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文學通識課 · 第三章：秦漢魏晉南北朝

（公元前221年—公元189年） 這是文學史上的一個新時代。 以前的文人把做辭賦看作主要事業， 從此以後的詩人把作詩看作主要事業了。 浦江清 （1904—1957） 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 江蘇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區）人，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曾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與朱自清合稱「清華雙清」。著有《浦江清文錄》《屈原》及《杜甫詩選注》（合作）等。 朱自清 （1898—1948） 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教授 原名自華，後改名自清，字佩弦，曾擔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主任和教授，中國現代散文家、詩人、學者。一生著作頗豐，有《荷塘月色》《背影》等散文名篇。 胡適 （1891—1962） 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 曾任北京大學校長、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等職。擁有三十六個博士學位（包括名譽博士），是世上擁有博士學位最多的人之一。他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領域都有 較深研究並開風氣之先，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與領袖之一。 古詩十九首 浦江清 沈德潛《說詩晬語》曰：「《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辟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為《國風》之遺。」《楚辭》以來，始終不見《風》，直至《古詩十九首》，而《古詩十九首》較《國風》進步。 顧炎武《日知錄》做了比較，他說：「詩用迭字最難。《衛風》『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迭字，可謂復而不厭，賾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連用六迭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洪亮吉以為本於《楚辭·九章》之《悲迴風》。 《古詩十九首》是平民文學，自然，不加雕琢。用比興的地方很多，都是抒情詩，與漢賦之鋪張、典麗相反，是有生氣的文學，是將發達的文學。 前引《世說新語·文學篇》王孝伯與其弟談《古詩十九首》佳句，以為「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為最佳。此亦孝伯一時感慨，至於《古詩十九首》究竟哪句為好，各人所見所感不同。詩到講技術、講雕章鏤句時方有警句可摘也。如「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之闊大，「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之淡遠含蓄，「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寫物淒絕，均是佳句。 類似名句還有：「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 王夫之曰：「興觀群怨，詩盡於是矣。詩三百篇而下，惟《十九首》能然。」（《姜齋詩話》） 《詩經·秦風·晨風》有「鴥彼晨風，郁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句，刺康公忘穆公之業棄賢臣也，雲懷苦心，欲飛不得意。晨風，鳥名，《毛傳》：鸇也。《古詩十九首》兩用「晨風」（「亮無晨風翼」「晨風懷苦心」）、一用「蟋蟀」（「蟋蟀傷侷促」）、一用「促織」（「促織鳴東壁」）、一用「秋蟬」（「秋蟬鳴樹間」）、一用「螻蛄」（「螻蛄夕鳴悲」），皆秋冬之際景象，頗蕭瑟悲愁，以物興人。 沈德潛云：「《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無十分渲染語，皆悲苦之調。」亦是東漢末年將亂未亂之世，音響一何悲也。」 梁任公說，《迢迢牽牛星》借牛女做象徵，沒有一字實寫自己情感。 此外，對仗也很自然。如《行行重行行》詩中「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對仗工整，胡馬對越鳥別有意味，是「各在天一涯」的形象註腳。 如此種種，所以，早在齊、梁時期的劉勰、鍾嶸對《古詩十九首》都有過極高的讚譽。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曰：「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鍾嶸《詩品》曰：「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 梁任公說：《古詩十九首》為東漢安、順、桓、靈間作品，此時「正是將亂未亂，極沉悶、極不安的時代了。當時思想界，則西漢之平實、嚴正的經術，已漸不足以維持社會，而佛教的人生觀，已乘虛而入（桓、靈間安世高、支婁迦讖二人所譯出佛經已數十部）」。 在人心不安之際，佛教的悲觀人生觀乘機而入，及時行樂的思想也瀰漫起來，消極、樂天、苟安，各種思想錯綜複雜交織，在《古詩十九首》中體現出來。 《古詩十九首》多人生短促的反省。此種思想，在《詩經》中不多有，周人的詩，現實、樸質。《楚辭》中就有這一類思想。《離騷》《九歌》中都含蓄著有。莊子「我生也有涯」，《養生主》提倡養生。道家養生的思想，例如嵇康的《養生論》，認為神仙養生雖不必有，而藥石尚為有效。 《楚辭》「恐年歲之不我與，恐修名之不立」，與古詩「榮名以為寶」，意同。曹丕的「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的觀念，均此。 古人解決人生問題，分消極和積極兩派。積極，立德、立功、立言。消極，如「極宴娛心意」「為樂當及時」的享樂思想。《古詩十九首》近於後者，此乃宴樂所歌的詩，是以如此。故不作嚴正話，但有勸享樂及感慨牢騷語。《古詩十九首》雖未必即是樂府，至少也是受樂府影響很深的詩。 陶淵明的詩，已脫離樂府，脫離宴樂，完全走上吟誦派，也完全走上詩言志派。是開新同時也是復古，再返《詩經》時代，脫離漢魏樂府。那麼，他的思想是在消極與積極之間。 《古詩十九首》中《青青陵上柏》詩曰：「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正是物是人非之意。人事非永久的，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覺得人生的不可靠。歸結到「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是超脫曠達語。《今日良宴會》「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歸結到「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是求立功，熱衷語，亦憤慨語。《回車駕言邁》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包括立德、立言、立功，而期後世之名。至《驅車上東門》，又言服食之無用，歸結到「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是享樂主義。詩中「人生忽如寄」，言人生是暫時的，是哲學思考，是《詩經》《楚辭》所缺失的。這和佛教人生觀有關。 上述種種，都是要解決生死問題，是對人生的一種處理方法。詩以人生為對象，而是人生的批評與反省。但並不如哲學家、宗教家的積極立教，鑽研究竟，意思亦不嚴正，而且可以自相矛盾衝突的。因為人生本來是矛盾衝突的。詩主抒情，不是確定一種哲學思想，否則變成說教了。 《東城高且長》篇，沈氏云：「燕趙多佳人」下或另為一首者誤，語氣未完。 這首詩中「思為雙飛燕」與偽托蘇武詩中「願為雙黃鵠」意同。 說生死如「人生天地間」「人生寄一世」「人壽非金石」「生年不滿百」等概念式的說法，尚不動人，至《驅車上東門》《去者日以疏》兩章，最為悲痛。文學是具體的、形象的。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親」，一作「來者日以親」。李善注引《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疏。」「以」五臣作「已」，「生」五臣作「來」。李周翰曰：去者謂死也，來者謂生也。不見容貌故疏，歡愛終日故親也。 