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和希臘文明 · 第五章 公元前4世紀到亞歷山大時代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從實質上講，希臘的文化史開始與希臘的歷史同步發展。在這以前，希臘人只不過被當作是他的 城邦 的一個活的分子，他的所有創造力、行為和道德都是圍繞著城邦這個中心而展開的。然而，發展中的民主制度的陰暗面，伯羅奔尼撒戰爭給希臘人所帶來的破壞，都起到了放鬆道德束縛的作用，甚至對斯巴達也是如此，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放鬆了城邦對那些最有能力的人的束縛。一些人只是想統治國家，利用希臘的環境，並沒有想把他們自己緊緊地束縛在什麼信條上面。其他人則活在對知識的熱忱中，而這些知識不再與國家有什麼關係；大多數人只是去追求享樂，很多人就像做買賣那樣地把自己賣給任何一個可以付出足夠錢財的有權有勢的人。 這就是公元前4世紀的特徵。然而，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這個民族仍然擁有巨大的個人力量和一個偉大的未來；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中，它將為整個近東地區的發展提供催化劑，為羅馬人提供知識訓練的來源。希臘化（Hellenism）的含義就是整個世界都利用希臘的文化，並向它索取；它成為貫穿於古代、羅馬世界和中世紀的精神連續性的紐帶。 我們應該拋棄掉這種習慣，就是總是希望歷史應該朝著另外的方向發展，只是因為在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想一些愚蠢的事情。然而，至少對希臘化時代來講就是這樣。這樣做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並不僅僅出於歷史學家離奇的好奇心——即希望不是馬其頓人入主希臘，沒有打敗波斯帝國，處於分裂和虛弱狀態下的希臘應該被來自於亞洲或西徐亞所在的北方地區的某個野蠻的、強勁的力量蹂躪。發生這種情況最可能的後果就是羅馬人被剝奪了希臘文化的繼承權，而這是不能想像的；因為只有羅馬人熱愛希臘的種子存活了下來，並承擔起了保存整個古代世界的文化的責任。經過希臘化的羅馬是基督教得以傳播的不可或缺的基礎，除了其所扮演的宗教角色外，基督教註定要成為連接古代世界和它的日耳曼征服者的惟一的橋樑。在整個這一條因果的鏈條上，希臘化時代是最重要的接合點。 隨著大希臘的衰落， 地理的重心也發生了變化 。早在公元前420年，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曾經英勇地為其自由而戰的庫麥（Cumae）被坎帕尼亞人（Campanians）占領，他們殺死或賣掉了那裡的居民，從那以後，那布勒斯成為這個地區最後一座希臘城市。剛一進入公元前4世紀，盧卡尼亞人就發起了對塔林頓灣附近城市的新一輪進攻，它們結成一個防禦性的聯盟（公元前393年），以抗擊蠻族以及他們的盟邦老狄俄倪索斯，但在公元前390年的在勞斯（Laos）的蘇瑞人（Thurians）災難性的失敗之後，它們幾乎倒向了這兩個敵人。緊接著就是薩莫奈人（Samnites）和布魯提人（Bruttians）的入侵，據塞拉克斯（Scylax）的旅行記（約公元前356年）中的描述，那時他們已經征服了很多希臘城市，控制了從提里恩尼亞海到愛奧尼亞海的廣大地區。在這個世紀的前二十年中，塔林頓得益於在其公民中擁有像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將領阿齊塔斯（Archytas）這樣的人（同時他也是一位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哲學家、數學家、工程師和音樂學家），所以一直孤立地保持著與邁薩皮亞人（Messapians）長期對抗的狀態。除了其僱傭兵之外，塔林頓據說能夠從它的公民中召集起兩萬步兵和兩千騎兵；然而，其人口已經大部分義大利化了，他們與半島之間的親和力一定已經超過了與他們希臘老家之間的聯繫。但是，當盧卡尼亞人糾集他們的全部力量進攻塔林頓、墨塔旁吐姆和赫拉克利亞的時候，這些城市開始定期地邀請外國的王公作為僱傭兵隊長（condottieri）。第一個是斯巴達的阿齊達姆斯（Archidamus）三世，據說他是在希臘人在喀羅尼亞被打敗的同一天死掉的；接著是厄皮洛斯的亞歷山大，奧林匹亞斯（Olympias）的兄弟，他非常喜歡說，命運賦予他的侄子以戰勝女人的能力，但他自己卻在吃力地與男人作戰。在輝煌的勝利之後，他與塔林頓人發生了爭吵，在公元前332年，就在潘多西亞（Pandosia）戰役給他帶來幸運的轉機之後被殺死了。最後，在公元前330年，無情的斯巴達人克里奧尼姆斯（Cleonymus）被邀請來幫助盧卡尼亞人和羅馬人；正是這同一個人在憤怒和復仇心的驅動之下後來使皮洛士向阿爾果斯宣戰。在最初的勝利之後，克里奧尼姆斯被證明也是靠不住的，他與盧卡尼亞人和其他人一道劫掠了希臘的墨塔旁吐姆和其他的一些地方。 除了對南部義大利的希臘人的這些打擊之外，較大的希臘城市——蘇瑞，墨塔旁吐姆，赫拉克利亞，雷吉翁（Rhegion），還有我們剛提到的那布勒斯——仍然存在，儘管受到了削弱並失去了獨立。甚至在平原地帶，在一些小的城市中，希臘人還在苟延殘喘，其中，西米（Cyme）、波塞冬尼亞（Poseidonia）（帕斯圖姆［Paestum］）、勞斯和希波尼烏姆（Hipponium）即使在薩莫奈人的統治下依然繼續保持希臘城市的本色，塞拉克斯的描述和當時使用的貨幣都證明了這一點。 然而，很多城市還是被毀壞了，或者完全被外國人占據，但在那裡仍然有一小撮希臘人生存下來，他們的土地被洗劫一空，不得不擠在他們城牆中的一個狹小的地方。例如，從音樂歷史學家阿里斯托色努斯（Aristoxenus）的一篇美文來判斷，波塞冬尼亞（帕斯圖姆）的居民一定認為他們的命運與落入野蠻人手裡沒什麼不同。 薩賓語（Sabellic）和希臘語現在也廣泛地同時使用。與此同時，希臘精神的獨特品質也保證了希臘的語言和文化能夠繼續以強有力的勢頭傳播開來，即使是在南部義大利的野蠻人當中；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個時間和空間中，真正的希臘人在人口上大幅地減少了。 在西西里，從很早的時候開始，甚至是比較好的僭主也會運用暴力的手段加強城市人口的融合，希臘人進攻的失敗所造成的後果是，具有一半希臘血統的埃吉斯塔（Egesta）害怕所有的西西里人進行報復，於是向迦太基人求援。漢尼拔從本性上就反對希臘人，而且準備為他祖父在西墨拉河的戰敗而復仇。在公元前408年，他一個接著一個地拿下了塞里努恩提烏姆（Selinuntium）、西墨拉、阿格里根圖姆（Agrigentum）、格拉（Gela）和卡馬里那（Camarina），其居民或者被殺死或者被流放。在這次西西里的希臘人被大放血之後，老狄俄倪索斯（公元前405到公元前367年）所能說的最好的話就是，如果沒有他，整個的西西里必將會永久地淪入迦太基人之手，從而失去希臘文化； 但很快，事情就很清楚了，那就是他只是利用了人們對迦太基的恐懼來加強對希臘城市的統治，他對把迦太基人全部趕走並無興趣；而實際上，當他可以摧毀他們的時候，他卻故意地把他們放走了。他的做法同樣是令人髮指的。為了對抗希臘城市，他似乎也沒有其他的辦法，除了把希臘人趕走，或者把他們運送到敘拉古。這座擁有100萬居民的城市現在擠滿了各種各樣的人，儼然是一個各色居民的大雜燴，新的與舊的定居者，還包括被釋奴和人數眾多的商人。這個城市的各個地區被重新分配給這些不同種類的人群，但是在俄耳提癸亞的堡壘周圍，統治者只允許他的依附者和豢養者居住，他還把一些城市贈與他們居住，這些城市從前的居民已經被他安置在敘拉古了。很顯然，在這一恐怖的統治中，人們喪失了他們自己的城鎮和土地，而這正是與 城邦 的也就是真正的希臘人的做法完全相悖的。但是，狄俄倪索斯所做的卻是必須要做的，他要把很多不同 城邦 的居民統一為一個國家來進行統治，儘管他要創造一個超級的西西里國家的專橫企圖——一直是在迦太基的威脅中進行的——不可避免地會使城邦遭受暴力之苦，如果不這樣的話就只能看到最恐怖的宗教戰爭了。既要擺脫迦太基的威脅，又要免遭暴君的奴役，這個兩全其美的理想是不能實現的，所以，敘拉古至少在其統治的後三分之二的時間中維持了屈從的狀態。 繼任的統治者是小狄俄倪索斯，他只不過是一個暴食者和可怕的僭主，接著就是狄翁帶來的毫無意義的所謂「解放」，它只不過暴露出希臘人的無助。所有這些混亂狀態的產物就是，當公元前346年僭主再次回來的時候，敘拉古幾乎完全被廢棄了，西西里的其他部分也由於放逐而處在一種悲慘的狀態下，大多數城邦處在野蠻人集團的瘋狂而隨意的控制之下，主要是一些沒有薪餉的僱傭軍，他們的頭目已經變成僭主。 迦太基一再干涉西西里的事務，如果不是母邦付出巨大的努力保存它的話，這個島恐怕已經全部喪失了。這就是促使科林斯的提墨里翁（Timoleon）來到西西里的原因。他的使團在兩個方面是難能可貴的： 第一，這是一次對這一希臘聚居區的主動干涉，第二，因為它是在把西西里留在歐洲的一系列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它並沒有治癒西西里人的病痛，只不過是兩次病痛之間的一次暫時中斷。當他到來的時候，這些不幸的城市先是對他表現出不信任，因為他們已經有了那麼多的軍事將領，害怕所有這一切只不過是一次主人的更迭。儘管敘拉古是相對富裕的，但高草在阿戈拉長了起來，在那裡馬匹得到飼養，他們的馬夫在旁邊安營紮寨；其他的城市則充滿了鹿和野豬，它們在邊緣的街區里遊蕩；所以，居民們已經躲進了城堡和要塞，沒有人冒險到城裡去；一想到阿戈拉的真正用途，即政治活動的場所和演說家的講壇，就使他們不寒而慄，因為他們的僭主在這些活動進行的時候肯定就會出現在他們的身邊。 提墨里翁是改變所有這一切的恩人。敘拉古再一次迎來了數不清的從前被流放的人和其他的定居者，因為科林斯人在賽會和節慶期間放出風去，不論在哪裡發現西西里的流亡者，最遠可以到亞洲，想回來的人都可以請他回來。從科林斯、義大利和希臘總共有6000多人回到了敘拉古，他們都拿到了科林斯人的通行證。在其他的城市也是如此，在列奧提尼（Leontini）、阿波羅尼亞（Apollonia）和恩特拉（Entella），民主制度建立起來，希臘的文明自身得以重建，迦太基人的力量在暗中受到了破壞。公元前339年，提墨里翁在克里米蘇斯（Crimisus）打敗迦太基人之後，地方惟利是圖的僭主們在一些城市也很快地紛紛倒台。和平條約為迦太基僅僅保留了哈利庫斯（Halycus）以西的地區，使它不得不在那裡允許希臘人出於自願地自由離開，並許下諾言不再扶持任何僭主。 提墨里翁死於公元前336年。他活到了很大年紀，由此得以目睹在馬其頓腓力的威脅下來自於希臘的人流，以及來自於大希臘的受到盧卡尼亞人威脅的人們。接著，西西里經歷了一次真正的復興；除了敘拉古、阿格里根圖姆的一些城市、格拉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之外，都在某種程度上復甦了，主要是感謝愛利亞人和開俄斯人的幫助，他們把從前的公民也一起帶來了。然而，一位敘拉古新移民的後代阿伽托克里斯，來自於雷吉翁的難民的兒子，在重新點燃派系鬥爭之後，重新建立起僭主政治，統治了28年之久，時間是從公元前317年到公元前289年。他對待希臘人口基本上採取了與老狄俄倪索斯同樣的方式，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他的統治也只能被看作是把這個地方從迦太基人手裡拯救出來的惟一可行的辦法。想要擺脫他統治的城市沒有其他的選擇，只能投靠迦太基，就像早期的僭主們那樣。在他的非洲戰役以及很多次可怕的戰鬥之後，所有的收穫就是把西西里在兩種力量之間進行了劃分；因此，就像在狄俄倪索斯統治期間，這個不幸的國家在阿伽托克里斯統治的最後歲月迎來了一個復甦的階段。 與此同時，希臘的力量在其消亡之際把痛苦傳遞給了西西里的城邦，人口的諸多流動和變化在希臘的其他地區也在進行。卡里亞的摩索路斯（公元前377—前353年）把6個勒勒吉人的城鎮居民遷移到哈利卡納蘇斯，只剩下2個還得以存在。 大約同時，科斯（Cos）島的居民修建了他們壯觀的都城，使之成為一個繁華的城市； 在伯羅奔尼撒，在留克特拉（Leuctra）戰役之後，迎來了伊帕密農達–美伽羅波利斯（Epaminondas-Megalopolis），以及墨西拿新城的偉大建城。實際上，弗西斯在第三次安菲克提奧尼安菲克堤翁戰爭之後並沒有完全被破壞，一心一意地投靠了腓力，他很滿意把它變成了一座完全沒有自衛能力的城市，儘管它的鄰居盼著它被毀滅。20座弗西斯人的城鎮被拆毀了城牆，他們所有的馬匹被賣掉，武器被毀掉。對於希臘世界的邊緣地帶，旁圖斯的希臘人可能在人數上大量減少了。西蘭奈卡（Cyrenaica）肯定還完全由希臘人占據著，因為來自於那裡的一些人能夠在邁錫尼新建的城市中找到安身之所。在愛奧尼亞沿岸，希臘生活似乎保留得比較完整，即使波斯的收稅者 在阿格西勞斯的軍隊離開之後便接踵而至，在作為波斯人的港口，可能也是手工業中心的新形勢下，愛奧尼亞的城鎮可能對於被「解放」並不抱太大的熱情。 在公元前5世紀，南部色雷斯在無法無天的酋長們的統治下，曾經能夠在希臘事務中發揮一定的作用，不論是作為同盟，還是作為敵人。現在，在作為薛西斯的1萬大軍的軍需官的塞色斯（Seuthes）國王死後，它分裂為很多諸侯國，變成了無關痛癢的存在。是馬其頓的腓力，而不是色雷斯人毀滅了查爾基斯（Chalcidian）的城市使海岸地區的希臘人失去了力量。由於所在的亞德里亞海上的位置，厄皮洛斯在插手希臘的事務上並沒有處於有利的地位，只是被當作一個落入野蠻人手裡的原始部族，如果在一位首領的領導下建立起統一國家的話，可能就會變得危險。 如果這些半野蠻人的力量強大到足以幫助希臘人把真正的野蠻人拒之門外，這倒成了一件好事；公元前378年，僅僅一次饑荒就使色雷斯北部的部族帶領3萬人南下進攻阿布德拉，幾乎橫掃了整個地區。 馬其頓人很快就變成了希臘人。這個地區至少具有某種古老的希臘血統，因為希羅多德就告訴過我們，多利亞人最初就是馬其頓人。這個國家的創建者名叫佩拉斯戈斯；他們的語言對希臘人來說只是 看上去 有些野蠻，就像阿克盧斯（Achelous）的居民所講的語言那樣，它們屬於同一個希臘語族，與希臘語的關係可能就像是瑞典語和丹麥語與德語之間的關係那樣，毫無疑問它受到過伊里利亞人（Illyrians）的蠻族語言的影響。 馬其頓的王室家族被認為具有希臘血統，因為科林斯的巴克斯家族（Bacchiads）和阿爾果斯的忒彌斯家族，也就是赫拉克利斯家族（Heracleidae）已經分別到達了林塞斯提斯（Lyncestis）和俄瑞斯提斯（Orestis）。 接著，這些忒彌斯的後人曾經征服了埃馬提亞（Emathia）沿岸的平原地區以及那裡的波提亞人（Bottiaeans），這些人被認為是從克里特到達那裡的，他們帶來了他們的阿波羅崇拜，還有皮厄里亞人，他們以其狄俄倪索斯崇拜和繆斯崇拜而著名；在埃馬提亞的沿岸也有很多希臘人的殖民城邦，所以這個地區對希臘文化是很開放的。馬其頓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它是希臘人抵抗真正的野蠻人——即伊里利亞人，毫無疑問，在那時甚至還有凱爾特人——的北方屏障。 另外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即使亞歷山大在普拉提亞以迫在眉睫的進逼警告了希臘人，但他們的國王在相當程度上都對希臘人充滿了熱愛，區別只在於，一個更嚮往希臘的文化或聲名，另一個則更想把海岸邊的城市據為己有。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阿齊勞斯國王（公元前413—前399年在位）的態度與在法國戰爭的混亂中勃艮第的腓力的態度十分相似，我們還可以把人們聚集到阿齊勞斯的都城培拉（Pella）與近代西歐人流入俄羅斯的方式作一個比較。 他的 目的是為了將來能夠統治希臘人而接納希臘文化。在阿米恩塔斯（Amyntas）國王（公元前390—前369年在位）死後出現的可怕的混亂局面使底比斯人在眾多國家中脫穎而出成為仲裁者，受到佩洛皮達斯（Pelopidas）保護的托勒馬烏斯（Ptolemaeus）被迫把他的堂兄腓力和其他30個出身高貴的男孩送到了底比斯。腓力是個天才，正是在他的手裡這個不起眼的國家馬其頓成為了希臘的主宰。 當作為一個整體的希臘民族正在遭受一個物質上的衰落過程的時候，國家的混亂不可避免地也導致了一場更為嚴重的道德滑坡。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希臘人的整個道德和精神生活都以國家為中心，甚至家庭也基本上是一個政治組織，宗教自身的真正力量植根於地方。只要國家還是完整的，也就是說人們還在為某種特殊的取向所引領，國家就會把自身看作是神聖的，賦予自身絕對的、無所不能的權威性。現在，政權掌握在錯誤的人手裡，政治上的敵意和迫害開始毒害國民的生活，包括宗教在內的所有事情都註定要分崩離析。 現在，現實與神話相仿，提坦巨人們的可怕的紛爭把這個扎格柔斯（Zagreus）撕成了碎片。當這個過程結束的時候，神支零破碎地倒在地上，希臘人自己也一定會不寒而慄。 [1] 就像哲學家一樣，他們中的一些人能夠勇敢地選擇「背離城邦」（ apolitia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驕傲和他們的信念與 城邦 一同坍塌了，後者曾經是他們付出所有的精力為之奮鬥的最高目標，是他們生命中高貴的偶像。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城邦絕無重建的希望了，它變成了自身虛弱的影子。一次又一次希臘人性情的紊亂導致了新的衝突，直到無可挽回的衰落時代的到來，這種衰落在公元前2世紀表現得愈發明顯。 從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的時候開始，神聖性就從 城邦 中消失了，新的神靈出現了；先是來山德為首的殘酷歹徒，接著是晚期類型的僭主，最後是馬其頓的腓力。在遊手好閒者的獻媚和稍好一些的人們的無精打采和漫不經心的行動中，個人的力量想方設法地出現在舊秩序的廢墟上，忽而在這裡，忽而在那裡，偶爾也會直接地要求人們像對神那樣地尊敬他們。然而，「稍好一些的人們」相信，正像我們所說的，如果他們對國家的事務不聞不問，只是被動地或者乾脆完全不關他的事的話，他們的日子還能夠好過一些。由於 城邦 不再能夠在年青一代中激發起信仰和希望，所以惟一可行的替代品就是某個更大的權威的形成，在眾多小國的痛苦不堪的狀態中從那個時代眾多天才冒險家當中出現一位掌權者，就像義大利的統一那樣，但是對希臘人來說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這樣一種力量必須把分散在成千上萬人中的所有罪惡的能量都聚集在它自己的身上。但是，這樣的事情還是沒有發生，直到羅馬人的到來；因為希臘 城邦 正像它的實際情況那樣是不會消亡的，也不能把自己託付給一個更大的整體。取而代之的結果就是一一閃亮登場，先是斯巴達的短暫霸權，接著是底比斯，接著無人可以稱霸，直到腓力。很有特點的是，即使在喀羅尼亞戰役之後，除了底比斯之外，馬其頓也並沒有吞併這些各色各樣的 城邦 ，而是聰明地繼續讓它們保持「獨立」，只滿足於對它們進行部分的和短暫的統治。 接下來的公元前4世紀首先是一個 政治上 衰落的時代，對於這一點，即使一些現代的學者也放棄了他們在對待早些年代的希臘事務上所慣用的教化口吻，儘管他們更不願意看到基督教時代的到來。在所有地方，民主制度都滋生出了巨大的邪念。個人對政府和法律的真正權威充滿蔑視；普遍的嘲諷（也通過喜劇來表達）與向公眾提供的宴飲和狂亂的節慶活動結合在一起；一個真正由大眾組成的暴民階層形成了，這個非常不穩定的階層的成員能夠用各種不同的極端行為對整個城市造成威脅。 最主要的麻煩就是通過稱為民主運動的破壞安全的做法迫使那些著名的公民觸犯法律或做出反政治的舉動，使他們完全聽不到來自於各方面的批評。 由於希臘人在那時已經成為可怕的情緒的犧牲品，這個時代的一個特徵就是厚古薄今（ laudatio temporis acti ），它表現為對作為道德典範的祖先的持續不斷的和充滿誇張的讚美，還有對父母、神靈和神廟的虔誠，這成為演說家的一個取之不盡的話題。 在這個時期，人們再次不遺餘力地去強調誓言的神聖性。 [2] 例如，柏拉圖發現很有必要讓他的護衛者多花一些時間在宗教祭祀活動上面，以此保證他們心地的純潔，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就像我們今天使用金融儲蓄作為擔保那樣。 因此，隨著時間的流逝，像福西翁這樣的依然保持純潔的人成為了人們沒完沒了讚美的對象。 甚至當科農在世的時候也曾經勸導法納巴祖斯去收買希臘城邦的煽動家； 雅典和斯巴達的情況一樣，腐敗現象是普遍出現和毋庸置疑的。不幸的是，我們不再能夠看到提奧旁普斯的第十本書上關於阿提卡的煽動家的記述， 但是德摩斯提尼的整個生活，他與攝政者，與美狄阿斯以及與他後來的政敵的辯論都反映出當時社會的令人痛心的狀況，反映出作惡者的厚顏無恥和傲慢。 關於希臘的情況到底如何的一個極其驚人的看法來自於生活的一個側面——變壞的兒子們。家庭在任何時代和任何國家都會衰落。但是在雅典甚至在整個希臘這一過程十分明顯和突出，原因在於，第一，美好的聲名在從前是非常值得驕傲的，第二，從前人們對生兒育女的必要性堅信不疑，它可以使優秀的品質傳之後代，但這種觀念現在卻遭到了最嚴重的破壞。