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和希臘文明 · 第四章 公元前5世紀

對於希臘人來說，公元前5世紀開始得很輝煌，但結束得卻很令人悲傷。從地理上看，這是一個在亞歷山大之前希臘世界拓展得最大的時期。所有的殖民地幾乎都處於繁榮之中；直到進入這個世紀的下半葉，從公元前430年開始，義大利南部的城市才開始受到盧卡尼亞人（Lucanians）和布魯提亞人（Bruttians）的侵襲。這些被從波斯人手裡奪回的愛奧尼亞抵消了。我們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對那裡的希臘人的生活產生了影響。對希臘人來說，他們在文化上的擴展是一個更加令人驕傲的理由。 最重要的因素是馬拉松、薩拉米灣、西墨拉、普拉提亞、米卡爾海角等戰役中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意識，在這些地方，希臘人戰勝了一個世界君王和腓尼基人的強大的商業共和國。 一個有能力摧毀即使是最有強力的單個國家的世界性君主在一定的條件下會出現，這是一個社會在其早期階段就發展起強有力的政體，並在某些重要的轉折關頭把它自身組織成為一個強大的王朝統治下的或者在宗教的助佑下的軍事國家，迅速蹂躪了那些多少比自己的文明程度還要高一些的周邊部族。接著，民族的和帝王的驕傲需要在皇宮中積聚大量的財富， 驅使成千上萬的奴隸大興土木，而統治者們則完全免於賦稅。因為征服已經確定了他們的身份，所以對征服者來說不可能還保持悠閒；他們繼續壓制其他充滿活力的原始部族，不是去劫掠，而是迫使他們在自己的軍隊中服役，就像居魯士對馬薩戈泰人，大流士對西徐亞人所做的那樣，目的是使更進一步的征服行動成為可能；為了獲得他們的海軍艦隊，航海民族也必須被征服。此類國家的內部組織依舊是原始的。從根本上講，這個世界性的君主國依舊是野蠻的，也就是說，它的文化還停留在它剛剛形成的階段。它必須要應對持續不斷的反抗，必須總是對它的國外領地，比如埃及，進行再征服；但即使在衰落中，它依然是邪惡和危險的；使用著殘暴手段和藐視道義的專制政府是它的一個持久的特徵。 在他們與這種形式的勢力進行鬥爭的過程中，希臘人所要面對的特殊的危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一些希臘人已經被打敗，不得不貢獻出軍隊來攻打他們自己的同胞。第二，有很多地位很高的希臘流亡者生活在波斯宮廷，例如，斯巴達被驅逐的國王德馬拉圖斯得到了薛西斯的寵幸，原因是他幫忙勸說大流士應該繼承王位。在希臘，波斯對個人進行著各種各樣的賄賂行為，希臘的流亡者在外面受到歡迎，獎賞豐厚。最後，處於絕望中的城市和黨派乾脆加入到波斯一方，比如，當克里斯提尼和他的同伴們受到斯巴達的威脅的時候就是這麼做的。在公元前490年，大流士的使者剛到那裡埃吉納人就獻上了水和土，因為他們正想在波斯人的幫助下與雅典開戰（希羅多德，5. 73，6. 49）。當所有這些信息傳送回波斯，在愛奧尼亞的波斯管理者也開始獻媚；在愛奧尼亞的起義被鎮壓之後被授予海陸統轄權的瑪多尼烏斯（Mardonius）開始嘗試仁慈的統治策略。稅收沒有增加，失信的僭主們被允諾中的民主制度取代，這個高招表明了波斯總督是多麼的了解希臘人。這塊土地享受到了波斯附庸的通常的優待，法律和秩序得到了保護，人們期待著繁榮再次回到愛奧尼亞。 正是在這種局勢下，希波戰爭開始了。我們一定希望能夠留下一個非雅典人對戰爭的記述，一個沒有被自我吹噓扭曲的記載。然而，我們不得不將就著使用這些經過整理加工的歷史，被各種傳說重新改編和美化過的歷史，在看待這些事件的時候心裡必須要有所保留。 戰爭開始於公元前490年，達提斯（Datis）和阿塔菲內斯（Artaphernes）組織的遠征軍在馬拉松遭到了敗績，它只是延緩了大規模的會戰。十年以後，一支無比巨大的軍隊，號稱170萬人，進犯希臘。 這是一群盲目的和組織混亂的烏合之眾；不同的部落保留著他們喜歡的民族武器和他們本民族的領袖，但是他們卻不被看作是國家的公務人員而是奴隸，因為名義上的指揮官都是阿黑門尼德家族（Achaemenids）的人，他們與國王有著血緣或婚姻關係。波斯國王下定決心，以其對希臘人的認識，可能派出了其十分之一的軍隊，集中訓練，準備與希臘人作戰。只有在薩拉米灣的海戰之後，瑪多尼烏斯（Mardinius）才被允許選出他想要的人馬，大約30萬人，進行了一場民族之戰。但是在普拉提亞，戰鬥主要依靠波斯人；其他民族的分遣隊在看到波斯人分崩離析的時候沒有進行任何抵抗就四散奔逃了。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如果薛西斯獲得了勝利，事情將會如何發展；他毫不猶豫地廢棄了巴比倫的柏羅斯神廟，殺死了那裡的祭司。與瑪多尼烏斯的想法不同，他想成為希臘的總督，薛西斯很可能會減少這個國家的人口，把希臘人遷到他的王國的內地， 就像在達提斯戰役之後埃勒特里亞人（Eretrians）被遷移那樣；實際上，如果他希望能夠一直避免這些頑固的希臘城邦東山再起的話，那麼他將別無選擇。在這個王國自身，阿胡拉–馬茲達（Ahura-Mazda）崇拜將會橫掃一切。這種宗教在貝西斯頓（Behistun）銘文中做出了詳細的解釋；波斯國王充分利用了阿胡拉–馬茲達崇拜來確保所有的民族向得到神保護的統治者屈服。沒有其他的古代宗教能夠像索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那樣得到了如此完美的改造，用來培育出一種永恆的自我正義和全知全能的傲慢； 或許戰勝希臘人將會使這種幻覺演變為一種徹底的瘋狂。信奉多神教的希臘人，不論好壞直到現在還是實用主義者，還沒有經過偽善的訓練，很可能會被迫在他們美索不達米亞的放逐生活中出賣自己的信仰。 在這樣的危險被幸運地避免之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小亞城市的解放，它們先在呂底亞後來在波斯人的控制下。當然，那裡的政治生活從來就沒有那麼重要，就像赫拉克利特和他的埃菲蘇斯公民同胞之間的關係那樣，不是很幸運；拋開公民的文化水平不論，民主政制的因素一定是很微弱的。而且，是聯合起來的希臘人獲得了解放，這使那個時候已經很強大的泛希臘情緒又得到了加強。希臘和西西里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區之間的新的關係需要一些新的法則。作為決定性勝利的後果，現在，對這個民族造成的傷害迅速顯現了出來。正是在希波戰爭之後，阿爾果斯毀滅了邁錫尼和梯林斯，其目的是「為了保護她自己不受到斯巴達的傷害」，緊接著雅典對埃吉納發動了進攻；正是在那時，首先是僭主後來是大眾為了爭奪霸權開始與西西里的本土居民抗衡，更不用說像普拉提亞這樣的舊城市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消失了。在這後一場戰爭中，勝利非常明顯地導致了民族的災難。那就是只要結束雅典的霸權，大體上講這就是勝利者得到的獎賞和目標；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在一項資金支援的協議中，斯巴達轉手把國王的祖先們從前曾經占有過的所有土地和城市交還給了波斯人，後者在早些時候曾經被徹底地打敗過。 在對這個時期的希臘生活進行一般性的討論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對一座城市進行一個粗略的描繪，她剛剛取得的主導地位導致了與公元前6世紀的希臘的一個主要的不同，就像她的偉大的歷史學家所描繪的那樣。 這個地區本身及其物產就很值得驕傲。「我們這裡的空氣是一種完美的中和，既沒有極端的炎熱，也沒有極端的嚴寒。我們國家的魅力使我們能夠吸引希臘和亞洲最優質的產品」，歐里庇得斯在他的《厄瑞克透斯》（ Erechtheus ） 的殘篇中作如是說。在《美狄亞》中也有一段關於厄瑞克透斯的兒子們的神奇的描述，他們總是在他們明亮的天空下優雅和自由自在地游弋，女神賽普麗思（Cypris） 在美麗的瑟菲索斯（Cephisos）河上追逐波浪，然後把它們變成溫柔和親切的清風從嘴中呼出來。 擁有淺而肥沃的土壤，這塊土地能夠生產出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地方都要好的蜂蜜、小麥和無花果； [1] 西美托斯（Hymettos）和潘特里克的採石場出產上乘的大理石，還有勞里昂（Laurion）的銀礦資源，在斯特拉波的時候，那裡殘留的成堆的礦渣還在被利用，在公元前5世紀的時候一定是很多產的。 所有這些對這塊土地的溢美之詞都被柏拉圖的《克里底亞篇》（ Critias ）（111）篇中的一段話抵消了，在那裡阿提卡被描述成一個貧瘠和乾旱的地區——就像今天的普羅旺斯和大部分義大利——在這樣的環境中，當然可以出產上好的水果，但不會有茂盛的林木。在神話時代，阿提卡與其他地區相比經歷了人口的減少，甚至修昔底德（第一卷，2）自己也用這樣的事實解釋了這種情況，那就是表層土的淺薄對飢餓的入侵者來講是沒有什麼吸引力的；彼奧提亞和忒薩利亞要肥沃得多，斯巴達在自然資源上占據優勢，只要美塞尼亞還是它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俄狄浦斯在克羅努斯》中，當合唱隊對他們所在的地區進行優美的讚頌時，可能指的只是阿提卡自然條件較好的一角罷了。 從呂西阿斯的一篇很有名的演說中，我們了解到伯羅奔尼撒戰爭使從前的一片茂盛的橄欖林荒廢了（呂西阿斯，《論橄欖樹殘枝》［ On the olive stump ］）；但是即使沒有戰爭的影響，就像呂西阿斯所描述的，阿提卡的農業本身也存在劣勢，因為他說這塊土地更換主人和佃農太過頻繁了。 在一個如此喜歡爭論的國家是沒有安全感的，占據著這樣一個人為的政治地位，她卻不能——如果我們拋開拉魯斯的土地和特里普托勒摩斯的傳說的話——生產出足夠的糧食來養活50萬人口，所有的人都要依靠海外——主要是埃及和南部俄羅斯之間——生產的穀物做成的麵包維生。在這個方面，雅典自給自足（ autarkeia ）的理想就有一個險惡的缺口。據柏克估算，雅典需要進口80萬到100萬麥斗（ medimnous ） 的穀物，任何海上的戰爭都會引發饑荒，因此海軍的一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證糧食的進口。僅僅為了得到俄羅斯的穀物和鹹魚，就需要在色雷斯的柴索尼斯（Chersonese）和博斯浦路斯駐兵把守，以保護黑海的通道。 在羊河戰役（Battle of Aegospotami） 之後，當與這些地區的交通被切斷之後，雅典所有的物品都出現了短缺，尤其是糧食。 穀物的貿易在法律上受到嚴格的保護。法律規定，雅典人或外邦人不得購買船隻，除非它是用來把穀物或者其他貨物運回雅典； 人們希望一個從海上返回雅典的公民能夠運回一些糧食，這項習俗對外邦人和和外國人來說也是適用的，他們還可以因此而得到優待。 而且，不論是公民還是外邦人，都不允許把糧食運到其他的地方； [2] 他們會因為把糧食運到海外而受到告發，這樣做的一個結果就是阿提卡的船主們會完全放棄運送穀物；商人的零售貿易也受到了極為嚴厲的限制和懲處；他們只允許每麥斗的穀物賺一個奧波爾（ obol ）。但是批發商很顯然是不願意服從管理的，所以他們常常會與小販們串通起來用散布糧荒的謠言而使糧價上漲（呂西阿斯，22. 14）。每年通過抽籤任命的監察員（ sitophylakes ）也像雅典其他的公務人員那樣很容易參與這種陰謀。對獻媚者來說也很容易把一些無辜的人告上法庭，說他們倒賣穀物； 與事實相違背也會屈從於不講道理的嚴厲的死刑。 然而，我們知道，儘管他們是全權公民，但也會經常由於被狡猾的商人欺騙而被判處極刑，那些商人也是如此，除非他們能夠證明自己的清白（呂西阿斯，22. 16. 18）。所有這些嚴厲的措施都是徒勞的；城邦下決心要進行自上而下的控制，只能把自己逼進死胡同，因為最終到了這樣的地步，在那裡不論是批發商還是零售商都沒有雅典人了。前者很顯然幾乎一直是外國人；他們不在法律的管轄之下，人們不得不對他們表現出最大的尊敬，儘管這與雅典人通常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3] 零售商通常也都是外邦人，他們很樂意地做著為公民們所鄙視的買賣；他們當然每天都有可能受到性命攸關的控告，但是利潤是如此豐厚，還是值得冒這個險。不論城邦如何大聲地宣告對這個充滿敵意的群體的厭惡之情，不論對他們施以了多少極刑，但還是不能擺脫對這些非雅典人的令人非常不快的依賴；其原因在於城邦自身由於其荒謬和不切實際的法律而使穀物的貿易變得不可能了。 為了對雅典人的生活做出公正的評價，我們必須首先要接受以誇大其詞為能事的修辭學，這種學問貫穿了城邦發展的始終。還有什麼事情讓雅典人如此地自鳴得意呢？ 第一個問題是他們是如何獲得了一種十分獨特的關於阿提卡人十分虔誠的觀念。「我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沒有看到過像你們那樣的虔誠，也沒有你們那種文雅的思想方式和避免謊言的優秀品質」，在索福克利斯的戲劇中，俄狄浦斯對提修斯這樣說道。 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的話直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末期人們還能大言不慚地說起，在那時，獻媚和偽證已經司空見慣。在雅典，人們相信，在出現普遍饑荒的時候，阿波羅已經把代表所有希臘人和野蠻人發誓的權利賦予了他們。人們還普遍地認為，雅典人具有一種獨特的高貴和冷靜的性格， 包括超乎尋常的好客，尤其是對那些流亡者。最後，儘管其他的希臘人沒有什麼發明創造的才能，但阿提卡傳統上就被認為是文明的創造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傲視所有其他的民族和其他的希臘人。根據這種看法，是雅典人第一個教會人類如何播種穀物，如何使用泉水； 他們不僅是第一個種植橄欖樹和無花果的人，而且他們還發明了法律和正義，賽會和體育運動，使用馬拉車。 在後來，所有這些對雅典人來說都變得很坦然了；整個希臘世界讚美雅典的方式就好比是今天人們談到巴黎時說的那些廢話。他們因為第一個建起仁慈的祭壇，向希臘人傳布了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制定法律從而結束了一種野蠻和不公正的生活，第一個拯救了流亡者，公正地對待所有請求保護的人而受到讚美；最後，他們之所以受到讚美，還因為雅典是所有人類的公共的教育中心； 皮提亞的神據說曾經為希臘人的城市、火爐和主席廳命名。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阿提卡的神話這個話題。只有在雅典，以及某種程度上在底比斯才擁有一種神話傳統，它把一種古代的政治發展史與一種強大的文化傳統交織在一起，它們都是通過一些較早階段的神話表達出來的。 這種神話的性質表明它是一種特例；它與通常意義上的希臘神話有很多接合點——例如，提修斯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英雄；但是它還有一個獨立的和十分古老的存在形式。 [4] 看上去很多名字部分出於傳統，部分來自於象徵，它們構成了一個在譜系和政治之間交替的年代學上的序列。隨著時間的推移，悲劇作家受到了這種傳統的巨大的影響， 像他們一樣，演說家也擁有了一個傾向於把雅典的過去理想化的參考文獻的資料庫，而在大眾當中，則擁有所有種類的流傳下來的地方神話，它們與其他的神話充滿了不一致的地方。 在關於阿克泰烏斯（Actaeus）、克刻洛普斯、克蘭納俄斯（Cranaus）、厄瑞克托尼俄斯、潘狄翁直到提修斯的神話故事中，有一種自然神話、政治觀點和宗教觀念的奇怪的混合，我們不能冒險去嘗試著確定這些不同的因素產生的時間。神話傳說與很多地點聯繫在一起，它們包括衛城，戰神山，公民大會會場（Pnyx），以及那些與克勒俄斯（Celeus）、特里普托勒摩斯和厄琉西斯有關的地方；主要的一個地點與波塞冬和帕拉斯爭奪衛城有關，有證據表明它是由克刻洛普斯建立起來的；它或是來自於一個舊有的寓言或是一個更加古老的自然神話。敵人的進攻被記錄下來；與卡里亞人、彼奧提亞人、皮拉斯吉人，阿瑪宗人的衝突——最後一伙人被認為是在戰神山上安營紮寨的——都是以雅典的勝利而告終。接著，當提修斯被篡位者推翻的時候，這座城市似乎也是特洛伊戰爭的一個參與者，一開始是提修斯自己作為代表，在他倒台之後是他的兒子阿卡瑪斯（Acamas）和德摩福翁（Demophon）；雅典人因為「經歷了戰爭」並解救了提修斯的母親年邁的阿瑟拉（Aithra）而聞名，但在其他地方幾乎沒有關於他們的記載，實際上《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提到提修斯和他的兒子的段落可能也是後來加上去的。 早在公元前2世紀，憎恨荷馬、蔑視德爾斐的心懷惡意的達菲達斯（Daphidas）就堅持認為雅典人就根本沒有參加過特洛伊戰爭； [5] 所以他們一定篡改了希臘神話，把他們自己硬加了進去。不論如何，人們的印象總是他們在特洛伊的時候沒有取得什麼輝煌的成就，後來用他們與荷馬本人爭吵的故事加以追述；他們確信他們罰了他50德拉克馬，因為他們認為他瘋了。 不論在特洛伊戰爭中發生了什麼，作為多利亞人移民結果的愛奧尼亞的殖民活動的確是由雅典人領導的。 提修斯的家族似乎曾經被涅琉斯家族放逐過，他是從伯羅奔尼撒半島被赫拉克利斯家族趕走的；繼任的國王是美蘭托斯（Melanthus）和他的兒子考得魯斯（Codrus）。考得魯斯的兒子們，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領導過無數次向塞克拉得斯（Cyclades）和小亞沿岸的逃亡， 在這個關鍵時期，雅典以其異乎尋常的活力和才能使它自身成為很多殖民活動的領袖，這些事情的真實性是不容否認的；其中的一個證明就是愛奧尼亞城市一直保持的對雅典人的忠誠感。它具有雙重的性質；一方面，人們為自己是這裡的原住民而感到驕傲，這種驕傲基於這樣的觀念，即阿提卡的居民一直是同一種族，因為其貧瘠的土地對入侵者來說沒有什麼吸引力，另一方面，眾所周知的是，很多被希臘其他地方驅逐的強有力的移民者到雅典避難而成為公民，致使這個地區人滿為患，所以不得不又要向愛奧尼亞殖民。這種把土著與好客混合在一起的想法，最初是出自修昔底德 之口，再一次給了雅典一種在整個希臘不同尋常的地位，這種看法一直很流行，後來還被喜歡誇大其詞的演說家大為放大和美化了。 雅典的好客（這可能並不總是完全心甘情願的）還反映在普通的希臘神話中，這些神話自身就是抱著這樣的目的找上門來的。不僅歐摩爾波斯（Eumolpus）統治下的色雷斯人和希波呂塔（Hippolyta）統治下的阿瑪宗人充滿敵意地進入到這個國家， 就連赫拉克利斯家族也到雅典尋求援助以對抗歐律斯透斯，他想通過這場戰爭迫使它成為第一個與伯羅奔尼撒人為敵的城市。 拉庇泰人（Lapiths）、彌倪阿斯人（Minyans）、卡德摩亞人（Cadmeans）曾經在不同的時期到這裡生活過。在七將攻下底比斯之後，提修斯迫使底比斯人在一場勝利的戰役後放棄他們的屍體，以把他們埋在埃留西斯幫助阿德拉斯托斯實現了心愿。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雅典待過。在希臘神話結尾處的最終的和解也會發生在雅典。在這裡，在不幸的拉布達科斯家族（Labdacids）從底比斯前來為他進行辯護之後，當著克羅努斯的老年人和提修斯國王的面，俄狄浦斯找到了和平。在歐里庇得斯的戲劇中，在殺死了他的孩子之後，提修斯親自歡迎赫拉克利斯。正是在戰神山上的法庭，奧列斯特被宣布無罪釋放。 雅典人出於對名譽的渴望，甚至堅信，在美塞尼亞和斯巴達發生的第一次戰爭之前的訴訟案中，美塞尼亞人曾經請求這同一個法庭作出裁決。 說到阿提卡神話的氛圍，應該指出其博愛的特徵與俄狄浦斯、阿特里代兄弟（Atreidae）、美狄亞等故事相比確實有理由值得驕傲。伊索克拉底就強調過這一點，他說在雅典，即使在神話時代，四到五代的王朝通常都不會出現可怕的家庭仇殺事件（《泛雅典娜節演說》［ Panathenaicus ］，121ff. ）。這種道德上的優勢在提修斯的時候達到了至高點，演說家相信正是在提修斯的時候開始建立民主制度，從那以後雅典被認為是遵從法律的政府的典型。其他的希臘人據說從雅典那裡學到了建立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和進行什麼樣的戰爭才能夠使希臘人成為偉大民族的方法，甚至來庫古還被認為從這座城市獲得了有用的政治和軍事上的啟示。在歐里庇得斯的荒謬虛構下，提修斯除了是一位英雄的國王之外，還成為民主原則和自由主義的創立者。 在歐帕特里家族（Eupatrids）統治時期，貫穿整個公元前7世紀，雅典似乎還沒有與其他的希臘人有什麼特別之處。但是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獨特的政治發展逐漸開始出現了，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在沒有出現任何可怕的革命和反動的情況下發生了所有的轉變。梭倫的立法活動首先表現出了反思和中道的勝利，接著是所有僭主中最開明和高效的皮西特拉圖的僭主時代，這使得接下來的克里斯提尼時期民主政治的形成看上去是在最平和輕鬆的氛圍下進行的；在僭主被驅逐之後，希臘人所有的發明創造都全部被掛在了雅典的名下。 所有這些都是最動人的政治天才的證明。與此同時，雅典在所有的希臘人中在教育、藝術和社會習俗上都處於領導地位，然而，在這個時期，希臘精神及其成果是均勻地分布在各個部族之間的，最強的部分是處在小亞的愛奧尼亞人。這種動力來自於阿提卡的中心位置及其農業和商業活動的令人愉快的結合；但在這裡，決定性的因素仍然是天才，一種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都要強有力的天才。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似乎自然把貯存起來的所有的力量都在這裡爆發出來，雅典的地位就好像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佛羅倫薩，後者是歷史上惟一能夠與雅典相媲美的地方。也就是說，一座城市寄託了整個民族的希望和潛能，就好像通過一個孩子，整個家族的特殊才能被完全地展示了出來。從那個時候開始，整個自由的希臘都披上了雅典的色彩，由雅典決定；每個希臘人都把這座城市當作是希臘文明最主要的表達者。 作為包括越軌行為在內的過於自由地放縱自己的精神的一個結果，雅典在政治的意義上很快就使自己變得筋疲力盡了；但是其文化上的地位卻保留下來，在賽會所在地和德爾斐喪失了它們處於中心的重要地位之後，雅典繼續成為希臘人精神上的都城，就像在羅馬人的統治下雅典還是能夠在物質上得以保存並能夠體面地繼續存活那樣。 