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文學通識課 · 第四章：隋唐五代

（公元581年—公元960年） 沿著時間的航線， 上下三四千年，來往地飛翔， 他沿路看見的都是聖賢、豪傑、忠臣、孝子、騷人、逸士 ——都是魁梧奇偉，溫馨淒艷的靈魂。 聞一多 （1899—1946） 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 本名聞家驊，字友三，湖北浠水人，中國現代詩人、學者、民盟盟員、民主戰士。曾先後擔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國文系教授、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教授，出版有詩集《紅燭》《死水》等。 浦江清 （1904—1957） 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 江蘇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區）人，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曾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與朱自清合稱「清華雙清」。著有《浦江清文錄》《屈原》及《杜甫詩選注》（合作）等。 胡適 （1891—1962） 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 曾任北京大學校長、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等職。擁有三十六個博士學位（包括名譽博士），是世上擁有博士學位最多的人之一。他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領域都有較深研究並開風氣之先，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與領袖之一。 陳寅恪 （1890—1969） 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 字鶴壽，江西省修水縣人。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曾先後任職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香港大學等。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等。 初唐四傑 聞一多 繼承北朝系統而立國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個尚質的時期，王楊盧駱都是文章家。「四傑①」這徽號，如果不是專為評文而設的，至少它的主要意義是指他們的賦和四六文。談詩而稱四傑，雖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難免有「削足適履」和「掛一漏萬」的毛病了。 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詩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 ——《舊唐書·楊炯傳》 按通常的了解，詩中的四傑是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人死於非命）——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罵；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依這樣一個概括，簡明，也就是膚廓的了解，「四傑」這徽號是滿可以適用的，但這也就是它的適用性的最大限度。超過了這限度，假如我們還問道：這四人集團中每個單元的個別情形和相互關係，尤其他們在唐詩發展的路線網裡，究竟代表著哪一條，或數條線和這線在網的整個體系中所擔負的任務——假如問到這些方面，「四傑」這徽號的功用與適合性，馬上就成問題了。因為詩中的四傑，並非一個單純的、統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中包孕著兩個小宗，而兩小宗之間，同點恐怕還不如異點多。因之，在討論問題時，「四傑」這名詞所能給我們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糾葛多。數字是個很方便的東西，也是個很麻煩的東西。既在某一觀點下湊成了一個數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觀點下隨便拆開它。不能拆開，又不能廢棄它，所以就麻煩了。「四傑」這徽號，我們不能，也不想廢棄，可是我承認是抱著「息事寧人」的苦衷來接受它的。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曬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杜甫《戲為六絕句·其二》 「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陸時雍《詩鏡總論》四傑無論在人的方面或詩的方面，都天然形成兩組或兩派。先從人的方面講起。 將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楊盧駱」這特定的順序，據說寓有品第文章的意義，這是我們熟知的事實。但除這人為的順序外，好像還有一個自然的順序，也常被人採用——那便是序齒的順序：我們疑心張說《裴公神道碑》「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和那雲卿《駱瑟集序》「與盧照鄰、王勃、楊炯文詞齊名」，乃至杜詩「縱使盧王操翰墨」等語中的順序，都屬於這一類。嚴格的序齒應該是盧駱王楊，其間盧駱一組，王楊一組，前者比後者平均大了十歲的光景。然則盧駱的順序，在上揭張郗二文里為什麼都顛倒了呢？郗序是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講。張碑，我想是為了心理的緣故，因為駱與裴（行儉）交情特別深，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駱來。也許駱赴選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見到他。果然如此，則先駱後盧，是採用了另一事實作標準。但無論依哪個標準說，要緊的還是在張郗兩文里，前二人（駱盧）與後二人（王楊）之間的一道鴻溝（即平均十歲左右的差別）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張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實——赴選的先後作為標準，我們依然可以說，王楊赴選在盧駱之後，也正說明了他們年齡小了許多。實在，盧駱與王楊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據《唐會要》卷八二：「顯慶二年。詔徽太白山人孫思邈入京，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贄之禮。」令文是宋之問的父親，而之問是楊炯同寮的好友，盧與之問的父親同輩，而楊與之問本人同輩，那麼盧與楊豈不是不能同輩了嗎？明白了這一層，楊炯所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后」，便有了確解。楊年紀比盧小得多，名字反在盧前，有愧不敢當之感。所以說「愧在盧前」。反之，他與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說「恥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張說盈川近體，雖神俊輸王，而整肅渾雄。究其體裁，實為正始。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 比年齡的距離更重要的一點，便是性格的差異：在性格上，四傑也天然形成兩種類型，盧駱一類，王楊一類。誠然，四人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浮躁淺露」不能「致遠」的殷鑑，每人「醜行」的事例，都被謹慎地保存在史乘里了，這裡也毋庸贅述。但所謂「浮躁淺露」者，也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楊炯，相傳據裴行儉說，比較「沉靜」。其實王勃除擅殺官奴②那不幸事件外（殺奴在當時社會上並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過分的「浮躁」：一個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已經完成了這樣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大唐千歲歷》若干卷，《黃帝八十一難經注》若干卷，《合論》十卷，《續文中子書序詩序》若干篇，《玄經傳》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楊炯《從軍行》 能夠浮躁到哪裡去呢？同王勃一樣，楊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學者傾向的，這滿可以從他的《天文大象賦》和《駁孫茂道蘇知幾冕服議》中看出。由此看來，王楊的性格確乎相近。相應的，盧駱也同屬於另一類型，一種在某項觀點下真可目為「浮躁」的類型。久歷邊塞而屢次下獄的博徒革命家駱賓王，不用講了，看《窮魚賦》和《獄中學騷體》，盧照鄰也不像是一個安分的分子。駱賓王在《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里，便控告過他的薄倖③。然而按駱賓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龍額貴，詎隨中婦鳳樓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氣概的煙幕下實行薄倖而已：看《憶蜀地佳人》一類詩，他並沒有少給自己製造薄倖的機會。在這類事上，盧駱恐怕還是一丘之貉。最後，盧照鄰那悲劇型的自殺和駱賓王的慷慨就義，不也還是一樣？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動地結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悱惻，一悲壯，各有各的姿態罷了。 東西吳蜀關山遠，魚來雁去兩難聞。 莫怪常有千行淚，只為陽台一片雲。 ——駱賓王《憶蜀地佳人》 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發展：由年齡的兩輩和性格的兩類型，到友誼的兩個集團。果然，盧駱二人交情，可憑駱的《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來坐實，而王楊的契合，則有王的《秋日餞別序》和楊的《王勃集序》可證。反之，盧或駱與王或楊之間，就看不出這樣緊湊的關係來。就現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見的，盧王有兩首同題分韻的詩，盧楊有一首同題同韻的詩，可見他們兩輩人確乎在文酒之會中常常見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談不到。他們絕少在作品裡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楊在《王勃集序》中說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這反足以證明盧駱與王楊屬於兩個壁壘，雖則是兩個對立而仍不失為友軍的壁壘。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十歲包綜六經，成乎期月，懸然天得，自符音訓。時師百年之學，旬日兼之，昔人千載之機，立談可見。楊炯《王勃集序》。 於是，我們便可談到他們——盧駱與王楊——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齡的不同輩，性格的不同類型，友誼的不同集團和作風的不同派，這些不也正是一貫的現象嗎？其實，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們早就應該發覺「詩」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傳統名詞的蒙蔽，我們早就該驚訝，為什麼還非維持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後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傑」，王楊為「後二傑」，難道那許多跡象，還不足以證明他們兩派的不同嗎？ 首先，盧駱擅長七言歌行，王楊專工五律，這是兩派選擇形式的不同。當然盧駱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還是五律，而王楊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傳下來，但他們的長處絕不在這些方面。像盧集中的： 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對李榮道士》） 川光搖水箭，山氣上雲梯。（《山莊休沐》） 和駱集中這樣的發端： 故人無與晤，安步陟山椒……（《冬日野望》） 在那貧乏的時代，何嘗不是些奪目的珍寶？無奈這些有句無章的篇什，除聲調的成功外，還是沒有超過齊、梁的水準。駱比較有些「完璧」，如《在獄詠蟬》類，可是又略無警策。同樣，王的歌行，除《滕王閣歌》外，也毫不足觀。便說《滕王閣歌》，和他那典麗凝重與淒情流動的五律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呢！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卷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王勃《滕王閣詩》 杜甫《戲為六絕句》第三首說：「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這裡是以盧代表盧駱，王代表王楊，大概不成問題。至於「劣於漢魏近《風》《騷》」，假如可以解作王楊「劣於漢魏」，盧駱「近《風》《騷》」，倒也有它的妙處。因為盧駱那用賦的手法寫成的粗線條的宮體詩，確乎是《風》《騷》的餘響；而王楊的五言，雖不及漢、魏，卻越過齊、梁，直接上晉、宋了，這未必是杜詩的原意，但我們不妨借它的啟示來闡明一個真理。 盧駱與王楊選擇形式不同，是由於他們兩派的使命不同。盧駱的歌行，是用鋪張揚厲的賦法膨脹過了的樂府新曲，而樂府新曲又是宮體詩的一種新發展，所以盧駱實際上是宮體詩的改造者。他們都曾經是兩京和成都市中的輕薄子，他們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墮落，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所以他們的歌聲需要大開大闔的節奏，他們必需以賦為詩。正如宮體詩在盧駱手裡是由宮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台閣移至江山與塞漠。台閣上只有儀式的應制，有「句繪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與塞漠，才有低回與悵惘，嚴肅與激昂，例如王的《別薛升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楊的《從軍行》《紫騮馬》一類的抒情詩。抒情的形式，本無須太長，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處。前乎王楊，尤其應制的作品，五言長律用得還相當多。這是該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楊才正式成為定型，同時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詩也是這時才出現的。 明月沉珠浦，鳳飄濯錦川。 樓台臨絕岸，洲渚亘長天。 飄泊成千里，棲遑共百年。 窮途唯有淚，遠望獨潸然。 ——王勃《別薛升華》 將盧駱與王楊對照著看，真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我在旁處曾說明過從盧駱到劉（希夷）張（若虛）是一貫的發展，現在還要點醒，王楊與沈宋也是一脈相承。李商隱早無意地道著了秘密：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屬對能。 ——《漫成章》 以沈宋與王楊並舉，實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變」，本來在王楊手裡已經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筆得良朋」的妙手，並且我們已經提過，楊炯和宋之問是好朋友。如果我們再知道他們是好到如之問《祭楊盈川文》所說的那程度，我們便更能瞭然於王楊與沈宋所以是一脈相承之故。老實說，就奠定五律基礎的觀點看，王楊與沈宋未嘗不可視為一個集團，因此也有資格承受「四傑」的徽號。而盧駱與劉張也同樣有理由，在改良宮體詩的觀點下，被稱為另一組「四傑」。一定要墨守著先入為主的傳統觀點，只看見「王楊盧駱」之為四傑，而抹殺了一切其他的觀點，那只是拘泥，頑冥，甘心上傳統名詞的當罷了。 大君有命，征子文房，余亦叨忝，隨君頡頏。同趨北禁，並拜東堂，志事俱得，形骸兩忘。載罹寒暑，貧病洛陽，裘馬同弊，老幼均糧。自君出宰，南浮江海，余嘗苦飢，今日猶在。 ——宋之問《祭楊盈川文》 將盧駱與王楊分別地劃歸了劉張與沈宋兩個集團後，再比一下劉張與沈宋在唐詩中的地位，便也更能了解盧駱與王楊的地位了。五律無疑是唐詩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時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詩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時人安排的順序，王楊的名字列在盧駱之上，也正因他們的貢獻在五律，何況王楊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盧駱的歌行還不免於草率、粗俗的「輕薄為文」呢？論內在價值，當然王楊比盧駱高。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盧駱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憑他們那新式宮體詩，一舉摧毀了舊式的「江左餘風」的宮體詩，因而給歌行芟除了蕪穢，開出一條坦途來。若沒有盧駱，哪會有劉張，哪會有《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和《秦婦吟》，甚至於李杜高岑呢？看來，在文學史上，盧駱的功績並不亞於王楊。後者是建設，前者是破壞，他們各有各的使命。負破壞使命的，本身就得犧牲，所以失敗就是他們的成功。人們都以成敗論事，我卻願向失敗的英雄們多寄予點同情。 倡樓啟曙扉，楊柳正依依。 鶯啼知歲隔，條變識春歸。 露葉凝秋黛，風花亂舞衣。 攀折將安寄，軍中音信稀。 ——盧照鄰《折楊柳》 原載《世界學生》二卷七期 孟浩然 聞一多 當年孫潤夫家所藏王維畫的孟浩然像，據《韻語陽秋》的作者葛立方說，是個很不高明的摹本，連所附的王維自己和陸羽、張洎等三篇題識，據他看，也是一手摹出的。葛氏的鑑定大概是對的，但他並沒有否認那「俗工」所據的底本——即張洎親眼見到的孟浩然像，確是王維的真跡。這幅畫，據張洎的題識說： 雖軸塵縑古，尚可窺覽。觀右丞筆跡，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孟浩然 這在今天，差不多不用證明，就可以相信是逼真的孟浩然。並不是說我們知道浩然多病，就可以斷定他當瘦。實在經驗告訴我們，什九人是當如其詩的。你在孟浩然詩中所意識到的詩人那身影，能不是「頎而長，峭而瘦」的嗎？連那件白袍，恐怕都是天造地設、絲毫不可移動的成分。白袍靴帽固然是「布衣」孟浩然分內的裝束，尤其是詩人孟浩然必然的扮相。編《孟浩然集》的王士源應是和浩然很熟的人，不錯，他在序文里用來開始介紹這位詩人的「骨貌淑清，風神散朗」八字，與夫陶翰《送孟六入蜀序》所謂「精朗奇素」，無一不與畫像的精神相合，也無一不與孟浩然的詩境一致。總之，詩如其人，或人就是詩，再沒有比孟浩然更具體的例證了。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 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 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 ——孟浩然《留別王維》 張祜曾有過「襄陽屬浩然」之句，我們卻要說，浩然也屬於襄陽。也許正唯浩然是屬於襄陽的，所以襄陽也屬於他。大半輩子歲月在這裡度過，大多數詩章是在這地方，因這地方、為這地方而寫的。沒有第二個襄陽人比孟浩然更忠於襄陽，更愛襄陽的。晚年漫遊南北，看過多少名勝，到頭還是： 山水觀形勝，襄陽美會稽。 實在襄陽的人傑地靈恐怕比它的山水形勝更值得人讚美。從漢陰丈人到龐德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風流人物，我們簡直不能想像一部《襄陽耆舊傳》，對於少年的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個影響。了解了這一層，我們才可以認識孟浩然的人，孟浩然的詩。 高才何必貴，下位不妨賢。 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 ——張祜《題孟處士宅》 隱居本是那時代普遍的傾向，但在旁人僅僅是一個期望，至多也只是點暫時的調濟，或過期的賠償，在孟浩然卻是一個完完整整的事實。在構成這事實的複雜因素中，家鄉的歷史地理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一點。 在一個亂世，例如龐德公的時代，對於某種特別性格的人，入山採藥，一去不返，本是唯一的出路。但生在「開元全盛日」的孟浩然，有那必要嗎？然則為什麼三番兩次朋友伸過援引的手來，都被拒絕，甚至最後和本州採訪使韓朝宗約好了一同入京，到頭還是喝得酩酊大醉，讓韓公等煩了，一賭氣獨自先走了呢？正如當時許多有隱士傾向的讀書人，孟浩然本來是為隱居而隱居，為著一個浪漫的理想，為著對古人的一個神聖的默契而隱居。在他這回，無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對象便是龐德公。孟浩然當然不能為韓朝宗背棄龐公，鹿門山不許他，他自己家園所在，也就是「龐公棲隱處」的鹿門山，決不許他那樣做。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 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 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孟浩然《歲暮歸南山》 「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岩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來去。」 這幽人究竟是誰？龐公的精靈，還是詩人自己？恐怕那時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為心理上他早與那位先賢同體化了。歷史的龐德公給了他啟示，地理的鹿門山給了他方便，這兩項重要條件具備了，隱居的事實便容易完成得多了。實在，鹿門山的家園早已使隱居成為既成事實，只要念頭一轉，承認自己是龐公的繼承人，此身便儼然是《高士傳》中的人物了，總之，是襄陽的歷史地理環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於布衣的。孟浩然畢竟是襄陽的孟浩然。 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 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 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 岩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來去。 ——孟浩然《夜歸鹿門歌》 我們似乎為獎勵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證生活的豐富，幾千年來一直讓儒道兩派思想維護著均勢，於是讀書人便永遠在一種心靈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與伊皋，江湖與魏闕，永遠矛盾著、衝突著。於是生活便永遠不諧調，而文藝也便永遠不缺少題材。矛盾是常態，愈矛盾則愈常態。今天是伊皋，明天是巢由，後天又是伊皋，這是行為的矛盾。當巢由時嚮往著伊皋，當了伊皋，又不能忘懷於巢由，這是行為與感情間的矛盾。在這雙重矛盾的夾纏中打轉，是當時一般的現象。反正用詩一發泄，任何矛盾都註銷了。詩是唐人排解感情糾葛的特效劑，說不定他們正因有詩做保障，才敢於放心大膽地製造矛盾。因而那時代的矛盾人格才特別多。自然，反過來說，矛盾愈深愈多，詩的產量也愈大了。孟浩然一生沒有功名，除在張九齡的荊州幕中當過一度清客外，也沒有半個官職，自然不會發生第一項矛盾問題。但這似乎就是他的一貫性的最高限度。因為雖然身在江湖，他的心並沒有完全忘記魏闕。下面不過是許多顯明例證中之一： 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鄉。 舟子乘利涉，往來至潯陽。 因之泛五湖，流浪經三湘。 觀濤壯枚發，吊屈痛沉湘。 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 遙憐上林雁，冰泮已迴翔。 ——《自潯陽泛舟經明海》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然而「羨魚」畢竟是人情所難免的，能始終僅僅「臨淵羨魚」，而並不「退而結網」，實在已經是難得的一貫了。聽李白這番熱情的讚嘆，便知道孟浩然超出他的時代多麼遠：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矛盾與詩的因果關係，許多詩是為給生活的矛盾求統一、求調和而產生的。孟浩然既免除了一部分矛盾，對於他，詩的需要便當減少了。果然，他的詩是不多，量不多，質也不多。量不多，有他的同時人做見證，杜甫講過的：「吾憐孟浩然，……賦詩雖不多，往往凌鮑謝。」質不多，前人似乎也早已見到。蘇軾曾經批評他「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這話誠如張戒在《歲寒堂詩話》里所承認的，是說盡了孟浩然，但也要看才字如何解釋。才如果是指才情與才學二者而言，那就對了，如果專指才學，還算沒有說盡。情當然比學重要得多。說一個人的詩缺少情的深度和厚度，等於說他的詩的質不夠高。孟浩然詩中質高的有是有些，數量總是太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式的和「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式的句子，在集中幾乎都找不出第二個例子。論前者，質和量當然都不如杜甫；論後者，至少在量上不如王維。甚至「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質量都不如劉長卿和十才子。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孟浩然。真孟浩然不是將詩緊緊地築在一聯或一句里，而是將它沖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之句，東野集中未必有也。然使浩然當退之大敵，如《城南聯句》，亦必困矣。子瞻云：「浩然詩如內庫法酒，即是上尊之規模，但欠酒才爾。」此論盡之。張戒《歲寒堂詩話》 出谷未停午，到家日已曛。 回瞻下山路，但見牛羊群。 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 衡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 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詩沒有： 垂釣坐磐石，水清心亦閒。 魚行潭樹下，猿掛島藤間。 游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 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還。 讀孟公詩，且毋論懷抱，毋論格調，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聞磬，石上聽泉。翁方綱《石洲詩話》。淡到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詩。不，說是孟浩然的詩，倒不如說是詩的孟浩然，更為準確。在許多旁人，詩是人的精華；在孟浩然，詩縱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餘。在最後這首詩里，孟浩然幾曾作過詩？他只是談話而已。甚至要緊的還不是那些話，而是談話人的那副「風神散朗」的姿態。讀到「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還」，我們得到一如張洎從畫像所得到的印象，「風儀落落，凜然如生」。得到了象，便可以忘言；得到了「詩的孟浩然」，便可以忘掉「孟浩然的詩」了。這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詩如其人」或「人就是詩」的另一解釋。 超過了詩也好，夠不上詩也好，任憑你從環子的哪一點看起。反正除了孟浩然，古今並沒有第二個詩人到過這境界。東坡說他沒有才，東坡自己的毛病，就在才太多。 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誰能了解莊子的道理，就能了解孟浩然的詩，當然也得承認那點「累」。至於「似之而非」，而又能「免乎累」，那除陶淵明，還有誰呢？ 原載昆明《中央日報·文藝》第十八期 杜甫 聞一多 一 當中一個雄壯的女子跳舞。四面圍滿了人山人海的看客。內中有一個四齡童子，許是騎在爸爸肩上，歪著小脖子，看那舞女的手腳和丈長的彩帛漸漸搖起花來了。看著，看著，他也不覺眉飛色舞，仿佛很能領略其間的妙緒。他是從鞏縣特地趕到郾城來看跳舞的。這一回經驗定給了他很深的印象。下面一段是他幾十年後的回憶： 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 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舞女是當代名滿天下的公孫大娘④。四歲的看客後來便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大詩人，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四歲時看的東西，過了五十多年，還能留下那樣活躍的印象，公孫大娘的藝術之神妙，可以想見。然而小看客的感受力，也就非凡了。 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漓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⑤，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感慨，聊為《劍器⑥行》。 ——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杜甫，字子美，生於唐睿宗先天元年（712年）。原籍襄陽，曾祖依藝做河南鞏縣縣令，便在鞏縣住家了。子美幼時的事跡，我們不大知道。我們知道的，是他母親死得早，他小時是寄養在姑母家裡。他自小就多病。有一天可叫姑母為難了。兒子和侄兒都病著，據女巫說，要病好，病人非睡在東南角的床上不可。但是東南角的床鋪只有一張，病人卻有兩個，老太太居然下了決心，把侄兒安頓在吉利的地方，叫自家的兒子填了侄兒的空子。想不到決心下了，結果就來了，子美長大了，聽見老家人講姑母如何讓表兄給他替了死，他一輩子覺得對不起姑母。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 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杜甫《壯遊》 早慧不算稀奇，早慧的詩人尤其多著。只怕很少的詩人開筆開得像我們詩人那樣有重大的意義。