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和希臘文明 · 第六章 希臘化時代

在這個時代， 狹義上的文化 這個題目引發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城邦的衰落和公民意識的淡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起到了在知識生活中把偉大的天才解放出來的作用，還有這些發展是激發了傑出的才能還是窒息了它。除了我們從繼承者（ diadochoi ）、哲學家或者其他的作家所了解到的情況來看，包括醜聞，我們掌握的資料還是如此的貧乏，以至於不可能得到關於這些問題的任何令人滿意的答案。波里比阿明確地說，人們紛紛遠離國家，投身於學習和學術，學習哲學的學生也一定在數量上大為增長。非常令人懷疑的是藝術是否也同樣受益於這種新的活力。那些藝術家還是一如既往，很顯然，最傑出的作品仍然出現在雕塑和繪畫當中。但是那個時代在傳統上還是出現了令人悲傷的斷裂；偉大的藝術家不再被人們提及，著名的名字不再被記錄下來；羅得斯和佩爾加蒙的雕塑家的名字只是由於與某些具體的作品有關而碰巧被提及才流傳下來，並不是作為家喻戶曉的大師被記錄下來的。例如，著名演員的名字幾乎不再出現在文獻中，然而很多人還是創作出了傑出的作品，他們之所以不被提到只是因為他們這樣的人太多了。 在其他的領域，因為只有一些殘篇保留下來，我們看到的東西也是十分有限。因為，除了劇院，對於任何一座可以追溯到亞細亞和埃及王國時代的繼承者的某個單體建築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我們無法對這個時期的建築進行評判。詩歌也只剩下一些殘篇，提奧克里特的詩歌除外，但它們並不能代表最好的詩歌。一些類型的詩歌，比如合唱用的抒情詩可能大為減少了，但是對於沒有了好的單首的抒情詩，我們卻完全找不到任何理由；可能在亞歷山大里亞碰巧沒有這種詩歌。 希臘人精神生活上倖存的最主要的東西就是向著三個主要的方向上發展的哲學：斯多噶主義、伊壁鳩魯主義和懷疑學派。另外，希臘傳統的活力還使它在近東希臘化的過程中得到了展示，這並不僅僅是因為馬其頓政府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施加的政治上的壓力，而且還因為它具有一種內在的優越性和生命力。是否這個時代的一般的受過教育的希臘人與過去的受過教育的希臘人相比普遍地看上去更加柔弱和溫柔，認識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卻沒有辦法證明。 早先的希臘人受到光輝的理想的激勵，尤其是美好的聲名；現在這些理想到哪裡去了？不過，即使在公元前3世紀的令人悲傷的衰落當中，仍然有人在追求聲名。在所謂的自由的希臘人中，一些人通過政治和戰爭贏得了聲名，像阿拉圖斯、菲洛波曼（Philopoemen）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但他們都有著嚴重的缺陷和不足，說到最後的一個克里奧蒙尼，他不僅在塞拉西亞之後再次表現出個人的無能，而且他的整個改革有一種突然降臨在希臘人頭上的解散運動的味道。然而，在說起這些人，描述這些人的時候，人們還是習慣於像從前那樣地誇大其詞，克里奧蒙尼尤其受到那些把他視作偉人的人們的歡迎。例如，在斯巴達失敗之後，他的所作所為有著非常詳細的描述；他拒絕了一個女奴的幫助，他既不飲酒，也沒有坐下來，卸掉他的盔甲，只是會休息一小會兒，用左邊的肩膀靠在一根柱子上，頭枕在肘子上，陷入沉思，直到最後他逃向大海（普魯塔克，《克里奧蒙尼》，29）。即使他在這裡是在表演，但他在埃及的死仍然是一個悲劇。人們決意要嘗試著呼喚出一個古代斯巴達名人的形象。 一些繼承者（ diadochoi ）也有一種榮譽感。這可能經常使他們誤入歧途，人們可能會認為，他們的真實動機是虛榮心和自大狂；克里奧蒙尼的對手安提格努斯·多森（Antigonus Doson）是一個例外，他對斯巴達表現出了仁慈之心，允許它保留其所有的制度；在已經生病的情況下，他匆匆地趕回馬其頓，去尋找一種與入侵的伊里利亞人戰鬥到死的真正的英雄的歡樂。根據一個可能在議事廳（ leschai ）里被添油加醋的故事，他死於腦溢血，他那時仍然騎在馬背上，在勝利的時刻，說了一句，「多麼美好的一天呀！」（普魯塔克，《克里奧蒙尼》，30） 儘管，從總的情況來看，真正的對聲名的追求已經衰落了。賽會中的聲名已經消失殆盡，就像我們從普魯塔克的《菲洛波曼傳》（ Philopoemen ）（3）中所了解到的那樣。從孩童時代開始，這位偉大的將軍就想成為一名軍人，學習了他能夠學到的所有關於戰爭的知識。因為他還是一個天生的摔跤手，所以有人建議他去當一名運動員。當他問到體育訓練是否與他的軍事學習相衝突的時候，人們就告訴他，實際上，運動員的體格和養生之道與軍人的要求完全不同；運動員需要足夠的睡眠，大量的食物，勞逸結合的、精確的和有條理的訓練，稍微偏離這些規則都會達不到訓練的目標，而軍人的生活則是持續不斷的沒有任何規律的東奔西跑，要習慣於不吃飯、不睡覺地奔波。所以菲洛波曼拒絕並鄙視體育訓練，後來在他的軍隊中儘可能地用蔑視和懲罰來禁止體育訓練，原因就是它造就的最健美的身體不適合於戰鬥；他在田野上打獵和勞作，以此強健他自己的體格。 榮耀和尊敬現在既賦予了那些強有力的人，也給了那些卑鄙的人，所以某種神經質的興奮和期待產生出來，甚至這個時代一開始，哈帕路斯就能夠說服希臘人在他們的家鄉允許他為了紀念她的情婦皮皮提奧尼克，授予她「皮提奧尼克·阿佛洛蒂忒」的稱號，並在通往埃留西斯的神路上為她建立一座巨大的帶有樹林和祭壇的紀念碑。另外一個例子是法勒戎（Phaleron）的德莫特里烏斯，他使雅典人進入一種瘋狂的狀態，為了向他致敬竟然要同時建造300尊雕像，當然在他倒台的時候結局也很慘，這說明了這樣的聲望已經變得多麼沒有價值。 