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文學通識課 · 第六章：明清
（公元1368年—公元1839年）
賈寶玉說：
「說了半天，並沒個明心見性之談，
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為忠為孝，
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
浦江清 （1904—1957） 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
江蘇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區）人，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曾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與朱自清合稱「清華雙清」。著有《浦江清文錄》《屈原》及《杜甫詩選注》（合作）等。
胡適 （1891—1962） 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
曾任北京大學校長、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等職。擁有三十六個博士學位（包括名譽博士），是世上擁有博士學位最多的人之一。他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領域都有 較深研究並開風氣之先，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與領袖之一。
《三國演義》
浦江清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這是晚唐時代詩人杜牧的《赤壁》絕句。赤壁之戰是歷史上有名的一仗，這首短短的絕句也是唐詩中間有名的。當時曹操統領了號稱八十餘萬水陸大軍，占據荊州，追擊劉備，威脅東吳，他的雄圖大略，自然在乎削平天下，絕不是為了銅雀台上缺少兩位江南美人。詩人的設想是無中生有的，不合乎歷史事實的。不過歷史是歷史，詩是詩。詩有詩的藝術，有詩的真實性。那一仗是周瑜僥倖成功了，要不然的話，東吳的生靈塗炭，連他自己的妻室被抓到銅雀台去也是完全可能的。通過「銅雀春深鎖二喬」這樣一個鮮明的形象，把當時東吳的危機和周郎僥倖成功的這個歷史事實著重表現出來，是這首短詩的藝術創造。
這裡我們想到《三國演義》這部書。「孔明用智激周瑜」那一回書，似乎是得到杜牧詩句的啟發的。諸葛亮勸周瑜不必勞師動眾，只要肯把大喬小喬獻給曹操，曹兵百萬之眾便可卸甲卷旗而退，並且他假裝不知道大喬小喬是誰，還把曹子建的《登台賦》增改了字句作為證據，特地用來激惱周郎。好像不這麼一激，周瑜還沒有拒曹的決心似的。這些都是小說家憑空杜撰，完全無中生有，不合歷史事實的。不過歷史是歷史，小說是小說。小說和詩密切地接近，都是藝術的創造。那一回書儘管是無中生有，卻把諸葛亮和周瑜的兩個典型性格表現得很真實。《三國演義》的源頭很古，最早在晚唐時代已經有講述三國故事的通俗說書，所以我們決不定是說《三國志》的由於杜牧詩句的啟發添造出這段情節呢，還是杜牧聽過通俗說書偶然用來作為詩的典故呢，兩方面都有可能性，且不必管它。我們借用這個例子來說明小說和詩歌的密切接近和血肉通連。長篇小說，按照文學理論，屬於大型史詩這一類型；小說是散文體的史詩。
必須分別，《三國演義》不是歷史書而是歷史小說。如果一一對證歷史，不符合史實的部分很多。前人批評過這部書說「七實三虛」，七分是真人真事，三分是虛構的。照我們看，虛構的部分絕不止三分，就是連真人真事的部分也是經過文藝性的改造的。與其說「七實三虛」，不如說「三實七虛」，更其恰當。越是虛構的部分，文藝價值越高。拿赤壁戰爭來說，這一仗的描寫從頭至尾用了整整八回書，寫得緊張生動，有聲有色，極其精彩的。如果對證歷史，三分是實，七分是虛。黃蓋獻詐降計是實事，苦肉受刑是增設的；闞澤實有其人，密獻詐降書是虛；東吳定下火攻計是實，主要出於黃蓋的計謀，諸葛亮和周瑜鬥智是虛。諸葛亮借箭、借東風更是虛。蔣干偷書和龐統獻連環計都是虛。人物是真，事情是假。蘇東坡《赤壁賦》說曹孟德「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這是形象化的語言，概括了曹操的精神面貌，可是賦什麼詩，怎樣橫槊，沒有交代。《三國演義》就更具體地描寫這個形象。曹操正唱著他的得意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那篇《短歌行》，而且一橫槊便把個劉馥刺死了。劉馥實有其人，而且確實死在建安十三年，正是赤壁之戰的那一年，可是誰知道他死在曹孟德橫槊賦詩的當兒呢？小說家信手拈來，不可相信，但也無法批駁，妙在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捏合得情景逼真。
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郭沖三事」：
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跡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
以上為郭沖三事文，注下有難者曰云雲，駁此事之非實。加以論斷曰：「故史書，對人民大眾講說歷史上的戰爭故事和英雄人物，講說某一個朝代的興亡始末；原來是口頭的文藝創作，從他們的累代相傳的講說底本稱為『話本』的東西，通過文藝作家的加工編寫，產生了大批演義小說。」《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都屬於這一類，向來被稱為演義小說的，按照它們的內容，可以叫作歷史小說。它們是民族形式的歷史小說。這類東西有點像歐洲中世紀流行的歷史傳說和英雄故事書，同樣淵源於人民口頭創作，同樣是封建時代的文藝作品。《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約1330—1400），是一位偉大的通俗文藝作家。三國故事的流傳到了他的時代已經有五百年的歷史，他繼承了豐富的民間文學遺產，再參考了史書里的材料，編寫成這部歷史和文藝融合得恰到好處的天才傑作，在演義小說中是一部典範的、最成功的作品。
晚唐詩人李商隱在《驕兒詩》里描摹他小孩的淘氣情況，有「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兩句詩，可見在晚唐時代三國故事已經普遍流行了。《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首都汴京（今開封）的「京瓦伎藝」中間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京瓦是京城的瓦市，熱鬧的人民市場，活躍著各色各樣的大眾化的娛樂雜伎。霍四究不知是何等樣人。「常賣」是京都的俗語，指在街頭叫賣小商品的，大概講五代史的尹先生曾經是這樣一個行當出身的。由此推想，霍四究也不會是怎樣博雅的人物吧？從記載，北宋的汴都和南宋的都城臨安（今杭州）里，演說史書的名家有孫寬、李孝祥、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張小娘子、宋小娘子等。這裡貢士、解元等稱呼不是真的科舉上的身份，乃是社會上對於一般讀書人的美稱。演史家要按照史書編造故事，其中盡有些有相當學問的讀書人，不過這班讀書人必定是窮得可以的，在科舉上斷了念頭，不想往統治階級里爬了，他們轉向（為）人民大眾服務，坐在茶館裡說古書了。這樣他們把掌握在封建統治階級手裡的歷史知識搬運給人民，同時結合人民的道德標準批評了歷史人物，結合人民大眾的藝術創造能力把歷史事件越發故事化了。在說書界中還有和演史家並立的「小說」家，講說傳奇、鬼怪和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短篇小說的，這派的說書藝人捏合故事的本領更高，不像演史家的一定要依據史書，帶點書卷氣的。這派的有名藝人中，有故衣毛三、棗兒徐榮等，從他們的稱號可以推想他們的階級出身，大概是賣過舊衣服，開過棗兒鋪的。總之，無論讀書人也好，做小買賣出身的也好，他們現在同屬於一個階級，就是在市場裡說書講故事的伎藝人。講說的是他們，編造話本的也是他們。他們屬於小市民階級，處在社會下層，是被壓迫者，是老百姓。他們的口頭文藝創作，主要反映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不過在都城裡活躍的說書業者，原是從各個城市裡集中得來的，說書業普遍於全國，普遍於城市，也深入到農村。說書的是走江湖賣伎藝的，他們接近廣泛的人民大眾，所以他們的文藝創作合乎人民大眾的口味，反映人民大眾的願望的。封建時代有兩種文化，一種是封建統治者的文化，一種是人民大眾所創造的文化。說書藝人的口頭創作集中表現了人民大眾的文藝創作才能，從這裡成長出民族形式的小說，替施耐庵、羅貫中、吳承恩、吳敬梓、曹雪芹的文藝天才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宋代說三分的話本可惜沒有能夠流傳下來。我們所看到的最古的三國故事的話本是元刊本《三國志平話》，書分三卷，上面是連環圖畫式的插圖，下面是話本的本文。我們可以看到老百姓所創造的三國故事，是生動靈活的，可是但具輪廓，缺乏細緻的描寫。三國故事經過多少人的講說，若干代的創造，面貌未必相同，這不過是某一時期的某一種本子罷了。那些話本本來是簡陋的，留出供說書者鋪張增飾的地步，從師父傳徒弟，徒弟再傳徒弟，各有巧妙，各有創造，不可能完全記錄下來。在元代戲曲文學裡，湧現出好些三國故事的劇本，這些劇本幫助增加三國故事的情節和三國人物的性格刻畫。羅貫中總結了這筆豐富的文藝遺產，重新創造，重新考訂史實，在不違背歷史事實的原則下進行文藝創造的工作。三國故事到了他的手裡，才成為完整的傑出的文藝讀物，比之元刊本《三國志平話》大不相同了。
宋人筆記說：「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講史」一稱「演史」，各人標榜一部正史，有講《漢書》的，有講《三國志》的，儘管講得很野。「演義」就是演說大意的意思。講史家的話本，叫作「平話」或者「演義」。（在當時，它們不叫作「小說」，「小說」指短篇故事。）《三國演義》的正名應該是《三國志演義》。嘉靖刊本三國演義題書名作《三國志通俗演義》，裡面標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陳壽的《三國志》就是《二十四史》里的正史。其實《三國演義》和陳壽《三國志》根本是兩部書，性質完全不同。所以這樣標題的原因，一是說明這部小說的史料依據，一是還要抬出正史來希望見重於知識階級。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羅貫中確實在史書里用過一番功夫，做了史書材料和人民口頭創作雙方融合統一的重編工作。他把向來話本中間離開歷史事實太遠的部分刪去了，並且根據史實的輪廓添加文藝性的描繪。因此《三國演義》獲得了所謂「雅俗共賞」的優點。
羅氏原本二十四卷，共分二百四十節，每節用七言單句標目。我們通常閱讀的《三國演義》，分一百二十回，以七言或八言兩句標目，是清初人毛宗崗的評定本。毛本基本上是羅貫中的原著，只有細節的修改和語文上的修飾，那些修改是有更求完善的企圖的。新近作家出版社印行的《三國演義》就是大家熟悉的毛宗崗的修改本。
節選自浦江清《中國文學史稿·明清卷》第一章，「第二節 三國演義」
《水滸傳》
胡適
我想《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史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這部書很當得起一個閻若璩來替他做一番考證的工夫，很當得起一個王念孫來替他做一番訓詁的工夫。我雖然夠不上做這種大事業，只好讓將來的學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將來的「《水滸》專門家」開闢一個新方向，打開一條新道路。
簡單一句話，我想替《水滸傳》做一點歷史的考據。
《水滸傳》不是青天白日裡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西曆十二世紀初年）到明朝中葉（十五世紀末年）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我先說這句武斷的話丟在這裡，以下的兩萬字便是這一句話的說明和引證。
我且先說元朝以前的水滸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西曆一一二一）的本紀說：
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東，侯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聲言將至〔海州〕，張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這三條史料可以證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歷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盜。「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看這些話可見宋江等在當時的威名。這種威名傳播遠近，流傳在民間，越傳越神奇，遂成一種「梁山泊神話」。我們看宋末遺民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贊的自序說：
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餘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為。及異時見《東都事略》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真有聞於時者。……（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
我們看這段話，可見：（1）南宋民間有一種「宋江故事」流行於「街談巷語」之中；（2）宋元之際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傳寫」這種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見黜」；（3）那種故事一定是一種「英雄傳奇」，故龔聖與「少年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
這種故事的發生與流傳久遠，決非無因。大概有幾種原因：（1）宋江等確有可以流傳民間的事跡與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異族手裡，故當時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敗，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異族統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間都養成一種痛恨惡政治惡官吏的心理，由這種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澤英雄的心理。
