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古文課 · 第一章 傅斯年、游國恩、朱自清講先秦古文

《大雅》 /傅斯年/ 一、雅之訓恐已不能得其確義 自漢儒以來釋「雅」一字之義者，很多異說，但都不能使人心上感覺到渙然冰釋。章太炎先生作《〈大雅〉〈小雅〉說》，取《毛序》「雅者政也」之義，本《孟子》「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之說，以為雅字即是跡字，雖有若干言語學上的牽引，但究竟說不出斷然的證據來。又章君說下篇引一說曰： 《詩譜》云：「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然則稱雅者放自周。周秦同地，李斯曰：「擊瓮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楊惲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說文》：「雅，楚烏也。」雅烏古同聲，若雁與鴈，鳧與鶩矣！大小雅者，其初秦聲烏烏，雖文以節族，不變其名，作雅者非其本也。 此說恐是比較上最有意思的一說（此說出於何人，今未遑考得）。 《小雅·鼓鍾》，「以雅以南」，這一篇詩應該是南國所歌，南是地名，或雅之一詞也有地方性，或者雍州之聲流入南國因而光大者稱雅，南國之樂，普及民間者稱南，也未可知。不過現在我們未找到確切不移的證據，且把雅字這個解釋存以待考好了。（《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之雅字，作何解，亦未易曉。） 二、《大雅》的時代 《大雅》的時代有個強固的內證。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時的，這可以《崧高》《烝民》為證。《崧高》是吉甫作來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是吉甫作來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時人，則《烝民》中又得說清楚，「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史記·齊世家》： 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按，年應作歲，傳說謂大公卒時百有餘歲也），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齊侯諡用殷制，則《檀弓》五世反葬於周之說，未可信也）。哀公時紀侯潛[1]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管[2]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於彘[3]。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慾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按，厲王立三十餘年，然後出奔彘，次年為共和元年。獻公九年，加武公九年為十八年，則獻公元年乃在厲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時，或厲王之初，未嘗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則仲山甫徂齊以城東方，當在此時，即為此事。至獻公徙臨菑，乃殺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轉為之城臨菑。《毛傳》以「城彼東方」為「去薄姑而遷於臨菑」，實不如以為徙都薄姑。然此兩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時，即在厲王之初，此外齊無遷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當仲山甫之城齊。這樣看來，仲山甫為厲王時人，彰彰明顯。《國語》記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懿公戲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戲為魯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及宣王初年為老臣也。（仲山甫又諫宣王料民，今本《國語》未紀年。）仲山甫為何時人既明，與仲山甫同參朝列的吉父[4]申伯之時代亦明，而這一類當時稱頌的詩，亦當在夷王厲王時矣。這一類詩全不是追記，就文義及作用上可以斷言。《烝民》一詩是送仲山甫之齊行，故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這真是我們及見之最早贈答詩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時，吉甫又和申伯同時，申伯又和甫侯一時並稱，又和召虎同受王命（皆見《崧高》），則這一些詩上及厲，下及宣，這一些人大約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亂曾藏宣王於其宮，以其子代死，時代更顯然了。所以《江漢》一篇，可在厲代，可當宣世，其中之王，可為厲王，可為宣王。厲王曾把楚之王號去了，則南征北伐，城齊城朔，薄伐狁，淮夷來輔，固無不可屬之厲王，宣王反而是敗績於姜氏之戎，又喪南國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揚威的詩，有些可在宣時，有些定在厲時，有些或者是在夷王時的，既如此明顯，何以《毛敘》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這都由於太把《詩》之流傳次序看重了；把前面傷時的歸之厲王，後面傷時的歸之幽王，中間一大段耀武揚威的歸之宣王。不知厲王時王室雖亂周勢不衰，今所見《詩》之次序，是絕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十月》中言「周宗既滅」，此兩詩在篇次中頗前，於是一部《小雅》，多半變作刺幽王的，把一切歌樂的詩、祝福之詞，都當作了刺幽王的。照例古書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後了些，這都由於誤以《詩》之次序為全合時代的次序。 三、《大雅》之終始 《大雅》始於《文王》，終於《瞻卬》《召旻》。《瞻卬》是言幽王之亂，《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開闢南服之盛，這兩篇的時代是顯然的。這一類的詩是不能追記的。至於《文王》《大明》《綿》《思齊》《皇矣》《下武》《文王有聲》《生民》《公劉》若干篇，有些顯然是追記的。有些雖不顯然是追記，然和《周頌》中不用韻的一部之文辭比較一下，便知《大雅》中這些篇章必甚後於《周頌》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廟》諸篇能上及成康，則《大雅》這些詩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稱商為大商，且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頌》中「遵養時晦」（即「兼弱取昧」[5]義）的話，乃和平地與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來自殷商，殷士裸祭於周，俱引以為榮，則與殷之敵意已全不見。至《盪》之一篇，實在說來鑑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說明了。 《大雅》不始於西周初年，卻終於西周初亡之世，多數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這話如把《國風》算進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論，此正所謂王者之跡者，卻實在不錯。《大雅》結束在平王時，其中有平王的詩，而《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四、《大雅》之類別 《大雅》本是做來作樂用的，則《大雅》各篇之類別，應以樂之類別而定，我們現在是不知道這些類別的了。若以文辭的性質去作樂章的類別，恐怕是不能通達的。但現在無可奈何，且就所說的物事之不同，分析《大雅》有幾類，也許可藉以醒眉目。 （一）述德 《文王》《大明》《綿》《思齊》《皇矣》《下武》《文王有聲》《生民》《篤公劉》[6]九篇，皆述周之祖德。這不能是些很早的文章，章句整齊，文辭不艱，比起《周頌》來，頓覺時代的不同。又稱道商國，全無敵意，且自引為商室之甥，以為榮幸，這必在平定中國既久，與諸夏完全同化之後。此類述祖德詞中每含些儆戒的意思，如《文王》。又《皇矣上帝》[7]一篇，文王在那裡見神見鬼，是「受命」一個思想之最充滿述說者，儼然一篇自猶太《舊約》中出的文字。 （二）成禮 成禮之辭，《小雅》中最多，在《大雅》中有《棫樸》《旱麓》《靈台》《行葦》《既醉》《鳧鷖》《假樂》《洞酌》《卷阿》九篇。 （三）儆戒 《民勞》《板》《盪》《抑》四篇。此類不必皆在周室既亂之後，《周誥》各篇固無一不是儆戒之辭。 （四）稱伐 《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五篇皆發揚蹈厲，述功稱伐者，只《常武》一篇稱周王，余皆誦周大臣者。 （五）喪亂之音 《桑柔》《雲漢》《瞻卬》《召旻》四篇，皆喪亂之辭。其中《召旻》顯是東遷以後語，日蹙國百里矣。《瞻卬》應是幽王時詩，故曰「哲婦傾城」，詞中只言政亂，未及國亡。《桑柔》一篇，《左傳》以為芮伯刺厲王者，當是劉歆所加。曰「靡國不泯」，曰「滅我立王」，皆幽王末平王初政象，厲王雖出奔，王室猶強；共和行政，不聞喪亂，犬戎滅周，然後可雲靡國不泯耳。《雲漢》一篇，恐亦是東遷後語，大兵之後，繼以凶年，故曰：「天降喪亂，饑饉荐臻。」《小雅·十月之交》明言宗周已滅，其中又言「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故《雲漢》或與《十月之交》為同時詩。 《小雅》 /傅斯年/ 一、《小雅》《大雅》何以異 《小雅》《大雅》之不在一類，漢初詩學中甚顯，故言四始不言三始，而《鹿鳴》《文王》分為《小雅》《大雅》之始。但春秋孔子時每統言曰《雅》，不分大小，如《詩·鼓鍾》「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都以雅為一個名詞的。即如甚後出的《大戴禮記·投壺篇》所指可歌之雅，有在南中者，而大、小《雅》之分，寂然無聞。我們現在所見大、小《雅》之別，以《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觀樂一節所指為最早，而《史記》引魯詩四始之說，始陳其義。我們不知《左傳》中這一節是《國語》中之舊材料或是後來改了的。我們亦不及知《雅》之分小大究始於何時，何緣而作此分別？大約《雅》可分為小大，或由於下列二事：（一）樂之不同；（二）用之不同。