖任何人都隨著他的興趣去做，天下事仍都是有人做底。 這是一個極端底說法。照這個極端底說法，自然有行不通，不可行之處。有些事是顯然不容易使人感覺興趣底，如在礦井裡做工等。然而這些事還不能不有人做。在社會裡面，至少在有些時候，我們每人都須做些我們所不感覺興趣底事。這些事大概都是社會所必需底，所以我們對於它雖不感覺興趣，而亦必須做之。社會是我們的生存所必需底，所以我們對於社會，都有一種起碼底責任。這種起碼底責任，不見得是每個人所皆感覺興趣底。所以主張人皆隨其興趣去做的極端說法，如道家所說者，是不可行底。 不過這種說法，如不是極端底，則是可行底。這種說法，在相當範圍內，我們不能不說是真理。 在以前底社會制度里，尤其是在以前底教育制度里，人以為，人的興趣，只有極少數是正當底。在以前底教育制度里，人所應讀底所謂「正經書」，是很有限底。五經四書是大家所公認底「正經書」。除此之外，學舉業者，再加讀詩賦八股文，講道學者，再加讀宋明儒語錄。此外所有小說詞曲等，均以為是「閒書」。看閒書是沒出息底事，至於作閒書更是沒有出息底事了。在以前底社會制度里，尤其是在以前底教育制度里，人以為，人的興趣，多數不是「正當底」。因此有多少人不能隨著他的興趣去做，以致他的才不能發展。因此不知壓抑埋沒了多少天才，這是不必諱言底。 說到此，我們須對於才有所說明。與才相對者是學。一個人無論在哪一方面底成就，都靠才與學兩方面。才是天授，學是人力。比如一個能吃酒底人，能多吃而不醉。其所以能如此者，一方面是因為他的生理方面有一種特殊底情形，又一方面是因為他常常吃酒，在生理方面，養成一種習慣。前者是他的才，是天授；後者是他的學，是人力。一個在某方面沒有才底人，壓根不能在某方面有所成就，無論如何用力學，總是徒勞無功。反之，在某方面有才底人，則「一出手便不同」。他雖亦須加上學力，方能有所成就，但他於學時，是「一點即破」。他雖亦用力，但此用力對於他是有興趣底。此用力對於他不是一種苦事，而是一種樂事。例如學作詩，舊說：「酒有別腸」，「詩有別才」。此即是說，吃酒作詩，都靠天生底才，不是僅靠學底。我們看見有些人壓根不能作詩。他可以寫出許多五個字或七個字底句子，平仄韻腳都不錯，他可以學新詩人寫出許多短行，但這些句子或短行，可以一點詩味都沒有。這些人即是沒有詩才底人，他無論怎樣學詩，我們可以武斷地說，他是一定不能成功底。另外有些人，初學作詩，寫出底句子，平仄韻腳都不合，而卻詩味盎然。這些人是有詩才底人，他有希望可以成為詩人。 一個人必須在某方面有才，然後他在某方面的學，方不至於白費。一個人在某方面的學，只能完成他在某方面的才，而不能於他原有底才上，有所增加。一個有詩才底人，初學作詩時，即有些好句，這是他的才的表現。普通以為於此人學成的時候，他必可以作更好底句。其實這是不對底。他學成時，實亦只能作這樣底好句。所差別底是：在他初學的時候，他所作底詩，有好句，卻亦有極不好，或極不通底句。在他學成的時候，他所作底好句，雖亦不過是那麼好，但卻無極不好，或極不通底句。他所作底所有底句，雖不能是都好，但與好句放在一起，卻都可以過得去。有好句是他的才的表現，好句以外底別底句，都可以過得去，是他的學的表現。他的學可以使他的所有句子都過得去，這是他的學能完成他的才；他的學不能使他的好句更好，這是他的學不能使他的才有所增益。所謂神童，不見得以後皆能有所成就者，即因他的以後底學，不能使其才有所增加。他於童時所表現底才，與童子比，雖可稱為高，但以後若不能增益，則與成人比，或即是普通不足為奇底。 一個人在某方面底才，有大小的不同。「世間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此是說，曹子建在文學方面，有很大底才。在某方面有很大底才者，我們稱之為某方面底天才，如文學底天才、音樂底天才、軍事底天才等。 道家重視人的才，以為只要人在某方面有才，即可以不必學，而自然能在某方面有所成就。不學而自能，即所謂無為。道家這種看法，是不對底。我們承認，人必在某方面有才，始能於某方面有成就。但不承認，人只在某方面有才，即可在某方面有成就。人在某方面有才，是他在某方面有成就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其充足條件。