我們擁有足夠多的關於雅典的生活方式和習俗的描述；他們及其子孫提供了比任何其他的希臘人都要多的有關他們的記載。當迦太基人失去很多親人的時候，他們通常會在城牆上掛上黑布； 雅典的習俗是舉行一次公共的葬禮，讓一位演說家對死者和他們的祖國進行讚美。就像其他風俗一樣，這種風俗還被推演到了神話時代：墨涅斯透斯就被認為在特洛伊戰爭中在埃阿斯的葬禮上發表過這樣的演說。我們對這一做法的歷史一無所知，直到修辭學產生的時代，因為它提供了一種高尚的主題。在後面我們會提到修昔底德關於伯利克里的葬禮演說；在古代，高爾吉亞的一篇紀念性演說也很有名，儘管它的作者作為一名非雅典人，不可能是自己發表的，而是作為一篇這種演說的有益的範本而保存下來的。呂西阿斯發表的為科林斯戰爭（並不是一次徹底的勝利）的死難者的演說可能就是由呂西阿斯自己或別的什麼人寫的，或者是作為學校的習作被創作出來的；但是它以最無聊的方式表現出了雅典人的虛榮，從一開始它就宣布，所有的時間加起來都不足以創作出一篇能夠對死者的功績給予公正評價的演說詞。在這篇演說中列舉了阿瑪宗人，七將攻打底比斯，赫拉克利斯的功績和希波戰爭，這些都是雅典的光榮，他利用了神話和歷史成就的一個連貫的模式，這個模式可能是所有雅典人都堅信不疑的。希羅多德對此也一定非常熟悉，因為他描述了雅典人在普拉提亞戰役之前正式地誇耀他們曾經保護過赫拉克利斯家族，他們打敗了阿瑪宗人，舉行過七將的葬禮，取得了馬拉松戰役的勝利（9. 27）。同樣的功績再次出現在對喀羅尼亞的陣亡將士發表的演說中，這篇演說被歸在德摩斯提尼的名下；從它論述的範圍和觀點來看，其實際的發表時間顯然很晚，它把這次戰役看作是大希臘的自由終結的一個標誌。為陣亡將士編寫葬禮演說當然對學習修辭學的學生和初學者來說是一件很受歡迎的任務，因為初學者自然會選擇可以得到的最莊嚴的題目。在偽柏拉圖的《美涅克塞努篇》（ Menexenos ）中，作者借阿斯帕西亞之口說出了此類演說的原則，其目的可能是藉此嘲笑整個的做法。到了公元前4世紀，當軍隊不再從公民中招募了，這種習俗也就失去了任何意義。然而，如果在死者中仍然有公民的話，葬禮上的演說就還有一些意義。德摩斯提尼的確發表過一篇獻給在喀羅尼亞的死難者的演說，但是沒有保存下來，還有希佩雷得斯（Hypereides）發表過為獻給在拉米亞戰爭中的死難者的演說，已經被重新發現。這位演說家可能受到了伯利克里的榜樣作用的影響，沒有講述任何的神話和神話事跡，而是對列奧斯提尼（Leosthenes）和那些與他一起倒下的人們的功績大加讚美。他們在哈得斯那裡受到了特洛伊英雄們、泰米斯托克里和僭主刺殺者們的歡迎，儘管據說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的功績超過了所有這些人。他們犧牲了他們的生命，為了使雅典人和希臘人能夠自由地生活，在他們剛剛去世的時候就被人們賦予了這樣的成就，但對於這項事業他們的確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們被稱為是幸運的人，失去了生命的羈縻，與伯利克里的用詞都一樣；演說家相信列奧斯提尼的勝利避開了被馬其頓奴役的命運，這在後來卻成為一個痛苦的現實。那些在最近的戰事結束之後就發表的主題演說常常會輕而易舉和自然而言地成為訃告的範本。因而，來庫古在他對列奧克拉特斯（Leocrates）的指責中，是不會放過對喀羅尼亞的死者進行讚美這樣的機會的。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後的頭一年的冬天，伯利克里發表了被修昔底德記錄下來的葬禮演說（2. 35ff. ）；它表明雅典的形象在那時是如何被理想化的；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把這個國家帶進一種危急的情緒當中，而不是叫他們僅僅接受一種溫和的愛國主義。任何一個要發表重大的公共演說的人都應該事先讀一讀這篇東西。首先，伯利克里在讚美死者的時候沒有引用任何神話，而是把自己限制在對他們那一代人的至關重要的和強有力的品格的讚美上面，作了一個廣泛的回顧。我們甚至很難抗拒演說中所表現出來的樂觀主義情緒，但如果作一番進一步的考察的話，似乎又是值得懷疑的。 伯利克里讚美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雅典政制，在這種平等觀念的支配下，國家當中的特權完全依賴於功績的大小——站在他的身邊的就是克里昂，與伯利克里相比更顯得相形見絀。他讚美平靜的私人生活，身邊的賽會、儀式和令人愉快的家庭對身心的愉悅；輕鬆的生活方式，沒有沒完沒了的軍事訓練，但這種生活方式培養出的勇氣並不比那些無限期地把人們逼向極端的民族（也就是斯巴達人）要少。當伯利克里討論這种放松的生活方式的時候，他正在被持續不斷的訴訟案困擾，阿斯帕西亞被指控犯罪，他在把阿納克薩格拉從死刑中拯救出來的問題上遇到了困難。他還稱讚雅典人熱愛美而不奢侈 [6] ——說得輕鬆，但當時正是盟邦繳納的貢金才使雅典輝煌的城市建設成為可能。他稱讚商人也可以參與政治——這使我們再次想到了克里昂，他是一個皮匠。他描述了雅典人是如何地通過給予而不是索取而贏得了朋友，不計較一時的回報，而是完全相信別人也會慷慨大方；他們的國家是如何地成為所有希臘人的學校，雅典以這種獨特的方式獲得了聲名，它是惟一一個其敵人不會因為被打敗而感到羞恥，其屬國不會因為被奴役而感到屈辱的國家——儘管修昔底德自己就說到過雅典是如何受到屬下各邦的憎恨。我們完全可以用修昔底德自己的話來反駁他，做到這一點並不難，但所有這些確實是以最輝煌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就好像是理所當然；接下來就是這一宣言：「不論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都會受到人們的羨慕，我們不需要荷馬，所有的陸地和海洋都是展現我們勇氣的舞台；正是以這樣的方式我們已經豎立起不朽的豐碑，不論我們帶來的是至善還是邪惡。」接下來的詞句就是：「這些人正是為了這座城市而犧牲的。」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我們很難抗拒這種樂觀主義，但很快就因為可怕的災難而受到了懲罰：這當中展現出來的天才的確是無與倫比的。必須承認這篇演說能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雅典人。人並不僅僅是他們的外表所表現出來的樣子，而且還是他們心中所懷有的理想的化身，即使他們從來沒有達到那些理想的境界，但僅僅是這樣去努力的願望就可以判定出他們的一些本質特徵。 修昔底德記錄下來的伯利克里的第二段演說也是非常有趣的（2. 60ff. ）。在這篇演說中，當時他們的地盤已經被斯巴達人占領，橄欖樹林大部分被破壞，他向雅典人表明不可能再挽回了，現在需要激發人們高貴的野心。阿提卡這個小王國現在荒蕪了，他告訴他們，就剩下了一座花園大小的土地，在他們真實的力量之外，財富不再能夠給他們帶來什麼快樂；他們在放棄霸權的問題上已經無可選擇，這是希臘有史以來最強大的霸權；儘管它現在受到軍事力量的制約，但沒有它他們絕不可能獲救；只有那些寧願因為他們的偉大目標受到嫉妒的人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事實再次證明，雅典人自己找到了解決的辦法。 在克里昂發表的演說中，他極力鼓動給予背叛的密提林人（Mytilenians）人以嚴厲的懲罰（3. 37ff. ），從中修昔底德道出了雅典人的另外一個卓越的特點。儘管在其他的地方克里昂被描述成一個十分粗俗和尖刻的人，但在這裡的出場卻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向他的同胞述說，不怕以最明確的方式責備他們，把他們說成是憤世嫉俗的非同尋常的奴隸，每個人都想成為演說家或者至少是激烈的質問者，急於對計劃中的事情進行預測，但又不願意預見事情的結果。最後他暗示道，如果他們在這件事情上過於仁慈的話，他們將會放棄統治權，偃旗息鼓過一種不再有任何冒險的平靜的生活；這篇演說就發表在伯利克里懷疑他們是否還擁有這種選擇權的言論之後。 最後，修昔底德還提供了他們的敵人是如何看待雅典人的有關論述，比如科林斯人的看法（1. 70f. ）。他們說雅典人喜歡冒進，能夠很快地做出決定並付諸實施，從不猶豫不決，熱衷於海外的冒險活動；他們追求儘量大的好處，在為國家犧牲自己的生命的問題上是如此地義無反顧，就好像他們的身體不是自己的一樣。他們把沒有實施的計劃看作是一種損失；與沒有完成的工作相比，任何所得對他們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任何一次失敗之後，他們又會盼望一些新的失敗。 不論面對多麼巨大的艱苦和危險，他們的精力在整個的一生中都不會減少；他們從不停下來享受他們已經擁有的東西，快樂對他們來說就是儘快地投入行動；他們天生就不讓他們自己過太平的日子，也不讓別人過上太平的日子。科林斯人發表的這番對雅典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釋西西里的遠征。 在所有這些演說中所呈現出的是一種驅動所有這些人前進的充滿熱情的共同意志。他們真正的動力就是對於沒有嘗試過的或者沒有完全實現的事情總是有一種不滿足，因為激情是一種原動力，所以他們總是不能控制他們所做出的決定，但有時卻能夠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收穫。畢竟，令後人驚訝的是雅典人追趕波斯人足跡遍及了東部地中海的所有港口；與埃及人締結了盟約，致使它在伊那羅斯（Inaros）的領導下背叛了波斯人； 接著蹂躪了孟菲斯大部，即使最後被打敗，被迫燒掉了他們自己的戰船，但卻成功地奪路逃出了埃及。在保存下來的刻有埃及戰爭一年中的犧牲者的名單的銘文中反映出了雅典人充沛的精力和事業心，開始的地方這樣寫道：「這些厄瑞克透斯的後人是在賽普勒斯、埃及、腓尼基、海雷斯（Halieis）、埃吉納、麥加拉的戰爭中倒下的，他們都死於同一年。」 我們必須記住，雅典的霸權在其極盛期需要在希臘的其他地方付出巨大的犧牲，即使像埃吉納這樣的著名城邦也開始拒絕成為其霸權的一個部分，成為雅典的絆腳石。那時候埃吉納十分繁榮，氣勢很盛；它十分富有，擁有很多三列槳艦船，還有很多重要的藝術作品； 但是它與雅典的敵意由來已久，很難判斷孰是孰非。在公元前457年，雅典人來了，蹂躪了這個島嶼，從城鎮強行徵稅，後來驅逐了那裡的居民，代之以來自阿提卡的殖民者。然而，斯巴達人給了埃吉納人特瑞阿提斯（Thyreatis）一塊土地，在公元前404年又在來山德的幫助下返回了他們的家鄉。 在埃吉納人遭到屈辱之前，雅典在彼奧提亞的歐諾菲塔（Oenophyta）取得了一次勝利，接著毀滅了沿岸地區。在公元前455年，托爾米德斯（Tolmides）劫掠了賽特拉（Cythera）和伯羅奔尼撒的海岸，燒毀了拉西戴夢人的軍械庫；他占領了克法勒尼亞（Cephallenia）的城鎮，蹂躪了瑙帕克托斯（Naupactos），他把逃離斯巴達的美塞尼亞人安置在了那裡。在公元前453年，雅典的霸權達到了頂點。 當伯利克里在西庫翁附近取得勝利之後，即使他沒有能夠占領這座城市，他還是毀滅了這個地區，並劫掠了阿卡尼亞人的海岸；科林斯海基本上都掌握在了雅典人的手中。但是，當客蒙死在賽普勒斯，雅典與波斯人簽署了停戰協定之後，這個協定的確帶來了永久的和平，雅典的霸權卻開始退化了。在公元前447年，雅典在克羅尼亞（Coroneia）被打敗，從此喪失了其在彼奧提亞和中希臘其他地區的影響，接著麥加拉退出了同盟，也想退出同盟的優卑亞則受到了伯利克里嚴厲的懲罰。公元前445年與斯巴達達成的三十年和平條約起到了保護雅典同盟國的作用，但很快就發生了薩摩斯和米利都的爭執，雅典當然偏向米利都，接著伯利克里發動了與薩摩斯的戰爭（公元前440—前439年），最終，薩摩斯的城池被摧毀，民主制度在這個島嶼建立起來。 [7] 這一回，巨大的危險再次被避免；對那些事先能夠做出理智思考的人來說，所有這些突發事件反而掩蓋了更為重要的事件，儘管正如狄奧多洛斯所言，大約在公元前440年，和平和繁榮降臨到了整個世界（12. 26），但沒有人保證這種局面能夠長久維持。 對同一時期的雅典自身來說，公民權的民主化改革完成了，在戰爭中服役的三個有薪金的等級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利，法庭和公民大會更加完備，還有獻媚之風、國家審判制度等等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雅典的所有這些發展都被認為與其廣泛發展的霸權相適應，這種霸權使她的那些希臘同胞處於不利的地位，這種統治形式在世界歷史上只有在那些貴族共和國成功地實行過——威尼斯，熱那亞（這些國家的確是分裂的，但卻是貴族形式的分裂），尼德蘭公國——在那時，主要是針對那些由外國人組成的臣民。同盟國被粗暴地對待，財物被徵用，不得不到雅典去打官司，很多人逃離了這個霸權的地區到蘇瑞去逃避在家鄉受到的壓迫，這座城市是伯利克里在公元前445年一手建立起來的，它取代了從前的塞巴里斯。 如果一個城邦試圖以武力對抗的方式脫離這種統治的話，雅典最後的手段充其量就是鎮壓起義，向這個地方殖民，或者最壞的結果是毀滅這座城市，在廢墟上建立起二流的民主政體。並不使人驚奇的是，與雅典相比，斯巴達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迎，所以雅典人不惜發動伯羅奔尼撒戰爭。把一份輝煌的遺產傳播到世界是她的任務和使命，對人類來說，最大的收穫和損失似乎全在於其文化的存在和消失。雅典在政策上的草率及其導致的不可挽回的後果即使對於今天的我們都是具有啟發性的。 雅典人自己為了雅典的存在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關於要成為一位模範的雅典人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在安提豐的四部曲之一（1. 2. 12）中有著全面的論述。模範的公民是這樣一個人，他的收入經常要繳納很高的稅，經常用來建造三列槳戰船，還提供豐厚的捐助（ choregiai ），要為很多朋友提供基金，交付高額的保證金，他要通過工作而不是訴訟來發家致富，負擔起他的那份贊助，忠實地服務於城邦。在交了所有這些稅收、建造三列槳戰船的費用、捐助、捐獻、保證金和贊助（也就是娛樂活動的費用）之後，如果還能剩下一些什麼那就怪了。 [8] 除了以這種方式受到盤剝之外，公民們還會因為其他很多原因受到他們的城市的折磨。最糟糕的就是在沒完沒了的國家訴訟中受到的政治迫害，獻媚之風也與日俱增，這使生活變得無法忍受，在通常的情況下又會更多地訴諸法律。這是希臘人的一個根深蒂固的習俗。在《伊利亞特》中，阿喀琉斯的盾牌上就表現了一個訴訟的場面，對它的描繪就像現實中一樣引人注目（《伊利亞特》，第十八卷，497ff. ）。在所有的希臘城市中，這種做法一直從貴族時代持續下來。只是在僭主時期作為改革的一部分這種做法有所中斷，但到了民主時期，訴訟再次成為了一個持久的和非常病態的風氣。在這個時期，此類的文獻僅存於雅典。 [9] 除了一些惡棍試圖復仇或勒索，一種由閒散而激發起來的瘋狂告發他人的熱情出現在很多公民當中，在法庭的訴訟程序、公共演說等事務的誘惑下，形成了一種與政治上的獻媚相併行的現象。有幾宗記錄下來的訴訟案，不僅是呂西阿斯的還有更早的安提豐的，很明顯都屬於這種類型。 [10] 在那些辯護詞中通常使用的一句話就是：「現在，完全清白無辜的人會受到陰謀家的迫害，其危險性並不亞於那些犯下邪惡罪行的人。」（例如，呂西阿斯，5. 2） 監察員（ sitophylakes ）的例子說明了官員們是如何被草率地判處了死刑。有一次，受到猜疑的蒙蔽，雅典人處決了一個國庫管理員之外的所有的人，當最後一個已經掌握在十一人團（The Eleven）手裡的時候，真相才大白； 我們不得不認為，雅典人是這樣一種人，他們總是認為自己被搶劫了。事實是大眾的確經常受到那些國家管理者的欺騙和蒙蔽，同時他們對政府也一直處於一種憤怒的不信任狀態當中，同時他們還追求著欲望上的滿足。在處於危機和激情的控制下的時候，比如西西里遠征，焦躁不安的情緒會進一步加強，在對毀壞赫爾墨斯神像的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面對神秘的事情，雅典人表現出確定無疑的自大狂症狀，對完全精神失常的爆發沒有表現出半點的抵制能力。控告人立即宣稱，對赫爾墨斯的破壞並不是一小撮人幹的，而是為了顛覆整個民主制度；大眾戰慄了，因為又要開始對公民進行拷問了。那時的規則是，那些能夠告發同謀並提供罪證的罪犯就會被無罪釋放，但如果是他們的話沒人相信就會被判處死刑。 [11] 普魯塔克筆下的尼西阿斯，由於他的富有，其整個一生似乎都處在一種被圍攻的感受當中（《尼西阿斯》，4f. ）。他極端的隱居習慣也不能使他擺脫人們的糾纏；請求者和委託人不斷地出入他的家門；對那些可能對他不利的人他只能給予饋贈，因為他十分害怕獻媚者，所以受到了喜劇作家的嘲諷。當我們被告知，他認識到大眾有時候是多麼會利用天才和演說的技巧，但是當這樣的人寧願自甘墮落而不要自尊和恰如其分的驕傲的時候，這種傑出的才能是多麼令人懷疑，我們要知道，在公元前5世紀，雅典已經耗盡了它最好的力量。菲迪亞斯死在地牢中，伯利克里死於瘟疫，無疑，過度悲傷也是原因之一；尼西阿斯自己寧願在西西里結束自己的生命。當亞西比德生活在小亞的時候，人們會在街頭巷尾聽到這樣的話：「城裡連一個男人也沒有了。」（阿里斯托芬，《呂西斯忒拉塔》，524） 我們不但能夠很好地想像出密謀者的心理狀態，還能想像出真正的政客的心理狀態，在那時除了這些，狂熱的笑話家阿里斯托芬和其他的喜劇作家總是能夠把對時局和人格的諷刺推向奇異的極端。人們對事物的一般性看法充滿了不屑和嘲諷，誹謗者的驚人的力量泛濫成災，他們隨時都能夠找到釋放自己的對象。阿里斯托芬清楚地展示了這種狀態，當學者們試圖在塔索斯的斯特西姆布羅圖斯（Stesimbrotus）（或者普魯塔克）的記載中區分出哪些是真實發生的，哪些僅僅是謠言的時候，會顯得多麼的幼稚。如果我們把這些看作是對那個時代快樂生活的一種相當大的制約的話，那麼，還有一些思想的人們又將如何看待以下的事態呢？那就是雅典人完全不顧公元前到公元前421年的戰爭的警告，眼看著自己的城邦被亞西比德引向了一場巨大的災難。比如在後來，關於雅典美好生活的盲目信仰就與人們完全不顧其惡名大量地逃亡到阿齊勞斯（Archelaus）國王那裡的事實發生了矛盾。同時像薩摩斯的克瑞魯斯（Choerilus）和澤烏克西斯這樣的非雅典人，甚至歐里庇得斯和阿伽同都逃到他們那裡尋求庇護；據說阿伽同與 很多人 在一起一直生活在馬其頓，在皇宮中過著快樂的日子。 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似乎處在一種玫瑰色的光環之中，甚至對那些生活在下一個世紀的人們來說也是如此，他們在想到現實的悲慘狀態的時候就會去讚美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在演說家中，伊索克拉底並不總是與這個主題相符，有時候他會讚美雅典的過去，有時候則會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斷，例如，他認為雅典的衰落早在霸權時代就開始了，宣稱當伯利克里掌握了權力的時候，國家就已經處在了一種虛假的儘管還可以忍受的繁榮狀態中了。但是德摩斯提尼在第三篇奧林托斯演說（Olynthiac Oration）中則這樣地美化了過去（3. 35）： 那些人，完全用不著用演說家們去奉承和吹捧，像你們現在所做的那樣，他們對希臘所有的服從管轄的地區實行了四十年的統治，把超過1萬塔蘭特的財富帶進了衛城，使馬其頓的國王屈服，因為希臘人應該控制野蠻人，不論是在陸地還是在海上，他們都表現出了個人的勇敢，應該為他們樹立很多勝利的紀念碑，只有他們在人世間留下了超越一切嫉妒的英名……為了國家，他們建築起後來從未被超越的如此優美和宏偉的建築和神殿；然而，在私人的生活中，他們卻是如此地謙和，對民主的精神是如此的忠誠，正像你們仍然能夠看到的，即使像米太亞德和阿里斯第德（Aristides）這樣的人，他們的房子也並不比他們鄰居的好。因為他們並不利用國家為自己發財致富；他們當中每個人都堅信他們的職責就是增加屬於所有公民的財富。 當然，「從來不說奉承話的演說家」表現出了與「服從管轄的盟邦」同樣多的一種虔誠的想像；演說家沒有能夠描繪出一幅關於過去狀況的準確的圖景，但是他的懷舊情緒本身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十分重要的證據。 在公元前5世紀，雅典人成為所有希臘人的中心。他們因為出產所有最好的和最壞的東西而聞名於世，就像阿提卡的土地既出產最好的蜂蜜，也出產最致命的毒芹那樣。 而且，他們成為普遍關注的焦點，所以，亞里士多德所記載的一個叫西狄阿斯（Cydias）的人說的話也可以用在這個較早的時代：「其他所有的希臘人都被安置在雅典人的周圍，不僅是為了傾聽他們說話，而且還為了看他們做事，以決定他們自己該如何去做。」 [12] 雅典人還是一群最多面的希臘人，在某種程度上是整個希臘的代表。「其他的希臘人都有他們獨特的方言、習俗和服飾；在雅典，所有這些卻呈現出希臘人和野蠻人的一種混同」——引自關於雅典國家的文獻。 即使在外部事務上，也只有雅典人真正地對其他希臘人的所作所為和言論進行了記述，只有雅典能夠對他們進行效仿。就像希波克雷德斯不僅熟悉阿提卡的舞蹈而且還了解拉科尼亞和其他地方的舞蹈， 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劇中使用了各地的方言。亞西比德嘗試過所有的生活方式；在愛奧尼亞他比任何的愛奧尼亞人都能夠尋歡作樂，在底比斯參加過體育比賽，在忒薩利亞與阿里奧阿德（Aleuadae）相比他是一個更優秀的馴馬師和騎手，在斯巴達則在力量和簡樸上超過了斯巴達人，當他到色雷斯的時候，證明他能夠比當地的人喝下更多的沒有摻水的烈酒，當然這並不是一件普遍受到讚揚的事情。正是這個人在斯巴達左右了其外交政策，接著在提撒菲內斯（Tissaphernes）手下賣命，證明他的氣質與泰米斯托克里非常相似。 雅典是全世界產品的一個大賣場，就像克里底亞在一首哀歌詩中所列舉的那樣，市場上甚至還有外國的鳥。 在和平時期到那裡去逛逛不失為一件樂事，至少對於那些沒有被獻媚者告發的人是如此。阿里斯托芬在《和平》（529ff. ）一劇中進行了一番描繪，充滿了懷舊的感情，在那裡可以看到所有美好的事物，它們的芳香、美妙的韻律和閃亮的色彩：秋天的歡樂，宴飲，狄俄倪索斯節，吹奏長笛，葡萄豐收的歌曲（滑稽詩），索福克利斯的詩歌，野餐，索福克利斯的詩句［……］，常春藤，發泡的美酒，低吟的山羊，走在田間的婦女，她們的裙子被微風吹起，甚至還有女奴在地上睡著了，在她的身邊放著打翻的水罐——我們看到的所有這些景象就像是透過一隻鳥的眼睛拍攝的一幅日常生活的照片，雅典人很高興地聽到外國人把雅典稱為一座頭戴紫羅蘭花冠的熠熠閃光的城市。 