此章與《涉江采芙蓉》同為遊子思鄉念遠之作。一則家人在鄉，一則久客不得歸，且恐老死他鄉耳。 《生年不滿百》章與樂府《西門行》同，《西門行》增加字句，以就音樂，非文選樓諸人隱括樂府以成此詩。朱彝尊誤。錢大昕曾為駁正，據魏武《短歌行》衍《鹿鳴》之詩以為樂府為例。 《冉冉孤生竹》與《凜凜歲雲暮》有相同處，一言訂婚後久不來娶，一言新婚後即別，惟夢想見之。 《明月何皎皎》一首與《凜凜歲雲暮》又同，但轉折較少，取以結章，恰恰又回到《行行重行行》一首。 《凜凜歲雲暮》有「徙倚懷感傷」句，徙倚，《楚辭·哀時命》曰：「獨徙倚而彷徉。」王逸注曰：「徙倚，猶低佪也。」亦低回、徘徊、彷徨意。「眄睞以適意」，《古詩源》本作「盼睞」。 《東城高且長》篇有「秋草萋已綠」句，萋通「淒」，謂綠意已淒，與「芳草萋萋」異。 《生年不滿百》篇有「仙人王子喬」句，據《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上嵩山成仙，亦洛陽附近。 《客從遠方來》詩中有「遺我一端綺」句。一端綺：《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杜預註：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每匹長四丈，中分之，向里卷，其末為二端。「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趙德麟《侯鯖錄》：「《文選·古詩》雲『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註：『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著謂充以絮。」著，充也。 《古詩十九首》為五言詩中很古很好的詩，是無名氏所作，也許是民間的而經過文人的修改，尚未失去天籟，所以好。曹子建以後好詩固多，然沒有超乎《古詩十九首》的。 《古詩十九首》是民間的歌曲，想來是伴俗樂的。後世采入樂府時本辭又有改動，例如《生年不滿百》一首，《宋書·樂志》裡面收《大曲·西門行》如下：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解） 夫為樂，為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來茲！（二解） 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三解）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四解） 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五解） 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為後世嗤。（六解） 此為《宋書·樂志》文，昔《樂府詩集》之《西門行》本辭則又異，抄《生年不滿百》更少。又如《冉冉孤生竹》，亦入《樂府詩集·雜曲歌辭》。 和《古詩十九首》大概同時的民間還有許多很好的樂歌，不純是五言，是雜言的，例如《婦病行》《孤兒行》。這種雜言的樂歌受到了《古詩十九首》五言的勢力，創造了許多頂好的五言歌行，也稱五言樂府。大部分是紀事的，最著名的如《羽林郎》，還有一首《董嬌饒》。比《董嬌饒》更好的是《日出東南隅行》，一名《陌上桑》。 此類歌詩，皆女子之歌，還有如《隴西行》自誇為賢婦，《艷歌行》之自明心跡。 再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那麼便是我國古代最長的長篇紀事詩《孔雀東南飛》了。 民間文學和文人文學的承續發展和相互關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古詩十九首》在其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試列圖表以說明之。 節選自浦江清《中國文學史稿·先秦兩漢卷》，標題為編者所加 《史記》《漢書》 朱自清 說起中國的史書，《史記》《漢書》，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有兩個原因：一則，這兩部書是最早的有系統的歷史。再早雖然還有《尚書》《魯春秋》《國語》《春秋左氏傳》《戰國策》等，但《尚書》《國語》《戰國策》，都是記言的史，不是紀事的史。《春秋》和《左傳》是紀事的史了，可是《春秋》太簡短，《左氏傳》雖夠鋪排的，而跟著《春秋》編年的系統，所記的事還不免散碎。《史記》創了「紀傳體」，敘事自黃帝以來到著者當世，就是漢武帝的時候，首尾三千多年。《漢書》採用了《史記》的體制，卻以漢事為斷，從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後來的史書全用《漢書》的體制，斷代成書；二十四史里，《史記》《漢書》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這稱為「正史」。《史記》《漢書》，可以說都是「正史」的源頭。二則，這兩部書都成了文學的古典。兩書有許多相同處，雖然也有許多相異處。大概東漢、魏、晉到唐，喜歡《漢書》的多；唐以後喜歡《史記》的多，而明、清兩代猶然。這是兩書文體各有所勝的緣故。但歷來班、馬並稱，《史》《漢》連舉，它們敘事寫人的技術，畢竟是大同的。 《史記》，漢司馬遷著。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年——生，卒年不詳。他是太史令司馬談的兒子，小時候在本鄉只幫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兒。司馬談做了太史令，才將他帶到京師（今西安）讀書。他十歲的時候，便認識「古文」的書了。二十歲以後，到處遊歷，真是足跡遍天下。他東邊到過現在的河北、山東及江、浙沿海，南邊到過湖南、江西、雲南、貴州，西邊到過陝、甘、西康等處，北邊到過長城等處；當時的「大漢帝國」，除了朝鮮、河西（今寧夏一帶）、嶺南幾個新開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遊，相傳是父親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處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寫的史料，沒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卻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遺蹟，聽到了好些古代的逸聞；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來印證並補充他所讀的書。他作《史記》，敘述和描寫往往特別親切有味，便是為此。他的遊歷不但增擴了他的見聞，也增擴了他的胸襟；他能夠綜括三千多年的事，寫成一部大書，而行文又極其抑揚變化之致，可見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闊大。 他二十幾歲的時候，應試得高第，做了郎中。武帝元封年（西元前一一〇），大行封禪典禮，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司馬談是史官，本該從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陽不能去。司馬遷卻跟去了。回來見父親，父親已經快死了，拉著他的手嗚咽道：「我們先人從虞、夏以來，世代做史官；周末棄職他去，從此我家便衰微了。我雖然恢復了世傳的職務，可是不成；你看這回封禪大典，我竟不能從行，真是命該如此！再說孔子因為眼見王道缺，禮樂衰，才整理文獻，論《詩》《書》，作《春秋》，他的功績是不朽的。孔子到現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國只管爭戰，史籍都散失了，這得搜求整理；漢朝一統天下，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也得記載表彰。我做了太史令，卻沒能盡職，無所論著，真是惶恐萬分。你若能繼承先業，再做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揚名於後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著我的話罷。」司馬遷聽了父親這番遺命，低頭流淚答道：「兒子雖然不肖，定當將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來，不敢有所遺失。」司馬談便在這年死了；司馬遷這年三十六歲。父親的遺命指示了他一條偉大的路。 父親死的第三年，司馬遷果然做了太史令。他有機會看到許多史籍和別的藏書，便開始做整理的功夫。那時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裡，特別是漢代各地方行政報告，他那裡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卻忙著改歷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太初曆完成，才動手著他的書。