但是就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城市的圍攻者狄米特里烏斯當著他的面受到了公然的藐視，這造成了對很多繼承者（ diadochoi ）的神聖崇拜，不僅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在那裡人們別無選擇，而且也在自由的希臘。甚至獻給那些僅僅供人娛樂的人們的雕像也紛紛被豎立起來。在雅典，就有一座獻給卡瑞斯提安·阿里斯托尼庫斯（Carystian Aristonicus）的雕像，他與亞歷山大玩過球；同時他也因為「這項技藝」而被授予了公民權，而這也打破了一個先例，那就是製作雕像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使某種優美的姿態成為不朽。事情甚至變得更壞。木偶師傅歐瑞克雷得斯（Eurycleides）獲得了一尊雕像作為獎勵，它就擺放在那些偉大的悲劇作家的旁邊，而他的同行波特伊努斯（Potheinus）則被允許使用歐里庇得斯和他的同時代的詩人們曾經給觀眾帶來愉悅的同一座舞台。雖然每次在這樣的命令中都會感到某種不安：「需要建立一尊雕像獻給某某」，然而魔術師提奧多洛斯就輕而易舉地以這種方式在赫斯提亞（Hestiaea）和歐芮奧斯（Oreos）的劇院獲得了榮耀，更不用說像米利都的豎琴演奏者阿齊勞斯或者底比斯（在那裡竟然沒有品達的雕像）的歌唱家克里昂這樣的演員了。 真正的傑出人士的缺乏使這樣的事情變得不那麼令人奇怪了，那就是名聲現在可以僅僅通過生理上的某個顯著的特徵或者某種絕對的令人厭惡的特徵獲得，就像我們從阿里安和雅典尼烏斯開列的各色人物的清單上就可以看出，他們或瘦而矮，或胖而蠢，或貪吃貪喝。 對這種追逐廉價的出名的一種回應就是直截了當的漫罵，這主要以澤魯斯（Zoilus）為代表；他的確切生卒年月不是十分清楚，但是他可能生活在菲拉德爾福斯（Philadelphus）的時代。他來自安菲波利斯，那時已在馬其頓的統治之下，寫東西（他的方式就像一位馬其頓人）不僅反對荷馬，而且還反對柏拉圖和伊索克拉底，致力於性質惡劣的漫罵，因為，正如他所言，他並不想去做壞事，而只是想用他對同時代的人和已經死去的人挑毛病的方式去對抗所有的人。他的這種文學風格，或者所謂的帶有修辭學色彩的犬儒主義，後來成為一個諺語，即「鞭打荷馬」。 除了繼承者之外，那時候最重要的名人就是哲學家和妓女。雅典人崇敬芝諾，他在賽普勒斯的西提翁（Cition）的公民同胞，為了使他們自己的臉上更加有光，就獻給了他一尊鍍金的雕像；在卡內阿得斯去世的時候，據說出現了月食，而太陽也被烏雲遮住了。學者還有人提到，但卻完全沒有了關於藝術家的記載。至於那些屬於繼承者和一些哲學家——比如伊壁鳩魯——的妓女，顯然是人們交談中的重要話題，這些婦女從前是一個顯赫的類型，現在則成為單個的名人。 從菲拉德爾福斯和奧爾格特斯（Euergetes）的時代開始，這種情形在亞歷山大里亞的馬克翁（Machon）的詩歌中就變得非常明顯；它的內容包括了她們機智的作答和軼聞趣事，大多數是陳腐的和低俗的，但卻表現出一種優雅的天真。 但是，從繼承者的時代的普遍情況來看，個人的能量似乎在第一個100年中全部耗盡了；在公元前200年以後，就沒有多少有名的妓女了。 在這個較晚的希臘化時代，真正充滿野心的人在他們追求聲名的過程中一定也經歷著某種挫折。競爭性的希臘意志將會採取哪種最後的形式呢？權力和財富都集中在了宮廷；那些倖存的 城邦 ，就像一塊沒有了肉的骨頭，那些還仍然很富有的人，以舊有的方式通過向公眾的娛樂活動（ euergesia ）進行捐助，只是在地方上成為了名人，尤其在後來和平的帝國時代；公開展示某種技藝（比如豎琴演奏者、舞者、玩球者等等）需要某種並非所有人都有的特殊天賦。在那時，惟一可以出名的方式就是致力於演說術，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可以學習的技藝；現在這完全成為一種賣弄辭藻的演說術，夾雜著演說者個人對哲學的看法。這必然會衍生出一種漫遊的生活；那時沒有這樣一種靠撰寫娛樂性的書籍來賺錢的行業，最堅決的公共知名度的追求者還沒有新聞報紙可以依靠，不得不到處親自現身。因而，在帝王時代，當投身於政治活動已經成為不可能的情況下，文學上的追求也不再能給希臘的作家們帶來任何回報，剩下的一種職業就是像菲洛斯特拉圖斯一樣地成為詭辯家，致力於帶那麼一點點政治味道的浮誇演說。那些受到最大的野心驅使的人只能希望成為玄學家和新宗教的預言家，像塔伊納（Tyana）的阿波羅尼烏斯，阿波諾特庫斯（Abonuteichus）的亞歷山大那樣；即使他也不得不經常走動，但這樣的人還是能夠通過引進新的崇拜而成功地在他待的地方吸引追隨者。我們已經討論過在較晚的時代出現的渴求惡名的極端事例——比如佩里格瑞努斯·普洛透斯，他在奧林匹亞自焚身亡。 要確定一個時代的特徵，就要看它所表白的仰慕的東西或者實際上仰慕的東西是什麼，但是對於文化史家來說，當時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場景也是非常有用的。這種材料的一個來源就是新喜劇，即使我們完全是通過羅馬人的模仿之作而知道的。然而，其有用性並不像我們期待的那樣大；它只是通過概括出來的相當少的類型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單面的雅典，因此，就它所提供的關於那個時代的風俗的所有線索來看，它們並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生活畫面。一個著名的哲學家特奧弗拉斯圖斯則做了一件完全不同的工作，他所扮演的角色比喜劇中的傀儡人物要重要得多。《論性格》的這位作者展現了永遠存在的有缺陷的普遍人性，儘管他們大多穿著屬於他的民族和年齡的典型服裝；這件工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追溯到他29歲這一年，根據前言，這個勇敢的計劃是為了使年青一代的道德狀況得到好轉。特奧弗拉斯圖斯的著作並不論述好人，而只選擇那些純粹的，甚至極端的壞蛋，對任何好壞參半的中間色調的人並不關心。