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事論 · 第二篇 明層次
普通底邏輯教科書常提及一個怪論,在古希臘時即已有者。一個某甲地方底人說:「凡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都是假底。」如果這一個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這一命題是真底,這一命題即必須是假底,因為這一命題亦是一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所以如果它是真底,則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至少有這一句是真底。如果至少有這一句是真底,則「凡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都是假底」之命題,即是假底。從另一方面說,如果此命題是真底,則此命題即是假底。因為此命題亦是一個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如果「凡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都是假底」是真底,則此命題既亦是一個某甲地方底人所說者,當然亦是假底。如此說,則此命題必須是假底,方能是真底,它若是真底,它即是假底。
有人以類似底辯論,批評實用論者及辯證唯物論者之真理論。實用論者說真理是相對底。有一部分批評者說:說「真理是相對底」這一個命題,應亦是真理,此真理是不是相對底?如此真理不是相對底,是絕對底,則至少有此一個真理不是相對底。如至少有此一個真理不是相對底,則即不能說「真理是相對底」。如此一個真理亦是相對底,則此真理即有不是真理之可能,而「真理是相對底」之命題即可有不真之時,如「真理是相對底」可有不真之時,則真理即不必是相對底。
辯證唯物論者說,人的見解,是隨著他的經濟環境變底。人在什麼經濟環境之中,即有什麼見解。有一部分批評者說「人的見解是隨著人的經濟環境變底」,亦是人的一見解,此見解是不是亦是隨人的經濟環境變底?人之所以有此見解,是不是亦是因為人在某種經濟環境之中?如果不是,則至少此見解是不隨著人的經濟環境變底,如果至少此見解是不隨著人的經濟環境變底,則即不能說「人的見解是隨著人的經濟環境變底」。如果此見解亦是隨著人的經濟環境變者,亦是人在某種經濟環境中而始有者,則人有此見解時所處之經濟環境如變,人如不在此某種經濟環境中,則此見解亦應隨之而變。在另一種經濟環境中,人或即不說,「人的見解是隨著人的經濟環境變底。」如此說,則「人的見解是隨著人的經濟環境變底」,並不是最後底真理,如辯證唯物論者所相信者。
這些辯論都是怪論,其所以是怪者,因為這些辯論,都不「明層次」。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是在一個層次中,對於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之批評,是在另一個層次中,可以說是在一個較高底層次中。一個命題所說,只及於它所說者,而不及於它自身。在上述辯論中,「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並不包括「說『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之話」,雖此話亦是一某甲地方底人所說者。此某甲地方底人說此話時,他只說及他此話之所說者,而未說及此話。此話之所說者,是所有某甲地方底人所說之話,而不是此話。對於上述有一部分人對於實用論者及辯證唯物論者之批評,亦可如此批評之。
這種「明層次」底看法,往深處講,是一套邏輯底理論,往淺處說,其實亦是我們平日所常用之看法。我們常看見有許多我們的同胞說,中國人如何如何。如有一約會,只有一人按時間到。此人於不耐煩時,常說「中國人不守時間」。按一方面說,此人既亦是中國人,他既守時間,則至少有一中國人是守時間底,既至少有一中國人是守時間底,即不能說「中國人不守時間」。但此人說此話時,他是暫時把他自己除外,把他自己放在一個較高底層次中。希特勒嘗說,他是日耳曼人的最高裁判者。凡中國人說中國人如何如何者,都是暫時以中國人的最高裁判者自居。裁判者當然不裁判其自己。
