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 · 第三章　土地問題

土地問題是我國歷史上改朝換代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漢唐宋元明清歷代末期的變動，都是由農村問題引起的。最早的我不講它了，讓我從漢朝講起。 漢太學生賈誼有幾句話，說明當時土地與人民的關係。他說：「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從這兩句話里，可知當時田地都集中在豪富手裡，真正耕種的農民，反而一點土地都沒有。這種情形，到西漢末年尤為顯著。王莽知道情勢嚴重，便想把土地問題作個徹底的解決，於是擬定了一個土地政策，把天下所有的土地統統收歸國有。但這種土地國有政策很糟，無論是大地主、小地主，以及佃農，群起反對，不滿的情緒日益高漲，他們說我要地啊！土地被國家收去以後，人民全都沒有地，是不智之舉，所以後來人民終於起來反抗，結果造成了西漢末年的大亂。 後來到了北魏、唐，對於土地問題，有了一個相當好的解決辦法，那就是所謂授田辦法。一個人出生後，便授與一份田地，男女都有規定的數量。這樣暫時算解決了問題。但是等到人口增多，土地就不敷分配了，等到國家已沒有田再授給人民的時候，就只好讓人民自由去買賣，結果又回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況。 我出生於小地主家庭，家裡有幾百畝良田，雖然是祖宗積下來的，但是我們就靠祖宗的這點遺產不勞而獲，坐享其成。在這種土地制度之下，有些人弄點鴉片抽抽，有些人讀讀書，去參加科舉考試，有些人遊蕩著無所事事。社會裡有了一個不勞而獲的階級，就會造成人心的不平，又因要保存資本的安全，土地就變成一種資本，購買土地成了保存家產的一個最好辦法。 列代的叛亂以及朝代的改變，大都是因土地問題引起的。洪楊之亂時，洪秀全的太平軍有一個號召：「跟著來，大家有田了！」大家分到田，當然誰都高興，於是大家都跟了去。不過等到大局安定了以後，土地問題就不談了。這是什麼緣故？因為起初一般百姓為了得到土地，跟了去。等到打進了城，放肆的機會來了，女子玉帛，任由大家搶掠一番。一搶就糟了，這班鄉下來的人，從此再不肯回田間去了。他們心想，何必要種地呢，鄉下老婆又丑又笨，城裡人的老婆又美又伶俐，一搶就搶來了，只要當兵，女子玉帛都有了，還種什麼地。而且每次朝代換了之後，人口減少，好多人被殺掉，地也就足夠分配了。 據說，關於湖南湘繡的來歷，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們知道刺繡中最講究的是江蘇的蘇繡。湘繡的得名是因戰事而來的。太平天國的時候，政府軍里多半是湖南人，所以後來有所謂「無湘不成軍」的話。我們在大陸的時候，軍隊里也是湖南人多。刺繡這東西，本來是蘇州人的特長，這班湖南人，脾氣憨憨的，怎會刺繡呢？但這是有道理的。當戰事結束，曾國藩把軍隊解散，這班三湘子弟也帶了搶來或娶去的蘇州老婆回去了。蘇州老婆到了湖南，把蘇繡傳開來，便成了湘繡。 譬如在浙江於潛、昌化兩地，在洪秀全戰亂以後，土地沒有人種。因為太平軍到浙江來，是從於潛、昌化進來的。沿路的農民，被太平軍擄的擄，殺的殺，以致過了好幾十年，人口還是不夠，土地因此也都荒廢了。那時候政府想了一個絕妙的辦法，就是以田地分配給犯罪的人作為刑罰。譬如一個人犯了罪，縣知事便判道：「好，你犯罪了，罰你領20畝地去。」這個鄉下人說：「大老爺！求求你開恩，給我領兩畝吧，我不要20畝啊！」大老爺說：「那麼你拿10畝去！」這現象我們一定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給了田人家不要呢？殊不知這個田要用本錢去開闢的。試想一二十年沒有耕種過的田，已長滿了野草，要開闢當然是非常困難的，同時人民死於戰爭太多，能出勞力的人手不夠，何況有了田便要付稅，這個稅可受不了。土地問題本來是很複雜的，每次朝代變更之後，人們何以便把這個問題忘了呢？這是因為人口減少，本來要土地的人，好多已經死掉了。又等到太平若干年以後，人口日漸增多，土地的分配又發生了困難。所以農村問題，尤其是土地問題，永遠是中國禍亂循環的原因。 中山先生倡耕者有其田，就是看到歷史上這個重要問題的癥結所在，想要解決它。起初我不明白中山先生為什麼特別重視耕者有其田，後來我到廣東去工作才明白了。中國土地制度之壞莫過於中山縣。有一次我在廣州碰到孫哲生先生，我說：「哲生兄！你老太爺中山先生提倡耕者有其田，可是你們中山縣土地制度最壞了。普通的比較正常的辦法所謂『五五』，是地主得五成，佃農得五成。後來慢慢改為三七，地主得七成，佃農得三成，甚至一九都有，那就是地主得九成，佃農得一成。試問農民生活哪得不苦？他們住在茅屋裡邊，窮得連粥也沒得喝，幸虧中山縣漁產豐富，他們可以利用農閒時去捕魚，否則叫他們怎麼生活呢？」中山先生因為看見農民生活困苦，所以提倡耕者有其田，是有他的社會背景的。有一次中山先生問梁士詒先生：「燕蓀先生，袁項城贊成土地改革是什麼緣故？」梁士詒說：「那是當然的，因為北方土地生產力量差，而大多數農民都有他們自己的土地，所以人們認為耕者有其田是當然的。袁項城又怎麼會反對呢？」