很多人們所期待出現的普通人物被漏掉了，比如充當好漢的士兵（ miles gloriosus ），獻媚者，高利貸者，還有缺乏才能的詩人；實際上，特奧弗拉斯圖斯似乎在小心地躲開很多職業或等級，只把自己嚴格地限制在對倫理的細微差別的描述上面，這些差別的出現就好像是內在的氣質使然。這樣做的意圖是出於哲學和文獻學上的考慮；把自己的理論部分建立在亞里士多德的《尼克馬科倫理學》的基礎上，他試圖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每個人的品質決定了他將會過一種怎麼樣的生活，所以他是以對不同特徵的生活類型的簡要界定開始他的論述的（儘管注釋家對這個部分並不滿意）。很顯然，他自始至終都是根據一些個人來確認他的類型的；因為他的最好篇章並沒有能夠建立在漸進的、隨機觀察的基礎之上。實際的結果，除了對幾個傻瓜和白痴的描述之外，只不過是對在雅典能夠找到的所有可憎的人物樣品的一個集合罷了。 壓倒一切的印象就是雅典人非常地放縱自己，基本上就是在說謊和欺騙中過日子，完全不考慮他們名聲的好壞；他認為存在著一種普遍的毫無遮掩的無恥。而且，特奧弗拉斯圖斯的群體的觀察方法只有在阿提卡生活完全開放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雅典人一直在展示自己，結伴而行，習慣性的「自來熟」的生活態度營造出一種與我們的時代完全不同的社會氛圍，所以，比如奉承者（ kolax ）就能夠以一種現代社會完全不可能的令人討厭的方式奉承別人。與此同時，我們在這些人物中可以看到最多樣化的特長；一些看似屬於一類的人們還可以分出細微的差別。例如，特奧弗拉斯圖斯區分了兩類奉承者；一種是只是由於怪癖或氣質毫無理由地向所有人獻媚的傻瓜（ areskos ），另外一種是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專門去奉承某一個人的滑頭。與此相仿，貧嘴的人顯然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婆婆媽媽的討厭鬼，他會不假思索地整天喋喋不休，傾倒出那些陳舊的新聞和不存在爭議的事實（ adolesches ），另外一類是令人不快的傢伙，他們會像螞蟥一樣把你黏住（ lalos ）。 在這裡，我們或許應該關注一下《論性格》的第二章中那些對奉承者們的細微描述，特奧弗拉斯圖斯顯然在生活中對他們進行了研究。他們並不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慾可以忍受任何事情的食客，而是另外一種類型，目標是不惜一切地去奉承某個能夠給他帶來某種好處的保護人；這種類型的人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與食客同時存在但屬於不同的類型，也是希臘人的一種獨特的類型。這種奉承者最熱衷於激發其保護人的虛榮心。「看！在你經過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在看你！他們完全沒有注意到其他人。」「昨天，在畫廊他們都在談論你；他們當中有30個人詢問誰是最高貴的人，所有人一致認為那就是你。」他撣去他的保護人身上的灰塵，摘去他頭髮上的稻草，接著評論說在他這樣的年齡竟然還有好多黑頭髮；當他的保護人說話的時候，他要求大家不要講話，最後他自己卻說：「聽！聽！」如果他的保護人沙啞著聲音說笑話，他也會笑自己得了病；他為家裡邊的孩子們買蘋果和梨子，並確保主人看見他在分發這些水果，親吻著較小的孩子，還說著：「一個可敬的父親的後人！」（對孩子的吹捧再次出現在關於「毫無理由地向所有人獻媚的傻瓜」的論述中［5］）如果一個保護人在買拖鞋，他會說，「這隻腳比這隻鞋還要好看」，當他們去看一個朋友的時候，他會跑在前面去通知有人來訪，然後又跑回來說他已經通知主人了。在飯桌上，他是第一個對酒進行讚美的人，接著就是讚美飯菜，而且是全面而詳細的讚美。他非常擔心他的保護人會著涼，所以在他談話的時候他會把衣服披在他的身上，站在那裡為他擋風。在劇院，他會從僕人那裡把墊子拿過來，讓他的保護人坐在上面。他會讚美房子的布局，耕種得很好的土地，以及主人的畫像畫得非常像。在他的介紹當中，特奧弗拉斯圖斯暗示說，沒有哪個雅典人會愚蠢到看不出奉承者就是一個為自己服務的人，但是這些人不僅存在，而且還得到了很好的回報。第五章的後半部分是關於「毫無理由地向所有人獻媚的傻瓜」的論述，與第一章的內容有重疊。它並不是專門論述這種類型的奉承者，而是討論裝腔作勢的人和花花公子，他們到劇院裡專門坐在軍事將領的旁邊，買東西不是給自己，而是給離得很遠的熟人；他會把買的東西送到拜占庭，把斯巴達獵狗送到西澤庫斯（Cyzicus），或者把蜂蜜從西美圖斯（Hymettus）帶到羅得斯，堅決要讓全城的人都知道這件事；他向所有的人展示他的猴子、狒狒、西西里鴿子等玩意；他真的是一個無害的生物，只是在他那微不足道的財富中享受著被誇大了的快樂。另外一種相關的類型是那些總想通過一點小小的事跡（ microphilotimos ）（21）來炫耀自己的人。在宴會上，他必須坐在主人旁邊。當他的兒子在進入成年的時候要隆重地舉行剔發儀式，就像那些大家族一樣，這樣做是為了向皮提亞的阿波羅表達敬意；還要安排一次到德爾斐的特殊旅行，隨行的奴隸必須是一個黑皮膚的非洲人。他會為他的寵物狗豎一塊墓碑，並題上字：克拉杜斯，「馬耳他人」。當議事會執行委員會（ prytaneis ）為聖母舉行祭祀的時候，他爭著要（顯然他是他們的成員之一）承擔當眾宣布這件工作的任務，穿著節日的盛裝，頭戴一頂花冠；接著，回到家後，他會告訴他的妻子他是多麼的高興。 在第四章，獨立的地主被描述成完全粗俗鄙陋和缺乏教養的人，顯然是特奧弗拉斯圖斯所研究的那群人的一個真正的代表。他為傲慢無禮的人（ aponenoimenos ）及其厚顏無恥繪製了一幅精緻的素描。他不僅是一個大膽的誹謗者，而且渴望所有的人都能夠聽他說話，除非他能夠吸引一大群聽眾，否則他永遠也不會滿足。與在家裡相比，他在監獄那兒花的時間要更多，他會散布各種骯髒的流言蜚語，他喜歡這項工作，大聲叫喊著以便全阿戈拉的人都可以聽到。