我們並不想對於邏輯中之層次論,有什麼論列。所以上面說了許多關於邏輯底問題者,無非是想以此作引子。我們所想說之主要底意思是,不但邏輯中有層次論,即道德學中亦應有層次論。不但於講邏輯時須講層次,即於講道德時,亦須講層次。在中國哲學史中,因為講道德學者之不明層次,引起了許多不必要底糾紛。在中國近來底歷史中,因為講道德者之不明層次,以致中國在許多方面,吃了許多不必要底虧。這是我們於本篇所要說明者。
先從中國哲學史說起。在中國哲學史中,道家有一套反對道德之言論。照道家的說法,人若做小不道德底事,其所做之事,固是不道德底;但人若做大不道德底事,則其所做以達此目的之事,即此事中之事,必需是道德底。人非做道德底事,不能達到大不道德底目的,不道德底事中之事,卻是道德底。《
莊子
·胠篋》說:「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跖確須有仁,有義,有智,有勇,方能為「土匪頭兒」。他確須行仁義等道德底事,方能率其徒眾,以行盜劫之不道德底事。他行此等道德底事,是真行,並不是專假借其名,如侵略國從事侵略,而尚說是「自衛」。
金聖歎
說《
水滸傳
》中底宋江是假仁假義。然無論他是否假仁假義,但他對於他的「眾弟兄」之行為,不能不說是仁是義。從盜跖及宋江的行為看起來,我們似乎確可以說,人若做大不道德底事,則其所做以達此目的之事,即此事中之事,必須是道德底,而且非是道德底不可。若盜跖、宋江不行道德底事,則即坐不了其團體中的頭把交椅。人必須做道德的事,方能達到大不道德底目的,此亦是一怪論。此怪論頗有似於上所說之怪論:一命題必須是假底,它方能是真底。
照上所說,道德底事,可以是不道德底,可以有不道德底道德。道家於此,即作一結論說:「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所謂聖人之道,即是道德。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所以「聖人之道」害天下多而利天下少。所以他們主張「絕仁棄義」。所以他們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有一時,有一班人,以為科學底發明,可以使盜賊有新工具,可以使戰爭有新工具,因之盜賊更加難防,戰爭更加慘酷。此一班人遂作結論,以為須絕科學,廢發明,然後可無盜賊,免戰爭。此等見解,與上述道家的見解,同是「開倒車底」。但科學及其發明,本是無所謂道德底或不道德底,所以如用之以達不道德底目的,不見得有什麼奇怪。而道德底事本是道德底,而卻可用之以達大不道德底目的,而且必須用之,方能達到大不道德底目的,此似乎是奇怪底,所以此說成為怪論。
此怪論之所以是怪底,亦由於不「明層次」。所謂一事之是道德底與否,皆是站在行此事者所屬於之團體之觀點說。我們說宋江對於他的「眾弟兄」之行為是道德底,是站在梁山泊之團體之觀點說。我們說宋江之「打家劫舍」是不道德底,是站在當時底國家之觀點說。當時底國家,即梁山泊之團體所屬於之團體也。盜跖所領導之團體中之人,如有入先、出後等行為,站在其團體之觀點說,是道德底,但其團體所做之盜賊底行為,則站在其所屬於之團體,即當時底國家之觀點說,則是不道德底。一團體與其所屬於之團體,不是在一層次之內。一團體對於其所屬之團體說,是在一較高底層次中;對於其所屬於之團體說,是在一較低底層次中。對於一團體之較高層次中,如尚無團體之組織,此即是說,一團體如不屬於任何團體,則此團體之行為,無論其是如何底行為,皆無所謂道德底或不道德底。
例如國之行為,持國之主權高於一切之說者,即不承認國之行為可以是不道德底。因為持此說者,不承認在國之上,可有層次較高底團體組織也。有人以為人在未有社會組織以前,有所謂「天然狀態」者。人在此狀態中,可以隨意行為,其行為無論是如何,皆無是道德底或不道德底可說。此天然狀態雖實際上未必有,但若照持國家主權高於一切之說者所說,則就國之層次說,國是在天然狀態之中。在此狀態之中,一國之疆土權益,全憑其力維持。它能維持許久,它的疆土權益即有許久是它的。它一日不能維持,它的疆土權益,即立刻不是它的。它固可與別底國締結所謂不侵犯條約、仲裁條約、互助公約等,但這些條約,隨時可以撕毀。若一國撕毀了條約,與它立約底國家,如力不夠,除了干瞪兩眼之外,沒有別底辦法可想。
