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和希臘文明 · 第三章 賽會時代

我們現在要描繪的是賽會（ agon ）時代，時間從多利亞人遷移活動的結束幾乎到公元前6世紀末；它可以被稱為是希臘歷史上的中古時代。就像所有的分期那樣，這種分期是武斷的，但對我們來說還是有益的。我們將據此組織我們的材料，並儘量好地對它們進行分類。 這個時期最為普遍的特徵是，第一，貴族制和僭主制的城邦開始占據統治地位；第二，與對教養的堅信相伴隨，在「優秀品質」（ kalokagathia ）的獨特理想的指導下，高貴、富有和優秀三者相結合，成為希臘人最突出的特徵，這一點在品達的詩歌中傳達出來。貴族在任何地方都占據了統治地位，即使是在那些不是由多利亞人的移民形成的城邦。最高的統治權建立在高貴的血統、廣大的地產、軍事技能以及豐富的祭祀和法律知識的基礎之上。物質性的勞作，即耕種田地，手工勞動，開設店鋪，經商以及類似的活計受到蔑視。對一個貴族來說惟一合適的職業就是軍事行動，參加賽會或者為國家做事，而不是關注謀生。嚮往自由生活的大眾受到鼓勵紛紛移民到殖民地去，在那裡變成貴族之後再衣錦還鄉。 這個貴族社會既不是散布於農村地區的地主階級（ Junkertum ），也不是一個軍事團體（ Rittertum ）。它更像是中古城市，尤其是義大利城市中的族長政治——居住在城市中的一個社會集團，在國家的管理中扮演著一種積極的角色，與此同時他們也構成了他們自己的社會。即使在沒有其他因素的情況下，賽會的風習也足以把這樣一個團體聯合在一起。出於功利主義的考慮，僭主對賽會不甚熱心。斯巴達也由於其嚴厲的多利亞主義（Doricism），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與希臘的其他地區完全不同；因為在這裡不存在真正的社會，只有一個實行著嚴酷統治的由征服者組成的部族，他們所有的體育鍛煉和其他活動都指向加強他們的統治地位這一實用的目標。在希臘的其他地方，情況則完全不同。貴族的生活是開放的和喜歡享樂的，主要關注於擁有優秀的馬匹和賽車，這種氛圍是如此鮮明，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甚至有些僭主（例如西庫翁的克里斯提尼）也認為有必要去追求貴族的優秀特質，效仿賽會，當然這些只是一些例外罷了。 這個社會的教育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節慶活動，壯觀的祭祀儀式、合唱隊和跳舞，所有這些都與宗教有關，其向前延伸就是作為所有文化的出發點和根源的神話世界。另一個是運動會。這不是賽會活動的原因而是其結果，因為個人之間的競技活動不再能夠滿足只是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而進行的軍事訓練。現在的目標是把身體鍛煉得無比完美，為了這個達到這個目標，每個人都必須服從於一種有系統的訓練，其嚴格的程度就像在技藝上那樣，不允許去表現任何屬於個人的「天才」特徵。運動會與其連帶的所有活動能夠使人們普遍堅信訓練的價值，這種信念是如此的強有力，以至於國家無需採取什麼積極的措施（除了興建運動場之外）。 這種生活方式在普通希臘人的生活態度上留下了一種深刻和持久的印記。對物質生活的輕視從此再也沒有從希臘人的精神世界中被清除掉，深深地植根於文學作品中，儘管有人對此發出過警告，比如弗西里得斯（Phocylides）。 普通人也抱有這種信念，即使他們並不特別富有。他們或許與色諾芬相似，他願意回到父權制的理想社會，被人們描述成為一個「優秀的人，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尤其是他作為一個馬匹和狩獵的愛好者，精通戰事，對祭祀活動虔誠而熱愛，擅長解釋徵兆」（也就是說他是半個預言家）。 [1] 即使在一個相當晚的時期，在雅典人們還能夠對「優秀品質」進行讚美：在阿里斯托芬的《蛙》（718—737）劇中，有一段話講到，那時已經讓位於青銅貨幣的舊有的銀幣還在被那些出身好、有道德、高貴、公正和優秀的公民使用，他們在摔跤學校（ Palaistra ）、合唱以及音樂中受過教育——儘管這種可以辨認出來的形象已經處於衰微的過程之中。在早些時候，就有了一些關於真正的競技已經衰落的抱怨，主要是在愛奧尼亞和西方的殖民地。但是我們需要對每個單個的事例進行考察，到底奢侈與活力的消逝之間存在著怎樣一種真實的聯繫，因為我們常常聽到的顯然只是一些一個城市對另外一個城市所散布的充滿嫉妒的流言而已。 那個時代與我們現在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在於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今天的法國人也是如此）在品質和人口數量之間更加重視前者。此外，當完備的民主制度建立起來之後，我們之間的區別則在於少數的貴族與外邦人和奴隸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現代社會，人們才會為了供養最大數量的孩子而盡其所能地掙錢，不管會帶來多少困頓和勞苦，然而，人口的質量在這個過程中下降了。我們已經提到過希臘人控制人口數量的方式，看上去十分冷酷無情。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精彩社會。在荷馬獻給阿波羅的頌歌中提到愛奧尼亞人（151—155），描寫了他們在提洛島舉行的節日慶典：「當他看到他們都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就會說，他們是不朽的和不老的，他看到他們所有的人是那麼的優雅。當他看到身著盛裝的男人和女人們，便捷的船隻以及眾多的有錢人的時候心中就充滿了無比的喜悅。」接下來是對提洛島的少女們以及她們的歌聲所給予的特殊讚美，認為她們動聽的歌聲是完美無缺的。 這樣就把我們帶到了賽會這個話題。一方面，城邦是個人興起和發展的推動力，另一方面，賽會則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一種動力——它成為最普遍的催化劑，為民主創造了條件，為每個人願望的實現和潛能的發揮提供了可能性。在這個方面，希臘人堪稱獨樹一幟。即使在原始的或野蠻的民族中，在戰爭之外，競技活動可能都會有一定程度的發展。那裡會有摔跤、騎馬等諸如此類的運動，但總是局限於特定的部落和特定的社會階層。在亞洲文化中，專制主義和等級制度與這樣的活動幾乎是完全對立的。但在希臘人的風俗中，每個希臘人都能夠參加這樣的運動，但在埃及人那裡卻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埃及的特權階級中，類似於競賽的任何活動都會完全遭到禁止，部分原因在於專制主義制度下的平等或者等級的需要，部分原因在於不希望在較低的社會等級中出現競爭。對於埃及人個人來說，其野心僅僅局限於由於行政或軍事服務而希望從國王那裡得到榮耀。即使現在，東方的習慣仍然不是在平等者中進行競技，而是把打鬥看作是由奴隸或收錢以供人們娛樂的人所進行的可笑的表演。只有少數自由的貴族可以在法官面前以平等者的身份表達出自己獨特的意志，這些法官是被選舉或是以其他公平的方式遴選出來的，只有像希臘人這樣的民族做到了這一點；而羅馬人，與希臘人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他們不喜歡「無用的東西」，也將永遠不會建立起這種制度。 在英雄的世界裡，競賽還沒有完全發展起來，我們應該想到，在那時這種活動還派不上用場。英雄通常是帶著他偉大的使命獨自上路的。他的冒險行動還不是為了與其他的冒險者去競爭。 但是，或許在一大群英雄們的共同行動中，還有在神話中，已經有了競爭精神的萌芽，例如，當克刻洛普斯必須在雅典娜和波塞冬之間作出仲裁，或者帕里斯在三個女神之間進行調停的時候。在較晚的時期，賽會的誕生當然可以追溯到神話的世界，在神話時代的神和人中可以找到它的前輩。因而，波呂丟刻斯（Polydeuces）對柏布律喀亞（Bebrycian）的阿密科斯（Amycus）的勝利可以被看作是在希臘競技體育的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阿波羅正是用鐵餅殺死了許阿鏗托斯。