這種流傳民間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滸傳》的遠祖。我們看《宣和遺事》，便可看見一部縮影的「水滸故事」。《宣和遺事》記梁山泊好漢的事，共分六段：
（1）楊志、李進義（後來作盧俊義）、林沖、王雄（後來作楊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等十二個押送「花石綱」的制使，結義為兄弟。後來楊志在穎州阻雪，缺少旅費，將一口寶刀出賣，遇著一個惡少，口角廝爭。楊志殺了那人，判決配衛州軍城。路上被李進義、林沖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2）北京留守梁師寶差縣尉馬安國押送十萬貫的金珠珍寶上京，為蔡太師上壽，路上被晁蓋、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藥醉倒，搶去生日禮物。
（3）「生辰綱」的案子，因酒桶上有「酒海花家」的字樣，追究到晁蓋等八人。幸得鄆城縣押司宋江報信與晁蓋等，使他們連夜逃走。這八人連結了楊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為寇。
（4）晁蓋感激宋江的恩義，使劉唐帶金釵去酬謝他。宋江把金釵交給娼妓閻婆惜收了，不料被閻婆惜得知來歷，那婦人本與吳偉往來，現在更不避宋江。宋江怒起，殺了他們，題反詩在壁上，出門跑了。
（5）官兵來捉宋江，宋江躲在九天玄女廟裡。官兵退後，香案上一聲響亮，忽有一本天書，上寫著三十六人姓名。這三十六人，除上文已見二十人之外，有杜千、張岑、索超、董平都已先上梁山泊了；宋江又帶了朱仝、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人上山。那時晁蓋已死，吳加亮與李進義為首領。宋江帶了天書上山，吳加亮等遂共推宋江為首領。此外還有公孫勝、張順、武松、呼延灼、魯智深、史進、石秀等人，共成三十六員（宋江為帥，不在天書內）。
（6）宋江等既滿三十六人之數，「朝廷無其奈何」，只得出榜招安。後有張叔夜「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宣和遺事》一書，近人因書里的「惇」字缺筆作「悙」字，故定為宋時的刻本。這種考據法用在那「俗文訛字彌望皆是」的民間刻本上去，自然不很適用，不能算是充分的證據。但書中記宋徽宗、欽宗二帝被虜後的事，記載得非常詳細，顯然是種族之痛最深時的產物。書中採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筆記和小說，采的詩也沒有劉後村以後的詩。故我們可以斷定《宣和遺事》記的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定是南宋時代民間通行的小說。
周密（宋末人，元武宗時還在）的《癸辛雜識》載有龔聖與的三十六人贊。三十六人的姓名，大致與《宣和遺事》相同，只有吳加亮改作吳用，李進義改作盧俊義，阮進改為阮小二，李海改為李俊，王雄改為楊雄：這都與《水滸傳》更接近了。此外周密記的，少了公孫勝、林沖、張岑、杜千四人，換上宋江、解珍、解寶、張橫四人（《宣和遺事》有張橫，又寫作李橫，但不在天書三十六人之數），也更與《水滸》接近了。
龔聖與的三十六人贊里全無事實，只在那些「綽號」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沒有考據材料的價值。但他那篇自序卻極有價值。序的上半——引見上文——可以證明宋元之際有李嵩、高如等人「傳寫」梁山泊故事，可見當時除《宣和遺事》之外一定還有許多更詳細的水滸故事。序的下半很稱讚宋江，說他「識性超卓，有過人者」；又說：盜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不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為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
這明明是說「奸人政客不如強盜」了！再看他那些贊的口氣，都有希望草澤英雄出來重扶宋室的意思。如九文龍史進贊：「龍數肖九，汝有九文；盍從東皇，駕五色雲？」如小李廣花榮贊：「中心慕漢，奪馬而歸；汝能慕廣，何憂數奇？」這都是當時宋遺民的故國之思的表現。又看周密的跋語：
此皆群盜之靡耳，聖與既各為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序遊俠而進奸雄，不免後世之譏。然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為項羽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能辨之。
這是老實希望當時的草澤英雄出來推翻異族政府的話。這便是元朝「水滸故事」所以非常發達的原因。後來長江南北各處的群雄起兵，不上二十年，遂把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強橫的民族的帝國打破，遂恢復漢族的中國。這裡面雖有許多原因，但我們讀了龔聖與、周密的議論，可以知道水滸故事的發達與傳播也許是漢族光復的一個重要原因哩。
二
元朝水滸故事非常發達，這是萬無可疑的事。元曲里的許多水滸戲便是鐵證。但我們細細研究元曲里的水滸戲，又可以斷定元朝的水滸故事絕不是現在的《水滸傳》，又可以斷定那時代決不能產生現在的《水滸傳》。
元朝戲曲里演述梁山泊好漢的故事的，也不知有多少種。依我們所知，至少有下列各種：
（1）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錄鬼簿》作《雙獻頭》）
（2）又《黑旋風喬教學》
（3）又《黑旋風借屍還魂》
（4）又《黑旋風鬥雞會》
（5）又《黑旋風詩酒麗春園》
（6）又《黑旋風窮風月》
（7）又《黑旋風大鬧牡丹園》
（8）又《黑旋風敷演劉耍和》〔（4）至（8）五種《涵虛子》皆無「黑旋風」三字，今據暖紅室新刻的鐘嗣成《錄鬼簿》為準〕
（9）楊顯之的《黑旋風喬斷案》
（10）康進之的◎《梁山泊黑旋風負荊》
（11）又《黑旋風老收心》
（12）紅字李二的《板踏兒黑旋風》（《涵虛子》無下三字）
（13）又《折擔兒武松打虎》
（14）又《病楊雄》
（15）李文蔚的◎《同樂院燕青博魚》（《錄鬼簿》上三字作「報冤台」，「博」字作「撲」，今據《元曲選》）
（16）又《燕青射雁》
（17）李致遠的◎《都孔目風雨還牢末》
（18）無名氏的◎《爭報恩三虎下山》
（19）又《張順水裡報怨》
以上關於梁山泊好漢的戲目十九種，是參考《元曲選》《涵虛子》（《元曲選》卷首附錄的）和《錄鬼簿》（原書有序，年代為至順元年，當西曆一三三〇年；又有題詞，年代為至正庚子，當西曆一三六〇年）三部書輯成的。不幸這十九種中，只有那加◎的五種現在還保存在臧晉叔的《元曲選》里（下文詳說），其餘十四種現在都不傳了。
但我們從這些戲名里，也就可以推知許多事實出來：第一，元人戲劇里的李逵（黑旋風）一定不是《水滸傳》里的李逵。細看這個李逵，他居然能「喬教學」，能「喬斷案」，能「窮風月」，能玩「詩酒麗春園」！這可見當時的李逵一定是一個很滑稽的角色，略像蕭士比亞戲劇里的佛斯大夫（Falstaff）——有時在戰場上嘔人，有時在脂粉隊里使人笑死。至於「借屍還魂」，「敷演劉耍和」，「大鬧牡丹園」，「老收心」等等事，更是《水滸傳》的李逵所沒有的了。第二，元曲里的燕青，也不是後來《水滸傳》的燕青：「博魚」和「射雁」，都不是《水滸傳》里的事實（《水滸》有燕青射鵲一事，或是受了「射雁」的暗示的）。第三，《水滸》只有病關索楊雄，並沒「病楊雄」的話，可見元曲的楊雄也和《水滸》的楊雄不同。
現在我們再看那五本保存的梁山泊戲，更可看出元曲的梁山泊好漢和《水滸傳》的梁山泊好漢大不相同的地方了。我們先敘這五本戲的內容：
（1）《黑旋風雙獻功》。宋江的朋友孫孔目帶了妻子郭念兒上泰安神州去燒香，因路上有強盜，故來問宋江借一個護臂的人。李逵自請要去，宋江就派他去。郭念兒和一個白衙內有奸，約好了在路上一家店裡相會，各唱一句暗號，一同逃走了。孫孔目丟了妻子，到衙門裡告狀，不料反被監在牢里。李逵扮作莊家呆後生，買通牢子，進監送飯，用蒙汗藥醉倒牢子，救出孫孔目；又扮作祗候，偷進衙門，殺了白衙內和郭念兒，帶了兩顆人頭上山獻功。
（2）《李逵負荊》。梁山泊附近一個杏花莊上，有一個賣酒的王林，他有一女名叫滿堂嬌。一日，有匪人宋剛和魯智恩，假冒宋江和魯智深的名字，到王林酒店裡，搶去滿堂嬌。那日李逵酒醉了，也來王林家，問知此事，心頭大怒，趕上梁山泊，和宋江、魯智深大鬧。後來他們三人立下軍令狀，下山到王林家，叫王林自己質對。王林才知道他女兒不是宋江們搶去的。李逵慚愧，負荊上山請罪，宋江令他下山把宋剛、魯智恩捉來將功贖罪。
（3）《燕青博魚》。梁山泊第十五個頭領燕青因誤了限期，被宋江杖責六十，氣壞了兩隻眼睛，下山求醫，遇著捲毛虎燕順把兩眼醫好，兩人結為弟兄。燕順在家因為與哥哥燕和嫂嫂王臘梅不和，一氣跑了。燕和夫妻有一天在同樂院遊春，恰好燕青因無錢使用，在那裡博魚。燕和愛燕青氣力大，認他做兄弟，帶回家同住。王臘梅與楊衙內有奸，被燕青撞破。楊衙內倚仗威勢，反誣害燕和、燕青持刀殺人，把他們收在監里。燕青劫牢走出，追兵趕來，幸遇燕順搭救，捉了姦夫淫婦，同上梁山泊。
（4）《還牢末》。史進、劉唐在東平府做都頭。宋江派李逵下山請他們入伙，李逵在路上打死了人，捉到官，幸虧李孔目救護，定為誤傷人命，免了死罪。李逵感恩，送了一對扁金環給李孔目。不料李孔目的妾蕭娥與趙令史有奸，拿了金環到官出首，說李孔目私通強盜，問成死罪。劉唐與李孔目有舊仇，故極力虐待他，甚至於收受蕭娥的銀子，把李孔目吊死。李孔目死而復甦，恰好李逵趕到，用宋江的書信招安了劉唐、史進，救了李孔目，殺了姦夫淫婦，一同上山。
（5）《爭報恩》。關勝、徐寧、花榮三個人先後下山打探軍情。濟州通判趙士謙帶了家眷上任，因道路難行，把家眷留在權家店，自己先上任。他的正妻李千嬌是很賢德的，他的妾王臘梅與丁都管有奸。這一天，關勝因無盤纏在權家店賣狗肉，因口角打倒丁都管，李千嬌出來看，見關勝英雄，認他做兄弟。關勝走後，徐寧晚間也到權家店，在趙通判的家眷住屋的稍房裡偷睡，撞破丁都管和王臘梅的姦情，被他們認作賊，幸得李千嬌見徐寧英雄，認他做兄弟，放他走了。又一天晚間，李千嬌在花園裡燒香，恰好花榮躲在園裡，聽見李千嬌燒第三炷香「願天下好男子休遭羅網之災」，花榮心裡感動，向前相見。李千嬌見他英雄，也認他做兄弟。不料此時丁都管和王臘梅走過門外，聽見花榮說話，遂把趙通判喊來。趙通判推門進來，花榮拔刀逃出，砍傷他的臂膊。王臘梅咬定李千嬌有奸，告到官衙，問成死罪。關勝、徐寧、花榮三人得信，趕下山來，劫了法場，救了李千嬌，殺了姦夫淫婦，使趙通判夫妻和合。
我們研究這五本戲，可得兩個大結論。
第一，元朝的梁山泊好漢戲都有一種很通行的「梁山泊故事」作共同的底本。我們可看這五本戲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1）《雙獻功》里的宋江說：「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者是也。幼年曾為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經過，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蓋知某有難，領嘍囉下山，將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讓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晁蓋三打祝家莊身亡，眾兄弟拜某為頭領。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伙，半垓來嘍囉。寨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東連大海，西接濟陽，南通巨野、金鄉，北靠青、齊、兗、鄆。……」
（2）《李逵負荊》里的宋江自白有「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話。其餘略同上。又王林也說，「你山上頭領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漢。……老漢在這裡多虧了頭領哥哥照顧老漢。」
（3）《燕青博魚》里，宋江自白與《雙獻功》大略相同，但有「人號順天呼保義」的話，又敘殺閻婆惜事也更詳細：有「因帶酒殺了閻婆惜，一腳踢翻燭台，延燒了官房」一事。又說「晁蓋三打祝家莊，中箭身亡」。
（4）《還牢末》里，宋江自敘有「我平日度量寬洪，但有不得已的好漢，見了我時，便助他些錢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時雨宋公明」的話。其餘與《雙獻功》略同，但無「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伙」的話。
（5）《爭報恩》里，宋江自敘詞：「只因誤殺閻婆惜，逃出鄆州城，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營。忠義堂高搠杏黃旗一面，上寫著『替天行道宋公明』。聚義的三十六個英雄漢，那一個不應天上惡魔星？」這一段只說三十六人，又有「應天上惡魔星」的話，與《宣和遺事》說的天書相同。
看這五條，可知元曲里的梁山泊大致相同，大概同是根據於一種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這時代的「梁山泊故事」有可以推知的幾點：（1）宋江的歷史，小節細目雖互有詳略的不同，但大綱已漸漸固定，成為人人皆知的故事。（2）《宣和遺事》的三十六人，到元朝漸漸變成了「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伙」，已加到百零八人了。（3）梁山泊的聲勢越傳越張大，到元朝時便成了「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的水滸了。（4）最重要的一點是元朝的梁山泊強盜漸漸變成了「仁義」的英雄。元初龔聖與自序作贊的意思，有「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的話，那不過是希望的話。他稱讚宋江等，只能說他們「名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故轍」；這是說他們老老實實地做「盜賊」，不敢稱王稱帝。龔聖與又說宋江等「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不諱」。到了後來，梁山泊漸漸變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義堂了！這一變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給梁山泊，這是水滸故事的一大變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間的心理，又暗中規定了後來《水滸傳》的性質。