的確，這種現象並不是到公元前4世紀才被人注意到的——它可能是公元前5世紀的不光彩產物——但在很早的時候在阿里斯第德和老修昔底德的兒子們身上就表現了出來。 [3] 隨著時間的流逝，它變得愈發明顯，以至於亞里士多德從中得出了一個普遍的結論；他認為那些天賦甚高的家族開始被愚蠢毀壞，那些堅強和莊重的品格現在則流於蠢笨和懶散。對於第一種情況，他舉出了亞西比德和老狄俄倪索斯的後人們的例子，對於後一種，他舉的是克蒙、伯利克里和蘇格拉底的孩子的例子。 我並不同意庫爾提烏斯的觀點，他認為希臘公民權的衰落可以在相關家族之間的通婚行為中找到原因。 我確信，雅典正是用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及其副產品慣壞了她自己的人民大眾，這才是兒子們墮落的原因。在舊家族中就已植根很深的雅典人的傲慢自大從一開始就是「新」家族內在的特徵，它並沒有建立在任何精神和道德信仰的基礎之上；天才而傲慢的父親們所生的兒子必然是傲慢的，孫子們更是毫無希望；只剩下尊貴維持著家族，使他們保持傳統。對我們來講，這一點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政治野心家的兒子們也會很傑出。蘇格拉底的兒子們是顯而易見的蠢材（普魯塔克，《老加圖傳》［ Cato the Elder ］，20），但他卻堅持認為政客的兒子並不比鞋匠的兒子好多少。 [4] 普魯塔克筆下的伯利克里家族完全是一個典型的有知識有文化的大家庭，很多名人進進出出，但是家裡的孩子們長大後卻並不怎麼尊敬他們的長輩（《伯利克里傳》，36）。對於這一點，這位政治家的兩個合法兒子中的老大克山提普斯（Xanthippus）從本性上講就是一個敗家子。他娶了提散多洛斯（Tisandros）的女兒，一個年輕和生活奢侈的妻子，克山提普斯對於父親的節儉自律和給他的有限的自由深感厭煩。所以他會叫家族中的一位朋友以伯利克里的名義去借錢。當這個人後來要求還錢，伯利克里就把兒子告上法庭，於是處於憤懣中的克山提普斯就通過散布伯利克里與詭辯家們談話的內容來戲弄他的父親。更有甚者，他還對於散布「關於一位女士」（阿斯帕西亞）的惡毒流言負有責任，由此造成的父子之間的惡劣關係一直持續到後者的去世。這一被看成是由斯特西姆布羅圖斯——儘管他是一個專門製造醜聞的人——炮製出來的故事也基本上還是可信的，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在每一點上反駁他。在這裡，我們已經對這樣一種使一位哲學家心甘情願地過一種獨身生活的社會環境具有了某種洞見。 [5] 另一個兒子變壞的事例就是小亞西比德，呂西阿斯在他的第十四和十五篇演說中對他大加攻擊。他賭光了他的財產，就像那時候的很多雅典年輕人那樣——這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典型行為，他們無疑從父輩那裡繼承了尋找刺激的變化無常的需要，但卻沒有繼承滿足這種需要所應該擁有的力量。在這以後，有一段時間他當了海盜。晚些時候，查布里阿斯的兒子泰西普斯（Ctesippus）真的以1000德拉克馬的價格賣掉了國家為他的父親樹立的紀念碑上的石頭；福西翁曾經試圖把他拉過來，但卻發現此人過於浮躁且難以控制。 福西翁自己的兒子福庫斯（Phocus），儘管曾經是一位泛雅典娜運動會的優勝者，但卻變成了一個醉鬼，過著無度的生活。他的父親把他送到了斯巴達，送進學校與在那裡長大的年輕人共處。除了受到這種正式的教育，他似乎沒什麼長進；當然，後來他報復了他父親的那些告發者，但從未成為一個嚴肅的人［ aner spoudaios ］，他娶了一個從妓院裡買來的女孩。 另外，我們一定不要忘記，在那個時代，在希臘所有的地方，民主制度斷送了很多「貴族寡頭」的生命、家產和家族。因而，不斷出現的危機導致了上層階級的消失，任何世系的觀念不論好壞也隨之消亡。後來，當然我們也聽到過有人聲稱自己是克律塞斯（Ceryces）或歐摩爾波斯家族（Eumolpidai）的後代，但是著名的舊家族在公元前4世紀就已經消亡了，到了伊索克拉底生活的時代，人們只能通過他們的墳墓記得他們。與德摩斯提尼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人都不再擁有顯赫的或著名的祖先。 我們再看一下單個的城邦，在這個時代的開始，正是斯巴達的來山德把腐化墮落與自然的稟賦以某種方式結合在一起，這是一種典型的斯巴達做法，但在整個希臘也很普遍。 斯巴達的社會制度自身就很可怕，儘管早期的布拉西達斯、卡里克拉提達斯（Callicratidas）還有後來的來山德，都知道如何用不同的色彩裝飾自己。但在他取得勝利之後，來山德開始與最臭名昭著的那些人——寡頭派系的那些常客們——走得更近；他能夠容忍他們所有的犯罪行為，毫不猶豫地進行最可怕的暗殺活動。所以，在米利都他出賣了八百個平民黨派的成員，對於這些人他曾經發過誓要把他們藏匿起來，結果他們全部被貴族寡頭殺害。 他的朋友們給他的報酬就是統治這些城市的絕對權力（普魯塔克，《來山德傳》，19）。儘管他必須秘密地接受大量的錢財以支撐他龐大的開支， 但他卻擺出了貧窮的、未經腐化的舊有類型的斯巴達國王的姿態，而另一方面，他又表現出希臘人的典型特徵，樂於接受希臘人最為看中的東西——很多城市對他像神那樣的進行祭拜、奉獻犧牲和大加頌揚，投其所好，使詩人克瑞魯斯成為他專門的頌歌者，不停地給他寫讚美詩。 最終，不是希臘城市而是法納巴祖斯的城市的不滿導致了他的倒台。接著他到阿蒙尼烏姆去旅行了；在他離開以後，他繼續通過留在這個地方的黨徒發揮影響，但斯巴達的名流們徹底終結了他的這種權力，恢復了人民大眾（ demos ）在這些城市的決定權；但是現在，鐘擺在這個方向上搖擺得過了頭，來山德在回來以後又可以勸導斯巴達人再次擁立寡頭政府了。他最後的勝利就是像國王那樣宣誓就職，取代了列奧提奇達斯（Leotychidas），以及他自己的候選人阿格西勞斯；但接下來他發現他把一位獨立不羈的主人放在他自己的頭上了。在陪同阿格西勞斯去了亞洲之後，他憤怒地回到了家鄉，比以前更加痛恨整個的斯巴達國家，採取了他早先就制定好的計劃，公開地向所有赫拉克利斯家族，甚至向所有斯巴達人宣揚建立君主政體；國王不再應該是赫拉克利斯的後代，而是「與他相像的人」，所以選擇權絕對無誤地落在他自己的手裡。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讓赫拉克利亞的克里昂為他寫了一篇向他的同胞們發布的演說詞。但他對這篇東西不滿，他感到他必須通過恐懼和迷信使人們相信，於是他試圖賄賂德爾斐、多多那（Dodona）以及阿墨尼烏姆的神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通過訓練炮製出了一個神奇的孩子——簡而言之，他進行了一系列粗俗鄙陋的表演，這些都騙不過一個真正的孩子。所有這些冒險活動都失敗以後，這個已經普遍失去信譽，被憂愁和憤怒困擾而變得半瘋的人，在公元前395年哈里亞圖斯（Haliartus）的戰鬥中倒下了。 斯巴達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其從羊河戰役的勝利中獲得的巨大勢力以及隨之出現的傲慢無禮。在其他地方由戰敗和派系之間的鬥爭所得到的結果在這裡卻是由勝利而產生的——它不得不以其完全發展起來的個人主義統治希臘，這個國家也變得個人主義化了，已經受到嚴重破壞的斯巴達精神完全崩潰了。阿格西勞斯國王在小亞細亞的活動沒有什麼成效，再也不能恢復人們已經混亂的思維模式。以下這段話引自伊索克拉底的演說（《論和平》，95ff. ）： 已經保持了七百年穩定的社會組織由於其［對其他國家的］統轄而陷入到一個動盪的時代，幾乎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在一些國家的公民中，權力成為不公正、腐敗、蔑視法律和貪求財富的動因；在國家中，對盟邦傲慢無禮，對財產充滿貪慾，對誓言和條約則滿懷蔑視。 就像很多人一樣，演說家也清楚地知道，把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歸結於留克特拉戰役的想法是錯誤的： ……因為在那時盟邦對斯巴達的仇視還未產生；斯巴達的衰落是因為它早就表現出的傲慢態度，這種態度在它取得海上霸權的時候就開始出現了。 然而，在留克特拉戰役之後，當伯羅奔尼撒同盟崩潰的時候，斯巴達也不得不捨棄所有那些從前使他們驕傲的東西，衰敗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在官方放棄了從前處理脫離同盟的城邦的傳統做法，以及斯巴達人「背離城邦」（ apolitia ）的方式上，也就是她的國王們開始不理朝政——其中包括阿齊達姆斯四世，老阿克羅塔圖斯（Acrotatus）和臭名昭著的克里奧尼姆斯 ——他們都開始鄙視斯巴達。在這裡，斯巴達城邦也不得不收起了所有的傲慢。亞歷山大從格拉尼庫斯（Granicus）的勝利中得到的戰利品上面都刻了一行字：「亞歷山大和所有的希臘人，拉西戴夢人除外」，但是他的嘲諷沒有達到目的。斯巴達人的虛榮並沒有通過這種方式得到治癒，那時他們正在籌備發動一場反對亞歷山大的起義。 不幸的是，所有這些事情在整個希臘世界引發了騷動。在每個地方，在留克特拉戰役之前，尤其是在它之後，被斯巴達扶植的政府都在最可怕的暴力事件中終結了；在阿爾果斯，這發生在scytalism 盛行期間（這是一種類似於書信加封［ lettres de cachet ］的制度），在科林斯、菲利烏斯（Phlius）和菲加利亞（Phigalia）則發生了一系列恐怖的犯罪活動。大約在這個世紀的中葉，伊索克拉底曾經說過，阿爾果斯與那些強大的鄰人之間陷入了無休止的戰爭，每年都眼睜睜地看著國土被蹂躪；它要定期地使用某種興奮劑把它最為富有、最受人尊敬的公民處死，但這種東西從未用來殺死敵人；演說家相信，當戰爭結束的時候，這種事情也就會終止。如果看一下在狄奧多洛斯的記載中這些故事是如何與狄俄倪索斯在經營西西里的過程中對付希臘人的方式交織在一起的會很有啟發性。我們並不認為死去的貴族寡頭比他們的反對者要好一點；但是一個以這種方式消滅了其最富有和最有教養的階層的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呢？財富消失了，隨之而去的還有文化，還有競技者的所有輝煌；在希臘人的精神生活中，一個上層社會的消滅一定會產生可以看到的更為驚人的後果。甚至大自然也表現出了對希臘人的敵意，在公元前373年，一場地震以及接下來的洪水席捲了位於阿卡亞的赫利斯（Helice）和布拉（Bura）的很多城市，這些城市的毀滅被看作是神靈發怒的證明。 我們必須再次回到雅典。這座城市提供了關於所有這一切最為清楚的證明，不是因為我們擁有極好的歷史敘述——實際上其政治史一定在很大的程度上被色諾芬、狄奧多洛斯以及其他的人神化了——而是因為我們從這些講述者那裡了解到了大量的道德現實，就像我們在前一個階段從阿里斯托芬的喜劇中所看到的那樣。我們從他們那裡所了解到的情況似乎受到了伊索克拉底（根據阿里安的記述）的引導，從而形成了一種印象，那就是從一次短期的逗留來看，雅典城比其他任何的希臘城市要令人愉快一些，但由於獻媚者和煽動家的緣故，長期居住則是不安全的。 在羊河戰役之後，雅典的進展如何呢？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它是作為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被安多西得斯表達出來的，那就是在那場災難中，是斯巴達使雅典的繼續存在成為了可能，如果她後來的同盟者底比斯人和科林斯人一意孤行的話，她的居民早就被賣為奴隸，城市早就被毀掉了。 當然，斯巴達放過了雅典只是為了防止底比斯變得過於強大，在留克特拉戰役之後，雅典人派出伊菲克拉特（Iphicrates）和12000人去援助斯巴達並不是出於寬宏大量，而是出於對他的近鄰底比斯的帶有嫉妒的憂慮。 不論如何，雅典被保住了，在三十僭主的短暫統治之後，這個國家由於其舊有模式的重新建立和民主制度的完全恢復而復甦了。然而，對於接下來宣布的大赦，從一開始就存在一些疑問。寡頭們曾經利用戰敗的時機解除了雅典的防禦、戰船和力量，因為他們預見到雅典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都會確定無疑地使她走上野心家和獻媚者的無情統治的老路。儘管事先許下了諾言，這種情況還是不可避免地即刻發生了。反攻倒算開始了，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可，因為任何事情都使人們想起那個可怕的年代，在恢復到從前的狀態之後，獻媚者們能夠立即抓住他們的獵物。 在外部的政治事務上，人們趨向於停留在伯利克里時代的記憶上面。他的目標是僅僅通過政治和藝術活動（或者閒暇）教育雅典人，以此對所有的希臘人擁有永久的霸權，但結果卻是民主制度成熟了，並且造成了所有的後果。這種做法在其他所有的希臘人中造成了混亂，他們自身也被虛榮心操縱，這導致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果是，和平的需求在所有的國家中都變得十分迫切；但是由於人們內在的和平是如此匱乏，他們只是嚮往和平，但卻不能保持和平；他們的精神疾病就像發高燒一樣不斷發作。所以，希臘人的內耗在繼續，首先是彼奧提亞和科林斯之間的戰爭爆發，與之相伴的還有戰爭雙方都出現的城市暴動。 接著，在公元前387年安塔爾西達斯（Antalcidas）的和平之後，很多獲得「自治權」的城邦由於新的紛爭又陷入了戰爭之中。雅典至少能夠從斯巴達人壓力的解除中恢復過來，在公元前378年卡德米亞（Cadmeia）被解放之後，它甚至能夠建立起一個新的雅典海上同盟。斯巴達的艦隊在公元前376年在納克索斯被查布里阿斯打敗，接著公元前375年又在琉卡狄亞（Leucadia）戰役中被提墨修斯打敗，雅典仍然保持了它對萊墨努斯（Lemnos）、伊姆布羅斯（Imbros）、斯奇羅斯（Scyros）的島嶼以及色雷斯的柴索尼斯一塊地方的統轄權。但是新的霸權是非常適度的，大陸上的公民兵遠不夠用，所以任何政治力量的組建都是不可能的。雅典不再能夠散發出它的魅力，儘管一部分舊有的氣質還是保留下來，雅典人清醒地認識到另一個遠征西西里的狂言是不可能實現了。民族精神像煙花一樣的噴發只能發生一次，再也不會有第二次了。 由於嫉妒甚至比仇恨還要強烈，在留克特拉戰役之後，雅典使自己與斯巴達結盟共同對抗底比斯，但不再能夠果斷地採取行動，因此，雅典人在這個時期進行的所有戰爭和結盟都沒有取得什麼成效。與此同時，這一事實一定使雅典人倍感屈辱，那就是擁有良好軍事聲譽的佩洛皮達斯在波斯大王心目中的分量遠大於花言巧語的雅典人（普魯塔克，《佩洛皮達斯傳》，30）；最糟糕的是埃吉納的日常生活。這個島嶼在公元前457年開始要向雅典人進貢，在把從前的居民趕走之後，「移居者」（cleruchs）（也就是那些在阿提卡之外授予土地的雅典公民）開始在那裡定居。然而，在羊河戰役之後移居者的土地被剝奪了，埃吉納人重新建立了他們的家園，從那以後他們禁止任何雅典人再駐足他們的島嶼。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雅典人的處境和他們的狀態；對他們來講，這幾乎與墨西拿的建立對斯巴達人來說一樣的糟糕；和他們的一樣，雅典人不得不接受他們所取得的最輝煌的戰績之一已經付之東流的事實。 現在，外部的權勢喪失了，只留下曾經擁有它的驕傲，國家機器繼續在它自己的阿提卡地區無精打采地運轉著。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出現了一種持久的、非理性的恐懼情緒，人們害怕現存的民主制度會被某些人推翻。正是利用了這種具有迷信色彩的恐懼情緒，政治家們在「彼奧提亞–科林斯戰爭」期間成功地抵制了與斯巴達簽署條約。 阿里斯托芬的《婦女公民大會》（ Ecclesiazusae ）可能是在公元前392年上演的，它表明人們對政治已經變得非常厭惡了。在這裡甚至嘲弄和惡意似乎都弱化了；在這個作家的作品中，第一次沒有出現當時的人，儘管他還是偶爾提到一些人把他們奚落一番，並把最驚人的普遍原則傳給了後人。 在公元前4世紀，嘲諷逐漸失去了從前的刺痛；對可以辨認出來的面孔上台的禁令無疑是出於這樣的事實，那就是現在有了禁止這種做法的 可能性 。國家和公眾的生活中不再有像克力昂、歐里庇得斯和蘇格拉底這樣的名人了；最優秀的人開始過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一些人自甘貧窮，雅典不得不湊合著使用更少的人管理國家的事務，完全不顧反對者的意見，認為這已經足夠了。就像戲劇家提出的建議那樣，女人應該取代男人掌管國家的事務，因為，正如她們的領袖所抱怨的那樣，城邦總是挑選壞的領導者：當他們當中的一個能夠僅在一天之內保持公正的話，那麼在接下來的十天中他將不按照公正辦事，每個人都比他的前任更加惡劣，而大眾也僅僅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出來工作。他們參加公民大會就像是打工，就為了那3個奧波爾，這成為了一天最低的工資收入。根據他們的生活，雅典的中產階級是典型的小偷、獻媚者和懦夫；只有婦女知道如何保持沉默，而男人們自己也承認他們總是忍不住要發表意見；只有女人不相互欺騙，而男人在有證人在場的情況下還在說謊。作為那一代人所崇尚的玩世不恭精神的證明，在一段話中（473ff. ），我們聽到了舊有的樂觀主義的安慰之辭：「我們雅典人所有的不明智或愚蠢的決定被證明對我們都是有好處的。」雅典人對新奇和超凡事物的熱衷在以下的事情中被巧妙地表達出來（455ff. ），那就是他們迫切要求國家政權應該交付給婦女，因為這是惟一尚未發生過的事情了。 在《財神》（ Plutus ）中也是如此，我們所擁有的這個版本，是在公元前388年上演的，占主流的正是一種悲觀的情緒。好人遭厄運，而壞人卻有好運；演說家變得富有了，甚至一個裝作朋友的人也會對你溜須拍馬（377ff. ）。與此同時，可怕的貧窮普遍地出現了，神職人員和宗教裁判員（heliasts）的工錢的主題在這裡也出現了（377f.，1166f. ），已經沒有什麼好的醫生，因為看病的費用很低（407f. ）；長矛和盔甲被抵押了用來換取麵包，即使在醫神廟（Asclepieion）生活也很艱難，因為祭司顯然是靠他從祭壇上偷來然後「貢獻到」自己腰包里的蛋糕和無花果聊以度日（676ff. ）。這個最悲慘的歷史階段通過以下的事實顯現出來，那就是窮人竟然養成了偷食有錢人家每月上墳時放在墳墓邊的供品的習慣（595ff. ）。 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說過的，在這個荒涼的時刻，某些演說家不遺餘力地美化前一個世紀。在這裡，我們可以回憶起伊索克拉底在他的《戰神山演說》（ Areopagiticus ）中是如何用讚美過去的方式描繪了一幅他所生活的時代，即歐布魯斯（Eubulus）執政期間的圖景。演說家旨在恢復戰神山議事會權力的積極建議是行不通的，因為他們完全把希望建立在恢復古代信仰和思維方式的基礎之上。 伊索克拉底對公元前5和公元前6世紀的看法也顯然令人難以置信，他的歷史和政治知識是淺陋的，有些事情只是他編造出來的。很顯然，只要他能夠使他的用詞更加完美，發表一篇精彩的演說，而對於事情的真實與否他並不關心；但是因為他的演說確是一篇關於公元前4世紀阿提卡民主制度所有錯誤的真正記錄，所以，從他對那個時代尖刻攻擊的角度來看，它對我們來說仍然具有啟發性。 伊索克拉底想像出一個從來沒有存在過的雅典，一個已經建立起民主制度而且仍然保持著公正和快樂的雅典。在這篇演說中充滿了對雅典民主制度的幾乎荒謬的誇大其詞，同時還伴隨著對真實存在的民主制度的充滿同情心的悲嘆。他說到了美好的舊時代的愛國主義，在那時，國家的公職還沒有成為野心和陰謀詭計的目標；他說，每個人只關心他自己的事務，完全沒有想到用公家的錢財增加自己的收益。那些擁有閒暇和財產的人必須為公共事業服務；誠實受到讚揚，不誠實則受到懲罰，完全不考慮他個人的聲望；在宗教活動中，傳統的獻祭還沒有被賣弄新鮮的供品取代。窮人和富人之間和諧相處，沒有嫉妒，窮人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幸福生活依賴於別人的財富，而富人則把貪婪和吝嗇視為恥辱，通過低息租借小塊土地、僱人從事商業活動以及金融上的支持來幫助窮人，以至於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借貸人比債主還受歡迎。因此，家中平安無事，外面的敵人被打敗。但是，在那些日子裡，年輕人當然還沒有養成在賭場或與吹短笛的女孩私混在一起打發日子的習慣，如果他們必須穿過阿戈拉的話，他們會表現得很恭敬。與長輩產生矛盾或冒犯長輩會受到比現在與父母發生同樣的問題嚴厲得多的責罰。那時候，甚至連一個有自尊心的奴隸也不會到酒館裡去吃飯，現在小丑和模仿者（做出可笑的姿態）被看作是天才的人物，但在那時卻被看作是不幸者。現在事情已經向壞的方向發展了，按照伊索克拉底的說法，主要的罪責應該歸咎於他的上一代人，是他們破壞了戰神山的力量。但是，很顯然，人們還沒有任何悔改的想法；他描繪道，不論在宗教還是在公民制度上這座城市由於民主制度而運轉良好，現在甚至旅行者也仍然認為它不僅應該統治希臘，而且還可以統治世界（66）。 不論如何，在城市機體的組織結構上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甚至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和戰爭期間，手工工人們已經產生了影響，但是現在，在民主制度恢復以後，僅僅是「人力的短缺」就使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獲得了公民權。