其實此兩事正可為一事，樂之不同每緣所用之處不同，而所用之處既不同，則樂必不能盡同也，我們現在對於「詩三百」中樂之情狀，所知無多，則此問題正不能解決，姑就文辭以作類別，當可見到《小雅》《大雅》雖有若干論及同類事者，而不同者亦多。《頌》《大雅》《小雅》《風》四者之間，界限並不嚴整，《大雅》一小部分似《頌》，《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國風》一小部分似《小雅》。取其大體而論，則《風》《小雅》《大雅》《頌》各別；核其篇章而觀，則《風》（特別是「二南」[8]）與《小雅》有出入，《小雅》與《大雅》有出入，《大雅》與《周頌》有出入，而「二南」與《大雅》或《小雅》與《周頌》，則全無出入矣。此正所謂「連環式的分配」，圖之如下： 今試以所用之處為標，可得下列之圖，但此意僅就大體，其詳未必盡合也。 [2] 戰國以前，士排在大夫之後，戰國以前典籍中表示階級序列用「大夫士」。——編者注 故略其不齊，綜其大體，我們可說《風》為民間之樂章，《小雅》為周室大夫士階級之樂章，《大雅》為朝廷之樂章，《頌》為宗廟之樂章。 二、《小雅》之詞類 《小雅》各篇所敘何事，今以類相從，制為一表，上與《大雅》比，下與「二南」、《豳風》比，亦可證上文「連環式的分配」之一說。《國風》中只取「二南」及《豳》者，因《雅》是周室所出，「二南」亦周室所出，《豳》則「周之既東」，其他《國風》屬於別個方土民俗，不能和《雅》配合在一域之內。 表中類別之詞，恐有類似於《文選》之分詩賦者，此實無可如何事，欲見其用，遂不免於作這個模樣的分別了。 續表1 續表2 續表3 三、「雅者政也」 《毛詩·衛序》云：「雅者政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這句話大意不差，然擔當不住一一比按。《六月》《采芑》諸篇所論，何嘗比《韓奕》《崧高》為小？《瞻卬》《召旻》又何嘗比《正月》《十月》為大？不過就全體論，《大雅》所論者大，《小雅》所論者較小罷了。《雅》與《風》之絕不同處，即在《風》之為純粹的抒情詩（這也是就大體論），《雅》乃是有作用的詩，所以就文辭的發揚論，《風》不如《雅》，就感覺的委曲親切論，《雅》亦有時不如《風》。 四、《雅》之文體 《雅》之體裁，對於《國風》甚不同處有三：第一，篇幅較長；第二，章句整齊；第三，鋪張甚豐。這正是由於《風》是自由發展的歌謠，《雅》是有意製作的詩體。故《雅》中詩境或不如《風》多，《風》中文辭或不如《雅》之修飾。恐這個關係頗有類於《九章》《九辯》與《漢賦》之相對待處。以體裁之發展而論定時代，或者我們要覺得《國風》之大部應在《雅》之大部之先，而事實恰相反。這因為《國風》中各章成詞雖後，而其體則流傳已久；《雅》中各章出年雖早，而實是當年一時間之發展而已。楚國詩體已進化至屈宋豐長之賦，而《垓下》《大風》猶是不整之散章，與《風》《雅》之關係同一道理。 論屈原文學的比興作風 /游國恩/ 一、屈賦的特徵 一九四三年，我做過一次講演，題目是《論楚辭中的女性問題》。後來這篇講稿被附錄於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屈原》之後，改題為《楚辭女性中心說》。大意是從屈賦用「比興」的作風[9]上說明屈原自比為女子，以發明屈賦在文藝上一種獨特的風格及其影響，然而這只是從文字上證明或解釋屈原每每以女性自比的一個觀點立說，並未涉及屈原全部文藝作風的根本問題。即是說：屈賦何以會有這一種作風呢？而且它所用的「比興」材料除了以女性為中心外，仍極廣泛；從文學技巧上說，這作風的根本意義又是什麼呢？這些進一步的推論便是今天此文的目的。 屈原辭賦多用「比興」，這一現象前人早已指出。例如王逸說：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楚辭章句·離騷序》） 劉勰也承襲著說： 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文心雕龍·辯騷》） 又說： 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文心雕龍·比興》） 他們這些話雖未免掛一漏萬，也不甚正確；但所謂「引類譬喻」，所謂「諷兼比興」的原則卻是無可懷疑的。 倘若需要一一指出屈賦中關於「比興」的文辭，恐怕「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了。然而為加強我的論據起見，得先把顯而易見的例子概括地介紹一下。 （一）以栽培香草比延攬人才的有如：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離騷》） （二）以眾芳蕪穢比好人變壞的有如：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苟得列乎眾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乎[10]佩幃……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離騷》） （三）以善鳥惡禽比忠奸異類的有如： 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離騷》） 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涉江》） 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抽思》） 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懷沙》） （四）以舟車駕駛比用賢為治的有如：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以上《離騷》）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附[11]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惜往日》） （五）以車馬迷途比惆悵失志的有如：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昔《楚辭概論》中論《離騷》寫作時代，以「相道不察」「延佇將反」數語為《離騷》放逐的證者未審。蓋此乃用比語為設想，非正言也。）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離騷》）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思美人》） （六）以規矩繩墨比公私法度的有如：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不量鑿而正柄[12]兮，固前修以菹醢。 勉陛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以上《離騷》） 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 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以上《懷沙》） （七）以飲食芳潔比人格高尚的有如：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頷亦何傷？ 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粻。（以上《離騷》） 檮木蘭以矯蕙兮，糳[13]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惜誦》） 登崑崙兮食玉英。（《涉江》） 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悲迴風》） （八）以服飾精美比品德堅貞的有如：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 掔[14]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以上《離騷》）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狹[15]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涉江》）（九）以擷采芳物比及時自修的有如： 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離騷》） 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思美人》） （十）以女子身份比君臣關係的有如： 眾女嫉余之娥[16]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離騷》） 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哀郢》）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以上《悲迴風》） 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乎[17]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抽思》） 思美人兮，擥涕而佇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思美人》） 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惜往日》） 此外還有通篇以物比人的如《橘頌》；通篇以遊仙比遁世的如《遠遊》；以古事比現實的，如《離騷》中對重華的「陳詞」，靈氛勸告的「吉故」，及《涉江》的「接輿髡首」，《惜往日》的「百里為虜」等段都是。其中又有比中的比，如《離騷》既以托媒求女比求通君側的人，卻更以「鴆」和「鳩」來比媒人的不可靠；《思美人》既以媒理比說項介紹的人，而又以「薜荔」「芙蓉」比媒人的不易得。因為他既怕舉趾緣木，又怕褰裳濡足，所以下文說：「登高吾不說，入下吾不能。」若此之類，都是比中有比，意外生意，在表現技巧上可謂極盡巧妙的能事。至於屈賦各篇中尚有雖非正式用「比興」，而其詞句之間有意無意，仍隱含「比興」意味者尤不可勝舉。（如《惜誦》：「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一則以鳥為喻，一則以駕為喻。）由此看來，屈原的辭賦差不多全是用「比興」法來寫的了，其間很少有用「賦」體坦白地、正面地來說的了。所以說他「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後來許多作家，從宋玉到兩漢，甚至於更後，都一直承襲著這種作風，而成為辭賦中甚至於我國文學中的一個特殊的風格。 二、屈賦比興作風的來源 現在我要問：屈賦這種比興的特殊風格是從哪裡來的呢？我的答案是：它一面與古詩有關，一面又與春秋戰國時的「隱語」有關。歸根究底，都是從人民口頭創作出來的，並反映出人民在統治者壓力下的反抗。但兩者相較，《楚辭》與後者關係或更密切些。 《詩》有「六義」，第一是「風」，第二是「賦」。「風」是什麼呢？