第九章中描述了「無恥的人」（ anaischuntos ），他的無恥主要表現在變賣偷來的東西或者走私牟取非法利益。另外一種無恥之徒（11）就是製造惡作劇的人，他這樣做不是出於他自身的利益，而是一種愛好；他的位置是介於剛才提到的兩種人之間。他到處傳播醜聞是一種有意的攻擊性行為；他對個人和整個集體來說都是一種瘟疫，既無恥又卑鄙貪婪。在民主制度下的、缺乏信仰的雅典，沒有人可以避免由於他們的嫉恨而帶來的痛苦。整體性的粗野也被展示出來（24），那些被動的傲慢無禮的粗人（ huperephanos ）並不需要找出一些理由去污辱他人，而是對任何與他接觸的人一概冷酷無情地加以對待。 講話囉唆的人（ lalos ）（7）使我們想到斯巴達人，在他們通過強制的手段推行他們的簡潔原則時，他們完全清楚地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意識到了毫無限制的希臘人的喋喋不休所造成的後果，這也是一種心懷惡意的類型。這種饒舌的人完全是胡攪蠻纏，極端地不顧及別人的感受，他會破壞任何在其他人之間進行的交易、交談或者友情。他會講述他所讀過的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他還會引述他自己的曾經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公共演說。他完全清楚地意識到他所做的一切並樂此不疲：「我不會保持沉默，即使他們說我比燕子叫得還要厲害。」但是，即使他自己的孩子們嘲諷他的時候也會說：「給我們講個故事讓我們睡覺吧。」新詞彙的發明者（8）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說謊者（ logopoios ）。他完全屈從於神經質的衝動，他事先就編制好的幻覺被當作事實來兜售；正像特奧弗拉斯圖斯所觀察到的，他這樣做並不是出於個人利益上的考慮。一個小偷可能會在他洗澡當中滔滔不絕地說話的時候，或者在畫廊大談在海上和陸上取得的勝利或者他將在法院輸掉他的官司的時候偷走他的斗篷。有很多像這樣的人，潛伏在所有的畫廊，所有的店鋪，以及阿戈拉的所有的角落。和這種人有點相似的是自誇的人（ alazson ）（23），他主要是吹噓他的實際上不存在的財富和財產，還有捐助三列槳戰艦，或者是參加過亞歷山大的戰役，或者與安提帕特（Antipater）通過信；他很可能會裝出他所寄宿的宅子（其中只有一間是他的）就是他的家，他很想賣掉它，因為它太小了，不便於開辦聚會。在這裡，他還會散布惡毒的謠言（ kakologos ）（28），說一些關於他的所有的活著的和死了的朋友和親戚的烏七八糟的事情。 我們還可以看到吝嗇鬼（ micrologos ），當他省下一點錢的時候，他就會不斷地重複他的座右銘：「它在一年以後還會增值」，他絕不允許任何人撿拾他的果園中掉下來的哪怕一個水果（這種事情在雅典一定經常發生並且是得到允許的）；與之相似的人物還有守財奴（ aneleutheros ）。接著還有兩種使人反感的人（19. 20）： duscheres 是粗俗無禮的人，他會很關心自己的身體； aedes 是說話令人討厭的人，在社會上會得罪很多人。心不在焉的人（ anaisthutos ）（14）在某種程度上是喜劇的一個諷刺對象，但是極為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akairos ）（12）也是一個人們不希望得到的夥伴，他總是選錯時機，例如在某個婚禮上漫罵女性。（然而，當特奧弗拉斯圖斯批評一個不懂人情世故的人的時候他犯了個錯誤，那個人對一個鞭打其奴隸的人不顧情面地反駁說：「我的一個受到鞭打的奴隸跑出去自殺了」。在這裡，這個不懂人情世故的人說的倒是一句人話。） 非常有趣的是，迷信的人（ deisidaimon ）（16）——他用他的方式進行判斷——是一個處在比較舒服的境遇中的類型，不在最下層之列。我們擁有很詳細的和令人驚訝的影響著人們日常生活的迷信活動的記載。有時候人們完全放棄了正常的符合常理的行為；例如，當一隻老鼠在床邊咬了一個洞的時候，他們會去找預言家（ exegetes ），當他建議他們把床拿到皮匠那裡補一下的時候他們還是不能打消疑慮，寧願把它扔掉。除了預言家之外，還有解夢者（ mantis ），看鳥者，最後的但在人數上並非最少的密儀祭司（ orpheotelestes ），他負責為整個家族主持一月一次的奉獻儀式；此外還有一些人數較少的主持淨化儀式的祭司。 最好的運氣從來沒有降臨在吹毛求疵的人（ mempsimoiros ）（17）的頭上。據說有這樣一個人，他的夫人為他生了一個兒子，他卻說：「為什麼你不再多說一句，那就是我現在喪失了我一半的財產，你這樣說才算說出了真話。」在第十八章中，他極為詳盡地描述了一位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他讓一個奴隸監督另外一個奴隸，晚上起來檢查所有的鎖和門閂，所有的事情都要求有證人和保證人；雅典人一定需要睜大他們的眼睛。只有一個短小的、很不起眼的章節（26）用來論述寡頭制的信仰者，他們的怨言包含了一些陳腐的自我約束；這座城市現在已經不適合居住了，提修斯因為所有這些存在的問題而受到指責。這說明，不再有任何理由害怕這個政治派別。最後這一章的簡潔也許可以說明，或者被抄錄者省略了，或者特奧弗拉斯圖斯沒有能夠活著完成他的這個篇章。 那些在大希臘由繼承者統治的城市給雅典人和其他的希臘人帶來了很多益處；不論賦稅多麼沉重，他們至少擺脫了 城邦 ，「自由的希臘人」現在只是以一種極為危險的幻影的形式存在。當然，由繼承者統治的城市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 城邦 ；但是它們的運轉卻是依靠一些城市官僚的施政措施和某種程度上的庇護制度，對市民的要求不再是從前的那些內容了；偶爾出現在塞琉古、安條克和亞歷山大里亞這些城市中的動盪與希臘的公民危機是非常不同的。 