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國 · 第1章　南北戰爭

美國在南北戰爭中取得的軍事勝利維護了聯邦的統一，但不得不在政治、金融、商業等方面做出調整，並在隨後多年中轉變了國家公共事務的發展方向。在當代人的眼中，這樣的改變被殘酷的戰爭場面所掩蓋——對於那一代的美國人而言，戰爭的畫面給他們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當時，戰爭仿佛成了全部，仿佛共和黨保衛了這個國家，仿佛這個國家自己從重重壓力與危機中掙脫，展露出新的羽翼。然而，歷史事實與親歷者眼中的真相往往並不吻合。與美國其他任何發展階段相比，這一時期的歷史事實與倖存者口中的真相出入最大。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的幾年，美國人民必須面對的現實是執政黨既沒能拯救這個國家也沒能拯救它自己。執政黨唯一做到的只是改變了自己的身份。戰爭期間，美國的經濟和工業從未減緩前進的步伐。應新經濟的需要，一個嶄新的國家誕生了。 1861年，在前輝格黨和民主黨基礎上創立的共和黨在兩次全國競選活動中培養了年輕的領袖。共和黨失去了接受新生活第一波衝擊的機會，而正是這種新生活使共和黨作為一個反對奴隸制擴張的政黨而重獲新生。從1856年到1860年間，時代發展的特徵日漸清晰，許多政治家開始改頭換面。這種變化的產生與其說是源自道德準則，不如說是野心使然。林肯執政後，政治家們紛紛要求回報。19世紀60年代，美國政治倫理並沒有將利用官職撈取私利視為恥辱。林肯總統雖然厭惡那個時代通過謀求公職榨取私利的行為，但似乎並未意識到政黨分肥制與善政基本原則的格格不入。 不可否認的是，一屆由共和黨領導的政府承受了美國內戰帶來的第一波衝擊。當時，共和黨的力量還相對薄弱，林肯總統意識到美國不能僅僅依靠一個政黨。因此，培養一種普遍的聯邦情感就成為林肯早期政策的目標之一和整個林肯時代的關鍵。他不得不去考慮並調和共和黨人的不同主張，從最激進的廢奴主義到純粹的聯合主義。在民主黨方面，從強烈的民主黨主戰派到銅頭蛇[1]，主張千差萬別。 亞伯拉罕·林肯 為了贏得美國選民中的有效多數，必須考慮接納願意聯盟的民主黨人。林肯總統開始穩步放鬆黨派限制。1862年，國會選舉結果顯示，當時他離成功還很遠。他針對交界南部各州民主黨的提案與他的總體方案基本一致。喬治·布林頓·麥克萊倫和埃德溫·麥克馬斯特斯·斯坦頓都是堅定的民主黨人。林肯總統對前者的容忍和對後者的支持則展現了他對屬下的寬容和凡事能綜合考量的用人智慧。在1864年的選舉中，他不僅需要通過遊說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還需要得到自己所屬黨派——共和黨——的提名。 1864年，很多人持反戰態度，認為林肯總統是個失敗者。民主黨和平派譴責他為軍事獨裁者。共和黨激進派認為，他優柔寡斷。就連他的內閣成員也時有不和。面對這樣的局面，任何一個稍微不淡定的人都可能撐不下去。一直做著總統夢的財政部長薩蒙·波特蘭·蔡斯，一方面默許支持者幫自己密謀，另一方面卻並沒有從競爭對手的顧問團中退出。薩蒙·波特蘭·蔡斯三番五次以辭職相要挾。林肯總統都對其不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把他勸回來繼續任職。直到再次被提名為總統，林肯總統才接受了薩蒙·波特蘭·蔡斯的辭職申請，還想任命他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薩蒙·波特蘭·蔡斯作為總統的內閣成員，卻與對政府不滿的共和黨勾結，對政府公正構成了威脅。