天漢二年（西元前九九），李陵奉了貳師將軍李廣利的命，領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萬人圍著他們；他們殺傷了匈奴一萬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沒有吃的，耗了八天，等貳師將軍派救兵。救兵竟沒有影子。匈奴卻派人來招降。李陵想著回去也沒有臉，就降了。武帝聽了這個消息，又急又氣。朝廷里紛紛說李陵的壞話。武帝問司馬遷，李陵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李陵也做過郎中，和司馬遷同過事，司馬遷是知道他的。 他說李陵這個人秉性忠義，常想犧牲自己，報效國家。這回以少敵眾，兵盡路窮，但還殺傷那麼些人，功勞其實也不算小。他絕不是怕死的，他的降大概是假意的，也許在等機會給漢朝出力呢。武帝聽了他的話，想著貳師將軍是自己派的元帥，司馬遷卻將功勞歸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將他抓起來，下在獄裡。第二年，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他灰心失望已極，只能發憤努力，在獄中專心致志寫他的書，希圖留個後世名。過了兩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獄，不久卻又做了宦者做的官——中令書，重被寵信。但他還繼續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全書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他死後，這部書部分地流傳；到宣帝時，他的外孫楊惲才將全書獻上朝廷去，並傳寫公行於世。漢人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太史公記》《太史記》。魏、晉間才簡稱為《史記》，《史記》便成了定名。這部書流傳時頗有缺佚，經後人補續竄改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間褚少孫補的有主名，其餘都不容易考了。 司馬遷是竊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時代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司馬遷是秦滅以後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他們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樣。《史記·自序》里記著司馬遷和上大夫壺遂討論作史的一番話。司馬遷引述他的父親稱揚孔子整理「六經」的豐功偉業，而特別著重《春秋》的著作。他們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話：「我有種種覺民救世的理想，憑空發議論，恐怕人不理會；不如借歷史上現成的事實來表現，可以深切著明些。」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惡、賢不肖，存亡繼絕，補敝起廢，作後世君臣龜鑑。《春秋》實在是禮義的大宗，司馬遷相信禮治是勝於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羅萬象，采善貶惡，並非以刺譏為主。像他父親遺命所說的，漢興以來，人主明聖盛德，和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是他父子職守所在，正該記載表彰。他的書記漢事較詳，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漢的緣故。他排斥暴秦，要將漢遠承三代。這正和今文家說的《春秋》尊魯一樣，他的書實在是竊比《春秋》的。他雖自稱只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述而不作，不敢與《春秋》比，那不過是謙詞罷了。 他在《報任安書》里說他的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自序》里說：「罔（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王跡所興」，始終盛衰，便是「古今之變」，也便是「天人之際」。「天人之際」只是天道對於人事的影響；這和所謂「始終盛衰」都是陰陽家言。陰陽家倡「五德終始說」，以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剋勝，終始運行，循環不息。當運者盛，王跡所興；運去則衰。西漢此說大行，與「今文經學」合而為一。司馬遷是請教過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師；他也許受了董的影響。「五德終始說」原是一種歷史哲學；實際的教訓只是讓人君順時修德。 《史記》雖然竊比《春秋》，卻並不用那咬文嚼字的書法，只據事實錄，使善惡自見。書里也有議論，那不過是著者牢騷之辭，與大體是無關的。原來司馬遷自遭李陵之禍，更加努力著書。他覺得自己已經身廢名裂，要發抒意中的鬱結，只有這一條通路。他在《報任安書》和《史記·自序》里引文王以下到韓非諸賢聖，都是發憤才著書的。他自己也是個發憤著書的人。天道的無常，世變的無常，引起了他的慨嘆；他悲天憫人，發為牢騷抑揚之辭。這增加了他的書的情韻。後世論文的人推尊《史記》，一個原因便在這裡。 班彪論前史得失，卻說他「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論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以為「大敝傷道」；班固也說他「是非頗謬於聖人」。其實推崇道家的是司馬談；司馬遷時，儒學已成獨尊之勢，他也成了一個推崇的人了。至於《遊俠》《貨殖》兩傳，確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時候有錢可以贖罪，他遭了李陵之禍，刑重家貧，不能自贖，所以才有「羞貧窮」的話；他在窮窘之中，交遊竟沒有一個抱不平來救他的，所以才有稱揚遊俠的話。這和《伯夷傳》里天道無常的疑問，都只是偶一借題發揮，無關全書大旨。東漢王允看「發憤」著書一語，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見，便說《史記》是「佞臣」的「謗書」，那不但誤解了《史記》，也太小看了司馬遷。 《史記》體例有五：十二本紀，記帝王政績，是編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記世代為主。八書，記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記侯國世代存亡。七十列傳，類記各方面人物。史家稱為「紀傳體」，因為「紀傳」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斷片的雜記，便是順按年月的纂錄；自出機杼，創立規模，以駕馭去取各種史料的，從《史記》起始。司馬遷的確能夠貫穿經傳，整齊百家雜語，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齊」的必要，並知道怎樣去「整齊」：這實在是創作，是以述為作。他這樣將自有文化以來三千年間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爐而冶之」，卻反映著秦漢大一統的局勢。《春秋左氏傳》雖也可算通史，但是規模完具的通史，還得推《史記》為第一部書。班固根據他父親班彪的意見，說司馬遷「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直」是「簡省」的意思；簡省而能明確，便見本領。《史記》共一百三十篇，列傳占了全書的過半數；司馬遷的史觀是以人物為中心的。他最長於描寫；靠了他的筆，古代許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還活現在紙上。 《漢書》，漢班固著。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光武帝建武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卒。他家和司馬氏一樣，也是個世家；《漢書》是子繼父業，也和司馬遷差不多。但班固的憑藉，比司馬遷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學有才氣，成帝時，和劉向同校皇家藏書。成帝賜了他全套藏書的副本，《史記》也在其中。當時書籍流傳很少，得來不易；班家得了這批賜書，真像大圖書館似的。他家又有錢，能夠招待客人。後來有好些學者，老遠地跑到他家來看書；揚雄便是一個。班斿的次孫班彪，既有書看，又得接觸許多學者；於是盡心儒術，成了一個史學家。