我國南方和北方的情形不同，當我們到陝西、甘肅去做工作的時候，知道這兩省本來就是耕者有其田，只有在南方土壤肥沃的地方，土地才成了買賣的商品和財富的資本。這已經不只是吃飯的問題，而且變為資本問題了。南北不同，就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推行耕者有其田，首先著重南方。 中山先生有生之年，迄無機會實現他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只留下了一個主張，那是民生主義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國第一次試驗此一政策是北伐成功以後，在浙江開始的，那是民國十八年。當年試行二五減租由省黨部和省政府聯合推行。減租的結果，民間的經濟，很快就繁榮起來了。我記得那一年過年的時候，爆竹聲似乎格外熱烈。農民吃得好，穿得漂亮，農村里洋溢著一片歡樂。但僅在浙江一省進行試驗，當地的地主們當然不高興。其所以能夠推行，是因國民軍到達杭州以後，政府的權力有了後盾，所以省政府和省黨部決定要試辦二五減租，當時是沒有法定機關或民意機構可以反對的，像現在的台灣，那就要經省議會通過了。那時是革命軍訓政時代，只要黨部與政府合作即可。所以一般地主即使要反對，也沒有辦法。不過他們心裡是不願意的，所以到後來，他們終於買通了職業兇手，把進行二五減租的一個領袖——沈玄廬刺死了。以後，二五減租雖還繼續了一段時期，但是糾紛愈來愈多。地主想出種種的辦法來阻撓，結果還是取消了。今天在台灣已由三七五減租改為耕者有其田。在推行過程中，政府方面要是沒有相當的毅力是行不通的，我們在上面說過台灣的土地改革，是由政府竭力主張，經省議會通過後才辦理的。而省議員們多是代表地主一方面的，所以要他們通過土地改革法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抗戰期間，陳辭修先生任湖北省主席。因戰時有安定社會的需要，他就在湖北推行減租，眼看減租以後，民間的經濟狀況果然好轉起來了。經過這兩次試驗，並在前面說過龍巖的實例，證明減租確能夠使社會經濟繁榮，因此政府才決定在台灣推行。若沒有湖北、浙江和龍巖的前例，或許大家還不會有這樣的信心和熱心。 有一年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道格拉士（Justice Douglas）到台灣來研究土地改革實況。他曾問我台灣實行土地改革有無困難？我說，要地主把地拿出來，當然經過了種種阻難。我們中國有一句俗話，所謂與虎謀皮，和老虎講價錢要它把皮剝下來，你想老虎肯嗎？後來我看見他所寫的一本書里有一章叫做「與虎謀皮」，並未說出何人所講，只說是在台灣時，聽到一個人說的。 有一年陳果夫先生在南京和我說，他竭力主張要把南京城裡的地，尤其是現在還沒有造房子的地，統統由政府收購，來辦土地改革。等到開會時，他把計劃提出後，竟左右碰壁，大多數的人都不贊成。他不明白是什麼緣故，後來才知道南京的地，多半早被政府里的大官用很便宜的價錢收買了。所以你要他們來通過他的計劃，當然是很困難的。我那時與陳果夫先生說：「果夫先生啊！南京的地是老虎皮，你要用強力，才能把老虎打倒，剝下它的皮啊！你跟老虎商量，要想通過剝虎皮的法案，那是辦不到的。」果夫先生說：「真的，起初我不懂，後來我才懂。」 1953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斯梯文生（Mr. Adlai E. Stevenson）來台灣，曾到農復會來討論土地改革和農業生產問題。我代表農復會，作三分鐘的致辭。在這短短時間內，要包括歡迎辭並說明建設農村的基本哲學。其意義與我們初到台灣時省主席所講的大致相似。在此不妨譯出來重述一遍。當我寫講辭時，曾經仔細考慮過，在極短的時間內對外國上賓講話必須扼要中肯，精密簡明才好。後來斯氏在美國講演或寫作，常常引用我這歡迎辭里的話，譯文如下： 斯梯文生先生！ 這是您第一次到自由中國麼？ （答「是」。） 但是我們對於您覺得有一種親密感，這親密感是以您在美國幾篇著名的講演中得來的。 您的講演，能把美國人民的理想人格化，並超越黨派，透過國界，將此宣示於全世界。 這種人格化的理想，如空谷傳音，撥動了千千萬萬人民的心弦。 我們希望您能在這兒的農復會裡，看見與您相等的精神，雖然看起來，不免渺小一點。 農復會的工作，是根據兩個基本原則：（一）社會的公道，換言之為公平分配。（二）物質的福利，換言之為增加生產。 我們要想把這兩者達成平衡的境界。單獨地只講社會公道或公平分配，其結果是均貧。反過來說，若只講生產，其結果會使富者更富，貧者仍貧，貧富懸隔的鴻溝因此更為加深。 土地改革，為講社會公道最要緊的工作。台灣的土地改革，在今年（1953）年底可完成。土地問題，自漢代以來，就是循環不已的人民叛變之源。好幾個強大的朝代，為農民革命狂潮所捲去。 增產最基本的工作，是水利、肥料和病蟲害之防治。很謹慎地能把分配與生產配合起來，在世界這角落裡，是解決農村問題的一把鑰匙。 我們的眼看著天上的星，我們的腳踏著地下的草根，我們從農民那裡學習，不以我們的幻想去教農民。 我們的理想是很高的，我們的辦法是很切實際的。 斯梯文生先生，我們想您會贊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