第一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約翰·查爾斯·弗里蒙特沒有薩蒙·波特蘭·蔡斯這麼能製造麻煩，但鬧出的動靜也不小。自1861年林肯將他從軍事要職上撤下來後，他就一直心存不滿。1864年5月，約翰·查爾斯·弗里蒙特召集了很多極端廢奴主義者密謀支持自己做總統。1864年11月選舉開始前，這一異動就以失敗告終。 1864年6月7日，共和黨在巴爾的摩召開了代表大會。薩蒙·波特蘭·蔡斯未能獲得候選人資格，約翰·查爾斯·弗里蒙特的威脅也已經可以忽略，林肯連任基本確定。共和黨謹慎地隱藏起自己的名字並自稱聯邦，以爭取所有維護聯邦統一的黨派以及所有以奪取戰爭勝利為第一要務的民眾支持。這樣，共和黨在事實和名義上就都是聯邦了。大會從交界南部各州的民主黨代表團中選舉產生一位忠於聯邦的副總統候選人。1864年，作為執政黨的共和黨已經遠非在1856年抗議《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的組織了。它已經擁有作為總統候選人的林肯和安德魯·約翰遜、一個默許保護性關稅的政治綱領以及一個有待完善的體制——在該體制下，只有召集代表大會才能確定代表名單。 喬治·布林頓·麥克萊倫與夫人瑪麗·埃倫·馬爾西 埃德溫·麥克馬斯特斯·斯坦頓 薩蒙·波特蘭·蔡斯 民主黨的一些過激行為無意中增加了林肯在競選中的優勢，力度絲毫不亞於共和黨對林肯的支持。1864年8月，在紐約州長霍拉肖·西摩的主持和克萊門特·萊爾德·瓦蘭迪加姆的掌控下，芝加哥民主黨總統提名大會不再需要借反戰論挫敗主張與共和黨聯盟的民主黨人了。就連對喬治·布林頓·麥克萊倫的提名，甚至他違背政治綱領的舉動，也未能改變這樣的局面。到底誰會從選舉中勝出還是未知數，但可以確定的是，支持聯盟、反對分裂成為主題，而選民們會根據自己的希望與擔憂來投票。因為威廉·特庫姆塞·謝爾曼在亞特蘭大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戴維·格拉斯哥·法拉格特在莫比爾灣又一次獲得勝利，投票一開始，這一主題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接二連三的軍事勝利幫助聯邦候選人贏得了除德拉瓦州、肯塔基州和新澤西州以外其他各州的勝利。 在總統競選期間，薩蒙·波特蘭·蔡斯離開了財政部。在離開之前，他完成了內戰財政方面的相關工作，解決了政府的財政困難，並為下一步的財政工作指明了方向。當時，他接受這項工作倒不是因為他是最合適的人選，但很快就掌握了戰時財政工作的要領。在報告中，他將國會需要遵循的財政政策基本描述出來，極力主張提高稅收以滿足民政、債務利息和償債基金等各項支出的需要。他認為國家不應該逃避眼下的財政負擔，戰爭產生的額外支出應視作聯邦為了維護國家統一而做出的永久性投資，理應由後輩人承擔。因此，他極力主張發行充足的債券來增加財政收入。 第三十七屆國會（1861—1863）更傾向於貸款而非徵稅。1861年以前，美國歷史上還未出現過大規模的財政危機。1831年至1861年，美國全年的財政總收入從兩千萬到八千一百萬美元不等，戰爭爆發時一度高達八千三百萬美元，其中四千一百萬美元來自貸款而非稅收。自1857年大恐慌爆發以來，財政部每年都面臨赤字危機，不僅要被迫動用歷年結餘，還要貸更多款以應對當前需要。關稅收入一直都是美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但對於戰前三年的財政需要來說，這些措施只是杯水車薪。 