《史記》以後，續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補充，著了六十五篇《後傳》。他詳論《史記》的得失，大體確當不移。他的書似乎只有本紀和列傳；世家是並在列傳里。這部書沒有流傳下來，但他的兒子班固的《漢書》是用它做底本的。 班固生在河西，那時班彪避亂在那裡。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後來都有功於《漢書》。他五歲時隨父親到那時的京師洛陽。九歲時能做文章，讀詩賦。大概是十六歲罷，他入了洛陽的大學，博覽群書。他治學不專守一家；只重大義，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辭賦。為人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驕人。在大學裡讀了七年書，二十三歲上，父親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西元五八），他二十八歲，開始改撰父親的書。他覺得《後傳》不夠詳明，自己專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書。過了三年，有人上書給明帝，告他私自改作舊史。當時天下新定，常有人假造預言，搖惑民心；私改舊史，更有機會造謠，罪名可以很大。 明帝當即詔令扶風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陽獄中，並調看他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鬧出大亂子，永平五年（西元六二），帶了全家趕到洛陽：他上書給明帝，陳明原委，請求召見。明帝果然召見，他陳明班固不敢私改舊史，只是續父所作。那時扶風郡也已將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卻很賞識那稿子，便命班固做校書郎，蘭台令史，跟別的幾個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紀。班家這時候很窮。班超也做了一名書記，幫助哥哥養家。後來班固等又述諸功臣的事跡，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這些後來都成了劉珍等所撰的《東觀漢記》的一部分，與《漢書》是無關的。 明帝這時候才命班固續完前稿。永平七年（西元六四），班固三十三歲，在蘭台重行寫他的大著。蘭台是皇家藏書之處，他取精用宏，比家中自然更好。次年，班超也做了蘭台令史。雖然在官不久，就從軍去了，但一定給班固幫助很多。章帝即位，好辭賦，更賞識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宮中讀書，往往連日帶夜地讀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西元八二），他的書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歲了。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九），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用他做中護軍，參議軍機大事。這一回匈奴大敗，逃得不知去向。竇憲在出塞三千多里外的燕然山上刻石記功，教班固作銘。這是著名的大手筆。 次年他回到京師，就做了竇憲的秘書。當時竇憲威勢極盛；班固倒沒有仗竇家的勢欺壓人，但他的兒子和奴僕卻都無法無天的。這就得罪了許多地面上的官兒；他們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喝醉了，在街上罵了洛陽令種（chóng）兢，種兢氣恨極了，但也只能記在心裡。永元四年（西元九二），竇憲陰謀弒和帝，事敗，自殺。他的黨羽，或誅死，或免官。班固先只免了官，種兢卻饒不過他，逮捕了他，下在獄裡。他已經六十一歲了，受不得那種苦，便在獄裡死了。和帝得知，很覺可惜，特地下詔申斥種兢，命他將主辦的官員抵罪。班固死後，《漢書》的稿子很散亂。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學，嫁給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節行並為人所重。當時稱為曹大家。這時候她奉詔整理哥哥的書；並有高才郎官十人，從她研究這部書——經學大師扶風馬融，就在這十人里。書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那時還未完成，她和馬融的哥哥馬續參考皇家藏書，將這些篇寫定，這也是奉詔辦的。 《漢書》的名稱從《尚書》來，是班固定的。他說唐、虞、三代當時都有記載，頌述功德；漢朝卻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馬遷的《史記》。而《史記》是通史，將漢朝皇帝的本紀放在盡後頭，並且將堯的後裔的漢和秦、項放在相等的地位，這實在不足以推尊本朝。況《史記》只到武帝而止，也沒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斷代述史，起於高祖，終於平帝時王莽之誅，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紀、表、志、傳凡百篇，稱為《漢書》。班固著《漢書》，雖然根據父親的評論，修正了《史記》的缺失，但斷代的主張，卻是他的創見。他這樣一面保存了文獻，一面貫徹了發揚本朝的功德的趣旨。所以後來的正史都以他的書為範本，名稱也多叫作「書」。他這個創見，影響是極大的。他的書所包舉的，比《史記》更為廣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藝術、文章，盡在其中。 書里沒有「世家」一體，本於班彪《後傳》。漢代封建制度，實際上已不存在；無所謂侯國，也就無所謂世家。這一體的併入列傳，也是自然之勢。至於改「書」為「志」，只是避免與《漢書》的「書」字相重，無關得失。但增加了《藝文志》，敘述古代學術源流，記載皇家藏書目錄，所關卻就大了。《藝文志》的底本是劉歆的《七略》。劉向、劉歆父子都曾奉詔校讀皇家藏書；他們開始分別源流，編訂目錄，使那些「中秘書」漸得流傳於世，功勞是很大的。他們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藝文志》還保留著劉歆《七略》的大部分。這是後來目錄學家的寶典。原來秦火①之後，直到成帝時，書籍才漸漸出現；成帝詔求遺書於天下，這些書便多聚在皇家。劉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樣大的貢獻，班固所以想到《漢書》里增立《藝文志》，都是時代使然。司馬遷便沒有這樣好運氣。 《史記》成於一人之手，《漢書》成於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馬續補成；紀、傳從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後傳》作底本。而從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記》的文字。這樣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說他的書是「剽竊」而成，算不得著作。但那時的著作權的觀念還不甚分明，不以抄襲為嫌；而史書也不能憑虛別構。班固刪潤舊文，正是所謂「述而不作」。他刪潤的地方，卻頗有別裁，絕非率爾下筆。史書敘漢事，有闕略的，有隱晦的，經他潤色，便變得詳明；這是他的獨到處。漢代「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他實在表彰得更為到家。書中收載別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說他是「浮華」之士。這些文章大抵關係政治學術，多是經世有用之作。那時還沒有文集，史書加以搜羅，不失保存文獻之旨。至於收錄辭賦，卻是當時的風氣和他個人的嗜好；不過從現在看來，這些也正是文學史料，不能抹殺的。 班、馬優劣論起於王充《論衡》。他說班氏父子「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勝於《史記》。王充論文，是主張華實俱成的。漢代是個辭賦的時代，所謂「華」，便是辭賦化。《史記》當時還用散行文字；到了《漢書》，便宏麗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長了。這正是辭賦的影響。自此以後，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愛《漢書》，專門傳習，《史記》的傳習者卻甚少。這反映著那時期崇尚駢文的風氣。唐以後，散文漸成正統，大家才提倡起《史記》來；明歸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記》差不多要駕乎《漢書》之上了。這種優劣論起於二書散整不同，質文各異；其實是跟著時代的好尚而轉變的。 