子美第一次破口歌頌的，不是什麼凡物，這「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的小詩人，可以說，詠的便是他自己。禽族裡再沒有比鳳凰善鳴的，詩國里也沒有比杜甫更會唱的。鳳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詩中之聖，詠鳳凰簡直是詩人自占的預言。從此以後，他便常常以鳳凰自比（《鳳凰台》《赤鳳行》便是最明白的表示）。這種比擬，從現今這開明的時代看去，倒有一種特別恰當的地方。因為談論到這偉大的人格，偉大的天才，誰不感覺尋常文字的無效？不，無效的還不止文字，你只顧嘔盡心血來懸擬、揣測，總歸是隔膜，那超人的靈府中的秘密，他的心情，他的思路，像宇宙的謎語一樣，絕不是尋常的腦筋所能猜透的。你只懂得你能懂的東西。因此，談到杜甫，只好拿不可思議的比不可思議的。鳳凰你知道是神話，是子虛，是不可能。可是杜甫那偉大的人格，偉大的天才，你定神一想，可不是太偉大了，偉大得可疑嗎？上下數千年沒有第二個杜甫（李白有他的天才，沒有他的人格），你敢信杜甫的存在絕對可靠嗎？一切的神靈和類似神靈的人物都有人疑過，荷馬有人疑過，莎士比亞有人疑過，杜甫失了被疑的資格，只因文獻，史跡，種種不容抵賴的鐵證，一五一十，都在我們手裡。 所貴王者瑞，敢辭微命休。 坐看彩翮長，舉意八極周。 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 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 ——杜甫《鳳凰台》 子美自弱冠以後，直到老死，在四方奔波的時候多，安心求學的機會很少。若不是從小用過一番苦功，這詩人的學力哪得如此地雄厚？生在書香門第，家境即使貧寒，祖藏的書籍總還夠他饜飲的。從七八歲到弱冠的期間中，我們想像子美的生活，最主要的，不外作詩，作賦，讀書，寫擘窠大字……無論如何，閒遊的日子總占少數。（從七歲以後，據他自稱，四十年中作了一千多首詩文，一千多首作品是那時候作的）並且多病的身體當不起劇烈的戶外生活。讀書學文便自然成了唯一的消遣。他的思想成熟得特別早，一半固由於天賦，一半大概也是孤僻的書齋生活釀成的。在書齋里，他自有他的世界。他的世界是時間構成的，沿著時間的航線，上下三四千年，來往地飛翔，他沿路看見的都是聖賢、豪傑、忠臣、孝子、騷人、逸士——都是魁梧奇偉，溫馨淒艷的靈魂。久而久之，他定覺得那些莊嚴燦爛的姓名，和生人一般地實在，而且漸漸活現起來了，於是他看得見古人行動的姿態，聽得到古人歌哭的聲音。甚至他們還和他揖讓周旋，上下議論，他成了他們其間的一員。於是他只覺得自己和尋常的少年不同，他幾乎是歷史中的人物，他和古人的關係比和今人的關係密切多了。他是在時間裡，不是在空間裡活著。他為什麼不那樣想呢？這些古人不是在他心靈里活動，血脈里運行嗎？他的身體不是從這些古人的身體分泌出來的嗎？是的，那政事、武功、學術震耀一時的儒將杜預便是他的十三世祖；那宣言「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的著名詩人杜審言，便是他的祖父；他的叔父杜升是個為報父仇而殺身的十三歲的孝子；他的外祖母便是張說所稱的那為監牢中的父親「菲屨布衣，往來供饋，徒行卒色，傷動人倫」的孝女；他外祖母的兄弟崔行芳，曾經要求給二哥代死，沒有詔准，就同哥哥一起就刑了，當時稱為「死悌」。你看他自己家裡，同外家裡。事業、文章、孝行、友愛——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物這樣多。他翻開近代的史乘，等於翻開自己的家譜。這樣讀書，對於一個青年的身心，潛移默化的影響，定是不可限量的。難怪一般的少年，他瞧不上眼。他是一個貴族，不但在族望上，便論德行和智慧，他知道，也應該高人一等。所以他的朋友，除了書本里的古人，就是幾個有文名的老前輩。要他同一般行輩相等的庸夫俗子混在一起，是辦不到的。看看這一段文字，便可想見當時那不可一世的氣概：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皆茫茫。黃魯直言：「杜子美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宋陳無己《詩話》。 今年游寓獨游秦，愁思看春不當春。 上林苑裡花徒發，細柳營前葉漫新。 公子南橋應盡興，將軍西第幾留賓。 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 ——杜審言《春日京中有懷》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 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杜甫《曲江二首》之二 子美所以有這種抱負，不但因為他的血緣足以使他自豪，也不僅僅是他不甘自暴自棄。這些都是片面的、次要的理由。最要緊的，是他對於自己的成功，如今確有把握了。崔尚、魏啟心一般的老前輩都比他作班固、揚雄；他自己仿佛也覺得受之無愧。十四五歲的杜二，在翰墨場中，已經是一個角色了。 二 大約在二十歲左右，詩人便開始了他漂流的生活。三十五以前，是快意的遊覽（仍舊用他自己的比喻），便像羽翮初滿的雛鳳。乘著靈風，踏著彩雲，往蒙蒙的長空飛去。他肋下只覺得一股輕鬆，到處有竹實，有醴泉，他的世界是清鮮，是自由，是無垠的希望，和薛雷的雲雀一般，他是Anunbodied joy whose race is just begun。 三十五歲以後，風漸漸尖峭了，雲漸漸惡毒了，鉛鐵的穹窿在他背上逼壓著，太陽也不見了。他在風雨雷電中掙扎，血污的翎羽在空中繽紛地旋舞，他長號，他哀呼，唱得越急切，節奏越神奇，最後聲嘶力竭，他卸下了生命，他的挫敗是勝利的挫敗、神聖的挫敗。他死了，他在人類的記憶里永遠留下了一道不可逼視的白光。他的音樂，或沉雄，或悲壯，或淒涼，或激越，永遠，永遠是在時間裡顫動著。 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跡捕。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 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 子美第一次出遊是到晉地的郇瑕（今山西猗氏縣），在那邊結交的人物，我們知道的，有韋之晉。此後，在三十五歲以前，曾有過兩次大舉的遊歷：第一次到吳越，第二次到齊趙。兩度的遊歷，是詩人創作生活上最需要的兩種精粹而豐富的滋養。在家鄉，一切都是單調，平凡，青的天籠蓋著黃的地，每隔幾里路，綠楊藏著人家，白楊翳著墳地，分布得驛站似的呆板。土人的生活也和他們的背景一樣地單調。我們到過中州的人都知道那是個什麼樣的去處，大概從唐朝到現在是不會有多少進步的。從那樣的環境，一旦踏進山明水秀的江南，風流儒雅的江南，你可以想像他是怎樣地驚喜。我們還記得當時和六朝，好比今天和昨日，南朝的金粉，王謝的風流，在那裡當然還留著夠鮮明的痕跡。江南本是六朝文學總匯的中樞，他讀過鮑、謝、江、沈、陰、何的詩，如今竟親歷他們歌哭的場所，他能不感動嗎？何況重重疊疊的歷史的舞台又在他眼前，劍池、虎丘、姑蘇台、長洲苑，太伯的遺廟、闔閭的荒冢，以及錢塘、剡溪、鑑湖、天姥——處處都是陳跡、名勝，處處都足以促醒他的回憶，觸發他的詩懷。我們雖沒有他當時紀游的作品，但是詩人的得意是可以猜到的。美中不足的只是到了姑蘇，船也辦好了，卻沒有浮著海。仿佛命數註定了今番只許他看到自然的秀麗、清新的面相，長洲的荷香、鏡湖的涼意和明眸皓齒的耶溪女……都是他今回的眼福；但是那瑰奇雄健的自然，須得等四五年後游齊趙時，才許他見面。 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肚中泄爾。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 在敘述子美第二次出遊以前，有一件事頗有可紀念的價值，雖則詩人自己並不介意。 唐代取士的方法分三種——生徒、貢舉、制舉。已經在京師各學館，或州縣各學校成業的諸生，送來尚書省受試的，名曰生徒；不從學校出身，而先在州縣受試，及第了，到尚書省應試的，名曰貢舉。以上兩種是選士的常法。此外，每多少年，天子詔行一次，以舉非常之士，便是制舉。開元二十三年（736年）子美游吳越回來，挾著那「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的氣焰應貢舉，縣試成功了，在京兆尚書省一試，卻失敗了。結果沒有別的，只是在夠高的氣焰上又加了一層氣焰。功名的紙老虎如今被他戳穿了。果然，他想。真正的學問，真正的人才，是功名所不容的。也許這次下第，不但不能損毀，反足以抬高他的身價。可恨的許只是落第落在名職卑微的考功郎手裡，未免叫人喪氣。當時士林反對考功郎主試的風潮醞釀得一天比一天緊，在子美「忤下考功第」明年，果然考功郎吃了舉人的辱罵，朝廷從此便改用侍郎主試。 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 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 ——杜甫《壯遊》 子美下第後八九年之間，是他平生最快意的一個時期，遊歷了許多名勝，結交了許多名流。可惜那期間是他命運中的朝曦，也是夕照，那幾年的經歷是射到他生命上的最始和最末的一道金輝，因為從那以後，世亂一天天地紛紜，詩人的生活一天天地潦倒，直到老死，永遠闖不出悲哀、恐怖和絕望的環攻。但是末路的悲劇不忙提起，我們的筆墨不妨先在歡笑的時期多留連一會兒，雖則悲慘的下文早晚是要來的。 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 ——宋·司馬光《續詩話》 開元二十四五年之間，子美的父親——閒——在兗州司馬任上，子美去省親，乘便遊歷了兗州、齊州一帶的名勝，詩人的眼界於是更加開擴了。這地方和家鄉平原既不同，和秀麗的吳越也兩樣。根據書卷里的知識，他常常想見泰山的偉大和莊嚴，但是真正的岱嶽，那「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的奇觀，他沒有見過。這邊的湍流、峻岭、豐草、長林都另有一種他最能了解，卻不曾認識過的氣魄。在這裡看到的，是自然的最莊嚴的色相。唯有這邊自然的氣勢和風度最合我們詩人的脾胃，因為所有磅礴鬱結在他胸中的，自然已經在這景物中說出了。這裡一丘一壑，一株樹，一朵雲，都能引起詩人的共鳴。他在這裡勾留了多年。直變成了一個燕趙的健兒，慷慨悲歌、沉鬱頓挫的杜甫，如今發現了他的自我。過路的人往往看見世面行人馬，帶著弓箭旗槍，架著雕鷹，牽著獵狗，望郊野奔去。內中頭戴一頂銀盔，腦後斗大一顆紅櫻，全身鎧甲，跨在馬上的，便是監門胄曹蘇預（後來避諱改名源明）。在他左首並轡而行的，裝束略微平常，雙手按著長槊，卻也是英風爽爽的一個丈夫，便是詩人杜甫。兩個少年後來成了極要好的朋友。這回同著打獵的經驗，子美永遠不能忘記，後來還供給了《壯遊》詩一段有聲有色的文字： 春歌叢台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崗。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 原來詩人也學得了一手好武藝！ 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子美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 ——《呂氏童蒙訓》 這時的子美，是生命的焦點，正午的日曜，是力，是熱，是鋒棱，是奪目的光芒。他這時所詠的《房兵曹胡馬》和《畫鷹》恰好都是自身的寫照。我們不能不騰出篇幅，把兩首詩的全文錄下： 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 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 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房兵曹胡馬》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 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 絛鏇光堪擿，軒楹勢可呼。 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畫鷹》 這兩首和稍早的一首《望岳》都是那時期里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實在也奠定了詩人全部創作的基礎。詩人作風的傾向，似乎是專等這次遊歷來發現的，齊趙的山水，齊趙的生活，是幾天的驕陽接二連三地逼成了詩人天才的成熟。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杜甫《望岳》 靈機既經觸發了，弦音也已校準了，從此輕攏慢捻。或重挑急抹，信手彈去，都是絕調。藝術一天進步一天，名聲也一天大一天。從齊趙回來，在東都（今洛陽）住了兩三年，城南首陽山下的一座莊子，排場雖是簡陋，門前卻常留著達官貴人的車轍馬跡。最有趣的是，那一天門前一陣車馬的喧聲，頓時老蒼頭跑進來報道貴人來了。子美倒屣⑦出迎。一位道貌盎然的斑白老人向他深深一揖，自道是北海太守李邕，久慕詩人的大名，特地來登門求見。北海太守登門求見，與詩人相干嗎？世俗的眼光看來，一個鄉貢落第的窮書生家裡來了這樣一位闊客人，確乎是榮譽，是發跡的吉兆。但是詩人的眼光不同。他知道的李邕是為追諡韋巨源事，兩次駁議太常博士李處和聲援宋璟，彈劾謀反的張昌宗弟兄⑧的名御史李邕——是碑版文字，散滿天下，並且為要壓倒燕國公的「大手筆」，幾乎犧牲了性命的李邕——是重義輕財，卑躬下士的李邕。這樣一位客人來登門求見，當然是詩人的榮譽，所以「李邕求識面」可以說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句詩。結識李邕在詩人生活中確乎要算一件有關係的事。李邕的交遊極廣，聲名又大，說不定子美後來的許多朋友，例如李白、高適諸人，許是由李邕介紹的。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睹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眾矣，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宋·蘇軾《詩話》 三 寫到這裡，我們該當品三通畫角，發三通擂鼓，然後提起筆來蘸飽了金墨，大書而特書。因為我們四千年的歷史裡，除了孔子見老子（假如他們是見過面的），沒有比這兩人的會面，更重大，更神聖，更可紀念的。我們再逼緊我們的想像，譬如說，青天裡太陽和月亮走碰了頭，那麼，塵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遙拜，說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詩中的兩曜，劈面走來了，我們看去，不比那天空的異瑞一樣地神奇，一樣地有重大的意義嗎？所以假如我們有法子追究，我們定要把兩人行蹤的線索，如何拐彎抹角，時合時離，如何越走越近，終於兩條路線會合交叉了——統統都記錄下來。假如關於這件事，我們能發現到一些翔實的材料，那該是文學史里多麼浪漫的一段掌故！可惜關於李杜初次的邂逅，我們知道的一成，不知道的九成。我們知道天寶三載三月，太白得罪了高力士，放出翰林院之後，到過洛陽一次，當時子美也在洛陽。兩位詩人初次見面，至遲是在這個當兒。至於見面時的情形，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也許是李邕的筵席上，也許是洛陽城內一家酒店裡，也許……但這都是可能範圍里的猜想，真確的情形，恐怕是永遠的秘密。 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元稹 杜詩貫穿古今，盡工盡善，殆過於李。 ——白居易 有一件事我們卻拿得穩，是可靠的。子美初見太白所得的印象，和當時一般人得的，正相吻合。司馬子微一見他，稱他「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便呼他作「天上謫仙人」；子美集中第一首《贈李白》詩，滿紙都是企羨登真度此的話，假定那是第一次的邂逅，第一次的贈詩，那麼，當時子美眼中的李十二，不過一個神采趣味與常人不同，有「仙風道骨」的人，一個可與「相期拾瑤草」的侶伴，詩人的李白沒有在他腦中鐫上什麼印象。到第二次贈詩，說「未就丹砂愧葛洪」，回頭就帶著譏諷的語氣問：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衰亡和。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其高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嘆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 ——宋·胡元任《叢話》 依然沒有談到文字。