例如一個在作詩方面質美而未學底人，雖可以寫出些好句，但他所寫底別底句，卻有極不好或極不通底。他仍是不能成為詩人。凡能在某方面有成就底人，都是在某方面有才又有學底人。其成就愈大，其所需底才愈大，學愈深。 在某方面有才底人，對於某方面底事必感覺興趣。因此他的學是隨著他的興趣而有底。他的學是隨著他的興趣而有，所以他求學是無所為而為底。他對於他的學，雖用力而可只覺其樂，不覺其苦，所以他雖用力地學，而亦可說是無為。 才是天生底，所以亦可謂之為性。人的興趣之所在，即其才之所在，亦即普通所謂「性之所近」。人隨他的興趣去做，即是發展其才，亦即是道家所謂率性而行。若一個人對於某方面底事，本不感覺興趣，或甚感覺無興趣，但因別底原因，而偏要做此方面底事，此即不是率性而行，是矯揉造作。例如一個人作詩，本不感覺興趣，或甚感覺無興趣，但因羨慕別人因作詩而得名譽或富貴，所以亦欲學作詩，要當詩人。其學詩即不是率性而行，是矯揉造作。他因羨慕詩人之可得名譽或富貴而作詩，所以他作詩是有所為而為。他作詩是矯揉造作，所以他做詩是有為。 或可問：一個人對於某一事雖有興趣，雖有才，而其才若不甚高，所以他雖隨著他的興趣去做，而不能有很大底成就，不能成一什麼家，則將如何？於此，我們可以說，凡做一某事，而必期其一定有大成就，必期其成一什麼家者，仍是有所為而為也。一個人若真是專隨其興趣去做，則只感覺其所做者有興趣，而並不計其他。他做到哪裡算哪裡，至於其所做如何始為很大底成就，如何始可成為什麼家，他是不暇問底。譬如我們吃飯，直是不得不吃耳，至於飯之吃下去如何於身體有益，則吃飯時不暇問也。我們常看見有許多什麼「迷」，如「棋迷」、「戲迷」等。棋迷為下棋而下棋，戲迷為唱戲而唱戲，他們對於下棋或唱戲，並不預存一為國手或名角的心；他們的下棋或唱戲，是隨著他們的興趣去做底。他們的下棋或唱戲，是無所為而為。他們對於下棋或唱戲，雖刻苦用功，然亦只覺其樂，不覺其苦，故亦是無為。凡人真能隨其興趣去做者，皆是如此。他們隨著他們的興趣做下去，固然可以有成就，可以成為什麼家，但這些對於他們只是一種副產；他們並不是為這些而始做某種事底。 所謂什麼家的尊號，是表示社會對於一人在某方面的成就的承認。例如一個人在化學方面做了些工作，如社會認其為有成就，則稱之為化學家。所以凡必期為什麼家者，推其故，仍是欲求社會上底榮譽。為求社會上底榮譽而做某種事者，其初心即不是從興趣出發，其做某種事即是有所為而為，其對於某種事所用底工夫，對於他即是苦痛，即是有為。 或可問：一個人的興趣，可以與他的成就不一致。例如一個大政治家，可以好音樂圖畫等。就其成為大政治家說，他的才是在政治方面見長底。但他的興趣，又在於音樂圖畫，是其興趣與其才，並不是一致底。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說，有些人的才是一方面底，有些人的才，則是多方面底。一個人是大政治家而又好音樂圖畫，此可見，他在政治方面及藝術方面均有才。因為有些人的才是多方面底，所以他一生所好底事物，可以隨時不同，如一人於幼年時好音樂圖畫，及壯年又好政治。蓋人在各方面的才，有些於其一生中某一時期表現，有些於其一生中另一時期表現。他在某一方面底才，在其一生中某一時期表現，他即於某一時期，對於某種事物，感覺興趣。 或可問：如果一個人的興趣，可以隨時變動，如果他又專做他所感覺興趣底事，則他所做底事，豈非須要常變？如果他所做底事須要常變，則他對於他所做底事，恐怕都不能有所成就。於此點，我們說：凡做什麼而期其必有成就者，即是有所為而為，即不是率性而行。率性而行者，對於其所做之事，雖可有成就，但不期其有成就，更不期其必有成就。此點我們於上文已說。 在道家所說底理想底生活中，一個人只做他所感覺有興趣底事。在道家所說底理想底社會裡，所有底人都只做他所感覺有興趣底事。如果這種生活，這種社會，事實上可以得到，這誠然是最理想底。不過這種生活，這種社會，事實上不是可以完全得到底。其理由有幾點可說。就第一點說，在一個人的生活中，有些事在根本上只是一種工具，為人所用以達到某種目的者，其本身是不能使人感覺興趣底。人做這些事，只能是有所為而為，不能是無所為而為。例如吃藥。沒有人無所為而吃藥，但吃藥亦是人生中所不能免者。