僅就其節慶活動來說，這種誇獎就已經名副其實了，儘管伯利克里在他的演說中說到，他們的目的是想減輕生活中的傷痛。雅典人生活中最盛大的活動就是一年一次的泛雅典娜節，其充滿理想的圖景仍然可以在帕台農神廟的橫飾帶上看到。希臘最神聖的宗教儀式就是厄留西斯節，此外還有伴有悲劇和喜劇演出的狄俄倪索斯節。 希臘人和拜訪者們都對雅典讚賞有加，視之為文化的搖籃。人們相信，在雅典有著最大限度的言論自由，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地方人們說話如此坦白，對他人的話能夠如此理解和接納。人們認為，在最廣泛的意義上知道如何去 說話 的人只存在於雅典，例如，厄利斯人和彼奧提亞人就被認為在遣詞造句和勸導青年人的事情上缺乏技巧。安提斯第尼對他的生存狀況十分滿意，在色諾芬的《會飲篇》（4. 43）中，他說到他有足夠的閒暇去看那些值得一看的東西，去聽那些值得一聽的東西，對他來說最好的事情莫過於成為蘇格拉底的朋友。在其他地方，除了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之外，就不再有什麼偉大的人物了。歷史對於這個時期的小亞城市很少提及。愛奧尼亞的偉人，埃菲蘇斯的赫拉克利特，在他的公民同胞中感到十分孤單，並且試圖讓他們知道他對他們的厭惡，在公元前5世紀，即使科林斯也沒有什麼有名的公民。然而，一些卓越的愛奧尼亞人來到了雅典；泰格莉亞（Thargelia）和阿斯帕西亞（Aspasia）來自米利都，阿納克薩格拉來自克拉祖米涅。雅典是惟一一個來自其他地方的天才能夠找到一份工作或至少能夠安全生活的地方，即使作為一位外邦人，幾乎從一開始，與其他地方相比，哲學家們就更願意待在這裡，儘管他們有時會受到不夠虔誠的控告，在他們的研究中受到種種限制。最好的建築和創造性藝術真的都只是出自雅典，最重要的藝術家都出生在這裡（儘管他們在其他地方也創作過上乘的作品）；如果他們來自於其他地方，他們也想在雅典生活。 對於所有這些，我們不應該忘記這個時代的一位完全拒斥這個城市的全部生活和活動的雅典人。他就是泰蒙（Timon），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時候聞名整個雅典。他原來是一個寬宏大量的人，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具有哲學修養的人，因為朋友和被保護人的忘恩負義，使他開始厭惡他的母邦；在後來，有人把他說成是一個真正的厭惡人類的人。人們關於他的最有代表性的說法就是他對亞西比德感到十分親近，因為他認識到這個人註定要毀滅雅典。 在雅典的劇院，悲劇創造出對神話的最後的和最輝煌的一種認識；作家們可以完全自由地進行創作以達到一種新的心理上的深度，而喜劇則用其對日常生活奇形怪狀的扭曲和對變化多端的世界進行漫畫般的處理來取悅觀眾。很顯然，雅典是這兩種戲劇形式惟一的擁有者，而且一直保持了這個地位。只有在這裡，希臘人才能夠看到劇院所提供的希臘文明的全景，儘管在偉大的賽會舉辦地，其他所有的詩歌和音樂藝術也會以一種濃縮的形式得到簡要的展現。直到這個時候，普通的希臘人所知道的惟一的戲劇就是神聖的啞劇表演，其中一個男祭司或者女祭司從有關他們自己的神廟的神靈神話中選一個內容演上一幕，或者是小丑的人物模仿，滑稽表演，這可能是從對話和打鬧的即興發揮中產生出來的。現在，希臘人開始意識到在這個國家的一座城市，整個希臘神話的一種活的展示已經在狄俄倪索斯崇拜的喧囂中應運而生；他還了解到有一種巨大的建築物專門用於這種表演，在一個半圓形的空間裡，觀眾感到他們仿佛置身於第二公民大會，而在舞台上，在其他地方用豎琴吟唱或者用圖畫展示的那些事情在這裡則神奇地用真人和龐大的合唱隊進行表演。 他還聽說在一些特定的節日裡，希臘人的真實生活景象將以一種宏大的和奇異的變形的方式展現在人們面前。最後，偉大作家的個人的名字將作為所有這些表演，這種全新的和獨特的詩歌形式的創造者而聞名於整個希臘。這種新事物並不是從亞洲引進的什麼新鮮玩意兒，而完全是希臘人的一種發明創造，它成為了這個民族生活中一個深刻的和最基本的組成部分。 劇院也有其陰暗的一面。正如我們所言，義務性的捐助經常成為富人身上的一種負擔。喜劇中的人身攻擊通常是驚人的粗暴和淺薄，在這個被人們看作是充滿污言穢語的世界裡，阿里斯托芬也並不例外（在他之前的短長格詩亦然）——不論一些學者是多麼極力地試圖把他排除在外。一方面，阿提卡社會的氛圍一定很明顯地受到喜劇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卻不能忽視這種藝術形式對那些犧牲品所產生的後果。因為在一個習慣於整年都讓喜劇以及其他形式的斷頭威脅懸於頭頂的社會和社會制度中，無疑會成為一種培養人們的玩世不恭的情緒的巨大動力。但在他們的內心最深處，除了那些被奪走了所有的羞恥感的人，沒有人能夠真正地成為玩世不恭的人，在所有的街頭巷尾和宴會上，人們會遇到那些喜劇作家的犧牲品，或是知道他們自己在下一個狄俄倪索斯節也會成為犧牲品，這必然會導致這樣一種社會意識的出現，那就是人們的心靈悄悄地關上了一扇又一扇大門，直到最裡面的那一扇。 在所有的希臘人中，雅典人的氣質中有一種極具特色，可能是其特有的，當然也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東西，就是舊喜劇對政治所採取的態度。沒有一個現代的民族能夠忍受其自身在一種嚴肅認真的、半官方的語境中如此真實地被展示出來，至少在緊急狀態和出現普遍的災難或焦慮的情況下是如此。與伯羅奔尼撒戰爭相伴隨，喜劇所提供的整個稀奇古怪的世界在我們今天的任何城市都會受到譴責，像阿里斯托芬這樣的作家會被看作是一個以公眾的不幸為主題的沒心沒肺的講笑話的人。然而，正像喜劇所表現的那樣，雅典在那時養育出並能夠忍受的不僅是一位詩人，而是一群同一種類型的詩人，用一種後來的民族所不能想像的方式，以一種成熟的、隨意的風格進行寫作，並與共同的價值觀完全疏離。喜劇不僅公然藐視和嘲弄時下的當權者，而且還有普遍的公眾情感。雅典以她自己為代價向世人表白了笑話至高無上的地位。 對於雅典人生活的其他方面，還要說到，這是一個尊重知識的時代。一個人可能很窮，但算不了什麼。例如，勇敢和大膽的拉馬庫斯是如此卑微貧窮，以至於每次他率領一支軍隊出征的時候，總是獲許從雅典人那裡賒一小筆錢「用來置備服裝和軍靴」。 由於一種簡單的生活方式是人們普遍遵循的，尤其是因為心靈的愉悅是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的，所以與現在相比，平等比較容易做到，財富則顯得不那麼重要。即使這樣，其重要性還是經常在這樣的抱怨中表達出來：「錢，是錢造就了這個人！」但是從廣泛的意義上講，它還是不能夠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況且擁有財富是危險的，而且越來越如此。一種發財致富的方式就是成為政治上的領導人。例如，泰米斯托克里從父母那裡繼承了3個塔蘭特的遺產，據說後來通過沒收他人的財產而超過了100塔蘭特，而克里昂一開始一無所有，後來也留下了50塔蘭特的財產。像阿里斯第德這樣完全拋開自己的利益不顧的政客真的是鳳毛麟角。有些是天生富有，比如尼西阿斯，以及名字由從前的卡里阿斯改為希波尼庫斯（Hipponicus）的王室家族。卡里阿斯二世的富有是人所共知的，據說他擁有200塔蘭特的財富。他的同名孫子的庭院就是柏拉圖的《普羅泰戈拉篇》和色諾芬的《會飲篇》的對話發生的地點，在那裡充滿了妓女、食客和詭辯家，一同揮霍他的財富。但生活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上一代人比伯利克里時代的人更能夠在其奢華的領地上炫耀他們的財富。這些舊有的雅典人穿著紫色的斗篷和顏色鮮艷的緊身上衣，把頭髮編成辮子，上面紮上金蟬，還佩戴著其他的金銀珠寶，讓僕人們把摺椅擺放在他們的面前。 到了伯利克里時代，服飾變得簡潔了，這個令人驚訝的發展可能是出於謹慎，因為過於招搖會招致嫉妒和貪心，而且，當然還由於人們意識到，簡單的裝束更適合於一個長得好看的人，活動起來也更為方便。 很多直接的描寫表明，在實際生活中，人們的穿著存在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在窮人和富人，男人和女人當中，一個好的儀表全依賴於個人的體格和動作的優雅。例如，我們知道，那些沒有屬於自己的斗篷的人能夠從理髮師那裡花一天半個奧波爾的價錢租用。為經濟起見，男人和女人可以穿同一個式樣的衣服。 紡織品主要是羊毛，傳統上講，紡線織布是尚未出嫁的希臘女子通常的活計，斯巴達婦女除外。 然而，喜劇中還是記載了很多裝飾品和其他飾物的名字，虛榮心總是可以找到展現自己的方式。 但大部分還是依賴於每個人穿戴斗篷的方式。 [13] 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很簡單的。所有人都居住在用小石塊搭建起來的房子中，小偷很容易進來。即使在窮人家，也會有一些家具， 但似乎很少有人擁有奢華的家裝，適度也是飲食的原則。在所有這些事情上，一定數量的富人一定是作為例外而存在；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擁有他們自己的運動場和浴室。 然而，與此同時，如果說在大多數希臘人看來，斯巴達人基本上過著一種陰暗的生活的話，那麼在雅典也有一個派別不僅在舉止而且在政治主張上堅持簡潔為本，培養起一種更為簡樸的生活方式。他們穿著短斗篷，系一條皮帶，熱衷於體育鍛煉，在拳擊中不惜打傷耳朵——就好像斯巴達人在所有的希臘人中的過人之處全在於這些事情上。 這可能部分出於一種強烈的熱情，一種對他們的母邦進行的正當的責備的表達，但部分只是出於一種時尚，一種不難追求的時尚，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很窮。情況似乎是，在一個很少有人能夠再負擔得起一種貴族的生活方式的時代，為了節儉起見，一些人轉而採納了斯巴達的生活方式。 後來的人們對從前的雅典人模樣的看法在老菲洛斯特拉圖斯的書中有所記載，他說，那些十分精明和充滿智慧的人的見聞更具有典型性，還說雅典的婦女給人一種嚴肅的印象。 另一方面，阿里斯托芬說到了阿提卡人的無禮，這在某些尖刻的詞彙以及阿提卡人某種獨特的目光中表現出來。 雅典的奴隸也尤為大膽和無恥。 對於雅典人的品性所作的道德上的判斷充滿了紛爭。關於他們的不守信用已經說得很多了；但是作為一個在通常情況下都很挑剔的證人，柏拉圖了解和描述的他們中最壞的人還是比任何其他城邦的人要好，在《法律篇》中對他們的評價十分公平，在那裡他讓他的斯巴達人說，「他們當中的好人確實非常好」，把這句話當作一種普遍的看法，其根據就是他們的「優秀和真誠不是強迫的，而是天生的，是神命使然」。 這種自然的品德，與優雅的文化和自信結合在一起，是雅典典型的優秀者的寫照。在通常的意義上，他們也是所有的希臘人中最為敏感的人，最容易受到情感的左右，就像讓·雅克·盧梭的法國讀者那樣，他們的弱點在於他們把感情用事和熱衷於道德當作是一種有價值的東西，而依然堅守著他們所有的缺點。蘇格拉底的整個倫理學都在鼓吹這些價值，每個人都想方設法使它們看上去比實際的情形要好，詩人的目的也在於此。這種持久的陶冶的結果就是雅典人對善的崇尚，因為他們對它有切身的體驗，但他們還一直是老樣子，不過就是傳說中的某位聖人的故事的聽眾而已。「在大多數時候，你們都是不成功的，因為你們不想盡你們的義務，並不是因為你們認識不到這一點」，德摩斯提尼說。同樣的事實在一則關於雅典劇院裡的斯巴達使團的動人的故事中展現出來，這些使者受到了聽眾們熱烈的歡迎，當時他們站起來想為一位老者讓出一塊地方，但卻沒人肯挪動一下身子。「雅典人知道怎樣做是對的，但卻不去這樣做」，他們當中的一個說道。 在雅典人的生活中，習慣於某些委婉的說法，這是雅典人的一個特有的惡習。正像普魯塔克所言，他們喜歡把一些令人不快的東西罩上一層面紗，給它起一個最好聽的名字。 [14] 梭倫已經開始這樣做了，他把他偉大的徵用計劃稱為「解負令」（ seisachtheia ）。後來人們把娼妓稱為「交際花」（ hetairai ），把盟邦（ phoroi ）繳納的貢金稱為「捐獻」（ syntaseis ）——但他們還是一樣地叫苦連天。軍事服役（ phrourai ）變成了「護衛者」（ phulakai ），監獄稱為「寓所」（ oikema ）。像戰敗、沉船、去世等諸如此類的災難，都會有一個文雅的遁詞，稱為「遭遇某種不幸」（ pathein ti ）；呂西阿斯把國家繁榮的反面並不說成是「壞的」，而是「不熟練的」或者「引向了一個令人不快的方向」。 [15] 據說他們把城市的背叛者稱為「城市的不幸者」， [16] 在亞里士多德的時候，強盜甚至被叫作「掙取麵包的人」（ poristai ）。 如果不是修昔底德在他的書中的第三卷（82）給了這種做法全面的論述的話，所有這些可能還充滿著某種迷人的魅力。在他可怕的描寫中，這種情形適用於所有的希臘人，但是當然最適用於雅典，語言的貶值和濫用受到了責難，並且表明語言正處在蛻變和衰亡的過程當中。 我們下面從雅典人進而考察普通意義上的希臘人，首先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真正的賽會精神的喪失。如果說公元前5世紀和前一個世紀有什麼明顯區別的話，那麼就是這種精神的有無。從外部來看，運動精神的遺產還是保存下來了，品達還在讚頌著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輝煌，把這種精神折射到他生活的時代，就好像是一切照舊。 在一些小城鎮，毫無疑問，成為一名運動健將已經不再是人們的理想， 只要他們基本上處於安全狀態下，處於行進中（《長征記》［ Anabasis ］）的希臘軍隊也會繼續在一種最不自在的狀態下舉辦一場比賽，包括所有的運動項目和賽馬。但是在品達之後，為慶祝勝利舉行的獻祭（ epinikion ）似乎很快就消失了，人們似乎想要他知道，他曾經歌頌的是一種已經屬於過去的力量，那些是很古老的事情，他經歷了突如其來的對冠軍摔跤手們的嘲諷和攻擊。在色諾芬的一首哀歌詩中，哲學已經向世人宣告，它比所有賽會的勝利者都要有價值，因為這些勝利者不能為一個城市帶來充滿智慧的法律和物質上的繁榮； 這時候在阿提卡的舞台上也可以聽到類似的嘲諷。「我們不能依賴於那些肩寬體壯的人，而要依靠那些具有果斷的頭腦的人」（索福克利斯，《埃阿斯》，1250），在歐里庇得斯的《奧托呂科斯》（ Autolycus ）的殘篇中，把運動員說成是吃得太多而不能給他們的城市帶來任何財富的人，因為他們從來不知道貧窮的滋味，他們年輕的時候是城市的偶像，在後半生就像一件穿破的斗篷那樣到處遊蕩。為什麼全部的希臘人都要蜂擁著來看他們？在這些摔跤手、賽跑者等運動員中有哪個獲勝者曾經在獲得榮譽以後為城邦服務過？人們是身帶鐵餅投入戰鬥的嗎？還有很多諸如此類的質問。 在日常生活中，體育鍛煉照常進行，那也只是為了身體的健康；但是人們不再把它看作是什麼大事，即使斯巴達人似乎對他們沒完沒了的身體鍛煉也產生了厭倦；在德塞里亞戍守的監察官（ ephoroi ）得到命令說，當他們應該鍛煉身體的時候不要四處遊蕩。 這種變化的原因在於，希臘人已經把在希波戰爭中建功立業看作是一種賽會，從這時起，完全不同於奧林匹亞的運動場上進行的一種競賽觀念開始形成，對傑出者的獎勵也不再是橄欖花冠。對於這種變化，希羅多德可能是惟一一個講了個好故事的人（8. 123f. ），他說，在薩拉米灣海戰之後，在伊斯特摩亞地峽的希臘將軍們以投票的方式來決定哪個希臘人應該獲得最高的榮譽，哪一個緊隨其後；從每位將軍放在波塞冬祭壇上的兩張選票來看，第一票都投給他自己，第二票則投給泰米斯托克里。後來他們認為應該再好好想一想，紛紛散去，沒有達成共識。但是這則軼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表明了希臘人觀念上的一個巨大的轉變。每個希臘人都想在為希臘人服務上成為最棒的，如果他不能使自己聲名遠揚的話也就到了世界末日，但又不想拒絕排在泰米斯托克里之後屈居第二的榮耀。 隨著民主進程的大幅推進，作為賽會主要基礎的社會階層失去了他們的權力，常常還連同他們的財富；品達所讚頌的社會已經處在嚴重的衰落當中。在奧林匹亞或者其他體育比賽的舉辦地獲得勝利不再能夠保證在 城邦 中產生哪怕是很小的影響，而在 城邦 產生影響則是人們普遍的奮鬥目標。 城邦 現在青睞那些展現其自身熱情的人，已經對貴族式的優秀失去了所有的興趣。實際上，所有的一切都傾向於厭惡那些想「一直試圖跑在第一位的人」。確實，民主的整個做法逐漸變成了一種壞的賽會，在那裡，卑鄙的流言、獻媚等等占據了最顯著的位置。這種 城邦 繼續迷戀於宏大的場面，在富人中開發利用了據說是出於自願的 捐助制度 （ choregiae ）這一最後的競爭精神的遺產；這就是戲劇和合唱比賽依然存在的原因（不過僅僅在雅典），直到它成為普通的藝術愛好者和那些比賽中無疑是不合格的裁判的犧牲品。儘管在很長的時間內，在雅典，有一種虛構的說法，認為民主制度與這些比賽存在一定的關係，「貴族式的優秀」已經不再發揮作用，因為人民群眾掌握著大多數的權力，所以那種優秀也就有理由不再受到人們的關注；財富的展示在所有的地方慢慢地變成了一種危險的事情，而金錢曾經是賽會傳統的一個前提條件。儘管新致富的人，至少在狄奧格尼斯的麥加拉，可能不再想去追求什麼「優秀品質」了。 演說術的興起也成為體育教育的一個破壞因素。希臘人一直是口才非常好的民族，曾經把演說（包括公共的和法庭的演說）看作是繆斯賦予的一種美好天賦，但是在公元前5世紀的時候，這種才能與從大希臘的詭辯家那裡聽到的事情相比似乎已經過時了，而後者很快成為政治和法庭演說中不可或缺的東西。先前的雄辯來自於很高的天賦，而現代的雄辯則是訓練的結果。從對西西里人的審判開始，由這種「學來」的演說組成的某些特殊的訴訟案，實際上已經成為了隨心所欲的產物，從一開始，尤其是在民眾法庭，演說所承載的道德目標就變得非常的不明確。但在一些較大的城市，很快就能夠找到一群喜歡這種風格、需要更多的訴訟案的聽眾。演說家的競賽就此開始了，現在得到了比體育比賽更多的關注。這就是阿里斯托芬正確地把雅典運動場的荒廢狀態與詭辯術聯繫起來的原因。年輕人開始把他們的時間花在法庭里，而他們的長輩則去打仗，發表公共演說，因為演說能夠帶來聲名。所有人都發現年輕人說話時所使用的語氣是令人厭惡的，亞西比德被認為是他們的楷模。他也被看成是「體育運動的破壞者」。 人格的力量不再通過其自身在與他人或幾個平等的競爭對手的競賽中獲得偉大的勝利而得到顯現，而且是絕對的不再通過這種方式；普魯塔克這樣地說到泰米斯托克里，說他想利用一切的機會表現出自己的與眾不同，這對一個那個時代的偉大人物來講或多或少是真實的（《泰米斯托克里傳》，18）。這並不能阻止個別國家最重要的人物想在奧林匹亞大放異彩，為了討好所有的希臘人，甚至不惜宴請所有的來訪者，在這個方面超越斯巴達人。 這把我們又帶回到亞西比德那裡。阿里斯托芬在《雲》一劇中對養馬進行過徹底的諷刺，但是希臘人還是沉迷於賽馬的興奮中。亞西比德決定利用這種熱情使他自己在所有希臘人中出名。在揮霍了一筆巨額的財產之後，現在他通過與一位希臘最富有的女繼承人——希波尼庫斯的女兒——的婚姻再次擁有了足夠的錢財。所以他向奧林匹亞派出了七輛賽車，甚至在這以前沒有哪位國王能做到這一點，他贏得了三個冠軍。其他的城邦可能是希望得到雅典的好感，爭著為他提供幫助；埃菲蘇斯為他提供了一個精美的帳篷，開俄斯為他的巨大的馬棚提供飼料，還獻上了祭祀用的牲口；萊斯波斯則為他進獻了酒和其他給養用來招待數不清的希臘人。這是一種更大的規模上的泛希臘的捐助（ choregia ），目的是為了使雅典揚名，但是亞西比德也把目光投到了雅典之外。很明顯，他的鋪張浪費在這種場合會傷害那些運動項目的冠軍；據說他很看不起他們，因為很多人來自於地位低下的家庭和小城市，很少受過教育——可能他們對他來說沒什麼用處，如果他們有機會的話肯定會揍他一頓；但是他估計到希臘的觀眾們現在已經被寵壞了，更喜歡看緊張的賽車，而不是運動的優美，喜歡免費的宴飲。他成功地顯示了自己，雅典人到處在談論他；但是從道德的意義上講，他卻用這樣的做法割斷了從前的傳統的根基，那就是他使賽車的可能性終結了。一個雅典同胞，曾經試圖為他的家族和雅典參賽爭光，不得不放棄比賽，把他的賽車交給亞西比德，他就這樣地嚇倒了最後一個誠實的傻瓜。在民主制度下，很快就不再有哪個富人或窮人再冒險在賽會活動中與這個人站在一起了。 就在這同一個時期，「優秀品質」，這個從前建立在真正的貴族觀念和賽會的生活方式基礎上的品性，現在轉移到了哲學家的身上；雖然在表面上保留了其舊有的含義，但實際上他們已經以倫理學的名義把它的這些含義沖洗掉了。在那裡，「高貴優秀的品質」被描繪成一種存在的方式，以這種方式生活的目標就是對其他人產生影響，實際上就是「改善大眾的生活」，這成為應用於人類和社會制度的新準繩，但是蘇格拉底和那些以這種方式說話的人，卻運用它來表達一種新的理想，並使現實儘量與這一理想相契合。他們存於心中的目標不再是成為高貴的和自由的個體，而是一般意義上的公民，很快則變成了整個人類。 總而言之，民主制度下的這一大眾的新的價值觀念的產生似乎嚴重地動搖了他們在婚姻問題上的固有觀念。在雅典，至少部分的原因在於現有人口的極大稀釋，接受外邦人和外國人成為公民。由於水手們在薩拉米灣取得的勝利，就像重裝兵在馬拉松所取得的勝利那樣，他們越來越居於主導地位，但是在其他地方原因則在於在寡頭倒台的時候所進行的暴力行動，尤其是因為很多雜婚現象，一些是出於自願，另一些則是災難所迫。狄奧格尼斯在很久以前就曾經慨嘆，由於金錢的原因，高貴的血統已經與低賤的血統相混雜，隨著高貴的人迎娶來自於低賤家族的人為妻或者相反情形的出現，還在小心翼翼地保存著羊、驢子和馬身上的純正血統的同時，在人的身上卻被破壞了。在喜劇中，錯誤婚配的典型就是鄉下人斯瑞西阿得斯（Strepsiades）和他的美伽克里迪翁（Megaclidion），他們的兒子從他的這位母親那裡繼承了她高貴的激情（《雲》，41ff. ）。財富雖然對其擁有者來說很危險，對富人的嘲諷成為家常便飯，但卻越來越令人嚮往，這就是雖然它不再能夠給人帶來尊敬，但隨著曾經與之緊密聯繫的較高聲望的消失，它還是必然地成為了人們追求的主要目標的原因。 在這個時期，賽會拓展成為波及生活所有方面的一種競爭，這使得個體的人格凸現出來。謙遜成為一種過去的東西。哲學家、詭辯家、詩人、畫家、工程師和那些有一技之長的人，現在取代了賽會優勝者的位置在希臘成為名人，他們有能力、有願望而且毫無限制地爭取他們的地位，公眾也期待著他們這樣去做。中庸之道（ sophrosyne ）所要求的就是要避免狂妄自大，這並不是說個人的價值應該隱藏起來，一個富有智慧的人應該承認他的智慧，幸運的人必須接納他的好運，這是感謝神靈的一種方式； 無需把自己隱藏起來，裝作與一個普通的小人物別無二致；幸福稍縱即逝的本性要我們及時行樂。華貴時尚的衣服和外觀是所有這些快樂的一個部分，在一個衣著普遍很簡陋的時代一定十分顯眼。哲學家和詭辯家現在都穿著入時，就像偉大的音樂家從前在節慶活動上穿戴的那樣。