約莫一年以後，第三次贈詩，文字談到了，也只輕輕的兩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恭維，可是學仙的話一概不提了。或許他們初見時，子美本就對於學仙有了興味，所以一見了「謫仙人」，便引為同調；或許子美的學仙的觀念完全是太白的影響。無論如何，子美當時確是做過那一段夢——雖則是很短的一段。說「苦無大藥資，山林跡如掃」；說「未就丹砂愧葛洪」，起碼是半真半假的心話。東都本是商賈貴族蜂集的大城，廛市的繁華，人心的機巧，種種城市生活的罪惡我們明明知道，已經叫子美膩煩、厭恨了，再加上當時煉藥求仙的風氣正盛，詩人自己又正在富於理想的，如火如荼的浪漫的年華中——在這種情勢之下，萌生了出世的觀念，是必然的結果。只是杜甫和李白的秉性根本不同：李白的出世，是屬於天性的，出世的根性深藏在他骨子裡，出世的風神披露在他容貌上；杜甫的出世是環境機會造成的念頭，是一時的憤慨。兩人的性格根本是衝突的。太白笑「堯舜之事不足驚」，子美始終要「致君堯舜上」。因此兩人起先雖覺得志同道合，後來子美的熱狂冷了，便漸漸覺得不獨自己起先的念頭可笑，連太白的那種態度也可笑了。臨了，念頭完全拋棄，從此絕口不提了。到不提學仙的時候，才提到文字，也可見當初太白的詩不是不足以引起子美的傾心，實在是詩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蓋了。 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 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李白《戲贈杜甫》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韓愈 東都的生活果然是不能容忍了。天寶四載夏天，詩人便取道如今開封歸德一帶，來到濟南。在這邊，他的東道主，便是北海太守李邕。他們常時集會，宴飲，賦詩。集會的地點往往在歷下亭和鵲湖邊上的新亭。在座的都是本地的或外來的名士，內中我們知道的還有李邕的從孫李之芳員外，和邑人蹇處士。竟許還有高適，有李白。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杜甫《春日憶李白》 是年秋天太白確乎是在濟南。當初他們兩人是否同來的，我們不曉得。我們曉得他們此刻交情確是很親密了，所謂「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便是此時的情況。太白有一個朋友范十，是位隱士，住在城北的一個村子上。門前滿是酸棗樹，架上吊著碧綠的寒瓜，愉演的白雲鎮天在古城上閒臥著——儼然是一個世外的桃源。主人又殷勤，太白常常帶子美到這裡喝酒談天。星光隱約的瓜棚底下，他們往往談到夜深人靜。太白忽然對著星空出神，忽然談起從前陳留採訪使李彥如何答應他介紹給北海高天師學道篆。話說過了許久，如今李彥許早忘記了，他可是等得不耐煩了。子美聽到那類的話，只是唯唯否否；直等話頭轉到時事上來，例如貴妃的驕奢，明皇的昏聵，以及朝里朝外的種種險象，他的感慨才潮水般地湧來。兩位詩人談著話。嘆著氣，主人只顧忙著篩酒，或許他有意見不肯說出來，或許壓根兒沒有意見。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 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 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 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 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蒙。 落月滿屋樑，猶疑照顏色。 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杜甫《夢李白二首（其一）》 原載《新月》第一卷第六期 （民國）十七年（1928年）八月十日 李白 浦江清 李白（701—762），字太白。 王世貞《宛委余編》謂：「白本隴西人，產於蜀，流寓山東。」 恐籍貫隴西，從隴西遷至蜀，由蜀遷至山東，其父曾為任城尉，白生長於山東。隴西近外國，恐其祖罪徙至西域，其後回來。 天寶初，李白客游會稽，與道士吳筠同隱剡中。後筠被召至長安，李白亦偕至長安。白貌奇逸，有神仙風度。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薦於玄宗。白與賀知章、李适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飲中八仙。（此事在天寶間，因白天寶初始供奉耳，但蘇晉卒於開元二十二年。范傳正《李白新墓碑》有裴周南而杜詩無裴，其名錄有出入也。） 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時事，白奏頌一篇，賜食，御手調羹。有詔供奉翰林。一日，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援筆成《清平調》三章，婉麗精切。杜詩所謂「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是也。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激楊貴妃中傷之。帝欲官白，妃輒阻止。（新舊《唐書》互有詳略。《新唐書》已采宋人樂史《李翰林別集序》大意，《舊唐書》無沉香亭子一節，但亦有使高力士脫靴事，未言高力士以此激楊貴妃，但因力士之怨被斥而已。）因忤高力士、楊貴妃，遂不為帝親信。懇還山，帝賜金放還。 由是浪跡江湖，浮游四方，終日沉飲。與侍御史崔宗之月夜乘舟自採石至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天寶末，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一詩寫這種經歷、見聞和感受，詩的前四句是：「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安史之亂，玄宗幸蜀。白依永王璘，闢為府僚佐。肅宗即位靈武，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賴郭子儀力救（白曾救郭子儀，郭德之，力言贖罪。此處《新唐書》亦采宋人樂史《李翰林別集序》所說，《舊唐書》無），得詔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闢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臨卒以詩卷授陽冰，陽冰為序而行世。葬姑孰謝家青山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墓，見其二孫女，嫁為農夫之妻。因為立碑。 魏顥曰：「白始娶於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宋。（宋氏或即宗氏，蓋其《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中有句雲『我非東床人，令姊忝齊眉』。——章克槮）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跡類謝康樂，世號為李東山。」 又李華《李白墓誌》：卒「年六十有二」。「有子曰伯禽。」范傳正《李公新墓碑》亦云：「亡子伯禽。」伯禽當是明月奴或頗黎中之一人。 《舊唐書》云：「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小說故事傳李白醉中撈月死於水。恐非事實。） 裴敬「墓碑」云：「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 李陽冰云：「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 魏顥序則言生前曾「盡出其文，命顥為集」。 樂史《李翰林別集序》則云：李陽冰纂李翰林歌詩「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贊、書、頌等，亦排為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 李白一生，少年任俠，中年做官，晚年流離。 南北朝實施門閥制度，貴族政治。隋唐進士制度，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到統治集團，做壓迫人民的幫凶和幫閒。這些知識分子出身於封建地主或官僚家庭，從下面爬上來，迎合國君權相、公卿貴人，或者不得意而反抗，或者有清高思想，借作品發牢騷，常處在熱衷世事與清高為人的矛盾之中。 李白並非進士，做翰林供奉。不次的恩遇，非正途出身。他詩才傑出，不受羈勒，如應進士科倒未必得意。他絕少宮艷體詩，他的詩從建安文學出來，以建安為風範，與謝朓、鮑照近。 他的詩有熱烈的感情，他是一位天才詩人。 李白繼陳子昂為復古派中人物。其《古風》五十九首第一首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這首詩寫得很嚴正，他對於詩推崇《詩經》正聲，又說志在刪述，自比孔子。與「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似乎矛盾，此兩重人格也。實則他對於詩的理論，屬於正統派，他自己的個性，則是浪漫的，仙俠一路。他還推崇建安以前的詩，看不起南朝的綺麗文學。其《古風》同阮籍《詠懷》、陳子昂《感遇》的篇章。他的詩的功力可以比上阮嗣宗。 雖然他推崇《詩經》，可是他沒有作四言詩，所作的以五古、七古為最多，可見古之難復了。其論詩又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又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他不贊成沈休文一派之聲律對偶，宮體靡弱之詩，所以他也絕不提到初唐四傑，不像杜甫那樣虛心，詩備眾體。李白很少作律詩。 李白詩，擅長古風，多數是樂府古題，古樂府之新作法。從漢魏以迄於南北朝樂府詩題，他幾乎都有寫作，如《天馬歌》《公無渡河》《日出入行》《戰城南》《白頭吟》《相逢行》《有所思》《短歌行》《長歌行》《採蓮曲》《烏夜啼》《烏棲曲》《子夜歌》《襄陽歌》《白紵辭》《將進酒》《行路難》等擬古樂府，而自出心裁。有些樂府詩，雖然不見前人之作，但也非李白創調。在那些樂府古題內，李白詩情奔放，超過古人原作，皆出於古人之上。他的樂府多用雜言及長短句，才氣縱橫，非格律所能束縛。如《將進酒》《蜀道難》。六朝樂府他亦學，如《白紵辭》《子夜四時歌》《長干行》《烏棲曲》，都很清麗。他是結束漢魏六朝的詩歌，集漢魏六朝詩體大成。他的樂府如天馬行空，不受羈縻。 他並不像杜甫那樣自己立樂府題目，寫當時時事。李白的只是抒情詩，並不記事，是超時代的作家。 略有與時事有關的如《怨歌行》，題下注云：「長安見內人出嫁，友人令余代為之。」與《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同意。又如《東海有勇婦》，注云：代《關中有賢女》。代即擬的意思，《關中有賢女》原乃漢鼙舞歌，此雖是擬古樂府，所詠為時事，詩中云：「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指北海李邕。又如《鳳笙篇》，王琦謂送一道流應詔入京之作。《遠別離》，蕭士贇以為刺國家授柄於李林甫。《蜀道難》一詩，范攄《雲溪友議》、洪駒父《詩話》《新唐書·嚴武傳》謂嚴武欲殺房琯、杜甫，李白為房杜危而作此詩，唯孟棨《本事詩》《唐摭言》《唐書·李白傳》謂白見賀知章，以《蜀道難》示之，則為天寶初時作，而嚴武鎮蜀在至德後，不相及也。沈存中《筆談》謂古本李集《蜀道難》下有注云：「諷章仇兼瓊也。」蕭士贇注李集謂見玄宗幸蜀時作，在天寶末，故言劍閣之難行，又曰「問君西遊何時還」，君指明皇也。胡震亨謂但是擬古樂府，白，蜀人，自為蜀詠耳。此說如允，余皆好事者穿鑿。 李白《猛虎行》雖亦是樂府詩，但詠時事，「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言祿山之叛，天寶十四載十二月東京之破，封常清戰敗，高仙芝引兵退守潼關，賊掠子女玉帛悉送范陽也。李白「竄身南國避胡塵」，客於宣城，與張旭會於溧陽酒樓，作此詩，以張良、韓信比己及旭，慨嘆不遇。「一輸一失關下兵」，一輸指高仙芝退兵，一失指明皇斬仙芝、常清。 白才氣縱橫，樂府詩中常用雜言、長短句，近漢樂府，亦近鮑照，是以杜甫稱其「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與庾信實不近，其一生低首者為謝宣城。《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在《金陵城西樓月下吟》詩中又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是其晚年愛宣城之風景，故爾特提謝朓。以彼才力，小謝非其匹也。 總之，唐人作樂府，並非完全擬古，兼存《詩經》諷刺時事之義。此則李白較少，而杜甫、白居易則最為注重此義焉。 白五、七絕句亦佳，唯不善五、七律。 前引杜甫《飲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賀知章曾許李白為謫仙人，又杜甫《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坐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亦稱李白善為醉歌也。杜甫自己也有《醉時歌》《醉歌行》等題，詩中並不單說喝酒，乃是酬贈、送別之作。如李白《將進酒》《前有樽酒行》《把酒問月》等篇，皆所謂醉歌也。醉歌者，即席作詩，以助酒興。如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之意。李白一生詩酒風流，頗似阮籍，其信仰道家神仙亦然。豪放奔逸，與淵明之潔身自好、躬耕貧苦者又不同。李白有仙俠氣，淵明調融儒道，溫然純粹。淵明願隱，李白願用世而不得意。雖隨吳筠得玄宗知遇為翰林供奉，迄未得官。及天寶亂後，為永王璘闢為僚佐，璘謀亂兵敗，白坐流夜郎，赦還，客死當塗。 《將進酒》是彰顯李白詩酒風流的代表作，極富思想與個性。詩中岑夫子或謂岑參，丹丘生或謂元丹丘。「黃河之水」句，興也，「不復回」，興人生年華一去不復返。以「逝水流年」起，下言飲酒盡歡為樂。陳王，陳思王曹植，他的《名都篇》有「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句。「鐘鼓饌玉」言富貴。 《前有樽酒行》，此詩比《將進酒》更為蘊藉。 《日出入行》用漢樂府舊題，翻新，長短句古奧，然畢竟是唐人。全詩充分表現詩人對宇宙和人生的探求精神。 《月下獨酌》和《把酒問月》都寫詩與月與酒的融合。《把酒問月》比《月下獨酌》來得好，《月下獨酌》說理多，情感少。此詩說理更深且廣。寫月即自然是永恆的，人生是飄忽的。詩歌自然，酒遣人生。東坡《水調歌頭》自此出。李白《把酒問月》詩分四疊，換韻，歌曲體，酒與月的交融，時與空的交錯，淋漓盡致。東坡《水調歌頭》開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顯然從李白《把酒問月》「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來。同樣是把酒問月，與李白問宇宙、說人生不同，蘇東坡後半闕歸結到講別離。 《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詩發端憶念過去，煩憂現在，不從私交說，就人生感慨說，得其大。送秋雁，象徵送客遠遊。其次，說到謝朓樓。「抽刀斷水」，賓，比喻；「舉杯消愁」，主。以流水喻思念、喻憂愁，可以與建安詩人徐幹的《室思》「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的詩句做一比較，亦可以李後主《虞美人》詞「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詩句中加以印證。 《扶風豪士歌》見其豪爽。亂時有用世意，以後入永王璘幕府，見其有意用世。此詩顯示清高思想與名位思想的矛盾。末兩句「張良未遂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點出。 白於天寶之亂，少有描述，其《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有云：「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又云：「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又云：「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白，蜀人，且他自己在南方，作此等歌頌語，與杜甫之在長安，作《哀江頭》之痛哭流涕，感慨絕不相同。