赫拉克利斯和提修斯都是最偉大的摔跤手，然而奧林匹克運動的創立要歸功於赫拉克利斯。在從克里特回來的路上，提修斯在提洛島為紀念阿波羅創辦了一個賽會。 所有有關賽會的不同記述對荷馬來說都是屬於他所熟知的世界的一個部分，在這個題目上他顯示出一種高度的技術上的精通。很自然的是，他觀察問題的立場是屬於他自己的那個時代的，在這一點上他與《尼布龍根之歌》（ Nibelungenlied ）以及12和13世紀其他史詩的作者十分相似，他們把諸如體育聯賽這樣的中世紀的風俗習慣帶進了他們所描述的傳說時代。史詩總是毫不猶豫地把現實生活折射到過往的故事中去。（荷馬史詩中的）斯刻里亞島（Scheria）在對這項作為快樂、享受和興奮的源泉的活動的記述上尤為豐富。在阿爾喀諾俄斯的建議下，年輕人輪流上陣進行賽跑、跳遠、摔跤、投擲鐵餅和拳擊等各種比賽（《奧德賽》，第八卷，97ff. ）。接著，當他們看見奧德修斯強健的體格後也想讓他一顯身手，於是拉俄達瑪斯（Laodamas）把他喊過來，對他說，凡人最偉大的榮耀就在於他們的雙手和雙腳。奧德修斯一開始拒絕了邀請，人們又以一種羞辱的方式向他挑戰；最終，他投擲了鐵餅，距離驚人的遠，接著還參加了其他的項目，包括箭術和投標槍，惟一沒有參加競走。接著，阿爾喀諾俄斯通過在拳擊和摔跤項目中向淮阿喀亞人甘拜下風來討好他，並且命令他們應該開始跳舞，為此選出來的裁判已經做好了準備。關於根據一定的規則並且在人們的監督下進行一場拳擊比賽的最古老的描述出自《奧德賽》；這就是在奧德修斯和伊洛斯這兩個乞丐之間展開的角斗，最開始只是發生口角，後來在求婚人的調唆下演變為一場真正的比賽（《奧德賽》，第十八卷，1ff. ）。在這場比賽中還有獎品——有人提供了一塊糕餅——觀眾們莊嚴地許諾要保持中立。戰鬥的結果是伊洛斯被奧德修斯可怕的和無比準確的重拳擊倒在地。 強烈的衝動「總是位於第一位並壓倒所有其他的因素」，它常常在《伊利亞特》所講述的競賽中展現出來，尤其是在賽車當中。阿伽門農對優良的馬匹讚美有加，把它們稱為「獲獎的賽馬」（《伊利亞特》，第九卷，124）。為帕特洛克盧斯的葬禮而舉行的賽會（第二十三卷）自然屬於準備最為精心的賽會之列，賽車是這一天的第一項比賽。對這場比賽的技術上的描述之詳細遠遠超過希臘文學其他所有的同類記載，惟一的例外可能是索福克利斯的《厄拉克特拉》中關於皮提亞競技會的描述。在帕特洛克盧斯的葬禮賽會上幾乎舉行了後來為人們所熟悉的所有種類的比賽，關於很多細節和觀眾屏住呼吸的神情都有詳細確切的描述，只不過還處在較早的發展階段。比賽項目包括拳擊，摔跤，賽跑，投擲毛坯的鐵盤以及用弓箭射殺一隻被捕獲的鴿子。用長矛進行拚鬥也是一個比賽項目，以第一個受傷的人決定勝負。但是當狄俄墨得斯和埃阿斯開始打鬥以後，阿卡亞人開始害怕埃阿斯，命令武士們放棄比賽，平分獎賞。阿喀琉斯也為了防止產生致命的後果，下令終止了最後的投標槍比賽，然後在參賽者之間分配了獎品。 而阿喀琉斯提供的獎品不是橄欖花環——在真正的賽會時代，人們認為這個獎品已經足矣——而是大量的實物，有些非常值錢，貴金屬打制的首飾，漂亮的器皿，動物和少女奴隸，甚至還有給失敗者的安慰性獎勵，在競走比賽中就有5個人得到這類獎賞。 到底是在哪些互相結合的想法的驅動下，體育賽會為何要在重要的葬禮上舉行，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想到其他民族之中的一些風俗習慣，一些偉大的人物死去之後，他的追隨者就會戰死在他的屍體旁邊。埃特魯里亞人要在盛大的葬禮上進行活人的角斗比賽。或許對於這種風俗最容易的解釋是，不論在何時何地，當很多希臘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幾乎要理所當然地舉行一場賽會，而且，為了確保人們按時參加葬禮，死者的家庭一定要為參賽者提供獎品。 讓我們再回到荷馬，在他的詩歌中所描述的賽會與後來的發展相比只是邁出了天真的第一步。儘管在《伊利亞特》中所有種類的運動項目都有了，但是它們還不能夠決定和滲入到英雄的整個生活中去。在特洛伊，他們還有其他很多事情需要考慮。有一些神話與所有的著名人物都有一定關係，那些沒有其他聲名的人就會完全陷入到真正的戰鬥中，在那裡他們大量地死去。投入戰爭的人沒有必要進行馬術比賽。腓尼基人擁有更多的自由時間舉行真正的賽會。但是他們更喜歡有趣的娛樂活動，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們向奧德修斯承認，他們對於拳賽並不在行（這是在斯刻里亞島可以舉行的惟一的一項運動）。因而，賽會在那時與其說是一項常規性的賽事，不如說是一種偶然的活動。直到賽會時代的到來，全部生活才開始圍繞這項活動展開，只有到那時優勝者才成為偉大的名人。 繆斯女神們的訓練活動在早先的時代也是作為一種比賽來進行的。在赫拉克利斯的盾牌上，有一些類似繆斯的人物在唱歌和跳舞。赫西俄德乘船出海到查爾基斯去參加安菲達瑪斯（Amphidamas）的葬禮，由於他的讚美詩獲了獎而贏得了一張青銅的三腳桌，他後來把這張桌子獻給了赫利孔的繆斯女神（《工作與時日》，650ff. ）——這次勝利就是後來一個傳說的來源，在傳說中荷馬和赫西俄德進行了一場比賽。在赫西俄德的作品中，我們發現賽會普遍地存在於城市和農村的生活中，也就是說，一種與貴族的和理想的賽會形式相併行的競賽活動已經形成。這種活動與赫西俄德的關於好的和壞的厄利斯（ Eris ，即鬥爭）的信條相結合，出現在《工作與時日》的開篇。好的厄利斯是率先出生的（而壞的厄利斯只是一個孕育戰爭和衝突的變種），赫西俄德似乎發現她不僅存在於人類的生活中，而且還存在於大自然中，克羅諾斯（Cronos）就把她安置在大地的基座上。正是好的厄利斯能夠把懶散和笨拙的人變得勤勉。看到他人致富，他們也激勵自己努力耕田，按時播種，管理好家產，因此，為了發財致富，鄰居之間展開了競賽。 所以，當英雄時代的君主政體衰落之後，希臘人中所有的高級生活，不論是身體上的還是精神上的，都擁有了賽會的特徵。在這裡，品質和自然的優越（ arete ）都被展示出來，在比賽中獲得勝利是一種不帶有任何敵意的高貴的勝利，就好像是一種古老方式的復活，人可以這種和平的方式戰勝另一個人。生活中很多不同的方面開始帶上這種競賽的特點。我們在宴飲上賓客們的交談和輪流唱歌中，在哲學探討和法律程序，直到公雞和鷓鴣打鬥……都可以看見它的身影。在阿里斯托芬的《騎士》一劇中，帕弗拉格尼亞人和臘腸販子的行為還保留著一場賽會的確切形式。同樣，在《蛙》劇中，埃斯庫羅斯和歐里庇得斯在冥界進行了一場比賽，還有一個儀式性的預賽。在所有階層的生活方式中都受到了賽會和體育比賽的影響，這一點在希羅多德關於阿伽里斯特（Agariste）的招夫的記載中（第六卷，126）表現得最為明顯。西庫翁的克里斯提尼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宣布，在那裡他剛剛贏得了四馬賽車的勝利，他將在申請者中選出女兒的丈夫。招取夫婿本身就是一場競賽，這是對神話中俄諾瑪俄斯的女兒希波達彌亞招夫的一種模仿。13個求婚者來了，所有人都具有超凡的本領和高貴的出身：兩個來自南部義大利，一個來自埃里斯，一個埃托利亞人，一個阿爾果斯人，兩個阿卡狄亞人，一個來自優卑亞，兩個雅典人，另外幾個分別來自優比亞、忒薩利亞和摩羅索斯（位於厄皮洛斯）。克里斯提尼已經為他們準備好一個運動場和一所體育學校（palaestra），讓他們和他待了一年的時間，考察他們的勇氣、氣質、教養和性格。他陪同他們參加體育比賽，觀察他們在宴會上的行為。對於雅典人美加克利斯（Megacles）如何獲得了最終的勝利，我們將在稍後進行討論。 當賽會很快站穩了腳跟，真正成為了人們生活中最重大的活動，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運動會既是賽會的一種選擇，也是賽會的一個分支。如果沒有其中之一，另一個也是不可想像的，即使人們相信體育藝術也是從神話生髮並創造出來的。無論如何，如果沒有賽會，運動會也絕不會成為希臘人生活中最突出的特徵。競技運動在所有的地方都開展起來，即使在那些最小的社區里。個人的全面發展正是依賴於他需要經常在與他人進行的這種沒有任何直接的實用價值的競技運動中對自己作出評價。 在那時，這種情況一定已經變得非常普遍，那就是在豎琴演奏家和文法教師的訓導之外，自由人還會把他們的兒子們交給某位體育教師，從他那裡獲得全部的教育。