晉代張輔，獨不好《漢書》。他說：「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的優劣，多以固為勝，但是司馬遷敘三千年事，只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卻有八十萬言。煩省相差如此之遠，班固哪裡趕得上司馬遷呢！」劉知幾《史通》卻以為「《史記》雖敘三千年事，詳備的也只漢興七十多年，前省後煩，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漢書》，恐怕比班固還要煩些」。劉知幾左袒班固，不無過甚其辭。平心而論，《漢書》確比《史記》繁些。《史記》是通史，雖然意在尊漢，不妨詳近略遠，但敘漢事到底不能太詳：司馬遷是知道「折中」的。《漢書》斷代為書，盡可充分利用史料，盡其頌述功德的職分；載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這是一。《漢書》載別人的文字也比《史記》多，這是二。《漢書》文字趨向駢體，句子比散體長，這是三。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為《漢書》病。范曄《後漢書·班固傳贊》說班固敘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這是不錯的。 宋代鄭樵在《通志·總序》里抨擊班固，幾乎說得他不值一錢。劉知幾論通史不如斷代，以為通史年月悠長，史料亡佚太多，所可採錄的大都陳陳相因，難得新異。《史記》已不免此失；後世仿作，貪多務得，又加繁雜的毛病，簡直教人懶得去看。按他的說法，像《魯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個時代的一段兒，相當於《史記》的敘述漢事；不是無首無尾，就是有首無尾。這都不如斷代史的首尾一貫好。像《漢書》那樣，所記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豐富，搜求不難。只需破費工夫，總可一新耳目，「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的。鄭樵的意見恰相反，他注重會通，以為歷史是連貫的，要明白因革損益的軌跡，非會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見其全，能見其大。他稱讚《史記》，說是「六經之後，惟有此作」。他說班固斷漢為書，古今間隔，因革不明，失了會通之道，真只算是片段罷了。其實通古和斷代，各有短長，劉、鄭都不免一偏之見。 《史》《漢》可以說是自各成家。《史記》「文直而事核」，《漢書》「文贍而事詳」。司馬遷感慨多，微情妙旨，時在文字蹊徑之外；《漢書》卻一覽之餘，情詞俱盡。但是就史論史，班固也許比較客觀些，比較合體些。明茅坤說：「《漢書》以矩鑊勝」，清章學誠說「班氏守繩墨」，「班氏體方用智」，都是這個意思。晉傅玄評班固，「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這些只關識見高低，不見性情偏正，和司馬遷《遊俠》《貨殖》兩傳蘊含著無窮的身世之痛得不能相比，所以還無礙其為客觀的。總之《史》《漢》二書，文質和繁省雖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擇者精，卻是一樣，組織的宏大，描寫的曲達，也同工異曲。二書並稱良史，絕不是偶然的。 節選自朱自清《經典常談》 曹門三父子與建安文學 胡適 漢朝的韻文有兩條來路：一條路是模仿古人的辭賦，一條路是自然流露的民歌。前一條路是死的，僵化了的，無可救藥的。那富於革命思想的王充也只能說： 深覆典雅，指意難覩，唯賦頌耳。 這條路不屬於我們現在討論的範圍，表過不提。如今且說那些自然產生的民歌，流傳在民間，採集在「樂府」，他們的魔力是無法抵抗的，他們的影響是無法躲避的。所以這無數的民歌在幾百年的時期內竟規定了中古詩歌的形式體裁。無論是五言詩，七言詩，或長短不定的詩，都可以說是從那些民間歌辭里出來的。 舊說相傳漢武帝時的枚乘、李陵、蘇武等做了一些五言詩。這種傳說，大概不可靠。李陵、蘇武的故事流傳在民間，引起了許多傳說，近年敦煌發見的古寫本中也有李陵答蘇武書（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文字鄙陋可笑，其中竟用了孫權的典故！大概現存的蘇李贈答詩文同出於這一類的傳說故事，雖雅俗有不同，都是不可靠的。枚乘的詩也不可靠。枚乘的詩九首，見於徐陵的《玉台新詠》；其中八首收入蕭統的《文選》，都在「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之中。蕭統還不敢說是誰人作的；徐陵生於蕭統之後，卻敢武斷是枚乘的詩，這不是很可疑的嗎？ 大概西漢只有民歌；那時的文人也許有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而作詩歌的，但風氣未開，這種作品只是「俗文學」，《漢書》《禮樂志》哀帝廢樂府詔所謂「鄭聲」，《王褒傳》宣帝所謂「鄭衛」，是也。 到了東漢中葉以後，民間文學的影響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文人出來公然仿效樂府歌辭，造作歌詩。文學史上遂開一個新局面。 這個新局面起於二世紀的晚年，漢靈帝（一六八——一八九）與獻帝（一九〇——二二〇）的時代。靈帝時有個名士趙壹，恃才倨傲，受人的排擠，屢次得罪，幾乎喪了生命。他作了一篇《疾邪賦》，賦中有歌兩首，其一云：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 這雖不是好詩，但古賦中夾著這種白話歌辭，很可以看時代風氣的轉移了。 這個時代（靈帝、獻帝時代）是個大亂的時代。政治的昏亂到了極端。清流的士大夫都被那「黨錮」之禍一網打盡。（黨錮起於一六六，至一八四始解。）外邊是鮮卑連年寇邊，裡面是黃巾的大亂。中央的權力漸漸瓦解，成了一個州牧割據的局面。許多的小割據區域漸漸被併吞征服，後來只剩下中部的曹操，西南的劉備，東南的孫權，遂成了三國分立的局面。直到晉武帝平了孫吳（二八〇），方才暫時有近二十年的統一。 這個紛亂時代，卻是文學史上的一個很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領袖人物是曹操。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當時無人比得上他。他卻又是一個天才很高的文學家。他在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自己又愛才如命，故能招集許多文人，造成一個提倡文學的中心。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也都是天才的文學家，故曹操死後這個文學運動還能繼續下去。這個時期在文學史上叫作「建安（一九六——二二〇）正始（二四〇——二四九）時期」。 這個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文學運動，他的主要事業在於製作樂府歌辭，在於文人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詞。《晉書》《樂志》說： 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絕，不可復知。及魏武（曹操）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 又說： 巴渝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粲問巴渝帥李管和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為之改為《矛渝新福曲歌》《弩渝新福曲歌》《安台新福曲歌》《行辭新福曲歌》，以述魏德。 又引曹植《鼙舞詩序》云： 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鼙舞。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曹操）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逾七十，中間廢而不為，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聲五篇。 「依前曲，作新聲」即是後世的依譜填詞。《樂志》又說：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 這都是「依前曲，作新聲」的事業。這種事業並不限於當時的音樂專家；王粲、繆襲、曹植都只是文人。曹操自己也做了許多樂府歌辭。我們看曹操、曹丕、曹植、阮瑀、王粲諸人做的許多樂府歌辭，不能不承認這是文學史上的一個新時代。以前的文人把做辭賦看作主要事業，從此以後的詩人把作詩看作主要事業了。以前的文人從仿作古賦頌里得著文學的訓練，從此以後的詩人要從仿做樂府歌辭里得著文學的訓練了。 曹操做的樂府歌辭，最著名的自然是那篇《短歌行》。