杜甫關懷時局，憂念蒸黎，李白不很關心。又如《永王東巡歌》十一首，說到「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又云：「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據其後來自己坦白是當時「迫脅上樓船」的，但在此歌中所說，確其贊助王子立功之意，未始不肯為永王用也。文人轉側，難於主張。 白之絕句《蘇台覽古》：「舊苑荒台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以上四首，皆見其風韻。 相傳《菩薩蠻》《憶秦娥》等小詞，皆託名李白，宋人混入白集者，即《清平調》三章，樂史所艷稱者，亦惡俗不類，品格低下。樂史，北宋人，新得此三首詩，並有明皇貴妃賞芍藥故事（見樂史《李翰林別集序》），實為可疑，非史實。白集另有《宮中行樂詞》八首，注云奉召作。亦真偽不辨。比較觀之，尚較《清平調》三章為勝。 節選自浦江清《中國文學史講義》：「李白」 元稹　白居易 胡適 九世紀的初期——元和、長慶的時代——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很光榮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變動向來都是自然演變出來的，向來沒有有意的、自覺的改革。只有這一個時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覺的文學革新時代。這個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白居易與元稹，他們的同志有張籍、劉禹錫、李紳、李余、劉猛等。他們不但在韻文方面做革新的運動，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與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與同時的韓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本是北魏拓跋氏帝室之後。他九歲便能作文，少年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他為第一，除右拾遺；因他鋒芒太露，為執政所忌，屢次受挫折，後來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量移通州司馬。他的好友白居易那時也被貶為江州司馬。他們往來贈答的詩歌最多，流傳於世；故他們雖遭貶逐，而文學的名譽更大。元和十四年（八一九），他被召回京。穆宗為太子時，已很賞識元稹的文學；穆宗即位後，升他為祠部郎中，知制誥。知制誥是文人最大的榮譽，而元稹得此事全出於皇帝的簡任，不由於宰相的推薦，故他很受相府的排擠。但元稹用散體古文來作制誥，對於向來的駢體制誥詔策是一種有意的革新。（看他的《元氏長慶集》《四部叢刊》本。）《新唐書》說他「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舊唐書》說他的辭誥「夐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 穆宗特別賞識他，兩年之中，遂拜他為宰相（八二二）。當時裴度與他同做宰相，不很瞧得起這位驟貴的詩人，中間又有人挑撥，故他們不能相容，終於兩人同時罷相。元稹出為同州刺史，轉為越州刺史；他喜歡越中山水，在越八年，作詩很多。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他回京為尚書左丞；次年（八三〇），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八三一）七月，死於武昌，年五十三（生於七七九）。 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生於大曆七年（七七二），在杜甫死後的第三年。他自己敘他早年的歷史如下： 仆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與元九書》） 貞元十四年（七九八），他以進士就試，擢甲科，授秘書省校書郎。憲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召入翰林為學士；明年，拜左拾遺。他既任諫官，很能直言。元稹被謫，他屢上疏切諫，沒有效果。五年（八一〇），因母老家貧，自請改官，除為京兆府戶曹參軍。明年，丁母憂；九年（八一四），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當時很多人忌他，說他浮華無行，說他的母親因看花墮井而死，而他作《賞花》詩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他遂被貶為江州司馬。他自己說這回被貶逐其實是因為他的詩歌諷刺時事，得罪了不少人。他說： 凡聞仆《賀雨》詩，眾口籍籍以為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原》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元和十三年冬（八一八—八一九），他量移忠州刺史。他自潯陽浮江上峽，帶他的兄弟行簡同行；明年三月，與元稹會於峽口；在夷陵停船三日，他們三人在黃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別。 元和十四年冬（八一九—八二〇），他被召還京師；明年（八二〇），升主客郎中，知制誥。那時元稹也召回了，與他同知制誥。長慶元年（八二一），轉中書舍人。《舊唐書》說： 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二年〕（八二二）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嘗會於境上，數日而別。 他在杭州秩滿後，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八二五—八二六），復出為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八二七），征拜秘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和三年（八二九），他稱病東歸，求為分司官，遂除太子賓客分司。《舊唐書》說： 居易初……蒙英主特達顧遇，頗欲奮厲效報。苟致身於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太和以後，李宗閔、李德裕用事，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太和五年（八三一），他做河南尹；七年（八三三），復授太子賓客分司。（洛陽為東都，故各官署皆有東都「分司」，如明朝的南京，清朝的盛京；其官位與京師相同，但沒有事做。）他曾在洛陽買宅，有竹木池館，有家妓樊素蠻子能歌舞，有琴有書，有太湖之石，有華亭之鶴。他自己說： 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楊貞一所贈），舉陳酒（陳孝仙所授法子釀的），援崔琴（崔晦叔所贈），彈姜《秋思》（姜發傳授的；《舊唐書》脫「姜」字，今據《長慶集》補），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池上篇》自序） 開成元年（八三六），除同州刺史，他稱病不就；不久，又授他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會昌中，以刑部尚書致仕。他自己說他能「棲心釋梵，浪跡老莊」；晚年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白衣鳩杖，往來香山，自稱香山居士。他死在會昌六年（八四六），年七十五。〔《舊唐書》作死於大中元年（八四七），年七十六。此從《新唐書》，及李商隱撰的《墓誌》。〕 白居易與元稹都是有意做文學改新運動的人：他們的根本主張，翻成現代的術語，可說是為人生而作文學！文學是救濟社會，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補察時政」，至少也須能「泄導人情」；凡不能這樣的，都「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在江州時，作長書與元稹論詩（《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參看《舊唐書》本傳所引），元稹在通州也有「敘詩」長書寄白居易（《元氏長慶集》卷三十）。這兩篇文章在文學史上要算兩篇最重要的宣言。我們先引白居易書中論詩的重要道：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 這是詩的重要使命。詩要以情為根，以言為苗，以聲為華，以義為實。托根於人情而結果在正義，語言聲韻不過是苗葉花朵而已。 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時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系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於止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 這就是說，《楚辭》與漢詩已偏向寫主觀的怨思，已不能做客觀的表現人生的工作了。 晉宋已遠，得者蓋寡。以康樂（謝靈運）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浸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矣。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仆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 他在這裡固然露出他受了漢朝迂腐詩說的惡影響，把《三百篇》都看作「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的美刺詩，因此遂抹煞一切無所為而作的文學。但他評論六朝的文人作品確然有見地，六朝文學的絕大部分真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舊唐書》作「三四十」，誤。今據《長慶集》。）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以上是白居易對於中國詩的歷史的見解。在這一點上，他的見解完全與元稹相同。元稹作杜甫的墓志銘，前面附了一篇長序，泛論中國詩的演變，上起三百篇，下迄李杜，其中的見解多和上引各節相同。此序作於元和癸巳（八一三），在白居易寄此長書之前不多年。（看《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 元白都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老杜的社會問題詩在當時確是別開生面，為中國詩史開一個新時代。他那種寫實的藝術和大膽諷刺朝廷、社會的精神，都能夠鼓舞后來的詩人，引他們向這種問題詩的路上走。 八世紀末年，九世紀初年，唐朝的政治到了很可悲觀的田地，少年有志的人都感覺這種狀態的危機。元稹自己說他那時候竟是「心體悸震，若不可活」。他們覺得這不是「嘲風雪，弄花草」的時候了，他們都感覺文學的態度應該變嚴肅了。所以元稹與白居易都能欣賞陳子昂《感遇》詩的嚴肅態度。但《感遇》詩終不過是發點牢騷而已，「彷徨抑鬱，不暇及他」，還不能滿足這時代的要求。後來元稹發見了杜甫，方才感覺大滿意。杜甫的新體詩便不單是發牢騷而已，還能描寫實際的人生苦痛，社會利弊，政府得失。這種體裁最合於當時的需要，故元白諸人對於杜甫真是十分崇拜，公然宣言李杜雖然齊名，但杜甫遠非李白所能比肩。元稹說：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杜甫墓志銘序》） 這還是大體從詩的形式上立論，雖然崇拜到極點，卻不曾指出杜甫的真正偉大之處。白居易說的話便更明白了。他指出李白的詩，「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而杜甫的詩之中，有十之三四是實寫人生或諷刺時政的；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話，李白便不能說，這才是李杜優劣的真正區別。當時的文人韓愈曾作詩道：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有人說，這詩是譏刺元稹的李杜優劣論的。這話大概沒有根據。韓愈的詩只是借李杜來替自己發牢騷，與元白的文學批評沒有關係。 元白髮憤要做一種有意的文學革新運動，其原因不出於上述的兩點：一面是他們不滿意於當時的政治狀況，一面是他們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老杜只是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沒有什麼文學主張。元白不但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提出他們所以要說老實話的理由，這便成了他們的文學主張了。白居易說： 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長慶集》作「慣」）發，或食輟哺，夜輟寢（此依《長慶集》），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這便是有意要做文學改革。他又說：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書諱「治」字，多改為「理」字。此處之「理道」即「治道」；上文元氏《敘詩》書的「理務因人」，「理亂萌漸」，皆與此同。）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 最末十四個字便是元白的文學主張。這就是說，文學是為人生作的，不是無所為的，是為救人救世作的。白居易自己又說： 是時皇帝（憲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 「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便是他們認為文學的宗旨。白居易在別處也屢屢說起這個宗旨。如《讀張籍古樂府》云：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又如他《寄唐生》詩中自敘一段云： 我亦君之徒，鬱郁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唐生即是唐衢，是當時的一個狂士，他最富於感情，常常為了時事痛哭。故白居易詩中說： 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飢。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段秀實以笏擊朱泚），尚書叱盜時（顏真卿叱李希烈）。大夫死凶寇（陸長源為亂兵所害），諫議謫蠻夷（陽城謫道州）。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 這個人的行為也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嚴肅認真的態度。他最賞識白居易的詩，白氏《與元九書》中有云： 有唐衢者，見仆詩而泣，未幾而衢死。 唐衢死時，白居易有《傷唐衢》二首，其一有云：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 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 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貴人皆怪怒，閒人亦非訾。 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 惟有唐衢見，知我平生志。 一讀興嘆嗟，再吟垂涕泗。 因和三十韻，手題遠緘寄。 致吾陳（子昂）杜（甫）間，賞愛非常意。…… 總之，元白的文學主張是「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這就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註腳。