然而，只有那些相當富有的人能夠負擔得起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只有那些完全不愁吃穿的人才能夠把運動場當作其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種要素。因此，體育比賽本身是一項大眾活動，但在其發展的高級階段就成了一項貴族活動，尤其是當它與賽會及其所有附帶的內容結合在一起以後。運動場是希臘人社會生活的主要中心。我們很難把它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7世紀以前，其設置的完備當然還要更晚，儘管在柏拉圖的描繪中，其中所有的活動在後來都有所記述。體育學校的規模要小得多，常常只是一些私人機構，而體育運動場則總是屬於國家，它還在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因為年輕人（18到20歲之間的青年男性）大量的日常訓練要在這裡進行。 即使在一些最不起眼的城鎮也有很多體育場，這種情況持續到很晚的時代。在雅典的運動場中有呂西昂（Lyceum），阿卡德米（Academy），還有為混合血統的兒子們準備的西諾薩格斯（Cynosarges）。體育場最基本的功能是訓練青年，但在雅典參加訓練的還有男孩，他們被允許參加所有的運動項目，受訓的還有運動員。閱讀色諾芬、柏拉圖、阿里斯托芬和其他人的作品時有一種印象，就是沒有人被運動場拒之門外。在雅典開展的體育項目的種類是最多的。雅典人在每種賽事中往往都是勝利者，他們的運動員和教練被認為是最棒的。五種基本技能，即五項全能，包括競走、跳遠、摔跤、投擲鐵餅和標槍，作為選擇的附加項目還有拳擊和古希臘式搏擊（ pankration ），一種拳擊和摔跤相結合的比賽項目。在一些城市，所有運動項目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雅典年輕人的重要表演項目有在普羅米修斯節（Promethaia）和火神節（Hephaistaia）舉行的火炬賽跑，在所有的城市都有地方組織的公共活動。訓練者常常是前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勝利者，他們當然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品達讚頌過的墨雷西阿斯（Melesias），在他的學生中產生的優勝者多達30個（《奧林匹亞頌》，第八卷，71）。國家在公民中任命的運動場監督官（gymnasiarchs）也具有很大的權力。他們的管理機構允許他們把智者、修辭學家和哲學家驅逐到健身房之外，如果他們確信他們所教授的信條在青年人中產生了某種很壞的影響的話。當然，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作為一種需要很昂貴的捐助（ leitourgia ）才能充任的官職，充當運動場監督官成為了一種獲得大眾支持的途徑。 這些體育運動擴散得十分驚人，而且越來越細緻。在有些城市中，參加這些運動實際上成為了保持公民權的一個條件。例如，在阿卡亞的城市佩里尼，我們了解到舊有的體育場用來訓練年輕人，只有在他們完成了所有的訓練課程時才能獲准成為公民。在斯巴達，作為最重要的事情，那裡開設的所有運動項目都是國家教育中的一個必修的部分。 在這些體育訓練的同時，還有馬匹的賽會。因為車戰在荷馬的英雄時代的戰爭中是最高貴的戰鬥形式，所以賽車在很早就被看作是和平年代裡所有的競技中級別最高的一種。在貴族政治時代，它與馬的飼養結合在一起，是貴族身份的象徵，從那時開始成為最重要的比賽。賽車與其他的運動項目相比不太適合在一個單個城邦的範圍內進行。這種比賽從性質上看很容易超越地域的限制，因為如果總是同一些人參賽的話，人們對它的興趣就會大減。但是賽車的特殊性在於，作為富有的少數人的領地，需要找到一塊普通人能夠容易到達的節慶場所。當這項活動把來自於其他地方的參賽者吸引到中立地帶或某個聖地的時候，泛希臘的賽會就發展起來，接著很快——可能沒有經過明確的約定——有了更多的比賽場所，有了更廣泛的參與度，這項全希臘的賽事就形成了，很快又有人編造出了其創始的神話。這些基本上由希臘人參加的泛希臘運動會的召開在希臘民族主義的成長和自我意識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在消除部落之間的敵意上起到了獨一無二的決定作用，這種敵意在相互敵對的城邦中繼續保留下來，成為最強有力的統一的障礙。只有賽會把整個民族聯合為一個整體，既作為參與者，也作為觀眾。那些把自己排除在賽會之外的部族，比如埃托利亞人、阿卡奈人和伊壁魯斯人，則或多或少地喪失了被看作是希臘人的權利。 古代舉行賽車的一個地點位於彼奧提亞的昂奇斯托斯（Onchestos）的波塞冬森林（Grove of Poseidon），在荷馬的阿波羅頌神詩中（1. 230ff. ）曾經提到。在這同一首詩歌中（1. 234ff. ），忒耳弗薩（Telphusa）試圖用賽車和馬匹的噪音把阿波羅從她的領地上嚇跑，這意味著賽車可能並不總是在泉水附近的道路上進行。另外，在提洛島可能舉辦了一場與非凡的賽會結合在一起的隆重的大眾節慶，賽會的內容包括為阿波羅舉行的拳擊、跳舞和歌唱，那時候對阿波羅的崇拜非常盛行。但是阻礙提洛島成為或者保持住一個各邦普遍參加的賽會舉辦地的原因可能在於這樣的事實，那就是作為一個島嶼，它不適合舉辦這樣一種最高形式的競賽。在其他一些後來建立的偉大的集會地點，比如克羅頓的泛愛奧尼亞節舉辦地或者赫拉神廟，比賽當然照舊舉行，而這些地方也沒有成為著名的賽會所在地，更不用說吸引朝聖者了。 奧林匹克運動會一定是第一個帶有泛希臘特徵的運動會，關於俄諾瑪俄斯和佩羅普斯的神話肯定是這一發展的惟一反映。在德爾斐舉行的皮提亞賽會同樣很古老，但最初只有一個音樂賽會，後來才逐漸包括了體育比賽以及所有的馬術項目，就像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那些項目一樣，以此開始與其他的節慶地點擺開了競爭的架勢。伊斯特摩亞競技會從很古老的時代開始就以賽車運動而聞名，當然也是一個為了紀念帕萊蒙·墨利刻耳忒斯（Palaemon Melicertes）而舉行那些很古老的競技項目的舉辦地。在奧林匹克運動會還不能對所有希臘人開放或還不夠中立的時候，涅墨亞運動會在一段時間裡普遍地為人們所接受。所有這四個節慶活動都被認為是泛希臘的，都聲稱自己擁有英雄時代的起源，這一點已經被證明過上百遍了，例如，涅墨亞運動會在哪年哪月開始，它們還被認為是攻打底比斯的7位將領創立的，因為希臘人總是通過神話的眼睛來看待所有事物的。超於尋常的是，這個民族的不同部分不僅能夠在這些地點同場競技，而且還可以相互融合，因此在比賽進行的休戰期間，即使正在處於戰爭期間的兩個城邦的公民也能夠和平相處。奧林匹克運動會尤其對這個民族來說具有一種特殊的神聖感，那裡舉行的賽事大多數起源於伯羅奔尼撒，逐漸成為了真正的世界意義上的希臘共同體的獨一無二的展示，不論是母邦還是殖民城邦。實際上，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民族認同感上的重要性在以下的事實中還存在著另外一種獨特的表達方式，那就是所有的計時工作都由賽跑的勝利者進行，因而為這樣一個定會困擾現代世界的問題提供了一種簡便易行的解決方式。 在希臘的其他地方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節慶活動，對其他社會階層就像對公民一樣是開放的，或許也同樣可以成為泛希臘的。一個人如果有足夠的錢財可以負擔旅費、供奉，以及付給某個品達或某個西蒙尼德的費用，那麼他可以整年參加這樣的活動，如果他能夠經常成為優勝者，還可以從人民那裡獲得聲名。在每個地方，在節慶活動中舉辦的賽事不計其數。這使得那些偉大的體育名人能夠不斷地處於訓練中，像摔跤手波呂達瑪斯（Polydamas），拳擊手歐堤穆斯（Euthymus），著名的克羅頓的米隆（Milon）以及沒人可以和他相匹敵的提阿格尼斯（Theagenes）。他們的名字家喻戶曉，整個希臘都知道關於他們的軼聞和傳說。例如，提阿格尼斯的生涯開始於他把一尊比賽贏得的金像帶回了家鄉；他參與了每個項目和每個地方的比賽；據波雪梨阿斯的記載，他贏得了1400頂桂冠，普魯塔克的記載（《道德論集》［Moralia］，811d—f）是至少1200頂，儘管作者補充說，它們中大多數是不那麼重要的。 