大量的外邦人，像忒薩利亞人和安德羅斯人（Andrians），從公元前403年開始成為了全權公民（毫無疑問是通過相互通婚）。 在他題為《論和平》（ Peace ）的演說中（86ff. ），伊索克拉底解釋說，由於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很多真正的雅典公民的亡故使得這項措施變得十分必要。在估算了雅典在公元前458年遠征埃及時死亡的大量人口之後，他繼續說： 每年都會興建一些公共墓地，我們的鄰人和其他的希臘人都會到那裡拜祭，但不是和我們一起哀悼死者，而是慶賀我們的損失。在通常情況下，我們並沒有注意到這些墳墓填滿了公民的遺體，但是重裝兵和公民的名單卻由一些與城市無關的人構成。從僭主時代和希波戰爭以前延續至今的由最顯赫者組成的家族和大家庭都被一掃而光。我們並不應該因為把來自於各個地方的人吸納到公民隊伍中而感到高興；一個幸運的城市應該是一個最初的居民和部族被完好地保存下來的地方。 在這個城邦里存在著驚人的管理上的矛盾。一方面，這裡有一個由神職人員和獨裁者組成的在那個時代最專權的政府；這個沒有人能夠挑戰其權威性的國家看到到處都有它的敵人，微不足道的過錯就會被處以極刑，完全依賴於罰金作為公共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另一方面，國家機構以一種最不光彩的方式運行，整個雅典國家完全沒有力量控制負責起草法案的尼各馬庫斯（Nicomachus）和他的那些朋友；他們成為公民大會最完美的代表。法律以如此之高的比率獲得通過，伊索克拉底把它們在數量上的巨大和內容上的繁瑣看作是政治腐敗的證明，說（《戰神山演說》，40f. ）他們在柱廊里堆滿了文件，而不是遵從法律的人。法律中充斥了太多的特例，或者追加的條文，同時還在不斷增加。這種做法完全不顧對整個體制的最細緻和最規範的維護，例如，當有人要求對法律進行修正的時候，建議者必須在市場上同時展示新的法律草案和舊有的法律條文，以方便人們對它們進行審核，在公民大會上提出疑義，公民們可以指定發言人對舊有的法律進行辯護。法案的制定和法庭已經不能改變這樣的事實，那就是國家已經變成了一個裝滿法律的破布袋，個人則變壞和腐化了；演說家展示了法律的所有維護措施是如何被廢止或公開地受到嘲弄的。 不論國家做出什麼姿態，也不論它是多麼專橫地插手具體的案件，個人行為的不道德，以及尋找法律中的漏洞的普遍做法還是相應地增多了。人們在冒著生命的危險去獲取利益上表現出驚人的狡詐。我已經提到過穀物商觸犯了法律就會被處以死刑，在這一倒退的狀態下，在對公民們的不斷折磨中，國家使自己變得面目可憎，人們盡其可能地去逃避稅收，只要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的話；例如，300個最富有的人從公元前357年被列入到為裝備三列槳戰艦（ symmoriai ）而組成的稅收聯合體的首批名單中，需要預先支付海軍的開支，但是他們還是受到了嚴厲的指責，說他們不公正地把負擔加在了並不富有的人身上，因此裝備戰船的任務常常被耽擱下來，並且沒有很好地完成。 [6] 盜用公款的指責成了家常便飯。在一篇發表於彼奧提亞—科林斯戰爭期間的演說中，呂西阿斯說：「他們偷了你們的東西還不會受到懲罰。或者是沒有人發現，他們便無所畏懼地享有他們的戰利品，或者他們用一部分收益使自己免於危險；或者，如果受到審判，就會利用他們的聲望（免於懲罰）。」這篇演說的主題就是那些早先生活貧困的戰爭的受益者；這些人通過掠奪和剝削人民而發財致富，而人民對竊賊甚至連氣都不會生，而且還對他們微薄的所得充滿感激之情。 [7] 對於行政官員，他們都或多或少地腐化了，為了可以預期的賄賂，這些職位競爭得十分激烈。在很多情況下，這樣做的動機可能不僅僅是冒著危險去賺錢，而是一種鋌而走險，他們由於能夠成功地欺騙制度而倍感驕傲。所有這些情況使我們感到，那個時代大多數的雅典人還是擁有足夠的公共生活，渴望著在法律的保護下過上一種平靜的私人生活。 正是在這個蛻變的過程中，一個金融騙子登上了舞台，為國家獻上了一個輝煌的繁榮前景。這就是老年的色諾芬，《論雅典的收入》（ Revenues ）這篇論文的作者，在神聖戰爭（the Sacred War）期間，就在他被雅典人放逐之後，他為歐布魯斯撰寫了這篇東西。 色諾芬的計劃是通過招徠外邦人的辦法增加雅典的國家收入，答應為他們開闢出一塊土地，並為了處理他們的事務新設立一個管理外國人事務的監護官（ metoikophylakes ）的專門機構；他還希望更加全面地開採銀礦資源，大規模地增加在那裡幹活的奴隸的數量。 所有這些都與他的愛國主張相契合，即公民應該而且能夠僅僅為了國家和增加其力量而存在。這樣的時候早已經過去了。與此相反，現在人們要求的是權利而不是義務，追求的是享樂而不是勞作，這已經成為雅典人生活的普遍原則。現在由反物質主義的生活態度所造成的必然後果已經變得十分明顯。由於人們不再能夠享受到辛苦勞作的快樂，所以每個人都極力躲避勞動，人們不得不去尋求另外一種幸福生活的方式，為達到這一目標他們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他們經常違反法律；發假誓，做偽證，公開的盜竊和殺人越貨成為了家常便飯，依靠這些他們成為了可憎的寄生蟲。國家當然應該懲罰不勞而獲者，對這群沉迷於享樂的暴民進行治理，但是令人沮喪的事實卻是國家完全不能做到這一點，它甚至不能夠為那些受到最惡毒的錯誤指控的人提供保護；實際上，攻擊者能夠得到國家制度的正規體制的全力支持。 對於這個時期雅典的悲慘狀況最好的描述出自於演說家伊薩烏斯（Isaeus），儘管他的演說僅關乎公共行為，因而只反映了希臘衰敗的一個側面。尤其是，它們解釋了所有的遺產是如何必須採取果斷的措施加以保護，以避免受到一群貪婪的騙子的威脅。例如，在第四篇演說中，說到一個叫尼克斯特拉圖斯（Nicostratus）的人，他在戰爭中死在海外；他的只有2塔蘭特遺產的自然繼承人是他的父親的兄弟的兩個兒子。但是很多其他人都剪掉了他們的頭髮，穿上喪服，就好像他們也是合法的繼承人那樣。一個人聲稱是死者的外甥，被識破後逃跑了；另外一個堅持說所有財產都應該留給他，但最終也不得不接受了敗績；第三個人帶來了一個3歲的孩子說是死者的兒子，而這個死去的人已經離開雅典整整11年了；第四個人宣布財產應該捐獻給雅典娜，但也有一部分應該留給自己；第五和第六個人先是發誓說，立遺囑的人曾經與他們打官司輸了，欠了他們1個塔蘭特，當他們不能證明這件事的時候，又說他是他們的被釋奴，但還是沒有證據。這些只是最先撲向遺產的人；當他們的要求被拒絕後所處以的罰金正是他們在開始時所交納的定金，只相當於他們所要求的財產的十分之一。演說家認為，這個數量太少了，原告敗訴後向國家交納的罰款的數量應該與他所希望得到的數量相當；這就會消除人們對法律的蔑視，防止人們傷害死者的親人和破壞對死者的記憶。後來，另外一個人帶了一份所謂的遺囑出現了，說他得到了尼克斯特拉圖斯的寵幸，他還宣稱這個人並非繼承人的叔父的兒子，完全是一個沒有親緣關係的人。同樣，第八篇演說描述了狄奧克里斯——他入贅到了某個名叫西戎（Ciron）的人的家裡——是如何告訴惟一的合法繼承人，即西戎的女兒的兒子們，說他們的母親並不是西戎的女兒。順便說一下，後來證明這個不道德的傢伙所誇耀的這筆財產也並不是他自己的。他是通過假裝成一個父親的養子騙到這筆錢的，那位父親的真正繼承人是他的三個女兒，儘管他沒有在遺囑中提到她們。其中兩個女兒的丈夫提出償付的要求，他綁架了大女兒的丈夫，把他關了起來並進行折磨，為此他受到了侵害他人的控告，但到那時還沒有受到懲罰。他指使一個奴隸把二女兒的丈夫也給殺害了，然後把這個奴隸派到海外，並指控他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假姐姐犯了謀殺罪。在對她進行了可怕的威嚇之後，他又利用了他作為她的兒子的保護人的身份侵占了她的財產；現在他占有著這個兒子在鄉下的地產，他只給了其真正的所有者們其中的一小塊貧瘠多石的土地。從這幅可怕的人物素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雅典，人們為了致富是多麼的不擇手段。在這裡沒有公共的檢舉人，似乎沒有獻媚者能夠站出來與狄奧克里斯這樣的人作對。 像在第七篇演說中提到的事情可能每天都會發生。其中講到，一位被指定為監護人的叔叔被證明是不誠實和貪婪的；他聲稱自己是聯合繼承人，並侵吞了全部遺產。此外，一份地產的錯誤的占有還可能會得到一項法規的認可，直到合法的繼承人或者他們的兒子到了可以開始提出一項新的訴訟以爭取應該屬於他們的東西的年齡；這種情況在德摩斯提尼家族就曾經發生過。 另外一個話題，即公民權的問題，在德摩斯提尼反對歐布里得斯（Eubulides）的演說中也涉及了。演說的主題關係到德莫的一份人口調查的名單，其中那些父母雙方不全是公民的人被刪除了，降低到外邦人的地位（在很多情況下這樣做是正確的）。向民眾法庭進行上訴是允許的，但是任何提出上訴的人如果敗訴就會被賣為奴隸。在這類訴訟當中，阿諛奉承是基本的要素，在哈里姆斯（Halimus）的德莫中，聲名狼藉的歐布里得斯把它變成了自己的專業。在德莫大會以及城鎮自身舉行的會議上，他用了一整天的時間對他的犧牲品進行攻擊，說一些無聊的話，其中就包括德摩斯提尼的委託人歐克西修斯（Euxitheus）。他繼續發表言論直至天黑，大多數人都回家了；只有30個人留下來，都是他的同黨，接著舉行了投票，很多人投了兩次以上，所以最後在裝選票的瓮中有超過60張歐克西修斯的反對票。這個人被剝奪了公民權的藉口是他父親的說話口音和習慣都是外國的，實際上這是由於他作為一個戰俘曾經長期漂泊在外所致。還有他的母親，就像那個時代中很多處於貧困中的人一樣，以當人家的奶媽為生。在德莫中保存的公民登記冊據說在混亂中丟失了。歐布里得斯的目的是報仇，因為歐克西修斯利用了他的一個獻媚者作證來告發他；這樣做真的是厚顏無恥到極點了，因為歐克西修斯擁有足夠的雙方父母的親戚和許多其他的證人；他和他的家族在他的德莫被認定為公民已經有幾十年了，他們還是讓他的名字繼續保留在為赫拉克利斯的祭祀儀式所進行的抽籤活動中。 殘忍的人總是存在的，我們自己的安全標準不能應用到雅典公共事務的暴力事件中。在演說家的時代最令人討厭的特點是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的運作方式，還有他們所有官方的辦事機構，都是為了最惡毒的欺騙和迫害而設置的，為這些行為提供了某種渠道。當我們注視著所有這些腐敗的演說家，大量的從來沒有付諸實施的決議，起鬨嫁禍和製造噪音的人們沉湎於提出反對意見，獻媚和作偽證，在犯罪的過程中無辜者受到牽連，由於握有真理的一方被殺害而造成的沉默，使我們最為驚訝的是這一毫無羞恥的罪惡展示當中所表現出來的無與倫比的傲慢。這使我們回憶起1793—1794年在法國出現的恐怖局勢；但是在雅典出現的是一種完全的墮落狀態，不過，有一些才能的人們在比例上比任何一個現代城市要多得多。 不論如何，公民大會和陪審法庭仍然是使某個叫德摩斯提尼的人的講話能夠被大眾聽到並取得勝利的機構。正是雅典在政治上的成熟和發達的思想文化最終使他能夠受到人們的賞識。在這裡，甚至最令人反感的因素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非常先進的文化。 在這樣一個人們惟一的普遍興趣在於追求享樂的時代，國家同樣也想從中漁利。歐布魯斯的統治開始於公元前354年，持續了15年時間。不僅戰爭結束了——這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明智的舉措——而且生活中除了享樂也什麼都沒有了，在雅典人的生活中，主要的事情就是進行節慶活動和分配錢財。節慶費用的資金儲備成為國家最重要的事情，其他所有基金的剩餘都會流入該儲備。「泛雅典娜節和狄俄倪索斯節，」德摩斯提尼說： 必須總在正日子舉行，為此你要推遲開戰的時間——它們要花費你們與任何軍隊一樣多的錢財，因為有關節慶的一切都需安排得準時，你們每個人都要提前知道誰是合唱隊隊長（ choregos ） ，誰來組織哪個部落的比賽，何時申請，為誰申請，以及所有需要準備的事情，而戰爭則不需要什麼準備。 眾所周知，任何把金錢用於娛樂活動以外的人都要被判處死刑，德摩斯提尼花了很多的時間用於清理這個蜘蛛網。這表明這個民族已經在娛樂活動上陷得很深。然而，這些活動當然把戰爭排除了，在歐布羅斯上任前不久伊索克拉底所發表的和平演說表達了對和平的深深的渴望。他相信可憎的總想統治他人（ arche ）的野心已經毀了雅典，就像它毀了斯巴達那樣（94f.，104f. ）。伊索克拉底的目的是勸阻雅典人不要再對海外用兵了，不要再懷有海上的野心，不要再發動戰爭，他要使他們相信，儘管過去發生了很多事情，但這條和平之路一定會使他們贏得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愛和尊重。幾乎依照了歐布羅斯自己的精神，伊索克拉底描繪了一個光明的未來，在那裡不再有特殊的稅收，三列槳戰艦和戰爭的花費，他們能夠安全地靠農業、航海和商業生活；城市的收入會翻倍，那時會到處都是商人、外國人和外邦人，可以把貧困的雅典人和其他的希臘人派到色雷斯沿岸去定居。 與節慶活動的輝煌形成對比的是，公共工程卻處於一種可憐的狀態，只是把城牆、道路和泉房進行了粉刷。 作為補償，私有者和個人的奢侈行為現在則變本加厲；德摩斯提尼說，現在富人的生活比米太亞德和阿里斯第德的生活還要好得多，他們建的房子比國家的還要壯觀。 在人們的生活方式上所表現出的貧富分化在這個時期變得更加明顯。 有一種普遍的感覺，那就是輝煌已經是一件過去的事情；這個城市好像變成了一個小老太太，吮吸著她的大麥湯，腳上穿著拖鞋。 人們有著充足的理由去反抗和拒斥悠閒和快樂的生活，因為有些令人不愉快的東西總是提醒著人們，這些習慣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在薩洛尼克海（Saronic Sea）的沿岸，海盜猖獗；例如，狄奧格尼斯就在從雅典到埃吉納的路上被海盜抓住帶到了克里特，這些海盜的頭目就是遠近聞名的斯克耳帕魯斯（Scirpalus）船長。費萊（Pherae）的一個叫亞歷山大的人率領其船隻大膽地襲擊了皮賴烏斯港，把那裡的貨幣兌換者的所有錢財洗劫一空。 實際上，偉大的舊雅典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在它從一個政治勢力完全轉變成為一個文化中心的過程中，其代表的希臘文明成為整個希臘的楷模；同樣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城邦中的公民個人也轉變成為學者，他們成為希臘文化的載體；在逃離國家的傾向上哲學起到了帶頭的作用。然而，從精神文化上看，雅典比以前更加成為了一個領導者，愛奧尼亞的城市已經喪失了其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與科林斯、底比斯、阿爾果斯和斯巴達沒有什麼區別。惟一的例外是，繪畫藝術仍然在各地存在。在哲學上，雅典當仁不讓地占據了主導地位，生活在希臘其他地區的哲學家都必須至少在雅典生活一段時間。 [8] 演說的遺產是如此豐富，即使僅此一項就可以確保雅典的領先地位。哈利卡納蘇斯的狄俄倪索斯談到伊索克拉底的時候說，他訓練出了雅典和希臘其他地方的最富有天才的人物，其中一些人成為法庭上的演說家，一些人在國家的事務中赫赫有名，另一些人則成為「記載希臘人和野蠻人的事跡」的歷史學家。這座城市必須至少以保持其作為演說家故鄉的地位為目標，因為這種技藝很快就要成為最重要的力量源泉。絕不能忘記悲劇仍然在上演，並且有新劇推出，也不要忘記雅典同樣是中期喜劇和新喜劇的主要故鄉；這裡巨大的精神能量仍然給人以持久的印象；雅典所呈現出的活力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然而，到公元前350年，雅典的政治和軍事形勢已經變得非常糟糕，而馬其頓人的威脅則與日俱增。在開俄斯、羅得斯、科斯和拜占庭相繼叛變以及不幸的同盟戰爭之後，雅典的海上同盟完全崩潰了。在雅典所剩無幾的盟邦和小的尚未獨立的居民點，居民們生活在恐懼中，害怕那些來自於海上的雅典同志們，因為雅典人在戰爭中已經無錢可用了，他們最好的預期是必須交納大量的供品，最壞的打算則是被口袋空空的僱傭兵洗劫一空。這些軍隊和將領是惟一可以依靠的軍隊了。 儘管關於這些惡毒將領們的抱怨聲很高，但還是應該對他們的境遇加以考慮，因為他們必須與政客們相抗衡，他們往往先給他們下命令而後再去挑他們的毛病；雅典人總是準備相信謊言，然而倉促地做出決定。 德摩斯提尼說，每個軍事將領都必須經受住兩到三次的判決；但是由於不能對這些僱傭兵實行有效的控制，他們對指控從來沒有放在眼裡，人們還是不遺餘力地追隨著這些犯了錯誤的人。在那裡，伊菲克拉特曾經率領武裝對法官進行威脅，現在查雷斯（Chares）居然把雅典用於戰爭的資金在演說家、榮譽販賣者和法庭官員中進行分配； 大眾 不但沒有因此而責備他，反而對他十分熱愛。「因為人們自身也以這種方式生活」，雅典尼烏斯（532d）說；「年輕人在酒館中與吹笛少女或情婦虛擲光陰，他們的父輩則在投骰子和其他的遊戲中消磨時光， 大眾 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宴飲和吃肉上面，而不是管理城市。」在德摩斯提尼的《反阿里斯托克拉特斯》（ Against Aristocrates ）的演說中，他說查理德姆斯（Charidemus）也賄賂演說家，因而有時也會冒著與雅典人的利益相左的風險。例如，他支持海盜，他們全集中在位於柴索尼斯西岸的阿羅培肯尼索斯（Alopeconnesos），當時雅典人正準備對他們發動進攻；他還背信棄義地逮捕了一個色雷斯首領和他的兒子，他們對雅典十分友好，他把他們交到了敵對的卡迪亞人（Cardianians）手中，他知道他們不會對他們手下留情，接著他們在當著父親的面殺死了兒子之後也把父親給淹死了。 這件事也沒有受到懲罰，這座城市甚至允許自己公開地受到劫掠，只要能夠保留住雅典人的快樂日子。雅典人為這些政治上的老闆豎起雕像，以這種方式慶祝雅典的勝利， 他們則在很遠的地方為他們自己建立起避難所，因為他們知道沒有一個雅典人是可以相信的； 科農在賽普勒斯，提墨修斯在萊斯波斯，伊菲克拉特在色雷斯，查雷斯在西格翁（Sigeion），還有查布里阿斯在埃及都建立了這樣的避難所；他們別無選擇；但是總的來看，鑒於這種僱主和僱工之間的關係，或許從未做出更加違背道義的事情。 與此同時，雅典民眾的公共舉止也變得十分可恥，「事情竟然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我們的公民不再冒險出城去面對哪怕是一個敵人」，伊索克拉底在他的對雅典人進行攻擊的演說中如是說（《和平》，77）。他又說：「我們不能在不侵害他人的情況下平安無事地過上一天，我們甚至不願意出現在遊行隊伍中，除非有錢可拿」（《戰神山演說》，82）；還有，「我們渴望統治，但不想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土地；我們與半個世界發生爭執，但卻把軍事上的準備工作交給那些無家可歸和不能信任的僱傭兵。」（《和平》，44）情況是如此糟糕，福西翁曾經允許大量的有不滿情緒的和沒有紀律約束的煽動家擅自離開，因為只有在戰場上他才對他們具有約束力，在雅典他不能眼看著這些沒安好心的傢伙輕視他，或者利用獻媚者把他搞垮（普魯塔克，《福西翁傳》，12）。有時候，僱傭軍被偽裝成重裝兵派到外面去，一些公民則當作水手隨行。有一次，這支公民兵「在一種高昂的情緒下」列隊出行，等待他們的正是喀羅尼亞戰役。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歐布魯斯和其他具有領導地位的政治家在控制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的問題上所採取的方式。這種控制總是通過一些大眾演說家（ rhetores ）來實現的，這些演說家正是以他們的種種惡行聞名於世。儘管腐敗行為是很容易被判處極刑的，但他們的言論就像要他們保持沉默一樣是可以購買的。伊索克拉底說，「當我們這些職業的樂觀主義者想對另外一個國家挑起戰爭的時候，他們就會厚顏無恥地說我們應該像我們的祖先那樣採取行動，但是他們說這話的時候需要有人付錢」，例如，德摩斯提尼就宣稱：「如果有人問你認為城邦中哪類人最壞，你不能說是農民或者商人或是那些做銀礦生意的人；所有人都會說是那些拿錢發表演說和起草申請的人。」（《反阿里斯托克拉特斯》，146）他們以向人們——甚至向雅典的敵人和罪犯——兜售公民權和其他榮譽而臭名昭著，只要這樣做對他們有利可圖。 手指指向誰，誰就可以從貧窮變成富有，從默默無聞變成英名卓著，他們為自己建造起漂亮的房子，他們的發達正與國家的衰落同步； 但是即使他們犯下了最嚴重的罪行並公開受到指控，他們也可以通過製造出雙倍的好處（ asteia ）而獲得赦免，如果一個人被發現有罪，那只是因為他犯了微不足道的過錯（《反阿里斯托克拉特斯》，206）。雅典還是深深地依戀著這些人，儘管他們已經騙了她一千次；原因在於他們總是能夠擺出一副人民之友（ demotikoi ）的姿態，長期處於害怕失去民主的恐懼中的大眾，只能夠對那些代表了舊的「優秀品質」（ kalokagathia ）的人們產生深刻的仇恨（伊索克拉底，《和平》，133）。這就是大眾從不允許來自於貴族家庭的沒有干係的人充當仲裁者的緣故，因為他們會被認為偏袒貴族寡頭。就像伊索克拉底所言，人們相信，與清醒的人相比，喝醉酒的人能夠做出更好的裁決，因為大眾看到他們更合他們的胃口，常常會幫助他們滿足其邪惡的欲求；因為雅典人已經變得越來越冷酷無情。 