他們一班朋友，元白和李紳等，努力作諷刺時事的新樂府，即是實行這個文學主義。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篇，有自序云：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總而言之，文學要為人生而作，不為文學而作。 這種文學主張的裡面，其實含有一種政治理想。他們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之上，造成一種順從民意的政府。白居易說： 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疑當作「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啟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策林》七十，《長慶集》卷四十八） 這是很明白的民意政治的主張。（《策林》七十五篇，是元白二人合作的，故代表他們二人的共同主張。）他們又主張設立采詩之官，作為採訪民意的一個重要方法。故《策林》六十九云： 問：聖人之致理（理即治，下同）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為政，順為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為如何？ 這是假設的問，答案云：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采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采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 他的理由是： 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盪也；聞「誰其獲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徵稅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之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 這個主張又見於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做府試官時所擬《進士策問》的第三問，意思與文字都與《策林》相同（《長慶集》卷三十，頁二一、二二），可見他們深信這個采詩的制度。白居易在元和四年（809年）作《新樂府》五十篇，其第五十篇為《采詩官》，仍是發揮這個主張的，我且引此篇的全文如下： 采詩官 監前王亂亡之由也 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諍臣杜口為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一人負扆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媚。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閉。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這種政治理想並不是迂腐不能實行的。他們不期望君主個個都是聖人，那是柏拉圖的妄想。他們也不期望一班文人的一字褒貶都能使「亂臣賊子懼」，那是孔丘、孟軻的迷夢。他們只希望兩種「民意機關」：一是許多肯說老實話的諷刺詩人，一是採訪詩歌的專官。那時候沒有報館，詩人便是報館記者與訪員，實寫人生苦痛與時政利弊的詩便是報紙，便是輿論。那時沒有議會，諫官御史便是議會，采詩官也是議會的一部分。民間有了什麼可歌可泣的事，或朝廷官府有了苛稅虐政，一班平民詩人便都趕去採訪詩料：林步青⑨便編他的灘簧，劉寶全⑩便編他的大鼓書，徐志摩便唱他的硤石調，小熱昏⑪便唱他的小熱昏。幾天之內，街頭巷口都是這種時事新詩歌了。於是采詩御史便東采一支小調，西抄一支小熱昏，編集起來，進給政府。不多時，苛稅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於是感恩戴德的小百姓，飲水思源，發起募捐大會，銅板夾銀毫併到，鷹洋與元寶齊來，一會兒，徐志摩的生祠遍於村鎮，而小熱昏的銅像也矗立街頭。猗歟休哉！文學家的共和國萬歲！ 文學既是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故文學當側重寫實，「刪淫辭，削麗藻」，「黜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白居易說： 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贊詠之制，往往有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 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紐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谷，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谷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策林》六十八） 「尚質抑淫，著誠去偽」，這是元白的寫實主義。 根據於他們的文學主張，元白二人各有一種詩的分類法。白居易分他的詩為四類： （1）諷喻詩：「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 （2）閒適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3）感傷詩：「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 （4）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他自己只承認第一和第二兩類是值得保存流傳的，其餘的都不重要，都可刪棄。他說： 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喻詩，兼濟之義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與元九書》） 元稹分他的詩為八類： （1）古諷：「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 （2）樂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3）古體：「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 （4）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 （5）律詩。 （6）律諷：「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 （7）悼亡。 （8）艷詩。（見《敘詩寄樂天書》） 元氏的分類，體例不一致，其實他也只有兩大類： 元稹在元和丁酉（817年）作《樂府古題序》，討論詩的分類，頗有精義，也可算是一篇有歷史價值的文字。他說： 樂府古題序　丁酉 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言（《長慶集》作「旨」，《全唐詩》同。今依張元濟先生用舊抄本校改本）。 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采民氓者為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 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採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 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 昨南（各本無「南」字，依張校）梁州，見進士劉猛、李余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余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音（似當作「旨」）焉。 他的見解以為漢以下的詩有兩種大區別：一是原有樂曲，而後來依曲調而度詞；一是原來是詩，後人採取其詞，制為歌曲。但他指出，詩的起源雖然關係樂曲，然而詩卻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發展。歷史上顯然有這樣的趨勢。最初或採集民間現行歌曲，或樂人制調而文人造詞，或文人作詩，而樂工制調。稍後乃有文人仿作樂府，仿作之法也有兩種：嚴格地依舊調，作新詞，如曹操、曹丕作《短歌行》，字數相同，顯然是同一樂調，這是一種仿作之法。又有些人同作一題，如羅敷故事，或秋胡故事，或秦女休故事，題同而句子的長短，篇章的長短皆不相同，可見這一類的樂府並不依據舊調，只是借題練習作詩，或借題寄寓作者的感想見解而已。這樣擬作樂府，已是離開音樂很遠了。到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諸篇，諷詠當時之事，「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便開「新樂府」的門徑，完全脫離向來受音樂拘束或沿襲古題的樂府了。 當時的新詩人之中，孟郊、張籍、劉猛、李余與元稹都還作舊式的古樂府，但都「有新意」，有時竟「雖用古題，全無古義」。（劉猛、李余的詩都不傳了。）這已近於作新樂府了。元稹與白居易、李紳（公垂）三個人作了不少的新樂府（李紳的新樂府今不傳了），此外如元氏的《連昌宮詞》諸篇，如白氏的《秦中吟》諸篇，都可說是新樂府，都是「即事名篇，無復倚傍」的新樂府。故我們可以說，他們認定新樂府為實現他們的文學主張的最適宜的體裁。 元稹自序他的《新體樂府》道： ……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治）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余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 白居易的新樂府的自序，已引在上文了，其中有云：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 要做到這幾個目的，只有用白話作詩了。元白的最著名的詩歌大都是白話的。這不是偶然的事，似是有意的主張。據舊時的傳說，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墨客揮犀》） 這個故事不見得可靠，大概是出於後人的附會。英國詩人華茲華斯（Wordsworth）主張用平常說話作詩，後人也造成一種傳說，說他每作詩都念給一個老嫗聽，她若不懂，他便重行修改。這種故事雖未必實有其事，卻很可暗示大家公認這幾個詩人當時確是有意用平常白話作詩。 近年敦煌石室發見了無數唐人寫本的俗文學，其中有《明妃曲》《孝子董永》《季布歌》《維摩變文》等等（另有專章討論）。我們看了這些俗文學的作品，才知道元白的著名詩歌，尤其是七言的歌行，都是有意仿效民間風行的俗文學的。白居易的《長恨歌》，元稹的《連昌宮詞》，與後來的韋莊的《秦婦吟》，都很接近民間的故事詩。白居易自序說他的新樂府不但要「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還要「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這種「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的詩體，向哪裡去尋呢？最自然的來源便是當時民間風行的民歌與佛曲。試引《明妃傳》一段，略表示當時民間流行的「順而肆」的詩體： 昭軍（君）昨夜子時亡，突厥今朝發使忙。三邊走馬傳胡令，萬里非（飛）書奏漢王。解劍脫除天子服，披頭還著庶人裳。衙官坐位刀離面（離面即杜詩所謂「花門剺面」），九姓行哀截耳璫。□□□□□□□⑫（原文此處為「□」），枷上羅衣不重香。可惜未殃（央）宮裡女，嫁來胡地碎紅妝。……寒風入帳聲猶苦，曉日臨行哭未殃（央）。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獨寢覺天長。何期遠遠離京兆，不憶（意）冥冥臥朔方。早知死若埋沙里，悔不教軍（君）還帝鄉！（《明妃傳》殘卷，見羽田亨編的《敦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上海東亞研究會發行。） 我們拿這種俗文學來比較元白的歌行，便可以知道他們當日所采「順而肆」的歌行體是從哪裡來的了。 因為元白用白話作詩歌，故他們的詩流傳最廣。白居易自己說： 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與元九書》） 元稹也說他們的詩，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勒」是雕刻。此處有原注云：「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此為刻書之最早記載。）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是（日本本《白氏長慶集》作「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 予於平水市中（原註：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 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白氏長慶集序》） 不但他們自己如此說，反對他們的人也如此說。杜牧作李戡的墓誌，述戡的話道： 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者，纖艷不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元白用平常的說話作詩，他們流傳如此之廣，「入人肌骨，不可除去」，這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們主張詩歌須要能救病濟世，卻不知道後人竟詆毀他們的「淫言媟語，纖艷不逞」！ 這也是很自然的。白居易自己也曾說： 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與元九書》） 他又批評他和元稹的詩道： 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語，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和答詩十首序》） 他自己的批評真說得精闢中肯。他們的諷喻詩太偏重急切收效，往往一氣說完，不留一點餘韻，往往有史料的價值，而沒有文學的意味。然其中確有絕好的詩，未可一筆抹殺。如元稹的《連昌宮詞》，《織婦詞》《田家詞》《聽彈烏夜啼引》等，都可以算是很好的詩的作品。白居易的詩，可傳的更多了。如《宿紫閣山北村》，如《上陽白髮人》，如《新豐折臂翁》，如《道州民》，如《杜陵叟》，如《賣炭翁》，都是不朽的詩。白居易最佩服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兩句，故他早年作《秦中吟》時，還時時模仿老杜這種境界。如《秦中吟》第二首云： ……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 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 ……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 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如第三首云： ……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 ……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饑寒？