就第二點說，每一社會中底人，必對於其社會負相當底責任，必於相當範圍內，分擔社會的事，至少亦應該於相當範圍內，分擔社會的事。沒有人能生存於社會之外。所以沒有人能不，或應該不，於相當範圍內，分擔社會的事。對於此等事，有些人固亦感覺興趣，但亦有些人不感覺興趣，或甚感覺無興趣。不過對於這些事，有些人雖不感覺興趣，或甚感覺無興趣，而亦不能不做，亦不應該不做。就第三點說，有些人所感覺興趣底事，有些是為社會所不能不加以限制底。社會對於這些事，若不加以限制，則必與別人發生衝突。因此有些人對於這些事，雖有很大底興趣，而不能做，或不能充分隨意地做。因以上諸點，所以道家的理想底生活，理想底社會，事實是不能完全得到底，至少是很不容易完全得到底。 這種生活，這種社會，雖不能完全得到，或不容易完全得到，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這是合乎我們的理想底。在我們生活中，我們所做底事，其無所為而為者越多，我們的生活即越近乎理想。在我們的社會中，一般人所做底事，其無所為而為者越多，則其社會即越近乎理想。 以上所說由無所為而為而得底無為，是就興趣方面說，所說大部分是道家的意思。以下再就道德方面說，由無所為而為而得底無為，所說大部分是儒家的意思。 道家與儒家都說，人做事要無所為而為。這一點是道家與儒家之所同。不過道家說無所為而為，是就興趣方面說，儒家則是就道德方面說。此是道家與儒家之所異。《論語》載有子路與隱者荷蓧丈人一段談話。荷蓧丈人為什麼要隱，我們雖不清楚，不過他很可以說，因為他對於政治不發生興趣，所以他不「仕」。子路卻完全不從興趣方面講。他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說：君子要仕，因為他以為君臣大倫是不可廢底，所以應該仕，並不是因為他的興趣在於仕，亦不是因為他以為仕了一定有什麼成功。我們現在亦有些所謂消極分子者，他們常說，他們對於社會上政治上底事，不發生興趣，所以不管社會上政治上底事。但所謂積極分子者則可說：我們對於社會上政治上底事，亦不見得有興趣，不過因為我們以為這是我們應該管底，所以我們不能不管。這種說法，即是儒家的說法。因應該為而為某事，此為亦是無所為而為。此為亦是一直做去，只管應該為不應該為，而不計其他。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說此義。 說到此，我們必須注意，一個個人及一個國家，是不在一個層次之內底，所以無所為而為，只可對於個人說，而不可對於國家說。國家並不是一個生物，對於任何事物，我們並不能真正地，嚴格地，說它感覺興趣或不感覺興趣。它不能隨其興趣而無所為而為。在國家以上，並沒有更高底社會組織，它對於什麼事，亦無所謂應該為或不應該為。所以它亦不能在道德方面無所為而為。國家的行為，都是有所為而為，在這一方面說，它的行為都是有為。雖然在別底方面說，它的行為亦可是無為，如它可少為或寡為，可因勢而為，順理而為等。 因為有如此底分別，所以一個人的謀國，與他的自謀，必須用完全不相同底看法，用完全不相同底精神。一個人做事，可以只問事應該做或不應該做，應該做即做，不應該做即不做，不必計較他自己是將因做此事或不做此事而得利或受害。他只問應該做不應該做，不計較利害，此即是無所為而為。但一個人謀國，對於一個關係國家底事，卻須要問此事是於國家有利或有害。關係國家的事，所謂應該做不應該做，實即是有利或有害的別一種說法。一國的行為，完全是趨利避害，完全計較利害，所以其為皆是有所為而為。諸葛亮《出師表》說：「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所以要伐魏，至於其結果，則「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他的謀國，似乎是只問應該不應該，不計較利害。但他所以冒此險者，乃因他看清偏安是沒有出路底。戰亦亡，不戰亦亡，所謂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所以他的謀國，亦是純從利害方面著眼底。 這一點人常弄不清，所以常有些混亂底言論。