與那些像德馬得斯（Demades） 這樣的喪失了所有廉恥的人相依為伴的只是一些相對較壞的人：在腓力統治時期有一個名叫皮特阿斯（Pytheas）的人，對於人們指責他很邪惡並不反駁，而是說與阿提卡的政客們相比，他只是偶爾如此；他公開以自己並不總是如此而感到驕傲，認為他不會幹壞事，因為他不在最壞的人當中（阿里安，《多變的歷史》，14.28）。我們就不用再說獻媚之辭的繼續盛行了；我們常常不能在獻媚者和演說家中進行區分，這種行為繼續流行，直至阿提卡國家及其最後的演說家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中為止。 [9] 拋開所有的這些，不言而喻的是，只要符合演說家的要求，他們對現實的最尖刻的抱怨就會與雅典人通常的自誇結合在一起。「不要逃避危險，但要避免丟臉和羞恥——這是你的禁得住時間考驗的行動準則」，伊索克拉底說（《普拉提亞演說》［ Plataicus ］，14. 39），再比如，在《反阿里斯托克拉特斯》的演說中，在其對雅典人平白的話語中，德摩斯提尼還是必須要使用捧殺的言辭：「你們雅典人從來沒有出賣過一個盟邦，就像忒薩利亞人永遠會出賣所有的盟邦那樣。」（112）用來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的一個尤其為人們所喜愛的題目是對刺殺僭主的讚頌，這個主題總是會給聽眾帶來愉悅。色雷斯的國王考提斯（Cotys）被授予雅典的公民權和一頂金制的王冠，後來轉而對抗雅典；公元前358年，他被赫拉克利斯家族的一個叫皮同的人暗殺了，他因而也獲得了雅典的公民權和金冠作為獎勵，儘管這也並沒有能夠阻止皮同拋棄所有這些榮譽，投奔了腓力（《反阿里斯托克拉特斯》，118f.，127）。 國庫的空虛與經常展示出來的豐富的情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的確，阿提卡所有的可以徵稅的財產多達6000塔蘭特，德摩斯提尼斷言，這些錢幾乎相當於其他所有城邦的財產總和（《論稅收集團》［ On the Taxation Group ］，19. 25）；但是從這個世紀一開始就有關於財政狀況的抱怨，早在呂西阿斯的演說中就說到過有關國家任意鯨吞無辜者財產的令人震驚的事例。德摩斯提尼告訴他的公民說，「你們國庫里的積蓄不足以維持軍隊一天的費用」。這時還不斷出現關於公民貧困化的抱怨。值得注意的是，90000德拉克馬的財產就使德摩斯提尼的父親位居最富有的公民之列，在伊索克拉底的《戰神山演說》（54）中，我們則悲觀地看到大量的公民從一大早就站在法庭的門口，只是為了能夠通過抽籤在裡面坐上一天以賺取半個德拉克馬；他還說，也就是這些人穿著租來的金色長袍出現在節日和遊行活動中，但在冬天他們的身上卻裹著醜陋不堪的破布。 在德摩斯提尼的第三篇反腓力的演說（36ff. ）中，他還提供了一個不僅在雅典而是在希臘所有地方的政治家、演說家和其他人的普遍腐化的重要證據。他首先以一種有意要激起人們憤怒情緒的方式描繪了一幅希臘現實社會的圖景，接著，他說現在與希波戰爭的時候是多麼不同，那時候最丟人的事情就是被發現受賄；那時也沒有像招搖撞騙的演說家和不失時機地出賣消息的將領這樣的人，現在這樣的人則隨處可見，就像在公開的市場上買賣東西。希臘現在生病了，他說，有了新的麻煩；對某個賺到錢的人的嫉妒，對接受錢的人進行嘲笑，對犯錯誤者的容忍，對那些判他們刑的人的懷恨，還有腐化所帶來的其他所有的種種弊端。正是在這樣一種形勢下，我們所描述的這個民族突然間意識到，它的存在正處於其對手馬其頓腓力的威脅之中。 我們必須首先注意到這個時期雅典在文化上最顯著的一個特徵，這一特徵是隨著與馬其頓人的戰爭而出現的：這種方式是雅典所特有的，那就是這個城市常常不得不通過演說家的口去證明其自身的存在，達到政治賬戶上的平衡。我們可以把同時代的猶太預言家的勸誡和德摩斯提尼的《奧林托斯演說》和《反腓力演說》作一個比較；僅此一端就可以反映出那個時代整個的希臘生活，沒有另外一個希臘城市能夠提供與此相似的自我意識。 德摩斯提尼可能在這裡或那裡有錯誤，而埃斯奇尼斯確實撒了謊，想混淆視聽；然而，在這個地方的真實狀況的確被大聲說了出來。 當然，雅典人聽到了足夠多的關於家鄉的實情（德摩斯提尼，3.15）。偉大的演說家把所有的過錯都歸結到雅典人的頭上，他要求他們回想一下，他們曾經擁有一些能夠給他們提出正確建議的人，他們自己也有能力對這些建議作出判斷，如果他們能夠立即警醒的話，也會做出正確的行動；他向他們大聲疾呼： 如果有一些美塞尼亞人或是伯羅奔尼撒人以一種違反他們良知的方式行動的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們自己卻是完全明了事理的，你們讓我們說出了針對你們的威脅和陰謀，然而你們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直到最壞的事情發生；為了這些一時的快樂，你們竟然無動於衷，對你們來說，享樂似乎比任何幫助自己走出困境的努力都更為重要。 他常常告訴他們做出某種改變是很容易的。「斯巴達已經倒台了」，他在第三篇奧林托斯演說（27）中說，「底比斯占領了其他地方；如果我們能夠起來維護我們自己和其他人的權利，我們就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在這件事上我們沒有敵手。正是我們自己喪失了自己的地盤，白白地丟掉了1500塔蘭特，沒有任何回報。」 或許不能確定的是，腓力是否真的從一開始就想與雅典發生爭執，但不論如何他還是使雅典人感到了不安，在他越靠越近的時候，他們立即分化為兩個黨派。如果當時雅典有一個專權的統治者的話，不難想像的是，她可能與馬其頓有著共同的事業；但是由於沒有秘密的議程，所有的事情都必須通過公民大會進行，因此這就不可能了；腓力是如此膽大妄為，對希臘人也是如此懼怕，他認為很難勸說希臘人與他結成聯盟。更糟糕的是，在雅典有一個親馬其頓派，由埃斯奇尼斯、德馬得斯和其他的一些人領導，他們的名聲越來越壞，以至於人們說，就連學校里的小孩子也知道哪些演說家拿馬其頓人的工錢，馬其頓的來訪者一到雅典，他們就會興高采烈地在大街小巷向他們表示敬意。 德摩斯提尼站出來與他們對抗。我們知道，為了讓人們傾聽他的話，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人們在好的演說家的雄辯中感到愉悅，對待演說就像治病一樣的當作一種需求，對不同的演說家評頭品足，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會接受他們的引導。 只是通過與腓力的衝突德摩斯提尼獲得了政治上的影響力，在這個過程中，他拿出看家本領在演說中展示出了他的傑出辯才和超常韌性。 至於他的政治道德問題，即使在古代就存在爭議，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是否接受了波斯人的金子、拿了多少。 我們並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然而，如果我們把對這位偉大演說家的判斷完全建立在他的作品的審美感召力上，把他看作是一位沒有任何瑕疵的愛國主義的楷模，把希波里得斯、提奧旁普斯和德莫特里烏斯（Demetrius）的批評僅僅當作充滿嫉妒的謠傳，這樣做似乎也太過簡單了；所以我們也不能完全接受現代學者對他的平反。 我們必須承認任何知道雅典那時是個什麼樣子的人都會在判定這樣的事情時極為謹慎。到處傳布的醜聞和惡毒的政治謠言到處都是，這迫使我們得出結論，即使最好的人也難免受到牽連；在雅典的阿里斯托芬的戲劇中也給了我們這種無處逃避的印象；在這個時代，我們對找到一個完全清白的人不存在任何奢望。 不論如何，德摩斯提尼要負有削弱了歐布魯斯的勢力的責任。一股新鮮的空氣似乎吹過城市的上空，以至於自尊開始恢復了；毫無疑問，雅典對於她的聲名和自尊的這次復甦抱有一種歡迎的態度，以擁有這樣一位反擊腓力的熱情似火的名人演說家而感到驕傲，即使還有埃斯奇尼斯和他的同黨，相反的傾向在這個城市同時也是存在的。正是由於演說家德摩斯提尼是無與倫比的，因此在讀到他的第三篇《奧林托斯演說》還有第三篇《反腓力演說》的時候不得不佩服他的辯才，其中他所使用的帶有反諷意味的責備一定說到了雅典人的心裡。這最後一篇著名演說的結論尤其具有感染力，他提議進行軍事上的準備，結成同盟，向國外派出使團去宣傳、聯合、告知並警告希臘人，但接著就對他的聽眾解釋說，他們必須做出榜樣，不要等著查爾基斯人或者麥加拉人去拯救希臘，而認為他們自己可以什麼也不做；因為他們是從他們的祖先那裡繼承了這個光榮的職責。毫無疑問，這個口若懸河的人成功地使雅典人站在了自己的一邊，最終還把從前的敵人底比斯人以及他們的將領和同盟官（Boeotarchs） 也成功地爭取了過來，因此，底比斯和雅典的公民大會一同掌握在了德摩斯提尼的手裡。 如果我們更為冷靜地觀察事態的話，就會發現他的軍事政策存在著幾個問題。腓力很有可能更傾向於暫且放開帕那索斯以南的沒有陷入混亂的希臘地區，目的是實施他對抗波斯的重要計劃。他已經得罪了科林斯人、阿卡亞人和底比斯人，但還沒有直接去對抗雅典。 然而，第三篇反腓力的演說卻鼓動雅典挺身而出成為整個希臘民族的屏障，因為這是德摩斯提尼能夠激發雅典人的惟一理由。在希臘城邦陷入如此殘酷的互相虐待的戰爭一百年之後，現在要謀求外國的力量插手希臘的事務，必須有一種強大的信念作為支撐，那就是希望泛希臘的愛國主義能夠在這最後的時刻創造出奇蹟。不僅如此，演說家還必須告訴他的雅典人，他們目前仍然處在一種虛弱的狀態中，尚不能對腓力發動一場決定性的戰爭，必須面對失敗；他們的敵人並不像他們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對手斯巴達人；腓力的軍事組織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風格。 拋開這些，儘管他清楚地知道他的阿提卡公民兵是如此的不堪一擊，德摩斯提尼還是鼓動這個破敗的和熱愛快樂生活的國家投入一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其存在必定面臨危險。十分明顯的是，他也希望馬其頓自身發生一些變化，就像他所暗示的那樣，他們只需要對付一個人。但是腓力還沒有死掉或者被暗殺。不論如何，這種政策是極端草率的，我們必須記住，並不是所有的德摩斯提尼的反對者都是馬其頓收買的親信；尤其是福西翁從一開始就反對整個行動計劃。 當他們被召集起來進行決戰的時候，似乎所有的年輕人都迫不及待地出發，儘可能早地趕往彼奧提亞（狄奧多洛斯，16. 85）——然而，同盟們也帶來了一支與他們的公民兵一樣強大的僱傭軍——他們就這樣趕到了喀羅尼亞（公元前338年）。如果德摩斯提尼在這場戰役中犧牲的話，那倒是他的運氣了；然而，正如一位晚近的歷史學家所言，他「在撤退的過程中被俘」，普魯塔克的記述更加不客氣，說他就像一個懦夫那樣地逃跑了，扔掉了武器。 [10] 在戰後的這天晚上，腓力帶著勝利的口吻朗讀了雅典公開的戰爭宣言：「正是在帕尼亞（Paeania）的德摩斯提尼的兒子德摩斯提尼的動議下作出了這個決定。」這一點成為演說家一生中的一個污點；後來的事情再也沒有能夠挽回他的聲名。 當戰敗的消息傳到雅典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普遍的恐慌情緒。這種情緒在希波里得斯做出的提案中表現得十分明顯，他建議讓婦女和兒童躲進比雷埃夫斯港，給予所有的奴隸以自由，授予所有的外邦人以公民權，恢復那些被剝奪了公民權的人的公民權。 這個提案立即被接受了，所幸的是沒有執行，因為它將導致絕對的絕望和恐怖。希波里得斯後來不得不因此受到審判，但這個提案本身就足以表明雅典人陷得有多深，因為在公元前4世紀早期，凡是父母不是正式結婚的公民的那些人被剝奪了公民權。腓力還是抑制住了他們所懼怕的對雅典的進攻，他具有諷刺意味地表現出對雅典的仁慈；他把死者送回了雅典埋葬，釋放了2000名阿提卡的戰俘，沒有收取任何贖金，不僅讓雅典人保住了阿提卡，而且還把歐羅普斯（Oropus）的邊界地區給了他們，而這些地區原來屬於他們的底比斯盟邦，一直處在雙方的爭奪之中。作為回報，他們當然也不得不與他簽訂了一個聯盟條約，但允許他們保留那些反馬其頓的政治家，人民大眾繼續保護德摩斯提尼免於所有的指控。由於他們已經決意不表現出任何悔改之情，所以他們還是把在陣亡將士墓前演說的權利交給了德摩斯提尼。 在雅典，一旦恢復了鎮定，就再次出現了一系列反對軍事將領的堅決行動。一些人因為交出了戰船，另外一些人則由於出賣了同盟城市而受到控告，但是所有受到指控的人都逃跑了，很顯然這是因為沒有人期待雅典的法庭能夠作出公正的裁決。公開的告密者們一定已經使自己陷入到一種控告的狂熱中，把莊嚴的「國家控告」（ eisangelia ）用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面，例如，一個人告發另外一個人用於僱傭吹笛少女的錢超過了法定的費用，或者他在錯誤的德莫進行了登記。 [11] 現在面目可憎的演說家來庫古登場了。一個愛國者，一個成功的金融家，從未盜用過國家的財產， [12] 他還是一個令人炫目的狂熱分子。 正是在他提交的控告的基礎上，雅典人不得不通過了對呂西克里斯處以極刑的決議，他曾經在喀羅尼亞率領軍隊，因為查雷斯沒有指揮才能；在他的演說中，來庫古證明了自己是一位「最嚴厲的檢舉人」。在他的控告演說中倖存的一段話正體現了我們所熟知的1793—1794年大恐怖時代的那種風格： 「你跑不了了」，他對呂西克里斯說： 當兩千人倒下，兩千人被俘，在那裡樹立起一座雅典戰敗的紀念碑，整個希臘開始受到奴役。在你的領導下取得這些「戰果」之後，你居然敢於繼續活著，看著太陽的光芒，在市場上大搖大擺的散步，你簡直就是一個你的國家的羞恥和屈辱的活的見證物。（狄奧多洛斯，16. 88） 沒有任何記錄能夠說明呂西克里斯在軍事上犯過什麼錯誤，所有對此前事件的指控都可以同樣用在德摩斯提尼的身上；但是來庫古需要釋放他的情緒或者他的動人的愛國主義熱情，於是呂西克里斯成為了他的犧牲品。 腓力於公元前336年在埃格亞舉行的他女兒的婚宴上遇刺身亡。在那時，當同盟國聚集在科林斯時，他曾經在希臘人中任命了與波斯開戰的軍事指揮官。他死後，雅典人歡呼雀躍。隨即舉行了感恩的祭祀活動，德摩斯提尼身著盛裝頭戴桂冠出現在公共場合，儘管在幾天前他剛剛失去了一個女兒。高興是可以理解的。雅典人最荒謬的舉措似乎是要馬上為刺殺者授予一頂金冠——如果他們能夠抓住他的話。現在他們要對付的就是亞歷山大了。德摩斯提尼做出了一個驚人的錯誤判斷，他稱他不過是一個孩子，一個笨蛋（ margites ），當然他不會知道他將是所有歷史時代中最強有力的人物之一，他就這樣錯誤地下了結論。不能原諒的是，他現在鼓動底比斯人發動起義，並為他們提供武器，因而他們開始屠殺馬其頓的駐軍。德摩斯提尼作為一位首席演說家控制了局面，雅典人武裝起來，並期望從小亞細亞的波斯總督那裡得到幫助，但是當亞歷山大出現在彼奧提亞的時候，人們的勇氣崩潰了。就像普魯塔克所描述的那樣（《德摩斯提尼傳》，23），德摩斯提尼「像一道光那樣地跑了出來」，底比斯在被雅典拋棄之後被攻陷；如果他們想在底比斯舉行暴動的話，他們就應該為這座城市做更多的事情。一個代表團到了亞歷山大那裡，德摩斯提尼也是成員之一，但他不失時機地退了出來，因為害怕國王生氣；他很快就處在了被移交到征服者手中的巨大危險里，亞歷山大要求逮捕十個反馬其頓的政治家。德馬得斯成功地安撫了國王，使亞歷山大的路線轉到亞洲。 與此同時，在雅典發生了德摩斯提尼和埃斯奇尼斯之間的巨大爭執。這場爭執早在喀羅尼亞之後就開始了，那時泰西封（Ctesiphon）提出申請當眾授予德摩斯提尼桂冠，埃斯奇尼斯則提出反對意見，這場鬥爭持續了好幾年時間，最終以德摩斯提尼勝利地得到這一榮譽、埃斯奇尼斯自願被放逐而宣告結束。就在這場口水戰吸引了所有雅典人的注意力的時候，亞歷山大正在亞洲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這表明了希臘人對雄辯的口才的痴迷是多麼的不可救藥。這兩個對頭在這個問題上的演說詞把大量的骯髒事實暴露在公眾面前，給人們留下了痛苦的印象和不快的滋味，即使讀者對所有的言辭並不相信。 在這個時候，大約是公元前332年，來庫古告發了列奧克拉特斯。罪名是逃避軍役，在喀羅尼亞戰役的時候出國。錯誤的消息流傳開來，尤其在羅得斯，說雅典已經掌握在馬其頓人手中，比雷埃夫斯港被包圍，這導致裝滿穀物的船隻滯留在了羅得斯港，而不能開往雅典。後來列奧克拉特斯還假扮成一個外邦人在麥加拉生活了五年。在控告他的過程中，來庫古使用了鼓動下層群眾來詆毀他的最極端的方法，在他返回雅典的時候就放出風去說他將會受到審判。他的主要措施就是把雅典人能夠犯下的所有罪責都一股腦地放在他的身上，他始終無情地使用這一方法。對雅典的奉承越多越好；他們不得不嚴肅認真地聽著他對他們訴說，他說所有民族都表現出對神靈、父母和最偉大的愛國主義的最大的虔誠，所有這些都將被忽視，如果列奧克拉特斯能夠逃避這些罪責的懲處的話。在墓前演說中，他用了莊嚴的口吻說出了一個自相矛盾的真理，那就是在喀羅尼亞的死難者勝利地倒下了，當他們被埋進墳墓的時候，全部希臘的自由也隨之被埋葬了。他說只有雅典人知道如何讚頌勇敢者，因為在其他城市的阿戈拉中充斥了運動員的雕像，而在他們自己的城市裡卻能夠看到偉大的將領和那些刺殺僭主的人。希波戰爭期間舊有的節制再次恢復了，從前沒有哪個野蠻人的戰船敢進入希臘的水域，即使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也是獨立的。他補充道，正是由於雅典人的光榮，她的偉大事跡成為了所有希臘人的典範；正像雅典在這個時期身先士卒一樣，他們的阿提卡祖先在勇氣上也總是走在其他人的前面；接著他還講了考得魯斯 是如何犧牲他妻子的故事，講得十分具體而且充滿了戲劇化的情緒。 在這篇演說中有大量的愛國主義的獻媚之辭。剛一開始，來庫古就請求地方的神祇和英雄作為證人攻擊那些由於背叛而玷污了他們的神廟、聖地和古代祭祀的人們，在後來的段落中還有類似的破壞虔誠的事情。 列奧克拉特斯還被控告發偽誓，他要求一個辦事員漫不經心地背誦應該由青年男子發表的誓言，另外一次是希臘人在普拉提亞戰役之前發的誓（但在這項審判的時候一個誓言還不值兩個便士）。還有一個間接的控告，說列奧克拉特斯想把傳統的儀式全部廢除，只要有人做得出來，就可以把父母交到敵人的手裡，剝奪應該屬於死去的人們的尊嚴；與此相應的是，那時人們十分強調神靈對人類行為的關注，首先要對父母和死去的人充滿敬畏。與這個罪名相聯繫，來庫古還講述了一個傳說，據說來自埃特那火山的一股岩漿特意避開了一個想解救他的父親的兒子。應該說，這些宗教奇聞顯然在當時的雅典是很荒謬的，演說家在強迫人們接受他在神話和古蹟上的個人愛好。 雅典舊有的嚴厲的清規戒律得到了詳細的闡述；來自於像提爾泰（Tyrtaeus）這樣的詩人的愛國主義文獻也被用上了；在這以後不久，在雅典，人們還為德莫特里烏斯唱起了酒神頌歌（Bacchic Hymn）。 雅典仍然是所有旨在反對亞歷山大的謀劃活動的中心。此時，有史以來最駭人聽聞的盜用公款的事件開始被揭露出來，有一部分是在這個城市發生的。亞歷山大的司庫哈帕路斯從巴比倫潛逃到雅典，從他偷的5000塔蘭特中拿出700塔蘭特留在了雅典。偷竊的數量之巨使整個城市感到了不安，在訴訟的過程中，最終矛頭直指那些最有影響力的人民領袖，因為是他們把他從港口接上了岸，然後又放他逃跑的，德摩斯提尼當然也受到了牽連。一開始，他並不想接納哈帕路斯，只是讓他路過，據說哈帕路斯用20塔蘭特賄賂了他。演說家的罪責被希波里得斯和告發者確證了，其演說詞的起草者是戴那庫斯（Deinarchus）和歷史學家特奧旁普斯，對於他們，普魯塔克一再提起。 德摩斯提尼被認定有罪，處以50塔蘭特的罰金。大多數現代學者相信他是一個陰謀的犧牲品，但是在這樣的案件中關於對與錯的推斷是如此不明確，我們只能不發表意見。不論如何，德摩斯提尼還是被關了起來，後來成功地逃離了，甘願在埃吉納和特洛曾過了很長一段流亡生活。這引發了他關於當時雅典基本情況的一段最重要的論述；普魯塔克記載，當年輕人前去拜訪流亡中的德摩斯提尼的時候，他勸說他們要遠離政治生活，還告訴他們，如果從一開始他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條是演說家的講壇和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大會，另外一條是直接死掉，如果他能夠預見到政治生活中的邪惡、焦慮、充滿嫉妒的控告、誹謗和相互傾軋的話，他寧願直接選擇死亡。 在那時，雅典所有的政治家可能都會有此同感。 亞歷山大在公元前323年的去世使得把馬其頓人趕出希臘的想法又死灰復燃了，至少比以前的想法更實際了。德摩斯提尼被喊回了家，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是在最初的鼓動成功之後，希臘城市 內部的虛弱 在拉米亞戰爭中明顯地表現出來；當馬其頓人再次取得勝利，演說家又一次地逃跑了，正如我們所知，公元前322年，他死於卡勞里亞（Calauria）。 在關於雅典的討論中，我們經常說起這個城市的狂妄自大。但我們必須說，不僅是雅典，即使是整個希臘，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都承襲了過高的期望和關於過去的輝煌的記憶，這使它不能得到片刻的休息——這是一筆既有益處又存在缺陷的遺產。一個民族的每個歷史階段都會有其獨特的責任或者任務，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些責任不要被先前的勝利淹沒。