…… 如第七首云： ……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 ……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如第九首云： ……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 秋官為主人，廷尉居上頭； 日中為樂飲，夜半不能休。 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 如第十首云：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這都是模仿老杜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兩句，引申他的意思而已。白氏在這時候的詩還不算能獨立。 他作《新樂府》時，雖然還時時顯出杜甫的影響，卻已是很有自信力，能獨立了，能創造了。如《新豐折臂翁》云：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 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徵雲南。 …… 這樣樸素而有力的敘述，最是白氏獨到的長處。如《道州民》云： …… 城雲「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 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 …… 這樣輕輕的十四個字，寫出一個人道主義的主張，老杜集中也沒有這樣大力氣的句子。在這種地方，白居易的理解與天才融合為一，故成功最大，最不可及。 但那是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又是一個朋黨暗鬥最厲害的時代。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都是那時代的犧牲者。元白貶謫之後，諷喻詩都不敢作了，都走上了閒適的路，救世主義的旗子捲起了，且做個獨善其身的醉吟先生罷。 節選自胡適《白話文學史》：「第十六章 元稹 白居易」 韓愈 陳寅恪 古今論韓愈者眾矣，譽之者固多，而譏之者亦不少。譏之者之言則昌黎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昌黎集伍調張籍詩），不待贅辯，即譽之者亦未中肯綮。今出新意，仿僧徒詮釋佛經之體，分為六門，以證明昌黎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至昌黎之詩文為世所習誦，故略舉一二，藉以見例，無取詳備也。 一曰：建立道統，證明傳授之淵源。 華夏學術最重傳授淵源，蓋非此不足以徵信於人，觀兩漢經學傳授之記載，即可知也。南北朝之舊禪學已採用阿育王經傳等書，偽作《付法藏因緣傳》，已證明其學說之傳授。至唐代之新禪宗，特標教外別傳之旨，以自矜異，故尤不得不建立一新道統，證明其淵源之所從來，以壓倒同時之舊學派，此點關係吾國之佛教史，人所共知，又其事不在本文範圍，是以亦可不必涉及，唯就退之有關者略言之。 昌黎集壹壹原道略云：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退之自述其道統傳授淵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啟發，亦從新禪宗所自稱者摹襲得來也。 新唐書壹柒陸韓愈傳略云： 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 昌黎集壹復志賦略云： 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嗟日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 同書貳叄祭十二郎文略云：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 李漢昌黎先生集序略云： 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 寅恪按：退之從其兄會謫居韶州，雖年頗幼小，又歷時不甚久，然其所居之處為新禪宗之發祥地，復值此新學說宣傳極盛之時，以退之幼年穎悟，斷不能於此新禪宗學說濃厚之環境氣氛中無所接受感發，然則退之道統之說表面上雖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啟發，實際上乃因禪宗教外別傳之說所造成，禪學於退之之影響亦大矣哉！宋儒僅執退之後來與大顛之關係，以為破獲贓據，欲奪取其道統者，似於退之一生經歷與其學說之原委猶未達一間也。 二曰：直指人倫，掃除章句之繁瑣。 唐太宗崇尚儒學，以統治華夏，然其所謂儒學，亦不過承繼南北朝以來正義義疏繁瑣之章句學耳。又高宗、武則天以後，偏重進士詞科之選，明經一目僅為中材以下進取之途徑，蓋其所謂明經者，止限於記誦章句，絕無意義之發明，故明經之科在退之時代，已全失去政治社會上之地位矣（詳見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南北朝後期及隋唐之僧徒亦漸染儒生之習，詮釋內典，襲用儒家正義義疏之體裁，與天竺詁解佛經之方法殊異（見拙著楊樹達論語疏證序），如禪學及禪宗最有關之三論宗大師吉藏天台宗大師智等之著述與賈公彥、孔穎達諸儒之書其體制適相冥會，新禪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一掃僧徒繁瑣章句之學，摧陷廓清，發聾振聵，固吾國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退之生值其時，又居其地，睹儒家之積弊，效禪侶之先河，直指華夏之特性，掃除賈、孔之繁文，原道一篇中心旨意實在於此，故其言曰：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同書伍寄盧仝詩云： 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寅恪按：原道此節為吾國文化史中最有關係之文字，蓋天竺佛教傳入中國時，而吾國文化史已達甚高之程度，故必須改造，以蘄適合吾民族、政治、社會傳統之特性，六朝僧徒「格義」之學（詳見拙著支愍度學說考），即是此種努力之表現，儒家書中具有系統易被利用者，則為小戴記之中庸，梁武帝已作嘗試矣。（隋書叄貳經籍志經部有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然中庸一篇雖可利用，以溝通儒釋心性抽象之差異，而於政治社會具體上華夏、天竺兩種學說之衝突，尚不能求得一調和貫徹，自成體系之論點。退之首先發見小戴記中大學一篇，闡明其說，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即儘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天竺為體，華夏為用。退之於此以奠定後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傑，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恐亦不克臻此。又觀退之寄盧仝詩，則知此種研究經學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稱獎之同輩中人發其端，與前此經詩著述大意，而開啟宋代新儒學家治經之途徑者也。 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 昌黎集壹壹原道略云：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同書貳送靈師詩略云：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 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 官吏不之制，紛紛聽其然。 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 同書壹謝自然詩略云： 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 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 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 苟異於此道，皆為棄其身。 噫乎彼寒女，永托異物群。 感傷遂成詩，昧者宜書紳。 寅恪按：上引退之詩文，其所持排斥佛教之論點，此前已有之，實不足認為退之之創見，特退之所言更較精闢，勝於前人耳。原道之文微有語病，不必以辭害意可也。謝自然詩乃斥道教者，以其所持論點與斥佛教者同，故亦附錄於此。今所宜注意者，乃為退之所論實具有特別時代性，即當退之時佛教徒眾多，於國家財政及社會經濟皆有甚大影響，觀下引彭偃之言可知也。 唐會要肆柒議釋教上（參舊唐書壹貳柒彭偃傳）略云： 大曆十三年四月，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奏請澄汰佛道二教，下尚書省集議。都官員外郎彭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者為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維新之政，為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惟有僧尼，頗為穢雜。自西方之教，被於中國，去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比丘但行麄法，爰自後漢，至於陳隋，僧之教滅，其亦數四，或至坑殺，殆無遺余，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浄無為，若以色見，即是邪法，開示悟入，惟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潔，在於王者，已無用矣。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奸，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蒸民，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為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為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十歲，嗜欲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況戒律檢其性情哉？臣以為此令既行，僧尼規避還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為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上深嘉之。 寅恪按：彭偃為退之同時人，其所言如此，則退之之論自非剿襲前人空言，為無病之呻吟，實匡世正俗之良策。蓋唐代人民擔負國家直接稅及勞役者為「課丁」，其得享有免除此種賦役之特權者為「不課丁」。「不課丁」為當日統治階級及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徒，而宗教徒之中佛教徒最占多數，其有害國家財政、社會經濟之處在諸宗教中尤為特著，退之排斥之亦最力，要非無因也。 至道教則唐皇室以姓李之故，道教徒因緣傅會。自唐初以降，即逐漸取得政治社會上之地位，至玄宗時而極盛，如以道士女冠隸屬宗正寺（見唐會要陸伍宗正寺崇玄署條），尊崇老子以帝號，為之立廟，祀以祖宗之禮。除老子為道德經外，更名莊、文、列、庚桑諸子為南華、通玄、沖虛、洞靈等經，設崇玄學，以課生徒，同於國子監。道士女冠有犯，准道格處分諸端（以上均見唐會要伍拾尊崇道教門），皆是其例。尤可笑者，乃至提漢書古今人表中之老子，自三等而升為一等（見唐會要伍拾尊崇道教門），號老子妻為先天太后。做孔子像，侍老子之側（以上二事見唐會要伍拾尊崇道教雜記門）。荒謬幼稚之舉措，類此尚多，無取詳述。退之排斥道教之論點除與其排斥佛教相同者外，尚有二端，所應注意：一為老子乃唐皇室所攀認之祖宗，退之以臣民之資格，痛斥力詆，不稍諱避，其膽識已自超其儕輩矣。二為道教乃退之稍前或同時之君主宰相所特提倡者，蠹政傷俗，實是當時切要問題。據新唐書壹佰玖王嶼傳（參舊唐書壹叄拾王嶼傳）略云： 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修祠祭，靡神不祈。嶼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為祠祭使。嶼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嶼乃用之。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干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天下願治，嶼望輕，無它才，不為士議諧可，既驟得政，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是專意，它議不能奪。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嶼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托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不啟。震怒，破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嶼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明年，罷嶼為刑部尚書，又出為淮南節度使，猶兼祠祭使。始，嶼托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 舊唐書壹叄拾李泌傳略云： 泌頗有讜直之風，而談神仙詭道，或雲嘗與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游處，故為代所輕，雖詭道求容，不為時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誕之士。初，肅宗重陰陽祠祝之說，用妖人王嶼為宰相，或命巫媼乘驛行郡縣以為厭勝。凡有所興造工役，動牽禁忌。而黎干用左道，位至尹京，嘗內集眾工，編刺珠繡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為禳，且無虛月。德宗在東宮頗知其事，即位之後，罷集僧於內道場，除巫祝之祀。有司言，宣政內廊壞，請修繕，而太卜雲，孟冬為魁岡，不利穿築，請卜他月。帝曰：春秋之義，啟塞從時，何魁岡之有？卒命修之。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於承天門，見輼輬不當道，稍指午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卒命直午而行。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征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愜。 及國史補上李泌任虛誕條（參《太平廣記》貳捌玖祅妄類李泌條）云： 李相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傾之未畢，閽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之，略無怍色。 則知退之當時君相沉迷於妖妄之宗教，民間受害，不言可知。退之之力詆道教，其隱痛或有更甚於詆佛教者，特未昌言之耳。後人昧於時代性，故不知退之言有物意有指，遂不加深察，等閒以崇正辟邪之空文視之，故特為標出如此。 四曰：呵詆釋迦，申明夷夏之大防。 昌黎集叄玖論佛骨表略云：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 全唐詩壹貳函韓愈拾贈譯經僧詩云： 萬里休言道路賒，有誰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國方多事，不用無端更亂華。 寅恪按：退之以諫迎佛骨得罪，當時後世莫不重其品節，此不待論者也。今所欲論者，即唐代古文運動一事，實由安史之亂及藩鎮割據之局所引起。