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 · 第二章　改革方案的施行

前面所說的土地改革的情形，足證少數人瘋狂似的熱忱，是促使一件事情成功的重要關鍵。但專靠熱忱仍舊不夠，還要明白所做的事與歷史的關係。歷史是無形的，看不見的。但它對個人、家庭、社會、國家都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我們要做一件事，尤其是比較重大的事情，一定要先弄清我們所負的使命是什麼，看清楚這點，才不致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我們對本身所擔負的工作，先要有一種基本的看法，或者就應該根據一種基本的哲學。這就是全盤問題里最重要的原則。這樣，不論工作或解決問題，均可循此原則進行。此外還要了解國際的大勢，能看清這一點，那麼你所做的一切，就不至於違反時代的精神。若反其道而行，就會和世界的趨勢扞格難通的。 我們還該知道本身所處的環境其要求是什麼？然後設法解決，而且要用科學的技術去解決它。誰都知道近世的進步與中古世紀的落後，其主因就是近世有科學技術。用科學技術，一兩個人在短時間內便可完成古代千百人耗費長時期才能完成的工作。所以東方的某些科學落後的國家，實應努力發展科學技術始能趕上時代！ 除上述各點外，政府的態度，社會的輿論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據我這幾年做事的經驗，深感凡做一件事，如果得不到當局和社會上一般人的信任，即使成功，也是事倍功半的，反之必可事半功倍。這幾年來，台灣農村建設的成功，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不過多產幾十噸米，多養幾百頭豬，多出口幾萬斤橘子等等是看得見的有形的成績；但在這些有形的成績後面，還有許多看不見但更重要的因素，我將在這本書里，時時予以說明。 1948年夏的一天早晨，我在南京紅十字總會辦公室里辦公時，來了一個電話，要我親自接聽。我拿起聽筒先說道：「我是蔣某人，你是哪一位？」我講的是紹興國語。對方一聽我的紹興國語，便用他的寧波國語回答說：「這裡是委員長公館，委員長要請蔣先生中午來吃便飯。」紹興官話和寧波官話大致相似，所以這幾句話，彼此都聽得很清楚，知道沒有弄錯。到了12點鐘，我赴約前往。進了委員長公館，招呼客人的就領我到一間飯廳里去。這裡是我很熟悉的地方，因為委員長常在此約我們吃飯的。當時我看到桌上有兩付碗筷，一個主座，一個客座，已經安排好了。不到幾秒鐘，委員長便走出來，說：「請坐，請坐，吃點便飯吧！」我就依言坐下去了。委員長接著說：「我有一件事情，要請你去擔任。」我問：「什麼事情啊？」他說：「現在有一個中美共同組織的開發農村的委員會，請你去擔任這個會的主任委員。」我說：「委員長，我現在正在辦行政院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這個機構很大，凡是聯合國援助我國抗戰後期所剩下來的錢和物資，都由這個委員會處理，這已經夠忙了，而且都是關於工業方面的工作，範圍很大，從上海到成都，從北方到廣州都在其內。」委員長說：「這個我都知道，我要你擔任這個農村工作，就是因為你擔任工業工作的關係，農和工是不好分開的，我就是這個意思，你兩個工作都要擔任，這兩個工作不能分離的。」我也沒有客氣，就說：「委員長要我擔任，我就擔任了。」他說：「你有什麼意見沒有？」我當即回答：「我有點意見。」於是我說道：「農村建設如果不從改革土地著手，只是維持現狀，是不會成功的。」委員長點頭道：「對了，你有什麼辦法？」我說：「我希望劃出一個地區做試驗，實行土地改革。」委員長問我：「你要劃出什麼地方？」我說：「我想劃出無錫來，因為無錫是一個已經半工業化的縣份，那個地方有資本家，有地主，而無錫的地主不一定靠土地生活，所以把他們的土地拿來做土地改革，他們也不至於激烈反對。」委員長馬上同意地說：「哦！那可以的。」我又補充道：「我指定無錫，還有一個理由，因為土地改革是要地主拿出土地來的，雖然無錫已相當工業化，但要地主們拿出土地來，總好像是與虎謀皮，不是容易辦到的事。