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古文課 · 第二章 游國恩、蕭滌非講漢代古文
賈誼和漢初散文
/游國恩/
賈誼（前200—前168），洛陽人，西漢初期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二十餘，為博士，提出改革制度的主張，表現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賞識。但卻因此受到守舊派的詆毀，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在貶謫中，他仍不忘國事。後為梁懷王太傅，死時年僅三十三歲。所著文章五十八篇，劉向編為《新書》。《新書》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因而殘缺不全，個別篇章也可能經過割裂竄改，但絕非偽書。
賈誼在《新書》中總結了秦代滅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農民起義的教訓，發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說：「自古及今，凡與民為敵者，或遲或速，而民必勝之。」（《大政》上）為了解決人民生計問題，他提倡「農本」，反對富人奢侈浪費。面對迅速鞏固政權、完善封建制度的歷史任務，賈誼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張。如要求削弱諸侯和限制豪強商賈的非法活動，以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定，主張更完善地建立以等級制為中心的封建禮制，以鞏固封建統治。這些主張適應漢初統一形勢的需要，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作用。
賈誼的散文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專題性的政論文，如《過秦》《大政》等篇。《過秦》分上、中、下三篇，是賈誼最著名的作品，其中心思想是總結秦代興亡的歷史原因。上篇主要敘述秦國力量的強大，是全文的關鍵。它用渲染、比襯手法顯示秦國的聲威。如寫六國人才眾多，「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仰（《史記》作『叩』）關而攻秦」，結果卻為秦人「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櫓」。但就是這個「席捲天下」「威震四海」的王朝，卻在「率散亂之眾數百」的陳涉「奮臂大呼」下土崩瓦解。經過這一比襯，文章有力地突出了秦代迅速滅亡的根本原因。這就是：農民起義的威力，足以給封建地主階級以致命的打擊，統治者如果不向農民做些讓步，即一點「不施仁義」，那只有失盡民心、走上滅亡的道路。所以作者在中篇中從各方面來闡明民心的作用，讀完中篇，人們自然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民心一失，無論如何強大也不免覆滅的命運。這樣，上文對強秦的誇張又起了加強文章中心思想的作用。《過秦》篇在文字上頗重修飾，又善於鋪張渲染，有戰國縱橫家的遺風。
二是針對各種具體問題而發的疏牘文，所謂《陳政事疏》（見《漢書》卷四十八。這是班固採摘《新書》五十八篇中「切於世事者」拼湊而成，文字與今本《新書》前五卷若干篇章大致相同）及《新書》前四卷「事勢」類就是這種文章。它的一個特色是觀察敏銳，能透過太平景象，覺察到社會潛伏的矛盾和危機。例如《數寧》篇說：「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作者還敢於大膽揭露這些矛盾和危機，加強其筆鋒犀利、言辭激切、感情強烈的特色。
例如《時變》篇：
胡以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
對於富人豪強的橫行霸道，作者就是這樣無情地揭露，猛烈地抨擊的。
三是利用各種歷史材料和故事來說理的文章，《新書》後六卷的「連語」「雜事」大都屬於這一類。其語言淺顯，敘述也較生動。賈誼的散文都有善用比喻的特點，語言富於形象性。他的文章風格對唐宋的政論文是頗有影響的。
賈誼又是漢初著名的辭賦家。賦本是誦的意思，《漢書·藝文志》說：「不歌而誦謂之賦。」荀卿《賦篇》第一次以「賦」名篇，漢人沿襲其義，凡辭賦都稱為「賦」。漢初騷體的楚辭逐漸變化，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故賈誼的賦兼有屈原、荀卿二家體制。他的《吊屈原賦》為謫往長沙途經湘水時所作，借憑弔古人來抒發自己的感慨。例如說：
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在那個時代，作者確實是一個深謀遠慮、高瞻遠矚的傑出人物，但卻遭到保守官僚的排擠，政治抱負未得施展。作者以其抑鬱不平之氣傾注在《吊屈原賦》中，雖痛逝者，實以自悼。他的《 鳥賦》為謫居長沙時所作。賦中據老莊「萬物變化」之理，說明禍福榮辱皆不足介意。這是作者謫居時哀傷情緒的自我排遣。漢初黃老思想流行，賦中充滿了「縱軀委命」的消極思想。這是作者處在逆境中的心情的反映。還有《惜誓》一篇，被收在《楚辭》中，或以為賈誼所作，但王逸已經「疑不能明」。賈誼的賦在形式上趨向散體化，同時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較整齊。這是新賦體的特點，顯示了從楚辭向新體賦過渡的痕跡。
漢初除賈誼外還有不少散文家，他們的文章大都或論秦之得失，以為統治者的借鑑；或針對時弊，提出自己的主張。文章的語言多受辭賦影響，有很多排偶句，風格頗有戰國說辭的遺風。這一方面固然是前代傳統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當時游士說客仍然存在於諸侯王國的緣故。後來，隨著諸侯勢力的削弱和儒學獨尊局面的形成，這種文章風格也逐漸消失。在這些散文家中，以晁錯和鄒陽成就為較高。
晁錯（？—前154），文景時人，官至御史大夫。著有《賢良文學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等。其中以《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此二疏原為一文。《漢書·晁錯傳》於《守邊勸農疏》前云：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然此疏實只言守邊備塞一事。另有《論貴粟疏》載於《漢書·食貨志》，正言勸農力本事，故知二疏原為一篇）最為著名。此二疏主張募民備塞，防禦匈奴的入侵。他又敏銳地注意到農民流亡的社會現象，指出人民流亡的原因是由於生活的貧困；而人民的貧困主要是由於官府的「急政暴賦」和商人的兼併所造成；所以主張務農貴粟，提出募粟入官、得以拜爵除罪的政策。晁錯的文章善於從歷史事實、當前情況、各種利弊得失等方面做具體分析，立論精闢而切於實際，其不足之處是略乏文采。
鄒陽，文景時人，曾為吳王、梁孝王門客，著有《上吳王書》《獄中上樑王書》等。而後者是作者在獄中的自我表白。《漢書·鄒陽傳》說他為人有智略，而這篇文章恰好體現了「有智略」的特色。因梁王聽信讒言，心有餘怒，直說則不利，所以用大量篇幅說明知人與不知人之別。指出知人必須不「惑於眾口」，不「移於浮辭」，這就動搖了梁王對讒言的信賴。作者善於把握這一關鍵，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本文博引史實，排比鋪張，有戰國遊說家氣味[1]。《漢書·藝文志》有鄒陽七篇，列入縱橫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偉大的歷史家、散文家司馬遷（節選）
/游國恩/
司馬遷的生平和著作
司馬遷（前145—前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父司馬談有廣博的學問修養，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又曾為文「論六家之要旨」，批評了儒、墨、名、法和陰陽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讚揚了道家，這說明他是深受當時流行的黃老思想的影響的。司馬談在這篇論文中所表現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無疑給司馬遷後來為先秦諸子作傳以良好的啟示，而且對司馬遷的思想、人格和治學態度也必然有影響。漢武帝即位後，司馬談做了太史令，為了供職的方便，他移家長安。在此以前，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即幫助家人做些農業勞動，同時大概已學習了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隨父到長安後，他又學習了「古文」（如《說文》的「籀文」和「古文」等），並向當時的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些對年輕的司馬遷都有很深的影響。
司馬遷在二十歲那一年開始了漫遊生活。這就是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歸後「仕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後又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遊歷了更多的地方。這些實踐活動豐富了司馬遷的歷史知識和生活經驗，擴大了司馬遷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觸到廣大人民的經濟生活，體會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願望，這對他後來著作《史記》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東巡，封禪泰山。封建統治階級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盛典，司馬談因病留在洛陽，未能參加，又急又氣，生命危在旦夕。這時司馬遷適從西南回來，他就把自己著述歷史的理想和願望遺留給司馬遷，司馬遷流涕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三年後，司馬遷繼任為太史令，他以極大的熱情來對待自己的職務，「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並開始在「金匱石室」即國家藏書處閱讀、整理歷史資料。這樣經過了四五年的準備，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主持了改秦漢以來的顓頊曆為夏曆的工作後，就開始了繼承《春秋》的著作事業，即正式寫作《史記》，實踐他父親論載天下之文的遺志。這年司馬遷是四十二歲。
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巨大的災難降臨在他的頭上。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擊匈奴，兵敗投降，朝廷震驚。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出於一時無奈，必將尋找機會報答漢朝。正好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說了。武帝因而大怒，以為這是替李陵遊說，並藉以打擊貳師將軍李廣利。司馬遷就這樣得了罪，並在天漢三年下「蠶室」，受「腐刑」。這是對他極大的摧殘和恥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還沒有完成，不應輕於一死。他終於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等先聖先賢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於是「就極刑而無慍色」，決心「隱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願。出獄後，司馬遷升為中書令，名義雖比太史令為高，但只是「掃除之隸」「閨之臣」，與宦者無異，因而更容易喚起他被損害、被污辱的記憶，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業卻從這裡得到了更大的力量，並在《史記》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馬遷在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說：「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見《史記》一書這時已基本完成了。從此以後，他的事跡就不可考，大概卒於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約與武帝相始終。