《毛詩序》說： 「風」，風（諷）也。 又說： 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可見「風」就是諷刺，就是「譎諫」。這兒，當然需要說話的藝術了。為了要達到說話的目的，儘管不妨運用語言的技巧，所以李善注說： 「風刺」，謂譬喻，不斥言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 這是夠說明一部分「風」詩的基本精神了。至於辭賦的目的也是諷喻。《楚辭》如此，漢賦也是如此。這一點漢朝人是深切了解的。《史記·屈原傳》說：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從容[18]辭令而不直諫，豈不明明是諷諫的態度嗎？淮南王劉安敘《離騷傳》說： 其文約，其辭微……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文約辭微，稱小指大，類邇義遠，不是風詩主文譎諫[19]的作風嗎？《漢書·司馬相如傳》贊：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歸，引之於節儉，比與《詩》之風諫何異？[20] 又《揚雄傳》： 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 又謂： 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 又《漢書·藝文志》： 大儒荀卿[21]，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又班固《兩都賦·序》： 或以抒下情而通諷喻。 所以從文學的性質和技巧上說，辭賦與詩歌根本沒有什麼不同。所以王逸謂屈原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所以班固謂屈賦有惻隱古詩之義而目之為「古詩之流」。 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春秋時的賦詩與歌詩。《漢書·藝文志》：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接著他就說荀卿、屈原的賦都有古詩的意味。這段話不但最足以說明辭賦的起源，而且連帶說明了辭賦本身的繼承性。但我以為這裡當特別注意的便是「微言相感」四個字。這就是說：在諸侯大夫交際的場合里，彼此需要互相表示意志的，都不肯直白地說出來，而必須賦一章或一篇古詩以為暗示。這便是「以微言相感」。這種戲劇意味，在今日或不免覺得可笑；但在當時的士大夫看來，反而覺得是雍容閒雅的事吧。不過古詩的意義隨賦者的利用而不同，其中多半是斷章取義的。而所賦或所歌的詩，其用意所在，又必須視雙方私人或國家的關係、感情及國際地位種種不同，教對方去猜，去捉摸，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聽者或受者若不能立刻發現其用意何在，那真會教人受窘而不能答賦的；或雖勉強應付，而不能與賦者的意思針鋒相對，牛頭不對馬嘴，也是很丟人的事。後者的例子如襄公十六年《左傳》所載晉侯盟齊高厚，因其歌詩不類。前者的例子則如昭公十二年《左傳》一段記載：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原來《蓼蕭》詩云「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是表示主人樂與華定燕語的意思。又雲「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是表示主人以得見客人為光榮的意思。又雲「宜兄宜弟，令德壽凱」，是表示客人有令德，祝他既壽且樂的意思。又雲「和鸞雍雍，萬福攸同」，是表示願與客人同享福祿的意思。這簡直是一個謎，相當難猜。華定不能針對這些意思答謝，便引起了主人的大不滿，而遭受到嚴重的批評。 還有主人賦詩不倫不類，客人不敢接受，因而也不答賦的，如文公四年衛寧武子聘魯，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的事便是。可見春秋時諸侯大夫相交接，賦詩和答賦都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出謎的還比較容易些，猜謎的可十分困難了。因為至少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要詩篇讀得爛熟；第二，要相當了解它的意義；第三，要神經敏感，對方一說出來，馬上就抓得住他的用意，而能迅速對付。例如僖公二十三年《左傳》記秦穆公享公子重耳一事：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小雅·六月》一篇是尹吉甫佐周宣王征伐的詩，秦伯引來比喻若將來公子返晉，必能匡扶王室。這個意義太隆重了，幸虧那位隨從秘書，不然，或竟不免失禮了。 一部《左傳》所載賦詩答詩的事不知多少，無非是借詩為喻，不能全切合事情，亦不能不切合事情，仿佛依稀地有點像，又有點不像，但彼此心裡的中心意思都不曾說出來。所以春秋時諸侯卿大夫這種國際交接的儀式，若說他就等於今日猜謎的遊戲，毫不為過。 春秋以來，楚人與諸侯各國交際頻繁，自然會感到有學詩的必要；所以在《左傳》中楚人引詩來談話的，或賦詩見意的已是數見不鮮。對於那「主文而譎諫」的諷刺文學及其應用已經證明其肄習嫻熟，運用自如了，國際上猜謎式的文學遊戲也弄慣的了。然則屈原辭賦中的「從容辭令」「婉而多諷」的「比興」作風是不難得到合理的解釋的。 以上是說明《楚辭》的作風與古詩的關係，以下再推論它與「隱語」的關係。 「隱」或作「」，春秋時又名「廋辭」。《國語·晉語》五：「範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韋昭註：「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文心雕龍·諧隱篇》云：「『 』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顏師古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喻。」先秦的所謂「隱」，大概就是現今的「謎」，至少它是「謎」的前身。故劉彥和又說：「君子嘲隱，化為謎語。」春秋、戰國時，這種隱戲頗為流行。齊、楚兩國的人且有以「隱語」為諷諫的風氣。我們試看那時候的「隱」。 （一）《韓非子·難三篇》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二）《呂氏春秋·審應覽·重言篇》 「荊莊王立，三年不聽（政），而好「」。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隱』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三年不動，將以定其志也；其不飛，將以長其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則沖天；雖無鳴，鳴將驚人。」……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說，荊國之眾相賀也。（按《韓非子·喻老篇》，《史記·楚世家》，《新序·雜事》二並載其事，互有出入。而《史記·滑稽傳》[22]又以為淳于髡說齊威王事。） （三）《列女傳·楚處莊侄傳》 處莊侄言「隱」於襄王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對曰：「大魚失水者，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弼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 （四）《史記·田完世家》載淳于髡見騶忌子[23] 〔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無離前。」[24]淳于髡曰：「狶[25]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干，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孤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按「微言」即「隱語」。） （五）《新序·雜事篇》二[26] 齊有婦人，丑極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願一見。……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 以上五條都是屬於「隱」的故事。此外還有許多無其名而有其實者，若臧文仲母識文仲被拘（見《列女傳·魯臧孫母傳》），齊人說靖郭君罷城薛（見《戰國策·齊策》一），及淳于髡為齊威王請救於趙（見《史記·滑稽傳》），等等，不勝枚舉。我們試一分析「隱」的性質，不外：（1）用事物為比喻；（2）設者與射者的辭原則上須為韻語；（3）用以諷諫。上引五條除第一條和第四條的第一則外，其餘都有比喻，唯第五條則全是「啞謎」，乃屬罕見。又第二條的「設辭」無韻，而《韓非子·喻老篇》有之。《喻老篇》：「右司馬御，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全用韻語，似較《呂覽》《史記》《新序》諸書所記為得其實。至於以「隱」為諷諫的工具，先秦時有此風氣。這作用與「三百篇」以詩為諷的意義也相同。劉彥和所謂「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文心雕龍·諧隱》），確有此等功效。到後來像東方朔之流只用它來開開玩笑，「謬辭詆戲，無益規補」，那就失掉用「隱」的本意了。〔《漢書·東方朔傳》：「（郭）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朔應聲輒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由此見來，「隱」的性質無論為體為用，其實都與辭賦相表里。所謂「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的諷諫方法與屈賦慣用「比興」的作風初無分別。它們簡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諷刺文學。所以《漢志》列《隱書》於「雜賦」之末，不是為了這個緣故嗎？（以上參看拙著《先秦文學》第十六章及《屈賦考源》「餘論」） 所以我說屈賦這種作風，遠溯一點，他的來源與古詩有關，與古者諸侯卿大夫相交接，聘問歌詠詩的「微言相感」有關。而關係更密切的莫過於春秋、戰國時的「隱語」。因為從春秋到戰國，設「隱」諷諫已經成為風氣，尤其在齊、楚兩國特別流行；所以屈原文藝的作風直接受其影響是不足怪的。 三、餘論 我們試再進一步研究，不但《楚辭》與「隱」有關，而且發現戰國時一般的賦乃至其他許多即物寓意、因事托諷的文章幾乎無不帶有「隱」的意味。例如荀卿的《賦篇》便是這樣。