公平地講，從前的公民（ polites ）與繼承者統治的對象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那已經是一個逝去了的時代，世間沒有一種力量能夠使之復活。不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藝術中曾經使文化成為一個整體的「風格上的統一」已經永久地消失了。然而，在從前的公民的位置上，人們現在能夠充分地享受私人生活了，儘管這個好處當然也使他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經濟上的自由意味著，所有的個體現在獲得了真正的自由，可以從事他們喜歡乾的任何工作。所以每個人都可以遵從他的個人愛好，例如，只要條件允許可以盡情地外出旅行，而不被懷疑在經濟上有犯罪行為，可以盡情地宣洩他的熱情。很多不同的職業被區分開來，這在從前的希臘人中是從來沒有區分的。尤其是托勒密王國，在軍人和官員之間現在也劃分出了明顯的界限，而藝術家和學者現在則成為了專家，並且從與某個具體國家的聯繫中解脫出來——這一發展是主張「背離城邦」的哲學家在很長時間內努力的方向。現在把人們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是個人的行為，而不是政治上的利益；不論有知識的人是否聚集在亞歷山大里亞的博物館裡，或者演員是否組成了他們的職業集團，他們的世界主義精神都並不比那個時代的僱傭軍要少。 不論如何，我們所謂的希臘化，也就是遠離希臘城邦的希臘傳統仍然以希臘為中心，即使對東方來說也是如此。在偽普魯塔克提供的當時在亞歷山大里亞流行的131則諺語中，我們只發現有一則（97）說的是埃及，另外一則（119）說的是利比亞的一個地方；其他所有的或者來自於希臘諺語的公共寶庫，或者是希臘神話的典故，或者是希臘生活的軼聞趣事。很多種類的諺語都不是通過談話而必須通過閱讀才能流傳下來，因此我們可以說，希臘的歷史一定在亞歷山大里亞受到了精心的保護；十分明顯的是，人們所關注的東西完全集中在北方。 [1] 所以希臘的影響被保存了下來；但是與早先的殖民地——在那裡每個人都準確地知道哪些希臘人來自於哪個地方——形成對比的是，在這裡舊有的希臘部落完全混合在了一起，在通常情況下，對人們的來源完全失去了興趣；尤其在宮廷中，一定聚集了一大群來自於各個地方的冒險家和暴發戶。 在由繼承者統治的城市裡，舊有的教育——在包括體育訓練在內的一般的學科中——在多大程度上在普通的臣民（ enkuklios paideia ）中被保留下來，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很難做出確切的回答。它不再成為對「公民」的一種強制性的要求，即使自由人也不再有多少閒暇去做這些事情，更不用說城裡面所有的人了。我們可以想像出有一個人數眾多的勞作的無產者階級，由於其廉價的勞動力，他們獲得了比奴隸更多的社會需求；在他們之上，現在是一個富人階級，老闆，商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等等。 [2] 在那時，教育只有在希臘的遺產給它以影響的地方才受到重視。除此之外，現在還有了一些傑出的以學者為職業的人，喜歡收集和分類，以一種僱傭和保護的形式受到政府的控制，其個體的準則「都是由一種完全專業化的和全神貫注的活動而培養出來的，這些對古人來說當然屬於一種物質性的勞作」； 現在，成為一名專家，也就是成為一個匠人，最後終於被人們從內心深處接受了。 宗教不可避免地在繼承者統治的城市都很微弱，儘管有一些東方和埃及崇拜的替代品，既有關於神的，也有關於教義的；但是在這裡還是缺乏古代的地方崇拜，這對早期的希臘人來說曾經是他們的大本營。神話也是如此，或者其中蘊含的任何個人的信仰，在希臘幾乎完全被拋棄了，即使到處都有有意的和親切的移植，它卻完全不能落地生根；在劇院裡看到的關於神話的內容不能激發起人們的崇敬之情，而且，對很多人來說，哲學及其體系已經占據了宗教的位置。 在這樣的環境下，非常令人驚訝的是這個時代很少有詩歌和藝術天才被解放的跡象；實際上他們或許是存在的，或者是在某種程度上被哲學的業餘愛好者和宗教的裝腔作勢者取代。不論如何，個人以及他們的外貌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分化。從前，因為存在統一的教育和訓練的標準，所以所有的希臘人相互之間共同點很多；現在他們分化為一群包含了各種類型的人，新喜劇、田園詩和形象藝術都竭盡全力地去描繪這些類型的人們的不同的特點；希臘的人性在寬度上得到了延展，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 我們再把注意力轉向 婦女 ，我們首先將會說到那些仍然健在的多利亞婦女，就是我們在阿吉斯國王和克里奧蒙尼的爭論中所看到的那些人。一個世紀以前，在留克特拉戰役之後，斯巴達婦女無可奈何，只能悲嘆，在神聖戰爭中，皇后德尼佳（Deinicha）也加入了劫掠的行列。在這些較晚的時代中發揮著一定作用的富有的女性繼承人成為更為顯赫的人物。阿吉斯就是在一種富有和奢侈的生活中由她的母親阿格西斯特拉塔（Agesistrata）和她的祖母阿克達米婭（Archidamia）撫養起來的，她們是這塊土地上最富有的人。阿吉斯想方設法地使她們接受了他自己的觀點，在最初的懷疑之後，她們實際上開始轉而鼓勵他更進一步地去實現這些想法，向其他的婦女宣傳他的觀點，儘管沒有取得成功，因為她們的朋友不願意放棄她們的財產。在阿吉斯倒台以後，他的母親和祖母在獄中都被冷酷的背叛者殺害，阿格西斯特拉塔把已經被吊死的母親放下來，把她放在阿吉斯的屍體旁；她最後的遺言是「如果這樣做能夠對斯巴達有所幫助的話。」 曾經被阿吉斯驅逐的列奧尼達（Leonidas）有一個女兒奇羅尼絲（Chilonis）嫁給了他的繼承人克里奧蒙布洛圖斯；在列奧尼達回來的時候，他對他的女婿非常憤恨，奇羅尼絲懇求他讓她的丈夫逃跑，並帶上她的孩子，儘管她當時也不贊成他對列奧尼達所做出的事情。 阿吉斯的寡婦，一筆巨大財富的繼承人和她那個時代最美麗的希臘女性，接著在列奧尼達的逼迫下嫁給了他的小兒子克里奧蒙尼。