司馬遷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覺地繼承孔子的事業，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並不承認儒家的獨尊地位，他還同時接受了各家特別是道家的影響。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義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別由於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這正說明了司馬遷的思想比他的許多同時代人站得更高，而為一些封建正統文人所無法理解。我們今天正是從這些封建正統文人的指責中，看到了司馬遷進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記》是我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我國民族文化特別是歷史學方面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最高統治者帝王的政跡；「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曆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和現狀，與後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家」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列傳則是敘述國外和國內少數民族君長統治的歷史。《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構成了完整的體系。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間，全面地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展，是我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志》還著錄賦八篇，今僅存《悲士不遇賦》一篇和有名的《報任安書》。《報任安書》表白了他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決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傑出散文。《悲士不遇賦》也是晩年的作品，抒發了作者受腐刑後和不甘於「沒世無聞」的憤激情緒。
《史記》人物傳記的文學價值
《史記》開創了我國紀傳體的史學，同時也開創了我國的傳記文學。在「本紀」「世家」和「列傳」中所寫的一系列歷史人物，不僅表現了作者對歷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見識，而且通過那些人物的活動，生動地展開了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表現了作者對歷史和現實的批判精神，表現了作者同情廣大的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為那些被污辱、被損害的人鳴不平的戰鬥熱情。因此，兩千多年來，《史記》不僅是歷史家學習的典範，而且也成為文學家學習的典範。
《史記》是一部具有強烈的人民性和戰鬥性的傳記文學名著，這首先表現在對封建統治階級——特別是漢王朝統治集團和最高統治者醜惡面貌的揭露和諷刺。司馬遷寫漢高祖劉邦固然沒有抹殺他統一楚漢紛爭、建立偉大國家的作用，但也沒有放過對他虛偽、狡詐和無賴品質的揭露。為了避免被禍害，司馬遷在《高祖本紀》中不能不寫那些荒誕的傳說，把他寫成是「受命而帝」的神聖人物。但在《項羽本紀》中卻通過與項羽的鮮明對比，寫出了他的怯懦、卑瑣和無能。在垓下之戰以前，劉邦幾乎無不處於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兩個片段更真實地描寫了他的流氓無賴、殘酷無情的嘴臉。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
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倶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寫劉邦貪財好色，《蕭相國世家》中寫劉邦猜忌功臣，而《淮陰侯列傳》中則借韓信的口，譴責了劉邦誅殺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這一封建社會君臣能共患難而不能共安樂的真理。作者正是通過這些描寫揭露了劉邦真實的精神面貌，從而勾消了在本紀中所作的一些神聖頌揚。對於「今上」漢武帝的暴力統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憤和厭惡的情緒。《循吏列傳》中寫孫叔敖、鄭子產等五人，沒有一個漢代人。而《酷吏列傳》卻全寫漢代人，其中除景帝時的郅都外，其餘九人都是漢武帝時暴力統治的執行者。張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但最為武帝所信任。他治獄時，善於巧立名目，完全看漢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樣角色，當別人質問他：「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杜周卻回答說：「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裡司馬遷徹底揭露了封建社會中所謂法律的虛偽性，指出它不過是統治者任意殺人的工具。《酷吏列傳》中還揭露了統治者屠殺人民的罪行。義縱任定襄太守時，一日竟「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慄」。王溫舒任河內太守時，捕郡中「豪猾」，連坐千餘家；二三日內，大舉屠殺，「至流血十餘里」。漢朝慣例，春天不殺人，王溫舒頓足說：「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對此，司馬遷憤怒地說：「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這是人民的正義呼聲。酷吏雖也打擊豪強，但主要是鎮壓人民。作者在寫這群酷吏時，每每指出「上以為能」，用意顯然在於表示對漢武帝的諷刺和憤慨。《史記》中還描寫了統治階級內部複雜尖銳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傳》寫竇嬰與田蚡兩代外戚之間的明爭暗鬥，互相傾軋，以及他們同歸於盡的下場。這樣，作者就進一步揭露了統治階級殘酷暴虐的本質，表達了對現實的深刻批判。
司馬遷不僅大膽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集團的罪惡，而且也熱情地描寫了廣大被壓迫人民的起義反抗。在《酷吏列傳》中作者敘述廣大人民的反抗形勢說：「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這些反抗雖為統治者所鎮壓，但並沒有被消滅，不久又「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從這些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是同情人民的起義反抗的，他承認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於這種認識，司馬遷熱情歌頌了秦末農民的起義。他在《陳涉世家》里，詳細地敘述了陳涉發動起義的經過和振臂一呼群雄響應的革命形勢，指出了農民起義的正義性，分析了他們失敗的基本原因，並肯定了他們推動歷史前進的不朽功績。認為「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他更以極其飽滿的情緒寫《項羽本紀》，項羽的勇猛直前摧毀暴力統治的英雄形象給予讀者極深的印象。作者雖批評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敗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漢之際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說他「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司馬遷這樣熱烈地歌頌人民對暴力統治的反抗，以及把陳涉和項羽分別安排在「世家」和「本紀」的做法，都充分顯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見解和救世濟民的熱情。這是以後的封建正統史家所不可能達到的思想高度。
《史記》的人民性、戰鬥性，還表現在記載那些為正史官書所不肯收的下層人物，並能從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觀點出發，分別給他們以一定的評價。《遊俠列傳》寫朱家「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寫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對遊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的高尚品格的熱烈歌頌中，表達了封建社會人民要求擺脫被侮辱、被損害處境的善良願望。《刺客列傳》寫荊軻的勇敢無畏、視死如歸的英雄行為是那麼繪聲繪色，激盪人心。在我們今天看來，刺客的個人暴力行動不可能真正解決政治上任何實質問題，但在漫長的封建黑暗統治之下，刺客們自我犧牲、反抗強暴的俠義精神，卻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封建暴力統治的氣焰，恰如夜空一顆皎潔的明星，給人們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熱情地說：「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中還寫了一系列的愛國英雄。《廉頗藺相如列傳》通過完璧歸趙、澠池之會、將相交歡等歷史情節的敘述，突出了藺相如勇敢機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的高貴品質。在《魏公子列傳》中，作者親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個「公子」，敘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僅因為這位公子真能放下貴族的架子，「自迎夷門侯生」「從博徒賣漿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他這樣做的結果，終於得到游士、門客的幫助，抵抗了秦國的侵略，救趙存魏，振奮諸侯。《李將軍列傳》也是作者用力寫作的一篇。「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漢代名將李廣，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景慕。他的保衛祖國邊疆的功績，超凡絕倫的勇敢，以及敵人聞之喪膽的聲威，是通過太史公的筆深深地銘刻在人們心上的。但李廣的一生卻是在貴戚的排擠壓抑中度過的，作者對他「引刀自剄」的悲慘結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時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從而對封建統治階級的壓抑人才進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抨擊。作者不僅寫出了李廣保衛祖國、奮身疆場的功績，而且也寫出了他的體恤士兵、熱愛人民的品質：
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
正因為如此，當李廣被迫自殺後，「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作者通過這些描寫，不僅說明將帥應該愛護士卒，而且告訴他們，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戰勝敵人，保衛祖國。
總之，作為傳記文學的《史記》的思想內容是豐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統治者及其爪牙的無比醜惡，畫出他們的真實的臉譜；另一方面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願望，歌頌人民及其領袖的起義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愛國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俠義之士，表現了我們偉大民族的革命傳統和優良品質，這對今天都還有積極意義。
《史記》的思想意義是和作者精心的構思、高度的寫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為一種歷史著作，《史記》是忠實於歷史事實的記載的，所以劉向、揚雄、班氏父子等都稱之為「實錄」。但作者卻在「實錄」的基礎上，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表現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徵，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量，這是《史記》傳記的主要特點，也是作者匠心獨運的所在。
司馬遷是怎樣在堅持歷史真實的原則下寫人物的呢？我們且看他在《留侯世家》中的一句話：「〔留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這說明作者並不是有事必錄，而是有所選擇的。張良平日與高祖談論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寫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關係的事件，從而表現其性格特徵。寫其他人物當然也不例外，即只寫重要的，能夠表現人物特徵的東西。在《留侯世家》中還有這樣的話：「語在項羽事中」「語在淮陰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這樣的話。這就是前人指出過的「互見法」。司馬遷使用這種方法情況很複雜，有的註明，有的並沒有註明，它不只是消極地避免敘述的重複，而且是積極地運用資料，為突出人物的特徵服務。例如《項羽本紀》集中了許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叱吒、氣蓋一世的性格特徵。作者對他的行為在傳贊中雖有所貶責，但熱情的歌頌、深切的同情卻是主要的。這樣，就體現了項羽這個歷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紀中沒有過多地去批評項羽個人的缺點和軍事上、政治上的錯誤，而把它放在《淮陰侯列傳》，借韓信的口中道出，這樣既不至損害項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顯出韓信的非凡的才能和過人的見識。就這樣，司馬遷通過對歷史材料的選擇、剪裁和集中，不僅使許多人物傳記正確地反映了他們在歷史上的活動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們的思想和性格，表達了作者的愛憎。
