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國 · 第2章　西部與綠背紙幣

1861年到1865年期間，美國西部邊疆的新興社區紛紛效仿北方與東部的發展方式，並將其推而廣之。這些社區成立時間從幾周到三十年不等。1857年，這些社區以務農為主。在南北戰爭前，愛荷華州、明尼蘇達州、威斯康辛州和堪薩斯州屬於邊疆地區。隨著人口日漸稠密，一些人打破了平靜的生活，來到了更加偏遠的西部，也就是被稱為「美國沙漠」的區域。1868年，國會終於完成了從密蘇里河到太平洋沿岸最后土地的進一步劃分。至此，一個新的行政區域誕生了。 1857年後開發的最後的邊疆是個新興地區。那裡處處都是採礦營地。採礦者在落基山脈到處立樁標劃自己的領地，過著無拘無束的日子。1857年之前，大鹽湖附近的摩門教徒是堪薩斯東部和加利福尼亞之間唯一一批數量可觀的殖民者。如今，人們接連不斷地湧向派克峰和科羅拉多准州（1861年），從加利福尼亞州湧向卡森谷和內華達准州（1861年）。多年後，依密蘇里河上游村莊而建立的達科他（1861年）農業區展現出布拉克山的富饒資源。1863年，亞利桑那准州依科羅拉多河下游的礦產而生。大陸分水嶺北部在同一年劃歸愛達荷，在1864年蒙大拿成立時又被分出。最後被分出的懷俄明是1868年礦山和鐵路的產物。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俄克拉荷馬一直未命名。事實上，1854年《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通過時，它就已經形成。 這些採礦營地的合法化進程對美國的影響巨大。國會處理有關西部計劃的問題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尤其是《1787年法令》[1]頒布之後，這類事務就更加頻繁，公共土地的歷史也開始由西部的需求來主導。1862年，美國西部農業區的農耕能力因麥考密克收割機的發明而增強。同時，西部頒布《宅地法》，規定土地權歸開墾、耕種該土地的農民所有。這是托馬斯·哈特·本頓窮其一生爭取的事業。但他最終沒能等到國家充分尊重農民依法擁有土地權的那一天。最初，農民的行為被認定為擅自非法占有國家土地。後來，國會終於開始考慮開荒者的利益而修訂法律。這一進程來之不易。在《宅地法》以及當時仍具效力的《優先購買權法》的影響下，在印第安人被驅逐之後，土地業權在山地各州迅速確立。 麥考密克收割機 托馬斯·哈特·本頓 礦工們不甘過與世隔絕的生活。地處邊疆礦業地區的人極力呼籲國會大量撥地，驅逐印第安人，增強治安保護，通郵並修建鐵路。國會開始加大力度解決問題。1858年，國會創立的陸路郵遞二十五天內就能通過公共馬車將信件送至加利福尼亞州。1860年到1861年期間，驛馬快信提供了更加快捷的郵遞服務。在私人出資建立通向太平洋沿岸的電報線路後，國會和西部開始著手橫貫大陸鐵路項目。 美國驛馬快信 1862年夏，美國政府授權一大批鐵路公司修建從密蘇里河到加利福尼亞州的鐵路（該鐵路段已經從美國東部修至聖約瑟夫）。為獲得更全面的政府支持，1864年，美國通過了《太平洋鐵路法案》的修正案。該修正案規定，每鋪設一英里的鐵路，政府贈予二十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至少每英里1.6萬美元的美國公債貸款。西部幾乎沒有什麼資金，而繁榮的東部有更好的投資項目，結果該鐵路項目難以找到資金支持。在說服東部投資者們相信橫貫大陸鐵路可以帶來回報之前，西部開發者們四處碰壁，在得到與失去之間備受煎熬。直到1866年，這項鐵路工程才算真正開始。 1866年到1869年，聯合太平洋鐵路工程開展的如火如荼。從康瑟爾布拉夫斯到薩克拉門托，聯合太平洋鐵路跨越了遼闊的平原、沙漠和高山。在鐵路的西端，利蘭·斯坦福和加利福尼亞州一批追隨他的理想主義者們共同承擔了這項任務。鐵路東端並沒有出現一位促進鐵路發展的領袖人物。鐵路的兩端都需要面對修建鐵路所需的木料、石料和鋼鐵供應問題，但唯獨不擔心勞力問題。利蘭·斯坦福從中國找來苦力承擔這項工作。南北戰爭的老兵們和新移民們則承擔了東端的大部分工作。隨著東端工程的不斷推進，印第安部落也開始眼紅。波尼族人、蘇族人、阿拉巴霍人和夏延人從新修建的鐵路中意識到荒野部落生活已經走到盡頭。 伴隨著鐵路建設而來的還有慘烈的印第安人暴動。印第安部落在懷俄明、科羅拉多和印第安領地作了最後的抵抗。