但是這僅僅適用於文化上的目標，道德的標準不應該降低，但是在道德的意義上，可以察覺到希臘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明顯地處於衰退的過程中，可能與其說是在私人的領域，不如說是在與城邦相關的所有事情上面。希臘生活最高貴的觀念已經明顯地崩潰了；思想家和受過教育的人已經拋開國家，走向了背離城邦（ apolitia ）和世界主義，這是一個得到公認的事實。 惟一能夠改變這種狀況的就是那些擁有影響力的個人的巨大的榜樣作用。衰落的恥辱使整個希臘陷入痛苦之中，不應該忘記，雅典的狀況與其他的地方相比可能還好一些。我們所知道的其他城邦的精神狀況十分有限，缺乏連貫性，大多是消極的。只有在藝術創作上，愛奧尼亞的城市看起來至少能夠跟上雅典的步伐；在其他方面，它們完全是沒有意義的，遠遠落後於像羅得斯和科斯這樣的城邦。 在由於各種原因而出現的城邦的普遍幻滅中，個人的理想主義的艱苦嘗試出現了，即使只有很少的幾個事例；它與這個民族不同於其他民族的完全成熟的自我意識結合在一起，一個新型的人群出現了，它需要一個較好的名字，我們可以稱之為「善良的泛希臘人」。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那些著名的雅典政治家們——包括科農、提墨修斯、查布里阿斯、伊菲克拉特或者福西翁——的人物，這些人除了德摩斯提尼之外， 全都是 雅典人； [13] 這種新的類型代表了一種由反思而形成的精神，可能在實質上是畢達哥拉斯和蘇格拉底的倫理學的產物。而很多人傾向於忽視國家，不論是他們自己的國家還是別人的國家，以哲學家、學生或者旅行者自居，或者只是以追求快樂作為其存在的方式，一些以這種方式進行思想的人為了廣泛意義上的民族而活著，首要的任務是保持希臘人的本色，也就是做一個城邦的動物，不論他生活在哪個地區。 在這些泛希臘人當中，當然不應該包括像老狄俄倪索斯這樣的人，儘管在與蠻族的鬥爭中，他不可避免地希望擺出一副希臘主義的代表的姿態。儘管他只是在為他自己的目的服務時才會成為它的捍衛者，正像我們所看到的，他故意避免破壞西西里的迦太基力量以確保和維持他的不可或缺。從公元前5世紀的智者到蘇格拉底的這些辭藻華麗的思想家也不在這個行列當中，儘管他們的修辭學利用了泛希臘的情緒，並且開始宣揚希臘的一體化，共同進行了反抗蠻族和僭主的事業。這些訴求是溫和的；難的是去實現它們。就像這種目標從未實現那樣，他們對這種觀念的濫用也得到了以下事實的公正的懲罰，那就是真正的希臘人，不論他出現在哪裡，都不能被這些演說家認可。例如，佩洛皮達斯和伊帕密農達從來沒有被伊索克拉底提到過，他的希臘愛國主義只是一首優美的副歌罷了。 另一方面，色諾芬真正可以稱得上是一位泛希臘人。在統帥們叛變後他成為了軍隊的頭目，通過其非常異類的軍隊，他自然而然成為了希臘主義的代表。後來，當他被雅典人放逐的時候，他的確曾經為斯巴達的盟友居魯士服過役，他表現了一種狹隘的斯巴達主義，就像伊索克拉底那樣，他用肉眼沒能看出希臘的民族精神；但是他可能相信他的斯巴達主義就是真正的希臘主義。即使在國外，他都會明目張胆地去試圖實現泛希臘的理想，在人們的描繪中，他手持阿爾果斯的長矛，身披阿提卡的胸甲，頭戴羅馬匠人製作的頭盔，他的坐騎是一匹來自埃皮道魯斯（Epidaurus）的戰馬。 一群異乎尋常的人——義大利的畢達哥拉斯主義者——現在開始變得十分引人注目。畢達哥拉斯建立的學派自身並不想謀求政治上的權力，如果它的確在克羅頓和墨塔旁吐姆——在這些城市他們的居民被趕了出去——的危機之後產生了一些實際的影響力的話，那麼關於他們的一些記載也是從公元前5世紀傳下來的。但是在這些人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離群索居的生活之後，他們在蘇格拉底的時代又開始出現了，似乎在政治上很活躍。這個系統包括塔林頓（或者克羅頓）的菲洛勞斯（Philolaus）和塔林頓的里西斯（Lysis），他們都出現在底比斯的舞台上；還有塔林頓的克里尼阿斯（Cleinias），他生活在赫拉克利亞的盧卡尼亞人的城市中；還有塔林頓的歐瑞圖斯（Eurytus），他住在墨塔旁吐姆，以及較晚的塔林頓的偉大的阿齊塔斯（Archytas）。至少在這個較晚的時代，在那時是否真的存在一個秘密社會所擁有的繁文縟節並不重要；即使有的話，基本的約束還是在思想上。他們的目標是進行一場希臘生活的道德和宗教的改革，他們只是希望通過在這些城市獲得政治上的影響力來實現這個目標。 這些人仍舊相信一個建立在貴族哲學基礎上的聯盟或許能夠幫助西西里恢復其城邦體制。當小狄俄倪索斯第一次邀請柏拉圖到西西里的時候，正是他們寫了很多封緊急的信件給柏拉圖，請求他予以回復，在狄俄倪索斯的再次請求之下，也使他能夠最後一次拜訪西西里；當柏拉圖和他的東道主再次鬧翻之後，也是他們通過一個口信說明迫近的危險而使他得以安全返回。他們的希望都寄托在狄翁一人身上，他不僅接受過畢達哥拉斯傳統的訓練，而且是柏拉圖的一個密友。但是柏拉圖自己受到畢達哥拉斯主義的影響很深，尤其是他的關於靈魂和彼岸世界的理論；他還把蘇格拉底的倫理學融合了進來。這兩個人之間親密的關係大多是狄翁在希臘逗留期間確定下來的，在那時他為柏拉圖提供了一筆豐厚的捐助（ choregia ），柏拉圖也不遺餘力地向希臘人讚揚和推薦他。 不論如何，希臘人還是傾向於帶著一種情緒化的和徒勞無益的崇敬看待西西里的計劃。他們制定了在西西里建立一個理想政體的完全沒有希望的計劃。在他成功地把狄俄倪索斯從西西里趕走之後，狄翁也成為一個陰謀的犧牲品，對這樣一位模範的統治者來說，這是一個在這樣的境況下似乎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結局。 泛希臘人最完美的典型是伊帕密農達，非常遺憾的是普魯塔克沒有為他立傳。我們已經提到，追隨著在底比斯流亡的菲洛勞斯，里西斯也來到這裡陪伴伊帕密農達的父親波力姆尼斯（Polymnis），並作為其家庭的一位成員在那裡生活。在與里西斯的日常接觸中，作為一個十分特殊的社會群體的成員，男孩伊帕密農達長大後顯然成為了泛希臘理想人物的代表，他具有恪守公民道德和熱愛智慧的雙重特性。他的追求在他的這一評論中表達出來，即如果底比斯想成為希臘的領袖，他們必須在通往卡德米亞（Cadmea）的上坡路上建立起雅典的普洛皮拉（Propylaea）。 [14] 在一些同伴的幫助下，伊帕密農達在公元前379年成功地把底比斯從斯巴達人手中解放出來，這些同伴或是與他有相同的想法，或是受過他的教導，佩洛皮達斯是與他最為親近的，在這以後，他的同黨，那些年輕的彼奧提亞人很快統治了整個彼奧提亞地區，戰勝了那些反抗者。在公元前371年的斯巴達大會上，他不僅是底比斯，而且是整個希臘的發言人，在留克特拉戰役勝利之後，他用行動證明了他的希臘主義的主張。在重建美塞尼亞和統一阿卡狄亞的同時——這些成就只能出自一個泛希臘人之手——在確信這樣做有益無害的情況下，他決心與充滿敵意的斯巴達人做交易，使其永遠不再破壞希臘城市。 伊帕密農達對科林斯的提墨里翁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是他所沒有想到的，提墨里翁被描述成他的最重要的一位效仿者（普魯塔克，《提墨里翁傳》，36）。當提墨里翁前來拯救西西里的時候，那裡的形勢沒有給人們在希臘和蠻族之間提供選擇的機會（那裡的僭主完全附屬於迦太基）：西西里人可以選擇獲救或是對他們的民族說再見。現在，希望就只寄托在這個從科林斯的慘境中逃出來的人身上；從一開始他的計劃就包括了在西西里實現希臘主義。 我們已經提到，他是如何通過帶來了來自於所有希臘和大希臘的大量移民而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在克里米蘇斯戰役之後，他把一批財富作為供品送回了家，在他的母邦科林斯，最好的神廟並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樣是用從希臘同胞那裡獲得的戰利品裝飾起來的，而是用蠻族的戰利品裝飾的（普魯塔克，《提墨里翁傳》，29）。提墨里翁對泛希臘主義的信奉是真誠的，因為他選擇了一個由所有部族的希臘人混合而成的人群在西西里定居；他與狄翁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並不傾向於貴族政制，而是在所有地方普遍地建立起民主政體，不論效果好壞，這是他惟一能做的事情了。 在像伊帕密農達和提墨里翁這樣的值得紀念的人物身上都有一種自我約束的能力，能夠使自己的意志服從於一個更好的目標，這並不是希臘人的性格特徵，我們不能因為太缺少這樣的人而過於挑剔。想要詢問到底有多少人能把這些品質付諸實施是徒勞無益的，但欲要了解它們是否真的在現實中實施過則是正常的；我們能夠確定的是這兩個領導人物就做到了這一點。腓力和亞歷山大先前的所作所為使人們完全相信他們就是泛希臘人的代表，伊索克拉底明確地告訴腓力：「赫拉克利斯的其他後人可能熱愛他們自己的城市，但是你，並不是任何一個單一城邦的公民，可以把整個希臘看作是你的故鄉，就像你的祖先（赫拉克利斯）曾經做的那樣。」（《腓力》［ Philip ］，127）在狄奧格尼斯滿世界尋找這樣一個人——這個人既不是希臘公民，甚至都可能不是一個希臘人，而只是一個人——的時候，光與影就照在了他的身上。 就像 城邦 不再能夠滿足倫理理想主義者的需要那樣，它也不再能夠實現利己主義者的野心。伊菲克拉特的事例給了雅典人一個悲慘的樣板，說明了從前為人們所習慣的公民的榮耀現在對某些人來說是多麼不值一提。「正如你們所知道的，雅典人」，德摩斯提尼說，「我們獎勵給伊菲克拉特一尊青銅塑像以及在主席廳用餐的權利，還有其他的禮物和榮譽，使他倍感驕傲和興奮。然而，他還是在事關考提斯的利益問題上大膽地與你們的將軍們作鬥爭，認為考提斯的戰事比你們賦予他的榮譽更加重要。」（《反阿里斯托克拉特斯》，130）可能最令人憤慨的是這個人實際上把他的雕像丟到一邊，去忙他自己的事了。 作為某種補償，人們對 名譽的熱情 還是通過許多方式表現出來，他們想方設法地獲取舉國上下的關注，經常通過很奇怪的方式。盛大的節慶活動提供了機會。例如，老狄俄倪索斯就肯定喪失了他的幽默感和是非觀念，在敘拉古用糟糕的悲劇不斷地攻擊希臘人，直到最後雅典人在公元前367年在萊那亞（Lenaea）給了他的《赫克托耳的解放》（ Liberation of Hector ）第一個獎。他興奮過度，舉行宴會進行慶祝，由於喝酒過多而死。 [15] 但是，獲得榮譽的最重要的途徑是與葬禮相關的公共活動。早在公元前364年，當佩洛皮達斯在一次戰役中倒下的時候，萬分悲痛的忒薩利亞人和其他的同盟者組織了一次無比盛大的紀念活動（用普魯塔克在《佩洛皮達斯傳》［33f. ］中的話來說就是「超越了此前所有對傑出者所表達的敬意」），人們從各個城市和地區紛紛湧來爭相加入這支盛大的遊行隊伍。這並不完全是真實情感的表達，而是一種神經上的傳染病，一種崇尚榮名的需要。 公元前352年，卡里亞的統治者摩索路斯的葬禮被安排成為一樁並不局限在他的哈利卡納蘇斯的都城而是波及所有希臘人的公眾事件。他自己就曾經熱衷於紀念性建築，在重建了哈利卡納蘇斯之後，他親自製定了興建他自己的王宮的計劃，表現了他在選址上的高超技巧（參看維特魯威［Vitruvius］，2.8）。現在他卻死了，他的遺孀也是他的姐姐阿爾特彌西亞，把哀悼活動辦成了一道牽動全民族的風景。這件事剛好發生在馬其頓人吸引了所有看客和觀眾的注意力之前，她自己的統治很短暫（公元前352—前350年），悲傷過度也使她很早過世；因此，盛大的公共活動超越了世界性的聲名。 [16] 不僅摩索路斯在葬禮紀念碑的豪華程度上超越了此前所有的人——作為一個建築物，其獨特的裝飾就可能引起了強烈的反對——而且在它完工的時候——阿爾特彌西亞沒有能夠活著看到——還舉辦了一次盛大的紀念活動，舉辦了一場大規模的悲劇比賽，還有四個（一個墓前演說似乎是不夠的）頂尖的演說家爭相對摩索路斯進行讚美。這些無比盛大和肉麻的讚頌活動的受益者就是歷史學家特奧旁普斯。 罪孽深重的個人主義也需要某種途徑與空想的泛希臘主義競爭；犯罪也是一種出名的方式，壞人和好人一樣想出名；他們不再能夠通過為單個的 城邦 作貢獻而實現這個目標（就像諺語上講的——如果你出生的時候是一個斯巴達人，那麼就不要辜負她）。野心不再通過真正的公民情感獲得實現，現在不僅蛻變成理想主義者們隨心所欲的行動，就像那些高尚的刺殺僭主費萊的伊阿宋的人，而且有時還演變成瘋狂的破壞活動。因而，在公元前356年放了一把大火燒毀了埃菲蘇斯神廟的希洛斯特拉圖斯（Herostratus），承認（可能是在拷問之下）他做這件事就是為了出名，特奧旁普斯在他的歷史著作中透露了縱火犯的名字，儘管埃菲蘇斯人曾經決定為他保密（維勒里烏斯·馬克希姆，8. 14）。有七個城市曾經為哪一個是荷馬的出生地而陷入爭論，現在人們又對伊帕密農達的刺殺者古瑞魯斯（Gryllus）是一個曼丁尼亞人，一個斯巴達人還是雅典人產生了分歧（波雪梨阿斯，8. 4）。刺殺腓力的波雪梨阿斯曾經詢問智者赫爾莫克拉特斯（Hermocrates）他怎樣才能獲得最大的聲名，得到的回答是：「去殺死那個完成了最偉大的事業的人」。刺殺者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為他的犧牲品的巨大聲名而感到興奮，與此同時，還能夠滿足他對於那些罕見的和獨一無二的大人物的憎恨。 另外一些不能滿足於傳統名聲觀的人還會嘗試 對自我的神化 。對神和他們的力量的敬意如此之低，以至於這種恭維還不如留給自己；而上升到神聖的地位也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只要人們還相信，因此，從前是神的後代成為了一種文字上的專利，現在到了這個普遍腐敗的時代，任何一個湯姆、迪克或者哈里都可以宣布 自己 是神。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來山德是第一個進行這種自我宣傳的人，他接受了人們的獻祭和讚美，讓他的宮廷詩人陪伴左右，在他破壞了薩摩斯的民主制度之後，在那裡舉辦了一個名叫來山德拉（Lysandreia）的節慶活動，取代了從前的赫拉節（普魯塔克，《來山德傳》，18）。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有了越來越多的仿效者。赫拉克利亞的可怕的克里阿庫斯（Clearchus）要求得到應該給予神的拜祭和榮耀，身穿裝飾性的衣物，就像那些神像那樣，他最謙遜地稱自己為宙斯之子，他的孩子克勞努斯（Ceraunus）在大街上手捧一隻金鷹走在前面。 十分奇怪的是，還是來自於赫拉克利亞的赫拉克利得斯·旁提庫斯（Heraclides Ponticus），似乎也採取了同樣的做法，儘管他曾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門下學習，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位作家；在某種意義上，他還參與了把他的母邦從克里阿庫斯的繼任者中解放出來的事業。這個赫拉克利得斯還希望得到英雄的榮耀。當來自赫拉克利亞的使者由於一場饑荒到德爾斐去的時候，他賄賂了皮提亞，答應提供幫助，條件是他得到一頂終生擁有的金冠，並在他去世後像英雄一樣地受到崇敬。但是結局卻很悲慘。在劇院舉行加冕典禮的過程中，赫拉克利得斯受到了沉重的一擊，與此同時，皮提亞也在德爾斐神廟的後殿被蛇咬了一口。在臨死前，赫拉克利得斯命令說，他的屍體應該偷偷地運走，把蛇放在他的床上，就好像他已經前往加入眾神的隊伍一樣。這個小的計謀也沒什麼結果，赫拉克利得斯被證明不是一個英雄，而是一個傻瓜。 [17] 在這個故事之後，我們又有些驚奇地聽到伊菲克拉特的岳父講到，色雷斯人的首領考提斯，一個危險的酒鬼，曾經舉辦過一次宴會和一個婚禮來慶祝他和雅典娜的結合。兩個被他派到外面去迎接女神到來的衛兵，回來後說沒有接到，在他醉酒的狀態下，他立即把他們處死了，第三個還算聰明，他說女神已經在那裡等候多時了。一個在阿塔薛西斯·奧庫斯（Artaxerxes Ochus）的軍隊中服役的僱傭軍將領尼克斯特拉圖斯，在公元前350年鎮壓波斯行省的起義中為了證明自己既是一個外交參贊又是一名戰士，據說曾經做出過十分愚蠢的事情，很有力氣的他穿著獅皮手拿大棒投入戰鬥，只是為了模仿赫拉克利斯（狄奧多洛斯，16. 44）。類似幻覺的受害者還包括著名的醫生敘拉古的梅內克拉特斯（Menecrates），他把自己稱為宙斯，由於他的技藝而成為人類生命的惟一賦予者。 [18] 被他治好了重病的那些患者要被迫給他寫一份書面的聲明，表明他們是他的奴隸；他們還必須打扮成神的樣子，像他的侍衛那樣走在他的身後——一個赫拉克利斯，一個拿著他的毛外套、使者的棍子和戴翅膀的鞋子的赫爾墨斯，一個阿波羅和一個阿斯刻勒庇俄斯；帶著這支神組成的合唱隊，梅內克拉特斯出行的時候身穿紫色的長袍，腳蹬鑲嵌珠寶的鞋子，頭戴金冠，手執權杖。在寫給腓力的一封信中，他自己的落款是「所有聲名的賦予者」寫給「全世界的破壞者」；國王用希望他早日康復的美好願望來回應他。據說腓力還曾經在一次盛大的宴會上嘲弄過他，給了他一個人獨坐的榮耀，在他的桌上除了薰香之外什麼也沒放，而其他人則盡情吃喝。梅內克拉特斯對這種優待最初感到很高興，後來實在餓了，就成為了一個凡人，一個愚蠢的凡人。最後，他生氣地離開了，說他受到了傲慢無禮的對待。 這些並不會令人感到奇怪。這個時代的人很容易做出這樣的失常行為，原因在於，即使他們繼續循規蹈矩地在政壇上闖蕩，但聲望已經不再能夠從 城邦 中獲得了，因為生命中最簡單的和最好的目標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了。這種名聲的最後一個例子還是值得提一下的——那就是菲瑞內（Phryne）這個人，我們不知道在歷史上她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當時她被曾經受過她侮辱的歐西阿斯（Euthias）控告犯有瀆神罪，希波里得斯為她辯護，由於害怕輸掉這場官司，所以他解開她的衣服，向法官們展示她的乳房；他們被神秘的恐懼包圍，決定他們一定不要殺死這位女祭司和阿佛洛狄忒的使者。在埃留西斯和波塞冬尼亞的節慶活動中，她當著所有希臘人的面脫光衣服在大海里洗澡，這個舉動更加驚人，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她總是衣著整齊，從未光顧過公共浴室。阿佩雷斯（Apelles）把她作為他的阿納迪奧梅內（Anadyomene）的模特；普拉克西勒忒斯對她的看法可以從以下的事實中看出來，即在她的家鄉塞斯匹亞，不僅矗立著他送給她的厄洛斯的塑像，而且把她自己的塑像放在了他做的阿佛洛蒂忒像的旁邊。我們需要補充的是，在德爾斐的一尊菲瑞內的黃金塑像也與阿齊達姆斯和腓力的那些塑像擺放在一起，我們有一種強烈的印象，在人們的心中，她真的和阿佛洛狄忒相混同了，即使普拉克西忒勒斯還是可以講出她們的區別；然而，在同一個時代，亞里士多德也會受到瀆神這樣的荒誕罪名的懲處，因為他曾經把阿塔內俄斯（Atarneus）的赫爾美阿斯（Hermeias）像神那樣地去讚美（雅典尼烏斯，696a）。 除了那些索要或被授予神像的人之外，其他人則以做出一副理想人物的姿態為滿足。因而，喜劇作家和酒神讚美詩的作者阿那克珊德里得斯（Anaxandrides）可以坐在馬背上高聲排演他的讚美詩片斷。他長得人高馬大，留著長發，穿著紫色的袍子，上面鑲著金邊。如果他創作的一首詩歌不能獲得獎勵，他就將從此放棄寫作，把手稿撕成碎片，扔進薰香爐里燒掉。像他這樣的人是阿提卡人諷刺天才的最適合的犧牲品。 在討論這個時代的 私人生活 這個話題的時候，我們需要以一個已經提到過的不時出現的現象作為開始——那就是 與國家的分離 。根據一種舊有的理論，生活在別的地方而非自己的家鄉是「不合適」的；僭主制城邦的立法和政治實踐的直接目標就是確保人們待在原來的地方，並想方設法地使人們認為這是一種優良的古老風俗。 然而，到了一定的時候就出現了一些背井離鄉的傑出人物的例子：就像埃斯庫羅斯一樣，西蒙尼德離開了希臘前往西西里。歐里庇得斯是在馬其頓度過他的最後幾年的，而希羅多德則生活在蘇瑞。 [19] 這些是事實，沒有辦法阻止人們逃離國家，即使專制政府只要存在就會對移民當作一種犯罪行為進行懲罰，就像法國的革命政府在1793—1794年之間所做的那樣。就像來庫古在起訴列奧克拉特斯時所使用的激烈言辭那樣，移民會被當作逃避兵役來看待，會被判處死刑，但這種事情還是不能避免；當那些仍然待在家中的最重要的公民們完全沒有了什麼愛國主義的感情的時候，城邦看起來更加不妙了，這種現象對城邦的存在來說是致命的。 為了避免被 城邦 吃掉，比較精明的人只能待在家中，忍受著不能治癒的病痛，這是那些選擇了「德性」而決定繼續生活在國家中的人們的命運；但是城邦不再能夠控制他們內在的生活，原因正在於它已經不顧一切地增大了它的權力；想像力逃離了其應有的範圍，在哲學、生活的享樂或者能夠給他帶來快樂的任何事物中去尋找避難所。 作為一種私人職業的雄辯術在伊索克拉底那裡被人格化了。據說他贏得過三次獎勵，其中一次是「最明智獎」（ sophrosyne ），「因為他避開國家事務，堅決不與公共事務發生關係。」因此，他在聽到喀羅尼亞戰役的消息之後就自殺身亡，這似乎可以看作是他的自由精神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哲學家們對國家做出的判斷或是消極的批評，或者就像對烏托邦那樣充滿積極的渴望，這些是逃離國家的最明顯的證明。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的人格本身就被看作是對國家的漠不關心；反過來那麼對於窮人來說， 城邦 對他們也是漠不關心的。哲學家們一個接一個地走上這條道路。