例如關於現在底戰爭，有些人常說人有人格，國有「國格」，我們受了侮辱，不抵抗即失了「國格」。我們抵抗為底是爭國格。又有些人常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話，說我們應該抗戰。其實這些話，都只對於個人可以說，而對於國家不可以說。我們的抗戰，實在是我們權衡利害的結果，並不是為爭什麼「國格」。我們寧願玉碎，實在因為我們知道，沒有可以瓦全之道。 關於所謂義利之辨，昔人常有些不必要底辯論。這亦是由於他們對於這一點弄不清楚之故。例如：「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與梁惠王講了許多仁政，其中有一大部分是關於現在所謂經濟方面者。有些人說，這不是講利嗎？為什麼孟子只許他自己講利，而不許梁惠王講利呢？於此點我們說：孟子所以不許梁惠王講利者，因為梁惠王講利是自謀。孟子說：「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這樣底講利是自謀。至於孟子講利，則是謀國。一個人專求國家的利，他的行為是義底行為。求國家的利，對於國家是利，但對於個人，則是義不是利。專就這一方面說，墨家「義，利也」之說，儒家是亦承認底。《易·文言》說：「利者，義之和也。」亦是就利的此方面說。 就一個人說，他做事應該只問其是否應該做，而不計較其個人的利害，亦不必計較其事的可能底成敗。此即是無所為而為。若做事常計較個人的利害，計較其事的可能底成敗，即是有所為而為。有所為而為者，於其所為未得到之時，常恐怕其得不到，恐怕是痛苦底；於其所為決定不能得到之時，他感覺失望，失望是痛苦底；於其所為既得到之後，他又常憂慮其失去，憂慮亦是痛苦底；所謂患得患失，正是說這種痛苦。但對於事無所為而為者，則可免去這種痛苦。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對於事無所為而為，沒有患得患失的痛苦，所以坦蕩蕩；小人有所為而為，有患得患失的痛苦，所以常戚戚。 坦蕩蕩有直率空闊的意味。君子做事，乃因其應該做而做之，成敗利害，均所不計較。所以他的氣概是一往直前底，他的心境是空闊無沾滯底。所謂胸懷灑落者，即是指此種心境說。就其一往直前及其心境空闊無沾滯說，他的為是無為。戚戚有畏縮、勉強、委曲不舒展的意味。小人做事，專注意於計較成敗利害，所以他的氣概是畏縮勉強底，他的心境是委曲不舒展底。就其畏縮勉強及其心境委曲不舒展說，他的為是有為。 我們說：一個人對於做某事不必計較成敗，並不包含說，一個人對於做某事，不必細心計劃，認真去做。對於做某事，一個人仍須細心計劃，認真去做，不過對於成功，不必預為期望，對於失敗，不必預為憂慮而已。事實上對於成功預期過甚者，往往反不能成功；對於失敗憂慮過甚者，往往反致失敗。不常寫字底人，若送一把扇子叫他寫，他寫得一定比平常壞。這就是因為預期成功、憂慮失敗過甚的緣故。《莊子·達生篇》說：「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惛。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有所為而為者，所重正是在外。無所為而為者，所重正是在內。 一個人一生中所做底事，大概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他所願意做者，一部分是他所應該做者。合乎他的興趣者，是他所願意做者；由於他的義務者，是他所應該做者。道家講無所為而為，是就一個人所願意做底事說。儒家講無所為而為，是就一個人所應該做底事說。道家以為，人只須做他所願意做底事，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底。儒家以為，人只應該做他所應該做底事，這在心理上是過於嚴肅底。我們必須將道家在這一方面所講底道理，及儒家在這一方面所講底道理，合而行之，然後可以得一個整個底無所為而為底人生，一個在這方面是無為底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