亞特蘭大戰役，聯邦軍取得決定性勝利 莫比爾灣海戰，聯邦海軍取得勝利 如果沒有戰爭，美國這種混亂無序的財政狀況可能在1861年就要進行整改並通過增加新稅種來緩解了，況且就算採取了這些措施也不可能在1862年或1863年之前起作用。最後美國還是為了應急選擇了貸款。1862年，美國貸款總額達到1861年財政總收入的六倍還多；而1865年的貸款總額是1862年的近三倍之多。比起貸款，美國政府似乎更不願意通過稅收來增加財政收入，因為稅收帶來利益太慢，而且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年，美國稅收都沒有展示出財政能力。 最受美國青睞的國稅種類始終是關稅。輔以其他稅種（不包括1849年以後的國內稅和1839年之後的直接稅），關稅承擔了美國最重的財政負擔。不管各黨派的支持程度如何，徵收關稅是出於貿易保護還是為了財政收入，美國都會繼續將關稅視為一種重要的財政手段。事實上，當時美國沒有其他可用的財政收入來源。正如戰爭期間，美國軍隊要想打勝仗就必須不斷徵募志願兵，財政部和國會要想將美國的應稅資源用於堵上貸款的缺口就必須要研究如何徵稅。 1861年到1865年期間，美國關稅增改多次，終於在1864年取得了1.02億美元的巨額回報。這是進口量增大和高利率共同作用的結果。像所有經濟大恐慌一樣，1857年的大恐慌降低了美國人的購買力。艱難時期，奢侈品虧本出售，財政收入銳減。1861年，如果不是戰爭，美國的商業狀況本可以恢復正常。在戰爭期間，繁榮的北部和西部購買了更多外國商品，根本不考慮價格因素。 關稅的稅率取決於稅收的預期值、保護原則和強加在美國工廠主身上的稅務負擔。直到1863年，國內稅和直接稅才引起人們注意。1864年，這兩種稅的收入超過關稅收入，高達1.16億美元。到了1866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了2.11億美元。消費稅、所得稅和其他直接稅幾經更改，稅率不斷提高，關稅的一升再升均源於此。一位美國工廠主宣稱，他就是考慮到在與歐洲市場的競爭中會受關稅保護才繼續經商，卻發現自己同時還得背負所得稅、以及從事商業交易和商務輸出產生的沉重稅務負擔，只能苦苦抱怨自己所處的尷尬境遇。與他的遭遇一樣，外國商人需要面對不斷上漲的進口稅。到南北戰爭結束時，美國關稅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並且從此基本固定下來，與其說是出於提高財政收入的需要，不如說是為了促使美國生產者繼續繳納國內稅。1865年，不到八千五百萬美元的稅收來自於關稅，2.11億美元則來自於國內稅。 就這樣通過徵稅和借貸的方式，1861年美國財政累積了八千八百萬美元資金，1862年高達5.89億美元，1863年為8.88億美元，1864年為14.08億美元，1865年為18.26億美元。1861年以前，美國財政部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甚微，之後卻一躍成為國際信貸的巨頭之一。1865年10月，美國欠款高達28.08億美元，影響了國際金融利率的穩定。這表明，1861年，即使是自負的美國人也未預料這一局面。其中一筆欠款險些對所有欠款的還款保障造成威脅。 1861年，美國很難找到支付貸款和各種費用的實際貨幣形式，這就像貨幣所代表的財富一樣難以衡量。因為自安德魯·傑克遜毀掉第二合眾國銀行之後，美國就沒有什麼國家貨幣了，只有少量鑄幣。當時，造幣廠都用金銀鑄造硬幣，而把黃金作為美元的本位。根據1834年的規定，鑄幣的銀金比率為十六比一。金幣的實際價值略小於其所能兌換的銀幣價值。由於人性的規律，這一情況驅使人們保存良幣而使用劣幣，金幣就成了物品交換的度量單位。 但這些鑄幣並沒有廣泛地流通開來，而是用於部分政府貿易和銀行的實際通貨。