她把死去的阿吉斯的想法灌輸給了他的新丈夫，克里奧蒙尼的母親克拉特西克莉亞（Cratesiclea）在列奧尼達死後也完全轉而接納了他兒子的思想方式，並幫助他勸說斯巴達的傑出人士採納他的計劃，為了克里奧蒙尼的緣故她還嫁給了他們當中的一個人。 阿吉阿提斯（Agiatis）死在與安提格努斯的戰爭期間，她的丈夫萬分悲傷，在聽到她的死訊之後匆忙地趕回斯巴達。克拉特西克莉亞和克里奧蒙尼的孩子們成為了托勒密·奧爾格特斯（Ptolemy Euergetes）的人質，條件是他承諾給他們提供幫助；克里奧蒙尼在猶豫了很長時間之後終於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她，她大笑著表示願意遵守，希望它能夠給斯巴達帶來好處，趕到位於塔那爾烏姆（Tanaerum）的波塞冬神廟去見克里奧蒙尼，懇求他的支持，「這樣的話，就不會有人看到我們哭泣或者對斯巴達束手無策；這只能靠我們自己，但是我們的命運卻掌握在我們的魔鬼手中。」表面上看，她和她的孫子很平靜地趕到了海邊。當她已經到達埃及的時候，她得知她的兒子現在有機會加入阿卡亞人的聯盟反抗托勒密； 為此，她送了一個口信說，她不應該僅僅為了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小孩的緣故而繼續害怕托勒密。最後，在埃及，她和孩子們以及她的侍女都捲入到促使克里奧蒙尼倒台的事變中。 其中的一位夫人，潘特俄斯的美麗妻子，死得和她的丈夫一樣地壯烈；她不顧一切可怕的危險一直追隨著他。當士兵們抓住克拉特西克莉亞的時候，她拉著她的手帶她到了行刑的地方，在那裡她們親眼看著克里奧蒙尼的孩子們被殺害；她們的祖母只是喊了一句：「啊，我的孩子，你們去了哪裡！」在克拉特西克莉亞和其他的婦女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之後，潘忒烏斯的妻子走過去撩起了她的斗篷，盡其所能地減輕著她最後的痛苦。接著她從容地整理了一下她的外衣，小心地蓋上了她的頭和臉，這樣的話在她死後就不需要其他人再做這件事了；只有行刑的人允許接近她，她就這樣像一位英雄一樣的死了。 這些斯巴達婦女在希臘世界是一個例外。據明確的記載，男人們對她們總是言聽計從，允許她們在公共事務上發揮著比私人生活更大的影響，婦女還控制著最大份額的財富。 但是沒過多久，在納比斯（Nabis）實施他的對斯巴達主義的系統的終結政策之後情況就變化了，他竟然迫使她們與他從前的希洛人結婚。生活中另外一些傑出的婦女是名妓。菲瑞內和戈萊西亞至少在公元前3世紀一開始的時候仍然健在，在這個時代，這樣的女性開始成為年青一代追求社會享樂的中心。就像阿爾西弗戎（Alciphron）的書信中——這些信當然在寫法上模仿了希臘的模式——所描述的，她們受過良好的教育，機智，她們迷住了將軍，政治家，作家和藝術家，以至於幾乎所有的希臘化時代的名人都可以找到與名妓有瓜葛的證據。那些屬於繼承者的名妓尤其引人注目。德莫特里烏斯·波利奧科特斯（Demetrius Poliorcetes）的情婦拉米亞（Lamia）和里阿娜（Leaena）被尊為阿佛洛蒂忒，在雅典和底比斯建立了神廟，一些屬於托勒密的名妓是如此有名，以至於奧爾格特斯二世（菲斯康［Physcon］）把她們也寫進了他的《評論》（ Commentaries ）。在波里比阿的時代，亞歷山大里亞最好的房子都是用著名的吹笛女和名妓的名字命名的，其他名妓的半身雕像則被安放在神廟和公共建築中，與那些將軍和政治家並列。 在這個時代的陶瓶上，她們的生活經常被描繪出來。然而，我們已經說過，從公元前2世紀起，已經沒有人成為真正的名人了，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繼承者並不屬於那種靠自己的名聲而成為名人的人；當這些統治者變得如此腐化的時候，他們的宮廷生活也不再能夠激發人們多少興趣了。 至於女性世界的其他部分，在婦女生活的狹窄有限的空間裡沒有發現什麼變化。 她們不能參加正餐的聚會，不能參加像到劇院看戲這樣的社會活動，所以沒有出現像後來的羅馬那樣的輕浮的男女混雜的情況；沒有一個體面的婦女能夠大著膽子到街上去，或者參加祭神的節慶活動，除非是在可疑的女伴的陪同下；即使她們的丈夫正在獲得越來越大的權力，但是她們還是完全與世隔絕地生活在獨立的婦人區域中，最嚴格的是未出嫁的少女，正像一位詩人所說，過的是一種「隱居生活」，還沒有從其滿懷嫉妒的隔離生活的牢獄中解放出來。 [3] 詩人們在這個時期創作的充滿柔情的、熱情洋溢的求愛詩不可能直接來源於生活，那時還沒有訂婚禮，夫婦倆在舉行婚禮之前從來沒有見過面。 所有的婚姻都還是由父親決定，有時他會因為選擇了一個完全不認識的新郎而受到責怪。我們並不懷疑在那個時代希臘世界存在著真正的愛情，但是卻不能找到愛情在婚姻生活的制度中到底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的記載。婦女由於她們的命運而受到同情；這一點在倖存的波塞狄普斯的《赫爾墨阿佛洛蒂忒》（ Hermaphrodite ）（公元前3世紀前半葉）中一些不吉利的詩中看得最清楚，從中我們了解到，一個男孩子將會被他的家庭撫養成人，即使他們很窮，而一個女孩則在出生的時候就會被拋棄，即使家裡很富。 婦女之間還是存在著差別。在希臘自身，除了我們剛才講到的最後的多利亞婦女之外，幾乎再沒有一位留下名字的婦女。 例如，在阿卡亞聯盟的整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一位婦女， 哪怕是製造麻煩的婦女，在新喜劇中女性人物的缺乏可以證明她們受到嚴格限制的生存狀況；然而，在繼承者統治下的大城市，她們似乎可以更自由地活動，作為個人更有發展，比男人更受尊敬。在亞歷山大里亞、安條克和帕伽馬的宮廷中可以看到一種有文化的奢侈生活，皇后和她們的小姐們能夠參與這種生活；這種影響還擴展到其他領域。提奧克里特把一隻紡錘送給了他的米利都朋友尼西阿斯的妻子，與禮物一同送去的還有一首詩；這種令人愉快的關心在一個世紀以前是不可能出現的。