《史記》中人物形象的豐富飽滿、生動鮮明，不僅得力於司馬遷對材料的取捨和安排，而且也得力於他運用了多種方法去表現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徵。作者在寫作人物傳記時，盡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敘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體細緻地描寫人物的活動，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趙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傳》中卻沒有過多地寫他在這一事件中政治的、軍事的種種活動，而把描寫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門監者侯嬴、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從博徒賣漿者游」的故事上，通過這些故事的具體描寫，突出了他的仁而下士、勇於改過、守信重義、急人之難的性格。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
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
作者通過不同的角度去寫信陵君，他寫侯生毫不謙讓直上公子上座，寫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寫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寫公子從騎者竊罵侯生，寫賓客們的驚訝。通過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應，愈來愈突出信陵君始終如一的謙虛下士的態度，使我們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司馬遷還善於通過瑣事來顯示人物性格的特徵，如《酷吏列傳》寫張湯兒時的一個故事：
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余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這雖然是兒時遊戲，卻異常生動地突出了張湯的殘酷的性格。再如《萬石張叔列傳》中的一段：
〔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作者通過這些細節，寫出了石家一門的拘謹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寫張良為圯上老人進履；《淮陰侯列傳》寫韓信忍辱胯下；《李斯列傳》寫李斯少時見廁鼠和倉鼠而發感嘆等，都是以瑣事刻畫人物性格的例子。這些是司馬遷表現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這種方法避免了平板的敘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動人的藝術力量。
為了表現人物，司馬遷還通過許多緊張鬥爭的場面，把人物推到矛盾衝突的尖端，讓人物在緊張的鬥爭中，表現他們各自的優點和弱點，表現他們的性格特徵。《項羽本紀》鴻門宴一節是很有代表性的。鴻門宴前，楚漢兩軍幾至火併，而楚強漢弱。劉邦、項羽此時相會鬥爭是相當激烈的。作者就通過這場面對面的鬥爭來表現人物性格。劉邦的懦怯而有機智，項羽的坦率而少謀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張良、樊噲、項伯等的性格，都由於在這場鬥爭中的不同態度而有很好的表現。再如《魏其武安侯列傳》中灌夫使酒罵座和東朝廷辯論兩個場面也寫得十分好。前者寫在宴會上人們對田蚡、竇嬰、灌夫的不同態度，不僅寫盡了貴族社會的炎涼世態，而且也很好地表現了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勢後的矜持傲慢，竇嬰失勢後結歡當權者的用心和強爭面子的窘態，特別是灌夫始則不悅，繼則怒而指桑罵槐，終於演成與田蚡的直接衝突，充分地表現了他「為人剛直」「不好面諛」的性格。後者寫大臣們在武帝面前辯論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斷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後宮，十足表現了飽經世故的官僚們的虛偽和圓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緊張場面的運用，使《史記》的人物傳記饒有波瀾，人物形象各具特徵，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因而成為歷史與文學互相結合的典範著作。
《史記》在語言運用上也有極大的創造。從文學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於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語來表現人物的神情態度和性格特點。劉邦和項羽都曾見過秦始皇，從他們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們性格的不同。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語氣極為坦率，可以想見他強悍爽直的性格。劉邦卻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說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現他貪婪多欲的性格。《陳涉世家》中寫陳涉稱王后，陳涉舊時夥伴見他所居宮殿說：「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夥頤」是陳涉故鄉的土語，是多的意思，這裡用以形容陳涉宮殿陳設的豐富；「沉沉」是形容宮殿廣大深邃，又帶有驚異的語氣，它生動地表現了農民的質樸性格。在《張丞相列傳》中，作者還寫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史記》還有一些對話則更深刻地表現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當時的精神狀態。《平原君列傳》中毛遂自薦一節，表現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份和性格，特別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對答和「請處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使人畏而仰之」（洪邁《容齋五筆》卷五）。《史記》在敘事和記言中還常常引用民謠、諺語和俗語。由於它們產生、流傳於民間，概括了廣大的社會生活，是一種精粹的富於戰鬥性和表現力的語言，因此，使《史記》的語言更加豐富生動，並且有力地表達了作者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如《淮南衡山列傳》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傳》引潁川兒歌，對統治階級進行了諷刺和斥責；《李將軍列傳》引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來說明好人不用自我宣傳，自然會獲得別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以上《貨殖列傳》）；「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鄭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傳》）等，都是對舊社會、舊風習的深刻揭露，有助於讀者對歷史、人物的理解。最後應該指出，《史記》的語言，在現在看來全部都是所謂文言而不是白話，但它是在當時口語的基礎上提煉加工的書面語，與當時語言是相當接近的。而且為了使那些古奧難懂的古籍能為一般人所理解，司馬遷在引用古書時，往往把已經僵化或含義不明的詞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語言。正因為如此，《史記》直到今天，我們讀起來基本上是明白曉暢的。
班固的漢書（節選）
/游國恩/
司馬遷開創了紀傳體的歷史學，同時也開創了傳記文學。由於《史記》的傑出成就以及它的歷史記載截止到漢武帝時代，後來就有不少文人學者如劉向、劉歆、揚雄、史岑等皆綴集時事來續補它，但大都文辭鄙俗，不能和《史記》相比。班固的父親班彪有鑒於此，乃採集前史遺事，傍貫異聞，著「後傳」數十篇。「後傳」仍是遞續《史記》的，不能獨立成書，但它成為班固著《漢書》的重要基礎。《漢書》獨立成書，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同樣對後代史學和文學發生了巨大的影響。舊時史漢、班馬並稱，是有它的一定理由的。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幼年聰慧好學，「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十六歲入洛陽太學，博覽群經九流百家之言，「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因此，頗為當時儒者所欽佩。二十三歲，父班彪死，還鄉里三年。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開始私撰《漢書》。五年後，有人上書明帝，控告他私改國史，被捕入獄。弟班超上書解釋，明帝閱讀了他著作的初稿，不但沒有懲罰，反而對他的才能十分讚許，召為蘭台令史。過了一年，升為郎，典校秘書，並繼續《漢書》的編著工作。經過二十餘年努力，至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基本完成，一部分「志」「表」是在他死後由妹班昭和馬續續成的。章帝時，班固升為玄武司馬，與諸儒講論五經同異於白虎觀，撰成《白虎通德論》。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班固為中護軍，隨軍出征。竇憲得罪後，牽連到班固，入獄死，時年六十一。
《漢書》在體制上全襲《史記》，只改「書」為「志」，取消「世家」，併入「列傳」。有十二本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共一百篇。它敘述自漢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斷代歷史。
班固出身於仕宦家庭，受正統儒家思想影響極深，因此，他缺乏司馬遷那樣深刻的見識和批判精神，他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來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特別由於他奉旨修書，所以《漢書》雖多半取材於《史記》，卻沒有《史記》那樣強烈的人民性和戰鬥精神。但班固作為一個歷史家，還是重視客觀歷史事實的，因此，在一些傳記中也暴露了統治階級的罪行，如《外戚列傳》寫了宮闈中種種穢行，特別是成帝和昭儀親手殺死許美人的兒子一段，充分暴露了統治階級殘忍險毒的本質。在《霍光傳》中揭發了外戚專橫暴虐及其爪牙魚肉人民的罪行，在一些字裡行間表示了對他們的譴責。在《東方朔傳》中抨擊了武帝微行田獵和擴建上林苑擾害人民、破壞農業生產的行為。在《漢書》的一些傳記中也接觸到了人民的疾苦，像《龔遂傳》中他寫了人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因而鋌而走險，流露了作者對人民的同情。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他對那些能體恤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吏，如龔遂、召信臣等都特為表揚，對酷吏則肯定其「摧折豪強，扶助貧弱」的進步一面，斥責其殘酷凶暴的一面。此外，班固對司馬遷的不幸遭遇、東方朔的懷才不遇，也都寄予同情，表現了他的愛憎。所有這些都是《漢書》值得肯定的地方。
作為史傳文學，《漢書》有不少傳記也寫得十分成功。《朱買臣傳》寫朱買臣在失意和得意時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們對他的不同待遇，從那些具體的描寫中，充分揭發了封建社會中世態炎涼的現象。《陳萬年傳》通過陳咸頭觸屏風的細節，寫出了陳萬年謅媚權貴、卑鄙無恥的醜態；《張禹傳》也只通過了張禹自己的行為、生活和談話，寫出了張禹虛偽狡詐、貪財圖位的醜惡形象。最著名的是《蘇武傳》。它表揚了蘇武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和高尚的品德，通過許多具體生動情節的描寫，突出了蘇武視死如歸、不為利誘、艱苦卓絕的英雄形象，特別是李陵勸降時，表現了蘇武始終如一凜然不可犯的嚴正態度，更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儘管李陵動之以情義，誘之以利害，娓娓動聽，但蘇武卻絲毫沒有動搖。他的言語不多，卻字字有力，表示了為國家寧願肝腦塗地的堅決信念。因此，當蘇武說出「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的話時，李陵竟不禁自慚形穢而喟然嘆息地說：「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兩兩對照，形象是異常鮮明的。最後寫李陵送蘇武返漢也很精彩：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弩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這又是極其鮮明的對照。雖然這裡只寫了李陵向蘇武表白自己內心悲痛的一段談話，但其中所流露的重個人恩怨得失而輕國家民族的思想，卻更加反襯出蘇武留居匈奴十九年堅持民族氣節的高尚品格。