在清末,達爾文、赫胥黎的「
天演論
」,初傳到中國來,一般人都以為這是一個「公例」,所謂「天演公例」。所謂「天演競爭,優勝劣敗」、「弱肉強食」,成為一般人的口頭禪,一般人的標語。他們對於所謂天演論,雖不見得有很深底了解,但憑這些標語,他們知道,一個國如果想在世界上站得住,非有力不可。他們知道,中國在經濟方面,必須要富;在軍備方面,必須要強。富強都是力,有力方不為「弱肉」,有力方不為強所食。他們並不說強侵弱,眾暴寡,是不道德底行為,他們知道這是所謂天演。在所謂天演中,「有強權,無公理」。弱者被強者所食,照當時一般人所知之「天演公例」說,雖不必說是應該,但確可以說是活該。
所謂「天演公例」,是就事物之天然狀態說者。就人說,所謂文明,本是人對於其所在之天然狀態之改變。如果事實上有在天然狀態中之人,則此種人是野蠻底。清末人本以為西洋人是野蠻底,其所以能蠻橫者,純靠其有蠻力。對於有蠻力者之蠻橫,亦只可以蠻力應付之。所謂「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是也。所以清末人之知注重力,一部分是由於受當時人所知之天演論之影響,一部分是由於清末人看不起西洋人之所致。
民初人對於西洋,所知較多。他們知道西洋人並不是野蠻人。他們說:西洋人並不是專講強權,不講公理者。他們說:西洋人是講平等、自由、博愛者。他們說:清末人只知西洋的物質文明,而不知其精神文明。有人並且說,達爾文的物競論,現在已為苦魯巴金的互助論所推翻了。照苦魯巴金的說法,一種生物之能存在,並不是由於它們能競爭,而是由於它們能互助。在這個時候,上次世界大戰,剛才結束。威爾遜的十四原則,雖未能見諸實行,而卻為世人所讚賞。國際聯盟已成立了,大部分底國家都簽字在什麼公約上,承認以後永不以武力為政治的工具了。這些事情,以及提倡所謂西洋精神文明者之言論,都使當時人,至少當時底中國人,有一種幻覺,以為以後世界上底秩序之維持,要靠法而不靠力。於是民初一般人,以為清末之富國強兵論是淺陋,是不徹底。他們不講富強之策,只講西洋底「精神文明」,講純粹科學、哲學、文學。清末人尚知注重國防。民初人則以為我們的國的完整,有什麼條約可以維持。至到「九一八」的前夕,還有一位要人說,日本人如搶了我們的東北,我們固然是沒有力量抵抗,但我們可以叫我們的鄰居來幫助,他們是主張公道、主持正義底。我們可以說,清末人很有鬥爭精神,但民初人大半為一班和平論者所麻醉,清末人的鬥爭精神,差不多完全失去了。
上次歐洲大戰以後,世界上是有一部分底人,知道欲求世界的永久底和平,必須改變國與國之間的天然狀態,必需於國之層次之上另有一個較高層次底社會組織,以使國的行為亦為道德所制裁、法律所統治。所謂國際聯盟本來即是這一類底組織。這種見解,本來是不錯底,這種辦法,本來是進步底。不過這種見解與辦法,實際上只是一種空氣。世界上有這種空氣,不能不說是世界的進步,但空氣畢竟只是空氣。
世界上這一種空氣,本來是使民初在中國底和平論所以抬頭之一重要底原因,不過其另一重要底原因,是民初人之談西洋文化者之不明層次。這班人高談西洋人之「精神文明」,於不知不覺間,即以為,至少使人覺其以為,西洋人既有如此高底「精神文明」,其行為決不是不講理,不講法,而只講力底。西洋人是主張自由、平等、博愛底,他們有底是俠義底精神,有底是同情心,路見不平,一定是拔刀相助底。還常有人特意以中國人之無同情心,與西洋人之富於同情心,作為對比。這一班高談西洋「精神文明」底人,不覺得,至少他們沒說出,這些話至多只有一部分是不錯底。西洋人或者講自由、平等、博愛,或者有俠義精神,或者富於同情心。但西洋的國,則決不是如此底。這並不是說西洋底人不講邏輯,西洋底國特別不講道德。實則是國對於國之關係,尚在所謂天然狀態之中。國對於國之關係,既尚在所謂天然狀態之中,則國對於國之行為,除了自私自利之外,沒有別底目的。在社會底組織中,方有道德可說,在有道德可說底地方,自私自利是最大底罪惡。但在天然狀態中,既沒有社會底組織,是沒有道德可說底。在沒有道德可說底地方,自私自利是人之行為之唯一底目標。人對於人之關係,是在一層次中,國對於國之關係,是在另一層次中。對於一層次可說者,對於另一層次未必可說。如果一個英國人對於一個美國人賴了一塊錢的賬,我們說他的行為是不道德底。他亦覺得他的行為是可恥底。但英國對於美國賴了幾十萬萬的賬,我們不說它的行為是不道德底,它亦不覺得它的行為是可恥底,這即因為這些行為不是在一個層次中底,對於一層次可說者,對於另一層次未必可說。