在美國的各個州，數以百計的州立和私立銀行都發行了自己的紙幣用於貨幣流通。理想狀態是，從理論上來講，這些紙幣可以按照票面的價值與黃金進行等價交換；最壞的情況是這些紙幣全部變成廢紙。實際情況是，自1857年大恐慌以來，美國貨幣多種多樣並且一度貶值，內戰一開始，這些紙幣就成了美國人使用的貨幣。1861年底前，各大銀行就停止用鑄幣兌換紙幣。1862年初，美國財政部暫停了鑄幣支付。1863年至1879年，流通中的紙幣價值就取決於人們對未來某一天能夠將紙幣再兌換回鑄幣的期望值。 諷刺漫畫：安德魯·傑克遜毀掉第二合眾國銀行 在這場危機中，國會授權發行了1.5億美元的法定紙幣以滿足財政需要。這種紙幣很快以「綠背紙幣」的名字為人們熟知，並且成為美國本位幣與鑄幣之間的兌換標準。綠背紙幣以票面價值發行，經歷了貶值與波動。在1864年最黑暗的時期，一金元可以兌換2.85美元的綠背紙幣。這些鈔票還是被稱作美元，債權人也不得不接受以美元來還債的方式。同時，這也是一種強制性公債，是從美國人民手裡強制貸來的款項。1865年，這項貸款竟高達4.33億美元。 國債中的綠背紙幣威脅到了美國公債的整體信譽度。如果這些美鈔以票面價值立即予以兌換，美國政府的信譽並不會下降。但如果綠背紙幣以低於票面價值的標準予以兌換，或者美國政府發行更多的紙幣，再者政府憑藉自己的技術特權大量印製這種「法定貨幣」以償還部分公債，那麼即使是很少量也可能會使整個美國經濟陷入蕭條。 1865年以後，美國政治的未來由增加財政收入的手段和綠背紙幣的命運決定。但與之相比，對美國來說，眼下更重要的是要面對一個嚴峻的事實——在未來的五年里，即將面臨高達28.08億美元的淨債務，同時，將通過稅收籌得七億多美元。南北戰爭之後，一個繁榮的聯邦出現了。除了南方以外，美國其他地區都靠這種財富意識逐漸強大起來。 1862年發行的幣值一美元的綠背紙幣 美墨戰爭之後，整個美國經歷了一段快速發展期。鐵路從密西西比河流域一直修到了海岸線。1860年的人口普查報告顯示，美國在十年內總人口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六，但分布不均：與北方和西部地區增長的百分之三十九相比，南方人口只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但總體上美國各地人口都在增長。1861年至1871年，儘管內戰爆發，美國人口仍持續增長。誰也不曾想到，19世紀50年代，美國歷史會因此被改寫。二百五十萬美國人至少在三年里被迫離開他們日常的生產和生活。如果沒有戰爭，三年的時間足夠一個青年男子成家立業了。在南方，受戰爭影響，所有健全的白人幾乎都參軍了，人口增長還不到百分之九。美國人口從三千一百四十四萬三千三百二十一人增加到了三千八百五十五萬八千三百七十一人（增幅為百分之二十二），而北方和西部似乎沒有受到什麼影響，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比南部人口增長最快的十年還多。 如果沒有受到1857年大蕭條的影響，北方和西部人口還能再增加多少不得而知。當時，北方和西部的鐵路、銀行、工廠、城市和各行業代理點極為活躍，因此，在大恐慌中，這些地區遭受的損失也最大。工業上遭受的干擾使原本井然有序的北方工業體系變得混亂。相比之下，以耕田為主、擁有大量農村人口和少量鐵路的南方情況簡單一些，遭受的衝擊也小一些。早在戰前，南方人就已經把南方在大恐慌之後的免疫能力視為其制度優於其他社會秩序的一種證明。他們誤讀了那個時代，並預言北方產業組織即將瓦解。 南方先於美國其他地區走出了恐慌時期的陰影。接下來四年的財政收入則展示了聯邦各州的財政實力。