這同一位詩人的作品《阿多尼斯節上的婦女》（ Women at the festival of Adonis ）在雅典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它描繪了一幅最令人驚嘆的亞歷山大里亞生活的畫面；阿多尼斯節的慶祝活動在皇宮的大廳中舉行，有一幅阿多尼斯的漂亮的畫像安置在一個銀床的上方，周圍是盤旋的丘比特，在他的旁邊位於一個放滿鮮花的涼亭中的是正處於悲傷中的阿佛洛蒂忒。在這一大群觀眾當中有兩個來自於敘拉古的多利亞部族的朋友，她們都是亞歷山大里亞的中產人士的妻子，她們竟敢大著膽子在一個女奴的陪同下到這裡來，她們還對一個對她們明顯的多利亞人外貌大加嘲笑的男子嚴厲地予以反擊；她們還溜進了柱廊，對盛大的慶祝儀式和一個來自於阿爾果斯的少女的唱歌讚嘆不已，然後又高興地離開。這首詩講述的就像是在一個現代的大城市裡發生的事情；沒有哪個雅典婦女能夠走出去參與這樣一種大眾活動。 亞歷山大里亞以及一些其他的繼承者的宮廷中的皇后偶爾也會在政治上發揮影響力，但是沒有一個婦女能夠參與緊張激烈的奧林匹亞的競技活動。 在生活和詩歌中，這一時期首先透露出的是男子的 勇敢 和女人的 風騷 。 勇敢是在有關伯瑞尼斯（Berenice）的兩首諷刺詩中展示出來的，至少對於公主來說是如此，其中講到天文學家科農極盡吹捧之能事，他用伯瑞尼斯的頭髮命名了一個星座；在提奧克里特（XI，55）的詩歌中，波呂斐摩斯想吻加拉提亞（Galatea）的手，在另外一位詩人的作品中，阿喀琉斯則吻了德達米亞（Deidamia）的手。還是在提奧克里特的詩中，加拉提亞對波呂菲姆斯賣弄風情；另外，在一首田園詩中，一個做作的城市小姐遇到了一個害相思病的牧牛者，在一個帶有裝飾圖案的大陶盤上，一個婦女正在向似乎要追求她的兩個男子拋媚眼；很顯然，名妓乃是始作俑者。 大致看來，兩性之間的關係現在成為了三種仍然存在的詩歌形式的主題——哀歌詩、田園詩和新喜劇， 即使這最後一種形式的主要興趣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是私通和偷情，情節主要集中在青年男子對已經安排好的婚姻的抗拒，或者是名妓下決心要跟定他或者要與他結婚。 米利都的傳說現在開始在文學上構成了一個明確的流派。亞歷山大里亞的小文人開始搜集從前只是在口頭流傳的關於愛情的故事和傳說，而且還通過加入性愛的主題對舊的神話進行改造；薩摩斯的都瑞斯（Duris）（在菲拉德爾福斯的時候）說阿喀琉斯愛上了伊菲格涅亞；在歐里庇得斯的戲中完全反對婚姻的阿塔蘭塔現在卻成為了米勒阿格爾（Meleager）的情婦；後來甚至加拉提亞還愛上了波呂菲姆斯，儘管在提奧克里特的詩歌中，她非常看不起他，嘲弄性地向他扔蘋果。關於達芙妮（Daphne）的神話故事可能是亞歷山大里亞的詩人在阿卡狄亞的農民中找到的，他們在當中加入了阿波羅試圖用他的音樂來贏得男人們所憎恨的女獵手的內容；就像在繪畫中一樣，在詩歌中，充滿性愛成分的調情之風也獲得了市場，在陶瓶上（尤其是南部義大利的那些陶瓶），有了更多的表現男人和體面的婦女和少女在一起的畫面。 就這樣，在亞歷山大里亞時代自然而然增加了一條從前所沒有的 情感的脈絡 。這個新趨勢的一個例子就是路多維西·朱諾（Ludovisi Juno），她意識到了自身的尊嚴，只不過表現得比較溫和。這種東西很容易得到強化並且轉變為多愁善感，這在較早的時代會被視為一種墮落；希臘主義在歐里庇得斯的戲劇中就已初見端倪。現在人們越來越深地沉浸在柔弱的感情中，這種感情在過去通常是受到遏制的，人們越來越多地為田園詩和哀歌詩落淚，還有痛苦的愛情和絕望的情緒，以及對相思病的描述；像安提奧庫斯（Antiocus）和斯特拉圖尼斯（Stratonice）那樣的軼聞變得十分流行。為了對女性的氣質進行深入的研究，羅得斯的阿波羅尼烏斯講述了伊阿宋帶著一種過度悲傷的情緒跟他的母親告別，他對待美狄亞的態度表現出一種試圖避免神話中的人物做出可怕的事情的傾向。在對繼承者以及亞歷山大自身的刻畫中，常常蘊含著一種悲傷的情緒；對那些理想人物也是如此，比如程式化的運動員的頭像，帕拉斯以及蓋斯提尼阿尼·阿波羅（Giustiniani Apollo）的一些頭像， 對受難人物的同樣的一種偏愛也出現在繪畫當中。 感觀享受的 精緻化 是這種多愁善感的合適的補充。 流行的語氣都是輕浮和骯髒的，就像妓女的笑話，有時還是採用了從公元前4世紀繼承下來的那種令人愉快的、享樂主義的形式，或者與一種令人痛苦的憾事結合起來，那就是當人們是如此快樂的處在一種和平的生活中的時候卻要互相鬥爭。 另外，有關色情的內容在詩歌和藝術中有增加的趨勢。詩人們不遺餘力地描寫女性的裸體，在繪畫藝術中也表現出一種與早期的裸體藝術的處理完全不同的意圖；在生活中，也出現了一種對部分的或完全的暴露以及透明的衣服的充滿淫蕩色彩的愛好。 男人和男孩子的愛情實踐與從前相比並沒有什麼減少；但是 城邦 或者戰爭中共同擁有的那種英雄主義都沒有了，它曾經為培養或訓練人們去熱愛某些事情提供了一種基礎，所以這些關係喪失了它們從前在倫理、政治和愛的教育上的動機。克里奧蒙尼和潘忒烏斯之間的友誼可能是最後一個懷有高尚情感的事例了。 在那以後，就沒有了有名的男性愛人組成的伴侶，即使在繼承者中，儘管狄米特里烏斯·波利奧科特斯可以提供一個範例；男孩子被喜愛不再作為一種得到普遍認可的社會生活的特徵而存在，而僅僅成為一種供人享樂的工具，人們的情感被迫轉向了與女人之間的關係。在其博學的詩歌中，為了得到病原學上的證明，潘諾克里斯（Phanocles）還在使用這個主題，不然的話它只能成為文雅的淫蕩笑話或者那些法規和告示性質的諷刺詩諷刺的對象了；最後一位精通此道的詩人是提奧克里特，他寫了很多「男孩詩」（ paidika ）。 在希臘的精神領域中一個新的改進就是 對自然風光更加熱愛 。 在古代希臘，也有一種對世界的壯麗的欣賞，就像我們從荷馬那裡所看到的。但是現在一個新的因素出現了；屈從於哲學的多神教使自然的風光失去了神性，所以森林和高山不再充滿了林間仙女、薩提爾和羊人；現在去除了人格化因素的自然可以開始直接地與人類的心靈相溝通了。