恩培多克勒在他的阿格里根特人和塞里努恩特人（Selinuntians）中聲稱自己是一個降臨人世的神，穿著紫袍， 就像高爾吉亞和希庇阿斯那樣，高爾吉亞曾經頭戴一頂金質的王冠，還有一頂德爾斐的王冠，我們已經描述過帕爾哈西烏斯和澤烏克西斯的穿著打扮了。 天真的自我炫耀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極端。品達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西蒙尼德也在他的諷刺詩中鎮定自若地說起他無人能比的記憶力，說起他在過去通過合唱比賽所獲得的聲名。 工程師曼多洛克里斯（Mandrocles）為大流士建造了跨越博斯浦路斯的大橋，並用國王給的賞錢在薩摩斯島為赫瑞翁（Heraeon）畫了一幅畫；上面表現了大海上的這座橋，旁邊有大流士登基的場面，軍隊正從橋上走過，上面還包括題字，講述了他是如何用他造的橋為自己贏得了一頂王冠，為薩摩斯的人民贏得了榮譽。 帕爾哈西烏斯把他的自畫像稱為「神聖的赫爾墨斯」；在他的詩句中，他說他是阿波羅的後人，一位藝術上的或希臘人的君王，他已經提升到一流藝術家的地位，達到了最高的目標——這樣的判斷或許他應該留給他的後代去宣布。 [17] 如果澤烏克西斯放棄了他的繪畫的話，原因很有可能不在於認為它們沒有價值，而是因為他相信他應該以自己的方式超越技術性的勞作，像波利格諾圖斯那樣； 但是他的驕傲正應了這句格言：「批評我比模仿我要容易得多。」 甚至一個在德爾斐製作地毯的人編織了一塊地毯也要誇耀說，帕拉斯已經把神一般的優雅賦予了他的雙手。 在通常情況下，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藝術品和手工藝品上署名開始得很早。了解一下它們是否被禁止用於獻祭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所有的人都把薰香的煙霧留給他們自己。「自從旁圖斯（Pontus）把歐羅巴從亞細亞分離出來，阿瑞斯統治了凡人的城市以來，凡人們從來沒有完成過如此偉大的業績，在陸地和海洋上齊頭並進。」這是客蒙在賽普勒斯取得了陸上和海上戰役的勝利之後雅典人獻給德爾斐的阿波羅的紀功碑上的銘文。 就像在英雄時代那樣，名人中的醫生和教師也受到尊敬和關注，表現出人們對教育的重視；在這個方面，一些身為奴隸的教師的名字被保存了下來，而他們的母親卻沒有留下任何記載。 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伯利克里的音樂教師達蒙，據說是在音樂課的幌子下向他傳授政治學，為此他後來遭到了陶片放逐，並受到喜劇作家的嘲諷，稱他為喀戎（普魯塔克，《伯利克里傳》，4）。 現在呈現出的圖景是，大多數城邦都分別成為某一個傑出人物的化身，而且輪流經歷著興衰；這種現象在此前的世界中從未出現過，當然也包括腓尼基或者迦太基的那些城市。這也與羅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那裡直到公元前6世紀，其所有的偉大人物，除了克里奧拉努斯（Coriolanus）和幾個其他的逃犯之外，都只能看到他們的某一個一致的方面。他們的存在純粹是為了羅馬，作為他們國家的戰士和僕人，自由的個體只是到了較晚的階段隨著教育的普及才得以出現。 [18] 在希臘人當中，個人堅決地從其他所有人中脫穎而出的做法是非常獨特的，個體權力的觀念變得極為重要；隨著環境的變化，他們從城邦最忠實的僕人蛻變成那些犯下滔天大罪來反對它的人。正是這種 城邦 自身，一方面懷抱著其充滿猜疑的和狹隘的平等的觀念，另一方面從個人的角度又極力追求完美無缺（ arete ），把有才能的人引向了肆無忌憚的貪慾，成為自大狂。即使斯巴達，想方設法地把具有多方面潛能的人局限在對他們的國家有用的嚴格限制中，也成功地製造出了一個無情的偽君子這樣的品種；早在公元前6世紀就出現了可怕的克里奧蒙尼，接下來，公元前5世紀就是波雪梨阿斯，最後是來山德。對於這種發展是否有利於城邦，是否有可能加以避免，是有爭議的；但結果就是希臘世界給了人們一種充滿了無數天才的印象，這些天才既有好的也有壞的。其中潛在的危險後來就被認識到了。對於雅典，這個從泰米斯托克里到克里底亞曾經取得過輝煌勝利的地方，還是借阿里斯托芬之口說出了一個公正的判斷，在劇中埃斯庫羅斯這樣說到亞西比德： 在城市中豢養一頭幼獅是很愚蠢的 但是一旦把它養大，就只能任其放縱了。 （《蛙》，1431f. ） 然而，柏拉圖在他的《高爾吉亞篇》中，時間設定在伯利克里剛剛去世之後，讓卡利克里斯（Callicles）發表了一篇講話，描述了充滿活力的人物以及他們的主張，對錯誤的平等觀念提出了反對意見：「讓有才能的人統治那些無關緊要的人是自然的法律。我們（雅典人）的法律當然是不同的；就像獅子一樣，我們在年輕的時候把那些能力最強的和最強壯的抓起來，用充滿魔力的催眠曲和陳詞濫調來馴化他們，因為我們相信平等，堅信這是所有做法中最好的。但是我想如果他們當中有一個保持了原有的脾氣秉性，他就會掙脫掉你的束縛，把這些規矩撕得粉碎，把你寫的所有的東西、符咒、頌歌和法律都踐踏在腳下，反對所有具有人性的東西，使他自己成為你的主人，所以自然法就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在公元前4世紀，至少在雅典，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個人的力量不再能夠在城邦中發揮出來，而是限制在了哲學、演說、藝術、私人生活等方面。 悲劇中的某些人物說明了什麼才是真正的偉大；儘管他們是來自於神話，不是公元前5世紀的人。索福克利斯筆下的埃阿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根據使者的報道（758ff. ），用卡爾卡斯（Calchas）的話來說，他的真正罪責並不是對神的挑釁，而只是意識到了超於尋常的力量。當他的父親離開他的時候，建議他要總是在一位神靈的助佑下去征服世界，埃阿斯回答說：「在神的幫助下，一個弱者會變得強壯，但是，我有信心即使在沒有他們的情況下去贏得聲名。」由於在戰鬥中曾經拒絕其幫助，他招惹起帕拉斯無休止的仇恨，因為敵人是不能夠戰勝他的。這表現出了一種超越於凡人的驕傲，接下來就是非常野蠻的古代神話，詩人把對他的心理學上的研究與此聯繫在一起，他被雅典娜變成了一個瞎子而且逼瘋了，以至於他殺死了牲口和牧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他精神正常的時候，他還是想在夜裡殺死那些靠不住的阿卡亞軍隊的將領，只是因為他們拒絕把阿喀琉斯的武器交給他。這將對現代的觀眾把他看作一個悲劇人物帶來一種阻礙，導致現代的公眾觀念把他視為「迷失的」和「墮落的」。但是對索福克利斯和雅典人來說，他仍然是一個理想的人物，完全值得同情，就像他和忒克墨薩（Tecmessa）所講的那樣，他在病態的心理狀態下所做的那些事情只是為了營造出一種莊嚴的悲劇效果。 [19] 美狄亞也是如此，歐里庇得斯所賦予她的動機在今天是不可能被搬上舞台的；希臘人還是能夠對於一個不顧一切地追求權力的戲劇人物，一個像《腓尼基婦女》（ Phoenician Women ）中的厄忒俄克勒斯那樣天真的人給予同情和理解的。他所想要得到的，並不是根據法律和從前的協定從波呂尼克斯那裡接替王朝的統治，而只是保住權力，因為他擁有它（504ff. ）；為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至高的神性」，他可以上天入地；把權力讓給另外一個人，接受次一等級的位置，在他能夠統治的時候心甘情願地為他人服務，在他看來是一個懦夫的行徑。他是以這樣的詞句結束的： 如果罪惡一定存在，那麼至善也必定存在 為了爭奪權力去犯罪，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將是正義的。 （《腓尼基婦女》，524f. ） 這最後一個附帶條件完全是雅典人的，反映出一個 城邦 所擁有的觀念，幸運的話可以統治一時，可能能夠安撫很多其他的地區就範；如果出了問題，其權力就會崩潰，世界也就停滯不前了。 說到雅典的歷史名人，從泰米斯托克里開始，那個時代的偉人的性情以其最強有力的方式成為了雅典最核心的話題，這就是為什麼客蒙如此明顯地成為一個另類而凸現出來。 雅典最具權威性的代表就是這個不惜一切代價引領城邦走向前進的人，令人驚訝的泰米斯托克里。作為個人力量和義無反顧的化身，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追求卓越的驅動下，當他還處在放蕩不羈的青年時代的時候就受到了人們普遍的關注；亞西比德後來表現出很多與之相似的特點。 為了在民主制度下塑造一個耀眼的形象，泰米斯托克里不惜花費大量的金錢，並不把財政上的審慎放在心上；但是一旦他獲得了他想要的影響力，他就在勸說雅典人放棄一種最接近民主精神的慣例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就是他們所有人都可以共享勞里昂的銀礦資源的慣例。他宣布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用這項收入建造三列槳艦船，以便在對抗埃吉納人的戰爭中使用，儘管有人暗示說，從一開始他的秘密目標就是用這些船來對抗波斯人，就像後來所做的那樣。 我們或許會問，這位公元前5世紀的奧德修斯是否真的應該得到這麼高的榮譽，他就像一個玩玩鬧鬧的花花公子那樣地得到了這項榮譽。關於他的傳統的說法可以追溯到不那麼可靠的塔索斯的斯特西姆布羅圖斯，即使其主要的線索已經出現在希羅多德的記載中，但他還是惟一一位記下了在雅典關於泰米斯托克里的傳聞的人。 毫無疑問，正是在他的犯罪傾向的推動下，泰米斯托克里在極其危險的情況下，冒著可怕的人身風險，採取了驚人的大膽行動。關於他賄賂和哄騙斯巴達人的故事，他被實施陶片放逐以及充滿驚險的逃離，他對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所產生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以及他在馬格尼西亞的死（儘管其中的一些故事是編造出來的，尤其是最後的部分），這些故事至今仍然能夠使讀者游移於焦慮和仰慕的情緒之間，並為之動情。 伯利克里 也是雅典方式的典型代表；他能夠控制自己，獻身於國家的服務事業，他把國家的強大當作自己的事業。他想在他自己的身上把很多相互矛盾的品質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也就是那些成為一個完美的公民和一個偉大人物的品質；但是在這件事上，他就像泰米斯托克里那樣並沒有獲得完全的成功。他也冒了極大的風險，至少，他必須要面對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爭的爆發。 然而，最能夠代表雅典的人是 亞西比德 。我們對他的了解相當全面，不僅來源於普魯塔克的傳記，而且還來自修昔底德、安多西得斯（Andocides）或者偽安多西得斯（pseudo-Andocides），以及來自於伊索克拉底。 [20] 不過，進行評說反而不那麼容易。普魯塔克向我們展示得再清楚不過了，雅典是如何用到處追隨他和關注他的所有行動的方式培養這個人的「個性」；但同樣變得很明顯的是雅典人在他的身上運用的想像力的方式，在斯特西姆布羅圖斯或其他的記載中，把一些與他真正的做派完全相左的事情也記在他的賬上；在這裡，我們將永遠不能把歷史的事實與典型的記載區分開來。正是他使民主制度下公民的平等原則走向了其反面，與所有的準則相背離，這個怪人將在緊急狀態下完全接管國家的權力。這個怪人註定要在出生之後在希臘擁有他所能擁有的一切，成為所能成為的人物。 亞西比德擁有高貴的出身，一生都保持著極為英俊的外貌。 他還擁有一副天生的伶牙俐齒，一種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贏得人們的信任和愛戴的天賦。他與蘇格拉底的友誼說明在他年輕的時候他也擁有很高的學習天分。但是我們對於柏拉圖說的所有這些話一定要十分謹慎，不要輕易相信，因為《會飲篇》並不是一篇歷史文獻；這篇哲學對話的作者有權進行充分的杜撰。與這篇對話中的情形相比，他與蘇格拉底之間的實際關係可能是很短暫的，沒有那麼大的意義，對亞西比德自身來講，這種關係可能只是出於某種幻想，或者為了激怒那些愛他的人們；由於他對他的公民同胞們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所以柏拉圖才認為在他的對話里強調這一因素是很有利的。 不論真實的情況如何，亞西比德無疑是一個擁有極高的天賦和出色的表演才能的令人驚嘆的混合體，部分是有意識的，部分是無意識的，他充分利用了這些天賦——正像普魯塔克所言，他成為了最偉大的煽動家。 甚至他對其他國家的風俗習慣的適應能力也成為他的一種作為煽動家的新的資本。雅典人完全被他迷惑住了，甚至在他沒有進行任何辯解的情況下，完全容忍他的駭人聽聞的行為，對他所做的一切都充滿興趣；他所激起的民眾的反映達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那就是，如果他能夠保住性命的話，真的是一個奇蹟。 後來，他在奧林匹亞的出現再清楚不過地表現出了他對希臘人是這樣一個喜歡旁觀和說閒話的民族是多麼的鄙視。在那時，他是粗野的和耀眼的；在雅典，他的態度很快致使泰蒙向他「致敬」，說他將成為一個帶來巨大災難的人。當他還是一位年輕人的時候，他就堅信，沒有人能夠出類拔萃，除非他在青年時代就成為一個冷酷無情的罪犯； 現在，他已經用他雄辯的力量消滅了其他的民主人士，他開始在對外的事務上編造謊言，實施欺騙，對於米洛斯人的毀滅，他應該負有主要的責任。 與此同時，他也把他所特有的可怕的野心傳染給了雅典人，表明他想充分利用他們的空想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儘管他清楚地知道「米洛斯事件」是不人道的，西西里的遠征是愚蠢的，但他還是推波助瀾，盡力去迎合雅典人的占據主導地位的熱情。 對亞西比德所給予的全身心崇拜的後果是不可避免的。他所喚醒的或者主要是激發起來的野心，那就是不僅要征服西西里，而且在更為廣大的地區建立統治，在西方建立起一個大帝國，正是這種野心導致了西西里的遠征，根本上還是出於專橫的自私自利。但就在這個時候，在把雅典人拉進這個命中注定的計劃之後，他自己卻被迫捲入了破壞赫爾墨斯神像的事件，他的整個存在突然間受到了威脅。在被召回雅典受理指控的時候，他從派來接他的官方船隻上逃跑了，逃到了斯巴達；在那時，柏拉圖所講的耀眼的大自然的法律發出了光芒。在聽說雅典已經判處他死刑的時候，他說：「我們要讓他們看到，我們還活著。」 他不僅在他的生活習慣上成為了一個地道的斯巴達人，而且通過現在變成了一個全心全意的雅典的敵人而展現了他真實的性情，沒有表現出任何遮遮掩掩的懊悔，沒有為自己留下任何退路。他毫不猶豫地獻上用以摧毀雅典的最有效的計策：他建議出兵援助敘拉古，在德塞里亞加強防衛，這樣，雅典人就會同時喪失農業和銀礦上的收益，他們的同盟看到他們遇到麻煩的情況下就會脫離他們；接著他攛掇愛奧尼亞與雅典斷交，促使斯巴達與波斯簽訂協議。與此同時，他還在阿吉斯（Agis）的宮廷勾引國王的妻子提瑪亞（Timaea）而使自己蒙羞，其目的很明顯，就是要使他的子孫成為斯巴達的國王，而不是赫拉克利斯的後代。 當斯巴達人開始產生懷疑並密謀要殺死他的時候，他被迫逃到小亞避難，接著他又把賭注壓在了提撒菲內斯的身上；因為就像普魯塔克所言，沒有人能夠拒絕成為他的同伴，不論他們的品質和性格怎樣，甚至那些害怕他的人對他的到來和出現都會感到高興。接著，在他過了一段漂泊的生活之後，又出現了使他重返雅典的可能性，不過這給他帶來了致命的傷害。從關於薩摩斯的談判中傳來了一個聽上去十分可信的關於這一變故的報道。在那裡，他似乎「哭泣著」說到他的命運，因為他是在敵人的逼迫下使用他自己的力量和卓越的才能（ arete ）來對抗他的祖國的。 所以，其優秀的品質才與對國家的忠誠完全背離，被不惜一切地利用了，使他的一切都成為合情合理的，他的敵人們也為他所有的背叛行為找到了藉口。這個藉口被接受了，儘管他的被召回，用狄俄倪索斯在《蛙》劇中的話來說，「是一次艱難的分娩」； 他還為此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因為他不會空著手回來，而是滿載而歸；他再次獲得了勝利，再次成功地為雅典服務，當對他的指控被歐墨匹達（Eumolpidae）收回以後，他的城市給了他一個盛大的歡迎回家的儀式。他真的沒有理由再抱怨他的天才沒有被認識到了；他被授予了無限制的陸上和海上的指揮權，大批的民眾都期待著他將結束傷害著這個國家的制度和無休止的閒談，用他自己的力量抓住權力的韁繩。但是，在這個時候，恰恰是他的傳奇般的名聲本身反過來害了他，因為現在人們都相信他能夠在任何事情上都獲得成功，一旦證明不是這樣，他就會受到居心不良的責備。當他不再能夠滿足這種被誇大的希望的時候，他的海軍副將在諾提昂（Notion）吃了敗仗（他也像一個真正的雅典人，試圖依靠自己贏得榮譽），在公民大會上再次響起了一片抱怨之聲；德莫斯（ demos ）重新選出了十位將軍，亞西比德不得不再次出逃。在色雷斯，他還是在那裡為自己準備了一處安全的藏身之所，他還有機會向阿提卡的將軍們傳遞出一個沒有被注意到的警告，是關於他們已經在羊河占領的一塊被暴露的陣地，在這之後不久他就在小亞細亞遇刺身亡。 亞西比德的個性在公民大會、陪審法庭以及各種小集團中超越了所有的對黨派的忠誠，他有一種讓任何人上套的能力。在雅典，他們說起他就像斯巴達人說起來山德（一個更讓人厭惡的人）那樣：「他的祖國是不能夠讓一個像他這樣的人存在的，除了他之外。」 然而後來他還是在更糟糕的狀態下存活了下來； 城邦 的存在就是為了產生大量的異類。但是在公元前4世紀，當很多人心甘情願地模仿他，但舊有的能量已經不夠用了。亞西比德總是能夠做出讓人反思的事情。他的個人才能的發揮方式使他能夠誤導雅典發動西西里的遠征，這個城市是如何把他推向極端，在他的手上遭到了多麼可怕的災難，又再次歡迎他回來，最終又放棄了他，這些成為希臘歷史上發生的一系列最不幸的事件之一。 偉大個體的興起與不斷增長的對名聲的熱愛（ philotimia ）緊密聯繫，每個人都努力通過行動為自己的人生增添光彩。他們所想要得到的是在子孫後代中留名，為此野心勃勃，但在我們的時代這卻很少成為一個強烈的動機。我們似乎朦朧地意識到，子孫後代並不那麼重要。但對希臘人來講並不是如此。柏拉圖讓他的狄奧提瑪（Diotima）對蘇格拉底說：「你看到人類是怎樣盡其所能地去為他們自己揚名，去贏得不朽的聲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與其說為了他們的孩子，不如說更為了他們自己，去承擔危險，去犧牲他們的財產，接受艱苦的生活，甚至去死也心甘情願。當然，你們相不相信，阿爾刻斯提斯（Alcestis）為了阿德墨托斯（Admetus）而死，或是阿喀琉斯為了帕特洛克盧斯而死，或是你們的考得魯斯為了他的孩子能夠統治而追求聲名，如果他們不知道關於他們德性的不朽記憶將保存在人世，就像他們還真的活在我們中間，他們還會這樣做嗎？」蘇格拉底回答說：「遠非如此，每個人做他們該做的事情是為了他們的功績永遠為人們所知，使他們聲名顯赫，他們做得越好，就越是如此。」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對身後名望的渴求可以追溯到英雄時代； 接著，賽會開始起到使人們達到這個最高目標的作用，漸漸的聲名狼藉開始也成為出名的一種方式，與著名的人物一樣——他們當中也包括美麗的婦女 ——那些充滿罪惡和最荒唐的人物也出現在名單當中：傻瓜、貪食者和酒鬼也有了他們那種類型的名人。 我們得到的熱愛榮名的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數量上不斷增加的 紀念碑 。在古代的東方國家，除了國王之外，對個體的惟一紀念物就是墳墓；即使這樣的墳墓，除了埃及墳墓旁邊的紀念性石柱是一個例外，它的建造也不是為了使這些單獨的個體和他的所作所為讓後人更為了解。只有暴君才有在將來留下惡名的特權，所以在遠東、波斯等地方，只有國王的陵墓才為人們所知。與此相反，希臘人接受了對個體的讚美；這包括墓志銘，它採取了詩歌的形式，墳墓邊寫上一段雙行的押韻詩成為公元前5世紀的一個風行的時尚，西蒙尼德和他的墓志銘在很多地方以各種形式被記載下來。接著，對個人的讚美又從墳墓分離出來，為了紀念一個人物開始採取塑像的方式，最早出現的是公元前6世紀的運動員的雕像；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雕像用在了所有種類的名人當中——政治家，將軍，詩人，音樂家，演說家等等——有時是官方雕鑄的，有時則是親戚、崇拜者或者專業人員雕鑄的。 後來，市政工程上的捐助使公民們渴望用公共的開支豎立一尊雕像，就像獎勵一頂桂冠，或者是在節慶活動上獲得前排的座位那樣，所以甚至到了波雪梨阿斯的時代，城市中還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雕塑，後來由於非常普通的服務或只是受到黨派的寵幸就可以得到一尊雕像，數量上遠遠超過了從前。 除了最經常在每個城鎮的市場或是衛城矗立的雕像之外，在每個最偉大的賽會舉辦地也有大量的人像雕塑。奧林匹亞和德爾斐尤其是這種聲名崇拜展示自身的地方；這絕不僅僅局限於運動員，還包括各種有名的人。在那裡，國家給他們的公民同胞們以榮譽，即使他們在家鄉也有雕像，所以那裡有一大群政治家，軍事指揮官（不管戰敗者會不會在情感上受到傷害），和平締造者，歷史學家，像蘭帕薩庫斯（Lampsacus）的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演說家，像高爾吉亞， [21] 斯巴達國王及其繼承者等等，所有的雕像都不加區分地擠在一起。 最後，巨大的紀念性群像建立起來，例如，來山德在德爾斐就把自己與幾個神靈放在了一起，波塞冬正在為他授冠，他的祭司陪伴左右，還有他的舵手和27個斯巴達下級官員和一些同盟國指揮官的像，否則他們是出不了名的。 波雪梨阿斯這樣地評論一尊來山德出使奧林匹亞的雕像，他說每個人都會利用這些光榮的形象去讚美充滿力量的偉大瞬間。撒米亞人曾經建造了一尊亞西比德的青銅雕像，作為獻給他們的赫拉神廟（Heraion）的禮物；在羊河戰役之後，他們把來山德的雕像送到了奧林匹亞，埃菲蘇斯人把一尊來山德像、一尊埃特奧尼庫斯（Eteonicus）像、一尊法拉克斯（Pharax）像和其他的幾個名不見經傳的斯巴達人像放進了阿爾忒彌斯神廟（Artemision）中；但是當科農在尼多斯（Cnidos）取得勝利之後，愛奧尼亞人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變化，一尊青銅的科農像和一尊提墨修斯像同時出現在赫拉神廟和阿爾忒彌斯神廟裡。 