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歷史通識課 · 第三十七章：亡國政治——元

（1279—1368） 一、非中國重心之歐亞大帝國 這裡所講元朝的疆域，是指元朝直轄地區，不包括後來走上獨立發展道路的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伊利（又譯伊兒）汗國。史載，元朝疆域「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一》）。史稱漢唐為盛，但「幅員之廣，咸不逮元」，「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元史·地理志一》）。唐朝時期邊疆地區的羈縻州縣，在元朝幾乎都同於內地，以往由少數民族政權統治的地區，也正式劃入了元朝的版圖。 大元是橫亘歐亞的大帝國，並不以中國為重心。這是與此前外族統治中國大不相同的一點。政治中心原在上都，全在中國本部的範圍之外。後來雖遷都燕京，但這是事實的問題：中國雖無意間成為大元帝國的主要部分，在蒙古人心目中他們仍是以外族入主中國。國家用人並不限於漢族，更不限於儒生，例如元朝的著名宰相耶律楚材便是原契丹貴族。由於李璮之亂牽涉忽必烈倚信的王文統，使忽必烈極為震動，以致他對許多藩府舊臣和漢人軍閥產生很大的猜忌。平滅李璮之亂後的一系列措施，既有加強中央集權的意義，同時也是出於對漢人的防範之心。王文統被殺後，忽必烈轉而重用出身回族的察必皇后宮帳侍臣阿合馬，把他「超擢」為中書平章政事。凡是帝國以內甚至帝國以外的人都可擢用。 二、種族與階級 因為蒙古人始終以征服者自居，所以種族間有很嚴的階級分別。在官制上，總是蒙古人為長；在刑法上，蒙、漢兩族的待遇也不相同。忽必烈把各地的人分成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這種區劃，便於忽必烈的分而治之，但是它加深了各民族之間的矛盾。各民族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地位很不平等。在政府機構中，重大權力為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貴族所掌握，高級官員主要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漢人的地位次一等。而南人在南宋滅亡後的一個時期內幾乎沒有在中央擔任要職。地方上，也主要是蒙古人掌握大權。按規定，達魯花赤由蒙古人擔任，同知由色目人擔任，漢人做總管。 法律還規定漢人和南人不能收藏兵器。土地的占有狀況同樣反映了階級壓迫剝削和民族上的差異與不平等。蒙古貴族在消滅南宋的過程中，沒收各種官田，占有大量的無主荒田，侵奪民產。元朝皇帝賜給皇親、貴戚、勛臣、大將以及各種寺觀田產的數量相當驚人。如忽必烈賜給撒吉思益都田達一千頃，元文宗以平江的三百頃田賜給西安王阿刺忒納失里。 三、兵制與駐軍 蒙古自己行徵兵制，對漢人也行半徵兵制，兵的數目一定很大。但軍機重務漢人不得參與，所以元兵的數目至今無從稽考。元朝末年，天下紛亂。 四、財政與紙幣 元的財政政策，目的並不在壓迫人民。只因不能量入為出，結果也成了暴政之一。財政困難，於是就大規模地推行鈔法，以致物價騰貴，公私的生活都受損害。至元二十二、二十三年（1285—1286），元政府發行的交鈔分別高達三百萬錠。這表明由於國家財政陷入崩潰，迫使政府靠多印鈔票來平衡收支。後來雖想改革，也未收效，最後交鈔成為廢紙，社會臨時又返回到以貨易貨的停頓狀態。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初，為挽救財政的惡化，忽必烈復置尚書省，以藏人桑哥為平章政事，主持財政。桑哥執政後，發行至元鈔以救鈔制之混亂，開浚會通河以利漕糧北運，增加鹽茶酒醋的稅額，遍行鉤考追征逋負偷漏。他的理財措施在穩定國家財政方面是有收效的。桑哥時規定的總稅額，此後維持數十年之久，說明沒有過分超出當時社會所能承受的範圍。不過到了元末，由於社會混亂，元朝的財政崩潰，百姓於絕望之中紛紛加入起義軍反抗元朝統治。 五、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至少是導致元代財政困難的主因之一。元朝在各地大肆興建吐蕃佛教寺院，這些寺院擁有大面積的良田，很多番僧招搖過市、欺男霸女，十分囂張。元朝法律規定凡是與番僧鬥毆者砍斷手指，爭吵者割斷舌頭，所以有一種說法叫「元之天下，半亡於僧」。 六、元亡 元帝位承繼的問題始終未得解決，當繼位的人很少得立。此種情形，加以種種有意無意的暴政，再逢嚴重的天災，就很自然地引起民變。 元成宗以後，繼位的是海山，即元武宗。武宗以後，是愛育黎拔力八達，也就是元仁宗。武宗是依靠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擁立而登上帝位的，他精通軍事，而昧於政事。他一登位，立即任用親信，遙授官職，排斥世祖忽必烈時代的舊臣，造成朝政紊亂。由於濫封濫賞和無節制地建佛寺、崇佛事，財政危機加深。武宗即位後四個月，就已開支銀四百二十萬錠。連年災荒，農民破產，流離失所。武宗即位的第二年正月，紹興、台州、慶州等六路，發生饑荒，死者甚眾，飢戶達四十六萬。六月，山東、河南大飢，有父食其子者。第三年蝗災遍及南北各地，黃河在歸德府決口。他在位期間，災害沒有間斷過。自至正二年（1342年）後，黃河連年泛濫成災。脫脫復相後，賈魯被任命治河。至正十一年（1351年），黃河決口。元政府修河，發動民工十五萬，另外還有在廬州各地的軍隊兩萬人。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開鑿新河道二百八十里引黃河匯合淮河入海。經過五個多月，「河復故道」。但由於連年的災荒，人民流離失所，修河的官吏從中舞弊，政治上的危機加深，所以黃河開鑿之日，成了大起義爆發之時。 最初起事的人一方面利用歷代必有的妖言，一方面利用深入人心的排外復國的心理。潁州（今安徽阜陽）人劉福通和欒城（今河北欒城西）人韓山童等以白蓮教積極組織起義。他們宣傳「彌勒下生」，「明王出世」，同時散布民謠：「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並且把鑿好的一個獨眼石人，埋在黃陵崗（山東曹縣西南）附近黃河的河道上。民工開河道時掘出這個石人，遠近的百姓都轟動了。至正十一年，韓山童、劉福通等於潁州的潁上（今安徽潁上）聚集三千多人，準備起義。起義者宣稱韓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孫，發布文告說，要「重開大宋之天」。此後，起義的烽火點燃元朝各地，最後由朱元璋創建了二百五十年來所未有的漢人自治的一統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