《漢書》的許多「紀」「傳」大都採用《史記》原文，但作者在取捨之間也費了一番整理剪裁的功夫，不能完全看作抄襲。《漢書》敘事一般說來不如《史記》的生動，但簡練整飭，詳贍嚴密，有自己的特點。《漢書》中附錄了大量的辭賦和散文，這是它為後來文章家愛好的一個原因，但因此也影響了它敘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徵的鮮明、突出。
班固又是東漢前期最著名的辭賦家，著有《兩都賦》《答賓戲》《幽通賦》等。東漢建都洛陽，關中父老猶望復都長安，而班固持異議，因作《兩都賦》。賦中假設西都賓向東都主人誇耀西漢都城（長安）的繁盛，宮苑的富麗，東都主人則責備他「馳騁乎末流」，轉而向他稱說今朝的盛事。他先頌揚光武帝的建國，繼述明帝修洛邑（東都），「備制度」，再稱田獵、祭祀、朝會、飲宴的盛況，以顯示今朝的聲威，最後歸於節儉，「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兩都賦》體制宏大，亦有不少警句，但他竭力模仿司馬相如，仍舊是西漢大賦的繼續，沒有自己的獨特風格。《答賓戲》仿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表現作者「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的志趣。《幽通賦》仿《楚辭》，也是述志之作。
班固在《兩都賦序》、《漢書》一些傳贊和《藝文志·詩賦略》中表達了自己對辭賦的看法。他認為辭賦源於古詩，要求辭賦應有《詩》的諷諫作用。但由於東漢初期社會還比較穩定，他陶醉於「海內清平，朝廷無事」的歌頌，因此，就不可能看到漢賦的根本弱點。他不同意揚雄對辭賦的看法，他說：「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漢書·司馬相如傳贊》）這就未免誇張司馬相如賦的諷諫作用。班固還從「潤色鴻業」出發，把言語侍從之臣日月獻納和公卿大臣時時間[2]作的辭賦都說成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這些看法代表了封建統治階級對文學的要求和正統儒家一般的文學觀點，對東漢辭賦的泛濫文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影響後世文學亦不小。不過，我們也正從這裡看到漢代辭賦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本質。
兩漢民間樂府
/蕭滌非/
《漢書·藝文志》云：「自漢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足以觀風俗，知薄厚雲。」此漢民間樂府所由來也。
自今論之，民間樂府之於兩漢，一如《詩》《騷》之於周、楚。其文學價值之高以及對於後世影響之大，皆足以追配《詩經》《楚辭》鼎足而三。後人每標舉漢賦以與唐詩、宋詞、元曲，相提並論，非知言也。夫一代有一代之音樂，斯一代有一代之音樂文學，唐詩宋詞元曲，皆所謂一代之音樂文學也。今舉「不歌而誦」之賦與之校衡，亦為不類。善夫《通志·樂府總序》之言曰：「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真卓見也。《詩藪》亦云：「漢樂府採摭閭閻，非由潤色，然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後世言詩，斷自兩漢，宜也。」此豈所謂「似不從人間來」之辭賦所能比擬哉？
《樂府詩集》列《相和歌辭》一類，其中「古辭」，即為漢世民間之作。所謂「相和」者，《宋書·樂志》云：「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又云：「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古今樂錄》云：「凡《相和》有笙、笛、節、鼓、琴、琵琶七種。」按《漢書·禮樂志》：「初，高帝過沛，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此「相和」二字之始見者。志又云：「武帝定郊祀禮，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又《宋書·樂志》：「《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據此，則漢世相和歌法亦有兩種：一為一人獨唱，即所謂「執節者歌」，一則多人合唱也。
《相和歌辭》外，《雜曲》中亦間有民間之作，綜計約三十餘篇，當為漢樂府之精英，以其價值不僅在文學，且足補史傳之闕文，而使吾人灼見當日社會各方之狀況也。然在當時，則此種作品，地位似甚低，搢紳之士，悉狃於雅、鄭之謬見，以義歸廊廟者為雅，以事出閭閻者為鄭，故班固著《漢書》，於《安世》《郊祀》二歌，一字靡遺，而於此種民歌，則唯錄其總目，本文竟一字不載。歷五百年之久，至梁沈約作《宋書·樂志》，始稍稍收入於正史。更歷五百年，宋郭茂倩纂《樂府詩集》，始更有所增補。然其散佚，蓋亦多矣。嗚呼！孔子定詩，首列《二南》，《論語》所引，《國風》為多，而兩漢經生文人，乃棄此如遺，視若無睹，三百年間，曾無專集，良可痛惜也。
漢樂「古詞」，其正確之時代，本甚難斷言，今姑就一己所見，依作品之風格，及有本事足征者，略別東西，作一較有系統之敘述。大抵西漢之作，朴茂直梗，東漢則趨於平妥。准斯以觀，儻亦庶幾乎。
西漢民間樂府
揆之事理；證以班書所錄吳、楚、汝南歌詩，邯鄲、河間歌詩，燕、代、雁門、雲中、隴西歌詩，周謠歌詩，秦歌詩，以及淮南、南郡、雒陽、齊、鄭等諸歌詩之篇目，西漢民歌，其數量當遠過於東漢。唯今則適得其反。在三十餘首古詞中，吾人能確認其為西漢之作者，不過寥寥數首而已。
（1）《江南》：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江南古詞，蓋美芳辰麗景，嬉遊得時。」按此篇始載《宋書·樂志》，《通志·相和歌》亦首列《江南曲》，以為正聲。當為傳世五言樂府之最古者，殆武帝時所采吳楚歌詩。西北二字，古韻通，《楚辭·大招》：「無東無西，無南無北。」是其證。
（2）《薤露》：（相和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3）《蒿里》：
嵩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輓歌》。」是二歌蓋作於漢初。然以其中多用七言句一事按之，必經李延年潤色增損，以武帝之世，樂府始大倡七言也。要為西漢文字無疑。
薤露一名，始見《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蒿里」者，《漢書·武五子傳》：「蒿里召兮郭門閱。」師古註：「蒿里，死人里。」又《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高里。」注引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呼為下里者也。字則為蓬蒿之蒿。或者既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謬，陸士衡尚不免，（按指陸《泰山吟》：「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況其餘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然則高里自高里，乃泰山下一山名；蒿里自蒿里，為死人里之通稱，或曰下里，不容相混也。
此二曲者，至東漢已不僅為喪歌。有用之宴飲者，如《後漢書·周舉傳》：「商（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宴於洛水，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續以《薤露》之歌，座中聞者皆為掩涕。太僕張種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嘆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有用之婚嫁者，如《風俗通》云：「時京師殯、婚、嘉會，皆作櫆，酒酣之後，續以《輓歌》。櫆，喪家之樂；《輓歌》，執紼相偶和之者。」按曹植有《元會》詩，而雲「悲歌厲響，咀嚼清商」。所謂悲歌，當即輓歌，則知流風所及，至魏猶未泯。於此，亦可見二曲感人之深矣。
（4）《雞鳴》：（相和曲）
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盪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黃金為君門，璧玉為軒堂。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甓，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熲熲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
按漢作多「緣事而發」，此詩必有所刺！雲天下方太平者，微詞也。正言若反。夫刑法非有所假貸，況正當此亂名之時乎？故戒盪子以不可輕犯法網。亂名者，謂善惡無別，尊卑無序，即下文所敘僭越諸事。《爾雅·釋詁》：「協，服也。」柔協，猶柔服。《左傳》：「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此蓋謂優柔姑息，為亂名之漸。《漢書·外戚列傳》：趙昭儀「居昭陽舍，……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壁帶往往為黃金，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注云：「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塗，以黃金塗銅上也。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若車之形也。其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是金門玉堂唯皇家為能有之，非臣下所得僭用。劉王者，漢同姓諸侯王也。郭門王，則郭門外之異姓諸侯王也。陳沆云：「漢制，非劉氏不得王。故惟宗室王家，得殿砌青甓，而僭效之者則郭門之王氏也。郭門，其所居之地。鴛鴦七十二，伎妾之盛也。」按《漢書·武五子·昌邑哀王賀傳》：「賀到霸上，旦至廣明東都門，（龔）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是長安當西漢時，城門外別有郭門也。陳氏以為所居之地，蓋得之。凡此，皆詩所謂「亂名」之事。
朱乾《樂府正義》云：「本言其僭侈，言外有尊本宗，抑外戚意，此詩人微旨。」說甚有見。按西漢外戚，勢最猖獗，故《漢書·王商傳贊》云：「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而就中尤以三王之一，五侯家為最僭侈。《漢書·元後傳》：「河平（成帝）二年（公元前26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受封，故世謂之五侯。」此事在當日，度必轟動天下，為世艷羨也。《傳》又云：「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台，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此五侯之僭侈，固嘗觸天子之怒者。《傳》又云：「五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台，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台西白虎。』（註：皆仿效天子之制也）其奢侈如此！」此五侯之僭侈見於民歌者。又劉向《極諫外家封事》云：「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王鳳）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此五侯之僭侈，見於宗室大臣之奏疏者。與詩所詠甚切合，疑即為五侯作也。
又王鳳於五侯，本屬同產，鳳卒後，以次當及平阿侯譚為大司馬，乃鳳以其不附己，因以死保從弟音以自代，致譚、音二人搆隙。其後，曲陽侯根復陰陷紅陽侯立，致立被遣就國，皆兄弟相忘之事也。要之此詩必有所刺，其所表現之時代，亦為一驕奢僭侈之時代，而求之兩漢，厥為五侯之事，適足以當之，則此篇固亦西漢末作品也。
（5）《烏生八九子》：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唶！我秦氏家有遨遊盪子，工用睢陽彊，蘇合彈。左手持彊彈兩丸，出入烏東西。唶！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岩石間。唶！我人民安知烏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唶！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復得烹煮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釣竿尚得鯉魚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句格蒼勁，迥異尋常。黃鵠二句，與《鐃歌》「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情事相同。又篇中言及上林苑，上林苑當景、武之世，多養白鹿狡兔，為遊獵之地，並足為作於西京（長安）之證。
