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詩詞課 · 四傑
/聞一多/
繼承北朝系統而立國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個尚質的時期，王、楊、盧、駱都是文章家，「四傑」這徽號，如果不是專為評文而設的，至少它的主要意義是指他們的賦和四六文。談詩而稱「四傑」，雖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難免有「削足適履」和「掛一漏萬」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詩中的「四傑」是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人死於非命）——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罵；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依這樣一個概括、簡明，也就是膚廓的了解，「四傑」這徽號是滿可以適用的，但這也就是它的適用性的最大限度。超過了這限度，假如我們還問道：這四人集團中每個單元的個別情形和相互關係，尤其他們在唐詩發展的路線網裡，究竟代表著哪一條或數條線，和這線在網的整個體系中所擔負的任務——假如問到這些方面，「四傑」這徽號的功用與適合性，馬上就成問題了。因為詩中的「四傑」，並非一個單純的、統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中包孕著兩個小宗，而兩小宗之間，同點恐怕還不如異點多，因之，在討論問題時，「四傑」這名詞所能給我們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糾葛多。數字是個很方便的東西，也是個很麻煩的東西。既在某一觀點下湊成了一個數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觀點下隨便拆開它。不能拆開，又不能廢棄它，所以就麻煩了。「四傑」這徽號，我們不能也不想廢棄，可是我承認我是抱著「息事寧人」的苦衷來接受它的。
「四傑」無論在人的方面，或詩的方面，都天然形成兩組或兩派。先從人的方面講起。
將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楊、盧、駱」這特定的順序，據說寓有品第文章的意義，這是我們熟知的事實。但除這人為的順序外，好像還有一個自然的順序，也常被人採用——那便是序齒的順序。我們疑心張說《裴公神道碑》「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和郗雲卿《駱丞集序》「與盧照鄰、王勃、楊炯文詞齊名」，乃至杜詩「縱使盧王操翰墨」等語中的順序，都屬於這一類。嚴格的序齒應該是盧、駱、王、楊，其間盧、駱一組，王、楊一組，前者比後者平均大了十歲的光景。然則盧、駱的順序，在上揭張、郗二文里為什麼都顛倒了呢？郗序是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講。張碑，我想是為了心理的緣故，因為駱與裴（行儉）交情特別深，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駱來。也許駱赴選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見到他。果然如此，則先駱後盧，是採用了另一事實作標準。但無論依哪個標準說，要緊的還是在張、郗兩文里，前二人（駱、盧）與後二人（王、楊）之間的一道鴻溝（即平均十歲左右的差別）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張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實——赴選的先後作為標準，我們依然可以說，王、楊赴選在盧、駱之後，也正說明了他們年齡小了許多。實在，盧、駱與王、楊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據《唐會要》卷八二，「顯慶二年，詔征太白山人孫思邈入京，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贄之禮」。令文是宋之問的父親，而之問是楊炯同僚的好友。盧與之問的父親同輩，而楊與之問本人同輩，那麼盧與楊豈不是不能同輩了嗎？明白了這一層，楊炯所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后」，便有了確解。楊年紀比盧小得多，名字反在盧前，有愧不敢當之感，所以說「愧在盧前」，反之，他與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說「恥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齡的距離更重要的一點，便是性格的差異。在性格上，「四傑」也天然形成兩種類型，盧、駱一類，王、楊一類。誠然，四人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浮躁淺露」不能「致遠」的殷鑑，每人「醜行」的事例，都被謹慎地保存在史乘里了，這裡也毋庸贅述。但所謂「浮躁淺露」者，也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楊炯，相傳據裴行儉說，比較「沉靜」。其實王勃，除擅殺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殺奴在當時社會上並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過分的「浮躁」。一個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已經完成了這樣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大唐千歲歷》若干卷、《黃帝八十一難經注》若干卷、《合論》十卷、《續文中子書序詩序》若干篇、《玄經傳》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能夠浮躁到哪裡去呢？同王勃一樣，楊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學者傾向的，這滿可以從他的《天文大象賦》和《駁孫茂道蘇知幾冕服議》中看出。由此看來，王、楊的性格確乎相近。相應的，盧、駱也同屬於另一類型，一種在某項觀點下真可目為「浮躁」的類型。久歷邊塞而屢次下獄的博徒革命家，駱賓王不用講了。看《窮魚賦》和《獄中學騷體》，盧照鄰也不像是一個安分的分子。駱賓王在《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里，便控告過他的薄倖。然而按駱賓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龍額貴，詎隨中婦鳳樓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氣概的煙幕下實行薄倖而已。看《憶蜀地佳人》一類詩，他並沒有少給自己製造薄倖的機會。在這類事上，盧、駱恐怕還是一丘之貉。最後，盧照鄰那悲劇性的自殺，和駱賓王的慷慨就義，不也還是一樣？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動地結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悱惻，一悲壯，各有各的姿態罷了。