試看他的《箴賦》云：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離合，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巨，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里——夫是之謂箴理。」 《賦篇》中包括五賦，這是最末一首，作風完全相同。看它種種「疑其言以相問」的影射法，來描寫關於「箴」的事情，顯然是一種隱語了。它通篇除最末一句外，都暗射著針的，都是針的謎面；最後一句才說出答案來，那就是謎底；所以這篇小賦簡直是一根針兒的謎語了。在《賦篇》中第三首《雲賦》里有云：「君子設辭，請測意之。」設辭測意，這不明明白白告訴我們是猜謎嗎？猜謎說是先秦的「射隱」，漢以後又變為「射覆」（見《漢書·東方朔傳》）。荀卿的時代稍後於屈原，他的賦竟由《楚辭》的「比興」作風完全變成隱語，這其間的關係可以思過半矣。又按《戰國策·楚策》四載有荀子謝春申君一書，書後有賦云： 寶玉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之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荀子·賦篇》及《韓詩外傳》四略異） 這不消說仍是屈賦用「比興」的作風了。但我們應該注意：荀卿曾經遊學於齊，三為祭酒。後來又宦遊於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遂家於蘭陵。他與齊楚兩國的關係如此之深，所以他的辭賦必然受屈原的影響，同時也受過當時隱語家淳于髡等人的影響是可以斷言的（參看《先秦文學》第十六章及《屈賦考源》「餘論」）。 此外那時還有許多非賦非隱，似賦似隱的文章，例如宋玉《對楚王問》一篇（見《新序·雜事篇》《文選》題宋玉作，恐非，但改「威王」為「襄王」則近是），莊辛說楚襄王一篇（見《戰國策·楚策》四），楚人以弋說襄王一篇（見《史記·楚世家》），都是始則「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終則「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又如齊騶忌以琴音說齊威王（見《史記·田完世家》），淳于髡以飲酒說威王罷長夜之飲（見《史記·滑稽傳》），及莊子與趙文王說劍（見《莊子·說劍篇》），等等，都是因事托諷，借題發揮，其性質又無乎不同。茲錄《宋玉對楚王問》一篇以示例：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庶民不譽之甚也？[27]」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28]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推而論之，自「風」「騷」的「比興」作風完成以後，我國文學——尤其是詩，便一直向這條道路邁進。所謂「寄託」，所謂「微辭」，所謂「婉而多諷」，所謂「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者，無不據此為出發點。漢、魏以後詩家有一種主要作風，白樂天生平所兢兢自守，唯恐失之者，也就是這一點。其後詠物的詩，鳥獸草木魚蟲一類的賦之專以物比人者，是屬於這一類的；樂府詩中如《子夜》《讀曲》等歌專以事物諧聲切義的方法為比者，也是屬於這一類的；緯書中圖讖，諸書記及史籍《五行志》中的歌謠，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而事後往往「應驗」者，也是屬於這一類的；甚至後世的駢體文專以典故為象徵者，也是屬於這一類的。其在散文，則先秦諸子用之以說理（尤其是《莊子》《韓非》《呂氏春秋》等），縱橫家用之以說事（尤其是《戰國策》），乃至後世古文家集中的雜說，小說戲劇的諷刺與嘲罵，往往借著一個故事或一件事物來做根據，以為推論、解釋、辯駁、寓意、抒情的助者，莫不與《風》《騷》的「比興」及戰國時滑稽優倡者流所樂道的「隱語」同源而分流，殊途而同歸。於此，不但《風》《騷》和「隱語」的關係我們看得極其清楚，就是「比興」及「隱語」與我國一切文學的關係也是極其清楚的了。然則「比興」與「隱語」對我國文學的因緣不是夠深的嗎？ 《周易》 /朱自清/ 在人家門頭上，在小孩的帽飾上，我們常見到八卦那種東西。八卦是聖物，放在門頭上，放在帽飾里，是可以辟邪的。辟邪還只是它的小神通，它的大神通在能夠因往知來，預言吉凶。算命的、看相的、卜課的，都用得著它。他們普通只用五行生剋的道理就夠了，但要詳細推算，就得用陰陽和八卦的道理。八卦及陰陽五行和我們非常熟習，這些道理直到現在還是我們大部分人的信仰，我們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覺之中教這些道理支配著。行人不至、謀事未成、財運欠通、婚姻待決、子息不旺，乃至種種疾病疑難，許多人都會去求籤問卜、算命看相，可見影響之大。講五行的經典，現在有《尚書·洪範》，講八卦的便是《周易》。 八卦相傳是伏羲氏畫的。另一個傳說卻說不是他自出心裁畫的。那時候有匹龍馬從黃河裡出來，背著一幅圖，上面便是八卦，伏羲只照著描下來罷了。但這因為伏羲是聖人，那時代是聖世，天才派了龍馬賜給他這件聖物。所謂「河圖」，便是這個。那講五行的《洪範》，據說也是大禹治水時在洛水中從一隻神龜背上得著的，也出於天賜。所謂「洛書」，便是那個。但這些神怪的故事，顯然是八卦和五行的宣傳家造出來抬高這兩種學說的地位的。伏羲氏，恐怕壓根兒就沒有這個人，他只是秦漢間儒家假託的聖王。至於八卦，大概是有了筮法以後才有的。商民族是用龜的腹甲或牛的胛骨卜吉凶，他們先在甲骨上鑽一下，再用火灼；甲骨經火，有裂痕，便是兆象，卜官細看兆象，斷定吉凶；然後便將卜的人、卜的日子、卜的問句等用刀筆刻在甲骨上，這便是卜辭。卜辭里並沒有陰陽的觀念，也沒有八卦的痕跡。 卜法用牛骨最多，用龜甲是很少的。商代農業剛起頭，遊獵和畜牧還是主要的生活方式，那時牛骨頭不缺少。到了周代，漸漸脫離遊牧時代，進到農業社會了，牛骨頭便沒有那麼容易得了。這時候卻有了筮法，作為卜法的輔助。筮法只用些蓍草，那是不難得的。蓍草是一種長壽草，古人覺得這草和老年人一樣，閱歷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所以用它來占吉凶。筮的時候用它的杆子，方法已不能詳知，大概是數的。取一把蓍草，數一下看是什麼數目，看是奇數還是偶數，也許這便可以斷定吉凶。古代人看見數目整齊而又有變化，認為是神秘的東西。數目的連續、循環以及奇偶，都引起人們的驚奇。那時候相信數目是有魔力的，所以巫術里用得著它。我們一般人直到現在，還嫌惡奇數，喜歡偶數，該是那些巫術的遺蹟。那時候又相信數目是有道理的，所以哲學裡用得著它。我們現在還說，凡事都有定數，這就是前定的意思；這是很古的信仰了。人生有數，世界也有數，數是算好了的一筆賬；用現在的話說，便是機械的。數又是宇宙的架子，如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二語見《易·繫辭》。太極是混沌的元氣，兩僅是天地，四象是日月星辰），就是一生二、二生四的意思。筮法可以說是一種巫術，是靠了數目來判斷吉凶的。 八卦的基礎便是一、二、三的數目。整畫「」是一；斷畫「」是二；三畫疊而成卦是「」。這樣配出八個卦，便是、、、、、、、，乾、兌、離、震、艮、坎、巽、坤是這些卦的名字。那整畫、斷畫的排列，也許是在排列著蓍草時觸悟出來的。八卦到底太簡單了，後來便將這些卦重起來，兩卦重作一個，按照算學裡錯列與組合[29]的必然，成了六十四卦，就是《周易》里的卦數。蓍草的應用，也許起於民間；但八卦的創製、六十四卦的推演，巫與卜官大約是重要的角色。古代巫與卜官同時也就是史官，一切的記載、一切的檔案，都掌管在他們手裡。他們是當時知識的權威，參加創卦或重卦的工作是可能的。筮法比卜法簡便得多，但起初人們並不十分信任它。直到春秋時候，還有「筮短龜長」的話（《左傳》僖公四年）。那些時代，大概小事才用筮，大事還得用卜的。 筮法襲用卜法的地方不少。卜法里的兆象，據說有一百二十體，每一體都有十條斷定吉凶的「頌」辭（《周禮·春官·大卜》）。這些是現成的辭。但兆象是自然地灼出來的，有時不能湊合到那一百二十體裡去，便得另造新辭。筮法里的六十四卦，就相當於一百二十體的兆象。那斷定吉凶的辭，原叫作繇辭，「繇」是抽出來的意思。《周易》里一卦有六畫，每畫叫作一爻——六爻的次序，是由下向上數的。繇辭有屬於卦的總體的，有屬於各爻的；所以後來分稱為卦辭和爻辭。這種卦、爻辭也是卜筮官的占筮記錄，但和甲骨卜辭的性質不一樣。 從卦、爻辭里的歷史故事和風俗制度看，我們知道這些是西周初葉的記錄，記錄里好些是不連貫的，大概是幾次筮辭並列在一起的緣故。那時卜筮官將這些卦、爻辭按著卦、爻的順序編輯起來的，便成了《周易》這部書。「易」是「簡易」的意思，是說筮法比卜法簡易的意思。本來呢，卦數既然是一定的，每卦、每爻的辭又是一定的，檢查起來，引申推論起來，自然就「簡易」了。不過這只在當時的卜筮官如此。他們熟習當時的背景，卦、爻辭雖「簡」，他們卻覺得「易」。到了後世就不然了，筮法久已失傳，有些卦、爻辭簡直就看不懂了。《周易》原只是當時一部切用的筮書。 《周易》現在已經變成了儒家經典的第一部，但早期的儒家還沒注意這部書。孔子是不講怪、力、亂、神的。《論語》里雖有「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話，但另一個本子作「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古論證》作「易」，《魯論語》作「亦」）；所以這句話是很可疑的。孔子只教學生讀《詩》《書》和《春秋》，確沒有教讀《周易》。《孟子》稱引《詩》《書》，也沒說到《周易》。《周易》變成儒家的經典，是在戰國末期。那時候陰陽家的學說盛行，儒家大約受了他們的影響，才研究起這部書來。那時候道家的學說也盛行，也從另一面影響了儒家。儒家就在這兩家學說的影響之下，給《周易》的卦、爻辭作了種種新解釋。這些新解釋並非在忠實地、確切地解釋卦、爻辭，其實倒是借著卦、爻辭發揮他們的哲學。這種新解釋存下來的，便是所謂《易傳》。 《易傳》中間較有系統的是彖辭和象辭。彖辭斷定一卦的含義——「彖」就是「斷」的意思。象辭推演卦和爻的象，這個「象」字相當於現在所謂「觀念」。這個字後來成為解釋《周易》的專門名詞。但彖辭斷定的含義，象辭推演的觀念，其實不是真正從卦、爻里探究出來的；那些只是作傳的人附會在卦、爻上面的。這裡面包含著多量的儒家倫理思想和政治哲學；象辭的話更有許多和《論語》相近的。但說到「天」的時候，不當作有人格的上帝，而只當作自然的道，卻是道家的色彩了。這兩種傳似乎是編纂起來的，並非一人所作。此外有《文言》和《繫辭》。《文言》解釋乾坤兩卦；《繫辭》發揮宇宙觀、人生觀，偶然也有分別解釋卦、爻的話。這些似乎都是抱殘守缺、匯集眾說而成。到了漢代，又新發現了《說卦》《序卦》《雜卦》三種傳。《說卦》推演卦象，說明某卦的觀念象徵著自然界和人世間的某些事物，譬如乾卦象徵著天，又象徵著父之類。《序卦》說明六十四卦排列先後的道理。《雜卦》比較各卦意義的同異之處。這三種傳據說是河內一個女子在什麼地方找著的，後來稱為《逸易》；其實也許就是漢代人作的。 八卦原只是數目的巫術，這時候卻變成數目的哲學了。那整畫「」是奇數，代表天；那斷畫「」是偶數，代表地。奇數是陽數，偶數是陰數，陰陽的觀念是從男女來的。有天地，不能沒有萬物，正和有男女就有子息一樣，所以三畫才能成一卦。卦是表示陰陽變化的，《周易》的「易」，也便是變化的意思。為什麼要八個卦呢？