我們摘抄幾節：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傳說杜康作酒。）……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存是探問。） 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 他的《步出東西門行》，我們也選第四章的兩段：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 這種四言詩，用來作樂府歌辭，頗含有復古的意味。後來晉初荀勗造晉歌全用四言（見《晉書》《樂志》），大概也是這個意思。但《三百篇》以後，四言詩的時期已過去了。漢朝的四言詩沒有一篇可讀的。建安時期內，曹操的大才也不能使四言詩復活。與曹操同時的有個哲學家仲長統（死於二二〇），有兩篇《述志詩》，可算是漢朝一代的四言傑作： 飛鳥遺蹟，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霄是日傍之氣）。沆瀣（音亢械，露氣也）當餐，九陽代燭。恆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侷促？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繚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翱翔太清，縱意容冶。 但四言詩終久是過去的了。以後便都是五言詩與七言詩的時代。 曹丕（死於二二六）的樂府歌辭比曹操的更接近民歌的精神了，如《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 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 貧賤亦何傷？——上留田。 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 今爾嘆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這竟是純粹的民歌。又如《臨高台》： 臨台行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 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這也是絕好的民歌。他又有《燕歌行》兩篇，我們選一篇：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焭焭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 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這雖是依舊曲作的新辭，這裡面已顯出文人階級的氣味了。文人仿作民歌，一定免不了兩種結果，一方面是文學的民眾化，一方面是民歌的文人化。試看曹丕自己作的《雜詩》：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家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前面的一首可以表示民歌的文人化，這一首可以表示文人作品的民眾化。 曹丕的兄弟曹植（字子建，死於二三二）是當日最偉大的詩人。現今所存他的詩集裡，他作的樂府歌辭要占全集的一半以上。大概他同曹丕俱負盛名，曹丕做了皇帝，他頗受猜忌，經過不少的憂患，故他的詩歌往往依託樂府舊曲，借題發泄他的憂思，從此以後，樂府遂更成了高等文人的文學體裁，地位更抬高了。 曹植的詩，我們也舉幾首作例。先引他的《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 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 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 羅家見雀喜，少年見雀悲。 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 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這種愛自由，思解放的心理，是曹植的詩的一個中心意境。這種心理有時表現為歌頌功名的思想。如《白馬篇》云：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又如《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及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眾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胎蝦，炮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同樣愛自由的意境有時又表現為羨慕神仙的思想，故曹植有許多遊仙詩，如《苦思行》《遠遊篇》，都是好例。他的晚年更不得意，很受他哥哥的政府的壓迫。名為封藩而王，其實是遠徙軟禁。（看《三國志》卷十九）他後來在愁苦之中，發病而死，只有四十一歲。他有《瑟調歌辭》，用飛蓬自喻，哀楚動人：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迴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沉泉。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颻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 與曹氏父子同時的文人：如陳琳、王粲、阮瑀、繁欽等，都受了這個樂府運動的影響。陳琳有《飲馬長城窟行》，寫邊禍之慘：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勿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與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王粲（死於二一七）《七哀詩》的第一首也是這種社會問題詩：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 同時的阮瑀（死於二一二）作的《駕出北郭門行》，也是一篇社會問題的詩： 駕至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問啼者誰，何為乃如斯？親母舍我沒，後母憎孤兒。饑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屋中，父還不能知。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貲？傳告後代人，以此為明規。 這雖是笨拙的白話詩，卻很可表示《孤兒行》一類的古歌辭的影響。 繁欽（死於二一八）有《定情詩》，中有一段： 我既媚君姿，君亦悅我顏。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後。何以致契闊？繞腕雙條脫。…… 這雖然也是笨拙淺薄的鋪敘，然而古樂府《有所思》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一百年前，當漢順帝陽嘉年間（一三二——一三五），張衡作了一篇《四愁詩》，也很像是《有所思》的影響。《四愁詩》共四章，我們選二章作例：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一）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二） 《有所思》已引在第三章，今再抄於此，以供比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 我們把這詩與張衡、繁欽的詩比較著看，再用晉朝傅玄的《擬四愁詩》（丁福保編的《全晉詩》，卷二，頁十六）來合看，便可以明白文學的民眾化與民歌的文人化的兩種趨勢的意義了。 當時確有一種民眾化的文學趨勢，那是無可疑的。當時的文人如應璩兄弟幾乎可以叫作白話詩人。《文心雕龍》說應瑒有《文論》，此篇現已失傳了，我們不知他對於文學有什麼主張。但他的《鬥雞詩》（丁福保《全三國詩》卷三，頁十四）卻是很近白話的。應璩（死於二五二）作《百一詩》，大概取楊雄「勸百而諷一」的話的意思。史家說他的詩「雖頗諧，然多切時要」。舊說又說，他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今世所傳《百一詩》已非全文，故不見當日應焚棄的話，但見一些道德常識的箴言，文辭甚淺近通俗，頗似後世的《太公家教》和《治家格言》一類的作品。所謂「其言頗諧」，當是說他的詩體淺俚，近於俳諧。例如今存他的詩有云： 細微可不慎？堤潰自蟻穴。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針石？