對於雅典的名人，他們早期的肖像是畫出來而不是雕出來的，實際上畫像在公元前5世紀更為普遍，出現在公共的壁畫或者可能是由姊妹家奉獻出來放在神龕里。像這樣的畫像在後來被大量地複製，甚至還經過縮小出現在書裡面。 讓我們再回到墳墓的問題上，集體的合葬墓（ polyandria ）不應該被忘記。在普拉提亞，分別有一個安葬斯巴達人、提格亞特人（Tegeates）、雅典人、麥加拉人和菲拉西亞人（Phliasians）的公墓。從那些並沒有參加戰爭，但是為了他們的子孫也把他們的空的墓堆建造在那裡的人們的故事中，可以想像到埋葬在這裡所擁有的驕傲之情。這個故事至少可以說明在追求榮譽的事情上，運用狡猾和欺詐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與此類似的還有波雪梨阿斯厚顏無恥地在把他自己的名字作為惟一的捐獻者刻寫在了德爾斐的三腳桌上面， 就好像在波斯戰爭之後不同的國家、軍隊和領袖們都試圖搶奪頭功的無禮行徑那樣。說到集體墓中的紀念碑，我們知道喀羅尼亞的里昂（Lion）。在雕像上沒有銘文，可能並不像波雪梨阿斯所認為的那樣，是因為運氣比勇敢更加重要（9.40. 5），更為可能的是，語言是多餘的，或者是由於馬其頓力量的不斷增大，這樣做太危險了。 關於社會生活的一些更加廣泛的問題需要我們的關注。關於男性的同性戀問題我們可以把考察的範圍集中在我們所擁有的主要文獻，即色諾芬的《會飲篇》上面，在這篇普通的對話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一些明確的判斷。我們將轉而討論婦女的地位。與前一個世紀相比，這方面的記載似乎更少了，在雅典，就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來看，人們對於性的親切感的最後跡象也已經消失了。在一些為婦女舉行的特殊的節慶和神秘儀式上，她們在所有人的面前一字排開，這種風俗與她們在正常情況下所過的隱居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不僅出現在泛雅典娜節的遊行中，還出現在一些相當狂野的崇拜活動中； [22] 但所有這些並不說明婦女得到了更大的尊重。奴隸也有他們獨特的崇拜活動。所有那些屬於賽會、詩歌、文學和整個戲劇的最好的和最高級的活動只為男子而存在。 高級的妓女是惟一在社會生活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女性；她們能夠參加宴會中的談話；她們在與人為伴的過程中表現出的智慧受到重視，而家中的女兒則由於其沉默和與眾不同而受到尊敬。 這對於家中的小姐也同樣適用，對此，索福克利斯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保持沉默，女人，它是一個女人的首飾！」（《埃阿斯》，292）不僅她應該不願開口——她的榮耀還包括不被別人提起。伯利克里的墓前演說的結論部分就有一段話非常坦白地提到了這個問題，非常接近於對雅典婦女地位問題的一篇官方聲明。 演說家首先撫慰那些父母，接著是死者的兄弟和兒子們，最後是寡婦們（這似乎可以表明允許她們到場）；他說：「我也沒有忘記婦人的美德，對這些寡婦，我要簡短地說上幾句該說的話：你們最大的榮耀在於，你們對你們的品格保持真誠，不論讚揚還是責備，應該讓人們儘量少地提到你們。」這就是這個與阿斯帕西亞（他應該把她排除在外）為伴侶的男人的看法，他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情婦。 人們對婚姻問題考慮得不多。在最嚴肅的討論中，總是聽到這樣的論點：婚姻的存在與愛無關，當然也和性需要的滿足無關，婚姻只是為了生育孩子以便在年老的時候照顧他們的父母， 正如安提斯提尼總是說，正是從這些未來的孩子的角度考慮，在選擇婦女的問題上一定要在身體和精神上都應該是一個好的品種。 由此，我們或許會認為，合法的婚姻可能會在雅典全部消失，只是因為有這樣的規定，那就是只有那些父母擁有公民地位的人，他們自己才能被認定是公民。在色諾芬的《經濟論》（ Oeconomicus ）中，伊斯霍馬庫斯（Ischomachus）講述了他是如何訓練他年輕的妻子的，他對她所作出的結論在道德上是最好的，而且充滿了真正的敬佩，任何一位丈夫都會受到感動：「如果你證明做得比我好的話，你就把我變成你的僕人吧。」（42）但這只是一個孤立的說法，其他的都是很苛刻的。作為一項法則，在妻子被迫深居閨房，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屈從的同時，男人們卻可以與妓女和交際花鬼混；對此所發出的強烈的抱怨之聲可以在阿里斯托芬的《地母節婦女》（785ff. ）中聽到。索福克利斯也對大量的婦女報以同情，指出快樂地從孩童時代長大成人的少女是如何被家中的神祇和她的父母趕出家門，賣出去，可能賣給陌生人和野蠻人，總之是賣給一個陌生的家庭，在新婚之夜之後，就必須對一切報以一種讚美的態度，或是要表現出喜歡她所看到的一切。 擇偶本身就常常與一些令人厭惡的風俗習慣結合在一起。例如，只要查出她們的父親死的時候一貧如洗的話，新娘就會被無情地拋棄，不僅來山德的女兒，而且還有正義者阿里斯第德（Aristides the Just）的女兒們都遭到了這樣的厄運。 在他的《論神秘儀式》的演說中，安多西得描述了揮霍者卡里阿斯三世的婚姻，他先是結婚，後來又離婚，接著又結婚，完全是隨心所欲。 有人會說，卡里阿斯只是一個男人，一個墮落的男人；但是大量的對這個問題明確的論斷都毫無疑問地說明，即使是最傑出的人也看不起婦女。不論珊提普（Xanthippe）的人品到底怎樣，柏拉圖對她與蘇格拉底分手的描述提供了一個婦女必須承受的不被尊敬的間接證據。珊提普在蘇格拉底身旁與一個小男孩坐在一起放聲痛哭，就像任何一個女人都會做的那樣，「現在你與你的朋友講話，他們與你，最後一次，」他看了一眼克力同說：「唉，克力同，找一個人把她帶回家吧，」她被帶走了，大聲地哭著和反抗著。而對斐多（Phaedo），蘇格拉底表現得則完全不同，一個親密的細節表現出了一種發自內心的暖意，他用熟悉的方式卷弄著斐多的頭髮。 即使柏拉圖沒有在場，他用的這個故事對我們來說卻提供了一個正在發生的非常完美和可以接受的場景。關於婦女地位的間接證據還來自於這一事實，那就是在所有有記載的談話中，幾乎沒有婦女；對話者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男人，即使一些女性在場，也被當作她們完全不在來處理。偉大的例外是狄奧提瑪，蘇格拉底在柏拉圖的《會飲篇》中提到過她；即使她是一個完全虛構的人物，但這還是可以被看作是柏拉圖的一種超乎尋常的寬宏大量的證據。 [23] 只是在個別地方，在希臘世界的邊緣，通過殖民地僭主的家庭或者波斯的封臣，婦女才能夠行使真正的政治權力，在國家事務中發生影響；早在公元前6世紀，就出現過昔蘭尼的菲瑞提墨，還有哈利卡納蘇斯的阿爾忒彌西亞，由於她的反叛的性格而臭名昭著；後來，在薩拉米灣，她騎馬到海邊，把她自己的艦隊的一隻船拖下水救了她自己。後來，就是堅定的馬尼亞（Mania），波斯封臣澤尼斯（Zenis）的寡婦，達爾達諾斯（Dardanos）的統治者；由於得到法納巴祖斯（Pharnabazus）的寵幸，她繼續接替他進行統治，甚至還率軍打仗，但最後還是被一個女婿殺死了。 在希臘本土，婦女立下的戰功還沒有聽說過； 然而，與其他地方的婦女不同，擁有其獨特傳統的斯巴達婦女或許能夠讓人們更多地聽到她們的聲音。 對婦女的普遍輕視的一個典型的後果就是人們對特洛伊戰爭是由一個婦女的不貞而引發的這一說法越來越產生懷疑。 然而，婦女的通姦行為並不能被看作是一件小事。在歐里庇得斯的《安德洛瑪克》（ Andromache ）中，佩琉斯嘲笑斯巴達婦女的運動會對女性道德上的破壞力，赫耳彌俄涅則不斷進行著自我批評，對妻子不斷受到其他婦女的來訪對婚姻所造成的災難大加抱怨（930ff. ）。一方面出於貪婪，另一方面是為了在犯罪行為中找個伴兒，很多是出於粗俗的淫蕩，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導致災難的發生。實際上，一位生活在這種約束之下的妻子，如果允許她接納任何一個她喜歡的婦女，包括時常來訪的鄰居，還是存在一定危險的。不論如何，那時和我們現在一個巨大的不同就是不忠的妻子得不到一種對戀愛事件持寬容態度的公眾輿論的寬恕——因為婦女在那時在公眾輿論的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通姦被認為與任何的偷竊行為是沒什麼不同的。通姦的婦女完全不被看作是有趣的，而必定是使她的丈夫和她已經擁有的所有孩子們丟臉的事情，但在那時卻不會像今天那樣對丈夫進行嘲笑，他可以用一種今天所不能想像的方式自由地為自己製造一起醜聞。 [24] 最後的但不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劇院對通姦行為在心理上的解釋和減緩其帶來的痛苦並不關心。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神話中，赫淮斯托斯把所有的神靈都召集在一起向他們講述他的妻子和阿瑞斯是如何在帳篷里被捉姦在床的，他們卻都嘲笑他，而不是嘲笑被抓的一對。 詩歌中對婦女的描述存在一個問題；很難決定我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阿里斯托芬的三部關於婦女的喜劇（即《地母節婦女》、《呂西斯忒拉塔》和《公民大會婦女》）。我們完全不能想像，在我們的時代，如果看戲的完全是男人，尤其是在充滿腐敗氣息的大城市裡，觀看喜劇會是什麼效果。但是悲劇作家卻必須得到認真的對待。儘管有人會說，如果詩人是一個非常投入的專業人士，而且對現實世界一無所知的話，詩歌文獻對於文化史家來說就不會有什麼價值，就像古代的史詩那樣，在那裡詩歌是一種大眾意識的表達方式，在那裡，人民傾聽台詞，受到勸誡，如果是上面講的那樣的話，情況就不一樣了；所以，詩歌的證據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價值。在這樣的詩歌里所傳達的只有那些被普遍接受的觀念。 埃斯庫羅斯的觀點是十分苛刻的。在《歐墨尼德斯》（ Eumenides ，657ff. ）一劇中，阿波羅堅持認為，只有父親是孩子的家長，母親只是一個保姆，雅典娜就沒有母親；在她的結束語中（734ff. ），雅典娜與男人站在了一邊。可能由於其可怕的氛圍，厄忒俄克勒斯對一群痛哭的、狂亂的底比斯婦女發表的冷酷無情的演說是一個特例（埃斯庫羅斯，《七將攻忒拜》，182ff. ）；但是在《請願者》中，當國王佩拉斯戈斯宣稱，他絕對不能同意男人為婦女而流血的時候，的確給人一種超於尋常的冷酷印象（476f. ）。我們很容易相信，在阿里斯托芬的《蛙》劇（1043ff. ）中，歐里庇得斯所說的確實是事實，他說這個詩人（埃斯庫羅斯）從未寫過一幕愛情戲。 我們已經說過與《忒柔斯》（ Tereus ）殘篇有關的話題，說到索福克利斯在說起婦女命運的時候能夠很明顯地表現出一種傷感的同情。但是如果不是神話強加給他的影響的話，他是否還能夠創作出他的《安提格涅》和《厄勒克特拉》，這就成了一個問題，這些神話包含著與他自己的時代非常不同的觀念；看上去這樣的角色似乎只能生活在舞台上，而不是現實生活中。 接著是歐里庇得斯。人們普遍認為，在他的悲劇中，他更喜歡從婦女這一方面尋找動因。在他的大多數戲劇中，他主要的興趣集中在婦女身上，合唱隊幾乎總是由婦女組成；可以說，正是他把重點放在婦女身上賦予了他的作品以原創性和新的東西。是歐里庇得斯不能延續理想的英雄時代的脈絡嗎？或者是男性人物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索福克利斯的埃阿斯、俄狄浦斯和赫拉克利斯是這些人物的最後一次出現嗎？難道一個新題材的繁盛註定要替代神話成為靈感的源泉？如果神話必須改變和受到批判，就像歐里庇得斯常做的那樣，那麼男人將在大多數場合以一個弱者的姿態而出現可能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因而，他創造的新的理想的男子形象就是希波呂托斯，對於他，他傾注了巨大的心血；伊翁就虛弱多了。另一方面，他的戲劇中充滿了或者令人敬畏或者被理想化了的婦女的形象，從一開始一直到他的最後一部戲《酒神》，可能都貫穿了這種特點，與那些可怕的、咆哮著的婦女相對的是，每個人看上去都好像站在錯誤的一方。男性角色，他們對婦女有著驚人的觀察力，有時傾向於贊成這樣的觀念，即詩人是一個厭惡女人的人，因為這些評論已經表明了他的觀點。稱他為一個厭惡英雄的人似乎更合適一些，因為他對待很多英雄驚人的糟糕（例如，他對阿特里代兄弟幾乎總是那樣）；總的來說，他們代表了一些相當有爭議的絕對權利或利益，而婦女則代表了自我犧牲或熱情——實際上，並不經常代表愛，而是經常代表了復仇或與之類似的某種東西。 在像《希波呂托斯》和《奧列斯特》這樣的戲劇中，對於婚姻關係的危險，以及異乎尋常地傾向於做出邪惡和可怕的事情的婦女的本性，都受到了無情的公然斥責。 在這裡一個關鍵的證據就是希波呂托斯的偉大演說（616ff. ）；無需認為所有希臘人都是這麼想的，但是它還是足以證明希波呂托斯可以擁有這些觀點，而他仍然可以成為一個理想的人物，或者當然不會在人們的嘲諷和厭惡當中被趕下舞台。 他是以這樣的慨嘆開始他的演說的，他說婦女在人類的繁衍上是不可缺少的。 他說，現在父親置備嫁妝把女兒嫁出去以消除他的不幸，但是丈夫卻把這些有毒的香草高興地帶回家，照顧她，打扮她，作為這樣做的回報，他必須在婚姻的約束下生活；或者是，他入贅到一個高貴的人家，（裝作）滿足地守著他的惡妻，或者是，他擁有一個好妻子和令人討厭的親家，既有快樂，也得吃苦。一個最幸運的丈夫是這樣一個人，他擁有一個毫無希望的傻妻子坐在家裡，儘管她可能毫無用處：「我恨那些聰明的女人。我們的家中最好不要有這樣的有非分之想的女人；因為賽普麗思總是起到壞的作用，能夠很快地使一個聰明的女人做出毫無節制的惡行來，而對於愚蠢無知的女人只要提防她由於缺乏智慧而做出的傻事就可以了。」在這些話中，希波呂托斯當然在表達那時的雅典人所普遍接受的一種看法：一個受過教育的雅典人不能容忍一個聰明的女人，除非她是一個妓女。接下來的一段講的是真正的雅典人，在說到保姆的時候他補充道，女僕是不可以隨隨便便地進出婦女的閨房的；為了防止任何閒話傳播，應該讓既蠻橫又不會說話的狗守住門口，這樣的話家中的婦女才不會沉迷於策劃惡行，就像她們現在所做的那樣，而僕人往往會起到中介的作用。只要女人通過女僕還能夠和外邊的世界進行聯繫，雅典人便認為把她們關起來是沒有用的。 在希波呂托斯身邊站著的是可怕的人物淮德拉。在希波呂托斯用這一長篇大論拒絕了保姆的請求之後，淮德拉決定用她自己的死來滿足塞浦里斯的要求，同時也保證了這將對希波呂托斯造成傷害，而不是讓他取得勝利。通過決意自殺，她就可以留下一個好的名聲，因為在肉體的意義上，她的愛並沒有罪。 保姆這個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她是一個中間人，由於蔑視一切，堅持認為結果好就一切都好，她成為了她的女主人的罪行的辯護者。 在《伊翁》（398ff. ）中，克瑞烏薩說，女人在通常情況下都會受到男人的憎恨和虐待。她也是一個可以被理解的人物，只要我們還記得，統治他人和釋放激情的願望應該被看成是合情合理的，在很大的範圍內是允許的。理所當然的是，一個處在克瑞烏薩的境遇下的女人，她看到她的養子在她自己的房子裡一天天長大成為比她還強有力的人物，她必然相信她有權走向極端；在這裡，促使她下定決心殺死克蘇托斯和伊翁的一個非同尋常的外部刺激來自於那位教師，他說（843ff. ）她應該證明自己是一個女人。歐里庇得斯一定對這個處理尤為驕傲，還有那段謀殺的細節一一被決定下來的很長的輪流對白（985ff. ），直到細緻的下毒指令。即使在克瑞烏薩做出她的所有可怕的行徑的情節上面，他還是成功地保持了戲劇的合理性。 除了克瑞烏薩和美狄亞，《奧列斯特》里的可怕的厄勒克特拉也在這個恐怖婦女的名單上面。在她的事情上，我們還是一定要小心，不要作出錯誤的判斷，認為歐里庇得斯在本意上並不想把體現在一位婦女身上的偉大或戲劇性的崇高與最惡毒的品性結合在一起。索福克利斯筆下的埃阿斯就是一個既可怕又崇高的人物，但卻被認為完全值得同情；就像這三個女性人物所表現出來的可怕的潛能正是他的暴戾性情的對應物。另一方面，這一理想與狡詐和狡猾並不能相容，而後者是歐里庇得斯所喜愛的一種性格特徵，這在其他很多的例子中都有所體現，比如，在海倫和墨涅拉俄斯的商談中，她詳細地提出了一個極為狡猾的計策，最終被他們採納（《海倫》，1032ff. ）。 與所有這些婦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非常高貴地犧牲了自我的女性形象：兩個伊菲格涅亞，瑪卡里亞（Macaria），波呂克塞娜（Polyxena），忒俄諾厄（Theonoe）以及其他的一些人。當然她們和索福克利斯筆下的安提格涅之間還有一些細微的差別，她們都具有某種矯揉造作的特點。 現在讓我們從詩歌想像當中的人物再回到雅典的現實生活，有必要對那個時代的名妓再多說幾句。在較早的時期，她們當中的一些人就由於她們的智慧和美貌而出了名，所以所有的希臘人都知道她們，在議事廳（ leschê ）中談論她們，對她們進行比較。現在，名妓這樣的人物處在了最顯要的位置上，在公元前4世紀，這種類型的人當中產生了拉依絲（Lais）。正像我們所說過的，雅典人從名妓的身上並不是想得到普通的性關係；還有其他的婦女來滿足這些要求（比如妓女［ pornai ］和小妾［ pallachai ］）。名妓是一個這樣的女人，她的魅力在於機智的優雅，眾所周知，這種類型的最傑出的代表就是米利都的阿斯帕西亞，伯利克里的朋友。對於她是如何到雅典的沒有記載。據說她是作為一個競爭對手步泰格莉亞的後塵而出現的，泰格莉亞也是一個米利都人，像她一樣，阿斯帕西亞也是不僅漂亮，而且聰明。在與她的合法妻子離異後，伯利克里大大方方地與阿斯帕西亞生活在一起，還和她生了一個孩子，繼承了他的名字。人們相信，她對於撒米亞戰爭甚至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是她把伯利克里訓練成一位演說家的。 然而，人們還堅信，她還使很多女孩成為公共的妓女， 她不僅受到瀆神（ asebeia ）的指控，而且還誘使很多自由婦女而非奴隸供伯利克里享樂。 是他的眼淚救了她，使她沒有受到審判；但是在他死後她加入到呂西克里斯（Lysicles）的勢力中。呂西克里斯是一個出身低賤的煽動家，又是她使他成為雅典最舉足重輕的人物之一。為了向她表達敬意，年輕的居魯士為他的兒子起名為米爾圖·阿斯帕西亞（MiltoAspasia）。 還有很多關於阿斯帕西亞的說法，蘇格拉底把自己稱為是她的學生，即使其語氣是帶有諷刺性的， 我們很樂於相信這樣的事情，那就是結了婚的男人把他們的妻子帶去聽她講話，例如，根據西塞羅的說法，色諾芬曾經親自前往聆聽，可見她一定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女人； [25] 他們一定從阿斯帕西亞能夠奉獻的最好的事情上，也就是她的充滿才華的談話中獲益匪淺。對於那些對她的指控，沒有辦法證實其有無。她所生活的整個社會太陰暗，太混亂了，就像我們在阿里斯托芬的每出戲中所看到的那樣。即使她是一個無可指摘的人，我們也沒有辦法加以證明。 [26] 不論如何，伯利克里在很長時期內一直是惟一一個在其生活中一個婦女起到了如此大的作用以至於影響他的所有行為的希臘人。其他的希臘人最多是偶爾與幾個交際花有染罷了。用希臘人的觀念來說，這種想法是非常陌生的，那就是認為一個男人要根據愛他的女人的類型來進行評判，或者一個不幸的愛情故事可以破壞他的生活。一個不快樂的婚姻固然能帶來莫大的痛苦，但是對希臘人來說，持久的幸福卻從未依賴於愛情和婚姻。 人們所經歷的激情總是短暫的，只能帶來一時的快感，多了就會被認為是一種疾病。 [27] 妻子完全不能在物質上對她的丈夫提出獨占的要求，更不用說在情感上了；這種個體的權利只是在希臘的 城邦 中實現過，城邦就這樣把男人關在裡面。然而丈夫卻可以堅決要求對妻子的獨占，因為孩子必須是合法的， 城邦 在這一點上給了他支持。 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男人並不會通過與女人談戀愛而受到教育或者變得優雅。女人在家庭中是道德的守護者，但卻不能決定一套社會「規則」的基調，（儘管阿里斯托芬筆下的婦女也會責罵和抱怨男人），她對她的丈夫的聲望沒有什麼影響力，對其他男人的影響就更小了。她在社會地位的事情上也是沒有發言權的，最多她可以通過她的穿著來顯示她丈夫的社會等級。這裡沒有一個由某一階級的家庭組成的混合社會；宴會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女兒們的婚姻全部聽從父親的安排，就像她們的媽媽那樣，她們在這件事上是沒有發言權的。儘管男人當然會找尋富有的新娘，或者是寡婦，但是沒有女人可以無恥地勾引富有的年輕男人，沒有調情，女孩子們沒有受過任何追求男人的訓練。整個「時尚」的概念在那時還不存在。服裝的式樣很少變化，或者只有緩慢的變化。首要的是婦女沒有在炫耀她們的新衣服上展開競賽，她們不能通過在男人堆中招搖過市來吸引男人。作為補償，她們也擁有屬於她們自己的獨特的宗教性的服務，比如地母節（Thesmophoria），在那時，為了對神表示敬意，華麗的服飾才可以得到展示。 這種狀況與精神上的反物質性勞作的態度結合在了一起。賺取錢財是為了首先建立一個家庭，接著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過日子，這種盡責任的觀念對於希臘人來說是完全不能理解的。這種反物質性勞作的觀念意味著一種低調的生活方式，只需要把兒子養大，儘量少地在城市和農場之間跑來跑去。 一個富有的男人不論如何都要受到各種各樣的公益服務（ leitourgiai ）和演出費用（ choregiae ）的捐助制度的徹底盤剝，他是不能夠負擔得起家裡的任何巨大開支的。 後期喜劇呈現出了戀愛關係所需要付出的東西：欲望以及在其受挫的情況下而產生的嫉妒。完全沒有什麼精神上的深度，在戲劇結束的時候這種東西似乎也就終結了。 對於社會性的活動，正像我們已經討論過的，其基礎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是宴飲，可以被描述成一種個人生活中最主要的消遣和放鬆。音樂和跳舞是可以任意選擇的娛樂方式，在這個時期開始在宴會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此需要簡要的提及。在那裡，有演奏笛子、豎琴（lyre） 和西塔拉琴（cithar） 的女子，舞者和名妓也會到場；我們無需詳述各種各樣的笑話、謎語和罰金，也不用說投擲骰子和賭博，僅僅是有名的潑酒遊戲（ kottabos ） 就給了人們無窮的快樂。這是一種遊戲，在遊戲過程中必須用高超的技術把酒從一個容器倒到另外一個容器中。