那是可能要用兵力來打老虎。無錫與南京鄰近，容易派兵，將來我們試驗的時候，如果需用兵，不知委員長是不是可以派兵？」委員長果斷地說：「可以，要用兵的時候，當然派兵。好了，就這樣做吧！其餘的事情慢慢地想。你去負責任，要什麼人你去派，派了之後，你和行政院長商量好了，不必跟我說，我事情也忙，這件事情，就請你全權去辦吧。」 「全權去辦」這幾個字，今天回想起來，已經12年了。這12年之中，政府對於農復會的工作和一班負責工作的人，只有信任，沒有一點懷疑。所以我說，得到政府的信任，是最重要的事。假如政府不信任，不但土地改革的問題不能解決，其他一切事情也都會辦不通的。 讀前文，足證促成農村建設成功的幾個重要因素，其形成絕非偶然。我們參考著歷史，根據基本哲學，採用近代的科學技術，再適應著社會的環境，隨時隨地的研究，時時與政府保持聯絡，12年來，沒有一天間斷過，鬆懈過。我在本書里，不但要寫農復會在台灣的工作情形，同時還追溯一部分過去的事。這樣寫法，才能使讀者明白我們工作的過程，以及農復會所負的使命。 農復會的基本哲學，前面已經說過，一方面要公平解決社會分配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社會公道的問題；一方面要採用近代的科學技術來解決各種生產問題。我們從事農村工作的目的，是為大多數人謀幸福，而不是為少數人謀利益。這個想法從何而來呢？這也是一個偶然的事。往往有好多偶然的事，會發展為一個時代的歷史。 1947年我在倫敦參加一個國際學會，有一天這會裡推舉兩個人出來說話，一個代表西方的，就是現在很有名的英國歷史家湯因比（Toynbee）；另一個代表東方說話的，他們推舉了我。湯因比當時說的話，我現在還記得。他把俄國與美國作了比較，說：「現在世界上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社會公道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人民福利的問題；另一個是國防問題，也就是一個國家維持軍備的費用問題。這兩個問題常常互相衝突。如著重社會公道或社會福利，就得犧牲國防的經費。反之，如著重國防，就不能不犧牲多數人民的利益。」他並舉了兩個例子說：「一個是俄國，正在拚命地建設國防，所以不得不把人民的福利犧牲了，因此現在俄國的人民生活得很苦。可是美國就不同了，他們在大戰以後，便解散了龐大的軍隊，積極建設起各種公共事業，為大多數人民謀幸福，以徹底維持社會公道。」他又說：「現在這個世界好像一條沉下去的船，大家都想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立足。」這個意思很明白，船沉了，哪裡都是不安全的。 湯因比講完後便讓我講。我開頭說，「如果世界像一條沉下去的船，那麼中國就正在這隻船的最不安全的一面。」我說這句話的時候，大家都很注意地聽著。這話是我偶然衝口說出來的，事前並未細想。不過記得離開南京的時候，有一次我和陳果夫先生談天時說過：「果夫先生啊！現在情形真不對了，這個政府要僵掉了，什麼事情也辦不通，我們要做一件事，真吃力啊！簡直推不動。在行政院兩年的經驗，我真夠苦了。我曾經和委員長說過，好多事情辦不通，僵極了。他問我為什麼僵極了，我一時又說不出來。只覺得僵得很厲害，簡直不能動了！」後來果夫先生說：「唉！你這話是對的，我們大家再跟委員長去談談罷。」我說：「既然僵了，他也沒有辦法。不過我們再去談談，倒也不妨。」後來我即匆匆起程赴倫敦，並沒有找委員長再談過，但我心裡總想著如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就會影響整個中國的問題，這形成一團陰影，一直存在我的潛意識裡，所以當時輪到我說話的時候，便不自覺地衝口而出。 國防啊！社會公道啊！從此便常在我耳邊無聲地呼喊著，並不斷地提醒著我。以後我就把「社會公道」保留了，而將「國防」改為「科學技術」生產。但是我沒有把經過的原委向委員們說明。農復會的委員們接受了我的建議，遂定為農復會的基本政策——即一面講公平分配，一面講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