這是元曲里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第二，元曲演梁山泊故事，雖有一個共同的背景，但這個共同之點只限於那粗枝大葉的梁山泊略史。此外，那些好漢的個人歷史、性情、事業，當時還沒有固定的本子，故當時的戲曲家可以自由想像，自由描寫。上條寫的是「同」，這條寫的是「異」。我們看他們的「異」處，方才懂得當時文學家的創造力。懂得當時文學家創造力的薄弱，方才可以了解《水滸傳》著者的創造力的偉大無比。
我們可先看元曲家創造出來的李逵。李逵在《宣和遺事》里並沒有什麼描寫，後來不知怎樣竟成了元曲里最時髦的一個角色！上文記的十九種元曲里，竟有十二種是用黑旋風做主人翁的，《還牢末》一名《李山兒生死報恩人》，也可算是李逵的戲。高文秀一個人編了八本李逵的戲，可謂「黑旋風專門家」了！大概李逵這個「腳色」大半是高文秀的想像力創造出來的，正如Falstaff是蕭士比亞創造出來的。高文秀寫李逵的形狀道：
我這裡見客人將禮數迎，把我這兩隻手插定。哥也，他見我這威凜凜的身似碑亭，他可慣聽我這莽壯聲？唬他一個痴掙，唬得他荊棘律的膽戰心驚！
又說：
你這般茜紅巾，腥衲襖，乾紅褡膊，腿繃護膝，八答麻鞋，恰便似那煙薰的子路，黑染的金剛。休道是白日裡，夜晚間揣摸著你呵，也不是個好人。
又寫他的性情道：
我從來個路見不平，愛與人當道撅坑。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騰！撼一撼，赤力力山嶽崩！但惱著我黑臉的爹爹，和他做場的歹鬥，翻過來落可便吊盤的煎餅！
但高文秀的《雙獻功》里的李逵，實在太精細了，不像那魯莽粗豪的黑漢。看他一見孫孔目的妻子便知他不是「兒女夫妻」；看他假扮莊家後生，送飯進監；看他偷下蒙汗藥，麻倒牢子；看他假扮祗候，混進官衙：這豈是那魯莽粗疏的黑旋風嗎？至於康進之的《李逵負荊》，寫李逵醉時情狀，竟是一個細膩風流的詞人了！你聽李逵唱：
飲興難酬，醉魂依舊。尋村酒，恰問罷王留。王留道，兀那裡人家有！可正是清明時候，卻言風雨替花愁。和風漸起，暮雨初收。俺則見楊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釣魚舟。更和這碧粼粼春水波紋縐，有往來社燕，遠近沙鷗。
（人道我梁山泊無有景致，俺打那廝的嘴！）
俺這裡霧鎖著青山秀，煙罩定綠楊洲。（那桃樹上一個黃鶯兒將那桃花瓣兒呵，呵，的下來，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聽的誰說來？我試想咱。……哦！想起來了也！俺學究哥哥道來。）他道是輕薄桃花逐水流。（俺綽起這桃花瓣兒來，我試看咱。好紅紅的桃花瓣兒！〔笑科〕你看我好黑指頭也！）恰便是粉襯的這胭脂透！（可惜了你這瓣兒！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兒去！我與你趕，與你趕！貪趕桃花瓣兒。）早來到這草橋店垂楊的渡口。（不中，則怕誤了俺哥哥的將令。我索回去也。……）待不吃呵，又被這酒旗兒將我來相迤逗。他，他，他舞東風在曲律桿頭！
這一段，寫的何嘗不美？但這可是那殺人不眨眼的黑旋風的心理嗎？
我們看高文秀與康進之的李逵，便可知道當時的戲曲家對於梁山泊好漢的性情人格的描寫還沒有到固定的時候，還在極自由的時代：你造你的李逵，他造他的李逵；你造一本李逵《喬教學》，他便造一本李逵《喬斷案》；你形容李逵的精細機警，他描寫李逵的細膩風流。這是人物描寫一方面的互異處。
再看這些好漢的歷史與事業。這十三本李逵戲的事實，上不依《宣和遺事》，下不合《水滸傳》，上文已說過了。再看李文蔚寫燕青是梁山泊第十五個頭領，他占的地位很重要，《宣和遺事》說燕青是劫「生辰綱」的八人之一，他的位置，自然應該不低。後來《水滸傳》里把燕青派作盧俊義的家人，便完全不同了。燕青下山遇著燕順弟兄，大概也是自由想像出來的事實。李文蔚寫燕順也比《水滸傳》里的燕順重要得多。最可怪的是《還牢末》里寫的劉唐和史進兩人。《水滸傳》寫史進最早，寫他的為人也極可愛。《還牢末》寫史進是東平府的一個都頭，毫無可取的技能；寫宋江招安史進乃在晁蓋身死之後，也和《水滸》不同。劉唐在《宣和遺事》里是劫「生辰綱」的八人之一，與《水滸》相同。《還牢末》里的劉唐竟是一個挾私怨謀害好人的小人，還比不上《水滸傳》的董超、薛霸！蕭娥送了劉唐兩錠銀子，要他把李孔目吊死，劉唐答應了；蕭娥走後，劉唐自言自語道：
要活的難，要死的可容易。那李孔目如今是我手裡物事，搓的圓，捏的匾。拼得將他盆弔死了，一來，賺他幾個銀子使用；二來，也償了我平生心愿。我且吃杯酒去，再來下手，不為遲哩。
這種寫法，可見當時的戲曲家敘述梁山泊好漢的事跡，大可隨意構造；並且可見這些文人對於梁山泊上人物都還沒有一貫的、明白的見解。
以上我們研究元曲里的水滸戲，可得四條結論：
（1）元朝是「水滸故事」發達的時代。這八九十年中，產生了無數「水滸故事」。
（2）元朝的「水滸故事」的中心部分——宋江上山的歷史、山寨的組織和性質——大致都相同。
（3）除了那一部分之外，元朝的水滸故事還正在自由創造的時代：各位好漢的歷史可以自由捏造，他們的性情品格的描寫也極自由。
（4）元朝文人對於梁山泊好漢的見解很淺薄平庸，他們描寫人物的本領很薄弱。
從這四條上，我們又可得兩條總結論：
（甲）元朝只有一個雛形的水滸故事和一些草創的水滸人物，但沒有《水滸傳》。
（乙）元朝文學家的文學技術，程度很幼稚，決不能產生我們現有的《水滸傳》。
附註：我從前也看錯了元人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學，才知道元人的文學程度實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話文學的草創時代，絕不是白話文學的成人時代。即如關漢卿、馬致遠兩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們的文學技術與文學意境都脫不了「幼稚」的批評。故我近來深信《水滸》《西遊》《三國》都不是元代的產物。這是文學史上一大問題，此處不能細說，我將來別有專論。
三
以上是研究從南宋到元末的水滸故事。我們既然斷定元朝還沒有《水滸傳》，也做不出《水滸傳》，那麼《水滸傳》究竟是什麼時代的什麼人做的呢？
《水滸傳》究竟是誰做的？這個問題至今無人能夠下一個確定的答案。明人郎瑛《七修類稿》說：「《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但郎氏又說他曾見一本，上刻「錢塘施耐庵」作的。清人周亮工《書影》說：「《水滸傳》相傳為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遊覽志》又雲，此書出宋人筆。近日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為羅貫中所續，極口詆羅，復偽為施序於前，此書遂為施有矣。」田叔禾即田汝成，是嘉靖五年的進士。他說《水滸傳》是宋人做的，這話自然不值得一駁。郎瑛死於嘉靖末年，那時還無人斷定《水滸》的作者是誰。周亮工生於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死於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正與金聖歎同時。他說，《水滸》前七十回斷為施耐庵的是從金聖歎起的；聖嘆以前，或說施，或說羅，還沒有人下一種斷定。
聖嘆刪去七十回以後，斷為羅貫中的，聖嘆自說是根據「古本」。我們現在須先研究聖嘆評本以前《水滸傳》有些什麼本子。
明人沈德符的《野獲編》說：「武定侯郭勛，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大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周亮工《書影》又說：「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據此，嘉靖郭本是《水滸傳》的第一次「善本」，是有一百回的。
再看李贄的《忠義水滸傳》序：
《水滸傳》者，發憤之作也。……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泄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泄其憤。敢問泄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致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於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於混江。……（《焚書》卷三）
李贄是嘉靖、萬曆時代的人，與郭武定刻《水滸傳》的時候相去很近，他這篇序說的《水滸傳》一定是郭本《水滸》。我們看了這篇序，可以斷定明代的《水滸傳》是有一百回的；是有招安以後，「破遼」，「平方臘」，「宋江服毒自盡」，「魯智深坐化」等事的；我們又可以知道明朝嘉靖、萬曆時代的人也不能斷定《水滸傳》是施耐庵做的，還是羅貫中做的。
到了金聖歎，他方才把前七十回定為施耐庵的《水滸》，又把七十回以後，招安平方臘等事，都定為羅貫中續做的《續水滸傳》。聖嘆批第七十回說：「後世乃復削去此節，盛夸招安，務令罪歸朝廷而功歸強盜，甚且至於裒然以忠義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亂至於如是之甚也！」據此可見明代所傳的《忠義水滸傳》是沒有盧俊義的一夢的。聖嘆斷定《水滸》只有七十回，而罵羅貫中為狗尾續貂。他說：「古本《水滸》如此，俗本妄肆改竄，真所謂愚而好自用也。」我們對於他這個斷定，可有兩種態度：（1）可信金聖歎確有一種古本；（2）不信他得有古本，並且疑心他自己假託古本，「妄肆竄改」，稱真本為俗本，自己的改本為古本。
第一種假設——認金聖歎真有古本作校改的底子——自然是很難證實的。我的朋友錢玄同先生說：「金聖歎實在喜歡亂改古書。近人劉世珩校刊關、王原本《西廂》，我拿來和金批本一對，竟變成兩部書。……以此例彼，則《水滸》經老金批校，實在有點難信了。」錢先生希望得著一部明板的《水滸》，拿來考證《水滸》的真相。據我個人看來，即使我們得著一部明板《水滸》，至多也不過是嘉靖朝郭武定的一百回本，就是金聖歎指為「俗本」的，究竟我們還無從斷定金聖歎有無「真古本」。但第二種假設——金聖歎假託古本竄改原本——更不能充分成立。金聖歎若要竄改《水滸》，盡可自由刪改，並沒有假託古本的必要。他武斷《西廂》的後四折為續作，並沒有假託古本，又何必假託一部古本的《水滸傳》呢？大概文學的技術進步時，後人對於前人的文章往往有不能滿意的地方。元人做戲曲是匆匆忙忙地做了應戲台上之用的，故元曲實在多有太潦草、太疏忽的地方，難怪明人往往大加修飾，大加竄改。況且元曲刻本在當時本來極不完備：最下的本子僅有曲文，無有科白，如日本西京帝國大學影印的《元曲三十種》；稍好的本子雖有科白，但不完全，如「付末上見外云云了」，「旦引倈上，外分付云云了」，如董授經君影印的《十段錦》；最完好的本子如臧晉叔的《元曲選》，大概都是已經明朝人大加補足修飾的了。此項曲本，既非「聖賢經傳」，並且實有修改的必要，故我們可以斷定現在所有的元曲，除了西京的三十種之外，沒有一種不曾經明人修改的。《西廂》的改竄，並不起於金聖歎，到聖嘆時《西廂》已不知修改了多少次了。周憲王、王世貞、徐渭都有改本，遠在聖嘆之前，這是我們知道的。比如李漁改《琵琶記》的《描容》一出，未必沒有勝過原作的地方。我們現在看見劉刻的《西廂》原本與金評本不同，就疑心全是聖嘆改了的，這未免太冤枉聖嘆了。在明朝文人中，聖嘆要算是最小心的人。他有武斷的毛病，他又有錯評的毛病。但他有一種長處，就是不敢抹殺原本。即以《西廂》而論，他不知道元人戲曲的見解遠不如明末人的高超，故他武斷後四出為後人續的，這是他的大錯。但他終不因此就把後四出都刪去了，這是他的謹慎處。他評《水滸傳》也是如此。我在第一節已指出了他的武斷和誤解的毛病。但明朝人改小說戲曲向來沒有假託古本的必要，況且聖嘆引據古本不但用在百回本與七十回本之爭，又用在無數字句小不同的地方。以聖嘆的才氣，改竄一兩個字，改換一兩句，何須假託什麼古本？他改《左傳》的句讀，尚且不須依傍古人，何況《水滸傳》呢？因此我們可以假定他確有一種七十回的《水滸》本子。
我對於「《水滸》是誰做的」這個問題，頗曾虛心研究，雖不能說有了最滿意的解決，但我卻有點意見，比較的可算得這個問題的一個可用的答案。我的答案是：
（1）金聖歎沒有假託古本的必要。他用的底本大概是一種七十回的本子。
（2）明朝有三種《水滸傳》：第一種是一百回本；第二種是七十回本，第三種又是一百回本。
（3）第一種一百回本是原本，七十回本是改本。後來又有人用七十回本來刪改百回本的原本，遂成一種新百回本。
（4）一百回本的原本是明初人做的，也許是羅貫中做的。羅貫中是元末明初的人，涵虛子記的元曲里有他的《龍虎風雲會》雜劇。
（5）七十回本是明朝中葉的人重做的，也許是施耐庵做的。
（6）施耐庵不知是什麼人，但決不是元朝人。也許是明朝文人的假名，並沒有這個人。
這六條假設，我且一一解說於下：
（1）金聖歎沒有假託古本的必要，上文已說過了，我們可以承認聖嘆家藏的本子是一種七十回本。
（2）明朝有三種《水滸傳》。第一種是《水滸》的原本，是一百回的。周亮工說，「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即是此本。第二種是七十回本，大概金聖歎的「貫華堂古本」即是此本。第三種是一百回本，是有招安以後「征四寇」等事的，亦名《忠義水滸傳》。李贄的序可為證。周亮工又說，「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當即是此本（說見下條）。
（3）第一種百回本是《水滸傳》的原本。我細細研究元朝到明初的人做的關於梁山泊好漢的故事與戲曲，敢斷定明朝初年決不能產生現有七十回本的《水滸傳》。自從《宣和遺事》到周憲王，這二百多年中，至少有三十種關於梁山泊的書，其中保存到於今的，約有十種。照這十種左右的書看來，那時代文學的見解、意境、技術，沒有一樣不是在草創的時期的，沒有一樣不是在幼稚的時期的。且不論元人做的關於水滸的戲曲。周憲王死在明開國後七十年，他做雜劇該在建文、永樂的時代，總算「晚」了。但他的《豹子和尚自還俗》與《黑旋風仗義疏財》兩種雜劇，固然遠勝於元曲里《還牢末》與《爭報恩》等等水滸戲，但還是很缺乏超脫的意境和文學的技術（這兩種，現在董授經君刻的《雜劇十段錦》內）。故我覺得周亮工說的「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的話，大概是可以相信的。周氏又說，「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大概這種一百回本的《水滸傳》原本一定是很幼稚的。
但我們又可以知道《水滸傳》的原本是有招安以後的事的。何以見得呢？因為這種見解和宋元至明初的梁山泊故事最相接近。我們可舉幾個例。《宣和遺事》說：「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元代宋遺民周密與龔聖與論宋江三十六人也都希望草澤英雄為國家出力。不但宋元人如此。明初周憲王的《黑旋風仗義疏財》雜劇（大概是改正元人的原本的）也說張叔夜出榜招安，宋江弟兄受了招安，做了巡檢，隨張叔夜征方臘，李逵生擒方臘。這戲中有一段很可注意：
（李撇古）今日聞得朝廷出榜招安，正欲上山報知眾位首領自首出來替國家出力，為官受祿，不想途次遇見。不知兩位哥哥怎生主意？
（李逵）俺山中快樂，風高放火，月黑殺人，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千自由，百自在，可不強似這小官受人的氣！俺們怎肯受這招安也？
（李撇古）你兩個哥哥差見了。……你這三十六個好漢都是有本事有膽量的，平日以忠義為主。何不因這機會出來首官，與官里出些氣力，南征北討，得了功勞，做個大官，……不強似你在牛皮帳里每日殺人，又不安穩，那賊名兒幾時脫得？