此篇為寓言，極言禍福無形，主意只在末二句。《文選》李善註：「古《烏生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是作「唶我」一讀。朱嘉徵云：「唶音借，嘆聲，一音謫。嚄、唶，多辭句也。」陳祚明曰：「唶字，讀嗟嘆之音。」李子德曰：「唶，托烏語以發之。白鹿、鯉魚不用唶字，極有理。」是諸家又皆作唶字一讀也。按《史記·滑稽列傳》：「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又《外戚世家》：「武帝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又《漢書·東方朔傳》，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又《後漢·光武紀》[3]：「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注云：「唶，嘆也。音子夜反。」則知漢人原有此種語法。作唶字讀，似於義為長。我秦氏，我黃鵠，蓋烏與黃鵠自我也。此類漢樂府中多有之。如《豫章行》：「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則白楊自我也。《蜨蝶行》：「奈何卒逢三月養子燕，接我苜蓿間。」則蜨蝶自我也。《戰城南》：「為我謂烏，且為客豪。」則死者自我也。《白鵠行》：「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吾，亦白鵠自吾也。所謂「我人民」「我黃鵠」者，亦猶《漢書》：「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匈奴傳》）又「我丈夫，一取單于耳」（《李陵傳》）之類。
《毛傳》：「善其事曰工。」彊，彊弩也。睢陽，古宋國地，漢為梁所都，梁孝王嘗廣睢陽城七十里，其人夙善為弓，故云。蘇合，西域香也。
（6）《董逃行》：（清調曲）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大難。遙望五嶽端，黃金為闕班璘。但見芝草葉落紛紛。（一解）
百鳥集來如煙。山獸紛綸麟辟邪。其端鵾雞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攀。（二解）
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聖道求得一命延！」（三解）
教敕凡吏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玉兔長跪藥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藥可得神仙。」（四解）
服爾神藥莫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五解）
按別有《董逃歌》，為董卓時童謠，見《後漢書·五行志》，與此無涉。吳旦生《歷代詩話》引《樂府原題》，謂《董逃行》作於漢武之時，蓋武帝有求仙之興。董逃者，古仙人也。朱嘉征[4]亦謂此方士迂怪語，使王人庶幾遇之，或武帝時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為公孫卿輩所作。按《史記·封禪書》：武帝時，李少君、欒大等以方術見，少君拜文成將軍，欒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篇中神藥若木，玉兔蝦蟆，即所謂禁方、不死之藥也。
五嶽者，聞一多先生云：「《列子·湯問》篇曰：『渤海之東，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上台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乃命禺彊使臣[5]鰲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崎。而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鰲，合負而趨歸其國，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疑五嶽初謂海上五山。此詩黃金為闕之語，與《列子》台觀皆金玉，《史記》黃金銀為闕（《封禪書》）正合。《王子喬》古辭曰，東遊四海五嶽山，謂大海中之五山也。」（節錄）
《急就篇》：「射魃辟邪。」《韻會》：「辟邪，獸名。」按《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有桃拔。」孟康註：「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是此獸蓋出於西域。漢人往往篆刻其形於鍾旋、印鈕，或帶鉤。雖皇后首飾亦用之（見《後漢書·輿服志》）。隋時繪於軍旗。至唐則多繡於簾額，秦韜玉詩所謂「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鉤繡辟邪」者是也。五代以後，始無聞。前人多以「麟辟邪其端」為句，誤。其端，即指上五嶽端也。何求所言，倒語，猶云何所求言也。崑崙山有碧玉之堂，見《十洲記》。流還，猶游旋，言行至玉堂，而求仙之意彌堅也。
李子德曰：「幻想直寫，朴淡參差，而音節殊遒，樂府之本也。」范大士曰：「短長錯綜間，真鳴金石而葉宮商。」然則即以作風論，亦允為西漢作品也。
（7）《平陵東》：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上。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
崔豹《古今注》曰：「《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也。」《樂府古題要解》云：「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仲，為東郡太守，以莽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悲之也。」
按其事詳《漢書·翟方進傳》，茲節錄如下：「義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謂陳豐曰：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於是舉兵，立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大懼，乃拜孫建為奮武將軍，凡七人，以擊義。攻圍義於圉城（在河南），破之。義與劉信，棄軍庸亡，至固始（在河南）界中，捕得義。屍磔陳都市。莽盡壞義第宅污池之，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並葬之。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此其本末也。《王莽傳》亦謂：「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然則義不死，莽不得篡漢也。
此篇之作，其當翟義兵敗被捕之時乎？《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有平陵縣。」注云：「昭帝置，莽曰廣利。」在今西安市咸陽縣[6]西北。曰平陵東，松柏桐者，暗指莽居攝地也。《後漢書·郡國志》，長安下，注引《皇覽》云：「衛思後葬城東南桐松園，今千人聚是。」是知漢時長安固多植松柏梧桐也。不知何人者，不敢斥言，故云不知也。交錢百萬兩走馬，言如其可贖，則不惜以百萬巨資贖之，蓋漢法可以貨賄贖罪也。然義於新莽，實為大逆，罪在不赦，故曰亦誠難。顧見追吏，想像之詞，言營救者法當連坐，自身且將為吏追抓，正所謂誠難也。錢既不能贖，則唯有救之以力耳，故云歸告我家賣黃犢，言欲賣牛買刀，以死救之也。觀末語，知此歌必出於民間。
作者作此詩時，殆尚不知義之已死，故猶存萬一之望。吳兢以為門人悲義之見害，後人不察，牽強為說，皆非詩意。按《後漢書·王昌傳》：「王昌一名郎。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二月，林（景帝七代孫）等遂立郎為天子。移檄州郡曰：『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朕仰觀天文，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郎詐稱為成帝子子輿）。劉聖公（劉玄）未知朕，故且持帝號，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節引）考翟義被害，在居攝二年（公元7年）冬，下迄更始，凡十六年。據此，則當日翟義之死，民間或不遍知，故歷十餘年後，猶多有不死之傳說，因而王昌輩得以詐稱之。然義之忠義，其感人之深，結人之固，亦正可見。此詩所以有「義公」之目，與心惻血出，歸家賣犢諸語也。舊以為出義門人，正不必爾。嗚呼，樂府「緣事而發」之言，豈欺我哉！
西漢民間樂府，約如上述七篇。其《東光》一曲，詠漢武平南越事，然張永《元嘉伎錄》云：「《東光》，舊但有弦無音，宋識造其聲歌。」則此曲終當存疑也。
東漢民間樂府——論東漢樂府之采詩
西漢之有民間樂府，因其事見班書，故可無疑。東漢則樂府之設立，史無明文，藉令有之，其是否仍採用民謠，一如武帝故事，尤屬茫昧，此誠一先決問題也。就下舉諸事實觀之，則東漢初年，蓋已有樂府，且仍必采詩也。
按《後漢書·祭遵傳》：「建武八年（公元32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隗）囂破，帝（光武）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又《光武紀》：「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三月，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又《南匈奴傳》：「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單于奉奏詣闕，更乞和親，並請音樂。」又《祭祀志》：「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青陽四曲，在前《郊祀歌》內。）又崔豹《古今注》：「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其二章亡。」凡此，皆光武時事也。使無樂府之設立，恐不能至此。蔡邕《禮樂志》謂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二曰《周頌雅樂》，三曰《黃門鼓吹》，四曰《短簫鐃歌》。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八月，改《大樂》曰《大予樂》。則知至明帝時，樂府且益形完備。又《安帝紀》：「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九月，詔太僕少府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是迄東漢中葉，且以樂府人員過剩為患矣。
至於當時樂府，仍必采詩，則亦有足取證者。兩漢政治，有共同之特點者一：即民意之重視是也。易言之，即歌謠之重視是也。如《漢書·韓延壽傳》：
（延壽）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節引）
師古註：「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又《王尊傳》：
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
又《谷永傳》：
永對曰：「臣願陛下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勞。」
所謂「使行風俗」「循行風俗」，蓋即古者「聽於民謠」之意，亦即延壽所云「人人問以謠俗」是也。而《王莽傳》亦云：
元始四年（公元4年）四月，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其秋（五年秋），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徳，凡三萬言。（節引）
事亦見《後漢書·譙玄傳》。此雖出於風俗使者之欺下罔上，假造民意，但亦足覘當時政治重視民意之風氣焉。惜此三萬言之假造歌謠，今皆不存，否則對於吾人研究詩體之流變者，必有不少裨益，以其內容雖為假造，而形式則必為當代民歌之形式也。
此種重視民謠之風氣，至東漢猶未稍歇，並實行以民謠為黜陟之標準。故范曄《後漢書·循吏列傳》敘云：「初，光武起於民間，頗達情偽。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節引）茲更舉其事之見於本紀及列傳者，節錄如下。《順帝紀》：
漢安元年（公元142年）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4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
《周舉傳》：
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忠清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雷義傳》：
順帝時，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
以上皆順帝時事。《劉陶傳》：
