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歷史通識課 · 第三十八章：明之復國與政治文化之停頓

（1368—1528） 一、科舉與八股 科舉制度到明代已發展到邏輯的盡頭，士子大半隻知讀國家頒行的程朱課本，尤下的甚至只知背誦程文墨卷。程朱理學被設為官學，考生唯馬首是瞻，學術爭鳴的風氣完全盪盡。 初設科舉時，初場考經義，二場試論，三場試策。所謂經義，就是從古代經書中拿出一兩句話做題目，讓考生髮揮成一篇文章。論策就是政論文，考查考生對政事時務的看法和建議。文章的形式是「八股」，即使用八個對偶句來寫，不多不少。以成化年間會試題目「樂天者保天下」為例，開篇先提三句，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再講「保天下」，也是四股；末尾四句，作為總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它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字遊戲。總之，科舉與八股嚴重束縛了思想，從此人才的來源幾乎完全堵塞，政治文化的發展也陷於絕境。 二、政治設施——專制之深刻化 帝制的專製程度到明代日益深刻，秦漢所創的制度，在壞的方面可說已發展到邏輯的盡頭。皇帝現在根本不承認一般臣民人格的存在，因此產生了連前此受半開化的外族統治時都沒有的野蠻刑制——廷杖和詔獄。廷杖之刑，始於太祖朝，大臣得咎，在殿上予以杖打，每朝都有因此而斃命的。嘉靖初年，群臣因世宗皇帝給生父上封號的事發生爭執，謂之「大禮議」，皇帝怒，廷杖一百多人，打死十六人。詔獄，即錦衣衛獄，明太祖設錦衣衛，實為特務機構，他們直接聽命於皇帝，可以逮捕任何人，進行不公開的審訊，製造了無數冤獄。 明初對文人尤其對功臣的極量屠戮更是千古未有的慘案。明朝文字獄盛行，很多人以文取禍。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在上表中有「作則垂憲」的話，便被誅殺，因為「則」與「賊」音近，有譏諷朱元璋早年「做賊」之嫌。殺人最多的當數「胡藍之獄」。朱元璋藉口丞相胡惟庸與大將藍玉謀反，大肆株連殺戮功臣宿將，受牽連而死者四萬五千餘人，幾乎將明初的開國功臣誅殺殆盡。但最不人道的還要推明成祖對待建文遺臣的方法，朱棣奪權成功後，將齊泰、黃子澄等建文朝臣五十餘人全部族誅，妻女發教坊司，即充為官妓，姻親全部流放戍邊。 只有一個已經墮入難以自拔的深淵中的民族能夠想像同時又能容忍這種方法。 八股文已使人才難以產生，國家對一些或真或假的人才與他們的家族又想盡方法去摧殘或屠殺，這是一個民族與文化的自殺行動。 三、政治設施——宦官之始終當權 明朝初建時，明太祖以歷史上宦官禍國亂政為鑑戒，極力防止宦官弄權，他曾感慨地說：「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嘆。」因此他對宦官做了種種限制，明確規定不許宦官讀書識字，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階不得超過四品，政府各部門不得與宦官公文往來，等等。朱元璋仍不放心，又特地在一塊鐵牌上刻「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這十一個大字，以示震懾。 但自成祖以下，宦官權力漸成氣候，英宗朝的王振、武宗朝的劉瑾、熹宗朝的魏忠賢，都把持朝政。在宦官的特權中，與詔獄性質相近的東廠尤其是他們用以排除異己的便利工具。東廠設於明成祖時，由親信宦官主掌。在與錦衣衛的關係上，東廠後來居上。由於東廠廠主與皇帝的關係密切，又身處皇宮大內，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錦衣衛向皇帝報告要具疏上奏，東廠可口頭直達。東廠監視政府官員、社會名流、學者等各種政治力量，一時人人自危，道路以目。 皇帝既用種種的野蠻方法摧殘臣民，使有志的人也下賤化，又將大權交與心理不健全、大多殘酷的宦官賤人，宋以下的民族墮落至此很顯然地又加深了一層。 四、兵制與軍事 明代於外表上模仿唐的府兵制，但實際上軍士都是世襲的職業兵，與半徵兵的府兵制相差甚遠。 朱元璋統一全國後，在全國建立衛所，控扼要害。設立中央都督府，為最高軍事機關，掌管全國衛所軍籍。征討、鎮戍、訓練等則聽命於兵部。遇有戰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調軍，任命領兵官，發給印信，率領從衛所調發的軍隊出征。戰爭結束，領兵官繳印於朝，官軍各回衛所。這種統軍權與調軍權分離和將不專軍、軍不私將的制度，旨在保證皇帝對全國軍隊的控制。在地方，設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置指揮使，為地方統兵長官。都司之下，在衝要地區的府、縣置衛或設所。一般衛由衛指揮使率領，轄五個千戶所，共五千六百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全國都司、衛所，共設都司十七個、行都司三個、留守司一個、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個、守御千戶所六十五個。兵額最多時達二百七十餘萬人。 衛軍實行屯田制。但明中期以後，由於大批屯田被豪右、將校侵占，軍卒生活無著而大批逃亡，衛所制逐漸崩潰。英宗時發生「土木之變」，京軍覆沒。為保衛京師，朝廷派官四處募兵以應急，大規模推行募兵制，募兵逐漸成為軍隊主力。 明代只在太祖、成祖的短期內兵力較強，此後對外大致只能守而不能攻。外患一在北邊，就是蒙古；一在沿海，尤其東南一帶，就是倭寇。這兩個問題明朝始終都沒有能力完全解決。 五、海外擴張與漢族閩粵系之興起 在明代的漆黑一團中尚有一線的光明，就是閩粵系的漢族向海外發展的運動。閩粵雖在秦代就已劃為郡縣，成為中國文化本體的一部分，卻需要長時期的孕育醞釀。粵人至今自稱為唐人或可證明閩粵地到唐代才與中國本部完全同化，最少閩粵人對中國文化開始有貢獻是在唐代。至於閩粵人能獨當一面去發展，是到明代方才實現的事。漢人本是大陸民族，閩粵人的舞台卻在海外，這是漢族轉變方向的紀元大事。 鄭和奉成祖之命，七下西洋，龐大的船隊最遠到達紅海海口和非洲東岸，並且越過了赤道。其冒險工作是閩粵人海外擴張的引線，最少是一種增進海外發展的助力，但最重要的還是新興的閩粵人能夠並且樂意大規模地向海洋中開拓前所未有的新途徑。 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海外諸番多內地人為通事》載，成化五年（1469年），「琉球貢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為琉球通事，擢長史，乞封贈其父母，不許」。當時又有福建人謝文彬，入暹羅國（今泰國），做到了坤岳，相當於明朝的大學士，作為國使來朝。三佛齊國（位於今蘇門答臘島）為爪哇所占，改名舊港，閩粵人多據之。呂宋（今菲律賓）距離福建較近，閩人商販在此聚居者數萬人，子孫後代在此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