在這個過程中酒噴濺出來的式樣被設定為一個謎題，尤其是一個與愛有關的問題，在這個好笑的遊戲之後，一個客人可能會在眾人的勸說之下坦白一個愛情故事。 [28] 在宴飲上奢侈的娛樂方式的不斷增加可能要從舉辦宴會的時間和地點上進行解釋。豪華的居所和服飾並不常見，沒有人擁有超過基本需求的奴隸，除了監護人；沒有四輪馬車，養馬的人已經越來越少。總之，「根據一個人的社會等級來生活」或是「要符合一個人的身份」這樣的觀念甚至都沒有明確地表達過。因而，宴飲和名妓是惟一可以得到的奢侈品。 所有的宴會都在私人的房子裡舉行，甚至一個有自尊的奴隸也不敢在小酒館裡吃飯。 [29] 除非所有的開銷全由一個人承擔，一般情況下每個客人各付各的一份（ symbole ），儘管總會有多出來的人，因為總有一些人不請自到，很快那些食客就開始蜂擁而至。對於這個時期的宴會的一般程序有著全面的記載。第一個規定的儀式就是洗手，接著桌子被搬進來，開始吃飯。之後，手需要再洗一次，接著舉行奠酒儀式。 為了這個奠酒儀式，吹笛少女（可能是一些歲數較大的婦女，不見得是年輕的女孩）必須到場——在這個過程中，為了向這種好酒表示敬意，未經摻水的酒由剛剛戴上花環的客人們一一品嘗——同時伴隨著由全體參加宴會的人唱起的讚美詩。在這之後，吹笛手可能就被送走了， 接著宴會就開始被轉移到「第二張桌子」上面，通常是在按照某個值班表或在用豆子抽籤選舉出來的一個主持人的指揮下進行。接著是往酒中兌水，加水的比例為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這些正確的比例在一首詩歌的殘篇中作為歡樂氛圍的保障被重點地強調過，因為如果這個規定被忽視，如果水的比例被減掉一半的話， 就會導致吵鬧，甚至瘋狂。關於酒和飲酒，詩人們有很多迷人的篇章， 但是由於通常情況下會喝很長時間，喝得很多，因此常常會說到醉酒，在狄俄倪索斯節上，這在通常情況下甚至是允許的。 宴飲主持人（symposiarch）規定可以在喝醉的情況下發誓（這在斯巴達是禁止的），還有一種對於喝酒的罰金制度；實際上，根據索福克利斯的一個殘篇，還有某種有關喝酒的義務，這項義務並不比一個要忍受口渴的義務要好。一個詩人讓一個角色說出了這個聰明的評論：「如果一個酩酊大醉的人來到宴會上的話，就不會有人喝多了。」希臘人總是對盛酒的器皿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它們形狀多樣，上面還有豐富多彩的象徵性圖案和故事，從涅斯托爾的號角到提奧克里特的沒有用過的木碗，應有盡有。所有令人愉快的東西都是圓的，像世界、太陽和月亮——桌子是圓的，蛋糕和酒杯也是圓的。這種說法是雅典尼烏斯的書中的一個人非常愉快地表達出來的，無疑是建立在一個舊有觀念的基礎上。後來的一則格言這樣說：「把甜美的高腳酒杯給我，它是用泥土製造的，就像我一樣；當我死後，我將再次躺倒在泥土中。」在這裡，享受人生和對死亡的思考之間的聯繫被優美地表達了出來。 我們也許會想到，這些酒杯的形狀與墳墓中的從未使用過的器皿是相同的，只是因為它們優美的形狀，才被埋在地下，讓死去的人一起帶走。 談話在唱歌和飲酒的帶動下越來越活躍。唱歌包括三種：所有的客人一起唱，每個人輪著唱，最後是只有那些歌唱得最好的人來唱，每個人都坐在他的位子上唱。 由於這些沒有什麼固定的程式，而是臨時決定，這最後的一幕稱為 scholion （意思是「曲折前進」）。在很長的時間內，人們更喜歡熟悉的老曲子，儘管一位舊喜劇詩人曾經抱怨說（顯然是在宴會上），人們聽到的是輕浮的內西普斯（Gnesippus）的歌曲，他專門為通姦的人寫小夜曲，而不是斯特西魯克斯（Stesichorus）、阿克曼（Alcman）和西蒙尼德的歌曲，他們已經過時了。 儘管在很晚的時候，在小狄俄倪索斯的圈子裡，人們還在桌邊演唱弗瑞尼庫斯、斯特西克魯斯和品達創作的讚美詩，但很快還是被那些專門演唱由僭主創作的歌曲的獻媚者們取代了。 餐桌上最主要的事情當然是談話。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在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沒有存在過如此 充滿智慧 的宴席。因為客人們都躺在他們的臥榻上，面對中心區域和其他人，一般來說談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每個人談話並不只是針對碰巧坐在他旁邊的人，也正是這個原因，毫無疑問他所說的話要讓所有人都能聽到。 正像在這裡沒有給兩個人之間安靜地傳播閒話提供機會一樣，在這裡也完全避免了祝酒，這種活動總是在用餐的過程中進行，會加入一些豪言壯語，一個人會迫使所有人都要同他喝上一杯。這種談話還完全排除了財富、地位和社會等級的影響；它擁有一種坦白，在關於生活的所有方面的討論中都排斥了任何傾向性，同時也沒有我們現代的謙卑，這就是希臘人的特點。每個人的語氣都是輕鬆的，那些需要由「學術」詞彙來表達的東西都由詭辯術來替代。我們一定要把所有這些談話與一種非常明顯的優雅聯繫在一起，它擁有一些與今天的此類活動相類似的一些規矩，但又有所不同；因為機智總是神賜予的一種恩惠，友好的舉止當然非常受到希臘人的推崇。雅典人也提供了很多亞細亞和其他的希臘人的談話中所沒有的題目。在這裡，每個人都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在世界的普遍發展道路的問題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歐里庇得斯的很多長篇大論無疑就反映了這一點。這位詩人的受到歡迎大部分可能就是因為他能夠用最美的不加修飾的語言表達出人們普遍相信的主題。而且，每個人都處在討論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的一種情緒當中，喜歡逗趣和嘲諷；但是，最好也要知道，由於其與政治遊說有著密切的關係，宴飲活動也存在著一定的危險，只要有可能，就會被人利用，成為宣傳某種政治主張的接待室。 宴會為人們與傑出人士和名人的接觸提供了便利，這一點早就被注意到並進行了描述。繼伊翁之後，普魯塔克（《客蒙傳》，9）相當詳細地描述了雅典的一次宴會，客蒙到場並描述了他所指揮的與波斯人的戰役；伊翁還成為索福克利斯在桌邊談論開俄斯的素材，這篇談話以一個男孩倒酒開始，接著就進行文學上的討論，直到最後以一個吻結束（雅典尼烏斯，13. 81）。在接下來的一個階段的文獻中，我們所發現的關於宴飲的最多的描述出現在哀歌詩（後來濃縮成格言）中；到了柏拉圖的時代，哲學對話承擔了這個角色，最優秀的作家會運用宴飲達到這種效果，正是這一事實說明了人們是多麼看重其作為精神生活的容器的價值。 柏拉圖的這種類型的最重要的作品《會飲篇》，可能從始至終都出於一種非常自由的杜撰。裡面的人物在現實中可能從未謀面，或者並沒有全部出現在同一場合，他們所說的話幾乎完全是柏拉圖編造出來的。但是，即使它並不是一篇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文獻，可也是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因為它表明人們在思考些什麼問題。這些聚在一起的人展現了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獨特的場景。其重要性還僅僅在於這樣一種推斷，那就是透過這樣一篇代表雅典最高水平的思想火花的迸發，可以看到，在這樣一個處於嚴重政治危機的時代，還能有這樣無與倫比的對話在任何私人的流言之外存在，在談話中每個參加者能夠對偉大的話題集中地表達普遍的看法，而且常常把這些觀點用神話加以表達。這種對話出現在這樣一個時期的可能性正支持了瑞南（Renan）的看法，即歷史上的動盪時期實際上對精神生活的活躍是有幫助的。 我只需簡要地說一下柏拉圖《會飲篇》中的一些微妙的細節，比如，相互的恭維占據了波雪梨阿斯、埃瑞克西馬庫斯（Eryximachus）、阿里斯托芬和阿伽同的談話的間歇部分。但是從基本的過程來看，我們必須記住，這次宴會並不完全是典型的。在讚美詩之後，當開始飲酒的時候，並沒有選舉出一位談話的主持人；所有的客人都一致認為，每個人應該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因為他們前一天的酒勁還沒過去），所以他們馬上就讓吹笛少女退場了。接著，這場宴飲還有第二和第三個舉動。首先是亞西比德帶著無比喜悅的神情突然闖入，戴著一頂用常春藤和紫羅蘭編制的稠密的花冠，上面還綁著緞帶，帶了一個吹笛手和幾個令人喜歡的夥伴，接著，在他非同尋常的演說之後，突然又來了一群吵鬧的朋友，進來就找他們的位子——不太清楚他們這樣做的權利是不是由於阿伽同的勝利——於是場面開始變得喧鬧，秩序轉為混亂，每個人都喝得酩酊大醉。 另外，柏拉圖的《會飲篇》還給了我們一種受過教育的雅典人所喜愛的那種類型的聚會的單方面的印象。色諾芬的《會飲篇》則向我們展現了更加真實的社會氛圍，實際上是目前關於宴飲的最重要的文獻，儘管事實上超越了所有規範的蘇格拉底是這篇對話的靈魂人物和爭論的焦點。通過這篇對話，讀者可以得到一種真實可靠的記憶的印象，即使它把那些人半生的經歷都集中在了一個晚上。與一種道德和謙遜組成的優雅同時存在於這篇對話中的就是人們可以公開表達親密的情感和討論其他人的愛情故事，窺探那些看上去十分驚人的輕率舉動，當然也有其限度，這一令人驚訝的特徵與現代社會的舉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並不是一篇很好地展現出第一等級的社會組成，展現出其組成因素是如何保持均衡的文獻。 雖然這次宴飲活動發生在一個富人家裡，但作者可以任意地加入節目，其中，屬於一個敘拉古人（他與一個吹笛少女共同演奏）的男孩和女孩被允許以一種非常適時的方式用舞蹈和笑劇打斷人們的談話。 還出現了一個職業的滑稽演員，一個令人看不起的人物，但看在其同伴的面子上，並不是完全多餘的。他不請自來地加入到這些人當中，偷偷地進來，卡里阿斯還是允許他留下來，因為把他趕出去太不友好了；當看到沒有人對他講的笑話發笑的時候，他變得非常沮喪，開始哭泣，於是他們所有人又和藹地安慰他，承諾他下一次一定笑，因而使他成為了一個真正多餘的人。 [30] 柏拉圖和色諾芬的《會飲篇》可能都是展現在人們的頭腦中已經形成的宴會觀念的文獻，以一種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了普遍的觀念和哲學上的爭論，以及那些從根本上說值得人們去了解的東西。 這似乎就是歐里庇得斯把幾篇獨立的文章以這種形式拼合在一起的原因。即使在後來，在普魯塔克和雅典尼烏斯那裡，它發展成為一種學術論文的結構。很多成功的詩歌形式都包容了與它們完全不同的材質。所有這些都只不過是黃金時代的宴會的神聖光輝的一種反映罷了。 但是宴飲並不是社會交往的惟一形式；在阿戈拉（ agorazein ）閒逛是另外一種方式。 [31] 遇到壞的天氣，當露天的廣場不能去或者人們希望一種小規模的聚會的時候，人們就會在店鋪里消磨時光和聊天——在雅典，這更適合於那些最靠近公共廣場的店鋪。這樣的店鋪都是由殘疾人來經營——或許是一家鞋店，因為呂西阿斯就講過鞋匠的笑話——在他的第二十四篇演說中他建議這些店鋪應該得到國家的支持。他自己為這樣的指控進行辯護，即認為邪惡的陰謀都是在這些店鋪里產生的，他的理由是宣稱所有擁有店鋪的商人都必須要接待來訪者：「因為，你們所有的人，我的法官老爺，都是這些店鋪的常客——比如香水店、理髮店和皮匠店，偏愛著那些靠近市場的小店。」即使在那個時代理髮師有著一種說話太多的壞名聲，但有時也會以遇到了最健談的顧客為託詞。當一個理髮師問阿齊勞斯國王，「國王，我該如何為您理髮呢？」他的回答是：「不要說話。」 因而，社會交往性在希臘人中是與生俱來的；所有的事情都鼓勵他們向那個方向發展，甚至還有國家的引導，那就是公民大會和陪審法庭；總是有一群人到那裡去，在那裡進行談話。完全的社會的動物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形成的，拿阿里斯提普斯（他的一生跨越了公元前5世紀）來說，根據場合的不同，他就會穿著斗篷或者破衣爛衫前去，像亞西比德那樣，可以讓自己適應任何時間、地點的需要，扮演任何角色；當有人問他從哲學中學到了哪些東西的時候，他回答說，那就是充滿自信地與任何人打成一片的能力（狄奧格尼斯·拉爾提烏斯，2. 8. 4）。地方的新的社交場所開始形成，這些都非常重要。某個人可能在剛剛提到的馬其頓國王阿齊勞斯的宮廷中被認出來，阿齊勞斯在公元前413到公元前399年間在位。實際上，在官方的場合，希臘人聽到他的名字時都會發抖，並保佑他們自己；但至少，在這樣的宮廷，像歐里庇得斯、阿伽同、薩摩斯的克瑞魯斯以及畫家澤烏克西斯和提墨修斯這樣的天才其真正的價值還是會受到重視；有人在那裡會被狗而不會是被獻媚者撕成碎片。一個獨特的現象就是在柏拉圖的《普羅泰戈拉篇》（ Protagoras ）的開頭所描述的雅典大家族。一個早晨，三個偉大的詭辯家受到了主人——又是卡里阿斯——和在場的其他人的異乎尋常的禮遇。 [32] 西庇阿斯承認，這個最幸運的家庭——這個位於希臘聖火所在的城市的家庭——有權期待（不僅對其自身也對其同胞），他們的談話就應該在這裡進行。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 詭辯家 。 [33] 在我看來，由於我們過於關注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了，因而常常使我們處在一種悲劇式的莊重情緒當中。 在公元前5世紀，詭辯術實際上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從詭辯家們行為的公開性判斷，它必須被看作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情。 所以，在那時，三個分別來自於阿布得拉、刻俄斯（Ceos）和厄利斯的人，與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偉大的列奧提尼亞人（Leontinian）［高爾吉亞］，在希臘旅行，在每個地方都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尤其在雅典，聲望超過了最重要的人物， 經常作為使者到訪雅典， 並受到獎勵，他們全方位地展示他們的個性，得到了很高的收入、地位和榮譽，以及城市的自由等等。 這種強有力的認同和反應足以表明，情況完全超出了柏拉圖所準備接受的範圍；公開的宣傳活動自身——他選擇出來用以顯示詭辯家的不可理喻的一面——並不能說明什麼。公開的宣傳是很盛大的，只要從他們華美的服飾和高爾吉亞在德爾斐為自己建立的鍍金雕像就可以想像得到。但是這樣的事情，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定不要想得太嚴重；在一個沒有報紙的時代，每個人必須做自己的公眾宣傳的媒介，不僅是詭辯家而且一些偉大的人物（首先是亞西比德），給我們的第一印象當然都是一些粗俗的自吹自擂者，如果我們能夠看到他的所作所為的話。沒有必要把他們想得比其他人好——這些詭辯家也不過就是希臘人；只不過他們在自己身上至少把以下三種東西一起展現出來了，只不過這個人多一些，那個人少一些：那就是思想（因為他們追求的也還是哲學，實際上是倫理學），豐富的和多種多樣的確定的知識以及演說術，他們確實得到了這種技術。 對他們的主要指控是，由於信奉一種「兩面看」的信條，他們在所有事情上都宣揚一種對道德的漠然態度，因而助長了腐敗。但是，主張這種原則並沒有什麼內在的錯誤，那就是在每件事情上都可以找到相反的觀點存在的理由，通過演說術使它們看上去同樣地合情合理；這只不過表述了一個事實，讓學生意識到，他應該對那些對他來說似乎是真實和正確的東西去問一個為什麼。在把這一原則應用於法律和道德的問題上比他們的對手柏拉圖更需要有利的證據。詭辯家們非常著名的能夠使弱者打贏官司的聲名很明顯只是一種精神上的遊戲罷了，他們坦白地說，可以完全不用去考慮是與非的問題；於是這就被解釋成他們對道德真的是漠不關心，如果他們被一個法庭指定為律師來為一樁犯罪事件進行辯護的話，肯定是一派胡言。所有的希臘人都將被這些人腐化的說法完全是不可信的；這個民族需要責備的恰恰只是其自身，在高爾吉亞登上舞台之前，他們已經沉迷於雄辯之中，常常在大庭廣眾之下講話，在日常的談話中雅典人尤其是好的律師；我們有理由認為，在雅典一直存在著好的談話者和好的聽眾。悲劇就呈現出了一幅這樣的畫面，從一定背景下的演說和回答（其中，激動人心的戲劇表達的強烈的不合理性經常要服從於對原因的修辭上的正確表達）到充滿激情的警句（monostichs）的勝利，應有盡有。實際上，可以試著從歐里庇得斯的戲劇中的那種雄辯的口才中找出詭辯家的直接影響，但這當中的大部分也一定出自雅典； [34] 這也並不會消除我們這樣的想法，那就是過於精緻的演說對國家和人民是有害的（參看《希波呂托斯》，486f. ）。 權力掌握在強者手中的信條也存在於那個時代的雅典，不多不少恰恰就是現實狀況的一種表述，斯賓諾莎也表達過類似的想法。通過武力或者雄辯而在國家中獲得權力的人的確（就像色拉敘馬霍斯和卡利克里斯在柏拉圖的《高爾吉亞篇》和《理想國》中所說的那樣）根據自己的要求、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制定法律；在這樣的國家，他的命令就是真正的法律，凡是違背他意志的東西都被稱為違法的。在這樣的意義上，法律自然只不過是一己之見和達成的某種協議罷了；然而，注意到這樣的事實並不等於贊成它們。如果詭辯家受到這樣的指控，即鼓勵「個人主義的驕傲反對道德和國家的一般性原則」，那麼也應該問一問，最著名的雅典人在很久以前，在沒有詭辯術的幫助下，就從來沒有起而反對過那些一般性的原則嗎？不是有一個泰米斯托克里，下定決心拒絕接受所有可行的辦法嗎？所有最重要的人物中就沒有一個主觀主義者嗎？要把雅典人想成是小孩子嗎？在這種革命性的傾向上非要等到這些新來者來教育他們嗎？在詭辯家們對大眾宗教的懷疑態度上面也是如此。「對於神靈，我不能了解到他們是否存在，因為很多事情阻礙著我的探究；萬物無常，人生苦短」——這些話據說是出自於普羅泰戈拉之口，他在說這話的時候，他的大多數雅典委託人都持有這種對神的看法，而且都是通過他們自己得出的這個看法。 如果詭辯家並不存在的話，他們所做的事情完全可以由別人來做，因為這些都是那個時代所固有的東西；他們創造了一種說話的藝術，一種能夠贊成或反對任何事情和所有事情的藝術，因而，他們只不過為雅典人帶來一件他們最想要的禮物。與此同時，他們是偉大的即席流利演說的大師，因此，西庇阿斯自誇說每次在講任何題目的時候都能夠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就像高爾吉亞——如果流傳下來的記載可靠的話——他向人們保證能夠當場回答任何問題。 高爾吉亞的這種語言表達上的流暢正好與講話方式上的非凡的優雅相匹配，正是通過他的句子結構的對稱，通過對準確表述的關注（普羅狄庫斯尤其以這種能力而聞名），再加上諳熟能夠打動法官和公民大會的所有的表達方式，使他獲得了這種講話方式上的優雅。 在高爾吉亞開創了這一方法之後，很快就掀起了對修辭學進行研究的熱潮。 演講比賽開始舉行；虛構的案例被用作練習，由普通的格言編成的集子在各個地方出現（ locicommunes ）；辭藻華麗的演說被創造出來，除了高爾吉亞的演說之外，最偉大的例子就是普羅狄庫斯所做的「赫拉克利斯走上歧路」的演說。 第一本關於口才的教科書也在這個圈裡誕生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高爾吉亞和安提豐作為演講者出現在了德爾斐和奧林匹亞的節慶活動上，呼籲希臘人團結一致，對蠻族發動戰爭；西庇阿斯也在奧林匹亞「把希臘人掛在他的嘴邊上」，發表了大量技藝高超的演說；偉大的賽會舉辦地在詭辯術的身上一定又看到了其所有的光芒。 就像希臘人給羅馬人帶來的其他好處那樣，維吉爾也為視覺藝術、雄辯術（ orabunt causas melius ）和天文學重新起了名字。在這些中，天文學是給予整個世界的一個實際的好處，而不僅僅是哪一個民族的財富。非常幸運的是，倖存下來的藝術品見證了希臘的精神；因為，在藝術領域之外，修辭學從公元前400年起就在希臘人的普遍的天賦中占據了主導的地位，其目的是為了削弱表達的自發性。在公共生活中，就像今天的新聞報刊一樣，它大部分成為了做壞事的工具；它粉飾並弱化了詩歌和歷史；在現實生活中，甚至哲學家也是半個真正的修辭學家。這總的來說是詭辯術的產物，而詭辯術則基本上來源於修辭。整個的古代世界都把這些歸結在詭辯家的名下，即使他們最偉大的反對者也受到了他們的影響，包括柏拉圖，他的作品也採用了對話的形式。如果從更廣闊的範圍和更遠的距離來觀察的話，這種現象或許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去看待。在一個文明高度發展的時代，當人們的才能和能量被廣泛分配的時候，如果公共的環境不加以干擾的話，社會就必定會發生一些變化，如果他們極力去發展這些才能的話，變化就會更加明顯。 一個強有力的媒介形成了，自身發展起一種力量，成為了普通人以及那些其才能和地位允許他們利用這一力量的人們的手中的一種武器。這時候，即使擁有極高的天賦和特權的人也不得不利用這種媒介以獲取各種各樣的聽眾；後來的人們贊同伊壁鳩魯的一個最大的理由就是他完全放棄了對修辭學的任何依賴。儘管這個過渡時期是非常令人驚訝的，新的媒介和舊有思想的力量——依然完好無損地存在著——一起在發揮著作用，就像修昔底德和伊壁鳩魯的身上所表現出的那樣。 希臘人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修辭學是應該受到懷疑的。 你的話語是勇敢的；然而，我從未聽說過 一個傑出的人能夠天衣無縫地說出所有的事情 索福克利斯筆下的俄狄浦斯對克瑞翁這樣說（《俄狄浦斯在克羅努斯》，806—807）；羅馬人也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認識到勝利並不總是依靠雄辯獲得的。 在那時，詭辯術就與哲學存在著很多的聯繫。的確，它為真正的哲學家所厭惡，他們的厭惡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他們看到自己幾乎成了少數。琉善（《逃亡者》［ Fugitives ］，10）代表哲學說道，「我不知道這個物種是如何在我的身邊成長起來的，一個就像馬人那樣的混血兒，搖擺於饒舌和哲學之間。」但是，哲學家們還是禁不住要從一個側面端詳一下這些詭辯家們，他們當然都非常熟悉不同學派的最重要的那些信條，的確完全有能力在某個單個的學科上進行系統的講授。很明顯，除了所有的詭辯術之外，普羅泰戈拉還教授實踐智慧和道德，他完全有可能開設一門關於倫理學的嚴肅的課程，就像很多其他的詭辯家把他們自己投身於教育一樣，為此他們必須真正地擁有某些專門的知識。 