一個家或一個人若受了搶劫,其鄰居被髮纓冠而救,是道德底行為,是義俠底行為。但這些行為是在有道德可說底地方始有。若在無道德可說底地方,這些行為是不會有,亦不必有底。凡是以個人的,或家的行為,比擬國的行為,就自古以至現在底國與國底情形說,都是不合適底。其不合適,即因為這些行為不是在同一層次之內。
墨子
所常用以「非攻」底理論,都可以說是不合適底。墨子所常用以「非攻」底理論是:一個人偷別人的東西,對嗎?當然是不對底。一個人搶別人的東西,對嗎?當然是更不對底。一家偷別家的東西,對嗎?當然是不對底。一家搶別家的東西,對嗎?當然是更不對底。如此說來,一國偷別國的東西,或搶別國的東西,當然亦是不對或更不對底了。這種論證,都是不合適底。我們說一個人或一個家的行為不對,是站在較人或家高一層次之社會組織上說底。但若說一國的行為不對,則必須站在較國高一層次之社會組織上說,而此組織是現在尚沒有底,或雖有而是有名無實底。我們於上
文說
,凡是以個人的,或家的行為,比擬國的行為,就自古以至現在底國與國間底情形說,都是不合適底。我們說就自古以至現在國與國間底情形說,即是說自古以至現在,尚沒有比國更高一層次底社會組織,或雖有而有名無實。我們並不說,世界上不應該有這種組織,在將來亦永沒有這種組織。我們相信,世界上應該有這種組織,而且將來亦一定有這種組織。不過在這種組織尚沒有底時候,或雖名有而實無有底時候,我們若持如上所述之辯論,在邏輯上說,是不合適底。我們若相信所謂道德底制裁,能對國的行為有多大效力,在行為方面,是要吃大虧底。
墨子雖持如上所述之辯論,但在行為方面,他卻似乎並不相信他這種辯論能有多大效力。所以他雖非攻而卻善守。他知道彼如以力來,我亦非以力拒不可。專說攻者是不道德底,是「空言無補」底。
民初以來,一般人對於這些道理不能說是完全不知,但可以說是沒有很清楚底觀念。有一班人似乎完全相信,我們的領土底、行政底完整,有條約及國際公法、國際輿論可以維持。他們似乎完全相信,別底國家決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來侵略我們。說一個國家決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即是一種錯誤底見解,因為專就韙不韙說,即是從道德方面說,而在所謂天然狀態之中,國的行為是不能從道德方面說底。
我們承認所謂天然狀態是野蠻底狀態,我們亦承認在國之上需有,而且應有一種更高層次底社會組織,使國與國之關係,亦能脫離所謂天然狀態。我們亦承認,現在世界上一部分人已有此種覺悟,而上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政治的趨勢,亦於一個短底時期中,有照著這個方向走底模樣。我們承認世界政治,如照著這個方向走,是進步底,如不照這個方向走,是退步底。不過我們須要注意,雖在一個短時期內,世界政治的趨勢,有照著這個方向走底模樣,然亦不過趨勢而已,不過模樣而已。即此趨勢,即此模樣,亦只於上次戰後一個短時期內有之。我們可以說,世界上國對於國底關係,自古及今,始終是在所謂天然狀態之中。我們可以說:「這是野蠻。」這話是可以說底。但不能因此即說,世界上底人亦均是野蠻人,人與人的關係,亦是在所謂天然狀態之中。因國與國之關係是野蠻底,所以人亦是野蠻底,這是清末人的錯誤底推論。這種錯誤,可以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人與人之關係,已經是文明底,所以國與國之關係,亦已經是文明底,這是民初人的錯誤底推論。這種錯誤,可以說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們所以有這些錯誤,都由於他們不「明層次」。
