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 · 第一章　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 (1)

我國自1937年始，經八年之長期抗戰，敵軍鐵騎所至，毀壞了廣大鄉村之生產組織，又因政府在西南、西北大後方區域內徵兵征糧，窒息了人力和物力。戰事終了後數年，中美兩同盟國政府，想把蕭條而生產落後之中國農村，用近代科學方法，重新建設起來，於是合組了一個委員會，叫做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們，為了要了解農村的實際狀況和問題，便包了飛機，計劃了一個旅程，以南京為中心，分向全國各地作穿梭似的飛行。在考察的過程中，我們經常碰見我的學生來幫我們的忙。 有一次我們的包機臨時在漢中降落；漢中據漢水上游，是盆地中心，故物產豐富，昔漢高祖因之以成帝業。我們一時心血來潮，想在這裡推行農村建設工作。站在機場中矚目四望，但見阡陌縱橫，麥浪迎風，極視線而無際。當年諸葛亮便是屯軍於此，北伐中原的。 因為是臨時降落，事先未曾與當局接洽。正在徘徊之際，有一妙齡女郎迎面走來問我： 「校長，您為什麼到這兒來？」 「你是哪一位？我們要找胡宗南將軍。」 「我是您的學生，我們有好幾個同學在機場裡服務。聽說胡宗南將軍正在開軍事會議，今天恐怕找不到他。」 於是有幾位學生引導我們到一個小飯店。菜餚十分可口，餐後頗有齒頰留香之感。等到算賬的時候，胡將軍的副官已先付了賬，使那幾位學生因未做成東道主而大為掃興。 飯後即直飛蘭州，大家因目的未達，不免失望，以後胡將軍雖曾派代表來廣州請我們再去，但我們已鼓不起勇氣，婉辭謝絕了。 農復會的同仁們，尤其是美國的朋友們，覺得很奇怪，何以一個當過校長的人，有這麼多的學生，幾乎在全國各地的城市或鄉間到處都會碰到。 另一次在飛機上，一位美國朋友同我開玩笑說：「你在天空里難道還會碰見學生嗎？」 「那是不會有的了！」我回答。話未說完，有一位制服整潔，身材高大的飛行員，走來向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軍禮，對著我叫了一聲「校長」。 「你是哪一位？」我問。 「我是您的學生啊！」他回答。 「你怎會在這裡？」 「我是副駕駛員。」 「你是幾時學了飛行的？」 「是很早以前，校長保送我學航空的。」 這時我可抖了，我就很自豪地對機內同仁們說：「你們瞧，幾十年苦校長不是白當的吧，苦有苦的報酬啊！」 談笑間，飛機已接近中國台灣的上空了。 我們向窗外望去，但見海天一色，清波蕩漾，雲朵在晚霞中向後飛渡，使我不覺順口吟出李商隱的兩句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因為當時大陸情形，已夠使人擔心了！ 正在沉思的時候，在斜陽普照的一幅美景里，松山機場已經在望。映入眼帘的，一邊是叢林蓊鬱的山巒，一邊是阡陌縱橫的田壠。雖然眼前風景如畫，但當時我們所想的只是如何工作的問題。美麗的寶島風光，只有留待將來再欣賞了。 回溯抗戰初期，從台灣松山機場起飛的日本木更津飛機隊，曾到杭州轟炸莧橋飛機場。他們派去五架轟炸機，卻沒有驅逐機保護。到了杭州以後，我們莧橋的防禦人員當即迎戰。五架敵機，竟打下了四架，另一架狼狽逃去，飛到紹興附近，終於墜毀。我曾經到那邊去看過，見到那跳傘降落的日本飛行員。我問他，他不肯說什麼。以後他才跟管理他的我方人員說了，當五架日機從台灣起飛的時候，日方的司令官說：「杭州方面沒有高射炮，也沒有驅逐機，你們放膽去炸好了。」 這時見到當年日軍轟炸機基地的松山機場，不禁勾起我那段回憶；那時在杭州我還是第一次領教敵機轟炸的滋味，那恐怖的經驗，竟使我永生難忘。 下機後，便有省政府派來接我們的人上前寒暄，然後登車駛入市區。我坐的那一部車子裡，也有一位我以前的學生，他告訴我，這是省政府最好的一部汽車，專給我用的。他並很幽默地說：「這部汽車，是以前的省主席夫人的座車，我們把它保留起來，今天給校長坐。」