賽會和貴族之間的密切結合使個別家庭能夠保有一種參加比賽和獲勝的傳統。這樣的冠軍世家是品達最好的主顧，正是從他那裡我們了解到這些家族。他是我們關於競賽精神的不可或缺的信息提供者，儘管我們必須記住，他的顧客已經是最後的參賽貴族。在這個領域就像我們對於其他的事情那樣，我們只是熟知這一現象的最後發展階段，因為在這之後，民主制度很快地使這個階級參加賽會變得危險和不可能了。然而，品達還是把像科林斯的歐里加特戴（Oligaithidai）這樣的家族呈現在我們的面前，有一個關於這個家族的成員獲得的勝利的很長的名單，並附有很多賽會的舉辦地點（《奧林匹亞頌》，第十三卷，45ff. ）。他也經常提到埃吉納的阿克戴（Aeakidai）家族；他曾經提到，有時候同一個家族每隔一代就會出一個冠軍（《涅墨亞頌》［ Nemean ］，第六卷，前言）。波雪梨阿斯也提到過此類的體育王朝，像勒普羅斯（Lepros）的阿爾喀內托斯家族（Alkaenetos），尤其是羅得斯島的迪亞格里達家族（Diagoridai），他們是美塞尼的亞里斯托墨涅斯（Aristomenes）的後代，他經歷了奧林匹克運動會激動人心的一刻，當時他的父親被他獲勝的兒子們抬著繞場一周，而希臘人歡呼著把鮮花投向他（波雪梨阿斯，6. 7. 3ff. ）。這樣的家族當然屬於貴族或者親斯巴達的。狄亞格拉斯（Doagoras）的一個兒子多利俄斯（Dorieus），曾經贏得過很多項目的比賽，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時候，他帶著自己的船去為斯巴達人作戰。被俘以後被帶到雅典的公民大會。這個著名的運動冠軍被雅典人釋放了，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儘管很多人對此非常不滿。 我們上面提到過的馬術比賽從很早的時候開始就與其他運動項目一起進行（在奧林匹亞是從第25屆賽會開始的），有四匹馬組成的賽車，很快又加上的單匹馬的比賽，後來又有了一個騾隊或者一匹母馬拉的賽車——這些花樣後來都被取消了——後來還有一對成熟的牡馬和小馬拉車的比賽。馬的飼養者們（他們都擁有帶有「馬」字的名字：比如Phainippus、Hipponicus、Hippocleides等等）與運動員並肩作戰，爭取榮譽，儘管他們不需要親自上陣駕御馬匹，實際上他們經常把自己的牲口送到很遠的地方去參加比賽。因為對於希臘人來說，他們對觀看充滿了熱情，需要這種好看和激動人心的比賽，富有的和經常是皇室的馬匹擁有者們能夠通過自己的方式，堅持要求為自己的馬匹取得了成績而戴上桂冠，這頂桂冠本來應該只授予馬匹駕御者一個人的。一個駕御他自己的賽車的人擁有一項特權，如果他獲得了勝利，就會得到一首專門獻給他的「卡斯托爾讚美詩」（Castor hymn）（《伊斯特摩亞頌歌》，第一卷，前言）。品達還堅持認為（《皮提亞頌》，第五卷，32ff. ），昔蘭尼的阿克西勞斯應該向他的連襟卡爾霍托斯（Carrhotos）正式地表達感謝，因為在皮提亞賽會期間他曾經代他駕御賽車。 因為整個活動都依賴於賽車和馬匹，所以四馬賽車的勝利者可以在某個人的恩准下重新獲得權利，比如，當時正在被雅典流放的老客蒙由於在賽車比賽中取得勝利，先是他的半個兄弟米太亞德，後來是皮西特拉圖，都允許他回家。 有人會問，是公眾知道了勝利從一個人轉移到另外一個人身上，還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完全不知道到底誰才是這支參賽隊伍的所有者。可能他們對這些比賽背後的事情是模糊不清的，就像我們看到的亞西比德所製造的令人困惑和眼花繚亂的效果那樣。 只有富人或統治者能夠負擔得起為公共的娛樂活動而豢養馬匹的奢侈費用，人們常常出於嫉妒通過編造出他們是如何通過可恥的途徑發家致富的故事來對四馬賽車的冠軍們進行報復。因而，富有的雅典人阿爾克邁翁（Alcmaeon）據說就用了最不道德的手段從克羅索斯那裡得到了大量錢財（希羅多德，6. 125）。即使是希羅多德在他生活的年代也只知道有兩個人三次贏得了四馬賽車的冠軍。昔蘭尼就是一座以當地人對養馬充滿熱情而聞名的城市（同上，6. 103）。斯巴達人，在希波戰爭之後，據說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加全身心地投入這種愛好。毫無疑問，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於人口的減少以及繼承的財產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結果。 這種情形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公元前4世紀早期，阿格西勞斯使出了漂亮的一招結束了這項活動。為了向他的斯巴達人證明養馬只關乎財富而與技術無關，繼而糾正人們對它的狂熱，他以他的姐姐希尼斯卡（Cynisca）的名義向奧林匹亞派出了一輛四馬賽車。這件事似乎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即使到很晚的時候，駕御者和馬匹能夠在奧林匹亞取得一次勝利一直被看作是生命中的一座巔峰，正像我們所知道的關於馬其頓腓力國王的記載那樣，他在得到了帕爾美尼亞（Parmenion）在伊里利亞取得了賽車勝利的消息的同時，也接到了他的繼承人亞歷山大降生的喜訊。他同樣為第三條消息而感到驚喜，那就是他自己的一匹馬第一個衝過了終點線（普魯塔克：《亞歷山大傳》，3）。 當然這項運動也有著巨大的危險性。駕御賽車對人的生命和肢體具有極端的危險性。波雪梨阿斯就提到過在克爾哈（Cirrha）的賽馬場經常發生的嚴重的傷亡事故（波雪梨阿斯，10. 37. 4）。品達說，在那裡的一場比賽中有40個人摔倒在地，儘管卡爾霍托斯沒有受傷（《皮提亞頌》，第五卷，65）。即使是一個大概的數字，它還是可以說明摔倒和受重傷的巨大危險性，在索福克利斯的《厄拉克特拉》中監護人（Tutor）關於奧列斯特的死所作的精彩講述使我們更是加深了這種印象。沒有什麼獻祭活動像奧林匹亞的跑馬場那樣充滿了恐懼和戰慄，在那裡有一個類似於圓形祭壇的東西叫作塔拉西波斯（Tarahippos）（意思是「馬受驚」），「在那裡馬匹一受驚，賽車損壞，駕御者經常受傷」。修建它的目的是為了安撫一位邪惡的古代英雄（波雪梨阿斯，6. 20. 81）。 在拳擊和古希臘式搏擊（拳擊和摔跤的結合）中參賽者被殘忍地擊打，常常落得終身殘疾。品達高興地寫到勝利者以痛苦的打鬥換來的榮耀（《涅墨亞頌》，第三卷，27）。眾所周知，古希臘式搏擊運動者的雕像通過他們的「花椰菜」耳朵能夠辨認出來，這成為一個確定的藝術標準。牙也會被打掉，並不是每個遭此厄運的人都把這種事情放在心上，就像昔蘭尼的歐律達馬斯（Eurydamas），在他的對手注意到之前就把它們吞進了肚子裡。在摔跤比賽中，允許折斷對手的手指，兩個在這個方面臭名昭著的人竟在奧林匹亞得到了雕像作為獎勵。由於勒死或者拳頭重重地打在腹部而造成的死亡是經常發生的。這種情況會得到仲裁者們的寬恕，他們知道在關鍵時刻是很難判定到底是哪一方應該承擔責任，通常是犯錯的人被無罪釋放，而受傷的人即使死掉也可以得到一頂桂冠，帶著這樣一種委婉表達出來的勝利被送往天國。 有時候人們當場死亡僅僅是由於發揮太好的原因。這種情形就曾經發生在一個克羅頓人身上，當他在官方的裁判面前走過，走向一個來自於斯巴達的奧林匹克五項全能的冠軍，死的時候他還戴著桂冠。著名的賽跑健將拉達斯（Ladas）在剛獲得勝利之後就病倒了，在送往附近的斯巴達的時候死在路上。後來諷刺作家對這些事情借題發揮，琉善在一首諷刺詩中寫道：「在奧林匹克我還有一隻耳朵，在普拉提亞還有一隻眼睛，但在皮提亞（Pytho）它們卻離我而去」；但是希臘人還是堅持舉辦這些比賽，並不想減少。 優勝者的獎勵最初都是值錢的獎品，就像我們在荷馬當中所看到的那樣，只是後來桂冠成為了最值得驕傲的東西。在奧林匹亞，桂冠是用野橄欖枝編成的，在涅墨亞則用常春藤，在伊斯特摩亞用松枝，在皮提亞用月桂樹枝。在音樂賽會中，似乎從很早的時候起習慣上還要獎勵一張青銅的三腳桌，這個東西不是為了自己保留而是要獻給神。在一些小地方，可能發放一些不那麼值錢的小獎品，比如在佩里尼戰勝品達的一位詩人就贏得過一件溫暖的短斗篷。