這原是算學裡錯列與組合的必然，但這時候卻想著是萬象的分類。乾是天，是父等；坤是地，是母等；震是雷，是長子等；巽是風，是長女等；坎是水，是心病等；離是火，是中女等；艮是山，是太監等；兌是澤，是少女等。這樣，八卦便象徵著也支配著整個的大自然，整個的人間世了。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卦是複合的，卦象也是複合的，作用便更複雜、更具體了。據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一班聖人看了六十四卦的象，悟出了種種道理，這才製造了器物，建立了制度、耒耜以及文字等等東西；「日中為市」等等制度，都是他們從六十四卦推演出來的。 這個觀象制器的故事，見於《繫辭》。《繫辭》是最重要的一部《易傳》。這傳里借著八卦和卦、爻辭發揮著的融合儒、道的哲學，和觀象制器的故事，都大大地增加了《周易》的價值，抬高了它的地位。《周易》的地位抬高了，關於它的傳說也就多了。《繫辭》里只說伏羲作八卦；後來的傳說卻將重卦的，作卦、爻辭的，作《易傳》的人，都補出來了。但這些傳說都比較晚，所以有些參差，不盡能像「伏羲畫卦說」那樣成為定論。重卦的人，有說是伏羲的，有說是神農的，有說是文王的。卦、爻辭有說全是文王作的，有說爻辭是周公作的；有說全是孔子作的。《易傳》卻都說是孔子作的。這些都是聖人。《周易》的經傳都出於聖人之手，所以和儒家所謂道統，關係特別深切；這成了他們一部傳道的書。所以到了漢代，便已跳到六經之首了。（《莊子·天運》篇和《天下》篇所說六經的次序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到了《漢書·藝文志》變成了《易》《詩》《書》《禮》《樂》《春秋》了。）但另一面陰陽八卦與五行結合起來，三位一體地演變出後來醫卜、星相種種迷信，種種花樣，支配著一般民眾，勢力也非常雄厚。這裡面儒家的影響卻很少了，大部分還是《周易》原來的卜筮傳統的力量。儒家的《周易》是哲學化了的；民眾的《周易》倒是巫術的本來面目。 《尚書》 /朱自清/ 《尚書》是中國最古的記言的歷史。所謂記言，其實也是記事，不過是一種特別的方式罷了。記事比較的是間接的，記言比較的是直接的。記言大部分照說的話寫下來，雖然也須略加剪裁，但是盡可以不必多費心思。記事需要化自稱為他稱，剪裁也難，費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國的記言文是在記事文之先發展的。商代甲骨卜辭大部分是些問句，記事的話不多見。兩周金文也還多以記言為主。直到戰國時代，記事文才有了長足的進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說出的、寫下的都可以叫作「辭」。卜辭我們稱為「辭」，《尚書》的大部分其實也是「辭」。我們相信這些辭都是當時的「雅言」（「雅言」見《論語·述而》），就是當時的官話或普通話。但傳到後世，這種官話或普通話卻變成詰屈聱牙的古語了。 《尚書》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號令，就是向大眾宣布的話，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話。也有記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說法，那記事的幾篇，大都是戰國末年人的製作，應該分別地看。那些號令多稱為「誓」或「誥」，後人便用「誓」「誥」的名字來代表這一類。平時的號令叫「誥」，有關軍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話多稱為「命」；臣告君的話卻似乎並無定名，偶然有稱為「謨」（《說文》言部，「謨，議謀也。」）的。這些辭有的是當代史官所記，有的是後代史官追記；當代史官也許根據親聞，後代史官便只能根據傳聞了。這些辭原來似乎只是說的話，並非寫出的文告；史官記錄，意在存作檔案，備後來查考之用。這種古代的檔案，想來很多，留下來的卻很少。漢代傳有《書序》，來歷不詳，也許是周、秦間人所作。有人說，孔子刪《書》為百篇，每篇有序，說明作意。這卻缺乏可信的證據。孔子教學生的典籍里有《書》，倒是真的。那時代的《書》是個什麼樣子，已經無從知道。「書」原是記錄的意思（《說文》書部，「書，著也。」）；大約那所謂「書」只是指當時留存著的一些古代的檔案而言；那些檔案恐怕還是一件件的，並未結集成書。成書也許是在漢人手裡。那時候這些檔案留存著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漢人便將它們編輯起來，改稱《尚書》。「尚」，「上」也；《尚書》據說就是「上古帝王的書」（《論衡·正說》篇）。「書」上加一「尚」字，無疑的是表示著尊信的意味。至於《書》稱為「經」，始於《荀子》（《勸學》篇）；不過也是到漢代才普遍罷了。 儒家所傳的「五經」中，《尚書》殘缺最多，因而問題也最多。秦始皇燒天下詩書及諸侯史記，並禁止民間私藏一切書。到漢惠帝時，才開了書禁；文帝接著更鼓勵人民獻書。書才漸漸見得著了。那時傳《尚書》的只有一個濟南伏生。（裴駰《史記集解》引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雲。」）伏生本是秦博士[30]。始皇下詔燒詩書的時候，他將《書》藏在牆壁里。後來兵亂，他流亡在外。漢定天下，才回家；檢查所藏的《書》，已失去數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著這一些，私自教授於齊、魯之間。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時他已九十多歲，不能遠行到京師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錯來從他學。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書》流傳開去。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寫的，還是用秦篆寫的，不得而知；他的學生卻只用當時的隸書抄錄流布。這就是東漢以來所謂《今尚書》或《今文尚書》。漢武帝提倡儒學，立「五經」博士；宣帝時每經又都分家數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員[31]若干人。每家有所謂「師法」或「家法」，從學者必須嚴守。這時候經學已成利祿的途徑，治經學的自然就多起來了。《尚書》也立下歐陽（和伯）、大小夏侯（夏侯勝、夏侯建）三博士，卻都是伏生一派分出來的。當時去伏生已久，傳經的儒者為使人尊信的緣故，竟有硬說《尚書》完整無缺的。他們說，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嗎（《論衡·正說》篇）！這二十九篇，東漢經學大師馬融、鄭玄都給作過注；可是那些注現在差不多亡失乾淨了。 漢景帝時，魯恭王為了擴展自己的宮殿，去拆毀孔子的舊宅。在牆壁里得著「古文」經傳數十篇，其中有《書》。這些經傳都是用「古文」寫的；所謂「古文」，其實只是晚周民間別體字。那時恭王肅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並且將這些書都交還孔家的主人、孔子的後人叫孔安國的。安國加以整理，發現其中的《書》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這稱為《古文尚書》。武帝時，安國將這部書獻上去。因為語言和字體的兩重困難，一時竟無人能通讀那些「逸書」，所以便一直壓在皇家圖書館裡。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先後領校皇家藏書。劉向開始用《古文尚書》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脫簡及異文各若干。哀帝時，劉歆想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尚書》立博士；這些都是所謂「古文」經典。當時的「五經」博士不以為然，劉歆寫了長信和他們爭辯（《漢書》本傳）。這便是後來所謂今古文之爭。 今古文之爭是西漢經學一大史跡。所爭的雖然只在幾種經書，他們卻以為關係孔子之道即古代聖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實也是幌子，骨子裡所爭的還在祿位與聲勢；當時今古文派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不過兩派的學風確也有不同處。大致今文派繼承先秦諸子的風氣，「思以其道易天下」（語見章學誠《文史通義·官公》上），所以主張通經致用。他們解經，只重微言大義；而所謂微言大義，其實只是他們自己的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古文派不重哲學而重歷史，他們要負起保存和傳布文獻的責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訓詁、典禮、名物之間。他們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東漢，書籍流傳漸多，民間私學日盛。私學壓倒了官學，古文經學壓倒了今文經學；學者也以兼通為貴，不再專主一家。但是這時候「古文」經典中《逸禮》即《禮》古經已經亡佚，《尚書》之學，也不昌盛。 東漢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非常寶愛，流離兵亂中，老是隨身帶著。他是怕「《古文尚書》學」會絕傳，所以這般珍惜。當時經師賈逵、馬融、鄭玄都給那一卷《古文尚書》作注，從此《古文尚書》才顯於世（《後漢書·楊倫傳》）。原來「《古文尚書》學」直到賈逵才真正開始，從前是沒有什麼師說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絕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學者竟愛重到那般地步，大約孔安國獻的那部《古文尚書》，一直埋沒在皇家圖書館裡，民間也始終沒有盛行，經過西漢末年的兵亂，便無聲無息地亡失了吧。杜林的那一卷，雖經諸大師作注，卻也沒傳到後世；這許又是三國兵亂的緣故。《古文尚書》的運氣真夠壞的，不但沒有能夠露頭角，還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頂替的事兒。這在西漢就有。漢成帝時，因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無人通曉，下詔徵求能夠通曉的人。東萊有個張霸，不知孔壁的書還在，便根據《書序》，將伏生二十九篇分為數十，作為中段，又采《左氏傳》及《書序》所說，補作首尾，共成《古文尚書百二篇》。每篇都很簡短，文意又淺陋。他將這偽書獻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圖書館藏著的孔壁《尚書》對看，滿不是的。成帝便將張霸下在獄裡，但卻還存著他的書，並且聽它流傳世間。後來張霸的再傳弟子樊並謀反，朝廷才將那書毀廢。這第一部偽《古文尚書》就從此失傳了。 到了三國末年，魏國出了個王肅，是個博學而有野心的人。