這雖是帝室貴族的話，但這種話與上文引的宋元人的水滸見解是很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水滸》的百回本原本一定有招安以後的事（看下文論《征四寇》一段）。
這是第一種百回本，可叫作原百回本。我們又知道明朝嘉靖以後最通行的《水滸傳》是《忠義水滸傳》，也是一種有招安以後事的百回本。這是無可疑的。據周亮工說，這個百回本是郭武定刪改那每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的原本而成的。這話大概可信。沈德符《野獲編》稱郭本為「《水滸》善本」，便是一證。這一種可叫作新百回本。
大概讀者都可以承認這兩種百回本是有的了。現在難解決的問題就是那七十回本的時代。
有人說，那七十回本是金聖歎假託的，其實並無此本。這一說，我已討論過了，我以為金聖歎無假託古本的必要，他確有一種七十回本。
又有人說，近人沈子培曾見明刻的《水滸傳》，和聖嘆批本多不相同，可見現在的七十回本《水滸傳》是聖嘆竄改百回本而成的；若不是聖嘆刪改的，一定是明朝末年人刪改的。依這一說，七十回本應該在新百回本之後。
這一說，我也不相信。我想《水滸傳》被聖嘆刪改的小地方，大概不免。但我想聖嘆在前七十回大概沒有什麼大竄改的地方。聖嘆既然根據他的「古本」來刪去了七十回以後的《水滸》，又根據「古本」來改正了許多地方（五十回以後更多）——他既然處處拿「古本」作根據，他必不會有了大竄改而不引據「古本」。況且那時代通行的《水滸傳》是新百回本的《忠義水滸傳》，若聖嘆大改了前七十回，豈不容易被人看出？況且周亮工與聖嘆同時，也只說「近日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為羅貫中所續，極口詆羅」，且不說聖嘆有大竄改之處。如此看來，可見聖嘆對於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除了他註明古本與俗本不同之處之外，大概沒有什麼大竄改的地方。
我且舉一個證據。雁宕山樵的《水滸後傳》是清初做的，那時聖嘆評本還不曾很通行，故他依據的《水滸傳》還是百回本的《忠義水滸傳》。這書屢次提到「前傳」的事，凡是七十回以前的事，沒有一處不與聖嘆評本相符。最明白的例如說燕青是天巧星，如說阮小七是天敗星，位在第三十一，如說李俊在石碣天文上位次在二十六，如說史進位列天罡星數，都與聖嘆本毫無差異（此書證據極多，我不能遍舉了）。可見石碣天文以前的《忠義水滸傳》與聖嘆的七十回本沒有大不同的地方。
我們雖不曾見《忠義水滸傳》是什麼樣子的，但我們可以推知坊間現行的《續水滸傳》——又名《征四寇》，不是《蕩寇志》，《蕩寇志》是道光年間人做的——一定與原百回本和新百回本都有很重要的關係。這部《征四寇》確是一部古書，很可考出原百回本和《忠義水滸傳》後面小半部是個什麼樣子。李贄《忠義水滸傳序》記的事實，如大破遼，滅方臘，宋江服毒，南征方臘時百八人陣亡過半，智深坐化於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於混江，都是《征四寇》里的事實。《征四寇》里有李逵在壽張縣坐衙斷案一段事（第三回），當是根據元曲《黑旋風喬斷案》的；又有李逵在劉太公莊上捉假宋江負荊請罪的事（第二回），是從元曲《李逵負荊》脫胎出來的；又有燕青射雁的事（第十七回），當是從元曲《燕青射雁》出來的；又有李逵在井裡通到鬥雞村，遇著仙翁的事（二十五回），當是依據元曲《黑旋風鬥雞會》的。看這些事實，可見《征四寇》和元曲的《水滸》戲很接近。最重要的是《征四寇》敘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慶遭高俅陷害，迭配淮西，後來造反稱王的事（二十九至三十一回）。這個王慶明明是《水滸傳》今本里的王進。王慶是「四寇」之一；四寇是遼、田虎、王慶、方臘；「四寇」之名來源很早，《宣和遺事》說宋江等平定「三路之寇」，後來又收方臘，可見「四寇」之說起於《宣和遺事》。但李贄作序時，只說「大破遼」與「滅方臘」兩事；清初人做的《水滸後傳》屢說「征服大遼，剿除方臘」，但無一次說到田虎、王慶的事。可見新百回本已無四寇，僅有二寇。我研究新百回本刪去二寇的原因，忽然明白《征四寇》這部書乃是原百回本的下半部。《征四寇》現存四十九回，與聖嘆說的三十回不合。我試刪去征田虎及征王慶的二十回，恰存二十九回；第一回之前顯然還有硬刪去的一回；合起來恰是三十回。田虎一大段不知為什麼刪去，但我看王慶一段的刪去明是因為王慶已變了王進，移在全書的第一回，故此一大段不能存在。這是《征四寇》為原百回本的剩餘的第一證據。《征四寇》每回之前有一首荒謬不通的詩，周亮工說的「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大概即根本於此。這是第二證據。《征四寇》的文學的技術和見解，確與元朝人的文學的技術和見解相像。更可斷定這書是原百回本的一部分。若新百回本還是這樣幼稚，決不能得晚明那班名士（如李贄、袁宏道等）那樣欽佩。這是第三證據。
以上我主張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與今本七十回沒有什麼大不同的地方；新百回本的後三十回確與原百回本的後半部大不同，可見新百回本確已經過一回大改竄了。新百回本是嘉靖時代刻的，郎瑛著書也在嘉靖年間，他已見有施、羅兩本。況且李贄在萬曆時做《水滸序》又混稱「施羅兩公」。若七十回本出在明末，李贄決沒有合稱施、羅的必要。因此我想嘉靖時初刻的新百回本已是兩種本子合起來的：一種是七十回本，一種是原百回本的後半。因為這新百回本（《忠義水滸傳》）是兩種本子合起來的，故嘉靖以後人混稱施、羅兩公，故金聖歎敢斷定七十回以前為施本，七十回以後為羅本。
因此，我假定七十回本是嘉靖郭本以前的改本。大概明朝中葉時期——當弘治、正德的時候——文學的見解與技術都有進步，故不滿意於那幼稚的《水滸》百回原本。況且那時又是個人主義的文學發達的時代。李夢陽、康海、王九思、祝允明、唐寅一班人都是不滿意於政府的，都是不滿意於當時社會的。故我推想七十回本是弘治、正德時代的出產品。這書大概略本那原百回本，重新改做一番，刪去招安以後的事；一切人物的描寫，事實的敘述，大概都有許多更改原本之處。如王慶改為王進，移在全書之首，又寫他始終不肯落草，便是一例。若原百回本果是像《征四寇》那樣幼稚，這七十回本檢直不是改本，竟可稱是創作了。
這個七十回本是明朝第二種《水滸傳》。我們推想此書初出時必定不能使多數讀者領會，當時人大概以為這七十回是一種不完全的本子，郭勛是一個貴族，又是一個奸臣，故更不喜歡這七十回本。因此，我猜想郭刻的百回的「《水滸》善本」大概是用這七十回本來修改原百回本的：七十回以前是依七十回本改的，七十回以後是嘉靖時人改的。這個新百回本是第三種《水滸》本子。
這第三種本子——新百回本——是合兩種本子而成的，前七十回全采七十回本，後三十回大概也遠勝原百回本的末五十回，所以能風行一世。但這兩種本子的內容與技術是不同的，前七十回是有意重新改做的，後三十回是用原百回本的下半改了湊數的，故明眼的人都知道前七十回是一部，後三十回又是一部。不但上文說的李贄混稱施、羅二公是一證據，還有清初的《水滸後傳》的「讀法」上說「前傳之前七十回中，回目用大鬧字者凡十」。現查《水滸傳》的回目果有十次用「大鬧」字，但都在四十五回以前。既在四十五回以前，何故說「前七十回」呢？這可見分兩《水滸》為兩部的，不止金聖歎一人了。
（4）如果百回本的原本是如周亮工說的那樣幼稚，或是像《征四寇》那樣幼稚，我們可以斷定他是元末明初的著作。周亮工說羅貫中是洪武時代的人，大概羅貫中到明末初期還活著。前人既多說《水滸》是羅貫中做的，我們也不妨假定這百回本的原本是他做的。
（5）七十回本一定是明末中葉的人刪改的，這一層我已在上文（3）條里說過了。嘉靖時郎瑛曾見有一本《水滸傳》，是「錢塘施耐庵」做的。可惜郎瑛不曾說這一本是一百回，還是七十回。或者這一本七十回的即是郎瑛看見的施耐庵本。我想：若施本不是七十回本，何以聖嘆不說百回本是施本而七十回本是羅本呢？
（6）我們雖然假定七十回本為施耐庵本，但究竟不知施耐庵是誰。據我的淺薄學問，元明兩朝沒有可以考證施耐庵的材料。我可以斷定的是：施耐庵絕不是宋元兩朝人，他絕不是明朝初年的人，因為這三個時代不會產出這七十回本的《水滸傳》。從文學進化的觀點看起來，這部《水滸傳》，這個施耐庵，應該產生在周憲王的雜劇與《金瓶梅》之間。——但是何以明朝的人都把施耐庵看作宋元的人呢？（田汝成、李贄、金聖歎、周亮工等人都如此。）這個問題極有研究的價值。清初出了一部《後水滸傳》，是接著百回本做下去的（此書敘宋江服毒之後，剩下的三十幾個水滸英雄，出來幫助宋軍抵禦金兵，但無成功；混江龍李俊同一班弟兄，渡海至暹羅國，創下李氏王朝）。這書是一個明末遺民雁盪山樵陳忱做的（據沈登瀛《南潯備志》；參看《蕩寇記》前鏡水湖邊老漁的跋語），但他託名「古宋遺民」。我因此推想那七十回本《水滸傳》的著者刪去了原百回本招安以後的事，把《忠義水滸傳》變成了「純粹草澤英雄的水滸傳」，一定有點深意，一定很觸犯當時的忌諱，故不得不託名於別人。「施耐庵」大概是「烏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個假託的名字。明朝文人受禍的最多。高啟、楊基、張羽、徐賁、王行、孫蕡、王蒙都不得好死。弘治、正德之間，李夢陽四次下獄；康海、王敬夫、唐寅都廢黜終身。我們看了這些事，便可明白《水滸傳》著者所以必須用假名的緣故了。明朝一代的文學要算《水滸傳》的理想最激烈，故這書的著者自己隱諱也最深。書中說的故事又是宋代的故事，又和許多宋元的小說戲曲有關係，故當時的人或疑施耐庵為宋人，或疑為元人，卻不知道宋元時代決不能產生這樣一部奇書。
我們既不能考出《水滸傳》的著者究竟是誰，正不妨仍舊認「施耐庵」為七十回本《水滸傳》的著者，——但我們須要記得，「施耐庵」是明朝中葉一個文學大家的假名！
總結上文的研究，我們可把南宋到明朝中葉的《水滸》材料做一個淵源表如下：
四
自從金聖歎把「施耐庵」的七十回本從《忠義水滸傳》里重新分出來，到於今已近三百年了（聖嘆自序在崇禎十四年）。這三百年中，七十回本居然成為《水滸傳》的定本。平心而論，七十回本得享這點光榮，是很應該的。我們現在且替這七十回本做一個分析。
七十回本除「楔子」一回不計外，共分十大段：
第一段——第一至第十一回。這一大段只有楊志的歷史（「做到殿司制使官，因道君皇帝蓋萬歲山，差一般十個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料洒家……失陷了花石綱，不能回京。」）是根據於《宣和遺事》的，其餘都是創造出來的。這一大段先寫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被高俅趕走了。王進即是《征四寇》里的王慶，不在百八人之數；施耐庵把他從下半部直提到第一回來，又改名王進，可見他的著書用意。王進之後，接寫一個可愛的少年史進，始終不肯落草，但終不能不上少華山去；又寫魯達為了仗義救人，犯下死罪，被逼做和尚，再被逼做強盜；又寫林沖被高俅父子陷害，逼上梁山。林沖在《宣和遺事》里是押送「花石綱」的十二個制使之一；但在龔聖與的三十六人贊里卻沒有他的名字，元曲里也不提起他，大概元朝的水滸故事不見得把他當作重要人物。《水滸傳》卻極力描寫林沖，風雪山神廟一段更是能感動人的好文章。林沖之後，接寫楊志。楊志在困窮之中不肯落草，後來受官府冤屈，窮得出賣寶刀，以致犯罪受杖，迭配大名府（賣刀也是《宣和遺事》中有的，但在穎州，《水滸傳》改在京城，是有意的）。這一段連寫五個不肯做強盜的好漢，他的命意自然是要把英雄落草的罪名歸到貪官污吏身上去。故這第一段可算是《水滸傳》的「開宗明義」的部分。
第二段——第十二至第二十一回。這一大段寫「生辰綱」的始末，是《水滸傳》全局的一大關鍵。《宣和遺事》也記有五花營堤上劫取生辰綱的事，也說是宋江報信，使晁蓋等逃走；也說到劉唐送禮謝宋江，以致宋江殺閻婆惜。《水滸傳》用這箇舊輪廓，加上無數瑣細節目，寫得格外有趣味。這一段從雷橫捉劉唐起，寫七星聚義，寫智取生辰綱，寫楊志、魯智深落草，寫宋江私放晁蓋，寫林沖火併梁山泊，寫劉唐送禮酬謝宋江，寫宋江怒殺閻婆惜，直寫到宋江投奔柴進避難，與武松結拜做兄弟。《水滸》里的中心人物——須知盧俊義、呼延灼、關勝等人不是《水滸》的中心人物——都在這裡了。
第三段——第二十二回到第三十一回。這一大段可說是武松的傳。涵虛子與《錄鬼簿》都記有紅字李二的《武松打虎》一本戲曲。紅字李二是教坊劉耍和的女婿，劉耍和已被高文秀編入曲里，而《錄鬼簿》說高文秀早死，可見紅字李二的武松戲一定遠在《錄鬼簿》成書之前，——約在元朝的中葉。可見十四世紀初年已有一種武松打虎的故事。《水滸傳》根據這種故事，加上新的創造的想像力，從打虎寫到殺嫂，從殺嫂寫到孟州道打蔣門神，從蔣門神寫到鴛鴦樓、蜈蚣嶺，便成了《水滸傳》中最精彩的一大部分。
第四段——第三十一回到第三十四回。這一小段是勉強插入的文章。《宣和遺事》有花榮和秦明等人，無法加入，故寫清風山、清風寨、對影山等一段，把這一班人送上梁山泊去。
第五段——第三十五回到第四十一回。這一大段也是《水滸傳》中很重要的文字，從宋江奔喪回家，迭配江州起，寫江州遇戴宗、李逵，寫潯陽江宋江題反詩，寫梁山泊好漢大鬧江州，直寫到宋江入伙後又偷回家中，遇著官兵追趕，躲在玄女廟裡，得受三卷天書。江州一大段完全是《水滸傳》的著者創造出來的。《宣和遺事》沒有宋江到江州配所的話，元曲也只說他迭配江州，路過梁山泊，被晁蓋打救上山。《水滸傳》造出江州一大段，不但寫李逵的性情品格，並且把宋江的野心大志都寫出來。若沒有這一段，宋江便真成了一個「虛名」了。天書一事，《宣和遺事》里也有，但那裡的天書除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只有詩四句：「破國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水滸傳》不寫天書的內容，又把這四句詩改作京師的童謠：「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見三十八回）」這不但可見《宣和遺事》和《水滸》的關係，又可見後來文學的見解和手段的進化。
第六段——第四十二回到第四十五回。這一段寫公孫勝下山取母親，引起李逵下山取母，又引起戴宗下山尋公孫勝，路上引出楊雄、石秀一段。《水滸傳》到了大鬧江州以後，便沒有什麼很精彩的地方。這一段中寫石秀的一節比較是要算很好的了。
第七段——第四十六回到第四十九回。這一段寫宋江三打祝家莊。在元曲里，三打祝家莊是晁蓋的事。
第八段——第五十回到第五十三回。寫雷橫、朱仝、柴進三個人的事。
第九段——第五十四回到五十九回。這一大段和第四段相像，也是插進去做一個結束的。《宣和遺事》有呼延灼、徐寧等人，《水滸傳》前半部又把許多好漢分散在二龍山、少華山、桃花山等處了，故有這一大段，先寫呼延灼征討梁山泊，次請出一個徐寧，次寫呼延灼兵敗後逃到青州，慕容知府請他收服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次寫少華山與芒碭山：遂把這五山的好漢一齊送上梁山泊去。
第十段——第五十九回到七十回。這一大段是七十回本《水滸傳》的最後部分，先寫晁蓋打曾頭市中箭身亡，次寫盧俊義一段，次寫關勝，次寫破大名府，次寫曾頭市報仇，次寫東平府收董平，東昌府收張清，最後寫石碣天書作結。《宣和遺事》里，盧俊義是梁山泊上最初的第二名頭領，《水滸傳》前面不曾寫他，把他留在最後，無法可以描寫，故只好把擒史文恭的大功勞讓給他。後來結起帳來，一百零八人中還有董平和張清沒有加入，這兩人又都是《宣和遺事》里有名字的，故又加上東平、東昌兩件事。算算還少一個，只好拉上一個獸醫皇甫端！這真是《水滸傳》的「強弩之末」了！
這是《水滸傳》的大規模。我們拿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個大規模，可得兩種感想。