在鐵路建成之前，平原上的部落就已經被控制在南達科他和印第安領地的大型集中營里了。這意味著印第安人暴動最慘烈的那段歷史已經結束。 1869年春，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竣工，一個盛大的慶祝儀式在猶他准州的奧格登附近舉行。工程各處的最後一個步驟都被賦予國家意義，不僅因為國會提供了援助，還因為用鐵路將兩個大洋連接起來是美國人民的共同願景。隨著鐵路工程的完工，國內要面對的問題從令人興奮的工程和財政風險轉移到枯燥乏味的賬單支付上，公眾熱情也自然而然隨之減退。 印第安波尼族人 美軍鎮壓印第安人暴動 聯合太平洋鐵路是19世紀60年代最長的鐵路，廣受關注。從經濟學上來講，這只不過是北方投機商業擴大化的一個典型。它始於南北戰爭，並由此發展壯大。正如每次恐慌過後的經歷一樣，美國開始進入充滿希望的發展期。1861年左右，經過幾年的蕭條與停滯，美國商業得到了恢復。美國的信用度提升，貸款更加自由。資本再次打開雷達，搜索著收益豐厚的投資項目。在新開發的地區，隨著基礎設施的不斷建設，可開發的領域潛力巨大。在整個西部開發運動達到了高潮。 聯合太平洋鐵路竣工，工人舉行慶祝活動 就像美國西進運動的每個階段都會出現的情況那樣，西部陷入了沉重的債務之中，漸漸地，負債超過了資產。借款解決了移民的大部分費用。最初，西部的開荒者們並沒有種植莊稼，只是靠著積蓄和借款度日。他們向當地的商人、銀行和新鐵路公司竭盡所能地借款。以前必須住在老區以利用積累資產創造盈餘用於投資的債權人，現在移居到美國東部甚至是歐洲。殖民與發展提供的必要條件為地區之間新的商業利益聯合鋪平了道路。遠西地區和西北部地區為債務人的利益發聲，而東部則代表債權人的利益。自美國財政部在財政重建的過程中啟用綠背紙幣之後，這種分裂就越發明顯了。 1865年，流通中的法定貨幣綠背紙幣一度達到4.33億美元，不僅構成了戰爭債務的一部分，還成為現金流通的基礎。在戰爭期間的絕大部分時間裡，這些綠背紙幣與州立銀行發行的紙幣、地方代用貨幣以及美國的輔助貨幣或「亂髮紙幣」共同構成了美國的貨幣系統。1862年美國政府禁止鑄幣流通，只有在合同規定的情況下才能以金銀兌付。1863年，薩蒙·波特蘭·蔡斯部長開創了國家銀行制度以統一流通中的貨幣，並以美國公債債券作擔保，但該制度直到1865年州立銀行紙幣退出流通才得以實現。之後，國家銀行大量出現，並發行紙幣替代了州立銀行不穩定的紙幣，取得了與綠背紙幣同樣好的效果。1865年，所有紙幣均低於票面價值，黃金短缺並一度退出流通，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1878年底。 西部開荒者和他們簡陋的家 綠背紙幣的貶值反映出人們對南北戰爭結果的普遍疑慮。自從綠背紙幣的購買價值低於一百美分金幣價值的標準之後，那些將綠背紙幣作為美元接收的人備受其苦。當時，因戰爭而陷入絕望的聯邦政府強迫債權人依照票面價值接受綠背紙幣。這顯然有失公正，但政府這麼做也屬無奈之舉。後來，綠背紙幣迅速恢復到票面價值，財政部立刻意識到和平即將到來。 在1865年任財政部長之前，印第安納州的休·麥卡洛克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銀行家。他提議，如果允許，減少包括綠背紙幣在內的所有戰時債務為低利率的長期債券，並創建償債基金以便在債券到期時予以兌付。措施包括撤回流通中的綠背紙幣並銷毀用於商業往來的綠背紙幣。國會批准了這個方案，於是休·麥卡洛克開始逐月撤回綠背紙幣，直到1868年2月，綠背紙幣總量降至3.56億美元。 然而，撤回法定貨幣的措施沒實施多久，西部的抗議者們就衝著財政部和國會來了。表現活躍的綠背紙幣是當時美國商業唯一可用的貨幣，但如貶值貨幣一樣糟糕。如果綠背紙幣退出流通，美國還沒有任何貨幣能替代它，除非鑄幣恢複流通。在商業上升期，貨幣數量每減少一美元都會使其活躍度進一步增強，帶來更大的市場價值。貨幣升值，所有以貨幣衡量的商品價格必然下降。出現物價下降的西部認為這是一場金融災難。因此，人們有理由相信恢復硬幣支付意味著商品價格下降，財政部也不得不在強加於民的貶值貨幣的各種弊端之間做出艱難選擇。 休·麥卡洛克 東部的債權人得意地將預期的增長視為美元的購買價值。他們的自私自利與健全的金融原理協調一致。對於西部的債務人，這個過程卻大相徑庭。他們被局部利益蒙蔽，忽視了美國的債務問題。 貨幣開始貶值後，西部的大繁榮局面隨之開啟。