我笑了笑說：「那位主席夫人是我的老朋友。」他聽了謙恭地一笑，也便不講什麼話了。 汽車不久便到了圓山橋附近的一個政府招待所，我們就在那裡安頓下來。當時已經有幾位農業人員等在那裡，報告台灣農業的近況，並討論應該用什麼方法來推行工作。後來我們到省政府去見省主席陳辭修先生，我們對他說，農復會的工作方針是兩方面的，好像一把兩面快的劍，一面用之於社會，以推行公平的分配；一面則運用近代的科學方法來增產。因為我們相信，只講生產而不講公平的分配，那麼增加生產以後，會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結果必會造成社會的糾紛，不但於事無補，恐怕對整個社會而論，反而有害。如果只講公平分配而不講生產呢？結果等於分貧或均貧，而不是均富。我們的目的是要均富，均富並不是說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分配，使大家得到合乎公道的一份，不是使人人得到大小一樣，輕重相等的一份。我們一方面講公道，一方面講生產，這就是我們的兩邊鋒利的一把寶劍。這個政策，經我代表農復會說明之後，辭修先生聽了非常贊成，說：「好啊，我們很歡迎。」 我們又說，公平分配最要緊的是土地改革，那便是耕者有其田。要講生產，就必須用近代的科學方法，否則生產量不會增加的。陳辭修先生說，他贊成這個辦法，當他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時，也曾經作過土地改革，收效很大。所以他也想在台灣做。不過目前的台灣百廢待舉，單憑他一個人與政府的力量，恐不易做到。經費既不夠，技術人才也不足，是不是農復會願意幫忙？我當時就代表農復會說：「只要省政府有推行土地改革的決心，農復會一定儘量幫忙。」主席說：「好，我們就這樣辦吧！」 經我們在全國好多地方視察之後，深覺最重要的首推水利問題。土地必須有水，才能生產。至於其他各種生產方法，當然也應注意：台灣是亞熱帶地方，容易發生蟲害，而且傳布極速，應加強防治；還要注意肥料，改良舊品種，介紹新品種。不過，要增加生產，單靠技術和物質是不夠的，組織農民也是不能忽視的一件事。我們曾經派人調查過，台灣有個日治時代留存的農會制度。不過這個農會掌握在地主手中，它的宗旨並非替農民謀福利，只是為以前的殖民政府在台灣調度糧食供給日本之用，實際上那只是政府收購糧食的一個機關。我們建議把這種農會改組，主席對我們的建議都很贊成。商討結果，決定一方面將農會改組為真正農民的農會；一方面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關於生產方面，則著重水利建設，注意施肥，因為台灣土地是沒有大陸肥沃的。其餘像防除病蟲害，改良品種，以及各式各樣的生產辦法，我們都詳盡地研究過，務求達到改善國民生活的目的。 離開省政府後，大家都覺得很愉快，感到這位省主席決斷力很大，看來他的行政經驗很豐富，我們可儘量和他合作，以推行土地改革和耕者有其田的計劃。 由於這幾個月的經驗，我們深知政府方面如沒有決心，那就什麼事也不能做。現在省主席既然有如此重大決心，我們對於在台灣實行土地改革的計劃和統籌的農業計劃，都抱著很大的信心。 於是我們到各處調查了一下台灣的情形，又看了幾個試驗場，並與農業界人士會談過，才乘飛機到了廈門。在鼓浪嶼一個西式的旅館裡，我們開會討論改進台灣農業與推行土地改革的辦法。這時候我們的工作人員正在離廈門不遠的龍巖縣幫助土地改革的工作，已經有了相當的時間。據該縣出來的人以及我們派去視察的人說，那裡自土地改革以後，生產的能力增加了，農民的耕作興趣也提高了，社會上忽然繁榮起來。因為人民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之後，都加倍努力耕作。農民們豐衣足食，顯得很高興，連土匪也沒有了，熙熙攘攘的，很太平。從這小地方看來，台灣若能夠把土地改革辦成功，也會一樣的安定而富庶。目前台灣農村的進步和農民的快樂，在當時的龍巖縣就已經看見具體而微的一部分；也因此增強了我們當時主張土地改革的信心，知道土地改革的政策，對國民的水準的確可以提高。 