現在正好處在這樣一個時期，到東方的便利極大地增長了希臘人關於世界的知識，既有地理上的，又有自然史方面的，與之伴隨的還有一種科學的、可以學到的植物學方法。 這種對自然的高度熱情，以及它與我們討論過的多愁善感和憂鬱之間非常緊密的聯繫，可以從風景畫的興盛中得到證明，我們對這些畫的了解主要是從龐貝的仿製品開始的。他們在這方面的前輩是波斯人，我們知道，他們對自然的熱愛不僅來自於精美的王家花園（ paradeisoi ）的傳統，來自於薛西斯對一棵美麗的懸鈴樹所給予的榮譽， 而且還通過大流士國王親自划船去卡內亞（Cyaneae）群島就是為了能夠看到博斯浦路斯的風景這件事可以看出。 這對希臘人來說是一個新鮮事物。我們所知道的第一個為了看風景而爬上一座山的人是馬其頓的小腓力，他登上了哈伊姆斯（Haemus）山， 但是在幾十年以前，羅得斯島的阿波羅尼烏斯曾經把這種想法用作一個詩歌的主題。在第一卷（1103ff. ）中，當他的阿耳戈船英雄們到達西澤庫斯（Cyzicus）的時候，他說他們登上丁狄蒙山（Dindymon）是如何地為了向塞貝勒（Cybele）獻祭，但非常明顯的是，美麗的風景才是真正的目的。在這同一首詩（第三卷，164）中還描繪了奧林匹斯山的全景；他還非同尋常地留意到光線和氣象的效果。 更有甚者，風景還使自己進入了新興的大城市，這些城市的這種氛圍又影響了其他的城市；出於這些城市的居民對自然的需求，其統治者就用製造自然景觀的仿製品的方式來迎合這種需求。所以奧恩特斯的安條克就曾經擁有非常壯麗的帶有噴泉的林蔭道，在臨近的達芙妮有一個漂亮的花園。在亞歷山大里亞，住宅區都被花園和樹林隔開，在城市的中心修建了一座可以爬上去的人造山，有一條平緩的小路蜿蜒向上，在山頂上可以看到整個城市的全景；可能這種設計是要向古老的埃及人表明，它比一座金字塔更要討人喜歡。托勒密王朝的宮殿也在規劃精巧的花園的包圍之中，博物館是一個可以供人們散步的區域，綠樹成蔭，在那裡學者們進行著他們的實驗。 在同一個時期，第一個懸空的走道在一個亞歷山大里亞的法老的建築師索斯特拉圖斯（Sostratus）的主持下建造出來。即使在房屋的設計上，人們也非常注意它們周邊的風景；維特魯威（Vitruvius）發明的全景式房屋（ oecus Cyzicenus ）， 也就是某個希臘大家族的住宅當中的一個大房間，被設計成可以從三個方向看到風景。 [1] 例如，據記載，當阿瑞斯塔格拉斯（Aristagoras）在斯巴達的時候，他華美的愛奧尼亞打扮引起了一些人的議論，說米利都的風俗應該在家鄉保持。空洞的諾言被稱為查雷斯（阿提卡著名的僱傭軍領袖）的諾言。一樁塔那羅斯的犯罪行為是關於一起非常嚴重的犯罪，原因是斯巴達人在塔那羅斯殺害希洛人。一個大膽的回答是西徐亞人說出的，因為這個西徐亞人告訴大流士他將不得好死。當一個法官習慣性地推延了判決的話，人們就會說「布里阿斯（Bulias）正在坐著」，這個說法來自於一個關於埃里斯和卡里尼（Callione）之間的爭端的故事。一個寧肯自己毀掉某種東西也不讓敵人去做這件事的人會說就像薛西斯時的雅典人那樣，「這個米底人不會小心翼翼地把這個保存起來的。」一個不用信守的諾言被稱為「一個腓尼基人的誓言。」特爾潘德（Terpander）因為用他的歌聲平息了斯巴達人的內訌而聞名於世，於是斯巴達人用於表達和解之辭的說法就是「就像來自於萊絲波斯的歌手那樣。」即使來自於舊阿提卡喜劇的微小的冒犯之辭在亞歷山大里亞也很流行：「佩爾迪克斯（Perdix）的大腿」用來指阿提卡的一個瘸子店主，這個人在100年前就死了。當一些小件鐵製品不很令人滿意的時候，從前的薩摩斯的鐵匠格勞科斯就會被提到：「這還達不到格勞科斯的水平。」見普魯塔克的《希臘諺語》（ Paroemiographi Graeci ）。在其他地方還提到過亞歷山大里亞人的眼尖和嘴貧。他們常用的一些口頭禪包括：法塞利斯和卡里亞奉獻供品的吝嗇，優卑亞的查爾基斯和米克諾斯（Myconos）的人穿著的寒磣，科林斯的妓女的舉止，馬賽里亞和薩摩斯的奢侈，西西里的阿比拉（Arbelae）的居民的單純。如果人們偷偷地進行交易，他們就說「阿提卡的公民們正在占領他們的厄琉西斯節。」如果有人很沮喪和易怒，就會說他已經向特洛弗尼烏斯（Trophonius）請求了一個神諭。對於那些十分好客的人，他們會說：「在西敦（Cydon）的房子裡總是賓客盈門。」（他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慷慨的科林斯人。）如果你想警告某個可能會忘恩負義的人，就會用一個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來表達：「你可能會把一個神諭帶給彼奧提亞人。」 [2] 我們完全不知道奴隸在數量上是多了還是少了。像從前一樣還是存在家內奴隸；但是在埃及，沒有用於手工業生產的奴隸，現在一定是埃及人自己進行這些工作，他們的工作在以前（儘管現在不同了）曾經屬於某個社會等級，但絕不是奴隸。關於哈德良皇帝在亞歷山大里亞看到的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參看《奧古斯都列傳》（ Historia Augusta ），《薩圖尼烏斯》（ Saturninus ），8。 [3] 考內里烏斯·尼普斯（Cornelius Nepos）在他的前言（ Vitae ）中解釋說，每個羅馬人都帶著他的妻子參加宴會，「其習俗卻不同於希臘；在那裡婦女是不能喝酒的，除了與她最近的親戚，都不能落座，除了在房子裡的一個女人專用區里，在那裡除了她們的家庭成員其他任何人是不允許進入的。」婚姻只是一種幾乎不包含情感因素的簡便的法律協議，例如，就像在狄奧格尼斯·拉爾提烏斯2. 8. 14中所描述的那樣。哲學家美涅德莫斯和他的老朋友阿斯克勒庇阿得斯（Asclepiades）就娶了一個母親和女兒。當女兒死了，阿斯克勒庇阿得斯就娶了美涅德莫斯轉手給他的那位母親，他自己現在是國家的統治者，娶了一個富有的妻子；但是，由於他繼續與阿斯克勒庇阿得斯生活在一起，所以依然委託他的第一任妻子管理家務。所有這些發生在公元前300年或更晚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