安史為西胡雜種，藩鎮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漢人（詳見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故當時特出之文士自覺或不自覺，其意識中無不具有遠則周之四夷交侵，近則晉之五胡亂華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為古文運動中心之思想也。在退之稍先之古文家如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等，與退之同輩之古文家如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等，雖同有此種潛意識，然均不免認識未清晰，主張不徹底，是以不敢亦不能因釋迦為夷狄之人，佛教為夷狄之法，抉其本根，力排痛斥，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退之之所以得為唐代古文運動領袖者，其原因即在於是，此意已見拙著元白詩箋證稿新樂府章法曲篇末，茲不備論。 五曰：改進文體，廣收宣傳之效用。 關於退之之文，寅恪嘗詳論之矣（見拙著元白詩箋證稿長恨歌章）。其大旨以為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兩漢之文體，改作唐代當時民間流行之小說，欲藉之一掃腐化僵化不適用於人生之駢體文，做此嘗試而能成功者，故名雖復古，實則通今，在當時為最便宣傳，甚合實際之文體也。至於退之之詩，古今論者亦多矣，茲僅舉一點，以供治吾國文學史者之參考。 陳師道後山居士詩話云：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娘？）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 寅恪按：退之以文為詩，誠是確論，然此為退之文學上之成功，亦吾國文學史上有趣之公案也。據高僧傳貳譯經中鳩摩羅什傳略云： 初，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爾。 蓋佛經大抵兼備「長行」，即散文及偈頌即詩歌兩種體裁。而兩體辭意又往往相符應。考「長行」之由來，多是改詩為文而成者，故「長行」乃以詩為文，而偈頌亦可視為以文為詩也。天竺偈頌音綴之多少，聲調之高下，皆有一定規律，唯獨不必叶韻。六朝初期四聲尚未發明，與羅什共譯佛經諸僧徒雖為當時才學絕倫之人，而改竺為華，以文為詩，實未能成功。唯仿偈頌音綴之有定數，勉強譯為當時流行之五言詩，其他不遑顧及，故字數雖有一定，而平仄不調，音韻不葉，生吞活剝，似詩非詩，似文非文，讀之作嘔，此羅什所以嘆恨也。如馬鳴所撰佛所行贊，為梵文佛教文學中第一作品。寅恪昔年與鋼和泰君共讀此詩，取中文二譯本及藏文譯本比較研究，中譯似尚遜於藏譯，當時亦引為憾事，而無可如何者也。自東漢至退之以前，此種以文為詩之困難問題迄未有能解決者。退之雖不譯經偈，但獨運其天才，以文為詩，若持較華譯佛偈，則退之之詩詞皆聲韻無不諧當，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不僅空前，恐亦絕後，絕非效顰之輩所能企及者矣。後來蘇東坡、辛稼軒之詞亦是以文為之，此則效法退之而能成功者也。 六曰：獎掖後進，期望學說之流傳。 唐代古文家多為才學卓越之士，其作品如唐文粹所選者足為例證，退之一人獨名高后世，遠出餘子之上者，必非偶然。據舊唐書壹陸拾韓愈傳云： 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及新唐書壹柒陸韓愈傳云： 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則知退之在當時古文運動諸健者中，特具承先啟後做一大運動領袖之氣魄與人格，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退之同輩勝流如元微之、白樂天，其著作傳播之廣，在當日尚過於退之。退之官又低於元，壽復短於白，而身歿之後，繼續其文其學者不絕於世，元白之遺風雖或尚流傳，不至斷絕，若與退之相較，誠不可同年而語矣。退之所以得致此者，蓋亦由其平生獎掖後進，開啟來學，為其他諸古文運動家所不為，或偶為之而不甚專意者，故「韓門」遂因此而建立，韓學亦更緣此而流傳也。世傳隋末王通講學河汾，卒開唐代貞觀之治，此固未必可信，然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後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史證明確，則不容置疑者也。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其地位、價值若是重要，而千年以來論退之者似尚未能窺其蘊奧，故不揣愚昧，特發新意，取證史籍，草成此文，以求當世論文治史者之教正。 原刊《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二期 賈島 聞一多 這像是元和、長慶間詩壇動態中的三個較有力的新趨勢。這邊老年的孟郊，正哼著他那沙澀而帶芒刺感的五古，惡毒地咒罵世道人心，夾在咒罵聲中的，是盧仝、劉叉的「插科打諢」和韓愈的洪亮的嗓音，向佛老挑釁。那邊元稹、張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會的大纛下，用律動的樂府調子，對社會泣訴著他們那各階層中病態的小悲劇。同時遠遠地，在古老的禪房或一個小縣的廨署里，賈島、姚合領著一群青年人作詩，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為著癖好，作一種陰暗情調的五言律詩（陰暗由於癖好，五律為著出路）。 秋氣悲萬物，驚風振長道。 登高有所思，寒雨傷百草。 平生有親愛，零落不相保。 五情今已傷，安得自能老。 ——孟郊《感懷》 老年中年人忙著挽救人心，改良社會，青年人反不聞不問，只顧躲在幽靜的角落裡作詩，這現象現在看來不免新奇，其實正是舊中國傳統社會制度下的正常狀態。不像前兩種人，或已「成名」，或已通籍，在權位上有說話做事的機會和責任，這般沒功名、沒宦籍的青年人，在地位上、職業上可說尚在「未成年」時期，種種對國家社會的崇高責任是落不到他們肩上的。越俎代庖的行為是情勢所不許的。所以恐怕誰也沒想到那頭上來。有抱負也好，沒有也好，一個讀書人生在那時代，總得作詩。作詩才有希望爬過第一層進身的階梯。詩作到合乎某種程式，如其時運也湊巧，果然混得一「第」，到那時，至少在理論上你才算在社會中「成年」了，才有說話做事的資格。否則萬一你的詩作得不及或超過了程式的嚴限，或詩無問題而時運不濟，那你只好作一輩子的詩，為責任作詩以自課，為情緒作詩以自遣。賈島便是在這古怪制度之下被犧牲，也被玉成了的一個。在這種情形下，你若還怪他沒有服膺孟郊到底，或加入白居易的集團，那你也可算不識時務了。 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 ——賈島《送無可上人》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閒。 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 ——韓愈《贈賈島》 賈島和他的徒眾，為什麼在別人忙著救世時，自己只顧作詩，我們已經明白了。但為什麼單作五律呢？這也許得再說明一下。孟郊等為便於發議論而作五古，白居易等為講故事而作樂府，都是為了各自特殊的目的，在當時習慣以外，匠心地採取了各自特殊的工具。賈島一派人則沒有那必要。為他們起見，當時最通行的體裁——五律就夠了。一則五律與五言八韻的試帖最近，作五律即等於做功課，二則為拈拾點景物來烘托出一種情調，五律也正是一種標準形式。然而作詩為什麼老是那一套陰霾、凜冽、峭硬的情調呢？我們在上文說那是由於癖好，但癖好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這點似乎尤其重要。如果再明白了這點，便明白了整個的賈島。 閩國揚帆去，蟾蜍虧復圓。 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 此地聚會夕，當時雷雨寒。 蘭橈殊未返，消息海雲端。 ——賈島《憶江上吳處士》 賈島詩意 我們該記得賈島曾經一度是僧無本。我們若承認一個人前半輩子的蒲團生涯，不能因一旦返俗，便與他後半輩子完全無關，則現在的賈島，形貌上雖然是個儒生，骨子裡恐怕還有個釋子在。所以一切屬於人生背面的、消極的、與常情背道而馳的趣味，都可溯源到早年在禪房中的教育背景。早年記憶中「坐學白骨塔」，或「三更兩鬢幾枝雪，一念雙峰四祖心」的禪味，不但是「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月落看心次，雲生閉目中」一類詩境的藍本，而且是「瀑布五千仞，草堂瀑布邊」……「孤鴻來夜半，積雪在諸峰」，甚至「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的淵源。他目前那時代——一個走上了末路的荒涼、寂寞、空虛，一切罩在一層鉛灰色調中的時代，在某種意義上與他早年記憶中的情調是調和，甚至一致的。唯其這時代的一般情調。基於他早年的經驗，可說是先天地與他不但面熟，而且知心，所以他對於時代，不至如孟郊那樣憤恨，或白居易那樣悲傷。反之，他卻能立於一種超然地位，藉此溫尋他的記憶，端詳它，摩挲它，仿佛一件失而復得的心愛的什物樣。早年的經驗使他在那荒涼得幾乎獰惡的「時代相」前面，不變色，也不傷心，只感著一種親切、融洽而已。於是他愛靜、愛瘦、愛冷，也愛這些情調的象徵——鶴、石、冰雪。黃昏與秋是傳統詩人的時間與季候，但他愛深夜過於黃昏，愛冬過於秋。他甚至愛貧、病、丑和恐怖。他看不出「鸚鵡驚寒夜喚人」句一定比「山雨滴棲鴟」更足以令人關懷，也不覺得「牛羊識僮僕，既夕應傳呼」較之「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更為自然。也不能說他愛這些東西。如果是愛，那便太執著而臨於病態了（由於早年禪院的教育，不執著的道理應該是他早已懂透了的）。他只覺得與它們臭味相投罷了。更說不上好奇。他實在因為那些東西太不奇，太平易近人，才覺得它們「可人」，而喜歡常常注視它們。如同一個三稜鏡，毫無主見地準備接受並解析日光中各種層次的色調，無奈「世紀末」的雲翳總不給他放晴，因此他最熱鬧的色調也不過「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傍！」……「身事豈能遂？蘭花又已開」和「柳轉斜陽過水來」之類。常常是溫馨與淒清糅合在一起：「蘆葦聲兼雨，芰荷香繞燈」，春意留戀在嚴冬的邊緣上：「舊房山雪在，春草岳陽生。」 相訪夕陽時，千株木未衰。 石泉流出谷，山雨滴棲鴟。 漏向燈聽數，酒因客寢遲。 今宵不盡興，更有月明期。 ——賈島《喜雍陶至》 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帝鄉！ 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傍？ 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 知音逢豈易，孤棹負三湘。 ——賈島《下第》 他瞥見的「月影」偏偏不在花上而在「蒲根」，「棲鳥」不在綠楊中而在「棕花上」。是點荒涼感，就逃不脫他的注意，哪怕瑣屑到「濕苔粘樹癭」。 以上這些趣味，誠然過去的詩人也偶爾觸及，卻沒有如今這樣大量地、徹底地被發掘過，花樣、層次也沒有這樣豐富。我們簡直無法想像他給予當時人的，是如何深刻的一個刺激。不，不是刺激，是一種酣暢的滿足。初唐的華貴，盛唐的壯麗，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膩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種幻滅感，他們需要一點清涼，甚至一點酸澀來換換口味。在多年的熱情與感傷中，他們的感情也疲乏了，現在他們要休息。他們所熟習的禪宗與老莊思想也這樣開導他們。孟郊、白居易鼓勵他們再前進。眼看見前進也是枉然，不要說他們早已聲嘶力竭。況且有時在理論上就釋、道二家的立場說，他們還覺得「退」才是正當辦法。正在苦悶中，賈島來了，他們得救了，他們驚喜得像發現了一個新天地，真的，這整個人生的半面，猶如一日之中有夜，四時中有秋冬——為什麼老被保留著不許窺探？這裡確乎是一個理想的休息場所。讓感情與思想都睡去，只感官張著眼睛往有清涼色調的地帶涉獵去： 燕存鴻已過，海內幾人愁。 欲問南宗理，將歸北嶽修。 若無攀桂分，只是臥雲休。 泉樹一為別，依稀三十秋。 ——賈島《青門裡作》 「叩齒坐明月，搘頤望白雲。」 休息又休息，對了，唯有休息可以驅除疲憊，恢復氣力，以便應付下一場的緊張。休息，這政治思想中的老方案，在文藝態度上可說是第一次被賈島發現的。這發現的重要性可由它在當時及以後的勢力中窺見。由晚唐到五代，學賈島的詩人不是數字可以計算的，除極少數鮮明的例外，是向著詞的意境與詞藻移動的，其餘一般的詩人大眾，也就是大眾的詩人，則全屬於賈島。從這觀點看，我們不妨稱晚唐五代為賈島時代。他居然被崇拜到這地步： 李洞……酷慕賈長江，遂銅寫島像，戴之巾中，常持數珠念賈島佛。人有喜賈島詩者，洞必手錄島詩贈之，叮嚀再四曰：「此無異佛經，歸焚香拜之。」（《唐才子傳》九） 南唐孫晟……嘗畫賈島像，置於屋壁，晨夕事之。（《郡齋讀書志》十八） 賈閬仙……同時喻鳧、顧非熊，繼此張喬、張、李頻、劉得仁，凡晚唐諸子，皆於紙上北面，隨其所得深淺，皆足以終其身而名後世。 ——宋·方岳《深雪偶談》 上面的故事，你盡可解釋為那時代人們的神經病的象徵，但從賈島方面看，確乎是中國詩人從未有過的榮譽，連杜甫都不曾那樣老實地被偶像化過。你甚至說晚唐五代之崇拜賈島是他們那一個時代的偏見和衝動，但為什麼幾乎每個朝代的末葉都有回向賈島的趨勢？宋末的四靈⑬，明末的鐘譚，以至清末的同光派⑭，都是如此。不寧唯是。即宋代江西派⑮在中國詩史上所代表的新階段，大部分不也是從賈島那份遺產中得來的盈餘嗎？可見每個在動亂中滅毀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地接受賈島，而在平時，也未嘗不可以部分接受他，作為一種調劑。賈島畢竟不單是晚唐五代的賈島，而是唐以後各時代共同的賈島。 原載於昆明《中央日報·文藝》第18期 * * * ①　「傑」，古字寫作「傑」，有桀驁不馴之義。四傑都在行動上表現出一種不檢束，「浮躁淺露」。這大概就是「四傑」名詞的另一個內涵。——編者注 ②　王勃做官期間，有一次私藏了一個逃跑的官奴，後來想到私藏官奴觸犯了法律，因此既不能自首，又不能報官，於是就把這個官奴殺了。——編者注 ③　盧照鄰任職益州新都縣尉時，遇見了讓他念念不忘的郭氏。後盧照鄰前往長安參加「典選」，其間，因寫的詩無意中觸怒梁王武三思被投入大獄，在家人營救出獄後又得了風疾（麻風病），這種病死不了卻很折磨人，發作時會有錐心刺骨的疼痛。不堪疾病的折磨，他在一個月夜下義無反顧地一頭扎進了冰冷的潁水，而遠在四川的郭氏對這一切完全不知，她以為自己被辜負了，整日以淚洗面。——編者注 ④　公孫大娘：唐玄宗時的舞蹈家。——編者注 ⑤　弟子：指李十二娘。——編者注 ⑥　劍器：指唐代流行的武舞。——編者注 ⑦　古人一般是脫鞋席地而坐，有客來時，因急於出迎，以致把鞋穿倒。後用倒屣形容迎客的急迫或表示對來客的熱情歡迎。——編者注 ⑧　武則天的男寵。武周晚年，張氏弟兄把持朝政，敗壞朝綱，後在張柬之等人發動的神龍政變中被誅殺。——編者注 ⑨　林步青(1860—1917) 丹陽人。蘇灘名藝人。原為店員，後受教於當時旅滬的蘇灘清客汪利生、王鶴珊。——編者注 ⑩　劉寶全（1869—1942），字毅民，河北省深縣人。京韻大鼓演員，劉派京韻大鼓創始人。作品有《大西廂》等20餘段。——編者注 ⑪　小熱昏，又名「小鑼書」，俗稱「賣梨膏糖的」，是廣泛流行於蘇浙滬一帶的諧謔曲藝形式。小熱昏的表演以說、唱結合，形式自由、簡潔，常以單檔或雙檔表演，表演者自操小鑼、板等樂器伴奏。——編者注 ⑫　文中的「□」經查，原文即如此。下同。——編者注 ⑬　又稱「永嘉四靈」，是一種流行於南朝宋後期的詩歌流派。指南朝宋時期的四位浙江永嘉籍詩人徐照（字靈暉）、徐璣（號靈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號靈秀）。因四人字號中都有一「靈」字，故名。——編者注 ⑭　同光派是活動於清末和辛亥革命後一段時期的詩歌流派。始於清同、光時期，因「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陳衍《石遺室詩話》），寫詩自稱「同光體」，故名。以陳三立、沈曾植、陳衍、鄭孝胥等人為代表。是宋詩派的後繼者。——編者注 ⑮　江西派是宋代影響較大的一個詩歌流派，形成於北宋後期，以黃庭堅為首。北宋末年的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江西派」的名稱由此而來。江西派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有正式名稱的詩文派別。——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