絕大多數的西部債務，不管是建立在殖民者的農田、商人的股票還是實業公司的債券之上，均由貶值綠背紙幣對應價值的法定貨幣美元創建。所以任何綠背紙幣增值的可能必定會增加債務的內在價值。如果「美元」在價值六十美分黃金的時候借出，由價值八十美分或更多黃金的「美元」償還，債務人償還的要比最初的借款多三分之一。然而，他們對政府信用並不抱希望，因而忽略了自己的損失。令他們不滿的不僅是實際貨幣量的減少，還有增值的那部分金額。 休·麥卡洛克受過專門的財政培訓，時刻準備著為了國家的償付能力而犧牲債務人的利益——而且的確，這兩者中總有一方需要低頭。國會感到了來自西部的強大壓力，特別是在南北戰爭期間工業體系得到重組的西北部地區，從匹茲堡到芝加哥。1868年2月，法律禁止繼續撤回綠背紙幣，流通中的綠背紙幣總額達到3.56億美元。戰爭帶來的通貨膨脹在和平時期得到合法化。最高法院最終對此做出了規定[2]，不管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法定貨幣都由國會的自由裁量權來決定。 1868年，正如其他地區一樣，西部地區陷入債務危機。就像其他債務方一樣，西部傾向於通貨膨脹理論，希望通過政治途徑來糾正不公。1786年，馬薩諸塞和康乃狄克的農民們就曾為此追隨丹尼爾·謝斯。第二合眾國銀行在強迫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的銀行償還債務時，遭到強烈抵抗。而現在，西北部採納了政客們的建議，認為發行更多的綠背紙幣會徹底解決他們的問題。 19世紀60年代的匹茲堡 綠背紙幣運動的支持者們極力主張保留法定貨幣作為貨幣基礎，而且所有「合法貨幣」形式的應付債券和利息應以紙幣償付。因此，他們希望增加綠背紙幣的流通量，從而夠避免物價下降抑或是給負債者增加壓力。全國各地負債纍纍的債務人都接受該主張。俄亥俄州的喬治·亨特·彭德爾頓更是成為該主張最著名的代言人，該主張也受到了如泰迪爾斯·史蒂文斯和班傑明·富蘭克林·巴特勒的支持。1868年，喬治·亨特·彭德爾頓更是憑藉此主張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1868年7月4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紐約市坦慕尼協會[3]總部坦慕尼廳舉行。喬治·亨特·彭德爾頓的支持者在會上提出自己的「俄亥俄倡議」[4]，但該倡議受到仍然覬覦總統之位的首席法官薩蒙·波特蘭·蔡斯以及民主黨戰時紐約州長霍拉肖·西摩相似觀點的挑戰。《哈珀周刊》社論發表評論道：「1864年，民主黨代表大會發表反戰言論。忠於聯邦的人們鄙視這種言論並努力爭取無條件勝利。1868年，民主黨代表大會主張拒付戰時債務。該言論同樣遭到高尚人士的唾棄。」在第二十二輪投票中，霍拉肖·西摩戰勝喬治·亨特·彭德爾頓得到提名，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頓·布萊爾得到副總統候選人提名。雖然霍拉肖·西摩明確否認「俄亥俄倡議」，但「俄亥俄倡議」還是體現在了民主黨的政綱之中。 喬治·亨特·彭德爾頓（右）與麥克萊倫（左）的競選海報 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頓·布萊爾 民主黨對東部普遍否認的事情做出了承諾，所以在競選活動一開始就遭到了強烈的反對。不但他們的對手指責霍拉肖·西摩是銅頭蛇，民主黨還公開表示受到了韋德·漢普頓和「參會的上百名其他叛軍官員」的恐嚇。針對民主黨的指控已經包括「叛國罪」和不忠罪了，經過共和黨的修改又增加了拒付的罪名，當然，共和黨的真實意圖是要秘密地讓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獲得更多支持。 1864年，共和黨被迫偽裝成「聯邦黨」。接下來的四年中，它將為此付出代價。林肯總統遇刺身亡後，田納西州的民主黨人安德魯·約翰遜宣誓繼任總統。將民主黨和共和黨作為聯邦主義者聯合在一起的紐帶在羅伯特·愛德華·李投降之後瓦解。安德魯·約翰遜總統終於可以追尋他最初的想法——做一個堅定的重建者。在國會召開1865年至1866年的會議之前，他的政策使他與共和黨激進派漸行漸遠。1866年，該政策導致他與共和黨發生直接衝突。 安德魯·約翰遜總統和共和黨領導人之間的衝突起因於他關於美軍控制下南方戰敗各州權利的政見。與林肯的想法一致，安德魯·約翰遜總統認為縱使這些州曾一度陷入混亂局面，但仍然應保持其州的屬性，只不過現在它們屬於聯邦了。