光和（靈帝）五年（公元182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注云：謠言，謂聽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時太尉許戫，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污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鳳凰[7]。其言忠切，帝以讓戫、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
《蔡邕傳》：
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制書引咎，誥群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等，各有奉公疾奸之心，熹等所糾，其效尤多。余皆枉橈，不能稱職，公府台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采長史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節錄）
則知在光和五年前，當熹平之五年，已嘗有謠言奏事之議，但未實行，故邕以為言。此皆靈帝時事也。而觀《季郃傳》：「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則東漢采詩之舉，並遠在順帝以前，當和帝之世矣。今樂府有《雁門太守行》，其篇首云：「孝和帝在時，雒陽令王君」云云，亦足資推證。
夫既遣使者以行風俗，因謠言而為黜陟，則自必存錄，以為黜陟之張本，而樂工因采以入樂，此事理之當然者，前舉《雁門太守行》，即其明例也。由是可知，東漢一代，亦自有其民間樂府。所異者，采詩之目的，純為政治，不為音樂，與武帝時微有別耳。此誠兩漢政治上一大特色，亦即兩漢樂府高出後世之根本原因也。（按王符《潛夫論·明闇》篇：「夫田常囚簡公，踔齒懸湣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跡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為賢於簡、湣，聰於二臣也。」認為秦二世之滅亡，過在「不受民謠」，「自絕於民」，此亦當時重視民謠之反映。）
漢樂府之時代，本多不可考，茲所謂東漢民間樂府者，實亦難必其皆東漢作也。茲為取便觀覽，且以明一代社會之概況，特就其性質，析為幻想、說理、抒情、敘事四類，敘之於後。
（一）幻想之類
所謂幻想，蓋指諸言遊仙之作。按《後漢書·方術傳》敘：「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光武尤信讖言，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也。」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此漢樂府所以多神仙迂怪之文也。
（1）《長歌行》：（相和平調曲）
仙人騎白鹿，發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強。發白復更黑，延年壽命長。」
王逸《楚辭》註：「攬，采也。」《方言》：「，幢，翳也。楚曰。關東關西曰幢。」起二語殊有奇趣，所謂「彌幻彌真」。
（2）《王子喬》：（相和吟嘆曲）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游遨。上建逋陰廣里踐近高。結仙宮，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嶽，上過蓬萊紫雲台。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明應太平。養民若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玉女羅坐吹笛簫嗟行。聖人游八極[8]，鳴吐銜福翔殿側。聖主享萬年，悲吟皇帝延壽命。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時人為立祠緱氏山下及嵩高之首（見劉向《列仙傳》）。吳旦生謂：王喬有三人：一為王子晉，二為葉令王喬，三為柏人令王喬，皆神仙也（《歷代詩話》卷二十四）。《樂府正義》：「建，立也。逋陰未詳其地，廣里見王隱《晉書》。」按當指立祠之處。高，謂嵩高。《白虎通》：「中央之岳，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西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又《搜神後記》：「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亦嵩高連文。踐近高者，謂近於嵩高可履踐也。究，盡也。劉熙《釋名》云：「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蓋謂玉女吹簫笛以佐行耳。聖人，指王子喬。鳴吐句，頌詞。如宣帝時鳳凰神雀降集京師之類。此篇，《樂府正義》以為武帝時作，王子喬蓋比戾太子，恐不足信。
（3）《步出夏門行》：（相和瑟調曲）
邪逕[9]過空廬，好人嘗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為我御，將吾天上游。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
按《後漢書·百官志》載：洛陽城十二門，有夏門。此篇題曰《步出夏門行》，當系東漢作也。王父母，謂東王公、西王母。白榆，桂樹，青龍，雙關星名。陳祚明曰：「好人必有所指。廖廖空廬，獨居其中，此高士也，何以為娛。富貴不足繫念，故期以神仙也。『卒得』字妙，與《善哉行》『要道不煩』同旨。極言其易。與天相扶，語奇！東父西母，乃在太山，荒唐可笑。天何可里計？乃言四五里，見得極近，最荒唐語，寫若最真確，故佳。」按此類，漢樂府中多有之，尤以言神仙諸作為然。往往參互舛錯，不可究詰，與諸傳記不符，正不必一一求其適合。妄言之，妄聽之，斯為得之。陳氏所謂荒唐，實亦即所謂詼諧。此種詼諧性，乃漢樂府一大特色，不獨此一篇然也。
（4）《善哉行》：（相和瑟調曲）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一解）
經歷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樂一丸。（二解）
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慚無靈輒，以報趙宣！（三解）
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飢不及餐。（四解）
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五解）
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六解）
遊仙思想發生之原因有二：一為希圖不死，如秦皇、漢武是也；一為逃避現實，如屈原《遠遊》所謂「悲時俗之迫阨，願輕舉而遠遊」是也。此篇情緒雜遝[10]，忽而求仙，忽而報恩，忽而恤貧交，自悲自解，無倫無序，然其中自有一段憤懣，蓋《遠遊》之類。
《左傳》宣公二年傳：「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初，宣子（盾卒諡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淮南子》：淮南王（劉）安養士數千人，中有高才八人為八公。大難，猶大樂、大佳之類，蓋漢人語。內，同納。闌干，橫斜貌。
（二）說理之類
此類多言處世避難，安身立命之道。大抵不出儒道兩家思想。其為道家思想者，多屬寓言體，頗具神仙度世之點化作用。其為儒家思想者，則率含教訓意味。然要皆有深切濃厚之感情為之背景，故亦不同於子書箴銘焉。
（1）《君子行》：（相和平調曲）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並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其賢。
純為儒家思想。《周易》：「勞謙君子有終吉。」又曰：「謙，德之柄也。」《老子》：「和其光，同其塵。」和光謂令名高位與人同之。而能如此者甚難也。二句言避嫌之道。末舉周公以實之。陳祚明曰：「瓜田李下句，當其創造時，豈不新警！」邱光庭云：「諸經無納履之語，按《曲禮》：俯而納屨。正義曰：俯，低頭也。納，猶著也。低頭著屨，則似取瓜，故為人所疑也。履無帶，著時不必低頭，故知履當屨，傳寫誤也。」《漢書·蕭望之傳》：「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師古註：「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以致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
（2）《長歌行》：（平調曲）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日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按此篇亦見文選。感物興懷，臨流嘆逝，理語亦情語也。焜黃，色衰貌。
（3）《猛虎行》：（平調曲）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朱徵嘉[11]曰：「猛虎行，謹於立身也。」杜詩云：「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又云：「禮樂攻吾短。」蓋士君子潔身自愛，見得思義，勢必至此。末二語，托為野雀反唇相譏之詞。猶言我野雀豈無巢哉？若爾天涯遊子，則真無家矣，尚驕誰乎？驕字根上「不從」字來。要知世間，乃多此種俗物。
（4）《艷歌行》：（瑟調曲）
南山石嵬嵬，松柏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柏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摧，持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嘆，問是何山材？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船。被之用丹漆，薰用蘇合香。本自南山松，今為宮殿梁！
（5）《豫章行》：（清調曲）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青雲，下根通黃泉。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何皎皎，梯落□□□。根株已斷絕，顛倒岩石間。大匠持斧繩，鋸墨齊兩端。一驅四五里，枝葉自相捐。□□□□□，會為丹船燔。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吾生百年□，自□□□俱。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
以上兩篇皆表現道家思想者。即《莊子》「山木自寇」意，但更不道破，令讀者自悟。夫以南山之松，得為宮殿之梁，此乃儒家之所榮，亦正道家之所悲。蓋道家崇尚清靜，貴全天年，故以不才為大才，以無用為大用也。李子德曰：「如對三代鼎彝，見其殘缺寇，令人撫之有餘思也。」信然。
（6）《枯魚過河泣》：（雜曲歌辭）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相教慎出入！
此亦離言警世之作。張嘉蔭[12]《古詩賞析》云：「此罹禍者規友之詩。出入不謹，後悔何及？卻現枯魚身而為說法。」李子德曰：「枯魚何泣？然非枯魚，則何知泣也？！」
按《後漢書·陳留老父傳》：「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諸寓言之作，其當桓、靈之日，黨錮之世乎？要其為亂世之音，固無可疑者。
（三）抒情之類
《文心雕龍》云：「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凡在詩歌，本皆摯情之結晶，而此獨以情標類者，亦權其輕重，為便利計耳，無所過執可也。
（1）《怨詩行》：（楚調曲）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游四方，各系太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盪中情，游心恣所欲！
舊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爾雅》：「泰山為東嶽。」《博物志》：「泰山主召人魂。」
（2）《西門行》：（瑟調曲）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解）
夫為樂，為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二解）
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三解）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四解）
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五解）
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為後世嗤！（六解）
此篇為晉樂所奏，漢「本辭」稍異。晉人每增加本詞，寫令極暢，或漢、晉樂律不同，故不能不有所增改。步念之者，謂步步念之也，蓋重言而用一字。如《雞鳴曲》：「池中雙鴛鴦。」謂雙雙也；《董逃行》：「其端鵾雞聲鳴。」亦謂聲聲也，皆其例。《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註：「茲，年也。」上二作，皆死生之感。
（3）《悲歌》：（雜曲歌辭）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郁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按《文選》李善注引《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郁何累。」文句稍異。鬱郁累累，謂墳墓也。漢詩用比，皆極新穎得當，如言人命短促，則雲「奄若風吹燭」「奄忽若飈塵」「命如鑿石見火」；言時光之一去不回，則雲「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言君子之不處嫌疑，則雲「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譏兄弟之不相愛，則雲「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此篇車輪之喻亦然。