但是比賽的真正目的是勝利本身，尤其在奧林匹亞，這被看作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獎勵；因為它使冠軍得到了所有希臘人都想得到的東西，不僅在他活著的時候受到人們的景仰，死了以後還會繼續受到讚美。最重要的是，當一個優勝者的兒子也取得了勝利的時候，父親就會告訴他自己，儘管他沒有爬上青銅的天堂，但他已經得到了人間最輝煌的成就，他可以帶著這樣的想法下沉到哈得斯的冥界去了（品達，《皮提亞頌》，第十卷，41f. ）。 有些父母早已預感到他們兒子的勝利。比如，一個母親夢見抱在她懷裡的孩子被戴上了桂冠；這個男孩當然被帶到了賽會，贏得了奧林匹亞少年比賽的冠軍。在阿爾忒彌多洛斯（Artemidorus）的夢書中，我們不僅能夠看到人們做夢希望自己參加比賽或者陪伴他們的兒子去奧林匹亞，而且整個想像常常都被賽會及其很多不同的場景占據。還發生過夢想成真的奇蹟，一個生活在埃吉納的父親夢見他的兒子在奧林匹亞獲得了勝利，正是在這一天果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在品達的詩歌中，我們聽到了從一個勝利者的家族中發出的歡呼聲，這個家族把全部精力都獻給了賽會。勝利者不僅能夠用他的活力鼓舞他的祖父忘掉衰老，用他的歡樂幫助他忘掉他很快就要去見哈得斯的事實（品達，《奧林匹亞頌》，第八卷，92f. ），而且所有的勝利者都會想到生病的父親或叔叔將會聽到獲勝的消息，這樣的勝利不僅屬於他個人，而且屬於他的整個氏族，實際上還屬於他的整個家鄉。城鎮的居民們都會隨著失敗或勝利消息的傳來而一同感受到震動和戰慄。在古代，使其他的生活細節和事務趨於沉寂的焦慮不安的狀態一定與這種事情有關。為勝利者付出的大量時間正說明了它所具有的壓倒一切的重要性。當他返回家鄉，進城的時候會舉辦各種慶祝活動，包括祭祀活動，他會被人群包圍。修昔底德（4.121）在描繪人們歡迎斯刻涅（Scione）的解放者布拉西達斯（Brasidas） 的盛況的時候，沒有找到比這更恰當的比喻：「他們用緞帶來裝飾他，奔向他，就好像他是一名運動健將。」接著還有更加持久的榮耀，比如參加節慶活動的優先權和戰鬥中的領導權。例如，斯巴達國王就把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冠軍作為他的貼身護衛。在雅典也是，勝利者擁有在「議事會執行委員會會廳」（ Prytaneion ）進餐的顯赫特權。沒有哪個城市願意自找麻煩，就像阿卡亞人對一個前來拜訪他們的賽會優勝者歐伯塔斯（Oebotas）沒有以禮相待，結果是從此他們之中再也沒有一個人在奧林匹亞獲勝——這一災難只是後來才在德爾斐神諭的幫助下被一種對歐伯塔斯進行的英雄崇拜的制度消解。我們一定不要忘記參加競賽的失敗者返回家鄉時的情形，對此品達曾經說道，他會可憐地躡手躡腳地穿過很少有人走的邊緣小巷，當其他人說話的時候他也只能慚愧地保持沉默。 [2] 所有城市都盡其所能地鼓勵人們參加賽會。一些城市為他們的勝利者設立了獎金，這無疑是為了那些希望並有能力得到獎品的人所提早做出的昂貴的準備。因而，在雅典，梭倫的一項法案規定，一個奧林匹克冠軍可以得到500德拉克馬，一個伊斯特摩亞賽會的優勝者可以得到100德拉克馬，其他的賽會都有相應數量的獎金。梭倫之所以如此關心他的公民中的奧林匹克優勝者是有其政治上的考慮的——如果沒有這筆獎金的話，他們或許就不會不厭其煩地跑到其他地方去參加什麼比賽——因而考慮最好還是對這樣一種已經開始減少的活動的熱情給予一些小小的支持。在阿爾果斯，某種特製的賽車是由國家出資製造和維護的，很明顯是為了使那些技術高超的養馬者更容易到奧林匹亞去參加比賽。一座城市甚至可以為一個著名的摔跤運動員和古希臘式搏擊運動員建築一個柱廊用於訓練，就像埃吉納人為斯特拉通（Straton）所做的那樣，他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在同一天贏得了這兩項比賽的勝利。榮耀所持續的時間甚至遠遠超出了生命本身，常常轉變為某個冠軍的英雄崇拜。最小的城鎮至少會為她的奧林匹克勝利者豎立起一塊紀念碑。作為對一個在多次比賽中獲得勝利的人（實際上他是在拉米亞戰爭中被殺死的）的英勇無畏精神的獎勵，根據呂西普斯（Lysippus）為他做的雕像上的銘文記載，阿卡亞人為他舉辦了一次公共的葬禮。對於著名的四馬賽車冠軍雅典的客蒙，希羅多德（6. 103）不僅知道他的墳墓的地點，還知道他的取得過三次勝利的馬就埋在他墳墓旁的一條路上。 很多城市被毀，或者至少已經通過「聯合一統」喪失了他們從前的地位和獨立，但它們還是通過對賽會中的個別獲勝者的記憶保持著一定的生命力。一些運動員在幾個世紀以後還是經常被人談起。但是如果一個城市的冠軍被擊敗，那麼很可能的情況是，這次敗績在這之後的很多年裡都不會得到承認，就像忒薩利亞人否認波呂達瑪斯的失敗那樣；可能他們相信，謊言可以使從前的失敗轉變為勝利。陌生人還會篡奪勝利果實。一個奧林匹克冠軍受到了賄賂會把自己歸屬於另外一個城市，在狄俄倪索斯的代理人沒有能夠賄賂一個米利都人之後，南部義大利的一個考隆人（Caulonian）就宣稱自己是一個敘拉古人。早在公元前5世紀的時候，老希隆就曾經勸說克羅頓的某個叫阿斯提路斯（Astylus）的人在他取得了第二和第三次勝利的時候宣稱敘拉古是他的家鄉。在這以後，克羅頓人把阿斯提路斯的房子變成了監獄，並把他的雕像從赫拉·拉奇尼亞（Hera Lacinia）神廟中搬走了。 我們一定不要忽略體育比賽中的陰暗面。把整個一生都沉浸在幾秒鐘的可怕的緊張狀態下是不會得到真正的幸福的。對那些沉湎其中的人來說，焦慮不安或是對未來充滿深重的憂慮是令人掃興的。他們在世的時候，敵意和嫉妒自然是他們的命運，死後仍然在延續——因此，著名的提阿格尼斯的雕像在夜間會遭人鞭打。年輕人的出現迫使年長的運動員退役，這一定令人十分傷感，除非他有幸繼續成為教練員，可能通過學生的成名繼續活在大眾的記憶中。想到一個人力量的衰減是一件不能承受的事情。在五項全能運動員提曼忒斯（Timanthes）退役後，每天還通過拉一個巨大的弓檢測自己的力量。在一次旅行之後他停止了這項運動，他發現他不再能夠把弓拉開了，所以他點燃了一個柴堆活活地燒死了自己，很顯然是模仿了赫拉克利斯之死。其他人甚至在他們的巔峰時期就採取了自絕的方式，所以統計一下有多少奧林匹克冠軍選擇了悲慘的結局將是十分有趣的。或者是因為他們的勝利來自於一場超乎尋常的比賽，或者是因為他們在取得勝利之後的情緒需要某種刺激。一個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勝利者或許會像希倫（Cylon）那樣成為一個政治煽動家，在雅典他死於一次爭奪僭主王位的鬥爭中。奧林匹克的優勝者克羅頓的腓力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物，是他那個時代最英俊的希臘人，他也是這麼死的。巨大的力量本身似乎就傾向於患自閉症，即使參加的是集體項目的比賽。所以，我們了解到，埃托利亞的提托穆斯（Titormus），他是阿伽里斯特的一個求婚者的兄弟，力量遠遠超過其他的希臘人，他選擇了離群索居，到埃托利亞的偏遠地區去生活了。著名的拳擊家曼丁尼亞的尼克多洛斯（Nicodorus）的例子更為罕見，在老年的時候他成為了其母邦的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立法者。實際上，在這件事上他得到了米洛斯島的狄亞格拉斯（Diagoras）的幫助。一個勝利者最好的出路是在戰爭中大顯身手，就像皮提亞賽會的冠軍克羅頓的法伊洛斯（Phayllus）那樣，他駕駛著自己的戰船參加了薩拉米灣的戰鬥，或者像米洛（Milo），據說他戴著他的6頂奧林匹克桂冠，身穿獅皮，揮舞著一根大棒，參加了克羅頓人反擊西巴里人（Sybarites）的偉大戰役。 儘管在一些情況下，運動員是如此地受到崇敬，以至於人們相信他們具有神的血統，會以一種超乎自然的方式死去。斯巴達的摔跤運動員希波斯堤尼（Hipposthenes）據說就擁有一座為他建造的神廟，出於人們對他的預言的認同，他得到了與波塞冬一樣的榮耀。可以推測，斯巴達人可能把這位摔跤家的身份與那位神靈合而為一了（他的呼求聖神禱詞［epiclesis］可能就是「Hipposthenes」），他們通過預言家證實了這一點。埃皮澤夫里（Epizephyrean）的洛克里（Locri）的居民歐堤穆斯被認為是當地的一條叫卡其諾斯（Caicinos）的河流的兒子，據說也活了相當大的年紀，最後不是去世，而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告別了人類。」