美國工業也逐漸從蕭條中復甦，在戰爭的炮火聲中悄然發展起來，幾乎沒有受到影響。 鐵路交通給北方各州帶來了巨大的變化。1857年大恐慌之前，幹線鐵路網就已經連接起密西西比河與海岸線。1847年至1857年，原來的西北部地區修了近一萬英里的鐵路。鐵路的修建終將影響商業，但直到南方各州脫離聯邦，密西西比河河道不能用於西北部地區農產品的出口時，這種影響才得以顯現出來。1861年到1862年，從聖路易斯、芝加哥到布法羅、匹茲堡、紐約和費城，美國部分交通運輸由新修的鐵路來承擔。在1863年之前，新修的鐵路，尤其是紐約中央鐵路、伊利鐵路和賓夕法尼亞鐵路，都已適應南方強加的貿易需求。自南方脫離聯邦後，紐奧良始終未能重新獲得密西西比河河口這樣重要地理位置的使用權。 貿易方面的重大轉變也促進了北方地區的繁榮發展。為了適應商業新的發展，美國在交通運輸方式上做出的改變，除了體現在鐵路方面外，還體現在輔助鐵路交通的軌道、橋樑、隧道和車站設施的發展上。經過幾年的試驗，人們認識到了城市鐵路樞紐對大多數鐵路線路的重要意義。城市的發展和地價的飆升，尤其是在各市政府及其官員看到鐵路相關配套設施建設中的利益之後，鐵路的建設與發展變得異常困難。19世紀60年代，得益於統一管理，美國鐵路發展中表現活躍的主要幹線得到了鞏固，為北方城市增添了一份繁華與喧囂。 美國一直是一個農業大國，直到其製造業開始形成，通信方式迎來革命，城市人口與資本的集中讓美國嘗到了甜頭。從1850年到1880年，美國超過五萬人口的城市增加了一倍多。房屋建造、水電照明和社區排污等工程的實施，給工人們帶來了就業機會。隨著城市的發展，日漸拉遠的距離給有軌電車公司帶來了商機，而電車公司對公共街道的占用讓政府官員從中看到了誘惑和機會。不斷發展壯大的製造業使城市群體得以擴大，增加了就業機會。 與此同時，鄉村生活悄然發生變化。從開荒發展起來的務農家庭，數代以來一直作為美國典型的社會單元存在。來自城市的誘惑吸引了許多農村家庭的子女到工廠工作。傳統的國內產品無論在質量、外觀還是價格上都不能與新型工廠的產品相媲美。農民放棄了屠宰業和黃油製造業，就像他們曾經放棄紡織業一樣，更加專心地投入到作物種植上。機械進步同樣改變了鄉村生活。農業機械進入通用領域，新修的鐵路把農民生產的農產品帶到因新興城市而誕生的市場中。 19世紀70年代的芝加哥 19世紀60年代的布法羅 1860年到1870年之間，美國工人數量增加了一半多，投入的資金和產出的貨物翻了一番還多。美國第一次期望有一天能生產出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從芝加哥、聖路易斯、紐約、波士頓、費城到許許多多其他的美國城市，美國人在開發資源方面並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食品的生產方式開始從家庭作坊式向城鎮工廠式轉變，給緊鄰農田生鮮產區的城市帶來了優勢。從西北部地區的麵粉加工廠、芝加哥和其他地區的肉類加工廠到伊利諾伊州中部的釀酒廠無一不是對美國主要農產品進行加工然後出口。工廠的出現使各地政府，無論東部還是西部，都被城市的飛速發展、警察權力和善政問題折騰得狼狽不堪。大量的鄉村向城市過渡，而美國憲章關於這種處於「半農」狀態鄉村的說明已不足以應對現在的情況。 得益於伊萊亞斯·豪發明的縫紉機以及戈登·麥凱發明的機械製鞋技術，與食品生產一樣，服裝生產也走向了工廠。早在戰前，這種變化的影響就表現在對棉花日益增長的需求上了。東部的紡織品生產區，包括福爾里弗和費城一帶，以及林恩一帶的製鞋工廠，迎來了大發展的時代。 機械化生產刺激了對煤和鐵的需求，便利的交通將資源運送到需要的地方，熔爐和軋鋼機也在此安營紮寨。19世紀60年代中期，亨利·貝塞麥引領了用鋼鐵進行工業化生產的熱潮，標誌著鐵路、橋樑以及公共和私人建築革命的開始。