（4）《古歌》：
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胡地多飈風，樹木何修修。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按此歌郭茂倩《樂府詩集》，左克明《古樂府》並不載。然其本身即為一含有音樂性之文字，觀末二句與《悲歌》悉同，亦足證其出於樂府也。沈德潛曰：「蒼莽而來，飄風急雨，不可遏抑。」良然！以上二篇皆寫遊子天涯之感者，古時交通不便，行路艱難，真有如所謂「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者。初不如吾人今日之瞬息千里，迅速安全，故古人於離別一事，乃甚多血淚之作。此則時代環境有以左右吾人之情感者也。
在漢樂府抒情一類中，最可注意者，厥為描寫夫婦情愛一類作品。南朝清商曲，多男女相悅及女性美之刻畫，漢時則絕少此種。蓋兩漢實為儒家思想之一尊時期，其男女之間，多能以禮義為情感之節文。讀上《君子行》亦可見。故其所表現之女性，大率溫厚貞莊，與南朝妖冶嬌羞，北朝之決絕剛勁者，歧然不同。如雲「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糜。」如雲「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如雲「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之類，皆忠厚之至也。故即就此點以觀，《孔雀東南飛》亦絕不能作於六朝。無他，風格太不類耳！
（5）《公無渡河》：（瑟調曲）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
按此曲《樂府詩集》附於《相和六引·箜篌引》下，《古樂府》及《漢魏詩乘》，又直以為《箜篌引》。按《古今樂錄》云：「今三調中自有《公無渡河》，其聲哀切，故入瑟調。」然則非《箜篌引》明矣。崔豹《古今注》云：「《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發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云雲。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名曰《箜篌引》。則《箜篌引》乃感此曲而作，此曲實《箜篌引》所託始，非《箜篌引》甚明。《古今樂錄》謂「其聲哀切」，今其聲雖不可得而聞，而讀其詞猶覺有餘悲焉。此篇與後《孔雀東南飛》同為寫夫婦殉情之作，雖修短懸殊，其於感人一也。魏晉以下，無聞焉爾。
（6）《東門行》：（瑟調曲）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小兒！」「今非咄行，吾去為遲。白髮時下難久居！」
《東門行》有兩篇，一為晉樂所奏，即所謂「古詞」（文字頗有增改），一為漢樂府原作，即所謂「本詞」（本詞之名，首見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因之），此處所錄，乃未經晉樂修改之「本詞」。不曰攜劍、帶劍，而曰「拔劍」，其人其事，皆可想見。饑寒切身，舉家待斃，忍無可忍，故鋌而走險耳。「他家」數語，妻勸阻其夫之詞。用，為也。古人迷信，謂天能禍福人，而殺人者必且報及後嗣，故又以父子之情動其夫。黃口，雛鳥，此指小兒。《淮南子》：「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他家、我家、是家，皆漢人語也。明陸深《春風堂隨筆》：「王忠肅公翱字九皋，鹽山人，為太宰時，每呼二侍郎崔家、嚴家，今相傳以公為樸直。此字亦有所本，蓋尊敬之詞。漢稱天子曰官家，石曼卿呼韓魏公為韓家。若今人則為輕鮮之詞矣。」按漢時稱天子但曰「是家」，尚無稱「官家」者。《漢書·外戚傳》：「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謂成帝也。然當時稱「家」，確含尊意。「今非」以下，夫答妻之詞。言今非咄嗟之間行，則吾去為已遲。應上「牽衣啼」。《爾雅》：「下，落也。」
（7）《艷歌何嘗行》：（瑟調曲）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一解）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二解）
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三解）
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躇躕顧群侶，淚下不自知。（四解）
「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此篇亦載《宋書·樂志·大曲》。沈約云：「念與下為趨，曲前有艷。（郭茂倩曰：「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按「念與」數語，為妻答夫之詞。劉履《選詩補註》謂此曲為新婚遠別之作。朱乾亦云：「此為夫婦相離別之詞。妻字指白鵠，硬下得妙。」想當然也。漢魏樂府，結尾多作祝頌語，往往與上文略不相屬，此蓋為當時聽樂者設，與古詩不同，不可連上文串講也。
（8）《艷歌行》：（瑟調曲）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為吾。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眄。——「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累累，遠行不如歸！
此蓋夫疑其妻之作。末四語對話，口角甚肖。李子德曰：「石見何累累，承之曰遠行不如歸，接法高絕。非遠行何以有補衣之事？故觸事思歸耳。」按：末二語，當是夫婿反唇相譏之詞，有逐客之意。斜柯句神態如繪，黃晦聞先生曰：「案梁簡文《遙望》詩『斜柯插玉簪』，畢曜《情人玉清歌》『善踏斜柯能獨立』，段成式《聯句》『斜柯欲近人』，則斜柯原是古語，當為欹斜之意。」按孟啟《本事詩》載崔護郊遊尋春事，有女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之文，此斜柯似兼有斜視之意。覽通作攬，說文：「攬，撮持也。」廣韻：「，補縫。」
（9）《白頭吟》：（楚調曲）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裊裊，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此篇舊多誤以為卓文君作。陳沆云：「《玉台新詠》載此篇，題作《皚如山上雪》，不雲《白頭吟》，亦不云何人作也。《宋書·大曲》有《白頭吟》，作古辭。《御覽》《樂府詩集》同之，亦無文君作《白頭吟》之說。自《西京雜記》始附會文君，然亦不著其辭，未嘗以此詩當之。及宋黃鶴注杜詩，混合為一，後人相沿，遂為妒婦之什，全乖風人之旨。且兩意決絕，溝水東西，文君之於長卿，何至是乎？蓋棄友逐婦之詩，非小星逮下之刺。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忠厚之至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慷慨之思也。勿以嫉妒誣風人焉。」
《禮記》：「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以此推之，則古時女子出嫁，亦必悲啼，所謂「嫁娶不須啼」者，實即嫁時不須啼耳。張蔭嘉曰：「淒淒二句從他人嫁娶時憑空指點，以為婦人有同一之願。不從己身說，而己身已在里許。」裊裊，弱貌。簁簁，魚尾長貌。二句謂釣者以竹竿得魚，猶之男子以意氣而得婦，結合之間，初不在金錢也。「溝水東西流」，象徵夫妻之離散。古人云：「天生江水向東流。」而溝水則不必然，故隋庾抱詩云：「人世多飄忽，溝水易西東。」
（10）《陌上桑》：（相和曲）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憙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一解）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否？」羅敏前置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二解）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以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系馬尾，黃金絡馬頭。腰間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晳，鬑鬑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
漢時太守、刺史有「行縣」之制，名曰「勸課農桑」，實多擾民，此詩即其證也。詩中寫羅敷之美，分兩層，首從正面描摹，亦止言其服飾之盛。次從旁面烘托，此法最為新奇！然亦正以行者、少年、耕者、鋤者逗起下文使君。見得「雅俗共賞」，有如孟子所謂「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意。唐權德輿《敷水驛》詩：「空見水名敷，秦樓昔事無。臨風駐征騎，聊復捋髭鬚。」數百年後猶能使人如此神往，足見此詩之藝術魅力。末段為羅敷答詞，當作海市蜃樓觀，不可泥定看殺！以二十尚不足之羅敷，而自雲其夫已四十，知必無是事也。作者之意，只在令羅敷說得高興，則使君自然聽得掃興，更不必嚴詞拒絕。（請參閱拙作《漢樂府的詼諧性》。）
倭墮髻即墮馬髻，見《後漢書·梁統傳》。《風俗通》：「墮馬髻者，側在一邊。始自梁冀家所為，京師翕然皆放效[13]。」《古今注》：「墮馬髻，今（指晉）無復作者。倭墮髻，一雲墮馬之餘形也。」按溫庭筠《南歌子》：「倭墮低梳髻。」是唐時猶有為之者。
帩頭一作綃頭，《釋名》：「綃頭，綃，鈔也。鈔發使上從也。」沈德潛曰：「坐，緣也。歸家怨怒，緣觀羅敷之故也。」《漢書·雋不疑傳》晉灼註：「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14]形。」古諸侯五馬，漢太守甚重，比諸侯，故用五馬。《漢書·酷吏·寧成傳》：「〔成〕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今羅敷所以盛夸其夫婿者，亦至太守而極，蓋一時觀念然也。漢人似頗以有須為美觀，如《漢書·霍光傳》：「光長才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又《後漢書·光武紀》：「光武身七尺三寸，美鬚眉。與李通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又《馬援傳》：「（援）為人明鬚髮，眉目如畫。」皆其證。
盈盈冉冉，並行遲貌，二句一意，重言以成章耳。案漢世男女，皆各有步法。《梁冀傳》謂冀妻能作「折腰步」，又《孔雀東南飛》云：「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此漢代女子步法之可考見者。《後漢書·馬援傳》：「勃（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云：「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者，迴旋皆中規矩。」服既為學者之服，則「矩步」當亦學者之步，與此詩所謂「公府步」者必自不同。此漢士大夫步法之可考見者。度其間方寸疾徐之節，必各有不同及難能之處，故彼傳特表而出之，而此詩亦以為言也。聞一多先生云：「案古禮，尊貴者行遲，卑賤者行速，孫堪以縣令謁府，而趨步遲緩，有近越禮，故遭譴斥（見《後漢書·儒林·周澤傳》）。太守位尊，自當舉趾舒泰，節度遲緩。此所謂公府步府中趨，猶今人言官步矣。」則是官步中，又有尊卑之別焉。（按《陌上桑》，實為我國五言詩歌發展史上之明珠，後世大詩人如曹植、杜甫、白居易等莫不為之醉心傾倒。曹《美女篇》「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顯系從此脫胎。曹乃建安作者，則此篇產生時代之早，固約略可見，其早於《孔雀東南飛》，則可斷言耳。）
（四）敘事之類
漢樂府本多「緣事而發」（上述三類中亦多如此），故此類特多佳制，於當時民情風俗，政教得失，皆深有足征焉。樂府不同於古詩者，此亦其一端。蓋古詩多言情，為主觀的，個人的；而樂府多敘事，為客觀的，社會的也。
（1）《雁門太守行》：（瑟調曲）
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民。少行宦，學通五經論。（一解）
明知法令，歷世衣冠。從溫補洛陽令，治行致賢。擁護百姓，子養萬民。（二解）
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料民富貧。移惡子姓，篇著里端。（三解）
傷殺人，比伍同罪對門。禁鍪矛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決罪，詣馬市論。（四解）
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敕吏正獄，不得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竿。（五解）
賢哉賢哉，我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六解）
臨部居職，不敢行恩。清身苦體，夙夜勞勤。治有能名，遠近所聞。（七解）
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詞，安陽亭西，欲令後世，莫不稱傳。（八解）