柏拉圖提到過完全不知道去阿戈拉和公民大會會場的路怎麼走的哲學家，安提斯第尼和狄奧格尼斯（Diogenes）完全使自己成為了世界主義者；阿瑞斯提普斯（Aristippus）和享樂主義者們在這裡很值得注意；在粗俗的腓力斯丁式的利己主義的驅動下，他們竟然宣稱，哲學家不論走到哪裡都是陌生人。從事研究的學者們也選擇了這同一個方向，雲遊四方。德謨克利特，希波克拉底，歐多克修斯（Eudoxus）以及歷史學家厄福洛斯和特奧旁普斯都同意這種看法；亞里士多德把自己置身於雅典活躍的社會生活之外，但是他的政治理論研究卻使他能夠認識一些有名望的政治家，所以他不僅與國家分離，而且超越了它。最後，伊壁鳩魯勸導人們過一種默默無聞的生活，不僅要逃避國家，而且要逃避惡名，所以他把對國家的蔑視同對人類的蔑視結合了起來；他的目的可能還在於小心惡行，一般來說不願意給別人帶來快樂——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甚至不能忍受他們的快樂。 在民主制度下的雅典，對國家的拒斥態度採取了一種敬仰古代制度的獨特的表現方式，這些制度相對於民主制度的發展來說毫無生氣、遙不可及；首先敬仰的是埃及，還有就是對斯巴達的寡頭制度充滿熱情，被看作是模仿了埃及。這種對埃及的高度評價不僅在柏拉圖那裡出現過，他的評價十分有名，而且伊索克拉底也做出過這樣的評價。我們看到布西瑞斯對職業等級制度高度讚揚，認為它是這個民族古代的一位建城者和立法者的一項充滿智慧的發明，他還寫道，如果能夠像埃及那樣，一些人生來就要工作，另一些人（武士階層）的任務則是護衛財富，那麼雅典人的生活將是多麼幸福。我們可以回想起18世紀的一些啟蒙思想家正是以同樣的方式對中國充滿了敬仰之情。布西瑞斯對埃及人在信仰上的虔誠也給予了特殊的讚揚。 無家可歸的人（ planomenoi ）和僱傭兵由於其特殊的地位被排除在國家之外；但是那些繼續生活於其中的人只能在不幸和無情之間做出選擇。 雅典對另一種理想也產生了厭倦，那就是 賽會 （ agon ）。即使在公元前5世紀一種新的競賽出現了，即政治上的競爭，這使人們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相互對立；但是現在其他的因素也開始削弱這種觀念。運動會當然在自由人的生活中還是占據著最根本性的位置， [20] 亞里士多德甚至時常感到必須對一些時候出現的運動比賽的過度頻繁的舉辦提出異議，他認為這對良好的外貌和身體的健康是有害的， 至少對那些過早地進行全面的體能訓練的做法表示反對。 這對於制止一如從前的真正意義上的賽會來說並不是一個合理的反對理由，應該減少的是像戰爭這樣的災難。當奧林匹亞的優勝者回到家鄉的時候，人們總是聚集在一起站在屋頂上觀看。傳說中無比高大和力大無窮的波呂達瑪斯即使在世紀轉換的時候依然十分有名。 但是，像從前那樣通過這樣的事跡而贏得真正的聲名是不可能的了，沒有人能夠再負擔得起豎琴或者合唱比賽的費用了。柏拉圖直截了當地對賽車表現出了蔑視的態度；當錫蘭尼的安尼塞里斯（Anniceris）（把在埃吉納被賣為奴隸的柏拉圖贖買回來的正是這個人）在阿卡德米騎著馬在人們普遍羨慕的目光下跑了完美的一圈——他對自己的這項技能充滿了驕傲——試圖向柏拉圖炫耀的時候，這位哲學家卻說，一個對這樣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此充滿熱情的人是不會對真正有價值的事情認真對待的（阿里安，《多變的歷史》，2. 27）。更為重要的是，在希臘的大多數地區已經沒有人希望或者有辦法再穿著從前的漂亮行頭出現在奧林匹亞或其他地方了，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富人在很多地方受到了全面的迫害，如果他們在家鄉能夠繼續提供捐助和支付其他的一些費用就很不錯了。實際上，大多數駕御雙人馬車的人都來自於海外，這就是老狄俄倪索斯現在可以代表蓋倫或忒隆參加比賽的原因。在公元前388年這位邪惡的僭主派他的兄弟泰阿瑞得斯（Thearides）帶了幾駕雙人賽車到了奧林匹亞，比其他所有的賽車都要快，在慶功宴上，他們的帳篷都是用最貴重的顏料和黃金裝飾起來的。他還派了最優秀的朗誦者來吟詠他自己的作品，起初由於他們動聽的聲音，所有人都聚過來傾聽；漸漸地，當他們認識到這些詩歌是如此的空洞之後，狄俄倪索斯受到了嘲笑；實際上，嘲笑轉變成憤怒，一些人撕毀並劫掠了他的帳篷。演說家呂西阿斯號召人們不能允許這個褻瀆神靈的僭主派來的人出現在神聖的賽會上，儘管賽會還是照常舉行了，但是狄俄倪索斯的一些賽車衝出了跑道，其他的則撞在了一起，車毀人亡。 不管這個故事是真是假，希臘人都同意這個論斷：「每個人都喜歡觀看馬匹、賽車和帳篷，但我們還是把他的惡劣的詩歌趕下了舞台。」我們可以從這件事看出，奧林匹克賽會的程序還是相當民主的，與阿提卡的神權政治同步。 說到運動員，留克特拉戰役之後整個斯巴達制度之所以全面蛻化，體育賽會的衰落是其中的一個原因。真正的士兵不再花時間在運動上面。伊帕密農達堅持認為重裝兵應該像軍人而不是一個運動員那樣地進行訓練（普魯塔克，《國王傳：伊帕密農達》，3）。哲學家們也沒有為他們說什麼好話。一個對賽會原則的直接反駁來自於從阿瑞斯提普斯到伊壁鳩魯的享樂主義者們的一些信條；「總要力爭第一」的口號是與好的生活不相契合的。但是狄奧格尼斯對肌肉發達的人也非常厭惡。儘管他為他的學生，色尼阿得斯（Xeniades）的兒子們提供了良好的體育教育，但他還是對職業的運動員大加嘲諷。當他被問到他們為什麼如此麻木的時候，他回答說他們是由豬肉和牛肉組成的；對一個已成為醫生的失敗的摔跤手，他說：「我猜測你是不是想殺死那些經常打敗你的人？」（狄奧格尼斯·拉爾提烏斯，6. 30，49，62）我們對柏拉圖是否真的在伊斯特摩亞的運動會上贏得摔跤冠軍，亦如他的傳記作家所記載的那樣表示懷疑。不論如何，隨著時間的流逝，賽會在雅典人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得很低，就像在以下的事件中所展示的那樣。在公元前332年，這個城市因為一個叫卡里普斯（Callippus）的人買通了他在潘塔斯隆（Pentathlon）的對手而被處以罰款，雅典人沒有乖乖地交納罰款，而是把他們的主要起訴人希波里得斯派到了埃里斯，去請求赦免，當埃里斯人拒絕了這個請求之後，雅典人還是沒有交納罰款，而是平靜地接受了被奧林匹亞開除的結果。無疑正是在愛利亞人的鼓動下，德爾斐（雅典人也想和其接洽）宣布，除非他們付了罰金，否則神不會回答雅典人的任何問題，後來他們送了宙斯的6個雕像當作補償；波雪梨阿斯曾經看過上面的銘文（波雪梨阿斯，5. 21. 3）。亞歷山大在年輕的時候，曾經拒絕過在奧林匹亞參加比賽，因為儘管他是個賽跑好手，但他卻鄙視運動員（普魯塔克，《亞歷山大傳》，4）。他在為音樂比賽提供獎金的同時也為打獵和馬術提供獎勵，但卻沒有贊助拳擊和五項全能。 在公元前5世紀，曾經作為國家影響力的競爭手段的賽會基本上已經變得聲名狼藉了；正像我們所看到的，人們對名聲的渴望已經找到了更多可怕的出路；最有競爭力的領域現在是機智，很多人都是由此成名的。另外，還有人因為具有像懶惰這樣的品質而出名——這是與賽會的精神完全相反的，除非懶惰也成為一種可以比賽的項目。 財富成為了評判一個人的主要標準：一個年輕的愛奧尼亞人到了雅典，穿了一件帶金邊的紫袍；有人問他來自何處，他回答說，「我很富有。」 從這裡，我們再次回到精神生活的狀況。哲學當然是公元前4世紀占據主導地位的特徵之一。這是一個哲學的時代，它與詭辯、修辭和通常意義上的學習結合在一起，占據了城邦所留下了人們生活中的空閒時間，城邦已經失去了對有思想的人的控制，對於宗教，其神話的基礎也已經被破壞，剛剛產生的一神教還仍然是一個貧乏的替代物。德謨克利特、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很活躍，知識和思想十分盛行，因為即使雅典人生活中的危險和迫害對他們的哲學思考來說也是有所幫助的。 現在哲學家與政治家和軍事將領一起成為了真正的名人，不可避免的是，他們的主題思想會被那些低下的裝腔作勢者篡改和違背。對於這個時代，500年後，琉善描述了這個過程（也就是在《依附的學者》［ Dependent Scholars ］當中），在伊索克拉底簡短但重要的題為「反智者」的殘篇中，我們才開始有所了解。它表明，可能早在柏拉圖的鼎盛時期，很多人就開始在真正的哲學家旁邊活躍起來了；他們當然有著哲學家的外觀，但在整個希臘世界他們是作為教師、演說家等身份謀生的。由於他們既非真正的哲學家，也非真正的演說家，他們的裝腔作勢與他們的實際知識之間的不協調使他們的整個原則都受到了外行的蔑視。伊索克拉底在攻擊他們的時候是別有用心的，就像他描述他自己的對手那樣，在一定程度上是隨心所欲的；十分明顯的是，他的強烈反對來自於他們對他的詆毀。 而且還出現了這樣的一代人，他們敢於最大限度地用自己的語言教導別人，充滿了哲學和倫理上的矯飾，不能為他們的學生提供任何改進的希望。所有這些問題都出在希臘自身，因為在那個時代，雄辯的價值被過分誇大了，它要求演說家運用各種技巧；這作為中介的交流者必然會興起，不論他們是否向大眾普及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或者僅僅是一個拙劣的模仿者。 不同類型的詩歌在過去都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文學的觀念必然與當時流行的懷疑主義發生衝突，不論其品質好壞，這種懷疑主義都會阻止其成名。史詩終結了；的確，來山德的安提馬庫斯（Antimachus）還健在，但從保留下來的殘篇來看，他的《忒巴斯》（ Thebaïs ）與阿波羅尼烏斯·羅狄烏斯（Apollonius Rhodius）的《阿格諾提卡》（ Argonautica ）相比不過是一篇充滿學究氣的模仿之作罷了。哀歌詩也衰微了，抑或蛻變成了格言；偉大的抒情詩隨著品達的過世而消亡；對於阿提卡的悲劇，儘管在整個世紀都穩定地繼續存在，但幾乎沒有留下什麼東西，它只為個別的演員帶來了聲名。詩歌是被政治和哲學擠出舞台的；任何一個能夠說話的人都會極力貶抑詩人，與此同時那些能夠成為新的詩人的人也被民主制度嚇回去和毀滅了。原來的聽眾也離去了，在貴族時代的希臘曾經遍地都是盛大節慶活動的舉辦地，為了這些活動，勝利的凱歌、婚慶的頌歌和哀歌詩被創作出來；宴會也成為社會蛻化的犧牲品。這裡不再有私人的詩作，或者有的話也不為人們所知。活力還是至少能夠在快活的中期和晚期的喜劇作品中感受到，那些從事音樂創作的大師們，在新的合唱詩中還是能夠擁有一席之地，有很多附屬於崇拜活動的表演，就像從前一樣還是在對富人盤剝的支撐下進行著。國家衰亡後留下一門新的政治科學，與此相對應的是，隨著詩歌創作在這個時代的衰落，理論便出台了。亞里士多德創作出了他的《詩學》。 在公元前4世紀的生活中惟一保持活力的藝術形式就是雕塑。由於這種工作被很多有錢人視為技術性的勞作，所以它只吸引了一些真正有天才的人。修辭學和哲學是沒有力量用其喋喋不休的饒舌消滅這種藝術的，柏拉圖虔誠地希望應該少一些世俗的藝術品，多一些埃及風格的藝術品，但這個願望沒有實現。令人高興的是，這種藝術形式成功地保留了在公元前5世紀形成的藝術準則和傾向，在應用這些創作手法的同時也保持了自然而然的品性。它並不是像戲劇那樣依賴於在一次比賽中由裁判判定的個別的勝利，或是像在劇院裡那樣依靠大眾的捧場；它沒有什麼滑稽的表演以取悅觀眾，就像歐里庇得斯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劇中所表現的那樣；它並沒有被拖入到公元前5世紀末普遍出現的分崩離析的狀態中。這種藝術完好無損地進入到了新的階段，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才產生出充分展現希臘光榮的甜美果實。與此同時，這種藝術也沒有受到政治上的災難的影響，沒有受到留克特拉、曼丁尼亞和喀羅尼亞戰役的影響，反而受到了早期私人奢侈生活品位的刺激。 這些藝術家也是最後一批用純淨的眼光來看待神靈的人，在藝術中給予了他們明確的形式。這是一個在精神上更加主觀的時代，目標是表達出一種更為深刻的情感和追求一種更加活躍的感性表達方式，這是一個把熱情、渴望和憂鬱視為神靈的時代，一個追求夢想的時代，追求最精緻的嫵媚，用楚楚動人的品種鑄造出完美的形體。正是在這個時期，克菲索多圖斯（Cephisodotus）創作出可能是最早的繆斯系列，把孩童的雕像放在完全長成大人的神的旁邊；讓厄瑞內（Eirene）和普魯圖斯（Plutus），赫爾墨斯和年輕的狄俄倪索斯站在一起。偉大的雕塑家斯科帕斯的工作就是把眾神再次回爐重新鑄造；他是第一個表現裸體的阿佛洛狄忒的，使海神完全擺脫了所有怪異的特徵。他的作品包括發了瘋的酒神女祭司和三尊優美的雕塑，厄洛斯、波托斯（Pothos）和希墨若斯（Himeros）——分別代表了愛、渴求和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比斯科帕斯要年輕一些的神聖的普拉克西忒勒斯繼續沿著這條道路前進，在這最後的三人一組的雕像中又加入了培托（Peitho）和帕瑞格羅斯（Paregoros）（分別代表勸導和安慰）。尼多斯的神奇的阿佛洛狄忒也出自普拉克西忒勒斯之手，還有一尊至少可以和斯科帕斯不相上下的厄洛斯雕像，以及代表一種新觀念的狄俄倪索斯和赫爾墨斯。在他的狄俄倪索斯群像中，普拉克西勒忒斯創造出一種新的類型的美，這些雕像包括薩提爾（Satyrs），撒洛克托努斯（Sauroctonos）、阿波利諾（Apollino）、狄阿多美努斯（Diadumenos）以及其他的一些。我們很難想像如果在這一時期沒有出現像梵蒂岡的赫爾墨斯這樣的原創作品的話，古典時代的藝術會變成什麼樣子。多產得令人驚訝的雕塑家呂西普斯一直到亞歷山大時代還在工作；他在青銅雕塑上的革新就是創作出一系列比較纖細的雕塑，這些雕塑表現了運動中的裸體。在他的1500件作品中，我們可以提到赫拉克利斯、亞歷山大和阿波克索美諾斯（Apoxyomenos）。帕爾哈西烏斯和阿佩雷斯是普拉克西忒勒斯的同時代人，這些大師們的至高無上的藝術並沒有隨著他們的去世而消亡，而是存活到了公元前3和公元前2世紀，這還要感謝對技術性勞動的蔑視。亞里士多德的作品中沒有包含有關雕塑或者視覺藝術的內容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呀。 公元前4世紀的 社會生活 帶有鮮明的機智和滑稽的氛圍。希臘人一直喜歡這些事情，有些希臘人就是以他們無法控制的笑聲而聞名於世。 現在這一愛好又帶上了一種神經質的特質，這個時期的一個新的特點就是沉溺在興高采烈的情緒中，這是用以對抗嚴肅性的公開謀反——但這並不意味著一種樂觀的生活態度。 他們津津樂道於所有類型的笑話和嘲諷，在阿瑞斯提普斯的享樂主義信條中找到了知音，喜歡中期和晚期的喜劇而排斥任何其他類型的詩歌，這些情況在這一時期開始編輯的《笑話選集》（ Anthologies of Jokes ）中表現得尤為清楚，這部選集我們是在雅典尼烏斯的摘錄中了解到的。並不是所有這些笑話對我們來說都是有趣的；人們顯然滿足於貧乏的廢話，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對希臘人來說，任何一個活潑的表達都可以被當作是機智；事實上，他們可能認為這種東西本身就可以展現某種機智。 [21] 在雅典，在靠近西諾薩格斯的迪奧米亞（Diomeia）的德莫，那裡的赫拉克利斯神廟傳統上就是一個講笑話的場所。60個風趣幽默的人常常在那裡聚會，當有人講了一個好笑話的時候，圍觀的市民就會說：「60人講到……」馬其頓的腓力曾經出1塔蘭特的錢作為講笑話者的獎勵，並派人把這些笑話記下來，向他匯報他們都說了些什麼，這就像18世紀的外國王公向巴黎的沙龍派出通訊員那樣。 我們並不知道腓力是否在講笑話的人中還安插了親信；不論如何，他非常想了解希臘人生活的這個側面，他自己也想成為一個希臘人，就像他的祖先菲赫里尼（Phihellene）的亞歷山大，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時代精神的驅動下，曾經在政治上力圖與希臘靠近並參加希臘人的賽會。 [22] 宴飲活動中的一種絕對的折磨就是在席間不停地出謎語，對那些不能回答上來的人要罰酒（雅典尼烏斯，10. 69ff. ：86. 88）。這可能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習俗，在這個時期又成為時尚；不然的話，中期喜劇的詩人就不會這麼多地使用謎語了（它對他們的戲劇結構影響卻很小）。人們確實會因善於破解和編制這些謎題而出名，不過它們常常十分低俗。其他的娛樂方式還有背誦荷馬和其他人的詩歌，或者一個人列舉希臘的英雄，另一個人則對號入座，說出他屬於哪次戰爭，如特洛伊戰爭等等（雅典尼烏斯，10. 86—87）。還有像歐狄庫斯那樣的滑稽劇方面的專家，他由於能夠在賽會上的一種滑稽戲中模仿摔跤和拳擊運動員而出名（雅典尼烏斯，1. 35）。當然，普通的小丑（ gelotopoios ）還存在，儘管他可能受到了食客的強烈競爭。 在繼承者（ diadochoi ）的時代，這些小丑一定在宮廷的社會生活中再次受到人們的歡迎，並且隨著半蠻族和軍隊的侵入而變得愈加粗俗。 [23] 在這一時期，所有的事情都開始有了自己的理論。特奧弗拉斯圖斯（Theophrastus）的一篇散文「論滑稽」是一個軼聞趣事的集合，但可能被提高到了哲學的高度，充滿定義和反思；亞里士多德的另一個學生克里阿庫斯寫了一本似乎非常有名的關於謎語和格言的書。 在他的《演說家》（ Orator ，2. 54）中，西塞羅公開地談論機智這個題目，只不過說得太過簡略，其中最可笑的事情就是試圖要創造出一種關於笑話的理論。不過他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效果，一種滲透到所有事情的幽默語氣，另外一種則是十分有趣的單個妙語。對哲學家們來說，要把日常生活中如此普遍的嘲笑和諷刺講授清楚一定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現在要討論一下這個時期的「 快樂 」。只要人們能夠負擔得起，從很早的時候開始，感官上的快樂（ truphan ）就在希臘的生活中占據著主導的地位。他們在殖民地擁有豐富的果實和糧食，在那裡，希臘人控制著其他民族的居民，或者可以通過經商發財致富，這一切必定會提供一種舒適和奢侈的生活，尤其是在那些土地所有者（ chilioi ）占據統治地位的地方，忒薩利亞的貴族一定也處於與之相同的生活水平上。僭主總是快樂的奴隸。在公元前4世紀，小狄俄倪索斯使自己放縱於驚人的揮霍；其他偉大的酒色之徒是一些處在希臘世界極端邊緣地帶的半希臘的統治者，包括色雷斯的國王考提斯，西頓的國王斯特拉通，他遇到了來自賽普勒斯的尼科克里斯的競爭。 但是在雅典，奢侈也在很長時間內比儉樸更令人喜歡。對此，阿里斯托芬有很多話要說；他在喜劇中詳細地描述了狄卡奧波利斯（Dicaeopolis）的深沉的感情，在六年的窮困之後，他終於從考帕斯（Copaïs）湖中得到了一條鰻魚（《阿卡奈人》，885）。同時代的作家忒勒克雷德斯（Telecleides）和菲瑞克拉特斯（Pherecrates）曾進提到過一塊專門為貪食者準備的安樂之鄉（雅典尼烏斯，6. 95f. ）。只有對城邦和賽會有了完全清醒的認識，才能解釋是什麼給了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粗俗的、沉迷於感官享樂的個人以新的機會成為一個享樂主義者，成為其自身的哲學主張的一個部分，發展起他自己的體系，與犬儒學派區分開來，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遵守著一個直到今天還仍然存在著的信條。一個像波呂阿庫斯（Polyarchus）這樣的酒色之徒現在不再能夠通過到處旅行向阿齊塔斯這樣的人和他的朋友們傳播他的新智慧了； 同樣新出現的現象是暴飲暴食居然在詩歌中也擁有了一個重要的位置，成為整個阿提卡喜劇的一個要素。在這個方面，中期喜劇從西西里的埃皮卡姆斯開始就居於領導地位；他的作品的殘篇的四分之三都是由關於美食和美食家的故事所組成。這些喜劇本身給人一種不斷在品嘗美食的印象，好像雅典就是一個大廚房；新喜劇也過多地充斥了做飯和吃飯的主題，而它告訴我們的關於視覺藝術的事情卻驚人地少——我們掌握的對於這個題目的主要材料都來自於羅馬人的評論。這些「食物詩人」以及他們的富有詩歌形式的做飯書所提供的理論上的和有啟發性的信息也發源於西西里，那裡以烹飪技術而聞名。 [24] 這個時期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在私人家裡舉辦的宴飲活動不再那麼重要了，而公共的小酒店不可避免地興旺了起來；窮人一定會比較多地惠顧這些小酒店，可能是因為在一個大廚房更容易烹飪出比在家裡好吃的東西。狄奧格尼斯正在一個小酒館吃早餐，當他看見德摩斯提尼路經這裡的時候就喊他一起來吃，但是他拒絕了；狄奧格尼斯就問，「你是不是太自傲了？你的主人（德莫斯）每天都來這兒。」（阿里安，《多變的歷史》，9. 19）德摩斯提尼對這件事的看法似乎比狄奧格尼斯要嚴厲，有一次他用了「酒鬼」（ akratokothones ）這個詞來形容一般的雅典年輕人（西培里得斯，《反德摩斯提尼》，殘篇14）。全部的雅典人都經常受到貪吃的指責；亞里士多德在說到雅典人或者拜占庭人的時候，說他們除了菲洛克瑟努斯（Philoxenus）的《宴會》（ Banquet ）之外什麼都沒有讀過（雅典尼烏斯，1. 10），不僅如此，泡菜（ taricos ）據說在雅典人的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至少在一位喜劇作家那裡有所證明），以至於把泡菜引進到雅典的那位商人的兒子們還因為他們的父親的功績而被授予了公民權（雅典尼烏斯，2. 90）。