我們在鼓浪嶼開會後，正預備到龍巖去看一趟，在地方上發現「推行偽土地改革者，殺，殺，殺！」的標語。因為我們是一個國際團體，不得不終止前去。經開會討論後，我們就飛往廣州，又轉飛成都，在那裡研究四川土地改革的問題。當時的省主席王陵基先生，對於這件事情，也相當熱心，贊成在那裡進行土地改革。台灣做的是三七五減租，那兒做的是二五減租。二五減租與三七五減租，相差甚微。但今日台灣所實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就比較減租還要進一步了。那時候會裡有兩種意見：一部分人主張非土地改革不能振興農村，還有一部分人卻不贊成用土地改革的方式來改良農村。彼此雖然並未公開辯論，但對於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卻各有主張。至於美國委員方面的意見，似乎以為這個問題還是讓中國委員們自己決定為是，故未公開表示贊成與否。不過在談論之間，還是贊成土地改革的。中國委員們，雖然無人公開表示反對土地改革，但積極主張非如此不能復興農村的卻只有我們少數幾個人。大概這少數人在那時候的言論舉動過於積極，所以有一位委員在背後批評我們說：「唉，那些人發神經病了，一天到晚，只知道講土地改革。」後來在台灣時，有人對我說，因為我在廣東中央政治會議中曾代表那少數人說過：「你們廣東地主們，現在不肯推行土地改革，將來不但你們的土地被奪去，連你們的頭也會被殺下來。」所以有某君批評我說：「糟了，這老頭兒也變了。」 這老頭兒的確是變了，他生長在擁有數百畝良田的小地主家庭里，1928年的時候，他在浙江就跟在人家後面推行「二五」減租運動了。變了，時代變了。 我們少數人那樣瘋瘋癲癲的言論和舉動，畢竟感動了全體委員，都願合力來推動土地改革。於是我們就包了飛機，飛到重慶，謁見張岳軍長官請他幫忙。繼飛回成都，勸王陵基主席從速推行「二五」減租。 王主席慷慨地說：「好，我們就這樣做罷，我先把我所有的一千多畝田，實行『二五』減租，不過問題在某巨公，他有好幾千畝田呢。」他想了一會兒，就繼續說道：「有法子了，我自己實行後，就對他說：咱們先幹了，老兄請你照辦。不然，我就幫助你們的佃戶，向你要求減租。他現在沒有槍桿兒，不敢不贊成。」我們聽了這番話，心裡覺得好痛快。 有一天我們在四川鄉下，坐了幾頂轎子，視察農村情形。我和轎夫邊走邊談。四川人都健談，雖是販夫走卒，也不例外，這就是所謂擺龍門陣。當時我問他們： 「你們這裡減租了沒有？」 「哦，聽說有這回事，看見有告示，說要減租的。」 「減了沒有？」 「啊！先生，政府的話，哪裡靠得住？」 「要是真能減租，好不好？」 「那當然好極了！」 由於這一段短短的談話，足證一般農民是多麼擁護土地改革的政策！ 到達目的地時，我的耳朵里似乎充滿了人民微弱的呼聲——「那——好——極——了。」這使我立下了一個志願，一定要貫徹我們少數人的意志，把「二五」減租做成功。 於是我們留下一部分人在成都計劃減租的辦法。我則乘飛機自成都經桂林、廣州到香港，停了一晚，第二天便飛向台灣。 那時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已完成了立法的程序。陳主席對省議會說：「我一切事都聽從民意，唯有這『三七五』減租案及聯帶的法案，務必請大家幫忙通過。」當然，握軍政大權的主席，說那些話，到底含有幾分「先禮後兵」的意義。 於是，省議會果然好好地通過了主席的提案。十幾年後，回想起來，這個法案真正帶來了台灣的安定與繁榮。 我在農復會台灣辦事處，曾親自擬了一張電稿，給成都王主席。我記得稿里有「吾兄當不讓辭修兄專美於前」的一句話。 這是一個「請將不如激將」的辦法。 第二天成都回電來了，其中有「一切當遵命辦理」的一句謙虛話。 天下事只有少數人肯發神經病，把一件事似瘋如狂地向前推進，終有達到目的的一天！ ———————————————————— (1) 《新潮》部分章的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