第一，我們拿宋元時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來比較這部《水滸傳》，我們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與大匠本領；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四百年中白話文學的進步很可驚異！元以前的，我們現在且不談。當元人的雜劇盛行時，許多戲曲家從各方面搜集編曲的材料，於是有高文秀等人採用民間盛行的梁山泊故事，各人隨自己的眼光才力，發揮水滸的一方面，或創造一種人物，如高文秀的黑旋風，如李文蔚的燕青之類；有時幾個文人各自發揮一個好漢的一片面，如高文秀髮揮李逵的一片面，楊顯之、康進之、紅字李二又各各發揮李逵的一片面。但這些都是一個故事的自然演化，又都是散漫的，片面的，沒有計劃的，沒有組織的發展。後來這類的材料越積越多了，不能不有一種貫通綜合的總編，於是元末明初有《水滸傳》百回之作。但這個草創的《水滸傳》原本，如上節所說，是很淺陋幼稚的。這種淺陋幼稚的證據，我們還可以在《征四寇》里尋出許多。然而這個《水滸傳》原本居然把三百年來的水滸故事貫通起來，用宋元以來的梁山泊故事做一個大綱，把民間和戲台上的「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伙」的種種故事做一些子目，造成一部草創的大小說，總算是很難得的了。到了明朝中葉，「施耐庵」又用這個原百回本作底本，加上高超的新見解，加上四百年來逐漸成熟的文學技術，加上他自己的偉大創造力，把那草創的山寨推翻，把那些僵硬無生氣的水滸人物一齊毀去；於是重興水滸，再造梁山，畫出十來個永不會磨滅的英雄人物，造成一部永不會磨滅的奇書。這部七十回的《水滸傳》不但是集四百年水滸故事的大成，並且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這是我的第一個感想。
第二，施耐庵的《水滸傳》是四百年文學進化的產兒，但《水滸傳》的短處也就吃虧在這一點。倘使施耐庵當時能把那歷史的梁山泊故事完全丟在腦背後，倘使他能忘了那「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伙」的故事，倘使他用全副精神來單寫魯智深、林沖、武松、宋江、李逵、石秀等七八個人，他這部書一定格外有精彩，一定格外有價值。可惜他終不能完全衝破那歷史遺傳的水滸輪廓，可惜他總捨不得那一百零八人。但是一個人的文學技能是有限的，決不能在一部書里創造一百零八個活人物。因此，他不能不東湊一段，西補一塊，勉強把一百零八人「擠」上梁山去！鬧江州以前，施耐庵確能放手創造，看他寫武松一個人便占了全書七分之一，所以能有精彩。到了宋江上山以後，全書已去七分之四，還有那四百年傳下的「三打祝家莊」的故事沒有寫（明以前的水滸故事，都把三打祝家莊放在宋江上山之前），還有那故事相傳坐第二把交椅的盧俊義和關勝、呼延灼、徐寧、燕青等人沒有寫。於是施耐庵不能不潦草了，不能不雜湊了，不能不敷衍了。最明顯的例是寫盧俊義的一大段。這一段硬把一個坐在家裡享福的盧俊義拉上山去，已是很笨拙了；又寫他信李固而疑燕青，聽信了一個算命先生的妖言便去燒香解災，竟成了一個糊塗漢了，還算得什麼豪傑？至於吳用設的詭計，使盧俊義自己在壁上寫下反詩，更是淺陋可笑。還有燕青在宋元的水滸故事裡本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施耐庵在前六十回竟把他忘了，故不能不勉強把他捉來送給盧俊義做一個家人！此外如打大名府時，宋江忽然生背疽，於是又拉出一個安道全來；又如全書完了，又拉出一個皇甫端來，這種雜湊的寫法，實在幼稚的很。推求這種缺點的原因，我們不能不承認施耐庵吃虧在於不敢拋棄那四百年遺傳下來的水滸舊輪廓，這是很可惜的事。後來《金瓶梅》只寫幾個人，便能始終貫徹，沒有一種敷衍雜湊的弊病了。
我這兩種感想是從文學的技術上著想的。至於見解和理想一方面，我本不願多說話，因為我主張讓讀者自己虛心去看《水滸傳》，不必先懷著一些主觀的成見。但我有一個根本觀念，要想借《水滸傳》做一個具體的例來說明，並想貢獻給愛讀《水滸傳》的諸君，做我這篇長序的結論。
我承認金聖歎確是懂得《水滸》的第一大段，他評前十一回，都無大錯。他在第一回批道：
為此書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設言一百八人，而又遠托之於水涯。……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於伯夷、太公居海避紂之志矣。
這個見解是不錯的。但他在「讀法」里又說：
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等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水滸傳》卻不然。施耐庵本無一肚皮宿怨要發揮出來，只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閒，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其是非皆不謬於聖人。
這是很誤人的見解。一面說他「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一面又說他「只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閒，不免伸紙弄筆」，這不是絕大的矛盾嗎？一面說「不止於居海避紂之志」，老實說就是反抗政府，一面又說「其是非皆不謬於聖人」，這又不是絕大的矛盾嗎？《水滸傳》絕不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閒」的人做得出來的書。「飽暖無事，又值心閒」的人只能作詩鐘，做八股，做死文章，——決不肯來做《水滸傳》。聖嘆最愛談「作史筆法」，他卻不幸沒有歷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滸》的故事乃是四百年來老百姓與文人發揮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這故事發揮他們的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寨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明初人借他發揮宿怨，故寫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後反被政府陷害謀死。明朝中葉的人——所謂施耐庵——借他發揮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後的事，做成一部純粹反抗政府的書。
這部七十回的《水滸傳》處處「褒」強盜，處處「貶」官府。這是看《水滸》的人，人人都能得著的感想。聖嘆何以獨不能得著這個普遍的感想呢？這又是歷史上的關係了。聖嘆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聖嘆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故能賞識《水滸傳》。但文學家金聖歎究竟被《春秋》筆法家金聖歎誤了。他賞識《水滸傳》的文學，但他誤解了《水滸傳》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刪去招安以後事正是格外反抗政府，他看錯了，以為七十回本既不贊成招安，便是深惡宋江等一班人。所以他處處深求《水滸傳》的「皮裡陽秋」，處處把施耐庵恭維宋江之處都解作痛罵宋江。這是他的根本大錯。
換句話說，金聖歎對於《水滸》的見解與做《蕩寇志》的俞仲華對於《水滸》的見解是很相同的。俞仲華生當嘉慶、道光的時代，洪秀全雖未起來，盜賊已遍地皆是，故他認定「既是忠義便不做強盜，既做強盜必不算忠義」的宗旨，做成他的《結水滸傳》，即《蕩寇志》，要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看《蕩寇志》諸序。俞仲華死於道光己酉，明年洪秀全起事）！俞仲華的父兄都經過匪亂，故他有「孰知羅貫中之害至於此極耶」的話。他極佩服聖嘆，尊為「聖嘆先生」，其實這都是因為遭際有相同處的緣故。
聖嘆自序在崇禎十四年，正當流賊最猖獗的時候，故他的評本努力要證明《水滸傳》「把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真有狗彘不食之恨」。但《水滸傳》寫的一班強盜確是可愛可敬，聖嘆決不能使我們相信《水滸傳》深惡痛絕魯智深、武松、林沖一班人，故聖嘆只能說「《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殲厥渠魁之意，其餘便饒恕了」。好一個強辯的金聖歎！豈但「饒恕」，簡直是崇拜！
聖嘆又親見明末的流賊偽降官兵，後復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對於《宋史》侯蒙請赦宋江使討方臘的事，大不滿意，故極力駁他，說他「一語有八失」。所以他又極力表章那沒有招安以後事的七十回本。其實這都是時代的影響。雁盪山樵當明亡之後，流賊已不成問題，當時的問題乃是國亡的原因和亡國遺民的慘痛等等問題，故雁盪山樵的《水滸後傳》極力寫宋南渡前後那班奸臣誤國的罪狀；寫燕青冒險到金兵營里把青子黃柑獻給道君皇帝；寫王鐵杖刺殺王黼、楊戩、梁師成三個奸臣；寫燕青、李應等把高俅、蔡京、童貫等邀到營里，大開宴會，數說他們誤國的罪惡，然後把他們殺了；寫金兵擄掠平民，勒索贖金；寫無恥奸民，裝作金兵模樣，幫助仇敵來敲吸同胞的脂髓，這更可見時代的影響了。
這種種不同的時代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見解，也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作物——這便是我要貢獻給大家的一個根本的文學觀念。《水滸傳》上下七八百年的歷史便是這個觀念的具體的例證。不懂得南宋的時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發生。不懂得宋元之際的時代，便不懂得水滸故事何以發達變化。不懂得元朝一代發生的那麼多的水滸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產生《水滸傳》。不懂得元明之際的文學史，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滸傳》何以那樣幼稚。不讀《明史》的《功臣傳》，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滸傳》何以於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讒遭害和李俊、燕青見機遠遁等事。不讀《明史》的《文苑傳》，不懂得明朝中葉的文學進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本《水滸傳》的價值。不懂得明末流賊的大亂，便不懂得金聖歎的《水滸》見解何以那樣迂腐。不懂得明末清初的歷史，便不懂得雁盪山樵的《水滸後傳》。不懂得嘉慶、道光間的遍地匪亂，便不懂得俞仲華的《蕩寇志》。——這叫作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
節選自胡適《〈水滸傳〉考證》，標題為編者所加①
《西遊記》
胡適
民國十年十二月中，我在百忙中做了一篇《西遊記序》，當時搜集材料的時間甚少，故對於考證的方面很不能滿足自己的期望。這一年之中，承許多朋友的幫助，添了一些材料；病中多閒暇，遂整理成一篇考證，先在《讀書雜誌》第六期上發表。當時又為篇幅所限，不能不刪節去一部分。這回《西遊記》再版付印，我又把前做的《西遊記序》和《考證》合併起來，成為這一篇。
一
《西遊記》不是元朝的長春真人邱處機做的。元太祖西征時，曾遣使召邱處機赴軍中，處機應命前去，經過一萬餘里，走了四年，始到軍前。當時有一個李志常記載邱處機西行的經歷，做成《西遊記》二卷。此書乃是一部地理學上的重要材料，並非小說。
小說《西遊記》與邱處機《西遊記》完全無關，但與唐沙門慧立做的《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常州天寧寺有刻本）和玄奘自己著的《大唐西域記》（常州天寧寺有刻本）卻有點小關係。玄奘是中國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他二十六歲立志往印度去求經，途中經過了無數困難，出遊十七年（六二八—六四五），經歷五十多國，帶回佛教經典六百五十七部。歸國之後，他著手翻譯，於十九年中（六四五—六六三），譯成重要經論七十三部，凡一千三百三十卷（參看《改造》四卷一號梁任公先生的《千五百年前之留學生》）。慧立為他做的傳記——大概是根據於玄奘自己的記載的——寫玄奘的事跡最詳細，為中國傳記中第一部大書。傳中記玄奘的家世和求經的動機如下：
玄奘，俗姓陳，緱氏人。兄弟四人，他第四。他的二哥先出家，教他誦習經業。他後來也得出家，與兄同居一寺。他遊歷各地，訪求名師，講論佛法，後入長安，住大覺寺。他「既遍謁眾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游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
這是玄奘求法的目的。他後來途中有謝高昌王的啟，中有云：
……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類乖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他化不二之宗析為南北兩道。紛紜爭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決。玄奘……負笈從師，年將二紀，……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侘傺；望給園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願一拜臨，啟伸宿惑；雖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蠡難為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束裝取路。……
這個動機，不幸被做《西遊記》的人完全埋沒了。但傳說中玄奘路上經過的種種艱難困苦，乃是《西遊記》的種子。我們且引他初起程的一段：
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游，又承西路艱險，乃自試其心以人間眾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啟請，申其意志，願乞眾聖冥加，使往還無梗。……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時國政尚新，疆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出〕玉門關，……孑然孤游沙漠矣。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見有軍眾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息，皆裘毼駝馬之像，及旌旗槊氈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而微。……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盥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颯來，幾中於膝；須臾，更一箭來。知為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