可能他們的辯證法與哲學家的很接近，而同時也是一種精神的體育比賽；即使任何有知識的希臘人都會時常地使用一下他們臭名昭著的邏輯陷阱，這不過就是一種傳授邏輯知識的好方法，在有些時候也被愛利亞學派和麥加拉學派使用。儘管，他們所謂的哲學出發點就是，沒有諸如真理和普遍有效的看法這樣的東西，沒有知識，只有想像，但其本身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他們或許可以被認為是對感知證明抱有懷疑態度的先驅；儘管對於這種感知的主觀性的確信，赫拉克利特的哲學已經預見到了。 不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總的來看，詭辯家們沒有在他們的哲學中裝作反觀精神自身的樣子，去讓「人們變得更好」。儘管普羅泰戈拉學派觸及了這個領域，他們更多地把重點放在專業化的知識和實際應用的成效上——這是可以教授的——而不是放在使人們更相信上面。在這個方面，他們成為了一種突然間有了很大需求的 訓練 的完全不可缺少的指導者，但又很少有系統的研究和充足的書本知識作為支撐，儘管同時代的人說起它的時候，與其說是一種普遍為人們所知的和完全接受的東西，不如說是從前的一種比較弱小的事物的增強。 他們所關心的是很多關於經商和手藝的知識。據說西庇阿斯是大部分手藝中最有智慧的一個，據說他到奧林匹克去的時候坐的是一輛完全用他自己的雙手製造出來的四輪馬車 （這至少可以說明，他對於技術性勞作的指責毫無畏懼），這表明，對多才多藝的追求只是在一個生活相對簡單的時代才是可能的，它是與一種較早的但已經很發達的文明精神相契合的，他不僅研究的領域十分廣泛（ polyhistor ），而且還擁有多方面的才能。正是這個人在他的「演說」中涵蓋了幾何學、天文學、音樂、格律學，還有詩歌和雕塑； 在拉西戴夢，因為崇尚力量的拉西戴夢人喜歡這樣的題目，他就講政府的體制，講殖民和國家經營的企業；他的知識被認為包含了所有的考古方法所能夠提供解釋的內容，據說他甚至還寫過關於人們的姓名的文章。 柏拉圖告訴我們，普羅泰戈拉還教授過管理藝術，既包括本地，也包括整個民族，其中他說出了他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他可能擁有比柏拉圖所記載的內容多得多的有趣的話題。 非常遺憾的是，詭辯家所擁有的和傳播的這個方面的經驗很少流傳下來，尤其是關於建城、政體、制度和經濟情況的可以進行比較的知識。修昔底德可能就在詭辯家的指導下研究過這些問題，這個事實說明了他們的思想的豐富性。 他們還進行過語法和科學的研究，古代詩歌的解釋，法理學和軍事理論，建立了形式邏輯的基礎。由於他們是很多不同領域的知識的專家，所以他們的教學不但非常有用，而且和大多數哲學家所講的內容相比也更為有趣，因而很明顯的是，詭辯家們所提供的正是當時出現的「教育熱」所需要的東西。它與這樣一種教學實踐的目標完全合拍，西庇阿斯創造出一種記憶術，一種能夠鞏固學生所學知識的方法。這種記憶術在當時書本相對缺少的情況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方法，這些東奔西跑的老師和別人一樣需要這種東西，因為他必須把他的知識隨身攜帶。除了內容之外，一種聽者也必須要學會的用於交流的好的修辭形式尤其具有吸引力——例如在高爾吉亞或發表於公眾場合或發表於私人場合的演說中就展示了這一點。有了所有這些，詭辯家們的成功，尤其是得到富有的和貴族年輕人的歡迎， 就完全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了，還有他們應得的高額費用，付給他們的原因當然也並不是在於他們的邏輯陷阱和狡猾的修辭詭計。 並不是每個人都像蘇格拉底那樣對所有的知識都抱著一種諷刺的和苦行的態度。 現在，詭辯家們獨特的命運恰巧成為偉大的講笑話者阿里斯托芬的最好的題材，在他的《雲》劇中，他對他們進行了最壞的嘲諷，同時還有阿納克薩格拉的關於天體現象的討論和他對整箇舊的奧林匹斯眾神的否認，他用了蘇格拉底式的辯證法對這些看法進行推敲，並把詭辯家們最主要的敵人（蘇格拉底）樹立起來作為所有這些看法的主要的代言人。 以這種方式，他把雅典俗人的所有可能有的偏見與自己所有不喜歡的事情結合起來（而且，在這件事上表現得更加缺乏詩意的靈感），形成了一幅合成的諷刺畫，這幅畫只有一部分是符合實際的， 但沒有一件是完全屬實的。這幅諷刺畫公開地演示了詭辯家們所教授的實用知識，其中當然有一些要素會給我們留下一種欺騙的印象。不論如何，他們並不是真正的教人說謊的教師，就像這幅畫中所表現的那樣；我們再次看到，我們在把阿里斯托芬倉促編造的、素描式的作品及其對事實的傲慢態度當作一種歷史資料來使用的時候要多麼地謹慎。另一方面，雅典人不僅已經被從詭辯家們的學校出來的年輕人表現出的傲慢無禮激怒了，而且還感到了來自於一些真正危險的個人的威脅，比如克里底亞，他經常出沒於詭辯家的圈子。對於完全建立在教育平等的基礎上的希臘國家，任何一種教育標準的提出都不可避免地在公民中造成新的不平等，這很難說就是詭辯家們的錯誤；這種不平等立即就會被人利用成為獲取更大的政治影響的手段。 詭辯家們的話題又把我們帶到了另一個話題，那就是自從他們出現以後開始的對神話普遍的拒斥；恕我直言，這真的不算什麼罪責。到了公元前4世紀，神話似乎已經消亡了，除了在視覺藝術上；曾經滋養它的史詩和悲劇儘管仍然富有創造力，但已經失去了它們從前的力量，所以只有在亞歷山大里亞，才能夠發生一場神話的復興。這其中的原因部分在於在舊喜劇中所表現出來的對神靈的不夠虔敬的態度，還在於支配了公元前5世紀最後一代人的明確的理性主義的思想方式，這種方式被諸如修昔底德，尤其是伯利克里這樣的人表達了出來。哲學本身基本上就是顛覆神話的產物；但是對當時的雅典來說，重要的是由於解釋自然，尤其是解釋天體現象的新的方式的出現而導致了所有的「對神靈的敬畏」（ deisidaimonia ）在日常生活中的喪失（當然所有這些都只是在受過相當教育的人當中發生的）。與狄亞格拉斯相比，這種變化與阿納克薩格拉的關係更為密切，他的教學把神性從整個的自然中趕走了。阿納克薩格拉對伯利克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正如普魯塔克所言，他在他的心中灌滿了氣象學和高深的思想，對他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他的演說總是用生理學來渲染，就像用一種染料來渲染那樣。 德摩斯提尼提醒雅典人說，當皮提亞站在腓力一邊的時候，伯利克里曾經認為依賴於神諭（ chresmoi ）是一場多麼怯懦的騙局呀，他更喜歡依靠理性和反思（普魯塔克，《德摩斯提尼傳》，20）。在這件事上，詩人站在了政治家這一邊；歐里庇得斯常常去更正神話，因而提供了「神話理解方式的衰落」的證據。例如，這種做法就曾出現在他的《厄拉克特拉》（508ff. ）當中反對埃斯庫羅斯的論辯中；在這同一齣戲中阿爾果斯婦女組成的合唱隊公開地解釋說（737ff. ），她們自己並不相信這樣的故事，即在提耶斯泰斯的宴會之後，宙斯改變了太陽和星星的軌道——「但是這些可怕的故事是有益於身心健康的，因為它們提高了上天神聖力量的榮耀」——最多可以說，這樣的信仰對普通人還是有好處的。因而，阿里斯托芬也在一個段落中（《地母節婦女》，450ff. ）駁斥他的對手對神的否定，在另一個地方則取笑了他和他的宇宙起源論；在《蛙》劇（893ff. ）中，在哈得斯的賽會開始之前，他讓他請求幫助，不是來自於神靈的幫助，而是來自於空氣、他的舌頭、傲慢無禮和他自己的能發出鼻音的鼻子的幫助。 色諾芬告訴我們（《回憶錄》，4. 7. 6ff. ），蘇格拉底曾經警告過阿納克薩格拉不要過分地渴望知識，並試圖駁斥他的關於太陽的理論，在柏拉圖的對話中，他也曾經駁斥過有人說他對與阿納克薩格拉串通一氣的指控。關於蘇格拉底和神話之間關係的最重要的一段話出自《斐德羅篇》（ Phaedrus ，229ff. ），當中他和斐德羅正在討論波瑞阿斯到底是在哪裡把林間仙女俄瑞提伊亞搶走的。「你認為這個神話是真實的嗎？」斐德羅問道，蘇格拉底回答說： 就像智者一樣，我也懷疑其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那麼我會（以一種非荷馬的論述方式）說，是北風從附近的山崖綁架了她，當她死了以後，人們就說她是被波瑞阿斯抓走的……我認為這樣的探究是很微妙的，但是作為一個充滿嫉妒和並不很幸運的人的作品，只是因為他在那時必須提供一個關於馬人在那之後是吐火怪獸的真實解釋。在他們之後還有一大群醜陋的女人和帶翅膀的馬或者其他很多傳說中最奇怪的東西。如果任何一個不相信它們的人試圖根據可能性的法則對此做出全面的解釋，他就需要大量的時間，因為他的理解是沒有根據的。但是我沒有這個功夫，原因是：我甚至不了解我自己，就像德爾斐神諭所要求的那樣，因此去迷惑於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是荒謬的。所以我把這些問題放在那裡，接受關於它們的普遍接受的看法；我對反省我自己更感興趣，去認識一下我是否是一種野獸，還是一種本性分享了神性的溫順的生物…… 在這個時期一種普遍的懷疑主義是否已經占據了主導地位，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那麼容易。一種普遍的肆無忌憚，一種對自私和貪婪的目標的孜孜以求，一種對神靈或者非神靈的徹底的冷漠，可能都是普遍出現的而沒有得到官方承認的現象。 但到了更加虛弱的時候，這些反叛的因素就會故態復萌而成為「對神靈的敬畏」。由狄亞格拉斯、阿納克薩格拉和其他的一些人提出來的關於世界的哲學解釋，完全沒有考慮神的統治，冒著危險被公布出來，通常會成為被控告犯有瀆神罪（ asebeia ）的目標。這些審判與對神的最小化的信仰相一致，這種最小化在古代一直是經常出現的，甚至到了最晚近的時代。歐里庇得斯敢於表明，神靈們只能比他們在荷馬中的表現更壞，而不是更好，在早期和中期的喜劇中可以把他們在泥裡面拖著走——但是否認他們的存在是不允許的；因為他們的嫉妒和復仇一直是令人敬畏的，至少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那就是在任何的災難中，人們「不能確定」一些神靈的怨憤是否就是災難發生的原因。即使人們對神的信仰和敬畏是如此的微弱，個人和國家還是遵守一定程度的虔敬（ eusebeia ）要 更加安全 一些；只要其中有了一定的責任，每個人就變得十分謹慎。在任何時期只要存在某種宗教情感，並與這種謹慎結合起來，就會再一次宣布神的統治地位。另外，希臘的神並不是倫理上的楷模和原初的準則，而是人類激情的化身，從來就不是神聖的，從未比命運更有力量；因而，對他們的信仰並不會攪擾普通人的良心，能夠與對享樂的熱愛相安無事。所以，為什麼要廢除他們呢？從另外的方面看，宗教崇拜與整個的公共和私人生活充分地交織在一起，尤其是它與節慶活動的密切聯繫，這些也都足以保護它。除此之外，人們對死後生活的關注與日俱增，儘管宗教的信仰在放鬆；下層社會「對神靈的敬畏」則方興未艾。然而，在一般的哲學家中，信仰上發生的變化並不是無神論，而是一種與一神論非常相似的東西。 總之，透過這些跡象，我們可以看到從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400年或者公元前415年所有的希臘國家在文化的各個方面所發生的內在轉變。當然，基本的情形在各個地方都是一樣的：希波戰爭之後，人們看問題的視野發生了變化，民主制度開始在政治結構上占據統治地位，個人變得靈活而現實，但還存在這些個人和他們的國家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在所有地方都爆發出來，反思和理性壓倒了簡單的履行義務。哲學承擔了用其自身的方法來解釋宇宙和人類的任務；社會生活的組織無疑到達了其最完備的階段。然而，道德卻由於國家——其最重要的支柱——的不穩定而受到動搖；不僅道德鬆弛了，而且應該受到譴責的自私自利也被解放了出來。在公元前5世紀出現了一次詩歌的勃興；形成了那些詩歌最後的偉大形式——最廣泛意義上的合唱表演，悲劇，舊喜劇，諷刺短詩——其中充滿了一些至關重要的內容，這些內容使公元前4世紀與前一個時期相比看上去更加沒有生氣；尚未形成的新形式不過是一些遺漏的東西罷了——那就是中期和晚期喜劇——這些在公元前4世紀用舊有的形式創造出來的東西已經沒有什麼生命力了。繪畫和雕塑則完全不同，其崇高的成就都是公元前5世紀以後才取得的，所以在公元前4世紀，仍然有機會創作出迷人的可愛之作，這是一種完全在精神性的激發下而進行創作的藝術。 非常令人驚訝的是，希臘的生活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時候走向了衰落，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是希臘人中普遍盛行的一種情緒，由於希波戰爭，他們意識到了自身巨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存在於單個的城邦或者黨派中，這與他們是在戰爭中奮力抵抗，還是向波斯人屈服沒有關係），在這種意識的作用下，他們更加傾向於一種肆無忌憚的生活。從那時開始，爭奪霸權的鬥爭開始了，這以前只是斯巴達的特徵。其動力來自於民主制度，現在民主幾乎成為一種普遍的制度。那些征服了其他地區的人們，或者勸說他們自己去征服的人們，現在致力於鞏固他們自己的國家，但是國內事務的動盪不安當然也會在外部事務上表現為暴力的行動。在應用於所有事務上的新的準則的作用下，沒有人感到他們擁有足夠的力量，恰恰是因為他們在希波戰爭中感到太有力了。野心和虛榮心不再通過宣布和慶賀賽會的勝利來獲得；現在有了一種直接的不言自明的外部需要，那就是對抗其他的城邦，對抗其他的那些很容易被激怒的集團，在極端的情況下也可以毀滅它們，如果它們不能對自身造成損害或者沒有能力復仇的話。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所有那些曾經受人尊敬的東西現在都一錢不值了——城市中的神話、聖地以及在賽會上出名——政客的權力就成了最後的總結。在希臘和西西里，從那時開始，整個公元前5世紀沒幹別的，就是在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做準備，那些屈從者集結在兩個行駛指揮權的 城邦 的旗下，比一比誰的力量更大。從前的 城邦 傾向於獨立，它們現在則被迫加入同盟和屈從於霸權。從前城邦也曾有過暫時的聯合，他們曾經打敗薛西斯和瑪多尼烏斯；現在它們則成為內部和外部普遍動盪不安的犧牲品。這種不安最終必然導致這場民族內部的戰爭，這就意味著如果波斯人戰術得當的話，必然能夠占領希臘。 可以追溯到神話時代的可怕的戰爭法則雖然一直存在，但只是到了現在它才被系統地和可怖地運用到實際當中。斬草除根，把俘虜賣為奴隸，使莊稼荒掉，焦土政策和蹂躪成為家常便飯。野心並沒有受到力量削弱的妨礙，其證明就是雅典人在西西里的冒險活動，當時他們隨時都受到戰爭再次爆發的威脅。作為其冷酷無情和破壞性的回報，雅典應該受到徹底的毀滅。 對於所有這些對民族性格的影響，修昔底德是我們的權威。在第三卷的一個有名的部分里，他把深入骨髓的腐敗和施加在科西拉的恐怖聯繫在一起進行了描述，因為革命在那裡是第一次發生，所以給人以非常可怕的印象。後來，城邦中的民主派都成為親雅典的，寡頭派則都成為親斯巴達的，「整個的希臘民族都陷入了騷亂」。在這個時候，他們認識到在戰爭期間進行革命要比在和平年代容易得多，因為在戰爭中那些想推翻政府的人可以得到外國的援助。在和平時期，國家和個人一樣傾向於一種溫和的行動，因為他們沒有遭受匱乏；戰爭奪取了他們的收入和享樂，在這個暴虐的教師（ biaios didaskalos ）的指導下，他們開始變壞。但是後來，黨派開始分裂，隨著過去的暴行被發現，人們都變得更加好鬥、滿懷仇恨並伺機報復。修昔底德還說到了詞義的變化，列舉了新產生的全部的政治行話，尤其是在小集團（ hetaireia ）中使用的行話。在這裡，我們無意當中看到了像這樣的政治小集團的破壞作用，不僅對國家和道德，而且對所有社會生活的破壞作用。除了由於屬於某個集團而導致的智力水平的降低之外，他們還使在一個體面的客觀層次上的任何知識的交流變成了不可能的事情，這種情形不僅是對於某個特殊的夜晚來說的；所有的社會關係都中了毒。所有的人都應該由於把他的整個生命都花在與最糟糕的人為伴上面而受到譴責，是陰謀把他們綁在了一起。 修昔底德在解釋犯罪中同夥的相互信任的問題上走得更遠。 人們發誓要同甘共苦，但只有在萬不得已和有利可圖的情況下才信守他們的諾言；更為殘忍的發展是，人們發現通過濫用他們的信任（也就是在這以前裝作是他們的朋友）對他們的不加防備的對手實施報復不僅更加安全，而且更為有趣。通過欺騙的手段占據上風顯示了他們的聰明；他們寧願以邪惡和狡猾出名，而不願以善良和容易受騙出名，他們完全可以置好的名聲於不顧，兩個派系可以在他們的爭鬥中使用任何手段和所有手段（在這個問題上修昔底德始終是非常誠懇的）。通過非法投票或使用武力獲得權力之後，他們又用對抗他們的敵人的辦法來安撫當時的不滿情緒。人們對那些觀點趨向於溫和的公民有一種特殊的仇視：他們受到迫害，或者是因為他們保持中立，或者是出於對他們誠實的嫉妒。邪惡的想法十分盛行，作為一種高貴品質之標誌的簡樸則受到嘲笑和鄙視。到處都是仇恨和壞的信仰；沒有一句神聖的話是安全的，沒有一個神聖的誓言得到尊重：自我的利益是惟一的當務之急；那些爬到高位的最壞的人，由於害怕他們可能在論辯或者陰謀中受到矇騙，就會立即採取行動，在他們的更加通情達理的對手完全放鬆警惕的情況下去摧毀他們。 修昔底德的作品中這些不朽的篇章向我們展示了所有的黨派中普遍存在的可怕的道德淪喪，既有可怕的衝突，也有冷酷的、非人的算計。審慎被遺忘了，沒有什麼比這更有利於波斯人了，亞西比德鼓勵他們雙方繼續進行瘋狂的爭鬥；這也是波斯人所遵循的最簡便易行的策略。 在靠不住的尼西阿斯的和平（公元前421年）期間，當時一切都陷入混亂當中，落後的少數民族也開始尋找機會進行劫掠（這種發展在一個半世紀之後即埃托利亞同盟形成之後成為了一個可怕的威脅）：多羅皮亞人（Dolopians）、埃尼亞人、馬利亞人（Malians）進攻赫拉克利亞（Heraclea）的特拉齊尼亞（Trachinia），打了一個勝仗，包圍了這座城市，後來卻被底比斯人的一支小分隊就給趕跑了。 雙方都下定決心戰鬥到最後一刻，有人會認為修昔底德所說的有些言過其實，但他的話還是通過歐里庇得斯的厄忒俄克勒斯在《腓尼基婦女》中以及他的克瑞烏薩在《伊翁》（ Ion ）中所說的話而得到了證實。在這裡，我們再次認識到，追求權力的人要保持住其統治地位需要冒多麼大的風險。 詩人們還透露出很多的事情。例如，儘管掠奪性的共產主義首先出現在波里比阿的時代，但是迫切要求普遍的財產平等的基本想法一定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就已經存在了。我們在歐里庇得斯的戲劇中可以找到一篇長篇大論，聲稱生活中如果只有窮人的話就過不下去了，普遍的康樂需要富人和窮人的一種混合，因為他們是相互依靠的。 這個時代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埃斯庫羅斯在《七將攻忒拜》中仍然非常令人信服地說出來的那種簡單的愛國主義現在在歐里庇得斯那裡卻行不通了。這一點在厄瑞克透斯的一次長篇大論中展示出來，當時他受到歐摩爾波斯和色雷斯人的威脅，在他的高貴的心靈的誤導之下，想為了他的國家而犧牲他的女兒。 在另外一個殘篇中，這同一位詩人說到，人們現在開始認識到，習俗比法律好，因為沒有一個演說家能夠歪曲習俗；而法律卻可以在演說中被濫用和破壞。 作為一位道德的護衛者，阿里斯托芬的語氣可能看上去有些奇怪；但是在所有的文獻中，沒有哪一篇能夠與《雲》（961ff. ）劇中的關於正義之詞和非正義之詞的對話相媲美。可以認為，雙方的發言作為老年和年青一代的雅典人的寫照，一定都得到了大多數雅典人的認同；聽眾也默默地認可了詩人所必須要大聲疾呼的事情。在《蛙》劇中，阿里斯托芬借埃斯庫羅斯之口說，目前的一代人在公民的義務面前都成為了逃避者，粗俗，不誠實，卑鄙（請記住這正是在羊河戰役之前）；從歐里庇得斯開始，他們愛上了高談闊論，它使體育學校（ palaiestrai ）變得空空蕩蕩，導致了國家的船隻上水手的譁變；這個城市充滿了作假者和輕佻的裝腔作勢的人，但是他們很少參加鍛煉，以至於在遊行中竟然沒有人有力氣舉火炬。在這裡和那裡，政府都受到腐敗的譴責； [35] 人們還談到普遍出現的一群壞傢伙，在從國庫那裡盜用的錢財的支持下，逃避軍役，甚至到處坑蒙拐騙（《地母節婦女》，811ff. ）——儘管在這齣戲中倒是婦女的卑鄙和墮落表現得更為嚴重。她們的不貞，以私生子冒充正統等等，作為經常發生的事情被揭露出來，還說到丈夫們日益增長的懷疑（可能並不很誇張），歐里庇得斯被當作這種情形的原因而受到責備。 在《財神》（ Plutus ）中，壞人的好運從一開始就作為一種確鑿無疑的事情被擺了出來；卡里翁（Carion）和他的主人克瑞密羅斯（Chremylus）都是很壞的人，他們冷酷無情地談到，欺騙在這個世界上是得以生存下去的惟一的方式。 舊喜劇本身就是雅典社會生活危機的一種現實反映，正如我們所說過的，它本身就證明了雅典正在永久性地陷入一樁驚人的醜聞當中，這樁醜聞一定會像一場風暴一樣爆發出來，不僅在狄俄倪索斯節上，而且會長此以往。 作為文化史的材料，喜劇是不可缺少的，詩人直接說出來的那些細枝末節（ parabases ）尤其具有文獻上的重要價值；阿里斯托芬在說到某個個人的時候可能是完全的誹謗，但是當他描述普遍的行為舉止的時候，卻只能說那是些每個人都知道並且可以認同的事情。 [36] 亞里士多德記載，柏拉圖曾經對一個叫阿齊庇烏斯（Archibius）的人說，成為一個邪惡的人（ poneros ）在雅典已經成為一種時尚。 [37] 這會使我們想起馬基雅維里時代的義大利。不論如何，在柏拉圖的對話中（假定發生在公元前5世紀晚期），一些人物確實驚人地證明了雅典社會生活的危機。在他的《理想國》（2. 365）的一個段落里，柏拉圖把人生在世時能夠得到神聖回報的舊信仰與關於把人死之後能夠繼續享受感觀上的快樂作為神聖回報的新觀念放在了一起。他從人類普遍地傾向於邪惡，從好人受苦，而惡人在這個世界上卻能獲得勝利開始講起，因為他們很富有，就能夠勝過正義，即使在宗教儀式上，也可以通過祭祀和奉獻供品而騙過神靈。接著講到年輕人也受到了這種觀念的影響，他們被告知，神靈給壞人帶來好運，給好人帶來厄運，他們會受到套話和咒語的左右；接著，一個年輕人就下了結論：「那麼我會裝作有道德的樣子，但行動起來卻要陰險狡詐。」為了避免被人揭穿，秘密的社團和俱樂部是非常有用的。接著就出現了專門教人在公民大會和法庭上發表演說的教師；如果把這種勸說方式與強力結合起來，我們就更厲害了。希臘人告訴我們，神靈既不能欺騙也不能強迫；如果他們全然存在，關心世間一切的生活，我們也只能通過傳說和神譜的詩歌了解這一點；我們通過這些詩歌還了解到，神靈還會為獻祭、安撫性的許願和進貢禮物所動搖。所以，我們可以在犯罪的同時進行獻祭；誠實僅僅使我們能夠免於神的懲罰，但卻會剝奪我們由欺騙得來的利益；如果我們不誠實，我們就能夠獲得利益，然後再通過懇求神的寬恕而逃避懲罰。