他偽作了《孔子家語》《孔叢子》（《孔子家語》託名孔安國，《孔叢子》託名孔鮒），又偽作了一部孔安國的《古文尚書》，還帶著孔安國的傳。他是個聰明人，偽造這部《古文尚書》孔傳，是很費了心思的。他采輯群籍中所引「逸書」，以及歷代嘉言，改頭換面，巧為連綴，成功了這部書。他是參照漢儒的成法，先將伏生二十九篇分割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桓譚《新論》作五十八，《漢書·藝文志》自注作五十七），以合於東漢儒者如桓譚、班固所記的《古文尚書》篇數。所增各篇，用力闡明儒家的「德治主義」，滿紙都是仁義道德的格言。這是漢武帝罷黜百家，專崇儒學以來的正統思想，所謂大經、大法，足以取信於人。只看宋以來儒者所口誦心維的「十六字心傳」（見真德秀《大學衍義》。所謂十六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在偽《大禹謨》里，是舜對禹的話），正在他偽作的《大禹謨》里，便見出這部偽書影響之大。其實《尚書》里的主要思想，該是「鬼治主義」，像《盤庚》等篇所表現的。「原來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為所欲為，不受什麼政治道德的拘束。逢到臣民不聽話的時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來，自然一切解決。」這叫作「鬼治主義」。「西周以後，因疆域的開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開。自孔子以至荀卿、韓非，他們的政治學說都建築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擴張得極大。他們覺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誠信的感應；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風從，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壓迫。」這叫作「德治主義」。〔以上引顧頡剛《盤庚中篇今譯》（《古史辨》第二冊）。〕看古代的檔案，包含著「鬼治主義」思想的，自然比包含著「德治主義」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肅的時代早已是「德治主義」的時代，他的偽書所以專從這裡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詞旨坦明，毫無詰屈聱牙之處，卻不免露出了馬腳。 晉武帝時候，孔安國的《古文尚書》曾立過博士（《晉書·荀嵩傳》）；這《古文尚書》大概就是王肅偽造的。王肅是武帝的外祖父，當時即使有懷疑的人，也不敢說話。可是後來經過懷帝永嘉之亂，這部偽書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發現了它，便拿來獻到朝廷上去。這時候偽《古文尚書》孔傳便和馬、鄭注的尚書並行起來了。大約北方的學者還是信馬、鄭的多，南方的學者才是信偽孔的多。等到隋統一了天下，南學壓倒了北學，馬、鄭《尚書》，習者漸少。唐太宗時，因章句繁雜，詔令孔穎達等編撰《五經正義》；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頒行天下，考試必用此本。《正義》成了標準的官書，經學從此大統一。那《尚書正義》便用的偽《古文尚書》孔傳。偽孔定於一尊，馬、鄭便更沒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殘缺了，宋以來差不多就算亡了。偽《古文尚書》孔傳，如此這般冒名頂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時候。 這一千年中間，卻也有懷疑偽《古文尚書》孔傳的人。南宋的吳棫首先發難。他有《書稗傳》十三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四），可惜不傳了。朱子因孔安國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順易讀，也覺得可疑（見《朱子語類》七十八）。但是他們似乎都還沒有去找出確切的證據。至少朱子還不免疑信參半；他還採取偽《大禹謨》里「人心」「道心」的話解釋「四書」，建立道統呢。元代的吳澄才斷然地將伏生今文從偽古文分出；他的《尚書纂言》只註解今文，將偽古文除外。明代梅著《尚書考異》，更力排偽孔，並找出了相當的證據。但是嚴密鉤稽決疑定讞的人，還得等待清代的學者。這裡該提出三個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第二是惠棟，著《古文尚書考》。兩書辨析詳明，證據確鑿，教偽孔體無完膚，真相畢露；但將作偽的罪名加在梅賾頭上，還不免未達一間。第三是清中葉的丁晏，著《尚書餘論》，才將真正的罪人王肅指出。千年公案，從此可以定論。這以後等著動手的，便是搜輯漢人的伏生《尚書》說和馬、鄭注。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績也斐然可觀；不過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抱殘守缺的工作罷了。伏生《尚書》從千年迷霧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諸大師的勞績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還該分別地看。照近人的意見，《周書》大都是當時史官所記，只有一二篇像是戰國時人托古之作。《商書》究竟是當時史官所記，還是周史官追記，尚在然疑之間。《虞》[32]《夏書》大約多是戰國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許是後代史官追記的。這麼著，《今文尚書》里便也有了真偽之分了。 《春秋》三傳 /朱自清/ 「春秋」是古代記事史書的通稱。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舉行，所以記事的書用這個名字。各國有各國的春秋，但是後世都不傳了。傳下的只有一部《魯春秋》，《春秋》成了它的專名，便是《春秋經》了。傳說這部《春秋》是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編的。魯哀公十四年，魯西有獵戶打著一隻從沒有見過的獨角怪獸，想著定是個不祥的東西，將它扔了。這個新聞傳到了孔子那裡，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說：「這是麟啊。為誰來的呢！幹什麼來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說著流下淚來，趕忙將袖子去擦，淚點兒卻已滴到衣襟上。原來麟是個仁獸，是個祥瑞的東西；聖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會來，不然是不會來的。可是那時代哪有聖帝、明王？天下正亂紛紛的，麟來得真不是時候，所以讓獵戶打死；它算是倒了運了。 孔子這時已經年老，也常常覺著生得不是時候，不能行道；他為周朝傷心，也為自己傷心。看了這隻死麟，一面同情它，一面也引起自己的無限感慨。他覺著生平說了許多教；當世的人君總不信他，可見空話不能打動人。他發願修一部《春秋》，要讓人從具體的事例里，得到善惡的教訓。他相信這樣得來的教訓，比抽象的議論深切著明[33]得多。他覺得修成了這部《春秋》，雖然不能行道，也算不白活一輩子。這便動起手來，九個月書就成功了。書起於魯隱公，終於獲麟；因獲麟有感而作，所以敘到獲麟絕筆，是紀念的意思。但是《左傳》里所載的《春秋經》，獲麟後還有，而且在記了「孔子卒」的哀公十六年後還有：據說那卻是他的弟子們續修的了。 這個故事雖然夠感傷的，但我們從種種方面知道，它卻不是真的。《春秋》只是魯國史官的舊文，孔子不曾摻進手去。《春秋》可是一部信史，裡面所記的魯國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學家所推算的相合，這絕不是偶然的。不過書中殘缺、零亂和後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書起於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前722—前481）；後世稱這二百四十二年為春秋時代。書中紀事按年月日，這叫作編年。編年在史學上是個大發明；這教歷史系統化，並增加了它的確實性。《春秋》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編年史。書中雖用魯國紀元，所記的卻是各國的事，所以也是我們第一部通史。所記的齊桓公、晉文公的霸跡最多；後來說「尊王攘夷」是《春秋》大義，便是從這裡著眼。 古代史官記事，有兩種目的：一是證實，二是勸懲。像晉國董狐不怕權勢，記「趙盾弒其君」（《左傳》宣公二年）；齊國太史記「崔杼弒其君」（《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雖殺身不悔，都為的是證實和懲惡，作後世的鑑戒。但是史文簡略，勸懲的意思有時不容易看出來，因此便需要解說的人。《國語》記楚國申叔時論教太子的科目，有「春秋」一項，說「春秋」有獎善、懲惡的作用，可以戒勸太子的心。孔子是第一個開門授徒，拿經典教給平民的人，《魯春秋》也該是他的一種科目。關於勸懲的所在，他大約有許多口義傳給弟子們。他死後，弟子們散在四方，就所能記憶的又教授開去。《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所謂《春秋》三傳里，所引孔子解釋和評論的話，大概就是撿的這一些。 三傳特別注重《春秋》的勸懲作用；證實與否，倒在其次。按三傳的看法，《春秋》大義可以從兩方面說：明辨是非，分別善惡，提倡德義，從成敗里見教訓，這是一；夸揚霸業，推尊周室，親愛中國，排斥夷狄，實現民族大一統的理想，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鑑，後者是撥亂反正的程序。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記災，表示天罰；記鬼，表示恩仇，也還是勸懲的意思。古代記事的書常夾雜著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傳的看法，大體上是對的。但在解釋經文的時候，卻往往一個字一個字地咬嚼；這一咬嚼，便不顧上下文穿鑿附會起來了。《公羊》《穀梁》，尤其如此。 這樣咬嚼出來的意義就是所謂「書法」，所謂「褒貶」，也就是所謂「微言」。後世最看重這個。他們說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史記·孔子世家》），「筆」是書，「削」是不書，都有大道理在內。又說一字之褒，比教你作王公還榮耀；一字之貶，比將你作罪人殺了還恥辱。本來孟子說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那似乎只指概括的勸懲作用而言。