（波雪梨阿斯，6. 6. 3f. ）塔索斯（Thasos）的提阿格尼斯在當地被稱作赫拉克利斯的祭司之子，但實際上是赫拉克利斯扮作自己的祭司所生。在他死的時候也使用了「告別人類」的字樣，塔索斯人習慣於在他的雕像前像面對一位神靈那樣祭祀他（同樣也受到一個敵人的鞭打）。在此之前也曾經經歷過很奇怪的命運被沉入大海，但在皮提亞的干預下又被打撈了上來（波雪梨阿斯，6. 11. 2f. ）。在阿斯提帕拉（Astypalaea）的克里奧米得斯（Cleomedes）神秘的消失之後，從德爾斐傳來一項命令，說他應該作為最後一位英雄而受到崇拜。 我們現在可以考察在奧林匹亞舉行的節慶活動了，儘管不會偏離主題去探討在那裡保存著的大量古蹟。從地下發掘的大量供品來判斷，這個地方當然是一個古代的宗教崇拜場所。很可能從很早的時候起那裡就存在一個神諭，在公元前776年重新設立的運動會可能並不十分古老，它們的建立者是赫拉克利斯之類的說法無疑只是它們出現在歷史時代的情形的一種反映。 在我們試圖想像出節慶期間的奧林匹亞會是什麼樣子的時候，我們必須提防這樣的想法，那就是一個城鎮完全敞開胸懷，一時間拋開了所有日常活動，完全沉浸在與來自於其他地方的不知名的遊牧部落的宴飲活動中。在那裡並沒有像我們現代的集市或狂歡節上的聚集在一起的攤位和小店之類的東西。完全相反，在那裡，人們甘願忍受著物質上的匱乏。作為一個開始，其地理上的位置對於那些來自於整個希臘世界東部地區的人並沒有任何便利可言。這個地方的設施也很簡陋。人們擁擠在一起，睡在露天或是帳篷中——只有伊阿摩斯家族（Iamidai）有房子可住。在白天，他們忍受著太陽的暴曬，常常極埠渴，因為阿爾甫斯河的水似乎並不適合飲用。 所有這些都被那裡所瀰漫的無比高漲的熱情沖淡了。一個盛大的長達5天的慶祝活動在那裡舉行，總是選在滿月的時候。品達的11首奧林匹亞頌詩並不是想描述節慶活動本身，而是要記述其神話的起源。然而，他還是對實際情況作了描述，告訴了我們在各個項目的比賽結束之後，美妙和輕柔的月光是如何籠罩大地，整個地方不斷地響起讚美獲勝者的歌聲。在這一祥和的尾聲之前人們則經歷了一段遠遠超出我們現在的運動會想像的無比緊張的時刻，在那時一大群觀眾都處在無比的興奮當中，在不同項目的具體細節上表現得極為在行。 而且，賽場周圍由於充滿了藝術品而成為一個非常美妙的地方。在比賽前後所舉行大量的儀式和祭祀活動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這些事務的無比莊嚴在任命裁判官員的精細上反映出來。所有人都知道「希臘的法官」（Hellanodikai） 曾經在比賽之前用了10個月的時間在埃里斯的家裡就他們所要承擔的所有職責受到諾姆菲雷克斯（Nomophylakes）的訓導。如果主辦者想要頂住失敗的參賽者的壓力的話，這種培訓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在這裡還要提到，奧林匹亞的節慶活動，可能與所有重要的比賽活動一樣，參加者只限於男子。毫無疑問，這樣做的原因在於害怕婦女可能會把過多的熱情放在運動員的特長上而不是運動的精彩程度上。年輕的女子只允許在體育館觀看賽跑，得墨忒耳的女祭司查米尼（Chamyne）在這個場合則擁有她的官方座位。 [3] 除了競技者，裝備良好的節慶代表團還帶來了各種動物和禮品，這些或來自於國家或來自於個人。有各種類型的合唱隊，尤其是男孩合唱團，他們的歌聲伴隨著各種祭司儀式的舉行。 人們從整個希臘和殖民地蜂擁而至；所有的方言，所有的興趣和友情都會在這裡匯合；所以，希臘民族在規模和地理上的廣度被展現出來。它代表了一個整體，而不僅僅是無數獨立的城邦，是共同經歷的緊張比賽把所有人自由地和自然地聯結在了一起。在這裡，不僅是個人之間的競技，人們感到這也是他們所由出的城邦之間的比賽。 這個地方具有中立的性質，因為它距離那些最為強大的和充滿野心的希臘城市十分遙遠，希臘精神生活中的領導者在這裡出現了。現在我們不知道希羅多德是否在這裡大聲朗讀過他的《歷史》。但是，在比賽期間，諸如克里奧蒙尼（Cleomenes）這樣的表演者的確到這裡受作者的委託朗誦過恩培多克勒的祈禱，因為需要一個足夠洪亮的聲音在這裡響起（狄奧格尼斯·拉爾提烏斯，8. 63）。正像我所期望的，在這裡我們還看到了官方的演說家，比如像高爾吉亞這樣的人，穿著飄揚的斗篷，發表了精彩的演說，號召希臘人團結起來，與蠻族進行鬥爭，或者呼籲推翻西西里的狄俄倪索斯的統治。 最後還有哲學家們，一直到犬儒學派的佩里格瑞努斯·普洛透斯（Peregrinus Proteus），他代表了在奧林匹亞自我吹噓傳統的終結，因為疲勞的古代世界再也沒有從他跳入火堆的行動中恢復過來。即使到很晚的時候，學者仍然沉迷於奧林匹亞。在哈德良時期，特拉雷斯（Tralles）的菲勒貢（Phlegon）寫出了他的《奧林匹克頌》（ Olympiads ），菲洛斯特拉圖斯（Philostratus）在他的《論體育》（ Gymnasticus ）中抓住每一個機會描述了在那裡發生的一切。 德爾斐可能發展成為奧林匹亞的一個強勁的對手，而德爾斐的賽會，最初幾乎全部是音樂比賽，伴有男孩子的體育比賽，逐漸發展成為包括了所有項目以及賽車的運動會。但是奧林匹亞的真正競爭者似乎是雅典。「其他的節慶聚會活動要相隔很長時間才會舉辦一次，而且很快就結束了。但是我們的城市對於拜訪者來說整年都在進行著節慶的聚會活動」，伊索克拉底在他的《泛希臘演說》（ Panegyric ，46）中這樣講並不是沒有理由的。泛雅典娜節成為了一個幾乎像泛希臘運動會一樣完備的節慶活動，在顯赫程度上僅次於後者。獎勵也是相同的，即授予桂冠，器皿中盛滿了神聖的橄欖油，在這裡就像在奧林匹克的運動會那樣，人們在所有的體育、馬術最後在藝術等方面展開競賽。從伯利克里的時候起，音樂廳（Odeon）專門用於藝術比賽。在羅馬時代，角斗表演的場面也許可以和奧林匹克運動相媲美。它們先是在科林斯興起，後來引進到雅典，但是在德墨納克斯的請求下發生了變化。 但是，奧林匹亞作為全希臘的公共性賽會舉辦地還保持了它的惟一性，在這個方面沒有被德爾斐取代，後者自身的領先地位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事務上。如果有什麼事情想讓所有希臘人都知道，最基本的做法是親自前往奧林匹亞或在那裡豎立起一塊刻有銘文的紀念碑。然而，在我們的時代，塑像或雕塑是為了裝點那些初建的城市，而希臘人，不論是個人，還是社團、城市或者聯盟，都是把這些東西送到盛大的節慶舉辦地，或是專門為那裡定做的。我們從波雪梨阿斯那裡了解到，「在所有希臘人中揚名」的目標在幾個世紀之後真的能夠實現了。除了運動員的雕像之外，在奧林匹亞還有很多政治和軍事名人的雕像。在他們自己的城市可能已經有了這樣的雕像，然而他們認為這還遠遠不夠。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這些獻給賽會的紀念碑的問題上。這個時刻總會到來的，那就是希臘人利用已經日臻完美的雕塑藝術使那些賽會的勝利者的英名永垂不朽，對他們來說這才是真正的和幾乎是惟一的英名。他們或許這樣對他們的藝術家們說，「你們必須而且能夠做到這一點」。其主要的任務（在這裡先不論賽馬者）就是用藝術的方式再現運動員的身姿，包括摔跤、五項全能、擲鐵餅和賽跑運動員。他們的紀念碑不能採取陵墓標誌物之類的形式。紀念碑的銘文中所使用的典故或象徵主義在這裡是不合適的。除了一些特例，比賽冠軍也不會出現在石柱或建築的浮雕上。他主要是一個獨立的裸體人物，以這種方式受到觀賞，觀眾必須把他看作是一個運動或者藝術活動的優勝者。一個即使取得過短暫的勝利的人也會被賦予不朽的特質。問題在於這個 頭 在多大程度上，或者有時是完全被當作一幅畫像來看待。或許雕塑家並非一成不變地看待勝利者，必須照顧到關於其年齡的基本信息。然而雕像是個體化的東西，或許可以說這樣一種一開始就以全裸的姿態出現的人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再也沒有出現過。在諸如政治家或者武士或者詩人這類的雕像出現之前，運動員已經形成了一種藝術風格。 就奧林匹克運動會自身來說，最早的兩尊運動員雕像（第59屆和第6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優勝者）是用木頭做的，一個用的是無花果樹，另一個用的是柏樹（波雪梨阿斯，6. 18. 5）。