匹茲堡成為鋼鐵工業的中心城市，能掌控這裡的年輕人也就掌握了美國商業的未來。在所有行業中，新興行業是汽油和油品貿易。1864年，僅在匹茲堡完成的油品交易額就高達一千五百萬。 伴隨著不斷發展的支線鐵路，在戰爭早期，各幹線鐵路就適應了商業的新發展，將新的居民帶到城市，將新的產品運到相應的市場，促進了鋼鐵、煤礦和木材的供應。商人們注重與時俱進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為他們即將取得的巨大財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股份公司擁有可流通股份和債券，讓小投資者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共享商業利潤，同時可分擔相應的損失。 公司的經營和整個商業的發展需要依賴健全的法律體系，而當時美國的法律體系只是適用於小企業和地方貿易。不僅公司需要建立自己的慣例和先例，法院、立法機構和市議會也需要修訂美國法律以擴大其適用範圍。當新生活以驚人的速度席捲全美國時，商人們和法官們的經驗已經不足以面對當前的情況。公眾對於即將發生的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還不甚了解。當各州嘗試規範大公司事務時，各種矛盾難免產生。南北戰爭之後的半個世紀令美國人困惑，因而不得不去探索解決問題的關鍵。 伴隨著19世紀60年代早期的繁榮，製造業、運輸業、都市生活和商業飛速發展。物質主義的表象誤導了許多旁觀者，但發展的步伐並沒有引起當代人的足夠關注，因為當時所有報紙的頭版都被戰爭的消息占滿了。當時，控制這些報紙的人並不需要接受嚴格的審查，因而他們將戰爭時期的主要原則應用於商業與投機活動，堅持目的就是一切，認為目的決定手段。1861年到1865年期間，戰爭並非美國的全部，一場新的工業革命已然開啟。不過，在美國人眼中，物質也常常給利他主義和理想服務觀念讓路。 戰爭早期，許多農業類院校得到了國會的資助，而各州立大學雖然招收的學生較少，但還是靠著自身努力發展起來。新的大學依靠捐款，如雨後春筍般建立。教育體制的建立不僅要適應法律、醫療和科技的發展，還應適應商業、農業、工程和教學方式的進步。這一切都體現了美國民主的現實利益。現實與理想總是相距甚遠，美國智慧的領袖們仍將度過一段不容樂觀的黑暗時期，但美國民眾仍然堅信教育是否成功是衡量政府是否受支持的重要標準，並且他們願意為此奉獻出自己的全部。 縫紉機的發明者伊萊亞斯·豪 伊萊亞斯·豪發明的縫紉機 亨利·貝塞麥 亨利·貝塞麥改進的貝塞麥變換器，被廣泛用於鋼鐵產業 在四年的南北戰爭中，美國經歷了社會、經濟的轉型，為之後新的征程做好了準備。政府職能得到了延伸和擴大，促進了公眾對政府職能的理解，將來他們認識到政府是一個具備專業技術性的機構，並且必須以科學的方式運轉。稅務和貨幣問題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讓那些美國工業的主導者們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隨著社會的繁榮發展，聯邦獲勝成為可能。但當一切結束時，那個對自己的力量和成員並不自信的聯邦黨則需要面對統一後國家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工業化的北方、荒涼的南方和逐漸消失的邊界。 * * * [1]南北戰爭中同情南方的北方人。——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