等到褒貶說發展，孟子這句話倒像更坐實了。而孔子和《春秋》的權威也就更大了。後世史家推尊孔子，也推尊《春秋》，承認這種書法是天經地義；但實際上他們卻並不照三傳所咬嚼出來的那麼穿鑿附會地辦。這正和後世詩人儘管推尊《毛詩傳箋》里比興的解釋，實際上卻不那樣穿鑿附會地作詩一樣。三傳，特別是《公羊傳》和《穀梁傳》，和《毛詩傳箋》在穿鑿解經這件事上是一致的。 三傳之中，公羊、穀梁兩家全以解經為主，左氏卻以敘事為主。公、穀以解經為主，所以咬嚼得更厲害些。戰國末期，專門解釋《春秋》的有許多家，公、穀較晚出而僅存。這兩家固然有許多彼此相異之處，但淵源似乎是相同的；他們所引別家的解說也有些是一樣的。這兩種《春秋經傳》經過秦火，多有殘缺的地方；到漢景帝、武帝時候，才有經師重加整理，傳授給人。公羊、穀梁只是家派的名稱，僅存姓氏，名字已不可知。至於他們解經的宗旨，已見上文；《春秋》本是儒家傳授的經典，解說的人，自然也離不了儒家，在這一點上，三傳是大同小異的。 《左傳》這部書，漢代傳為魯國左丘明所作。這個左丘明，有的說是「魯君子」，有的說是孔子的朋友；後世又有說是魯國的史官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是「魯君子」；《漢書·劉歆傳》說「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杜預《春秋序》說是「身為國史」。）這部書歷來討論得最多。漢時有「五經」博士。凡解說「五經」自成一家之學的，都可立為博士。立了博士，便是官學；那派經師便可做官受祿。當時《春秋》立了公、穀二傳的博士。《左傳》流傳得晚些，古文派經師也給它爭立博士。今文派卻說這部書不得孔子《春秋》的真傳，不如公、穀兩家。後來雖一度立了博士，可是不久還是廢了。倒是民間傳習的漸多，終於大行！原來公、穀不免空談，《左傳》卻是一部僅存的古代編年通史（殘缺又少），用處自然大得多。《左傳》以外，還有一部分國記載的《國語》，漢代也認為左丘明所作，稱為《春秋外傳》。後世學者懷疑這一說的很多。據近人的研究，《國語》重在「語」，記事頗簡略，大約出於另一著者的手，而為《左傳》著者的重要史料之一。這書的說教，也不外尚德、尊天、敬神、愛民，和《左傳》是很相近的。只不知著者是誰。其實《左傳》著者我們也不知道。說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左傳》成書的時代大概在戰國，比公、穀二傳早些。 《左傳》這部書大體依《春秋》而作；參考群籍，詳述史事，徵引孔子和別的「君子」解經評史的言論，吟味書法，自成一家言。但迷信卜筮，所記禍福的預言，幾乎無不應驗；這卻大大違背了證實的精神，而和儒家的宗旨也不合了。晉范寧作《穀梁傳序》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艷」是文章美，「富」是材料多；「巫」是多敘鬼神，預言禍福。這是句公平話。注《左傳》的，漢代就不少，但那些許多已散失；現存的只有晉杜預注，算是最古了。 杜預作《春秋序》，論到《左傳》，說「其文緩，其旨遠」，「緩」是委婉，「遠」是含蓄。這不但是好史筆，也是好文筆。所以《左傳》不但是史學的權威，也是文學的權威。《左傳》的文學本領，表現在記述辭令和描寫戰爭上。春秋列國，盟會頗繁，使臣會說話不會說話，不但關係榮辱，並且關係利害，出入很大，所以極重辭令。《左傳》所記當時君臣的話，從容委曲，意味深長，只是平心靜氣地說，緊要關頭卻不放鬆一步，真所謂恰到好處。這固然是當時風氣如此，但不經《左傳》著者的潤飾功夫，也絕不會那樣在紙上活躍的。戰爭是個複雜的程序，敘得頭頭是道，已經不易，敘得有聲有色，更難；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閒，透著優遊不迫神兒才成。這卻正是《左傳》著者所擅長的。 「四書」 /朱自清/ 「四書」「五經」到現在還是我們口頭上一句熟語。「五經」是《易》《書》《詩》《禮》《春秋》；「四書」按照普通的順序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前二者又簡稱《學》《庸》，後二者又簡稱《論》《孟》；有了簡稱，可見這些書是用得很熟的。本來呢，從前私塾里，學生入學，是從「四書」讀起的。這是那些時代的小學教科書，而且是統一的標準的小學教科書，因為沒有不用的。那時先生不講解，只讓學生背誦，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的小注。只要囫圇吞棗地念，囫圇吞棗地背；不懂不要緊，將來用得著，自然會懂的。怎麼說將來用得著？那些時候行科舉制度。科舉是一種競爭的考試制度，考試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題目都出在「四書」里，而且是朱注的「四書」里。科舉分幾級，考中的得著種種出身或資格，憑著這種資格可以建功立業，也可以升官發財；作好作歹，都得先弄個資格到手。科舉幾乎是當時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每個學生都先讀「四書」，而且讀的是朱注，便是這個緣故。 將朱注「四書」定為科舉用書，是從元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起的。規定這四種書，自然因為這些書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讀的價值；規定朱注，也因為朱注發明書義比舊注好些、切用些。這四種書原來並不在一起，《學》《庸》都在《禮記》里，《論》《孟》是單行的。這些書原來只算是諸子書，朱子原來也只稱為「四子」；但《禮記》《論》《孟》在漢代都立過博士，已經都升到經里去了。後來唐代的「九經」里雖然只有《禮記》，宋代的「十三經」卻又將《論》《孟》收了進去。（「九經」：《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十三經：《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中庸》很早就被人單獨注意，漢代已有關於《中庸》的著作，六朝時也有，可惜都不傳了。（《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關於《大學》的著作，卻直到司馬光的《大學通義》才開始，這部書也不傳了。這些著作並不曾教《學》《庸》普及，教《學》《庸》和《論》《孟》同樣普及的是朱子的注，「四書」也是他編在一起的，「四書」的名字也因他而有。 但最初用力提倡這幾種書的是程顥、程頤兄弟。他們說：「《大學》是孔門的遺書，是初學者入德的門徑。只有從這部書里，還可以知道古人做學問的程序。從《論》《孟》里雖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這部書的分明易曉。學者必須從這部書入手，才不會走錯了路。」（原文見《大學章句》卷頭）這裡沒提到《中庸》。可是他們是很推尊《中庸》的。他們在另一處說：「『不偏』叫作『中』，『不易』叫作『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的書，是子思記下來傳給孟子的。書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長；會讀書的細加玩賞，自然能心領神悟，終身受用不盡。」（原文見《中庸章句》卷頭）這四種書到了朱子手裡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的見解，加以系統地說明，四種書便貫穿起來了。 他說，古來有小學、大學。小學裡教灑掃進退的規矩和禮、樂、射、御、書、數，所謂「六藝」的。大學裡教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於民生日用，都是實學。《大學》這部書便是古來大學裡教學生的方法，規模大，節目詳；而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循序漸進的。程子說是「初學者入德的門徑」，就是為此。這部書里的道理，並不是為一時一事說的，是為天下後世說的。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原文見《中庸章句》卷頭），所以程子舉為初學者的第一部書。《論》《孟》雖然也切實，卻是「應機接物的微言」（朱子《大學或問》卷一），問的不是一個人，記的也不是一個人。淺深先後，次序既不分明，抑揚可否，用意也不一樣，初學者領會較難。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至於《中庸》，是孔門的心法，初學者領會更難，程子所以另論。 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學》的提綱挈領，便能領會《論》《孟》里精微的分別去處；融貫了《論》《孟》的旨趣，也便能領會《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慾，道心是天理。人該修養道心，克制人心，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領會《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從大處著眼，讀天下的書，論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將《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學》《論》《孟》合為「四書」，作為初學者的基礎教本。後來規定「四書」為科舉用書，原也根據這番意思。不過朱子教人讀「四書」，為的成人；後來人讀「四書」，卻重在獵取功名；這是不合於他提倡的本心的。至於順序變為《學》《庸》《論》《孟》，那是書賈因為《學》《庸》篇頁不多，合為一本的緣故；通行既久，居然約定俗成了。 《禮記》里的《大學》，本是一篇東西，朱子給分成經一章，傳十章；傳是解釋經的。因為要使傳合經，他又顛倒了原文的次序，並補上一段兒。他注《中庸》時，雖沒有這樣大的改變，可是所分的章節，也與鄭玄注的不同。所以這兩部書的注，稱為《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孟》的注，卻是融合各家而成，所以稱為《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大學》的經一章，朱子想著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話；傳十章，他相信是曾子的意思，由弟子們記下的。《中庸》的著者，朱子和程子一樣，都接受《史記》的記載，認為是子思（《孔子世家》）。但關於書名的解釋，他修正了一些。他說，「中」除「不偏」外，還有「無過無不及」的意思；「庸」解作「不易」，不如解作「平常」的好（《中庸或問》卷一）。照近人的研究，《大學》的思想和文字，很有和荀子相同的地方，大概是荀子學派的著作。《中庸》，首尾和中段思想不一貫，從前就有人疑心。照近來的看法，這部書的中段也許是子思原著的一部分，發揚孔子的學說，如「時中」「忠恕」「知仁勇」「五倫」等。首尾呢，怕是另一關於《中庸》的著作，經後人混合起來的；這裡發揚的是孟子的天人相通的哲理，所謂「至誠」「盡性」，都是的。