在享用食物方面，在阿里克西斯的書中把這種最庸俗的理論交給一個奴隸表達出來， [25] 而其他的詩人則通常會使用更加幽默的方式處理這個題目； 儘管說得很好，但在安提豐那裡，某個人得出的結論還是令人非常悲哀，他是在提出一些關於在 城邦 和其他的地方如何防範危險之後說這番話的：「沒有什麼東西是確定的」，他說，「除了一個人整天以口腹之慾來保護自身的安全之外。即使在享受的時候，他可能都會親眼看著面前已經為他備好的飯菜被搶走；只有當你把一口酒喝到嘴裡的時候，你才能相信它。」（雅典尼烏斯，3. 62）任何能夠負擔得起這種享受的人都會善待他自己，這從詩人和其他作家留下的暴食者（ opsophagoi ）的目錄中可以看出；我們不能認為他們是一個特例的清單；實際上列出這些人的名字能夠很好地表達出飢餓者們的嫉妒之情。 雅典尼烏斯把詩人和搜集者那裡的所有關於貪食者的記載都匯集在一起，還附帶著有關像彼奧提亞人、法薩里亞人（Pharsalians）等整個民族的飲食習慣的冗長的笑話（從第十卷開始）。我們了解到一些特殊的事例，在那裡人們用沉甸甸的、貴重的銀盤子吃著少得可憐的食物，或者那些確實貧窮的人還使用著銀器吃飯，但是人瘦得就像一片葉子（雅典尼烏斯，6. 17），或者是貪婪的守財奴只是用好聽的菜名來畫餅充飢。很多佳肴都被記述下來，烹飪的方法有時也被用三音步（trimeters）的詩歌描述出來。 對魚販子的抱怨充斥在很多部戲劇中，製造出一種非常憂傷的效果。 [26] 每個人都責罵著他們不能容忍的價格，他們的壞脾氣，還有他們甚至拒絕回答一個客氣的提問；他們是罪犯，裝模作樣地公開表示要使他們的頭髮長得長一些，實際上，長頭髮正好擋住了罪犯臉上的標記。他們還在找零錢的時候騙人，出售腐爛變質的貨物，任意抬高價格；他們被認為是最壞的人，人們因為有這樣的邪惡生物的存在而悲嘆，這些人把他們的顧客變成了乞丐。漁夫則獲得了新的地位，變得比那些最傑出的將軍還要驕傲。 所有這些非常變化的非常危險的一面就是有人強調要謹防窮人搶劫和盜竊。阿來克西斯說，「如果一個窮人有錢買好吃的東西，你完全可以確認他一定在晚上搶劫了手無寸鐵的人；如果你看到一個身強力壯的像乞丐模樣的年輕人在早上從密克翁（Mikion）那裡買鰻魚，就應該立即把他抓進監獄」，狄菲路斯（Diphilus）盛讚科林斯的一項法律，它規定一個窮人會因為吃得好而受到懲罰，甚至可以直接送到劊子手那裡，原因是他一定犯了某種罪，或者偷了衣服，或者入室搶劫，或者阿諛奉承，或者是作偽證而賺了錢（雅典尼烏斯，6. 12）。 一個經常出現在喜劇中的人物是廚師。在比較早的時期，他通常不是一個奴隸，而是一個雇來的僕人，在晚期喜劇中則是一個雇來的廚師，此外還有在廚房裡幹活的奴隸，在任何一個重要的場合都是不可缺少的。從喜劇的殘篇中，我們對他和他粗俗的自負有著清楚的了解。雅典尼烏斯（8. 36）說：「所有的廚子都喜歡自誇」，並講了一位廚子自我吹噓說他的很多僱主都為了吃到他做的東西從家裡跑到外面來吃飯。我們還可以讀到流氓無賴；他們很喜歡裝作很有知識的樣子，自誇精通文學和哲學，聲稱對獻祭十分在行（雅典尼烏斯，14. 78）。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繼承者們（ diadochoi ）的時期，一個廚師自誇說曾經為尼克墨得斯（Nicomedes）國王烹飪過鳳尾魚，而他的王國離大海有12天的路程；他把魚切割成甜菜根的形狀，並用合適的調料進行了事先的準備工作——因為「廚師和詩人之間沒有什麼不同，二者的技藝都是出於他們的天才」（雅典尼烏斯，1. 13）。聽到雅典尼烏斯說這樣的話真的是一種解脫：「關於廚師就只能說麼多了。」 我們到處都可以聽到，據說阿提卡的飲食與忒薩利亞相比要簡單，而希臘人的飲食則通常沒有野蠻人的豐富（雅典尼烏斯，4. 14—16）。關於斯巴達人堅持認為他們不喜歡吃糕點和甜食而喜歡吃很多肉的說法似乎有些荒唐。例如，在塔科斯（Tachos）做客的時候，阿格西勞斯就喜歡吃小麥製成的麵包、小牛肉和鵝肉，而為希洛人（奴隸）點了糕點、甜食和奶酪；但是那時他已經把他自己賣給了埃及，因為斯巴達不再能夠容納他。他們的地位已經變得很低下了。 這個時代的一類獨特的人物就是食客（ parasite ），里貝克對其多面的性格進行了一番令人愉快的描述。 [27] 西西里人早在一百年前就發明了美食烹飪法，從他們開始，供品上不斷冒出的香菸就飄浮到了雅典；所以我們也是在西西里第一次見到食客，其畫像由埃皮卡姆斯在他的《埃爾皮斯》（ Elpis ）中被準確地描繪出來。 在雅典，這樣的人甚至在公元前5世紀就已經存在了，但那時被稱為奉承者（ kolakes ），歐波利斯有一齣戲講的就是這個題目，它是根據富有的揮霍者卡里阿斯的故事創作出來的；其中有一段，奉承者們描述了他們是如何用令人生厭的溢美之辭圍住了一個愚蠢的富人，以便能夠受到邀請參加他舉辦的宴會，但因為害怕被趕出去，他們還是不得不繼續地說著那些各種各樣的好聽的話（ charienta ）（雅典尼烏斯，6. 30）。在這個社會趨向於文雅的時期，三種因素相互結合促成了寄食的奉承者這類人的形成；它們就是一種對勞作的深刻的厭惡，極端的靈活性和機智，以及一種不可抗拒的對美食的渴望。對於食客來說，羞辱和喪失自尊只不過是為得到感觀上的放縱和逃避勞動所付出的一個很小的代價；他是一個反物質性勞作的世界的一個必然產物，他的保護人從根本上講是一個更令人生厭的傢伙，就像一個被人鞭打的大發脾氣的孩子那樣，這種人對有人陪伴、消磨時光和得到奉承有著無盡的需求。 當城邦還很強大的時候，真正的宴飲絕不會容忍寄生主義的雜草叢生，這種現象只能植根於一種腐化的但在私人範圍內仍然充滿才智的社會生活的土壤中，只有當宴飲已經退化成為一種對感觀享樂的追求的時候才會產生；可以說，一旦食客被看成是正常的現象，宴飲也就註定會蛻變成為一種社會交流的形式了。 首先最重要的是，食客是一個模仿者；他用愛作為擔保來討好別人，心甘情願地為別人賣命，在品位上從不與他的保護人相左，以一種今天所難以想像的方式情不自禁地向他表示敬意。這是他的主人能夠讓他留下的原因所在；沒有人會對讚揚和崇敬感到厭倦。 依據當時的情況，食客可能會受到非常不友好的待遇，被迫忍受著主人把最大個的骨頭打在他的頭上而不能表現出任何怨憤——「如果你還有感情的話就不應該做一個食客」，狄菲路斯這麼說（雅典尼烏斯，6. 51）。他還可以被主人利用，成為席間蠻橫無理的客人中最蠻橫無理的一個，甚至成為狗腿子，負責把那些喝醉的人扔出去，因為他不能表現出半點驕傲，不能拒絕他的主人吩咐的任何差事，不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包括作偽證或者任何需要他做的事情。 所有這些有時候會使他很沮喪，他會抱怨說，自己成為了肚子的奴隸， 但是由於他的確是他的感觀的奴隸，他就要沒有任何怨言地接受這一切，即使今天的魚在明天又端了上來而且已經變質了。 最有名的食客都有他們的綽號（雅典尼烏斯，6. 41），喜劇作家，尤其是那些中期喜劇的作家，在舞台上常常直接挖苦他們本人；但是這是一個不知羞恥的時代，人們對更壞的東西都習以為常了，幾乎感覺不到這樣小小的刺痛。要把食客們趕走是不可能的；他們牢牢記住了「到這兒來」的招呼：「當我外出作戰的時候，我會拜訪戰神和勝利之神，同時我還會叫著查洛豐（Chaerophon），如果我不叫他的話，他也照樣會來的」，喜劇中的一個角色這麼說。在婚禮的時候他們會混入客人的隊伍，即便他們必須喬裝打扮一下並帶著鳥籠； 在沒有受到邀請的情況下，他們也可以用提及「宙斯的友誼」（ Zeus philios ）或者其他神話中的榜樣的辦法矇混過關（雅典尼烏斯中狄奧多洛斯所言，6. 36）。與這些食客相比，早先時代的小丑倒是真的更加令人尊敬，因為他擁有獨特的技能和傳統；他是用一定的費用雇來的，或者至少可以得到一份禮物，而現在這個傢伙只是一位客人，與其說受到歡迎，不如說叫人忍受，他必須看著同伴的臉色行事。 儘管如此，作為一位食客是有可能出名的，就像剛才提到的查洛豐，某個被阿里克西斯稱為考瑞度斯（Corydus）的食客竟然受到了另外一個不那麼成功的同伴的嫉妒；甚至還有人寫過關於考瑞度斯的回憶錄。 [28] 食客編造的一些笑話的確很幽默；但是不論他們表現得多麼機智，他們總在毒害著社會生活，希臘人沒有了他們會是什麼樣子呢？ 不可避免的是，在很多宮廷里也有食客。在費萊的亞歷山大的宮廷里就有一個叫美里安修斯（Melianthus）的食客，當被問到刺客是怎樣行刺他的主人的時候，他嚴肅地回答道：「穿過他的胸口，直接刺進我的肚子。」（普魯塔克，《論奉承》，3）小狄俄倪索斯也有他的奉承者；他是近視眼，他們就也裝作近視，相互衝撞，打翻碗碟；他們把他的詩背下來，因為他喜歡詩，用一種相當粗獷和自由的語調大聲誦讀。（普魯塔克，同上，27；雅典尼烏斯，6. 56）在馬其頓國王腓力的宮廷也有一個關於著名的食客克雷索普斯（Cleisophus）的類似的故事；當國王弄瞎了一隻眼睛，他也在他自己的一隻眼上戴上眼罩，當腓力弄傷了腿，他也穿著長袍一瘸一拐地走路（雅典尼烏斯，6. 54）。還有很多關於不同的繼承者（ diadochoi ）的食客的記載；在這些宮廷中，他們代表了一個下決心要永遠處於一種粗俗形態的希臘生活的片斷，甚至還腐蝕了一些迦拉太人（Galatian）的王公貴族。 除了這些普通的餐桌上的食客之外，一些長於奉承的專家也逐一粉墨登場，很顯然這是一些喜歡利用他們的才能來展示自己的人。普魯塔克在《論奉承》中好像在談到與帝國的關係時說起過他們；但是他列舉的一些事例卻表明，對偉大而富有的人的奉承至少在晚期希臘是很普遍的，如果不是在整個希臘時期的話。奉承者不僅模仿他的保護人的近視和耳聾，而且還聲稱自己與他有著同樣的家庭不幸，比如惡劣的妻子、兒子和親戚。更晚的時候，密特里達提（Mithridates）身邊的奉承者還讓他在他們身上燒烤或者開刀，因為他喜歡扮演醫生。卡內阿得斯（Carneades）說，除了騎馬之外，富人和國王的兒子們一無所長；教師們奉承他們，他們的摔跤陪練自己假裝摔倒，只有他們的馬對恭維以及他們顯赫的出身一無所知。 這個時期的一些最令人憂傷的記述都是關於 家庭生活 的。婚姻永遠都是完全被當作一種法律和政治的事情來對待，因為國家想從中得到的就是合法的公民後裔。伯利克里制定的有關只有父母都是公民的人才能成為全權公民的法律最晚在公元前5世紀末就在演說家阿里斯托芬的倡導下重新恢復了，儘管他自己也有幾個情婦所生的孩子。制定這項法律的原因本身是純粹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其目的並不為了支持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合法婚姻，而是為了保持公民團體的純正。如果交際花的兒子也可以被認定為公民，因而有了合法的繼承權的話，那麼一切就將會崩潰，合法的婚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德摩斯提尼的第二篇《反歐布里得斯》（ Against Eubulides ）演說說到這項法律是如何成為獻媚者們手中的一件工具的——除非「整個城市都起而反對這些德莫的傲慢無禮的入侵者」。 在那時，一個婦女不過就是一件東西，一個專用的工具；離婚是很容易的；如果一個男子不願意離婚，主要是因為這樣做需要歸還嫁妝。爭奪遺產這一主要的動機在頻繁的領養中可以看出。這種事情大多出現在惟一的兒子去世的情況下，通常會選擇一個近親；法律試圖對領養進行規範，只有這位養父既沒有患有精神疾病，年紀也不是很高，也沒有受到魔咒或者婦女密謀策劃的影響，領養才是有效的；那些被在世的養父母領養的孩子比那些在遺囑中被點名領養的孩子自然更占優勢。有時候很難證明有人被排除在繼承權之外，在這種情況下，那個時代雅典的冷酷無情只能通過腐敗的法律制度和普遍的欺詐行為得到解釋；它比今天偶爾發生的有人因為懷恨他們自己的後代而惡意的再婚或者收養他人的任何事情要走得更遠。因為沒有公共的檢舉人，國家從未在法律的基礎上介入這類事情，所以不能建立起一套訴訟程序，除非有人舉報，在這裡，就像其他很多事情一樣，獻媚者們還是有機會滿足貪婪和實施陰謀的。其結果就是養子和親生子之間不斷地打官司，對於這種事情，伊薩烏斯是我們最主要的資料來源。在他第三篇演說中，一個非婚生的女兒，為了遺產，在二十年後還在追著一個獲得了繼承權的領養的兒子，聲稱她的母親當時已經結婚；在第二篇演說中，一個人告他的兄弟，說他領養了他妻子的兄弟，這是因為在放棄了與她生孩子的希望並與她友好地離婚之後，她懇求他這樣做的。狄奧克里斯的例子表明了一個無賴是如何通過假冒養子而硬擠進一個家庭的。 一個女繼承人可以引發很多爭議，因為她最近的親戚有權娶她本人或者讓她嫁給他的兒子。在伊薩烏斯的第十篇演說中有一個例子，一個父方的叔伯把他的侄女嫁給了另外一個人但是霸占了她的財產；在第六篇演說中，一個寡婦被她的一個近親說成是他的新娘，但是當情況有變的時候就又被拋棄了。在德摩斯提尼反對歐布里得斯的演說（40f. ）中，我們了解到，一個窮人為了一個富有的女繼承人而離開了他的已經成為他的孩子的母親的妻子。他，或者實際上是她的兄弟，把妻子轉手交給了一個熟人，那時她的身邊有更多的孩子，所有這些都是在雙方叔伯的眼皮底下發生的。 在有關監護的事情上情況尤其糟糕。呂西阿斯提到過他的被監護人的叔叔和祖父迪奧格同（Diogeiton），他可恥地侵吞了他們的財產。德摩斯提尼早年生活在一個非常富有的貴族家庭。他的父親把他的14塔蘭特的財產分配給三個監護人：阿福布斯（Aphobus），他姐姐的兒子；德摩福翁，他兄弟的兒子；一個老朋友忒瑞皮得斯（Therippides）。條件是第一個監護人要娶一個有80明那嫁妝的寡婦，第二個，也是如此，在適齡的時候要娶他的女兒（當時只有5歲），不過這期間有2塔蘭特的禮物；第三個監護人也會分到70明那的監護費，直到他的兒子德摩斯提尼成年。很顯然，父親是想通過指定兩個有利息的監護人的辦法為他的妻子和女兒的將來提供保障，但它卻充分地說明了那個時代婦女的境遇，也就是他只能用這種把她們當作物品的處置方式做到這一點。眾所周知，這兩個侄子並沒有履行他們的諾言，三個監護人把這些財產都揮霍掉了，當德摩斯提尼成年的時候，只剩下了財產的十二分之一。 說到 對婦女的看法 ，在阿里斯托芬的《婦女公民大會》（214ff. ）中，普拉克薩戈拉（Praxagora）惡毒地把她們說成是與男性的革新者相比更加守舊的因素；對她們的普遍詆毀也不斷地出現在其他的喜劇中。 要想看到一段比較令人愉快的描述的話，我們會想到色諾芬的《經濟論》，儘管它採用的仍然是與蘇格拉底進行對話的形式，但其寫作的時間早就進入到了公元前4世紀，因此，我們前面引用過的伊斯霍馬庫斯的話想起來還是很貼切的。當然，這位保守的地主所表現出來的敏感程度如果出現在一部現代的小說中看上去卻是極為冷漠的，但是那些精彩的結論還是會使讀者睜大眼睛，好好看一看丈夫和妻子的關係的高貴性。令人愉快的是，同樣的情感也呈現在公元前4世紀雕塑家們在精美的墓碑上留下的夫婦形象中。 敘拉古婦女擁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在那裡大多數時候是在某位君主的統治下，而且還多多少少有著一些多利亞人的傳統；即使在公元前5世紀，我們也會想到蓋倫一世的妻子德馬瑞忒（Demarete），想到老狄俄倪索斯的兩位妻子在政治和王朝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狄翁的姐姐阿瑞斯托瑪克（Aristomache）和他的妻子阿瑞忒（Arete）似乎有很強的個性（普魯塔克，《狄翁傳》，51），我們還知道，小狄俄倪索斯的宮廷中的婦女對柏拉圖十分感興趣。哈利卡納蘇斯的小阿爾特彌西亞是一個很有權勢的婦女，後來在繼承者宮廷中的幾位婦女也是如此。斯巴達的婦女也不那麼受到壓抑。一些女性很富有，在一個時期，據說五分之二的土地都掌握在婦女手裡，而且，只要出於自願，女繼承人還有權把她們的財產饋贈給任何人。但是她們似乎很不負責任，並沒有在留克特拉戰役的震驚之後站出來。她們當中沒有人曾經親眼看過敵人軍營的火堆上冒出的硝煙，幾個世紀以來，她們只是附和著男人們愛國主義的自我誇耀；所以，伊帕密農達對斯巴達的入侵使她們陷入了恐慌，瘋狂地尖叫著四散奔逃。 總之，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婦女應該記住。在保留下來的斯托巴烏斯的殘篇集子中，那些關於菲恩提絲（Phintys）和佩里克特歐涅的段落來自於一個較晚的時期， [29] 但是它們所表達的觀念對那些公元前4世紀生活在義大利南部的婦女們來說卻可能是很真實的，代表了一種與畢達哥拉斯主義相併行的觀念，是研究泛希臘道德的一個資料來源。菲恩提絲關於婦女的道德尊嚴（ sophrosyne ）的文章使我們看到了婦女道德的一種高貴的理想。這些畢達哥拉斯的女性追隨者不僅想保留婚姻的神聖性，而且也想使他們的丈夫快樂；她們追求一種簡單的生活方式，簡單的衣著，沒有狂暴的行為，她們的社會生活僅限於為這個城市的神靈提供普通供品的宗教節慶活動，總之，過一種家內的隱居和純潔生活；的確，她們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一些令人尊敬的婦女。 這個時期普遍出現的 色情趨向 與這些良好的品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男性的同性戀逐漸失去了其倫理上的託詞。在斯巴達，在阿格西勞斯以及後來的一些斯巴達人身上仍然保留了其理想化的性格，但除此之外，在喀羅尼亞全部戰死的底比斯的一支神聖的小分隊——腓力對他們的死也充滿敬佩——可能是最後一支這樣的隊伍了。 亞歷山大和赫菲斯提翁是兩個平等的人，並不是愛人的關係。對其他人來說，淫蕩支配了生活的這個方面。 這種情形對妓女（ hetairai ）來說更為恰當。當然，這個題目就像感觀上的享受一樣古老，但是現在這些婦女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公眾的關注，她們在喜劇中成為非常重要的人物，顯然已經超過了公元前5世紀的普遍狀況。人們對妓女有著巨大而普遍的興趣，這說明了人們的生活已經沒有了什麼高貴的目標。詩人們把自己投入到與妓女有關的各種事情的描寫上，不論她們是奴隸，雇來的還是從皮條客那裡再經過適當的調教之後買來的，或者是守著一座大房子的自由婦女。 這種關注常常是令人不快的，由於她們的貪婪和掠奪，一個作家把她們比作是神話中的怪獸； 的確，有些作家建議，在光顧她們的時候要排除危險和減少花銷（對結了婚的婦女也應如此），去找一些普通的女孩倒是比較容易和簡單（雅典尼烏斯，13. 24f. ）。一個中期喜劇詩人甚至還編了一部名叫《反拉依絲》（ Anti-Laïs ）的喜劇，劇中他諷刺性地描述了年邁的拉依絲（同上，26）。米南德愛他的戈萊西亞（Glycera），但是當菲利蒙在一部戲中把他愛的女孩稱為「善良的」的時候，他還是誠實地回答說，她們當中沒有人是善良的（同上，66）。妓女們還經常由於用服裝和其他的裝飾來掩飾身體上的缺陷而受到嘲笑。 然而，同樣是這些詩人也說了關於她們的一些令人愉快和可愛的事情； 當她們的情人喪失了幽默感的時候，她們則顯得十分迷人和給人以安慰，真的為她們的名字 hetaira （意思是「一位女友」）增光；在歐布魯斯的一個殘篇中，當我們讀到「她吃飯的樣子是多麼可愛」的時候，我們就會不知不覺地記起在歌德的費里尼（Philine）當中相似的感觸。 [30] 這是一個偉大的名妓的時代；在希臘，至少它們沒有消失在妓院中，而是保留在了公眾的視野中。她們當中很多人的名字我們都耳熟能詳。雅典尼烏斯（13. 21）提到過有五位作家寫過關於雅典名妓的書，其中包括著名的學者阿波羅多洛斯和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 [31] 這些材料中有很多關於機智的名妓的軼聞趣事（雅典尼烏斯，13. 46ff. ），因為在她們當中很多都受到過良好的教育。 [32] 一個叫那塔伊娜（Gnathaena）的名妓甚至還寫過一本關於餐桌禮儀的書，還有一本關於哲學的諷刺作品。毫無疑問，她們擁有智慧和優雅，與她們的談話有一種在已婚婦女那裡所沒有的迷人的魅力。傳記作品中關於那些最有名的交際花的記述，像拉依絲，塔伊斯（Thaïs），菲瑞內或者戈萊西亞，都非常難於作出評價。假設她們確實完全吸引了希臘人的想像力，那麼關於她們的記載缺乏精確性以及在年代上常常缺乏一致性就不那麼令人奇怪了。拉依絲尤其代表了一種類型，在人們的印象中至少有兩個人叫這個名字；她被描述成為充滿了邪惡和貪慾的人。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普拉克希忒勒斯和菲瑞內之間的關係可能是藝術史上最重要的關係之一。 根據一篇偽德摩斯提尼的演說，名妓（ hetairai ）是為了使人們得到快樂，奴隸–妓女（ pallachai ）是為了滿足日常的需求，而合法的妻子是為了生育合法的後代和做一個可靠的管家（《反尼亞拉》［ Aginst Neaera ］，122）。名妓如果生了孩子經常把孩子拋棄，尤其在生了女孩的情況下。在琉善的關於名妓的對話中，一個想生下肚子裡的孩子的名妓對正要離她而去的情人說，她絕不會拋棄這個孩子，尤其是如果是一個男孩的話，儘管 這對於名妓來說將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情 ，但她也一定要把他養大，將來去羞辱他的父親，以此來報復他對她的所作所為。在現實生活中一定有很多與呂西阿斯（殘篇，90）的感觸很深的判斷相吻合的事情：「現在的女人既放棄了她自己，也把德性拋開了，她掙脫了她的命運，把她的親戚視作敵人，卻把陌生人視為朋友，把從前所相信的善與惡的觀念完全顛倒了。」在關於名妓的喜劇中，我們完全看不到精神上的東西，儘管詩人在寫到這樣的人物的時候還是會有一些這樣的東西。剛才講到的那篇錯誤的歸之於德摩斯提尼名下的演說就描繪了一幅非常令人憎惡的畫面，勾畫出中間人和娼妓粗俗而邪惡的生活實態。 