第一烽與第四烽的守者待他還好，放他過去。下文云：
從此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愍將向寺，施與飲食衣服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繞人前後；唯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
下文又云：
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下字作「取下來」解），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於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幾將殞絕，不能復進，遂臥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舍，啟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但為無上道心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群生，以救苦為務。此為苦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無輟。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體既穌息，得少睡眠；……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不回。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徹。下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穌息。……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敘。……
這種記敘，既符合沙漠旅行的狀況，又符合宗教經驗的心理，真是極有價值的文字。
玄奘出流沙後，即到伊吾。高昌國王麴文泰聞知他來了，即遣使來迎接。玄奘到高昌後，國王款待極恭敬，堅留玄奘久住國中，受全國的供養，以終一身。玄奘堅不肯留，國王無法，只能用強力軟禁住他；每日進食，國王親自捧盤。
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念，遂誓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惙，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雲，「任法師西行，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為言。王曰，「若須爾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為兄弟，任師求法。……仍屈停一月，講《仁王般若經》，中間為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為眷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講訖，為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給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襪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匹，充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匹為信。又以綾絹五百匹，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並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鄔落馬遞送出境」。
從此以後，玄奘便是「闊留學」了。這一段事，記高昌王與玄奘結拜為兄弟，又為他通書於當時鎮服西域的突厥葉護可汗，書中也稱玄奘為弟。自高昌以西，玄奘以「高昌王弟」的資格旅行各國。這一點大可注意。《西遊記》中的唐太宗與玄奘結拜為弟兄，故玄奘以「唐御弟」的資格西行，這一件事必是從高昌國這一段因緣脫胎出來的。
二
以上略述玄奘取經的故事的本身。這個故事是中國佛教史上一件極偉大的故事；所以這個故事的傳播，和一切大故事的傳播一樣，漸漸的把詳細節目都丟開了，都「神話化」過了。況且玄奘本是一個偉大的宗教家，他的遊記里有許多事實，如沙漠幻景及鬼火之類，雖然都可有理性的解釋，在他自己和別的信徒的眼裡自然都是「靈異」，都是「神跡」。後來佛教徒與民間隨時逐漸加添一點枝葉，用奇異動人的神話來代換平常的事實，這個取經的大故事，不久就完全神話化了。
即如上文所引慧立的《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一段說：
從此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愍將向寺，施與飲食衣服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繞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
這一段話還合於宗教心理的經驗；然而宋朝初年（西曆九七八）輯成的《太平廣記》，引《獨異志》及《唐新語》，已把這一段故事神話化過了。《太平廣記》九十二說：
沙門玄奘，唐武德初（年代誤）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多〕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為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床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
我們比較這兩種記載，可見取經故事「神話化」之速。《太平廣記》同卷又說：
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岩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卻東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回。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眾謂此松為摩頂松。
這正是《西遊記》里玄奘說的「但看那山門裡松枝頭向東，我即回來」（第十二回，又第一百回）的話的來源了。這也可證取經故事的神話化。
歐陽修《於役志》說：
景祐三年丙子七月，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揚州）。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雲，「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盡圬漫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為絕筆。」嘆息久之。
南唐建國離開玄奘死時不過二百多年，這個故事已成為畫壁的材料了。我們雖不知此畫的故事是不是神話化了的，但這種記載已可以證明那個故事的流傳之遠。
三
民國四年，羅振玉先生和王國維先生在日本三浦將軍處借得一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影印行世。此書凡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六個字。王先生考定中瓦子為宋臨安府的街名，乃倡優劇場的所在（參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九，又卷十五），因定為南宋「說話」的一種。書中共分十七章，每章自有題目，頗似後世小說的回目。書中有詩有話，故名「詩話」。今抄十七章的目錄如下：
□□□□（原文如此）第一。（全闕）
行程遇猴行者處第二。
入大梵天王宮第三。
入香山寺第四。
過獅子林及樹人國第五。
過長坑大蛇嶺處第六。
入九龍池處第七。
「遇深沙神」第八。（題闕）
入鬼子母國處第九。
經過女人國處第十。
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
入沉香國處第十二。
入波羅國處第十三。
入優缽羅國處第十四。
天竺國度海之處第十五。
轉至香林寺受《心經》第十六。
到陝西王長者妻殺兒處第十七。
我們看這個目錄，可以知道在南宋時，民間已有一種《唐三藏取經》的小說，完全是神話的，完全脫離玄奘取經的真故事了。這部書確是《西遊記》的祖宗。內中有三點，尤可特別注意：
（1）猴行者的加入。
（2）深沙神為沙和尚的影子。
（3）途中的妖魔災難。
先說猴行者。《取經詩話》中，猴行者已成了唯一的保駕弟子了。第二節說：
僧行六人，當日起行。法師語曰：「今往西天，程途百萬，各人謹慎。」……偶於一日午時，見一白衣秀才，從正東而來，便揖和尚：「萬福，萬福！和尚今往何處？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經否？」法師合掌曰：「貧僧奉敕，為東土眾生未有佛教，是取經也。」秀才曰：「和尚生前兩回去取經，中路遭難。此回若去，千死萬死。」法師曰：「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別人。我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我今來助和尚取經。此去百萬程途，經過三十六國，多有禍難之處。」法師應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緣，東土眾生獲大利益。」當便改呼為「猴行者」。
此中可注意的是：（1）當時有玄奘「生前兩回取經，中路遭難」的神話。（2）猴行者現白衣秀才相。（3）花果山是後來小說有的，紫雲洞後來改為水簾洞了。（4）「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一句，初讀似不通，其實是很重要的；此句當解作「八萬四千個獼猴之王」（說詳下章）。
第三章說猴行者曾「九度見黃河清」。第十一章里，他自己說：
我八百歲時到此中（西王母池）偷桃吃了，至今二萬七千歲不曾來也。
法師曰：今日蟠桃結實，可偷三五個吃。
猴行者曰：我因八百歲時偷吃十個，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鐵棒，配在花果山紫雲洞。至今肋下尚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
這一段自然是《西遊記》里偷吃蟠桃的故事的來源，但又可見南宋「說話」的人把猴行者寫得頗知畏懼，而唐僧卻不大老實！
唐僧三次要行者偷桃，行者終不敢偷，然而蟠桃自己落下來了。
說由未了，下三顆蟠桃，入池中去。……師曰，「可去尋取來吃。」猴行者即將金鐶杖向盤石上敲三下，乃見一個孩兒，面帶青色，爪似鷹鸇，開口露牙，向池中出。行者問，「汝年幾多？」孩曰，「三千歲。」行者曰，「我不用你。」又敲五下，見一孩兒，面如滿月，身掛繡。行者曰，「汝年多少？」答曰，「五千歲。」行者曰，「不用你。」又敲數下，偶然一孩兒出來。問曰，「你年多少？」答曰，「七千歲。」行者放下金鐶杖，叫取孩兒入手中，問和尚，「你吃否？」和尚聞語心驚，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數下，孩兒化成一枚乳棗，當時吞入口中。後歸東土唐朝，遂吐出於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參是也。
這時候，偷蟠桃和偷人參果還是一件事。後來《西遊記》從此化出，分作兩件故事。
上段所說「金鐶杖」，乃是第三章里大梵天王所賜。行者把唐僧帶上大梵天王宮中赴齋，天王及五百羅漢請唐僧講《法華經》，他「一氣講完，如瓶注水」。大梵天王因賜予猴行者「隱形帽一事，金鐶錫杖一條，缽盂一隻，三件齊全」。這三件法寶，也被《西遊記》里分作幾段了。（《詩話》稱天王為北方毗沙門大梵天王。這是「托塔天王」的本名，梵文為Vai' sravana，可證此書近古。）
《詩話》第八章，不幸缺了兩頁，但此章記玄奘遇深沙神的事，確是後來沙僧的根本。此章大意說玄奘前身兩世取經，中途都被深沙神吃了。他對唐僧說：「項下是和尚兩度被我吃你，袋得枯骨在此。」和尚說：「你最無知。此回若不改過，教你一門滅絕。」深沙合掌謝恩：「伏蒙慈照！」深沙當時哮吼，化了一道金橋；深沙神身長三丈，將兩手托定，師行七人便從金橋上過，過了深沙。深沙詩曰：
一墮深沙五百春，渾家眷屬受災殃。金橋手托從師過，乞薦幽神化卻身。
法師詩曰：兩度曾經汝吃來，更將枯骨問無才。而今赦法殘生去，東土專心次第排。
猴行者詩曰：謝汝回心意不偏，金橋銀線步平安。回歸東土修功德，薦拔深沙向佛前。
《西遊記》第八回說沙和尚在流沙河做妖怪時，「向來有幾次取經人來，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頭，拋落流沙，竟沉水底。惟有九個取經人的骷髏，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為異物，將索兒穿在一處，閒時拿來頑耍。」這正是從深沙神一段變出來的。第二十二回，木吒把沙和尚項下掛的骷髏，用索子結作九宮，化成法船，果然穩似輕舟，浪靜風平，渡過流沙河。那也是從《詩話》里的金橋銀線演化出來的。不過在南宋時，深沙的神還不曾變成三弟子之一。豬八戒此時連影子都沒有呢。
次說《詩話》中敘玄奘路上經過許多災難，雖沒有「八十一難」之多，卻是「八十一難」的縮影。第四章猴行者說：
我師莫訝西路寂寥，此中別是一天。前去路途儘是虎狼蛇兔之處。逢人不語，萬種恓惶；此去人煙，都是邪法。
全書寫這些災難，寫的實在幼稚，全沒有文學的技術。如寫蛇子國：
大蛇小蛇，交雜無數，攘亂紛紛。大蛇頭高丈余，小蛇頭高八尺，怒眼如燈，張牙如劍。
如寫獅子林：
只見麒麟迅速，獅子崢嶸，擺尾搖頭，出林迎接，口銜香花，皆來供養。
這種淺薄的敘述可以使我們格外賞嘆明清兩朝小說技術的驚人的進步。
我們選錄《詩話》中比較有趣味的一段——火類坳頭的白虎精：