…… 又有云： 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長德，中才可進誘。…… 這都是通俗格言的體裁，不能算作詩。其中勉強像詩的，如： 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慙媿靡所知。 只有一首《三叟》，可算是一首白話的說理詩： 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丑。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但這種「通俗化」的趨勢終久抵不住那「文人化」的趨勢；樂府民歌的影響固然存在，但辭賦的舊勢力也還不小，當時文人初作樂府歌辭，工具未曾用熟，只能用詩體來達一種簡單的情感與簡單的思想。稍稍複雜的意境，這種新體裁還不夠應用。所以曹魏的文人遇有較深沈的意境，仍不能不用舊辭賦體。如曹植的《洛神賦》，便是好例。這有點像後世文人學作教坊舞女的歌詞，五代宋初的詞只能說兒女纏綿的話，直到蘇軾以後，方才能用詞體來談禪說理，論史論人，無所不可。這其間的時間先後，確是個工具生熟的問題：這個解釋雖是很淺，卻近於事實。 五言詩體，起於漢代的無名詩人，經過建安時代許多詩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死於二六三）是第一個用全力做五言詩的人；詩的體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詩的範圍到他方才擴充到無所不包的地位。 阮籍是崇信自然主義的一個思想家。生在那個魏晉交替的時代，他眼見司馬氏祖孫三代專擅政權，欺凌曹氏，壓迫名流，他不能救濟，只好縱酒放恣。史家說司馬昭想替他的兒子司馬炎（即晉武帝）娶阮籍的女兒，他沒有法子，只得天天喝酒，接連爛醉了六十日，使司馬昭沒有機會開口。他崇拜自由，而時勢不許他自由；他鄙棄那虛偽的禮法，而「禮法之士，疾之若仇」。所以他把一腔的心事都發泄在酒和詩兩件事上。他有《詠懷》詩八十餘首。他是一個文人，當時說話又不便太明顯，故他的詩雖然抬高了五言詩的身份，雖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詩的地位，同時卻也增加了五言詩「文人化」的程度。 我們選錄《詠懷》詩中的幾首： 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秦時東陵侯邵平在秦亡後淪落為平民，在長安青門外種瓜，瓜美，人稱為東陵瓜。）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令自嗤。（羨門是古傳說的仙人。）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寤言用自寫。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鵠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獨坐山岩中，惻愴懷所思。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攜持。悅懌猶今辰，計校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士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 節選自胡適《白話文學史》第五章 原題為「漢末魏晉的文學」，標題為編者所加② 陶淵明 浦江清 陶淵明（365？—427），一名潛，字元亮。 淵明雖是世家子弟，一生不遇而貧窮。生當東晉衰亡之際，「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之十六）。後來因為貧窮的緣故，不能不出門遠遊，「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飲酒》之十）。他做過京口鎮軍參軍（參劉牢之幕），又做過建威參軍（參劉敬宣幕），奉使入都，補彭澤令。有公田可種，《晉書·隱逸傳》載：淵明「在縣公田悉令種秫谷，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秫，黍之黏者，曰黃糯，亦呼黃米；秔，俗作粳。）因不願束帶見督郵，且聲稱「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而去職，在彭澤令任上不過三四個月。作了一篇《歸去來兮辭》，還寫了五首《歸園田居》（一作《歸田園居》）的詩。他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如果說他出門三十年，未免太多，所以陶澍認為乃是「已十年」之誤，「已」與「三」形近而誤，或者他的「一去三十年」指他已到三十歲。如果認為他辭官返田為三十歲時，那麼，他卒時為五十一二歲。此說與吳汝倫、古直等所主張者合。以後即是他躬耕、飲酒、作詩的農村生活。生活很苦，又遭遇一次火災，有時窮到乞食，有時無酒度過重九節。他的鄉鄰父老們或者設酒招他，他的做官的朋友也有接濟他的，也有仰慕他的大名而願見他的，也有堅請他再出來的。他終於隱居著。 那時劉裕篡晉而為宋。有人說他在宋代所作的文章但題甲子，而不題紀元。論者謂他不願帝宋，示為晉遺民之意。當然他看不起劉裕，在《擬古九首》之九的詩中他寫道：「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記晉亡之憾，但一定要說他為節士，如何如何忠於晉室，亦不能知淵明。其實他義熙以後唯題甲子，是劉裕篡晉以前的事。之所以如此，一則是他不高興劉裕，二則也許是道家隱者的習慣如此。他隱居家鄉，與周續之、劉遺民被稱為「潯陽三隱」。周、劉兩人都是廬山高僧慧遠的居士弟子，淵明亦與慧遠為友，但未加入白蓮社。義熙宋征著作郎，不就。 淵明一生在田野，是田園詩人。《晉書》《宋書》皆入「隱逸傳」，《詩品》推為「古今隱逸詩之宗」。可以表現他的生活寫真的有《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表現他的理想的有《桃花源記》，表現他的人生觀的有《形贈影》《影答形》《神釋》三首及《飲酒》二十首。其餘如《游斜川》《歸園田居》《擬輓歌辭》等，均為其重要之作。 陶淵明的人生態度 陶淵明處兩晉玄學的時代。兩漢儒家思想獨尊，兩晉道家思想盛行。阮籍輕禮法，大罵士人君子如群虱之處褌中。淵明時道家思想較平淡，是道家、儒家將合流的時期，他大部分思想是出世的，他追溯樸素的生活，不願媚於流俗，表現這種思想情趣的詩頂重要的為《歸園田居》及《飲酒》。又見於《桃花源記》及《五柳先生傳》，前者寫理想的境界，後者為他自己的寫照。武陵在湖南，劉子驥實有其人。《桃花源記》也許有事實的依據。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云：因百姓避五胡之亂，避入山谷，自成堡塢。淵明時有人看見過。避秦亂亦可謂苻秦。他是出世的喜田園生活的思想。《飲酒》之九，有田父勸其出仕：「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淵明答曰：「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歸園田居》描寫與鄉間父老為鄰實有興味：「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田園生活很快樂：「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漉者，瀝也。 爾時，劉裕得志，如阮籍所處時代。人以為國將亡故淵明去隱，亦不對。劉裕得勢他在詩中有其牢騷，《飲酒》二十首和阮籍《詠懷》類似。 淵明人生態度還有一顯著特點是達觀。當時清談派人常談論到死生問題。佛教慣用以死的恐怖教訓人，當時人都想解決生死問題，求一正確之人生觀。王羲之謂「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淵明是阮籍、劉伶一派，接受莊子達觀學說，「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歸去來兮辭》）他有些哲學詩，如《形贈影》《影答形》《神釋》三首，結構奇極，發揮哲學思想，結論還是吃酒。「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一切順應自然。他的兒子不好，結論是「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責子》）淵明詩篇篇有酒，不是頹廢，也有強烈意氣的，如《詠荊軻》等。居亂世，自全自傲。他和慧遠居近，雖未進白蓮社，但很談得來。達觀的人生態度和矢志不渝的田園生活，在他去世前不久寫就的《輓歌辭》（如「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句）和《自祭文》（如「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句）中抒發得淋漓盡致。 淵明思想亦有出於儒家者，對孔子也相當尊重。如屢言「固窮」「樂天知命」及《飲酒》末章是也。