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 文獻

本文原為《宗教社會學論文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一卷第一章的注一。在《宗教社會學論文集》一書里，韋伯習慣在各書的首章里以注釋來說明他在處理此一問題時所採用的方法、重要參考文獻以及研究史的回顧。只是由於此注篇幅過長，很難以腳註來處理，以「附錄」的方式放到書後，又呈現不出本文的重要性。不得已，只好以「文獻」列於全書之首。與原著出入之處，尚請讀者諒察。 本文首次發表於亞飛[1]主編的《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J.C.B.Mohr, Tübingen），Band XX, XXI（1904—1905）。有關本論文的大量文獻里，我僅舉出幾篇最為詳盡的批判：首先是拉赫法爾（F.Rachfahl）：《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Kalvin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ternationale Wochen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Technik, 1909）, Nr.39—43。我的答辯：《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反批判》（Antikritisches zum 『Geist』 des Kapitalismus, Archiv）, Band XXX, 1910。對此，拉赫法爾再度批駁：《再論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Nochmals Kalvin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ternationale Wochenschrift, 1910）, Nr.22—25。然後，我答以：《最後的反批判》（Antikritisches Schlußwort, Archiv）, Band XXXI。（布倫塔諾在我們下面要舉出的批判論文裡，似乎並不知道有後來的這幾篇論稿，因為他並未加以引用。）在這個版本里，我絲毫沒有取用和拉赫法爾在這場不免十分無謂的論爭里的一丁點內容——在其他方面，他是我所敬重的學者，但在此，他可是涉入了一個他並未真正通曉的領域。我只是從上面的反批判文章里截取（些許）補充性的追加文字，並且試圖以插入字句或批註的方式來排除將來一切可能想見的誤解。其次是桑巴特所著的《資產階級》（Der Bourgeios, München und Leipzig, 1913），我在下文的批註里還會再論及此書。最後是布倫塔諾1913年在慕尼黑科學院的演講：《近代資本主義之萌芽》（Die Anfäng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1916年增補附錄後在慕尼黑出版）的附錄二[2]。關於這篇批判論文，我同樣會在本書必要處特設批註加以討論。此外，我竭誠歡迎任何關切以下這一點的讀者（儘管我並不希望有），經由比較之後能夠信服：我對當初發表的這篇論文在述及真正緊要見解的任何地方，未曾有任何一句的削除、更正、減弱或添加實在偏離原意的主張。毫無理由要這麼做，而且，對此仍舊存疑者，也會隨著論述的開展而得以釋懷。後面提到的這兩位學者，彼此間的論爭比起對我還要更加激烈。對於桑巴特的著作《猶太人與經濟生活》（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布倫塔諾的批判在我看來，許多論點上是有憑有據的，但是，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非常不公正處，何況布倫塔諾並未真正了解，此處暫且得割愛的猶太人問題（後面會述及）的關鍵所在。 在神學方面，由於本篇論文的發表，出現了許多有價值的指教，這些批評指教大體而言是友善的，並且在充分理解這篇論文的情況下，就個別重點上提出相異的見解時，也是相當就事論事的。對我而言，這更彌足珍貴，因為對於此處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法來處理問題的方式，會有某種反感出現一事，倒不是不可思議的。對於信奉某個宗教的神學家而言具有價值之事，在此研究里當然無法得到同等的分量。我們所關切的，往往正是那些——在宗教評價上——外在且粗淺的層面，而這些層面當然還是存在，並且甚至正因為是外在且粗淺，往往對外在行為產生最為強烈的影響。在此，我還要向讀者簡短引介（而不是在個別點上不厭其煩地一一引用），特勒爾奇[3]的大作《基督教社會思想史》，此書是從獨自且用心深切的觀點上來處理西方基督教倫理的通史；在其他點上固然內容豐盛，即使在我們所關心的問題點上也是極為難能可貴的補充與證明。只是，此書的作者較著重於宗教的教義，而我則是較偏重宗教對實際生活的影響。 * * * 注釋 [1]亞飛（Edgar Jaffé，1866—1921），德國經濟學者，任教於柏林與慕尼黑大學，《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發行人，韋伯的好友。——譯註 [2]布倫塔諾後來修訂這些論文並收入其作品Der wirtschaftende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Leipzig: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3）。——譯註 [3]特勒爾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德國神學家與哲學家，韋伯的密友，以研究基督教社會思想史知名。韋伯在完成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文明之宗教精神基礎的研究工作後，原打算再進一步探討整個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宗教與社會經濟諸關係之發展與演變，以刻畫出現代西方人性格的文化源流。不過當他獲悉友人特勒爾奇已開始從事基督教會的社會教育方面的研究時（Die Sozial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und Gruppen, Tübingen, 1912。中譯本為《基督教社會思想史》，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91），認為兩人的研究可能會發生重疊，因而轉以其他文明為探討對象。參見本書第一部第二卷第二章注[137]。——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