……只見嶺後雲愁霧慘，雨細交霏。雲霧之中，有一白衣婦人，身掛白羅衣，腰系白褶，手把白牡丹花一朵，面似白蓮，十指如玉。……猴行者一見，高聲便喝：「想汝是火類坳頭白虎精，必定是也！」婦人聞語，張口大叫一聲，忽然麵皮裂皺，露爪張牙，擺尾搖頭，身長丈五。定醒之中，滿山都是白虎。被猴行者將金鐶杖變作一個夜叉，頭點天，腳踏地，手把降魔杵，身如藍靛青，發似硃沙，口吐百丈火光。當時白虎精哮吼近前相敵，被猴行者戰退。半時，遂問虎精甘伏未伏。虎精曰，未伏。猴行者曰，「汝若未伏，看你肚中有一個老獼猴。」虎精聞說，當下未伏，一叫獼猴，獼猴在白虎精肚內應，遂教虎開口吐出一個獼猴，頓在面前，身長丈二，兩眼火光。白虎精又雲，我未伏。猴行者曰，「汝肚內更有一個。」再令開口，又吐出一個，頓在面前。白虎精又曰未伏。猴行者曰，「你肚中無千無萬個老獼猴，今日吐至來日，今月吐至來月，今年吐至來年，今生吐至來生，也不盡。」白虎精聞語，心生忿怒；被猴行者化一團大石，在肚內漸漸會大；教虎精吐出，開口吐之不得，只見肚皮裂破，七孔流血。喝起夜叉，渾門大殺，虎精大小粉骨塵碎，絕滅除蹤。
《西遊記》里的孫行者最愛被人吃下肚裡去，這是他的拿手戲，大概火類坳頭的一個暗示，後來也會用分身法，越變越奇妙有趣味了。我們試看孫行者在獅駝山被老魔吞下肚去，在無底洞又被女妖吞下去；他又住過鐵扇公主的肚裡，又住過黃眉大王的肚裡，又住過七絕山稀柿衕的紅鱗大蟒的肚裡。巧妙雖各有不同，淵源似乎是一樣的。
以上略記《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大概。這一本小冊子的出現，使我們明白南宋或元朝已有了這種完全神話化了的取經故事；使我們明白《西遊記》小說同《水滸》《三國》一樣——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的歷史：這真是可寶貴的文學史料了。
四
說到這裡，我要退回去，追敘取經故事裡這個猴王的來歷。何以南宋時代的玄奘神話里忽然插入了一個神通廣大的猴行者？這個猴子是國貨呢？還是進口貨呢？
前不多時，周豫才先生指出《納書楹曲譜》補遺卷一中選的《西遊記》四出，中有兩齣提到「巫枚祗」和「無支祁」。《定心》一出說孫行者「是驪山老母親兄弟，無支祁是他姊妹」。又《女國》一出說：
似摩騰伽把阿難攝在瑤山上，若鬼子母將如來圍定在靈山上，巫枝祁把張僧拿在龜山上。不是我魔王苦苦害真僧，如今佳人個個要尋和尚。
周先生指出，做《西遊記》的人或亦受這個巫枝祁故事的影響。我依周先生的指點，去尋這個故事的來源；《太平廣記》卷四六七李湯條下，引《古岳瀆經》第八捲雲：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因鴻濛氏、章商氏、兜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
這個無支祁是一個「形若猿猴」的淮水神，《詞源》引《太平寰宇記》，說略同。周先生又指出朱熹《楚辭辨證·天問》篇下有一條云：
此間之言，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祈，許遜斬蛟蜃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
據此，可見宋代民間又有「僧伽降無之祈」的傳說。僧伽為唐代名僧，死於中宗景龍四年（七一〇）。他住泗州最久，淮泗一帶產生許多關於他的神話（《宋高僧傳》十八，《神僧傳》七）。降無之祈大概也是淮泗流域的僧伽神話之一，到南宋時還流行民間。
但上文引曲詞里的無支祁，明是一個女妖怪，他有「把張僧拿在龜山上」的神話。龜山即是無支祁被鎖的所在，大概這個無支祁，無論是古的今的，男性女性，始終不曾脫離淮泗流域。這是可注意的第一點，因為《西遊記》小說的著者吳承恩（見下章）是淮安人。第二，《宋高僧傳》十八說，唐中宗問萬回師，「彼僧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僧伽傳》說他有弟子三人：慧岸，慧儼，木叉。木叉多顯靈異，唐僖宗時，賜諡曰真相大師，塑像侍立於僧伽之左，若配饗焉。傳末又說「慧儼侍十一面觀音菩薩傍」。這也是可注意的一點，因為在《西遊記》里，慧岸和木叉已並作一人，成為觀音菩薩的大弟子了。第三，無支祁被禹鎖在龜山足下，後來出來作怪，又有被僧伽（觀音菩薩化身）降伏的傳說；這一層和《取經詩話》的猴王，和《西遊記》的猴王，都有點相像。或者猴行者的故事確曾從無支祈的神話里得著一點暗示，也未可知。這也是可注意的一點。
以上是猜想猴行者是從中國傳說或神話里演化出來的。但我總疑心這個神通廣大的猴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也許連無支祁的神話也是受了印度影響而仿造的。因為《太平廣記》和《太平寰宇記》都根據《古岳瀆經》，而《古岳瀆經》本身便不是一部可信的古書。宋元的僧伽神話，更不消說了。因此，我依著鋼和泰博士（Baror A.von Stael Holstein）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紀事詩《拉摩傳》（Ramayana）里尋得一個哈奴曼（Hanuman），大概可以算是齊天大聖的背影了。
《拉摩傳》大約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作品，記的是阿約爹國王大剎拉達的長子，生有聖德和神力；娶了一個美人西妲為妻。大剎拉達的次妻聽信了讒言，離間拉摩父子間的愛情，把拉摩驅逐出去，做了十四年的流人。拉摩在客中，遇著女妖蘇白；蘇白愛上了拉摩，而拉摩不睬他。這一場愛情的風波，引起了一場大鬥爭。蘇白大敗之後，奔到楞伽，求救於他的哥哥拉凡納，把西妲的美貌說給他聽，拉凡納果然動心，駕了雲車，用計賺開拉摩，把西妲劫到楞伽去。
拉摩失了他的妻子，決計報仇，遂求救於猴子國王蘇格利法。猴子國有一個大將，名叫哈奴曼，是天風的兒子，有絕大神通，能在空中飛行，他一跳就可從印度跳到錫蘭（楞伽）。他能把希瑪拉耶山拔起背著走。他的身體大如大山，高如高塔，臉放金光，尾長無比。他替拉摩出力，飛到楞伽，尋著西妲，替他們傳達信物。他往來空中，偵探敵軍的消息。
有一次，哈奴曼飛向楞伽時，途中被一個老母怪（Surasa）一口吞下去了。哈奴曼在這個老魔的肚子裡，心生一計，把身子變的非常之高大；那老魔也就不能不把自己的身子變大，後來越變越大，那妖怪的嘴張開竟有好幾百里闊了；哈奴曼趁老魔身子變的極大時，忽然把自己身子縮成拇指一般小，從肚裡跳上來，不從嘴裡出去，卻從老魔的右耳朵孔里出去了。
又有一次，哈奴曼飛到希瑪拉耶山（剛大馬達山）中去訪尋仙草，遇著一個假裝隱士的妖怪，名叫喀拉，是拉凡納的叔父受了密計來害他的。哈奴曼出去洗浴，殺了池子裡的一條鱷魚，從那鱷魚肚裡走出一個受謫的女仙。那女仙教哈奴曼防備喀拉的詭計，哈奴曼便去把喀拉捉住，抓著一條腿，向空一摔，就把喀拉的身體從希瑪拉耶山一直摔到錫蘭島，不偏不正，剛剛摔死在他的侄兒拉凡納的寶座上！
哈奴曼有一次同拉凡納決鬥，被拉凡納們用計把油塗在他的猴尾巴上，點起火來，那其長無比的尾巴就燒起來了。然而哈奴曼的神通廣大，他們不但沒有燒死他，反被哈奴曼借刀殺人，用他尾巴上的大火把敵人的都城楞伽燒完了。
我們舉這幾條，略表示哈奴曼的神通廣大，但不能多舉例了。哈奴曼保護拉摩王子，征服了楞伽的敵人，奪回西妲，陪他們凱旋，回到阿約爹國。拉摩凱旋之後，感謝哈奴曼之功，賜他長生不老的幸福，也算成了「正果」了。
陶生（John Dowson）在他的《印度古學詞典》里（頁一一六）說：「哈奴曼的神通事跡，印度人從少至老都愛說愛聽的。關於他的繪畫，到處都有。」除了《拉摩傳》之外，當第十世紀和第十一世紀之間（唐末宋初），另有一部《哈奴曼傳奇》（Hanuman Nataka）出現，是一部專記哈奴曼奇蹟的戲劇，風行民間。中國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交通，印度人來中國的不計其數，這樣一樁偉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會不傳進中國來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除上引許多奇蹟外，還有兩點可注意。第一，《取經詩話》里說，猴行者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花果山自然是猴子國。行者是八萬四千猴子的王，與哈奴曼的身份也很相近。第二，《拉摩傳》里說哈奴曼不但神通廣大，並且學問淵深：他是一個文法大家；「人都知道哈奴曼是第九位文法作者。」《取經詩話》里的猴行者初見時乃是一個白衣秀才，也許是這位文法大家墮落的變相呢！
五
現在我可以繼續敘述宋以後取經故事的演化史了。
金代的院本里有《唐三藏》之目，但不傳於後。元代的雜劇里有吳昌齡做的《唐三藏西天取經》，亦名《西遊記》。此書見於《也是園書目》，雲四卷；曹寅的《楝亭書目》（京師圖書館鈔本）作六卷。這六卷的《西遊記》當乾隆末年《納書楹曲譜》編纂時還存在，現在不知尚有傳本否。《納書楹曲譜》中選有下列各種關於《西遊記》的戲曲：
《西遊記》六出：《撇子》，《認子》，《胖姑》，《伏虎》，《女還》，《借扇》。（《續集》三）
又《西遊記》四出：《餞行》，《定心》，《揭缽》，《女國》。（《補遺》）
《俗西遊記》一出：《思春》。
我們看這些有曲無白的詞曲，實在不容易想像當日的原本是什麼樣子了。《唐三藏》一出，當是元人的作品。但我們在這一出里，只看見一個西夏國的回回皈依頂禮，不能推想全書的內容。只有末段臨行時的曲詞說：
俺只見黑洞洞征雲起，更那堪昏慘慘霧了天日！願恁個大唐師父取經回，再沒有外道邪魔可也近得你！
從末句里可以推想全書中定有「外道邪魔」的神話分子了。
吳昌齡的六本《西遊記》不知是《納書楹》里選的這部《唐三藏》，還是那部《西遊記》。我個人推想，《唐三藏》是元初的作品，而吳昌齡的《西遊記》卻是元末的作品，大概即是《納書楹》里選有十齣的那部《西遊記》。我的理由有幾層：
（1）這部《西遊記》曲的內容很和《西遊記》小說相接近。焦循《劇說》卷四說：
元人吳昌齡《西遊》詞與俗所傳《西遊記》小說小異。
小異就是無大異。今看《西遊記》曲中，《撇子》一折寫殷夫人把兒子拋入江中，《認子》一折寫玄奘到江州衙內認母，《餞行》一折寫玄奘出發，《定心》一折寫緊箍咒收服心猿，《伏虎》《女還》二折寫行者收妖救劉大姐，《女國》一折寫女國王要嫁玄奘，《借扇》一折寫火焰山借扇：都是和《西遊記》小說很接近的。《揭缽》一折雖是演義所無，但周豫才先生說「火焰山紅孩兒當即由此化生」，是很不錯的。十折之中，只有《胖姑》一折沒有根據。但我們很可以假定這十折都是焦循說的那部「與《西遊記》小說小異」的吳昌齡《西遊記》了。
（2）吳昌齡的《西遊記》曲，頗有文學的榮譽。《虎口餘生》（《鐵冠圖》）的作者曹寅曾說：
吾作曲多效昌齡，比於臨川之學董解元也。（見焦循《劇說》四）
我們看《納書楹》所引十折，確然都很有文學的價值。最妙的是《胖姑》一折，全折曲詞雖是從元人睢景臣的《漢高祖還鄉》（看《讀書雜誌》第四期末欄）脫化出來的，但命意措辭都可算是青勝於藍。此折大概是借一個鄉下胖姑娘的口氣描寫唐三藏在一個國里受參拜頂禮臨行時的熱鬧狀況。中說：
（《一緺兒麻》）不是俺胖姑兒心精細，則見那官人們簇擁著一個大擂槌。那擂槌上天生有眼共眉。我則道，匏子頭，葫蘆蒂；這個人兒也忒煞蹺蹊！恰便似不敢道的東西，枉被那旁人笑恥。
……
（《新水令》）則見那官人們腰屈共頭低，吃得個醉醺醺腦門著地；咿咿嗚，吹竹管；撲鼕冬，打著牛皮。笑他一會，鬧一會。
……
（《川撥棹》）好教我便笑微微，一個漢，木雕成兩個腿；見幾個武職他舞著面旌旗，忽剌剌口裡不知他說個甚的，妝著一個鬼：——人多，我也看不仔細。
……
這種好文字，怪不得曹楝亭那樣佩服了。這也是我認這部曲為吳昌齡原作的一個重要理由。
如果我的猜想不錯，如果《納書楹》里保存的《西遊記》殘本真是吳昌齡的作品，那麼，我們可以說，元代已有一個很豐富的《西遊記》故事了。但這個故事在戲曲里雖然已很發達，有六本之多，為元劇中最長的戲（《西廂記》只有五本）。然而這個故事還不曾有相當的散文寫定，還不曾成為《西遊記》小說。當時若有散文《西遊記》，大概也不過是在《取經詩話》與今本《西遊記》之間的一種平凡的「話本」。
錢曾《也是園書目》記元明無名氏的戲曲中，有《二郎神鎖齊天大聖》一本，這也是猴行者故事的一部分。大概此類的故事，當日還不曾有大規模的定本，故編戲的人可以運用想像力，敷演民間傳說，造為種種戲曲。那六本的《西遊記》已可算是一度大結集了。最後的大結集還須等待一百多年後的另一位姓吳的作者。
七
《西遊記》的中心故事雖然是玄奘的取經，但是著者的想像力真不小！他得了玄奘的故事的暗示，採取了金元戲劇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想像力，居然造出一部大神話來！這部書的結構，在中國舊小說之中，要算最精密的了。他的結構共分作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齊天大聖的傳（第一回至第七回）。
第二部分：取經的因緣與取經的人（第八回至第十二回）。
第三部分：八十一難的經歷（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
我們現在分開來說：
第一部分乃是世間最有價值的一篇神話文學。我在上文已略考這個猴王故事的來歷。這個神猴的故事，雖是從印度傳來的，但我們還可以說這七回的大部分是著者創造出來的。須菩提祖師傳法一段自然是從禪宗的六祖傳法一個故事上脫化出來的。但著者寫猴王大鬧天宮的一長段，實在有點意思。玉帝把猴王請上天去，卻只叫他去做一個未入流的弼馬溫；猴王氣了，反下天宮，自稱「齊天大聖」；玉帝調兵來征伐，又被猴王打敗了；玉帝沒法，只好又把他請上天去，封他「齊天大聖」，「只不與他事管，不與他俸祿」！後來天上的大臣又怕他太閒了，叫他去管蟠桃園。天上的貴族要開蟠桃盛會了，他們依著「上會的舊規」，自然不請這位前任弼馬溫。不料這饞嘴的猴子一時高興，把大會的仙品仙酒一齊偷吃了，攪亂了蟠桃大會，把一座莊嚴的天宮鬧得不成樣子，他卻又跑下天稱王去了！等到玉帝三次調兵遣將，好容易把他捉上天來，卻又奈何他不得；太上老君把他放在八卦爐中煉了七七四十九日，仍舊被他跑出來，「不分上下，使鐵棒東打西敲，更無一人可敵，直打到通明殿里，靈霄殿外！」玉帝發了急，差人上西天去討救，把如來佛請下來。如來到了，詰問猴王，猴王答道：
花果山中一老猿，……因在凡間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瑤天。靈霄寶殿非他有，歷代人王有分傳。強者為尊該讓我，英雄只此敢爭先！
他又說：
他（玉帝）雖年劫修長，也不應久住在此。常言道，「交椅輪流坐，明年是我尊。」只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便罷了。若還不讓，定要攪亂，不得清平！
前面寫的都是政府激成革命的種種原因；這兩段簡直是革命的檄文了！美猴王的天宮革命，雖然失敗，究竟還是一個「雖敗猶榮」的英雄！
我要請問一切讀者：如果著者沒有一肚子牢騷，他為什麼把玉帝寫成那樣一個大飯桶？為什麼把天上寫成那樣黑暗、腐敗、無人？為什麼教一個猴子去把天宮鬧的那樣稀糟？
但是這七回的好處全在他的滑稽。著者一定是一個滿肚牢騷的人，但他又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人，故這七回雖是罵人，卻不是板著面孔罵人。他罵了你，你還覺得這是一篇極滑稽，極有趣，無論誰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話小說。正如英文的《阿梨思夢遊奇境記》（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雖然含有很有意味的哲學，仍舊是一部極滑稽的童話小說（此書已由我的朋友趙元任先生譯出，由商務出版）。現在有許多人研究兒童文學，我很鄭重地向他們推薦這七回天宮革命的失敗英雄「齊天大聖傳」。