不過照清末人的錯誤錯下去,中國還不至於吃虧。因為不管別國是否專靠力,我們先把自己的力充實起來,所謂先立於不敗之地。而照民初人的錯誤錯下去,中國要吃大虧,現在正在吃著這個大虧。
在現在底世界中,人是文明底,而國是野蠻底。野蠻底國卻是文明底人所組織者。我們若「明層次」,則知此話,並無矛盾,亦非怪論。人與人應該互助,一國內之人,對其同國之人固應互助,即對異國之人,亦應互助。但國與國則不互助而鬥爭,其有互助者,乃因互助於其自己有利而行之,並非以互助為一種道德而行之。在人與人之關係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不應該底,但在國與國之關係中,這卻是一個最穩當底辦法。
還有一點,可附帶說者,共產黨人講階級鬥爭,有些人以為共產黨人既講鬥爭,則其黨中之人,必皆紅鬍子、綠眼睛、殺人不眨眼者。這種見解亦是錯誤底,其錯誤亦由於不「明層次」。共產黨所說者乃「階級」鬥爭,並不是人與人鬥爭。我們不能從其主張「階級」鬥爭,而推其亦主張人與人鬥爭。
各階級雖是不同底階級,但是俱在一社會中者,所以各階級之行為,可以有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可說。我們常聽見資本家從道德方面,說無產階級不好;無產階級從道德方面,說資本家不對。無論他們所說是錯或不錯,但這些話是可說底。這是階級與階級間之關係與國與國間之關係之不同底地方。
有人以為,現在國與國間之鬥爭,完全是因為現在世界是在資本主義底經濟制度之下之故。一國的資本家為賺錢而生產。他想賺錢,他即不得不大量生產,大量推銷。如此他即不得不爭取殖民地,爭取資源。殖民地是資本家所用原料的來源,亦即是資本家所出貨物的銷場。資本家取殖民地的原料,製成貨物,再銷於殖民地,在這中間資本家即賺了錢。他賺錢即是殖民地受剝削。資本家既爭取殖民地,所以此國與彼國的資本家之間即有了衝突。此國與彼國的政權,都在資本家手裡,所以此國與彼國的資本家若有了衝突,此國與彼國亦即有了衝突。有衝突,即有鬥爭。所以國際之有鬥爭,乃資本家之罪惡。若果全世界上皆經過一種社會革命,將資本主義底經濟制度推翻,在新底社會制度中,生產是為大眾公用,而不是為私人賺錢,則奪市場奪資源之鬥爭,自然停止,而國與國間亦自然沒有鬥爭了。
此說我們不能不承認其有理由,但亦不能不說它把事情看得太簡單。就過去說,國與國間底鬥爭,或民族與民族間底鬥爭,是向來即有底,而資本主義底經濟制度,只有近來始有。就將來說,假使有一國或民族,已行了社會主義,其中固然是已沒有資本家專為他個人自己賺錢打算,但此國或民族仍可以其自己為本位剝削別底民族,以為他自己整個底國或民族的利益,此即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即是以此主義為號召者。德國僅是以此主義為號召,實是「掛羊頭,賣狗肉」,它國內並沒有行社會主義。我們可以說,德國並沒有行此主義。但專就此主義說,在理論上此主義並無不通之處。
蘇聯雖以真正底社會主義相號召,而其所行者卻似即是國家社會主義。我們說它「似」即是,因為蘇聯尚沒有剝削別底民族的行為。我們說似即「是」,因為它的行為,亦是以保全它自己的利益為目標。它行了社會主義,但同時它的行為是以國為本位底。所以我們說,它所行者,似乎「是」國家社會主義。我們並不以為蘇聯於此有什麼不對底地方。在大家都以國為本位,「無法無天」底世界中,一國若不以保全其自己的利益為目標,沒有別人替它保全它的利益。
有人說:蘇聯是赤色底帝國主義。這是不對底,因為蘇聯尚沒有剝削別底民族的行為。但赤色帝國主義的名詞,並不含有矛盾。一個在國內行社會主義底國或民族,對外行侵略以為其全國或全民族的利益,理論上及實際上均並無不可。如希臘人在本民族內所行之政治社會制度,是很民治主義底,社會主義底,而對於別底民族,卻可直以之為奴隸。而柏拉圖、亞力士多德等,且有一套理論,以說明其應該。這即是一個前例。
總之,在國之上尚沒有一個較高層次底社會組織之時,無論哪個國或民族,都須以其自己為本位,「競爭生存」。不然,它是一定不能存在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