東漢民間樂府之有確實時代可考者，只此一篇。按《後漢書·王渙傳》：「渙字稚子，廣漢人也。少好俠，晚改節敦儒學，州舉茂才，除溫令，在溫三年。永元（和帝）十五年（公元103年）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又能以譎數擿發奸伏，京師稱嘆，以為渙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節錄）蓋即此篇所詠。按和帝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四月改元元興，是年十二月帝崩，渙卒於元興初，而此詩首雲「孝和帝在時」，則是當作於殤帝延平（公元106年）後也。
《後漢書·百官志》：「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東漢都洛陽，為河南尹所治，故得為令。致與至通，致賢猶至賢。料民貧富，猶《百官志》所謂「知民貧富，為賦多少。」移惡二句，按《宋書·樂志》及《渙傳》注引此詩均作「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多出「名五」二字，此從《樂府詩集》刪去。移謂移書，猶今言「行文」。《漢書·尹賞傳》：「使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少年惡子。」師古註：「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按惡子即違法亂紀之壞人，其在少年，即一般所謂「惡少」，在舊社會，此種惡少，大都市最多。《說文》：「關西謂榜曰篇。」篇著，猶言榜示、揭示。《後漢書·循吏·王景傳》：「景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於鄉亭。是其證。里謂鄉里，東漢里有里魁，掌一里百家。（見《百官志》。）端者，里中顯目之處。所以如此者，欲使四方明知其為惡人以示戒也。《百官志》云：「民有什伍，善惡相告。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周禮·地官》：「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是比亦五家也。蓋謂凡傷殺人者比伍與對門皆同坐也。《東觀記》曰：「馬市正，數從賣羹飯家乞貸，不得，輒毆罵之至忿。渙聞知事實，便諷吏解遣。」財與才通。《漢書·宣帝紀》：「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註：「折竹以繩綿連禁御，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籞。」此亦謂假與貧民田，才用錢三十，便可買繩理竹以治其地也。禮，理也。按以上諸事，傳多失載，此樂府有以補史之闕文者。
（2）《隴西行》：（瑟調曲）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為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否。請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青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卻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粗飯，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張蔭嘉曰：「此羨健婦能持門戶之詩。舊解皆雲中含諷意，蓋因婦人宜處深閨，不應自應賓客也。然玩詩意，以鳳凰和鳴，一母九雛興起，則此好婦之無夫無子，自可想見。門戶既藉以持，賓客胡能不待？篇中絕無含刺之痕。起八句言天上物物成雙，鳳凰和鳴，惟有將雛之樂，以反興世間好婦，不幸無夫無子，自出待客之不得已來。似與下文氣不屬，卻與下意境有關。」張氏以此為羨健婦能持門戶之作是矣。唯又謂此健婦為無夫之寡婦，則尚有可議。按《漢書·陳遵傳》：「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為荊州牧，當之官，過長安富人故洛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曰：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遵知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灑溷淆，亂男女之別，臣請俱免。」（節錄）觀此，可知漢時習俗。既雲禮不入寡婦之門，則為寡婦者亦自不應置酒待客。信如張氏之說，則此婦不得稱好婦，而此客之來，亦如陳遵兄弟先為失禮矣。好婦之夫，自可行役在外，似不必定解作「無夫」也。
按《漢書·藝文志》有《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之目，此篇題為《隴西行》，而其所表現之女性，亦復豪健有丈夫氣，與其他諸篇，如《東門行》《艷歌行》《白頭吟》等之第為文弱者迥異，當即所采《隴西歌詩》也。至其所以特異之故，則由於地氣與環境之關係。班固嘗兩著其說，《漢書·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慾，故謂之俗。秦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興，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小人有勇而無誼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又《趙充國傳》贊云：「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夫男既如此，女當亦然，此篇中所以有「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之文也。所惜班氏於此種慷慨歌謠，皆未記錄。今之所存，吾人亦難辨別。此篇雖可確認為出於隴西，然是否為西漢所采，在《藝文志》所列「《隴西歌詩》九篇」之內，吾人亦無法斷言。向使班氏一載其詞，則此歌時代，便成鐵鑄。而吾人於五言詩體源流之探究，將更得一有力之佐證，其嘉惠後學，豈有既乎？！
（3）《相逢行》：（清調曲）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和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
《樂府古題要解》：「《相逢行》，古詞。文意與《雞鳴曲》同。」按《雞鳴》兼諷兄弟不相顧，此則專刺富貴家庭之淫樂，亦微有別。曰夾轂問君家，曰易知復難忘，意存譏誚，而語自渾成，蓋以才能德行為仕宦者，更不待問而後知也。黃金以下，一路寫去，似句句恭維，實句句奚落。作使猶役使。邯鄲，趙地。倡，女樂也。《漢書·地理志》：「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又云：「趙中山地薄人眾，丈夫相聚遊戲，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後宮。」漢詩多言燕、趙、邯鄲，知其俗至漢猶然也。丈人解不一，此為婦尊舅姑之稱。
（4）《長安有狹斜行》：（淸調曲）
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調絲詎未央。」
李子德曰：「既曰無官職，又曰衣冠仕洛陽。世胄子弟，當自丑矣。此篇所刺尤深，漢詩亦不多得。」按賣官之風，雖自西漢已開其端，然不如東漢之甚，此篇殆對當時以入錢為官者而發，故有「衣冠仕洛陽」之語。如《後漢書·桓帝紀》：「延禧四年（公元161年）七月，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又《靈帝紀》：「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十二月，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是歲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節引）官爵之濫如此，漢安得不亡，而民間又安能無刺乎？
（5）《上留田行》：（瑟調曲）
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古今注》云：「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按「親父子」，猶雲一父之子，謂同產兄弟。《孔雀東南飛》雲「我有親父兄」，亦謂同產兄也。李子德以為似諷父之聽後婦而不恤前子，恐誤。回車一問，始知果然為「親父子」，故不勝慷慨。啼兒答語，更不揭出，語極含蓄，故曰聞者足戒。
（6）《婦病行》：（瑟調曲）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有過慎莫笪笞！行當折搖，思復念之！」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里。閉門塞牖舍，孤兒到市。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買餌。對交啼泣，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兒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
寫母愛極深刻。「當言」二句，傳神之筆。「舍」即房舍，牖舍連文，正漢魏詩古樸處，亦如舟船、觴杯連文之類。下文雲「空舍」，即根此舍字來。曰「兩三孤子」，則知孤兒非一，逢親交乞錢，是大孤兒，啼索母抱，是小孤兒，蓋幼不知其母之已死也。慘狀一一從親交眼中寫出，徘徊棄置，蓋有不忍言者矣。親交猶親友，漢魏時常語，如《善哉行》：「親交在門。」曹植詩：「親交義不薄。」皆其證。「行當」猶今言不久就要。《舊唐書·張嘉貞傳》：「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折搖」猶折夭，謂孤子。爾，如此也。「行復爾耳」，謂妻死不久，即復如此，置子女於不顧也。吳旦生曰：「亂者，樂之卒章。」
（7）《孤兒行》：一曰《孤子生行》。（瑟調曲）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為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藜。拔斷'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累累。冬無復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風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興校計。」亂曰：里中一何，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後母之憎前子，兄嫂之疾孤弟，幾為吾國數千年來之通病，此亦一社會問題也。沈德潛曰：「淚痕血點，凝綴而成。」信然。觀南到九江，東到齊魯，此篇疑亦秦地歌謠，班固所謂「慷慨」者也。「行取」猶行趣，趣與趨通。古者屋高嚴皆名為殿，不必宮中。錯，石也。菲，粗屨也。《漢書·朱雲傳》：「雲攀檻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與此「下從地下黃泉」語法正同。唯此處復黃泉二字，此當為音節關係，猶《婦病行》「連年累歲」疊用之類。下從地下黃泉句後，忽然盪開，間以「春風動，草萌芽」二語，令讀者耳目心情，隨之一豁，然後再折回本題，轉到收瓜事上，所謂樂府之妙，往往於迴翔曲折處感人者，此類是也。後世長短句，唯李後主《浪淘沙》：「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頗同此神味。
（8）《十五從軍征》：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樑上飛。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烹谷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樂府古題要解》云：「此詩，晉宋入樂奏之，首增四句，名《紫騮馬》。（見《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十五從軍征以下，古詩也。」則此篇在漢雖為古詩，而在晉、宋則嘗播於樂府，緣附錄於後。《後漢書·光武紀》：「至是野谷旅生。」注云：「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按江總詩「旅竹本無行」，又張正見詩「秋窗被旅葛」，皆指野生者。范大士曰：「後代離亂詩，但能祖述而已，未有能過此者。」（按漢制：民年二十三為正卒，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五十六歲免兵役。核之此詩，特欺人耳。按沈約《宋書·自序》：「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唐令狐楚《塞下曲》亦有「黃塵滿面長須戰，白髮生頭未得歸」之句，又知不獨漢代為然也。）
兩漢民間樂府，大部具如上述。凡兩漢之政教吏治，民情風俗以及思想道德等，吾人於此皆得窺其梗概焉。後世樂府既不採詩，文人所制，又多緣情綺靡，故求如漢作之足為論世之資者，乃絕不可得。下迄於南朝之清商，五季之艷詞而極矣。
注釋
[1]意為有戰國時期遊說家的特點。——編者注
[2]應為「花時間」。——編者注
[3]即《後漢書·光武帝紀》。——編者注
[4]應為「朱嘉徵」。——編者注
[5]「臣」應為「巨」。——編者注
[6]咸陽縣，即今咸陽市。——編者注
[7]「鳳凰」應為「鸞鳳」。——編者注
[8]此處應為：「玉女羅坐吹笛簫。嗟行聖人游八極……」——編者注
[9]逕，今作「徑」。——編者注
[10]遝，今多作「沓」。——編者注
[11]應為「朱嘉徵」。——編者注
[12]應為「張蔭嘉」。——編者注
[13]放效即仿效。——編者注
[14]鹿盧：轆轤，即指轆轤劍。——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