很快，運動員的雕像，其運動中的姿態一旦被確定下來，它們就非常適合於戶外的展示，於是人們感到需要用青銅鑄造，這項技術的發展對整個雕塑藝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雅典，希倫的雕像就是用青銅鑄造的。波雪梨阿斯發現這項榮譽是令人驚訝的，因為希倫曾經渴望成為僭主，但還是解釋說他是當時最英俊的人，是奧林匹亞兩項賽事的勝利者，同時還是麥加拉的提阿格尼斯的女婿（波雪梨阿斯，1. 28. 1）。實際上，這尊雕像的時間要晚於希倫生活的時代，因為勝利者在後來被追憶的情況並不罕見；因而，在第80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召開的時候，一位第60屆運動會的勝利者受到他的阿卡亞同鄉的紀念，因為這是德爾斐的阿波羅下的命令（波雪梨阿斯，6. 3. 4）。這些雕像有時候是由勝利者自己，有時候是由他們的崇拜者或者親戚豎立起來的。可能是他們家鄉的城市或者把它安放在了節慶舉辦地，或者放在家鄉， 或者是由負責賽會的權威機構來進行這項工作。 [4] 不管怎樣，獲得一尊雕像的榮譽是一項巨大的獎勵，需要耐心等待。昔蘭尼的歐伯塔斯（Eubotas），在比賽之前，「利比亞神諭」就告訴他將在奧林匹克獲勝，他就事先塑了一尊雕像，並隨身帶到了那裡，這樣，在宣布他為優勝者的當天他就得以把雕像豎立了起來（波雪梨阿斯，6. 8. 2）。據說克羅頓的米隆也把他自己的雕像帶到了阿爾提斯（Altis）（波雪梨阿斯，6. 14. 2）。在公元前3世紀，發生過這樣的情況，那就是一個賽跑項目的獲勝者由於三次取勝而贏得了三尊雕像。作為對後來惡行的懲罰，一個勝利者的雕像可以被毀掉。 一個充滿感激的勝利者勸說愛利亞人（Eleans）也把他的摔跤教練的雕像放在他的雕像旁邊。 賽車和馬匹也開始受到紀念。在較早的時候，馬匹會得到一個豪華的葬禮：米太亞德在克拉美庫斯（Cerameicus）埋葬了他的馬，拉科尼亞的埃瓦格拉斯也體面地完成了這項工作。 [5] 賽車只是在奧林匹亞受到供奉，隨著時間的流逝，從第66屆奧林匹克賽會開始（波雪梨阿斯，6. 10. 2），大量的賽車被他們富有的主人放進了雕塑作品中，旁邊是駕車人和馬夫，賽車小組和單匹的馬（波雪梨阿斯，6. 13. 5，6）。 在一個時期，這些雕塑似乎在奧林匹亞、德爾斐以及其他地方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這一定是得益於真實的賽馬訓練。但是運動員的訓練一定再次變成而且長期成為最主要的雕塑題材。 在埃拉特亞（Elateia），甚至到了波雪梨阿斯的時代，他們在道路旁邊仍然有「賽跑者美內西布波斯（Mnesibubos）」的青銅雕像，這個人在抵抗鎮上的一群土匪的進攻中被殺害。他可能因為生前在第235屆奧林匹克賽會贏得過普通的賽跑和持盾賽跑的冠軍而得到的這尊雕像（波雪梨阿斯，10. 34. 2）。不可避免的是，人性化的賽會應該在運動員的比賽之外創造出自己的藝術風格。波雪梨阿斯在奧林匹克的赫拉神廟看到，阿斯刻勒庇俄斯、許癸厄亞（Hygeia）和阿瑞斯站在了一起（同上，5. 20. 1）。 在那時，希臘的賽會開始通過殖民地甚至蠻族聲名遠揚。實際上，當波雪梨阿斯說（6. 32. 1），赫爾墨斯、赫拉克利斯和提修斯的雕像已經在很多蠻族地區的運動場和體育學校（palaestrae）司空見慣的時候，他無疑指的是繼承者們（ diadochoi ）的土地，在那裡，這些事物是與劇院一起引進的。 但是我們該如何看待蠻族製作禮物獻給奧林匹亞，或者這樣的事實，即只具有一半希臘文化的外國人——就像埃特魯里亞人——的想像力是如何被作為一種高級時尚的希臘賽會的觀念所占據的？我們是從埃特魯里亞和南部義大利的陵墓中發現的陶瓶知道這一點的，其中有相當多的部分繪有運動場面。因為它們描繪了體育學校的全部活動，因此，它們對我們來講成為運動雕塑的一個最重要的補充。很多陶瓶上描繪了「雅典運動會」的場景，所以它們可能是一種可以帶回家鄉埃特魯里亞的希臘人頒發的獎品。然而，在泛希臘運動會上獲得的桂冠，就我們所知，是不能帶走的。但是這個民族，是他們引進了把人的打鬥表演當作一種享樂的角斗運動，顯然也很喜歡描繪希臘人和其他非義大利人的賽會——我們並不需要追問是一種怎樣的奇怪的賽會觀念在蠻族人的心靈中發展起來的——泛雅典娜賽會是如此有名，他們想用刻畫的方式記住它們。這些陶瓶是真的從希臘帶來的嗎？還是就像格哈德（Gerhard）所認為的，它們是出自烏爾奇（Vulci）天才的希臘陶器藝術家之手，他們向埃特魯里亞的所有周邊地區供應陶器製品，這些陶器繼續成為人們沉湎於賽會觀念的最重要的證明。正是通過他們，雅典在海外的名聲得到了進一步的增長，這一現象我們將在後面加以考察。 在結束這個話題之前，我要簡要地說一下藝術賽會。我們已經提到過游吟詩人出現在節慶活動中。赫西俄德在查爾基斯取得的詩歌比賽的勝利為我們提供了這一活動早期發展的一個典型事例。 在泛希臘的賽會中，德爾斐是音樂和詩歌比賽最重要的舉辦地。我曾經說過，皮提亞的運動會似乎最初完全起源於詩歌比賽，在這裡，獻給神的頌歌由彈唱藝人（ kitharodoi ）在豎琴的伴奏下進行演唱。那裡還有長笛演奏者（ aulodoi ）——儘管他們的音樂由於太過憂傷而很快被排除了（波雪梨阿斯，10. 7. 2f. ）——從第8屆賽會起開始有了不加演唱的豎琴演奏者。在古代，在比賽中的成敗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裁判們極為嚴肅認真地進行他們的評判工作。 [6] 後來，就像在希臘的其他地方那樣，古老的活動轉變為音樂鑑賞力和個人天才的展示。 總之，藝術賽會的更廣泛的意義必須引起注意。在整個古代世界，希臘人由於這樣的事實而成為獨一無二的，那就是賽會在宗教崇拜活動中占據了主要地位，並把宗教中的藝術因素帶進了其自身的領域，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詩歌藝術是在賽會的決定性影響下發展起來的。 在戲劇領域，悲劇和喜劇似乎從一開始也具有競賽的性質。所有的節慶合唱表演也是如此，例如在雅典，它們是以部落為單位組織起來進行比賽的，這項活動的費用是根據一個名單由富人來承擔，因此，捐助（ choregia ）成為一項最重要的公民義務。 這項活動是如此頻繁，以至於柏拉圖十分嚴肅地對合唱比賽抱怨說，它們出現在所有的宗教場合，製造出一種不合時宜的悲傷效果（柏拉圖，《法律篇》，800c. ）。這種制度還包括裁判的正式任命，他們的專長和名譽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沒有他們，參賽者的熱情就可能轉變為瘋狂，就像我們聽說過一個故事講到一個豎琴演奏者在塞巴里斯（Sybaris）被殺死。 這樣的事例表現出賽會陰暗的一面。人們對它狂熱的沉迷常常會超越所有的限制。對於這些狂熱者來講，不同於他們自己的意見都會被視為褻瀆之辭，對他們來說把那些不符合他們的標準的演奏者趕走是一種合乎道德的行為。 所有這些導致了整個希臘生活為競賽的習慣所占據。七弦琴、豎琴和長笛的演奏者理所當然地出現在所有的公共場合。每個地方都有勝利者和失敗者。 提奧克里特的牧羊人因為身邊沒有裁判而不能進行他們的歌唱比賽。「哪怕只有牧牛者萊科帕斯（Lycopas）在這裡就好了！」一個歌手嘆息道，另一個回答說，「我不需要他！但是如果你們同意，我們會把樵夫摩爾森（Morson）喊來，他正在那邊砍伐石楠。」（提奧克里特，《敘事詩》［ Idylls ］，第62卷）於是，他們兩個請這個人對他們的比賽進行公平的裁決。 [7] 甚至作為一種哲學話語方式的對話也變成一種比賽。有過一次演說比賽，就像阿爾忒彌西亞（Artemisia）組織的那場頌揚摩索路斯的比賽那樣，演說者包括伊索克拉底、法塞利斯（Phaselis）的提奧德克特（Theodectes）和提奧旁普斯（Theopompus）。業餘愛好者們還就每種法律審判創辦了一種賽會，以至於「賽會」成為「審判」的標準技術術語。我們一定不要忘記視覺藝術的比賽，或者至少是繪畫藝術。在薩摩斯就舉行過一次在帕爾哈西烏斯（Parrhasius）和一位對手之間的比賽，題目是埃阿斯和奧德修斯的決鬥，另一次在皮提亞的比賽是在帕納努斯（Panaenus）和查爾基斯的提馬格拉斯（Timagoras）之間進行的。 