作為總統，他雖然有暴力執行法律法規的權力，但希望自己成為該時代不再依靠暴力執法的第一人。秉承這一思想，1865年5月，安德魯·約翰遜大赦邦聯諸多將領。接著，他大赦各臨時政府，制訂並公布相關規則以供戰敗南方各州修訂其憲法，重建有序並忠於聯邦的州政府。在國會阻撓這一政策之前，他完成了對最後十一個州的整頓。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接受羅伯特·愛德華·李投降 安德魯·約翰遜總統和共和黨同事之間的分歧在於南方選民身份的恢復問題。在脫離聯邦時，南方絕大多數州的白人群體受到了影響。在戰爭期間，沒有任何一個南方聯邦派系始終忠於聯邦。南方將領得到了聯邦政府的赦免，其身份也全面恢復，並作為民主黨成員重回國會，被賦予了更大的權力。《第十三條修正案》廢除了奴隸制，將南方黑人代表的名額比例從原來的五分之三提升至與白人同等水平。每個州都可以產生比戰前更多的眾議員。在北方民主黨的幫助下，南方控制國會並非不可能。 美國第17任總統安德魯·約翰遜 在北方共和黨看來，戰敗的南方將領非但不受罰反而要獎賞的主張，以及任何可能讓1864年林肯總統領導聯邦人民擊敗的政黨東山再起的重建政策都是不合理的。被競選成功帶來的種種好處所吸引的政客們一想到會失去這些好處就憤怒起來。無私的北方人為了維護聯邦統一犧牲了太多。他們認為，現在立即把聯邦拱手讓於民主黨溫和派與之前的「叛亂者」風險太大。這是安德魯·約翰遜總統的計劃，由共和黨激進派操控的國會開始著手阻止這件事。 雖然作為總統的安德魯·約翰遜總統掌控著任免權，但如果不是出於道德考慮，國會有權限制他對其職權的使用。任何任命必須得到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的批准。1867年，國會制定法律，規定免職同樣需要得到參議院的首肯，而《任職期限法案》將此爭議推向高潮。比共有權力更重要的是各議院對其成員的「選舉、當選和任職資格」做出評判的專有權。南方的參議員們和眾議員們脫離國會已久，沒有獲得兩個議院的認可，也沒有任何權力可言。安德魯·約翰遜總統身邊有一部分顧問強烈認為包括預先安排的十一個州成員在內的國會只是個「殘餘組織」，並且沒有任何權力，但他們沒有影響投票中大多數人的選擇，也沒有影響到安德魯·約翰遜總統法案的頒布。 《任職期限法案》辯論現場 在第三十九屆國會（1865—1866）中，參議院有查爾斯·薩姆納，眾議院有泰迪爾斯·史蒂文斯。對該屆國會成員來說，如何將黨派聯合在一起以阻止安德魯·約翰遜總統的計劃是個重要問題。在眾議院，因為共和黨占絕大多數席位，問題變得簡單了。在參議院，雖然共和黨沒有那麼多席位，但可以通過罷免一個來自新澤西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將人數控制在三分之二。這樣一來，無論是參議院還是眾議院就都能公然對抗安德魯·約翰遜總統了，並且可以不顧他的否決通過一系列議案。從否決設置被解放黑奴事務管理局和《民權法案》開始，安德魯·約翰遜總統否決了一系列國會議案。然而，三分之二的投票結果迫使總統接受以上兩個議案以及一系列重要的重建法案。 查爾斯·薩姆納（左）與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 目前，基於法理與誠信的分歧著實令人尷尬。共和黨激進派的猛烈攻擊加之安德魯·約翰遜總統的過度反擊使局面變得不堪。1866年，國會將《第十四條修正案》提交給各州批准。1867年，國會通過一系列法案用於在軍方控制下實施重建計劃，否決了安德魯·約翰遜總統撤免官員的議案。 安德魯·約翰遜總統最終以自己的能力獲得了黨派之爭的勝利。他雖然往往在言語上十分極端，但執行國會通過的各項法案不遺餘力，就好像執行的是他自己制訂的法案一樣。到目前為止，當重建事宜與《憲法》條款相牴觸時，安德魯·約翰遜總統有優先決定權。事實上，《憲法》無法超越邏輯並預見不可控因素，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國會兩院均占有三分之二席位的共和黨激進派則有權做出決定。作為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幾乎無懈可擊，沒有給對手留下任何把柄。1866年，對手已經雖然開始著手彈劾安德魯·約翰遜總統，卻一直找不到任何依據。 