第二部分（取經因緣與取經人物）有許多不合歷史事實的地方。例如玄奘自請去取經，有詔不許；而《西遊記》說唐太宗徵求取經的人，玄奘願往。這是一不合。又如玄奘本是緱氏人，父為士族，兄為名僧；他自身出家的事，本傳記敘甚詳；而《西遊記》說他的父親是狀元，母親是宰相之女。但是狀元的兒子，宰相的外孫如何忽然做了和尚呢？因此有殷小姐忍辱報仇的故事造出來（參看《太平廣記》一二二陳義郎的故事），作為玄奘出家的理由。這是二不合。但這種變換，都是很在情理之中的。玄奘的家世與幼年事跡實在太平常了，沒有小說的興趣，故有改變的必要。況且玄奘既被後人看作神人，他的父母也該高升了，故升作了狀元與相府小姐。玄奘為經義難明，異說難定，故發憤要求得原文的經典。這種考據家的精神，是科學的精神，在我們眼裡自然極可佩服；但這也沒有通俗小說的資格，故也有改變的必要。於是有魏徵斬龍與太宗游地府的故事。這一大段是許多小故事雜湊起來的。研究起來，很有趣味。袁天罡的神算，自然是一個老故事（參看《太平廣記》七六，又二二一）。秦叔寶、尉遲敬德做門神，大概也是唐人的故事。涇河龍王犯罪的故事，已見於唐人小說。《太平廣記》四一八引《續玄怪錄》，敘李靖代龍王行雨，誤下了二十尺雨，致龍王母子都受天譴。這個故事是很古的。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也是很古的。唐人張鷟的《朝野僉載》有一則（王靜庵先生引《太平廣記》所引）云：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即觀乾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及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
此事最有趣味，因為近年英國人斯坦因（Stein）在敦煌發見唐代的寫本書籍中，有一種白話小說的殘本，僅存中間一段云：
「判官懆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言訖，使人引，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維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言訖，使者到廳前拜了，啟判官，「奉大王處，太宗是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判官聞言，驚忙起立。（下闕）（引見《東方雜誌》十七卷，八號，王靜庵先生文中）
這個故事裡已說判官姓崔名子玉。我們疑心那魏徵斬龍及作介紹書與崔判官的故事也許在那損壞的部分里，可惜不傳了。崔判官的故事到宋時已很風行，故宋仁宗嘉祐二年加崔府君封號詔有「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等語（引見《東方雜誌》，卷頁同上）。這個故事可算很古了。
如果上文引的《納書楹曲譜》里的《西遊記》是吳昌齡的原本，那麼，殷小姐忍辱復仇，唐太宗徵求取經人，等等故事由來已久，不是吳承恩新加入的了。
第三部分（八十一難）是《西遊記》本身。這一部分有四個來源。第一個來源自然是玄奘本傳里的記載，我們上文已引了最動人的幾段。那些困難，本是事實，夾著一點宗教的心理作用。他們最能給小說家許多暗示。沙漠上光線屈折所成的幻影漸漸的成了真妖怪了，沙漠的風沙漸漸的成了黃風大王的怪風和羅剎女的鐵扇風了，沙漠裡四日五夜的枯焦漸漸的成了周圍八百里的火焰山了，烈日炎風的沙河漸漸的又成了八百里「鵝毛飄不起」的流沙河了，高昌國王漸漸的成了大唐皇帝了，高昌國的妃嬪也漸漸的成了托塔天王的假公主和天竺國的妖公主了。這種變化乃是一切大故事流傳時的自然命運，逃不了的，何況這個故事本是一個宗教的故事呢？
第二個來源是南宋或元初的《唐三藏取經詩話》和金元戲劇里的《唐三藏西天取經》故事。這些故事的神話的性質，上文已說明了。依元代雜劇的體例看來，吳昌齡的《西遊記》雖為元代最長的六本戲，六本至多也不過二十四折；加上楔子，也不過三十折。這裡面決不能記敘八十一難的經過。故這個來源至多只能供給一小部分的材料。
第三個來源是最古的，是《華嚴經》的最後一大部分，名為《入法界品》的（晉譯第三十四品，唐譯第三十九品）。這一品占《華嚴經》全書的四分之一，說的只是一個善財童子信心求法，勇猛精進，經歷一百一十城，訪問一百一十個善知識，畢竟得成正果。這一部《入法界品》便是《西遊記》的影子，一百一十城的經過便是八十一難的影子。我們試看《入法界品》的布局：
（1）文殊師利告善財言，「善男子，於此南方，有一國土名曰可樂，其國有山名為和合；於彼山中，有一比丘名功德雲。汝詣彼問，云何菩薩學菩薩行，修菩薩道，乃至云何具普賢行。」……
（2）功德雲比丘告善財言，「善男子，南方有國名曰海門，彼有比丘名曰海雲。汝應詣彼問菩薩行。」……
（3）海雲比丘告善財言，「善男子，汝詣南方六十由旬，有一國土名曰海岸，彼有比丘名曰善住。應往問彼云何菩薩修清淨行。」……
（4）善住比丘言，「善男子，於此南方，有一國土名曰住林，彼有長者名曰解脫。汝詣彼問……」這樣一個轉一個的下去，直到一百一十個，直到彌勒佛，又得見文殊師利，遂成就無量大智光明，「不久當與一切佛等，一身充滿一切世界。」這一個「信心求法，勇猛精進」的故事，一定給了《西遊記》的著者無數的暗示。
第四個來源自然是著者的想像力與創造力了。上面那三個來源都不能供給那八十一難的材料，至多也不過供給許多暗示，或供給一小部分的材料。我們可以說，《西遊記》的八十一難大部分是著者想像出來的。想出這許多妖怪災難，想出這一大堆神話，本來不算什麼難事。但《西遊記》有一點特別長處，就是他的滑稽意味。拉長了面孔，整日說正經話，那是聖人菩薩的行為，不是人的行為。《西遊記》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絕大神話小說，正因為《西遊記》里種種神話都帶著一點詼諧意味，能使人開口一笑，這一等就把那神話「人化」過了。我們可以說，《西遊記》的神話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話。
我們可舉幾個例。如第三十二回平頂山豬八戒巡山的一段，便是一個好例：
那呆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里，只見山凹中有一塊桌面大的四四方方青石頭。呆子放下鈀，對石頭唱個大喏。行者暗笑，「看這呆子做甚勾當！」原來那呆子把石頭當作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著他演習哩。他道：「我這回去，見了師父，若問有妖怪，就說有妖怪；他問什麼山，我若說是泥捏的，錫打的，銅鑄的，面蒸的，紙糊的，筆畫的，——他們見說我呆哩，若說這話，一發說呆了。我只說是石頭山。他若問甚洞，也只說是石頭洞。他問什麼門，卻說是釘釘的鐵葉門。他問裡邊多少遠，只說入內有三層。他若再問門上釘子多少，只說老豬心忙記不真。」……
最滑稽的是朱紫國醫病降妖一大段。孫行者揭了榜文，卻去揣在豬八戒的懷裡，引出一大段滑稽文字來。後來行者答應醫病了，三藏喝道：
你跟我這幾年，那會見你醫好誰來？你連藥性也不知，醫書也未讀，怎麼大膽撞這個大禍？
行者笑道：
師父，你原來不曉得，我有幾個草頭方兒，能治大病。管情醫得他好便了。就是醫死了，也只問得個庸醫殺人罪名，也不該死，你怕怎的？
下文診脈用藥的兩段也都是很滑稽的。直到尋無根水做藥引時，行者叫東海龍王敖廣來「打兩個噴嚏，吐些津液，與他吃藥罷」。病醫好了，在謝筵席上，八戒口快，說出「那藥里有馬……」行者接著遮掩過去，說藥內有馬兜鈴。國王問眾官馬兜鈴是何品味，能醫何症。時有太醫院官在傍道：
主公，兜鈴味苦寒無毒，定喘消痰大有功。通氣最能除血蠱，補虛寧嗽又寬中。
國王笑道：用的當，用的當。豬長老再飲一杯。
這都是隨筆詼諧，很有意味。
我們在上文曾說大鬧天宮是一種革命。後來第五十回里，孫行者被獨角兕大王把金箍棒收去了，跑到天上，見玉帝。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
啟上天尊。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遇一凶怪，把唐僧拿在洞裡要吃。我尋上他門，與他交戰。那怪神通廣大，把我金箍棒搶去。……我疑是天上凶星下界，為此特來啟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鑒，降旨查勘凶星，發兵收剿妖魔，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這種奴隸的口頭套語，到了革命黨的口裡，便很滑稽了。所以殿門旁有葛仙翁打趣他道：
猴子，是何前倨後恭？
行者道：不是前倨後恭，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
這種詼諧的裡面含有一種尖刻的玩世主義。《西遊記》的文學價值正在這裡。
節選自胡適《〈西遊記〉考證》，標題為編者所加②
《紅樓夢》
浦江清
《紅樓夢》有兩個作者，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是高鶚等所補。
《紅樓夢》產生的時代和曹雪芹對創作動機的表述
《紅樓夢》產生在清乾隆年間，是封建社會從繁榮到崩潰的時期。書中所寫的一個貴族家庭的沒落，也反映整個時代走向沒落，是封建社會的末期。在西洋，初期資本主義已經抬頭，在中國，尚是清代統治國力強盛的時期，然而外強中乾。乾隆的好大喜功和幾次南巡，開了淫靡之風，清代統治慢慢走上下坡路。
書中寫賈府常用外國東西。賈府是貴族世家，薛家是商業資本的家庭。
在這時，一般滿貴族家庭，都已漢化。子弟們靠世襲官爵，不拘於科舉出身，故而過著悠閒的生活。公子哥兒們的嗜好，俗一點的是聲色、荒淫、賭博、禽鳥、唱戲、弄官做；雅一點的是喜歡構園亭、作詩詞、刻書，講究花木、禽鳥、古董、書畫。曹雪芹生長於這種家庭，所以寫出這樣一部小說來描繪他自己熟悉的家庭生活。
當他終日忙忙在這熱鬧場中，生活享受很好的時候，是寫不出深刻的文藝作品來的：乃是在他家敗以後，自己窮愁潦倒，方始能夠寫這樣一部偉大小說。冷靜中回憶熱鬧，有留戀與幻滅的矛盾心理。
《紅樓夢》產生在太平盛世，不是流離戰亂的年代，書中沒有戰爭，沒有忠臣烈士，只寫家庭瑣碎，兒女私情。集中寫一個家庭、幾個女性。在《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金瓶梅》《儒林外史》以外，別樹一幟。
《紅樓夢》產生於古典文學和藝術成熟的時期，古典文學和藝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詩詞、小說、戲曲、音樂、繪畫、園亭結構等為貴族和名士所欣賞。納蘭性德的詞，詩歌中主神韻的王漁洋、主性靈的袁枚，音樂、戲曲包括崑曲，比如《桃花扇》《長生殿》對作者都有影響，書法、繪畫，如倪雲林、唐寅、文徽明、祝枝山、清初以山水畫著稱的四王等，都為作者所熟知。作者對此雅事，無不精通，加之以燈謎、酒令、花草、禽鳥、烹飪，乃至醫道等，也無不知曉。《紅樓夢》書中有詩、詞、曲、騷、賦。可謂古典文學的教本。書中也有談莊子哲學、談禪的話題。總之，包羅萬象，內容極其豐富。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藝術最成熟的作品，也是最後的殿軍。它孕育著反封建的、民主個人自由主義的思相。
《紅樓夢》總結了上起《詩經》《楚辭》、漢樂府、六朝的宮體詩、《世說新語》，下至於唐人小說、宋元白話小說、《西廂記》《牡丹亭》乃至於書畫、園亭、醫道、優伶等藝術和人生的種種方面。《紅樓夢》是小說中的巨擘，是整個社會的最高藝術創造，是一幅詳盡的圖畫，包括貴族生活和平民生活。
《紅樓夢》也合於中國最早小說的傳統。桓譚《新論》中說：「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
小說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識，不是單寫幾個人物故事的。
寫痢頭和尚、跛足道人、甄士隱等，似《列仙傳》；
寫賈母、探春、李紈等，作為治家典型；
寫賈雨村、賈政是官鑒；
寫寶黛是言情；
寫柳湘蓮、尤三姐是奇儀。
作者是一灑脫人物，懷才不遇，自傷好比女媧補天未用的一塊頑石，不合流俗。
一生崇拜女性，情痴，有情愛而未團圓的遺憾。
在全書開頭部分，作者透露了其寫作《紅樓夢》的動機：
（1）本身經歷過富貴家庭的生活，傷悼這個家庭由盛而衰、沒落無可挽救的情況。
（2）本人流落窮困，「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但深於感情，為性情中人，不慕熱利，頗佩「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故特為閨閣立傳，作《金陵十二釵》一書，所寫女子或有才，或有貌，一概紅顏薄命，隨著這個家庭的沒落而沒落。
（3）作者深感於向來才子佳人的書，都不真實。「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紅樓夢》作者自雲所寫系「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只願世人當那醉余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洗了舊套，換新眼目，卻也省了些壽命筋力。」（第一回）作者又借賈母之口批評才子佳人書，「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尚書的，就是宰相。……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個佳人。……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第五十四回）
《紅樓夢》為反庸俗的才子佳人書而作。它的作風是現實主義的。雖然不是歷史上的真實，乃是情理上的真實，真正的文藝創作，合乎典型環境、典型人物的法則。
《紅樓夢》作者不借漢唐名色，無朝代年紀可考，假託作天上一塊石頭，被女媧氏鍛煉後，已經通靈，可大可小，自來自去，被僧道攜帶到塵世來一番，到昌明隆盛之邦（中國），詩禮簪纓之族（官宦），花柳繁華地（京都），溫柔富貴鄉（貴族家庭，公子小姐們的情愛生活）經歷一番，得到覺悟、懺悔。
「無才補天、幻形人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引登彼岸。」這些經歷，刻在石頭上，空空道人見了抄錄下來，就是《石頭記》這部書。
作者自言此書內容是家庭瑣事，閨閣閒情，無大賢大忠，有痴情故事。大旨不過談情，絕無傷時淫穢之病。
《紅樓夢》同別的小說一樣有「因緣」。此書在程本中石頭化為神瑛侍者（在警幻仙子處），瑛＝石＝寶玉，與絳珠仙草有一段灌溉之恩及在塵世以眼淚報答的一段公案。在戚本中神瑛侍者是一人，而此石變為通靈寶玉，夾帶入世，成為寶玉所銜的玉。石是玉，侍者是寶玉前身。大概是修改而未定者。
此書人物所處時代，作者未說明何朝，但書中第二回談到「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假定在明代，書中絕不述及清代。
書中提到金陵省，無此省名。大觀園在京都（劉姥姥和妙玉的話里都說到長安），而實在是北京，但南北景物都有，如竹、梅、桂是南方植物。
第十五回「王鳳姐弄權鐵檻寺」文中有長安縣、長安府、長安節度使。
凡此種種，系作者故弄狡獪，迷離其詞。
八十六回，薛蝌呈子有「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語，坐實長安，乃續作所寫，實非雪芹原意。
節選自浦江清《浦江清講明清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