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發展，由年齡的兩輩和性格的兩類型，到友誼的兩個集團。果然，盧、駱二人交情，可憑駱的《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來坐實，而王、楊的契合，則有王的《秋日餞別序》和楊的《王勃集序》可證。反之，盧或駱與王或楊之間，就看不出這樣緊湊的關係來。就現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見的說，盧、王有兩首同題分韻的詩，盧、楊有一首同題同韻的詩，可見他們兩輩人確乎在文酒之會中常常見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談不到。他們絕少在作品裡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楊在《王勃集序》中說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這反足以證明盧、駱與王、楊屬於兩個壁壘，雖則是兩個對立而仍不失為友軍的壁壘。
於是，我們便可談到他們——盧、駱與王、楊——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齡的不同輩、性格的不同類型、友誼的不同集團和作風的不同派，這些不也正是一貫的現象嗎？其實，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們早就應該發覺「詩」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傳統名詞的蒙蔽，我們早就該驚訝，為什麼還非維持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後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傑」，王、楊為「後二傑」？難道那許多跡象，還不足以證明他們兩派的不同嗎？
首先，盧、駱擅長七言歌行，王、楊專工五律，這是兩派選擇形式的不同。當然盧、駱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還是五律，而王、楊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傳下來，但他們的長處絕不在這些方面。像盧集中的：
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贈李榮道士》）
川光搖水箭，山氣上雲梯。（《山莊休沐》）
和駱集中這樣的發端：
故人無與晤，安步陟山椒……（《冬日野望》）
在那貧乏的時代，何嘗不是些奪目的珍寶？無奈這些有句無章的篇什，除聲調的成功外，還是沒有超過齊、梁的水準。駱比較有些「完璧」，如《在獄詠蟬》之類，可是又略無警策。同樣，王的歌行，除《滕王閣歌》[45]外，也毫不足觀。便說《滕王閣歌》和他那典麗凝重，與淒情流動的五律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呢！
杜甫《戲為六絕句》第三首說「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這裡是以盧代表盧、駱，王代表王、楊，大概不成問題。至於「劣於漢魏近風騷」，假如可以解作王、楊「劣於漢魏」，盧、駱「近風騷」，倒也有它的妙處，因為盧、駱那用賦的手法寫成的粗線條的宮體詩，確乎是《風》《騷》的餘響，而王、楊的五言，雖不及漢魏，卻越過齊、梁，直接上晉、宋了。這未必是杜詩的原意，但我們不妨借它的啟示來闡明一個真理。
盧、駱與王、楊選擇形式不同，是由於他們兩派的使命不同。盧、駱的歌行，是用鋪張揚厲的賦法膨脹過了的樂府新曲，而樂府新曲又是宮體詩的一種新發展，所以盧、駱實際上是宮體詩的改造者。他們都曾經是兩京和成都市中的輕薄子，他們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墮落，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所以他們的歌聲需要大開大合的節奏，他們必須以賦為詩。正如宮體詩在盧、駱手裡是由宮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台閣移至江山與塞漠。台閣上只有儀式的應制，有「句繪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與塞漠，才有低回與悵惘、嚴肅與激昂，例如王的《別薛升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楊的《從軍行》《紫騮馬》一類的抒情詩。抒情的形式，本無須太長，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處。前乎王、楊，尤其應制的作品，五言長律用的還相當多。這是該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楊才正式成為定型，同時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詩也是這時才出現的。
將盧、駱與王、楊對照著看，真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我在旁處曾說明過從盧、駱到劉（希夷）、張（若虛）是一貫的發展，現在還要點醒，王、楊與沈、宋也是一脈相承。李商隱早無意地道著了秘密：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屬對能。（《漫成章》）
以沈、宋與王、楊並舉，實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變」，本來在王、楊手裡已經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筆得良朋」的妙手。並且我們已經提過，楊炯和宋之問是好朋友。如果我們再知道他們是好到如之問《祭楊盈川文》所說的那程度，我們便更能瞭然於王、楊與沈、宋所以是一脈相承之故。老實說，就奠定五律基礎的觀點看，王、楊與沈、宋未嘗不可視為一個集團，因此也有資格承受「四傑」的徽號，而盧、駱與劉、張也同樣有理由，在改良宮體詩的觀點下，被稱為另一組「四傑」。一定要墨守著先入為主的傳統觀點，只看見「王、楊、盧、駱」之為「四傑」，而抹殺了一切其他的觀點，那只是拘泥、頑冥，甘心上傳統名詞的當罷了。
將盧、駱與王、楊分別地劃歸了劉、張與沈、宋兩個集團後，再比較一下劉、張與沈、宋在唐詩中的地位，便也更能了解盧、駱與王、楊的地位了。五律無疑是唐詩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時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詩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時人安排的順序，王、楊的名字列在盧、駱之上，也正因他們的貢獻在五律，何況王、楊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盧、駱的歌行還不免於草率、粗俗的「輕薄為文」呢？論內在價值，當然王、楊比盧、駱高。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盧、駱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憑他們那新式宮體詩，一舉摧毀了舊式的「江左餘風」的宮體詩，因而給歌行體芟除了蕪穢，開出一條坦途來。若沒有盧、駱，哪會有劉、張，哪會有《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和《秦婦吟》，甚至於李、杜、高、岑呢？看來，在文學史上，盧、駱的功績並不亞於王、楊。後者是建設，前者是破壞，他們各有各的使命。負破壞使命的，本身就得犧牲，所以失敗就是他們的成功。人們都以成敗論事，我卻願向失敗的英雄們多寄予點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