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 · 論書法
新史氏曰：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何以以書法為獨一無二之天職也？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何以以書法為獨一無二之能事也？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果據何主義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囂器然以書法自鳴也？史家之言曰：書法者，本（春秋）之義．所以明正邪，別善惡，操斧鉞柄，褒貶百代者也。書法善，則為良史；反是，則為穢史。嘻！此誓占也。《春秋》之書法，非所以褒貶也。夫古人往矣，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孔子豈其為憚煩，而一一取而褒貶之？《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發表其政見也，生於言論不自由時代，政見不可以直接發表，故為之符號標識焉以代之。書尹氏卒，非貶尹氏也，借尹氏以識世卿也。書仲孫忌帥師圍運，非貶仲孫忌也，借仲孫忌以識二名也。此等符號標識，後世謂之書法。惟《春秋》可以有書法。《春秋》，經也，非史也，明義也，非記事也。使《春秋》而史也，而記事也，則天下不完全、無條理之史，孰有過於《春秋》者乎？後人初不解《春秋》之為何物，胸中曾無一主義，撅拾一二斷爛朝報，而規規然學《春秋》，天下之不自量，孰此甚也！吾敢斷言曰：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書法，無《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書法。
問者曰：書法以明功罪，別君子小人，亦使後人有所鑒焉，子何絕之甚？曰：是固然也，以然，史也者，非紀一人一姓之事也，將以述一民族之運動、變遷、進化、墮落，而明其原因結果也。故善為史者，心無暇齗齗焉褒貶一二人，亦決不肯齗齗焉褒貶一二人。何也？褒貶一二人，是專科功罪於此一二人，而為眾人卸其責任也。上之啟裊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墮齊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吾以為一民族之進化墮落，其原因決不在一二人。以為可褒則宜俱褒，以為可貶則宜俱貶。而中國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團體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終不進也。吾非謂書法褒貶之必可厭，吾特厭夫作史者以為舍書法褒貶外，無天職無能事也。
今之談國事者，輒日恨某樞臣病國，恨某疆臣殃民。推其意，若以為但能屏逐此一二人，而吾國之治即可與歐美最文明國相等者然，此實為舊史家謬說所迷也。吾見夫今日舉國之官吏士民，其見識與彼一二人者相伯仲也，其意氣相伯仲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先有無量數病國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時而出焉，偶為其同類之代表而已。一二人之代表去，而百千萬億之代表者，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來，不植其本，不清其源，而惟視進退於一二人，其有濟乎？其無濟乎？乃舉國之人，莫或自譏自貶，而惟譏貶以一二人，吾不能不為一二人呼冤也。史者也，求有益於群治也，以此為天職為能事，問能於群治有絲毫之影響焉否也。
且舊史家所謂功罪善惡，亦何足以為功罪善惡？其所紀載，不外君主與其臣妾交涉之事。大率一切行誼，有利於時君者，則謂之功，謂之善，反是者則謂之罪，謂之惡。其最所表彰者，則列節之臣也，其最所痛絕者，叛逆及事二姓者也，夫君子何嘗不貴死節？雖然，古人亦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苟不己死而為己亡，非其親昵，誰敢任之？若是乎，死節之所以可貴者，在死國，非在死君也。試觀二十四史所謂忠臣，其能合此資格者幾何人也。事二姓者，一奴隸之不足，而再奴隸焉，其無廉恥不待論也。雖然，亦有辯焉：使其有救天下之志，而欲憑藉以行其道也，則佛肸召而子欲往矣，公山召而子欲往矣。伊尹且五就湯而五就桀矣，未見其足以為聖人病也。苟不爾者，則持祿保位富貴驕人以終身於一姓之朝，安用此斗量車載之忠臣為也！《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後世言書法者所最津津樂道也。吾以為揚雄之為人，自無足取耳，若其人格之價值，固不得以事莽不事莽為優劣也。新莽之治，與季漢之治，則何擇焉？等是民賊也，而必大為鴻溝以劃之曰：事此賊者忠義也，事彼賊者奸佞也，吾不知其何據也。雄之在漢，未嘗得政，未嘗立朝，即以舊史家之論理律之，其視魏徵之事唐，罪固可未減焉矣。而雄獨蒙此大不韙之名，豈有他哉？李世民幸而王莽不幸，故魏徵幸而揚雄不幸而己。吾非欲為懁薄卑靡之揚雄訟冤，顧吾見夫操斧鉞權之最有名者，其衡量人物之論據，不過如是，吾有以見史家之於人群渺不相涉也。至於叛逆雲者，吾不知泗上之亭長，何以異於漁陽之戍卒；晉陽之唐公，何以異於宸濠之親藩；陳橋之檢點，何以異於離石之校尉。乃一則夷三族而復被大憝之名，一則履九五而遂享神聖之號，天下豈有正義哉！惟權力是視而已。其間稍有公論者，則犯顏死諫之臣時或表彰之是已。雖然，然所謂敢諫者，亦大率為一姓私事十之九，而為國民公義者十之一。即有一二，而史家之表彰之者，亦必不能如是其力也。嘻！吾知其故矣。霸者之所最欲者，則臣妾之為之死節也。其次則匡正其子孫之失德而保其作也。所最惡者，臣妾之背之而事他人也。其尤甚者，則發難而與己為敵也。故其一賞一罰，皆以此為衡。漢高豈有德於雍齒而封之？豈有感於丁公而殺之？所謂為人婦則欲其和我，為我婦則欲其為我詈人耳。而彼等又知夫人類有尚名譽之性質，僅以及身之賞罰而不足以懲勸也，於是鼎革之後，輒命其臣妾修前代之史，持此衡准以賞罰前代之人，固以示彼群臣群妾曰：爾其效此，爾其毋效彼。此霸者最險最黠之術也。當崇禎、順治之交，使無一洪承疇，則本朝何以有今日？使多一史可法，則本朝又何以有今日？而洪則為《國史?貳臣傳》之首，史則為《明史?忠烈傳》之魁矣。夫以此兩途判別洪、史之人格，夫誰曰不宜？顧吾獨不許夫霸者之利用此以自固而愚民也。問二干年來史家之書法，其有一字非為霸者效死力乎？無有也。霸者固有所為而為之，吾無責焉，獨不解乎以名山大業自期者，果何德於彼，而必以全力為之擁護？也故使克林威爾生於中國，吾知其必與趙高、董卓同訴；使梅特涅生於中國，吾知其必與武鄉、汾陽齊名。何也？中國史家書法之性質則然也。
吾非謂史之可以廢書法，顧吾以為書法者，當如布爾特奇之《英雄傳》，以悲壯淋漓之筆，寫古人之性行事業，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讚嘆舞蹈，頑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淚，以養成活氣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學《春秋》，侈袞鉞於一字二字之間，使之後讀者，加注釋數千言，猶不能識其命意之所在。吾以為書法者，當如吉朋之《羅馬史》，以偉大高尚之理想，褒貶一民族全體之性質，若者為優，若者為劣，某時代以何原因而獲強盛，某時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後起之民族讀焉，而因以自鑒曰：吾儕宜爾，吾儕宜毋爾。而必不可專獎勵一姓之家奴走狗，與夫一二矯情畸行，陷後人於狹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無復發揚蹈厲之氣。君不讀龍門《史記》乎，史公雖非作史之極軌，至其為中國史家之鼻祖，盡人所同認矣。《史記》之書法也，豈嘗有如廬陵之《新五代史》，晦庵之《通鑑綱目》，咬文嚼字，矜愚飾智，齗齗於紹小功之察而問無齒決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