著者大約是一個孟子學派。 《論語》是孔子弟子們記的。這部書不但顯示一個偉大的人格——孔子，並且讓讀者學習許多做學問、做人的節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時習」「闕疑」「好古」「隅反」「擇善」「困學」等，都是可以終身應用的。《孟子》據說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孫丑、萬章等共同編定的。書中說「仁」兼說「義」，分辨「義」「利」甚嚴；而辯「性善」，教人求「放心」，影響更大。又說到「養浩然之氣」，那「至大至剛」「配義與道」的「浩然之氣」（《公孫丑》）；這是修養的最高境界，所謂天人相通的哲理。書中攻擊楊朱、墨翟兩派，辭鋒咄咄逼人。這在儒家叫作攻異端，功勞是很大的。孟子生在戰國時代，他不免「好辯」，他自己也覺得的（《滕文公》）。他的話流露著「英氣」，「有圭角」，和孔子的溫潤是不同的。所以儒家只稱為「亞聖」，次於孔子一等（《孟子集注序》說引程子說）。《孟子》有東漢的趙岐注。《論語》有孔安國、馬融、鄭玄諸家注，卻都已殘佚，只零星地見於魏何晏的《集解》里。漢儒注經，多以訓詁名物為重；但《論》《孟》詞意顯明，所以只解釋文句，推闡義理而止。魏晉以來，玄談大盛，孔子已經道家化；解《論語》的也多參入玄談，參入當時的道家哲學。這些後來卻都不流行了。到了朱子，給《論》《孟》作注，雖說融會各家，其實也用他自己的哲學作架子。他注《學》《庸》，更顯然如此。他的哲學切於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將他解釋的孔子當作真的孔子。 他那一套「四書」注實在用盡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臨死的時候，他還在改定《大學·誠意》章的注。注以外又作了《四書或問》，發揚注義，並論述對於舊說的或取或舍的理由。他在「四書」上這樣下功夫，一面固然為了誘導初學者，一面還有一個用意，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統。他在《中庸章句序》里論到諸聖道統的傳承，末尾自謙說，「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其實他是隱隱在以傳道統自期呢。《中庸》傳授心法，正是道統的根本。將它加在《大學》《論》《孟》之後而成「四書」，朱子自己雖然說是給初學者打基礎，但一大半恐怕還是為了建立道統，不過他自己不好說出罷了。他注「四書」在宋孝宗淳熙年間（1174—1189）。他死後，朝廷將他的「四書」注審定為官書，從此盛行起來。他果然成了傳儒家道統的大師了。 《戰國策》 /朱自清/ 春秋末年，列國大臣的勢力漸漸膨脹起來。這些大臣都是世襲的，他們一代一代聚財養眾，明爭暗奪了君主的權力，建立起自己的特殊地位。等到機會成熟，便跳起來打倒君主自己干。那時候各國差不多都起了內亂。晉國讓韓、魏、趙三家分了，姓姜的齊國也讓姓田的大夫占了。這些，周天子只得承認了。這是封建制度崩壞的開始。那時候周室也經過了內亂，土地大半讓鄰國搶去，剩下的又分為東、西周；東、西周各有君王，彼此還爭爭吵吵的。這兩位君王早已失去春秋時代「共主」的地位，而和列國諸侯相等了。後來列國紛紛稱王，周室更不算回事；他們至多能和宋、魯等小國君主等量齊觀罷了。 秦、楚兩國也經過內亂，可是站住了。它們本是邊遠的國家，卻漸漸伸張勢力到中原來。內亂平後，大加整頓，努力圖強，聲威便更廣了。還有極北的燕國，向來和中原國家少來往，這時候也有力量向南參加國際[34]政治了。秦、楚、燕和新興的韓、魏、趙、齊，是那時代的大國，稱為「七雄」。那些小國呢，從前可以仰仗霸主的保護，做大國的附庸；現在可不成了，只好讓人家吞的吞、並的並，算只留下宋、魯等兩三國，給七雄當緩衝地帶。封建制度既然在崩壞中，七雄便各成一單位，各自爭存，各自爭強；國際政局比春秋時代緊張多了，戰爭也比從前嚴重多了。列國都在自己邊界上修起長城來。這時候軍器進步了，從前的兵器都用銅打成，現在有用鐵打成的了。戰術也進步了。攻守的方法都比從前精明，從前只用兵車和步卒，現在卻發展了騎兵了。這時候還有以幫人家作戰為職業的人。這時候的戰爭，殺傷是很多的。孟子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離婁》）可見那凶慘的情形。後人因此稱這時代為戰國時代。 在長期混亂之後，貴族有的做了國君，有的漸漸衰滅。這個階級算是隨著封建制度崩壞了。那時候的國君，沒有了世襲的大臣，便集權專制起來。輔助他們的是一些出身貴賤不同的士人。那時候君主和大臣都竭力招攬有技能的人，甚至學雞鳴、學狗盜的也都收留著。這是所謂「好客」「好士」的風氣。其中最高的是說客，是遊說之士。當時國際關係緊張，戰爭隨時可起。戰爭到底是勞民傷財的，況且難得有把握；重要的還是做外交的功夫。外交辦得好，只憑口舌排難解紛，可以免去戰禍；就是不得不戰，也可以多找一些與國、一些幫手。擔負這種外交的人，便是那些策士、那些遊說之士。遊說之士既然這般重要，所以立談可以取卿相；只要有計謀，會辯說就成，出身的貴賤倒是不在乎的。 七雄中的秦，從孝公用商鞅變法以後，日漸強盛。到後來成了與六國對峙的局勢。這時候的遊說之士，有的勸六國聯合起來抗秦，有的勸六國聯合起來親秦。前一派叫「合縱」，是聯合南北各國的意思；後一派叫「連橫」，是聯合東西各國的意思——只有秦是西方的國家。合縱派的代表是蘇秦，連橫派的是張儀，他們可以代表所有的戰國遊說之士。後世提到遊說的策士，總想到這兩個人；提到縱橫家，也總是想到這兩個人。他們都是鬼谷先生的弟子。蘇秦起初也是連橫派。他遊說秦惠王，秦惠王老不理他；窮得要死，只好回家。妻子、嫂嫂、父母，都瞧不起他。他恨極了，用心讀書，用心揣摩；夜裡倦了要睡，用錐子扎大腿，血流到腳上。這樣整一年，他想著成了，便出來遊說六國合縱。這回他果然成功了，佩了六國相印，又有勢又有錢。打家裡過的時候，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子低頭，嫂嫂爬[35]在地上謝罪。他嘆道：「人生世上，勢位富貴，真是少不得的！」張儀和楚相喝酒，楚相丟了一塊璧。手下人說張儀窮而無行，一定是他偷的，綁起來打了幾百下。張儀始終不認，只好放了他。回家，他妻子說：「唉，要不是讀書遊說，哪會受這場氣！」他不理，只說：「看我舌頭還在吧？」妻子笑道：「舌頭是在的。」他說：「那就成！」後來果然做了秦國的相；蘇秦死後，他也大大得意了一番。 蘇秦使錐子扎腿的時候，自己發狠道：「哪有遊說人主不能得金玉錦繡，不能取卿相之尊的道理！」這正是戰國策士的心思。他們憑他們的智謀和辯才，給人家畫策，辦外交；誰用他們就幫誰。他們是職業的，所圖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貴；幫你的時候幫你，不幫的時候也許害你。翻覆，在他們看來是沒有什麼的。本來呢，當時七雄分立，沒有共主，沒有盟主，各干各的，誰勝誰得勢。國際間沒有是非，愛幫誰就幫誰，反正都一樣。蘇秦說連橫不成，就改說合縱，在策士看來，這正是當然。張儀說舌頭在就行，說是說非，只要會說，這也正是職業的態度。他們自己沒有理想，沒有主張，只求揣摩主上的心理，拐彎兒抹角投其所好。這需要技巧；《韓非子·說難》篇專論這個。說得好固然可以取「金玉錦繡」和「卿相之尊」，說得不好也會招殺身之禍；利害所關如此之大，蘇秦費一整年研究揣摩不算多。當時各國所重的是威勢，策士所說原不外戰爭和詐謀；但要因人、因地進言，廣博的知識和微妙的機智都是不可少的。 記載那些說辭的書叫《戰國策》，是漢代劉向編定的，書名也是他提議的。但在他以前，漢初著名的說客蒯通，大約已經加以整理和潤飾，所以各篇如出一手。《漢書》本傳里記著他「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篇，號曰《雋永》」，大約就是劉向所根據的底本了〔羅根澤《戰國策作於蒯通考》及《補證》（《古史辨》第四冊）〕。蒯通那支筆是很有力量的。鋪陳的偉麗，叱吒的雄豪，固然傳達出來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聲口，也絲絲入扣，千載如生。讀這部書，真是如聞其語，如見其人。漢以來批評這部書的都用儒家的眼光。劉向的序里說戰國時代「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可以代表。但他又說這些是「高才秀士」的「奇策異智」，「亦可喜，皆可觀」。這便是文辭的作用了。宋代有個李文叔，也說這部書所記載的事「淺陋不足道」，但「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又道，說的還不算難，記的才真難得呢（李格非《書戰國策後》）。這部書除文辭之勝外，所記的事，上接春秋時代，下至楚、漢興起為止，共二百零二年（前403—前202），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所謂戰國時代，便指這裡的二百零二年；而戰國的名稱也是劉向在這部書的序里定出的。 注釋 [1]潛，應作「譖」。——編者注 [2]管，應作「營」。——編者注 [3]《史記》原文作：「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此處保留底稿原貌。——編者注 [4]應作「吉甫」。——編者注 [5]另有「兼弱攻昧」一說。——編者注 [6]即《公劉》篇。《詩經》篇名多取首句或其中二字，兩種方法皆可找到對應篇目，後文不再一一說明。——編者注 [7]與上文的《皇矣》是同一篇。——編者注 [8]「二南」，指《周南》《召南》。——編者注 [9]作風，在本文中指藝術家或作品的風格。——編者注 [10]「乎」一為「夫」。——編者注 [11]「氾附」一為「泛泭」。泭，古同「桴」，木筏。——編者注 [12]「柄」應為「枘」。——編者注 [13]指舂過的精米。——編者注 [14]掔，同「攬」。——編者注 [15]「狹」應為「鋏」，劍柄，指代劍。——編者注 [16]「娥」應為「蛾」。——編者注 [17]「乎」一為「夫」。——編者注 [18]從容，本義為舒緩、不急迫，這裡形容文辭委婉曲折。——編者注 [19]主文譎諫，泛指婉轉陳詞規勸，語出《詩經·序》。主文，在這裡的意思是用配樂詩歌表達創作者的思想內容，引申為用譬喻來規勸。——編者注 [20]此句為《漢書》引用司馬遷對司馬相如的評價，原文作：「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編者注 [21]荀卿，指荀子。——編者注 [22]即《史記·滑稽列傳》。——編者注 [23]騶忌子，即「鄒忌」。——編者注 [24]「請無離前」一為「請謹母離前」。——編者注 [25]狶，今作「豨」，指大豬。——編者注 [26]與前文《新序·雜事》二是同一篇。即前文中的《新序·雜事》二。——編者注 [27]一為「何民眾庶不譽之甚也」。——編者注 [28]「鳳皇」一為「鳳凰」。——編者注 [29]錯列與組合，即數學中的排列組合。——編者注 [30]博士，古代學官名，起源於戰國。博士掌古通今，漢初以前為顧問性質，漢武帝之後專掌經學教授。——編者注 [31]弟子員，漢代對太學生的稱謂。——編者注 [32]《虞》，即《虞書》。——編者注 [33]著明：顯明。——編者注 [34]指東周末的諸侯國之間。——編者注 [35]「趴」字更準確，為尊重原文風貌，未改。——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