喪葬紀念碑反映出了 奢侈生活 的一個非常不同的側面。它是受到東方的不斷在紀念碑（heroon）上面講究排場的影響，這不僅為了紀念像提墨里翁——當然他是當之無愧的——這樣的人，而且還出現在一些僅僅是有錢的普通人的墳墓旁。人們把不恰當的宣傳和高額的花費用在這種事情上面。在伊索克拉底的墓上，矗立著一個高30厄爾 的柱子，頂上還有7厄爾高的美人魚；旁邊是一塊刻著人物的石板，表現的是一些詩人和伊索克拉底的老師（可能是浮雕），其中高爾吉亞正注視著一個天體儀，還有伊索克拉底自己。悲劇詩人提奧德克特的墳墓正好位於去往埃留西斯的聖路上，墳墓旁除了浮雕之外，他和其他的著名作家都被塑成雕像。 這些人當然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然而，盜用公款者哈帕路斯也混了進來，他在巴比倫為他的從前是妓女的妻子建立了一座紀念碑，另外在聖路上又修了一座，這座紀念碑整整花了他200塔蘭特。這最後一座，在波雪梨阿斯看來，是所有在雅典的前羅馬時代最令人驚嘆的兩座紀念碑之一，另外一座是一個羅得斯人在雅典修造的；從遠處看，皮提奧尼克（Pythionike）的這座紀念碑看上去像是屬於米太亞德或者伯利克里這樣的人物的。 從整個情況來看，在雅典出現的個人的奢侈行為，儘管在個別情況下也受到了嚴厲的指責，但它可能還是比較初級的，只是衰落的一個較輕微的症狀而已。需要花費巨資的惟一途徑就是宴飲和妓女。把錢揮霍在四輪馬車和建造房子上面是很危險的。一座好房子會引發一樁醜聞，就像我們從德摩斯提尼那裡了解到的那樣。他的對手美狄阿斯就被指控說在埃留西斯擁有一座與他在雅典的家一樣富麗堂皇的房子；此外，他在參加神秘儀式以及其他的外出活動中乘坐了一輛在西庫翁定做的漂亮的白色四輪馬車，像一個女人那樣騎在一個銀制的優卑亞馬鞍上，擁有大量的奴僕、很多顏色鮮艷的衣服和漂亮的盤子。我們必須承認，如果這些是一種過分的話，那麼阿提卡那些臭名昭著的富人也沒什麼危險可言了。但是人們把私人花在奢侈行為上的錢看作是從他們那裡偷來的，這就是德摩斯提尼在他的檢舉揭發的演說中強調美狄阿斯沒有捐出他應該捐出的足夠的錢財的原因，而他自己，在與美狄阿斯爭論的時候，已經捐出了不小的一筆錢，贊助了一支由吹笛手組成的男性合唱隊，使他們穿上了鑲金邊的外套，戴上了金冠（《反美狄阿斯》［ Against Meidias ］，153ff. ）。 其他大城市的情形無疑與雅典相似；金錢大抵上都是最重要的準繩。然而，它並不是惟一的標準，在很多人的生活中，反物質性勞作的情緒強烈到足以使他們甘願受窮而不去賺錢。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儘管它有利可圖，錢幣兌換者也是如此；而且，財富會給人帶來巨大的負擔和危險，這種觀念在任何一個文明時代，在伊斯蘭世界之外可能再也沒有出現過。與我們自己的時代相比，還是缺少一種致富的動機；社會上的出人頭地並不依賴於財富，而在於精神和身體上的力量的發揮；婦女並不會想方設法讓男人去賺錢。在阿里斯托芬的《財神》（507ff. ）中，在窮神（ penia ，意思是「需要」）的自我辯護中，有一段關於體面的和過得去的貧窮的很好的讚揚，它是關於世紀之初雅典社會狀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材料；窮神論證說，她是所有技藝和發明之母，顯然是與行乞（ ptocheia ）完全不同的。一個人甘願放棄享樂，不顧及多方面的誘惑，還有寄生的生活，他能夠以一種非常節制的方式培養他的心靈，我們就知道很多這樣的特立獨行和精神高尚的下決心自甘貧窮的人。他們大部分是哲學家，主要是犬儒學派和畢達哥拉斯學派，但是音樂家菲洛克瑟努斯據說也放棄了他豪華的房子，他說：「這些財產不應該成為我生命的終結者，反過來我將結束對它們的照顧了。」這些人在最少的需求下生活著，在這樣的氣候條件下做到這一點是比較容易的，寧願像聖馬利諾的巴特羅美歐·鮑格西公爵（CountBartolommeo Borghesi）那樣幾乎一無所有，但卻創造出很多最高水平的作品，而在我們的時代，以這種方式來生活要困難得多。 還有其他的一些人，他們的本性讓他們拒絕那些伸手可得的財富，就像公元前5世紀的阿里斯第德和厄菲阿爾特（Ephialtes）所做的那樣，這兩個偉大的底比斯人就是這個方面最有名的人物。 我們會想起伊帕密農達，他繼承了畢達哥拉斯主義的傳統，拒絕了費萊的伊阿宋送的50根金條，在他侵入伯羅奔尼撒的時候還向別人借了50德拉克馬；當為他拿盾牌的人從一個戰俘那裡接受了錢財的時候，他說：「把我的盾牌還給我，給你自己買一個店鋪去生活吧；你現在一定不想再冒任何風險了，因為你成了一個富人。」 據說他把波斯國王送的30000德拉克馬的禮物又送了回去。但是，對雅典人來說，這種獨立性的最偉大的榜樣就是 福西翁 。正像普魯塔克所描述的，他是他的城市的一切和在他那個時代發生的所有事情的活著的注釋。我們讀到過有關伯利克里的似乎帶有某種強迫性質的回憶，說雅典人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笑或者哭，或者在公共浴池洗澡，或者在演說過程中使用某種不雅觀的手勢；但是他對雅典所有的傾向和觀念都保持著一種內在的獨立性，這不能不令人欽佩。作為個人，他有勇氣拒絕向一次祭祀活動募捐，原因是他還欠著債主的錢；同樣，在政治事務上他也從不會受到他的公民同胞的左右。當他們因為一個邊界上的爭議要攻打彼奧提亞的時候，他建議他們用言詞去鬥爭，這是他們的優勢，而不是使用武力，那樣的話將會帶來不必要的損失；在喀羅尼亞戰役之前，他意識到了並不樂觀的軍事前景，他建議避免戰爭，後來又在成功率很小的情況下反對拉米亞戰爭；他拒絕參加調遣馬其頓的衛戍部隊的請願活動，可能是因為在他看來，雅典能夠很好地處在一種優勢的地位中。一個神諭被破解了，意思是說，當雅典人意見一致的時候，應該找到一個與整個城市的想法不同的人，福西翁說：「不用找了，它指的就是 我 。」這個故事是可信的。他曾經歸還了亞歷山大送給他的100塔蘭特的禮物，儘管使者告訴他，他是惟一一個被國王看作是具有高貴品格的人；福西翁回答說：「他應該允許我繼續保持這種品格。」 他還嚴厲地回絕了哈帕路斯的請求，當時他帶著他的金銀財寶到了雅典，儘管哈帕路斯和他的女婿後來還是成功地在雅典找到了一個避難所。後來，福西翁再次回絕了馬其頓人的錢，這樣做既代表他自己也代表他的兒子。在與馬其頓當權者的鬥爭中，波呂斯佩克翁（Polysperchon）取得了勝利，建立起民主制度，這樣，福西翁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在國家中重新獲得權力的民眾領袖和獻媚者的犧牲品；他受到了擁護寡頭制和憎恨德莫斯的指控。整個審判程序是野蠻和充滿惡意的；他沒有逃避折磨，甚至他的屍體也被扔出了阿提卡；情況一定是這樣，儘管他的口才很好，但很多雅典人並不支持他，恰恰就是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好人」（ chrestos ），就像人們稱呼他的那樣。 [1] 對於後來的波雪梨阿斯來說，很清楚，例如（3. 7. 10），伯羅奔尼撒戰爭「使希臘的基礎分崩離析」。在他倖存的《奧林匹亞演說》（ Olympiacus ）的殘篇（33）中，呂西阿斯在宴會上向他尊貴的主人建議通過驅逐狄奧尼修斯來解放西西里，而且用劫掠這位僭主送到奧林匹亞的帳篷——不然的話會用得很多——作為行動的開始。希臘的悲慘狀況（在這裡指的是整個希臘）被描述如下：「大部分希臘都在野蠻人的手裡，很多城市都被僭主毀壞殆盡了；如果僅僅是由於虛弱而呈現如此的狀況，我們只能接受現實；但這是由於衝突和爭論，那麼為什麼不制止這一切呢？……在我們的身邊充滿了巨大的危險；你知道權力掌握在那些控制海洋的人手中，現在波斯國王擁有巨大的財富，感謝這支希臘的僱傭軍和艦隊，西西里的僭主也是如此。我們必須要做的是就是把我們的分歧放在一邊，去拯救我們自己，懺悔過去……」最後，說話者表達了他對斯巴達人的觀念的驚訝，他們任憑希臘燃燒，容忍僭主們對大希臘和小亞的希臘人的奴役——對此斯巴達人可能會回答說：「在我們的阿格西勞斯的領導下，我們在小亞反抗波斯人的行動中取得了可喜的進展，直到雅典、底比斯等城邦接受了波斯王的賄賂，起而反抗我們，迫使我們找回了我們的首領。」 [2] 參看上文（原文）68頁。在奧林匹亞的「議事會廳」（ bouleuterion ）向宙斯發出的誓言足以使他舉起雙手發出閃電。當然，正是此時買賣賽會勝利的做法或者已經出現了，又或者已經傳播開來。在第98屆奧林匹亞賽會的時候，在拳擊比賽中，一個帖薩利人賄賂了三個對手，使他們寧願挨打。另一種類型的欺騙行為出現在亞歷山大時代，蘭帕薩庫斯的阿那克西美尼按照特奧旁普斯的風格使用他的便利條件仿製成很多贗品賣到好幾個希臘國家，從而把它給搞臭了（波雪梨阿斯，6. 18. 3）。 [3] 在柏拉圖的《拉哈斯》（ Laches ）（179c）中，這些兒子們在這樣的事實上責備他們的父親，即他們在他們小的時候對他們過於放任自流了。阿里斯第德的一個年輕的後人幫人釋夢維持生計。 [4] 偽柏拉圖，《泰格斯》（ Theages ），126d。 [5] 關於老年的索福克利斯被帶上法庭也是父子之間激烈衝突的一個例證。在阿里斯托芬的戲劇中（《鳥》1337ff. ），為了遺產故意殺死父親的人（ patraloias ）是一個邪惡的人物。的確，詩人並沒有表明他是一個雅典人的代表，但是在當代，戲劇中的這種情況並不會宣揚殺父的思想。 [6] 參看勞恩斯坦（Rauchenstein）關於德摩斯提尼的《論王位》（ On the Crown ），18. 103。德摩斯提尼繼續自誇說（107）正是他的法律改善了一切。伊薩烏斯的第五篇演說是關於狄卡歐格尼斯（Dicaeogenes）的案子，是關於典型的逃避國家賦稅的厚顏無恥的行為。「哦，法官們，不要可憐他」，演說家說（35ff. ），「好像他很窮，很悲慘，也不要像一個對城市作出什麼貢獻的人那樣給他以好感。我將證明他是一個富人，在與城市、親戚和朋友的交往中他是一個最大的無賴。他不能逃避捐助的義務。當這麼多人出資建造三列槳戰船的時候，他卻沒有任何表示，這當中有些人的財產還沒有他從稅收中的收益多。當所有的公民傾其所有資助科林斯戰爭來拯救這座城市的時候，他卻一毛不拔，即使在公民大會上承諾的德拉克馬也沒有兌現。為此，他的名字被寫進了國家英雄的雕像前面的名單里，銘文是：以下名單上的這些人沒有能夠自願地履行把錢交到人民手裡以拯救這座城市的承諾。」關於狄卡歐格尼斯的欺騙和對他的家庭、他的朋友和神廟的卑鄙行徑都是經常被記載下來的行為，只是很少有這麼多事集中在一個身上的情況。這個人是哈默狄烏斯的後人，儘管他沒有在公共會堂［Prytaneum］用餐的權利。令人悲哀的是，這樣一個人竟能夠大膽地面對法律。 [7] 《反埃皮克拉特斯》（ Against Epicrates ），27. 6。下一篇演說《反埃格克里斯》（ Against Ergocles ）也是如此，以對那些通過偷盜國家的財富和在人人都要交納重稅的時候進行賄賂而發了財的人的誹謗作為開始。 [8] 普魯塔克（ de prof . 10）說：「到目前為止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附屬於雅典學派。」 [9] 希波里得斯在他的《為尤克斯尼普斯辯護》（ Defence of Euxenippus ）（33）中，對波呂烏克圖斯（Polyeuctus）對無辜的尤克斯尼普斯進行的可恥的告發發起了進攻：「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也沒有一個王公，或者某個民族像雅典的人民大眾那樣寬宏大量的了，因為我們不會坐視那些受到誣告的人受到損害，不論這個誣告者是個人還是群體，我們還會去幫助他們。」接下來是一個從那些無辜人士那裡沒收財產的目錄，獻媚者們正是用它們去白白地賄賂人民大眾。一個叫提西斯（Tisis）的人試圖沒收尤西克拉特斯（Euthycrates）的（60塔蘭特）的財產；接著，他又提出建議沒收菲利浦斯（Philippus）和瑙西克里斯（Nausicles）的財產，他們都是銀礦主；但在這裡他犯了個錯誤，被指控犯有應該剝奪公民權（ atimia ）的罪行。另外一個叫來山德魯斯（Lysandrus）的人要告發帕勒涅的埃皮克拉特斯（Epicrates），他是一個銀礦的礦主，最富有的公民都是持股人；他許諾說沒收所得可以給城市帶來300塔蘭特的收益，但是法官們堅持法律，重申了他的公民權。在進行了一些關於這樣的沒收對城市造成的危害的更深入的討論之後，演說家質問道：「如果掙錢有害的話，那麼誰還願意冒這個險去賺錢呢？」但是一個更加合理的問題是，在其他情況下，人民大眾在多大的程度上接受沒收的做法？可能希波里得斯列舉的事情都是例外。 [10] 普魯塔克，《德摩斯提尼傳》，20。傳統上雅典人能夠接受的故事的其他部分無疑是琉善在《食客》（ Parasites ）中記下來的，當中他這樣描述了雅典偉人們的行為：「伊索克拉底從來沒有進過法院，更不用說戰爭了，或是出於膽怯，或是因為他無話可說。德馬得斯、埃斯奇尼斯和菲洛克拉特斯把他們自己和這座城市都賣給了腓力，成為他在雅典的奸細……希波里得斯、德摩斯提尼和來庫古則在公民大會上裝出如此勇敢、如此大聲叫囂反對腓力的樣子，但是他們在戰爭中又做了些什麼呢？希波里得斯和來庫古從未跨出城門半步，而是躲在家裡沒有為議事會提出任何動議和決策；而這位最重要的演說家，經常在公民大會咆哮著這樣的言詞：來自於馬其頓的懦夫，從那裡你們甚至買不到一個體面的奴隸！最遠就跑到彼奧提亞，在面對面的肉搏開始之前就扔掉了盾牌跑掉了；所有這些情形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參看普魯塔克，《德摩斯提尼傳》，8，關於他「在戰場上的怯懦」，因此，當德馬得斯以此譴責他的時候，他沒有馬上回答。《德摩斯提尼傳》，3，記載了他「在危險和戰爭中表現出來的怯懦。」 [11] 希波里得斯，《為尤克斯尼普斯辯護》，18ff.，其中也列舉了受到「國家控告」（ eisangelia ）的法律保護的案例。在這裡公開聲言，因為演說家享有由於他們的政治行為所帶來的榮耀和特權，所以讓那些非演說家（ idiotas ）來為演說家造成的危險負責是不公平的。 [12] 在頒發給他的嘉獎令中說，當他負責金融事務的時候（12年，公元前338—前326年），他把國家每年的稅收提高到1200塔蘭特。波雪梨阿斯對他的看法就像對第二個伯利克里的頌詞。「他徵收來的稅收超過了伯利克里時代達6500塔蘭特；他為女神的節日建起了（全新的和更為漂亮？）的設施（ pompeia ），獻給100位少女的黃金的勝利女神和裝飾，還有戰爭中使用的攻城設備和400艘三列槳戰艦；他主持修建的其他工程包括劇院的完工，其他的已經開始，還有比雷埃夫斯港的軍械廠和西呂昂的運動場。」有一件事是他所不能改變的：公民兵還是在喀羅尼亞被打敗了，在他死後不久，在拉米亞戰爭中再次失利。 [13] 德摩斯提尼當然希望不惜一切地把他的雅典城變得更為強大，只有到那個時候才能確立其在為希臘的自由鬥爭中的領導地位，參看B. G. 尼布爾，《語言學論集》（ Kleine Philologische Schriften ），第一卷，480。 [14] 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哲學團體的觀點在《蘇格拉底傳奇》（ The Sign of Socrates ）中說得很清楚了，其中普魯塔克嘗試著創造出一種談話中的歷史小說，運用足以說明問題的文獻，哪怕是殘篇，儘可能地考察時空的背景。故事是關於聰明的泰阿諾爾（Theanor）、出身高貴的克羅托尼阿特（Crotoniate）到達底比斯去把里西斯的骨頭帶回義大利；他的死訊是由他的魔鬼帶來的。他還想報答伊帕密農達的父親波力姆尼斯，因為他對里西斯的熱情款待。儘管他了解到這個教派舉行的所有特殊的儀式都是由他的底比斯友人來完成的，他們不會接受他的錢，因為里西斯用了自甘清貧的理想來激勵他們——「最好的看護者和心愛的夥伴」——教導他們畢達哥拉斯教團的苦行主義責任。里西斯在那裡發揮了最後的作用。參看庫爾提烏斯（注釋96）關於伊帕密農達的教育的論述。 [15] 根據奧林匹歐多洛斯（Olympiodorus）在他的《柏拉圖生平》（ Life of of Plato ）中的說法，已經犯下可怕罪行的狄奧尼修斯非常驕傲於他的作為仲裁者的能力，並向柏拉圖誇耀自己。 [16] 我們不要討論阿爾忒彌西亞是否真的在飲酒的時候喝下了一些她丈夫的骨灰，就像格里烏斯（Gellius）（10. 8）和維勒里烏斯·馬克希姆（4. 6）所說的那樣。從維特魯威的記述中，作為一個寡婦，她並不是十分悲傷。她表現出力量、狡猾和與羅得斯人的戰爭中的堅韌。據說她徹底地征服了羅得斯，為了她的勝利而在那裡建立起一座紀念碑，（用鐵）作為羅得斯的標誌。即使在很晚的時候，羅得斯人還是不敢拆掉它，而是在它的上面建了一個稱為 abaton （意思是「不可接近」）的瞭望塔。 [17] 狄奧格尼斯·拉爾提烏斯，5. 6. 6，另一個版本見《蘇達辭書》， s. v.Heraclides 。 [18] 雅典尼烏斯，7. 33f. 。其中可能包含了一個雙關語， zen 與Zeus和Zenos相近。 [19] 《道德論集》，604d f. 。歐里庇得斯表達了這樣一種觀念： ubi bene, ibi patria ——我的家就是使我感到了回到了家的地方——見殘篇（Nauck 1047）「老鷹飛過每一片天空，只要有好人的地方都是它的家。」 [20] 參看普魯塔克的重要文獻 Mor . 793，談到關於老年人還有年輕人的身體鍛煉，甚至在帝國時代。 [21] 例如，雅典尼烏斯引用（338a）《可笑的回憶》（ geloia apomnemoneumata ）當中有一個叫阿里斯托德姆斯（Aristodemus）的人，還有348d f.，說到公元前4世紀一位著名的豎琴演奏者斯特拉托尼庫斯的笑話，被亞歷山大里亞的馬克翁在悠閒的短長格詩中再次提到；這完全是一種奇特的愛好，有一些達到了無聊的地步。斯特拉托尼庫斯從散文作家（《可笑的回憶》，350ff. ）那裡搜集來的笑話可以用來全面地了解希臘人的幽默。（根據厄福洛斯，斯特拉托尼庫斯的機智模仿了偉大的西蒙尼德。）雅典尼烏斯也提供了（98c）很多老狄奧尼修斯創作的格言，還有演說家德馬得斯和其他一些人關於種種事務的多少有些風趣的描述。當真正的詩人去做這些事的時候，他們通常都很大膽，但也很尖刻和恰當。但在公元前4世紀這卻成為博學人士的一種休閒的方式。因此，狄奧尼修斯把 menandros （期待男人）用在 parthenos （處女）上面，因為一個處女「正在等待一個男人」，把 menecrates （堅實有力）用在 stylos （柱子）上面，因為一根立柱是非常粗大和結實的；還有「 muon diekdoseis 」（老鼠洞），「 mysteria, hoti tous mus terei 」（密儀就是老鼠打洞）等說法。他想表現出機智；德馬得斯的努力更多的得到的是陳詞濫調，他把埃吉納稱為「比雷埃弗斯眼中的黏液」，薩摩斯是從雅典分離出來的一塊土地，男青年是人們的春天，城牆是城市的長袍，號兵是雅典人的獵狗。因為，他被人們稱為「名稱獵人」「the name-hunter」。像這樣一些婉轉的說法，有些富有詩意，有些十分有趣，都是雅典尼烏斯（10. 70）從安提豐的殘篇中摘錄的。語言的優美無疑是主要的目的，儘管他們看上去有些費解。拉科尼亞風格的作品（Laconisms）也同樣被搜集起來。 [22] 參看雅典尼烏斯，10. 46，關於圍繞在腓力身邊的 bomolochoi （喧鬧的使節們）。 [23] 參看雅典尼烏斯14. 3，關於雅典的智慧之多（ plethos tes sophias tautes ），包括60種智慧。這保持了一種可以認出來的風格（ eidos ），可以招募一些臨時的豎琴演奏員，可能因為沒有了豎琴演奏的需要，或者笑話的收入更高。 [24] 琉善，《死者的對話》（ Dialogue of the Dead ），9. 2。老狄奧尼修斯的朋友菲洛克瑟努斯希望他能夠擁有一隻鶴的胃；在新喜劇中，一個廚師仍然高興地把西西里人拉波達庫斯（Labdacus）說成是一個革新者，雅典尼烏斯9. 68。 [25] 見雅典尼烏斯8. 15中的《阿斯托狄達斯卡洛斯》（ Asotodidascalos ）。 [26] 雅典尼烏斯，6. 4—11。阿齊普斯（Archippus）甚至還寫了一部名為《伊奇特斯》（ Ichthyes ）的戲劇。 [27] 里貝克，《奉承者》（ Kolax ）（萊比錫，1883）。 [28] 雅典尼烏斯6. 39。阿里安也給出過一個著名的奉承者（ kolakes ）的清單以及關於他們的基本情況。（《殘篇》，107f. ） [29] 研究希臘文學的艾爾文·羅德把它們的時間確定在不早於公元前1世紀，並認為它們來源於亞歷山大里亞，但承認受到了老畢達哥拉斯學派觀念的影響（《羅馬史》［ Der griechische Roman ］，第67頁）。 [30] 見《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 [31] 詩人琉卡斯的菲拉伊尼斯（Philaenis）在她的墓志銘中得到了辯護，由埃斯克里翁（Aeschrion）撰寫，罪名是她寫過《論淫蕩文學》（ to peri aphrodision akolaston syngramma ），實際上這是雅典人波呂克里特的作品。 [32] 戈萊西亞對哲學家斯提爾波（Stilpon）說，指的是《敗壞青年》（ diaphtheirein tous neous ）的後記：「對於生活的不幸來說，他們與一個高級妓女或者一個哲學家生活在一起沒有什麼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