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受到威脅要在陰間受到懲罰，就可以求助於神聖的儀式和神的救贖，就像我們從最偉大的城邦和神的兒子們——他們已經變成了詩人和預言家——那裡了解到的那樣。 第二段（6. 492）是關於民眾領袖的。在所有類型的集會中——民眾大會，陪審法庭，劇院或者軍營——民眾領袖們用著最大的噪聲和最狂野的誇張支持或者反對人們所說的話或者所做的事情，以至於石頭和城牆也把讚揚或者指責的聲音變得更大了。那麼年輕人怎樣看待這些呢？什麼樣的教育能夠幫助他們對抗這種壓力，或者使他們免於捲入當前的黨派情緒當中，直到他們同意並成為像其他人一樣的人？此外，那些被民眾領袖稱為詭辯家的惟利是圖的人——被他們當作對手——的教導從根本上講與那些在公民大會上傳播的大眾觀點沒有什麼不同，卻被稱為智慧（ sophia ）。他們致力於研究的是一隻巨大而強壯的野獸的所有激情和欲求——如何接近和操縱它，什麼使它發怒或者溫順，什麼樣的語氣可以安撫它或者激怒它。研究的結果被當作一種技藝（ techne ） 來傳授，完全不管什麼真正的優美還是醜陋，好的還是壞的，所有的內容都根據巨獸的脾氣來分類；凡是它喜歡的就是好的，對它有所傷害的就是壞的。 然而，一個年輕的、聰明的、充滿活力的人出現了，帶著他的家庭的希望，尤其是他來自於一個重要的城市，富有，出身高貴，英俊，高大，註定滿懷著一種只有老天才知道的野心，把他自己看成是賜給希臘人和野蠻人的一件禮物，在他愚蠢和淺薄的虛榮心的驅動下變得愈發傲慢自大。 接下來（8. 555f. ）就是對民主制度的描述，在後來人們的想像中，那時候窮人把所有其他的人都殺死了或者趕跑了，只在他們的內部分享管理國家的權力。自由統轄著一切，在言論和行動上沒有任何限制。所有類型的人都可以躋身高層，政府辦事機構的設置就是為了供人挑選，就像是一個市場上的貨攤那樣。每個人都儘可能地逃避義務和規則；犯罪可以喚起人們的同情，因此那些被判處死刑或者放逐的人還可以自由地在公共場所里走來走去；教育被忽視了；一個人受到人們的尊敬僅僅因為他說他熱愛人民。政府的輕率與民主制度下公民個人的舉止別無二致，後者像他的國家一樣的狂野和反覆無常；他活著就是為了及時行樂。第一天喝酒和享受笛子奏出的音樂，第二天則保持清醒，一會兒在健身房，一會兒又無所事事，有時進行哲學探討，但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討論政治上面，他會跳起來說出第一個出現在他頭腦中的想法。他可能突然對軍隊充滿羨慕，迫不及待地去參軍，接著可能又被投機活動吸引了。他的生活沒有秩序，沒有內在的需求，然而他卻把這樣的生活稱為愉快的、體面的和幸福的（毫無疑問大部分雅典人都這樣想）。但是這是一種經常會產生暴政的民主制度。對自由充滿渴望的民主國家誤入聲名狼藉的酒吧，喝了太多的未經摻水的酒而酩酊大醉。除非政府極端地寬大為懷，不然他們會被指控為腐敗而受到辱罵，那些仍然遵守規則的人則會被視為充滿奴性的小人而受到凌辱。聲望和榮耀的獲得完全在於統治者與國民打成一片，國民與統治者打成一片。同樣的情緒還滲透到家庭當中，父親不但與兒子平等，還害怕兒子，而兒子則既不尊敬也不害怕父親。定居的外邦人與公民平起平坐，外國人也是如此；老師害怕而且奉承他們的學生，而學生則看不起他的老師；年輕人和老年人在言語和行為上也平等相待，老人與年輕人共坐並想方設法使他們發笑，以此來避免讓人看上去過於粗暴和高高在上。甚至買來的奴隸也和他們的主人一樣的自由，男人和女人之間也實現了完全的自由和平等。就連動物——母狗、馬和驢子——也能夠比在其他地方更自由地走來走去，頂撞那些擋了它們路的人。人們變得極端的易怒，憎恨所有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認為不應該賦予任何人以權力去管理其他的人。 在柏拉圖《理想國》（9. 574）的另外一章中對一個沒用的敗家子進行了非常精彩的刻畫。他把所有的錢財都用在了戀愛上面，他揮霍家裡的財產，他養成了無數的壞習慣，他會在晚上入室行竊或搶劫路人，接著又去搶劫神廟，很快又去想殺人，去犯其他的罪。 在這樣一個只有極少數人的地方，他們會去服務於一位僭主，或者待在家裡干很多壞事，然而規模是很小的（柏拉圖把獻媚者們的惡毒做法也計算在內）；但是，在他們的人數變得很多的地方，在愚昧的大眾的幫助下，在他們中將會出現一位僭主，這個人（儘管在這裡柏拉圖錯了）將是一個在內心裡就有一個最大的僭主在操縱著他的人，因此他想去干那些最邪惡的事情。這就能夠解釋為什麼沒有一個像喀提林那種類型的阿提卡的陰謀家能夠成功地坐上僭主寶座。 在《法律篇》（3. 700）中，柏拉圖把他的關於雅典衰微的敘述同音樂的腐化作用以及人們對劇院的狂熱聯繫在了一起。這段描述中的一些特徵，比如對人們不再服從父母和法律的約束，在《理想國》中已經有所論述。 當最終的崩潰已經鄰近的時候，誓言、忠誠和神靈都受到了公然的蔑視，與古代所謂的巨人族的脾氣如出一轍；緊隨其後的也是古人遭到的後果——一個絕對的苦難時代的到來。 在《高爾吉亞篇》（471）中，詭辯家波路斯（Polus）講述了一個可怕的家庭犯罪的故事，由此阿齊勞斯坐上了馬其頓王位的寶座，柏拉圖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你先開始，蘇格拉底，有沒有一個雅典人，如果他必須成為一個馬其頓人，他會選擇成為其他的馬其頓人，而不選擇成為阿齊勞斯呢？」蘇格拉底回答說：「幾乎所有的雅典人，外國人也是如此，都會承認，他們都願意成為阿齊勞斯」——這之後就是一個預先準備好的這樣的雅典人的清單。 色諾芬也描述了這座已經忘記了「優秀品質」（ kalokagathia ）的城市的現狀。其位置已經被對父母的不敬和對體育鍛煉的輕視代替；人們不再幫助他人，取而代之的是去污辱他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嫉妒他們的鄰人；在公共的集會和私人的聚會上經常爆發爭吵，公民們經常把自己的同胞告上法庭；到處都充滿了敵意和仇恨。儘管在海上，軍銜依然管用，體育賽會上的裁判依然說話算數（就像色諾芬帶有諷刺意味地指出的那樣），就像合唱表演的指揮那樣，但是雅典的重裝兵和騎兵卻成為了世界上最無組織無紀律的軍隊。 這些是我們從很多不同的作家那裡聽到的非常嚴厲的抱怨。它們都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像安多西得斯這樣的人的存在就足以使我們相信這一點。儘管他本人作為一個傳令官是赫爾墨斯的傳人，他還是參與了褻瀆赫爾墨斯和神秘儀式的事情，但由於供出了其他人而得以無罪釋放。他在這件事上表現出巨大的熱情，並告發了他自己的父親利奧格拉斯（Leogoras）。「其他的那些他說出名字的人被處決了，但是他還是救了他的已經戴上鎖鏈的父親，因為他說他父親對 城邦 還非常有用。利奧格拉斯接著告發了很多劫掠國家和犯有其他罪行的人，因此他得到了自由。」 雅典的所有人都前去向特拉門尼斯（Theramenes）表示祝賀，因為就在他剛踏出房門的時候，這座房子就塌了，據說他高聲喊道：「宙斯啊，你將給我帶來的是什麼樣的命運呀！」這一定是真實情感的一種表達，因為他們都被命運拖著向前走，期待著一個充滿暴力的結束，但又不知道它會是什麼。很多人一定常常會發出這樣的慨嘆：「要是大地及早地把我吞下去就好了！」 [1] 參看雅典尼烏斯（3. 6）引用的安提豐的話；在伊斯圖斯（Istros）之後，雅典尼烏斯也提到一項舊有的法律禁止無花果的出口，以確保只有本地的居民可以享用它們。蜂蜜得到了特殊的讚美，因為它是惟一的增甜劑，可以用於所有的祭品。最好的東西似乎來自於銀礦區，第二種來自於西美圖斯：斯特拉波，9.123，他說到那裡也有銀礦。阿里斯托芬的《赫賴》（ Horae ）的殘篇中（雅典尼烏斯，9. 14）描述了雅典的四季水果和鮮花不斷，抱怨這些東西不斷地誘惑著人們去花費錢財。 [2] 德摩斯提尼的《反提奧克里努斯》（ Against Theocrinus ）中的論點。 [3] 呂西阿斯22. 21中，控告糧商（ sitopoloi ）密謀加害外邦人，他說：「如果你們處罰這些商人的話，你們就是根據你們自身的利益任意地處置他們，如果你們不這樣做，他們會怎麼想你們呢？」 [4] 主要的資料是：阿波羅多洛斯，3. 14ff.，斯特拉波，8. 7，1. 9. 1 passim，波雪梨阿斯 1 passim ，Justin，2. 6。 [5] 《蘇達辭書》 s. v. Daphidas 。（維斯特曼，第363頁） [6] 關於伯利克里自己的節儉（ euteleia ）參看伊索克拉底，《論和平》，184d，據說他留下的遺產沒有他繼承時候的多，但把8000塔蘭特存在了衛城。 [7] 湊巧的是，正是在這裡，伯利克里第一次使用攻城機械（ krioi 和 chelonai ），克拉祖米涅的阿爾忒蒙（Artemon）的作品；因而，大炮是雅典人的一項發明：狄奧多洛斯，12. 28。 [8] 關於一次捐助的花銷參看安提豐，6. 11—13。在呂西阿斯的演說（21）中，一個被控行賄的人這樣開始了他為自己的辯護，他說像他這樣慷慨的人受到這樣的指控是很荒謬的。接著他列舉出了（21. 1—15）這個長長的捐助清單：「在特奧旁普斯擔任執政官的這一年（即公元前411年），經過審查我獲得了為公共事業服務的資格，我便為悲劇捐助了30明那，當我用一支男性合唱隊在第三個月在泰格莉亞取得了勝利的時候我又捐了2000德拉克馬。在戈勞奇普斯（Glaukippos）執政時期，我拿出800德拉克馬用於在大泛雅典娜節上的皮洛士舞蹈。在同一年，作為捐助者，我在狄俄倪索斯節上取得勝利，僅在三腳桌的獻祭上就出了5000德拉克馬。在狄奧克里斯（Diocles）執政期間（即公元前409年），在小泛雅典娜節上，我拿出300德拉克馬資助了一個組詩合唱團。同時，我在七年中一直是三列槳艦的建造者，我捐出了6個塔蘭特。除了這些花銷之外，正當我日益陷入危險，為了你們的事務在外奔忙的時候，我又付出了兩筆所得稅，一筆30明那，另外一個4000德拉克馬。在阿里克西阿斯（Alexias）擔任執政官期間（即公元前405年），我從海路回到了家，我立即成為了普羅米修斯節日賽會的運動會監督官，以12明那的代價獲勝。後來我又成為一個男孩合唱團的捐助者，花掉了15個明那。在歐克里得斯（Eucleides）執政期間（即公元前403年），作為喜劇的捐助者我取得了勝利，我用掉了16明那，在小泛雅典娜節上，作為沒有鬍鬚的皮洛士舞者的捐助者我花了7個明那。我取得了在蘇尼翁（Sunion）外面舉行的三列槳比賽的勝利，花了15明那。此外，我還花了30多明那在充任使團團長（ architheoriai ） 和捧著雅典娜女神的袍子遊行（ arrephoriai ）等事情上面。如果我只把法律規定的部分列出來的話，那麼還不足總數的四分之一。」稍後（21. 12f. ），這個人宣布，一個所謂的公正裁決只會有利於法官自己。由於城市的收入已經減少，剩下的被官員們搶去，最安全的儲備屬於那些自願出錢的人；如果法官們足夠聰明的話，他們會像關照他們自己的錢財那樣照看好他的錢財，因為他們使用這些錢的方式是一樣的。大家都知道，比起那些管理國庫的人來說，他是他的錢財的更好的保管者；如果他的錢被剝奪了，他們自己也就成了窮人，其他人就會分享到他被沒收的財產，就像他們分享其他的東西那樣。在第19篇演說中，這個人還說到他經常聽到他的父親說到，在他的一生中，與他留給兒子的錢財相比，他已經拿出了兩倍以上的錢貢獻給了國家。 [9] 在琉善的《伊卡羅美尼普斯》（ Icaromenippus ）（c. 16）中 dikazesthai （訴訟）似乎是雅典人的一個獨特的特徵，當伊卡羅美尼普斯從月亮上往下看的時候，他看到了大地上不同民族的行為方式。 [10] 例如，安提豐的演說《論歌舞表演》（ On the choreuteai ）中講到的一個事例：一個參加合唱比賽的男孩比賽之後立即就死了，贊助人被告謀殺；告發者們被他的敵人唆使作偽證，直到事情發生的幾天之後才真相大白。 [11] 安多西得斯，《論神秘儀式》（ On the Mysteries ），36. 43ff.，20。另外參看修昔底德，卷6，他的無與倫比的關於赫爾墨斯神像遭到破壞的那個時期的記述。根據普魯塔克（《亞西比德傳》，18），一些人相信是科林斯人組織了這些犯罪行為，以使凶兆能夠阻止雅典人進攻他們在敘拉古的殖民地。 [12] 《修辭學》，2. 6. 24，西狄阿斯實際上在德摩斯提尼的時候說的這句話，同樣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臘演說》（ Panegyricus ）中也這樣說：「我們所下定決心要做的事情是眾所周知的，它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可。」 [13] 參看琉善，《阿納卡西斯》，16，很明顯的情況是，即使在太陽的暴曬下，所有的人也不戴帽子。只有在旅行的時候人們才戴上便帽（ pilos ）。這樣做可能是為了保護頭髮的美。 [14] 亞西比德，16. （這種景象［ àpropos ］是很值得拜訪一下的！）另外參看《梭倫傳》，15。 [15] 呂西阿斯，《反菲洛克拉特斯》（ Against Philocrates ），10。 [16] 呂西阿斯，《反亞西比德》，41，參看義大利人對 disgrazia 和瑞士人對 Ung』fell 的相似的使用。 [17] 雅典尼烏斯，12. 62，他自己使用的 habrodiaitos 這個字毫不奇怪地被轉化成 rabdodiaitos （以畫筆為生，即匠人）。 [18] 關於這些的一個清單參看西塞羅，《為家園辯護》（ De Domo Sua ）c. 38。 [19] 最後的偉大獨白（815ff. ）是關於變動的美，並表達出了痛苦的深度。埃阿斯把赫克托爾給他的寶劍使勁地插入土地，首先祈求宙斯，讓陶庫路斯把他的屍體從敵人、野狗和鳥獸那裡搶回來，然後祈求赫爾墨斯，能夠得到一個好的安身之所，因為阿特里代兄弟的緣故，祈求復仇女神前來觀看他是怎麼死的，激發他們對整個軍隊和對赫利俄斯的仇恨，告訴他的父母這些悲慘的消息。最後是祈求陽光和他在薩拉米灣的家，祈求雅典和特洛伊土地上的泉水、河流和草地：「這是埃阿斯對你們說的最後一句話；其他的話都留到地下世界了。」死去英雄的變形在忒克墨薩悲痛的哭號聲中才開始，他曾經毀壞了他的灶台和家，只是為了他才活了下來。他的偉大以戲劇的形式得到了提升，蓋過了其他人的所有言論和行動；「陡轉」（ peripeteia ）只是到了現在才開始；即使是一具屍體，他也能夠在陶庫路斯、門涅勞斯、阿伽門農和武士們的合唱中產生一種最強大的張力。結果是討價還價和威脅，對私人的莊嚴的保護；對卑賤的血統和家族恐怖事件的相互指責，直到奧德修斯的介入，這位擁有更高智慧和謙遜品格的人，是他平息了這場爭執，確保了葬禮的順利進行。 [20] 普魯塔克所使用的文本（是否出自安多西得斯或者其他什麼人之口）並不是一篇真正發表過的演說，而是一篇建立在一個虛構的主題上的反駁性的文章。它好像是在米洛島的侵入之後和西西里遠征之前寫出來的，很可能是在亞西比德的生命的最後一個階段；他為雅典人帶來的災難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作者並不認為它僅僅是一篇後來的學術性演說，儘管有一些這樣的演說，比如眾所周知的 loidoriai Alkibiadou （亞西比德的咒罵）。 [21] 高爾吉亞的一尊雕像被他的偉大的侄子在奧林匹亞建立起來，他在那裡曾經出現過；他在德爾斐為自己打造了鍍金雕像。根據維勒里烏斯·馬克希姆（8. 16），整個希臘為他在德爾斐貢獻了一尊純金雕像。見波雪梨阿斯6. 17. 5，10.18. 7。 [22] 參看阿里斯托芬的《呂西斯忒拉塔》的開頭，接著（387ff. ）是普洛包魯斯（Proboulos）提的問題，回憶起四年前的那一天，當時德摩斯提尼正在公民大會上發表贊成西西里遠征的演說，卻被屋頂上傳來的喊叫聲打斷，那時婦女們正在為了紀念阿多尼斯而舉行慶祝活動和跳舞，大叫著「阿多尼斯死了」。在這同一齣戲里我們詳細地了解到（641ff. ）婦女們莊嚴的遊行，一些人穿著盛裝，舉行儀式。一個普通的雅典婦女說了一些共同的經歷，她說：「當我只有七歲的時候，我為帕拉絲拿著一件聖物；當我十歲的時候，我成為一個為建城者帕拉斯服務的磨房女（ aletris ）；接著我在神殿（Brauronia）穿著黃色的袍子扮演一隻母熊，當我長大成為一個可愛的女孩的時候我成為一個拿著籃子的人，籃子裡放著無花果。」 [23] 在偽柏拉圖的《美涅克斯努篇》（ Menexenus ）中，阿斯帕西亞也加入了進來，儘管是間接的。 [24] 在呂西阿斯1，《論埃拉托斯提尼的被殺》［ On the Murder of Eratosthenes ］中，歐菲勒圖斯（Euphiletus）說到一個宗教裁判員（heliasts）的官司，他抓到了他妻子的引誘者臭名昭著的埃拉托斯提尼，然後殺了他。埃拉托斯提尼有一個癖好就是專門勾引有夫之婦。因為他知道法官們嚴肅認真地對待此類案件，歐菲勒圖斯詳細地講述了自己受到誘姦者賄賂的女奴的欺騙的過程，還得到了被埃拉托斯提尼拋棄的婦女的警告。他迫使這個奴隸幫他揭穿他的妻子。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當埃拉托斯提尼正在房子裡的時候歐菲勒圖斯出去把鄰居和朋友們喊來作為證人，回來時打著火把捉姦在床。不顧他的哀求和答應出錢，這位誘姦者還是被歐菲勒圖斯殺死了，還有這樣的帶有傳奇色彩的語言：「不是我殺了你，而是國家的法律。」 [25] 《論創造》（ De inventione ），1. 31。 [26] 阿道夫·施密特（Adolf Schmidt）在《伯利克里時代》（ Perikleischer Zeitalter ）第一卷第89頁和第288頁試圖做出完全的粉飾。根據施密特，阿斯帕西亞既不是一個妓女也不在任何時候與人訂立婚約；在伯利克里死後，她並沒有嫁給呂西克里斯，只是接受了他的保護，他只比伯利克里多活了1年的時間；阿斯帕西亞可能在雅典平靜地度過了她的晚年，長期處於蘇格拉底和色諾芬的圈子裡，樂此不疲。施密特說，儘管克拉提努斯在《齊羅內斯》（ Chirones ）（大約公元前440年）中把她稱為「小妾」（ pallaché ），歐普利斯（Eupolis）在《狄米斯》（ Demes ）中（大約公元前413年）稱她為「娼妓」（ porné ），這些貶義詞通常都出於喜劇作家之口。（古代喜劇創作的）整個時期完全不能為歷史人物的評價提供任何根據，這一事實還是被這個重要的學者忽視了，在他的著作中（第113頁），伯利克里和阿斯帕西亞的社交圈子看起來就像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某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教授或者內閣大臣的社交圈。 [27] 參看普魯塔克《論愛》（ On Love ）的殘篇，部分地建立在柏拉圖和悲劇作家的基礎上，它強調了激情的病理學的一面。 [28] 關於潑酒遊戲（ kottabos ），參看Pauly-Wissowa。 [29] 伊索克拉底，《戰神山演說》（ Areopagiticus ），49。 [30] 參看雅典尼烏斯613d f.，認為這種傳統類型是很讓人厭惡的，雖然這種類型在一個好的社會從很早就出現了。在這裡，作者發現他可以被用來轉移注意力，可以用來擺脫客人的讚美和對安托里庫斯（Antolycus）的美麗的驚嘆。一種更為過分的講笑話者會拿每個人開玩笑，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兒子，這種人就是魔術師（ planos ），雅典尼烏斯，615e。 [31] 公共場合下的交談通常在半圓形的空間或者座位中（ hêmikuklion ）中進行；根據普魯塔克《亞西比德傳》，17，業餘的政客們在西西里遠征前坐在一起，在地上畫出了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輪廓。 [32] 普羅泰戈拉在 Prostoon （柱廊）中漫步，左邊是卡里阿斯、帕拉路斯［Paralus］和查米德斯（Charmides），右面是克柵提普斯、腓力匹德斯和他最傑出的學生門德（Mende）的安提墨魯斯（Antimoerus）。跟隨著他們的聽眾大多數是陌生人，來自於各個城市，被普羅泰戈拉吸引，但也有一些雅典人。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不要搶在他前面說話；每次他轉頭的時候，他們就整齊地分立左右，然後繼續跟在他和他的六位門徒的身後。在對面的柱廊，西庇阿斯坐在那裡，也被很多坐在長凳上的雅典人和外國人包圍著；普羅狄庫斯擁有一個小空間（oikema），在那兒他坐在一塊墊子上，裹著毛毯，也有很多坐在長凳上的聽眾包圍著他。自由發言在這裡也是一個明顯的特徵（320a）；儘管亞西比德在場，蘇格拉底還是說起伯利克里（亞西比德的保護人，在這裡假設他還活著）讓他的兄弟克里尼阿斯去師從另外一位教師以免亞西比德把他帶壞。 [33] 對此，我們請讀者參看舍格勒（Schwegler），《希臘哲學史》（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90ff. 以及庫爾提烏斯，《希臘史》，第三卷，97ff. 。至於名稱，普羅泰戈拉是第一個把自己稱為詭辯家（ sophistes ）的人。然而，柏拉圖卻讓他解釋說，更為謹慎的智者會避免使用這個名字，把他們的技藝假裝成是體育、音樂之類的技能的一個組成部分（《普羅泰戈拉篇》，316 d. f. ）。 [34] 在他的《安提俄珀》（ Antiope ）的殘篇中，歐里庇得斯坦白地說，假使有一定的口才的話就可以從所有的論題中導出一個正題和一個反題（《殘篇》，189 Nauck）。 [35] 議事會執行委員會（ Prytaneis ）的「空手」之說見《和平》（907ff. ）、《地母節婦女》（936）和《鳥》（1111ff. ）中，賽會的裁判都有機會獲得一根漂亮的小柱子，在上面可以寫一些東西。 [36] 這就是為什麼柏拉圖會把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送給想了解雅典政體的老狄俄倪索斯。另外參看威舍爾（W. Vischer），「Über die Benutzung der alten Komödie als geschichtlicher Quelle」（意思是「論古代喜劇作為史料的利用」），《著作集》（ Kleine Schriften ），第一卷，第459—485頁。 [37] 《修辭學》，第一卷，15. 15。「是的，我們當中沒有一個好人嗎？」，這種想法是普遍接受的嗎？或者是人們都驕傲地說自己是個例外：「我壞嗎？」「邪惡」（ poneros ）這個字的意思並不是完全沒有用處，而是指一個明明知道什麼是好但沒有這樣去做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