《任職期限法案》變成彈劾的導火索。司法部長提出該法案違反《憲法》。於是，安德魯·約翰遜總統就撤免了促成該法案通過的埃德溫·麥克馬斯特斯·斯坦頓。這一行為導致他與在戰場上指揮軍隊作戰的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決裂，給了國會彈劾他的機會。1868年2月，眾議員投票彈劾安德魯·約翰遜總統。 安德魯·約翰遜遭彈劾 在參議院，對安德魯·約翰遜總統的審查從1868年4月一直拖到了1868年5月。彈劾的內容冗長，言之鑿鑿地詳細描述了總統的種種罪狀，但只有違反《任職期限法案》這一條適用於埃德溫·麥克馬斯特斯·斯坦頓的案子，該法案違反憲法的真相也由此得以進一步明確。另外，該法案制訂得過於草率，並沒有將此案涉及的情況包括進去。事實上，這是安德魯·約翰遜總統接受審查的策略，這些證據不足以說服三分之二的參議員判他重罪或是輕罪。1868年5月中旬，安德魯·約翰遜總統被無罪釋放，共和黨便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挑選他的繼任者上。 在與安德魯·約翰遜總統鬥爭的過程中，共和黨的路線得到了進一步明確。每個渴望提名的聯邦主義者都支持國會的重建計劃，沒有哪個議題能與重建計劃相提並論。在一條政治綱領中，綠背紙幣運動遭到譴責，其重要性僅次於重建計劃。該條目稱「任何形式的否決都是國家級的犯罪」。在芝加哥召開的代表大會上，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成為最合適的總統人選。 《任職期限法案》辯論期間《哈珀每周》的社論漫畫：戰爭部長斯坦頓舉著火把準備點燃標有「國會」的大炮，他攻擊的目標為安德魯·約翰遜，發射的是名為「正義」的炮彈 幾乎沒有人能像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那樣從默默無聞到聲名鵲起，一切都那麼實至名歸。1861年，他還是一名退役軍官，一個失敗者。1863年，他已經成為攻克多納爾森堡和維克斯堡的戰鬥英雄了，在全國威名大震。在1864年到1865年的軍事行動中，正是他過人的毅力和膽識支撐著他取得了最後的勝利。1868年，作為陸軍司令的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與安德魯·約翰遜總統反目之後反而非常幸運地成為兩黨夢寐以求的候選人，因為他本身並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由於他與共和黨領導人的關係，他在芝加哥共和黨代表大會的第一輪投票中就得到了提名，而印第安納州的斯凱勒·科爾法克斯則作為副總統得到提名。 斯凱勒·科爾法克斯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得到提名時對安德魯·約翰遜總統的彈劾審查已接近尾聲。在宣布延期之前，國會重新接納了幾個在多數共和黨人控制下恢復的南方州。田納西州已經回歸，新加入聯邦的州有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喬治亞州、佛羅里達州、亞拉巴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當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在11月當選並且即將在來年3月就任的時候，就只剩下三個州還處於臨時管轄的狀態。當他宣誓就職時，北方、南方抑或是西部，無人不為他高興。他結束了綠背紙幣危機，因而受到東部的青睞；西部則念著他在密西西比河河谷出生、長大；在南方，他代表著兩袖清風的普通軍官。在接納書中，他做出一個備受歡迎的承諾：「讓我們共享和平。」 * * * [1]又稱《西北法令》。——譯者注 [2]在諾克斯訴李以及朱利亞德訴格林曼的案子中。——原注 [3]坦慕尼協會是紐約民主黨中央組織成立1789年。因其總部所在地「坦慕尼廳」而得名，後成為「腐敗城市政治」的代名詞。——譯者注 [4]1868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主張以綠背紙幣代替黃金償付內戰債券的倡議，受到中西部窮人的歡迎。也稱「俄亥俄觀點」。——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