其末章有「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的詩句，而《飲酒》之十六，他也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竟抱固窮節」的表述。道家思想認為伏羲、神農那是歸真返璞、頂理想的時代已經過去。儒道皆如此說。「魯中叟」即孔子，「彌縫」是使復真也，可知淵明對儒家思想亦融合。劉熙載《藝概》曰：「陶詩有『賢哉回也』『吾與點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遺音。其貴尚節義，如詠荊卿、美田子泰等作，則亦孔子賢夷、齊之志也。」 蘇軾曰：（淵明）其人甚高，「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是對陶淵明豁達的人生的精闢點評。 陶淵明詩的藝術特色 1．詩與人生打成一片，開了新詩的門徑 自從曹子建、阮嗣宗把詩成為個人的自述經驗、自己的抒情之作，到了陶淵明，成為完全是自己生活的記錄，完全脫離了樂府歌辭了。雖然有些擬古詩類似《古詩十九首》，《飲酒》詩類似嗣宗《詠懷》詩，可是多數是寫他自己的生活，頗似日記式的。詩與人與生活打成一片。我們從他的詩中可以看見他的行動。他的詩都有題目，有些還有序文。與讀阮籍《詠懷》，但看見作者心緒上的苦悶，而不知他一生的蹤跡者不同，而且與沒有題目、一概稱為《詠懷》者不同，阮籍屬於建安那個時代，前一個時代。而陶淵明屬於新的時代，以詩為自己的生活記錄的時代。我們也可以說，他的詩是他的自傳，明白清楚的自傳，包括內心的志趣與外面的遭遇。不像阮籍《詠懷》詩那樣地只重內心，惝恍，不可捉摸，也不像曹子建的多用樂府比興。事實上，曹植、阮籍都是承繼《詩經》《楚辭》的，而淵明開了新詩的門徑。 2．脫離樂府，創造新詩意境 淵明全不作樂府。（除《擬古九首》。但此九首亦只是五言，非樂府） 經過了正始玄風，談玄的風氣盛後，詩中遂含哲理。西晉覆亡，洛陽繁華頓歇，文人南渡，東晉人詩自然向哲理山水方面發展。莊老與山水合流。此時五言詩也已脫離繁音促節的音樂，只是倚琴而歌。到了陶淵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音」。（《晉書·隱逸傳》）因他的詩實在不是倚琴而歌的，是脫離音樂的。所以有的是「有琴意」的詩歌，有的是近於散文似的新詩。是直筆寫下，一意貫穿，不多曲折及比興的。那是完全脫離音樂後的現象。淵明是不依傍音樂、不承繼《詩經》《楚辭》古典文學而創造新詩意境的一個大作家。在他當時，就有人喜歡他那一類很別致的詩。到了齊、梁的時代，詩人慣於繁縟音樂性及圖畫彩色性的詩。齊、梁是一個新樂府時代，所以他的詩不為人所重，鍾嶸《詩品》以之入中品。 顏延之《誄》文甚長，無一言及於他的詩，不過提到他「賦辭歸來」「陳書輟卷，置酒弦琴」，泛泛說他著作詩歌而已，《宋書·隱逸傳》也不特別提他的詩，但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 3．詩與自然融合的田園之歌 淵明詩取材料于田野間，這種材料，陶淵明以前無人敢取，從前民間文學只是戀歌，朝廷文學只是游宴贈答，金谷、蘭亭，或戎馬，絕無一人如他這般寫田野，寫自然。 他的詩又表現了他對自然的欣賞，《詩經》、古詩、建安文學皆有對自然的欣賞，然未有如他愛自然者。《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與一般父老歡笑飲酒、耕田，樂在其中，「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歸園田居》）「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移居》）「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飲酒》）另闢天地，是他的偉大的地方，獨來獨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描寫山水之詩，東晉開始。謝靈運亦寫山水。陶欣賞自然是平和的，不去找山水，人在山水中；謝是活動的，遊山玩水。自然是送給淵明看，如英國的Wordsworth（華茲華斯），communion with nature（與自然溝通）。「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之五）最高絕，因很自然；人謂有哲學意味，如禪宗的，並不費勁。 4．詩富哲理性 先秦時，死生不重要，兩晉則很重要。陶淵明對死生主張達觀，不必求仙養生。他的《形贈影》《影答形》《神釋》是哲學詩。他在詩的《序》里說：「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愛惜生命，人之常情，然往往不得要旨。淵明「陳形影之苦」思索人死生命題，以「神」辨析自然之哲理。「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說天地山川長在，草木有榮枯之變。「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而靈智的人卻不能永生。「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長生之說不可信，養生之術不可靠。位列聖人的「三皇」，享有高壽的「彭祖」，都不存在了，「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這是人類生命必然結局。有了如此深邃的哲學認識，陶淵明能泰然處之：「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把莊生的達觀學說發揮到極致。當然，飲酒也是詩中不可缺的。 其《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歸結於「天運」，不乏對人生的哲思，但亦頗風趣。黃山谷云：「觀靖節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 詩有哲理，並不局限於《形贈影》等三首詩，也不局限於死生之事，歷代評家亦關注及此。明代都穆在其《南濠詩話》中就有明確的概括：「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雲『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雲『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如雲『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如雲『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雲『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雲『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觀是數詩，則淵明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除詩之外，淵明在其《自祭文》一開頭就寫道：「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鳴雁於徵，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視死如歸。 5．詩風質樸、散淡 六朝中傑出，但當時未甚重之。其質樸、自然、清新、散淡的詩為歷代所尊崇，正如元遺山所贊：「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鍾嶸《詩品》品評曰：「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詞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也道出陶詩真淳、古樸的特色。對《詩品》將其列入中品之事，今人古直有《鍾記室〈詩品〉箋》，據《太平御覽》辨陶公本列上品。 第一個賞識陶淵明的，為昭明太子蕭統，他謂陶詩沖淡閒適，且雜詼諧。 有謂陶淵明的《擬輓歌辭》或非自挽，只是作普通輓歌而已，備人唱唱，或自己哼哼。當時南朝有此習慣。《南史·顏延之傳》：顏延之「常日但酒店裸袒輓歌」。《宋書·范曄傳》：「夜中酣飲，開北牖聽輓歌為樂。」《世說新語》：「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輓歌。」《南史·謝靈運傳》：謝靈運曾孫幾卿「醉則執鐸輓歌」。淵明暮年作《輓歌辭》，情真意切，不知是否為自己作輓歌，待考。 陶淵明散文名篇有《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等，尤以《桃花源記》膾炙人口。 節選自浦江清《中國古典詩歌講稿》：「第二篇 陶淵明」 * * * ①　指秦始皇焚書一事。 出自唐·孟郊 《秋懷·其十五》。——編者注 ②　限於篇幅，選用其中講解曹門三父子以及建安文學的章節，標題更為「曹門三父子與建安文學」。——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