可能直到體育和藝術比賽已經完全占據了希臘生活之後，教育才開始對它們有了充分的考慮，這並不說明每個受到訓練的學生都有機會到神聖的賽會舉辦地去參加比賽，而是在於當賽會已經占據了日常生活以後，人們對賽會開始給予足夠的關注。這甚至成為語法教師、豎琴演奏者和體育教練的人生目標，他們都是每個人不可缺少的第一位教師，在雅典和其他地方一樣，人們都想得到他們的教導。男孩子們不斷地取勝和失敗，不斷地贏得桂冠。 政治上成年（ ephebeia ）的觀念已經與一種獨特的體育上的準備結合在了一起， 這一傳統的觀念直到羅馬時代一直存在。很多神祇，像赫爾墨斯、阿波羅和赫拉克利斯也開始主持這項活動。在藝術中，它們被用作每個人崇尚的身體典型，赫拉克利斯的神話越來越向這個方向發展，即他不再是某一個賽會的勝利者——儘管這個因素在後來的奧林匹克神話的營造上還可以看到——而成為某個區域或者整個人類美好生活的持久保護者，他由於勇敢而獲得了神聖的地位。歸根結底，整個希臘藝術都與賽會勝利者被象徵性地授予桂冠交織在了一起。 從童年時代的日常生活開始，阿戈拉、交談、戰爭等等都在對每個男孩的賽會教育上發生著它們的影響。由所有這些塑造成的生存方式是一種此前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沒有出現的方式，這以後也沒有再出現過——這種生活完全浸潤在賽會中，被賽會占據，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這一原則的基礎上，那就是任何東西都可以通過教育獲得，而這種原則把家庭和家鄉的影響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 [8] 如果我們看一下競賽在我們的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的話，我們就會立即為他們和我們之間的主要區別所震驚，這種區別在於希臘的賽會總是會吸引所有人作為其聽眾和觀眾參與其中。而在今天參加這樣的活動——不論是真人的表演，或者是作為一種無聲的展示的圖畫和書籍——都是由聽眾或公眾自己來決定，買或者不買，支付門票的費用或者走開。但是，我們現在的競賽形式基本上是由完全不同的目的所決定的。如果在學校有某種程度的競爭，通常是只出現在很少的一部分非常野心勃勃的類型當中，在成年的生活中「渴望出名」已經被一種與之相背離的東西取代，那就是生意場上的競爭。今天的人們更嚮往贏得金錢上的勝利，而不是對他們的才能的即刻了解，他們完全清楚他們所追求的成功只是一種物質性的東西；生活需要它。希臘教育（ paideusis ）的目標幾乎絕無例外地指向將來的成功，現在被我們的高校取代，目標是「完全而多面」的知識。在希臘人中，對後人能夠通過回憶記起的空名（ kenodoxia ）的狂熱追求甚至在神話人物中也是人生的一個目標。薩爾摩紐斯（Salmoneus）和其他人的所作所為就好像他們是神靈一般。在他們當中，根據其神話中的一個被理性化的版本，據說包括特洛福尼俄斯在內的一些人曾經把他們自己塞進地縫裡，藉此使人們相信他們是從地下出來的。總之，我們認為，希臘人在追求自身價值的過程中太過於依賴別人的看法，當人們把所有的賭注都壓在獲取大眾的寵幸上面的時候，賽會也就衰落了。 工作在希臘人生活中的位置是一個需要與古代東方進行一個簡單比較的話題。在早期的文明中，關於不同的工作及其所具有的不同的體面程度的看法似乎從這些工作產生之初就形成了。祭司和武士組成的統治階層占據著權力、戰爭、狩獵和優越的生活，把其他所有的事情交給其餘的人口，他們是否再繼續劃分為不同的集團要根據各種不同的世襲職業。手工業，不論是手工操作的、化學的還是工藝性的，無疑都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完善程度，但是當然還是被當作一種苦役而受到輕視，被視為一種代代相傳的命運。只是由於炎熱的天氣這一個原因，農業勞作就應該屬於一種奴隸的工作。歐洲中世紀的貴族擁有一種與此相似的對勞動和經商完全蔑視的態度；但是與此並行的是，一個中產階級逐漸產生出來，他們不但致力於勞作而且還給予勞作以很高的榮譽。 在這兩個世界之間，希臘的世界凸現出來，因為在這裡， 中產階級 看不起大部分工作，儘管他們離不開這些產品。有人會說，希臘人有奴隸來從事勞動，但這一簡單的解釋是不夠充分的，因為他們對大部分自由的職業也充滿鄙視。也不能把這種情況歸咎於氣候，因為氣候並沒有惡劣到田間的勞作和自由完全互不相容的地步。 說到對工作的評價，一個民族發展出其生存理想的歷史階段和社會狀況是我們要考慮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現代歐洲，這種理想主要來自於中世紀的資產階級，他們不僅在財富上逐漸超越了貴族階級，而且還取得了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儘管這是一種與貴族不同的教育。與此相反，希臘人擁有他們的英雄時代的圖景，這是一個非功利的世界，他們從未離棄過。他們與英雄世界的關係——這個世界裡只有戰爭、王朝悲劇和神靈們的干預——遠比中古時期的市民與日耳曼的傳奇世界之間的關係要更加緊密。但是英雄時代，至少在其衰落的階段，在赫西俄德的《工作與時日》中，還仍然把農業生活看作是體面的職業，甚至尊重某些類型的商業活動，但在接下來的賽會時代則轉而孕育一種不斷增長的對體力勞動的完全的蔑視態度。由於出身而躋身於統治階級的成員不再是少數，他們反而形成了一個大的城市貴族集團，主要依靠財產上的收入生活，他們生活的目標和理想就是戰鬥——與其說是軍事意義上的戰鬥，不如說是平等人之間的相互競爭。整個民族都確信這是世間最高貴的事情。需要支付的費用是適中的，因此大多數人都能夠參加，那些不能參加的人對能夠參加的人充滿了羨慕和嫉妒。很多用於競賽的地點因而發展起來，很多種類的競技活動以及作為準備工作的體育鍛煉成為教育的主要目標。然而，這種生活方式與任何的經濟活動是完全不相容的；賽會占據了整個的生活。 與此同時，奴隸制度當然也發展起來。但這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僅存的需要工作的往往是沒有權利的農民，只能被迫繳納什一稅，他們實際上是農奴。在斯巴達，統治階級除了他們之外沒有其他的依附民。即便農民或手工工人是一名奴隸主，他自己的勞動也並不比他們的勞動更加受到尊重。所有我們能夠說的就是奴隸的增多加強了一種早已盛行的觀念。正是這一貴族時代的觀點後來在希臘一直在發揮著影響，尤其在發展起完備的民主制度的城邦里。 斯巴達是一個最完全的反物質主義的國家。在斯巴達人的生活方式中得到實現的希臘的理想就是對任何贏利行為的遏制；還有他們擁有了可以想像得到的最大限度的「閒暇的財富」，這被普魯塔克稱為所有恩賜當中最輝煌和幸運的東西。在這裡，整個的國家大廈都建立在一個被迫進行勞作的附屬種族的存在的基礎上，除了為城邦服務，斯巴達人不用做任何事情，這成為他們引以為傲的理由。 [9] 但是在其他地方，至少在理論上公民們也要在服務於國家的問題上傾注熱情，把它作為人生的目標；只有那些擁有這一品質的人才配成為公民。亞里士多德認為「手藝」（ banausia ）與教育（ paideia ）背道而馳，是民主制度、貧窮和低賤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教育則與高貴和財富相連，其典型就是貴族寡頭。 他不但想把真正的手藝、艱苦的體力勞動趕出教育，而且他甚至想讓自由民的教育（liberal arts）都以追求中道為目標。他說，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去完美地掌握它們反而導致了單面性。 [10] 目標顯然是所有品質的和諧統一，而不是讓其中的某一種占據統治地位；如果希臘人能夠而且想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的話，那麼他把自己完全投身於公共生活、體育和高貴文化的話就能夠做到這一點——而在我們的時代人們則需要非凡的企業和巨大的財富。因而，不論技術性勞動、特長對於普遍的善來說是多麼不可缺少，不論需要多麼高的天賦，所有的特長都只能在某一個方向上成就一個人。有人可能會問，人性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現這些理想。即使在很晚的時候，希臘人也從未認識到這樣的事實，那就是他們曾經有大量的完全從事技術性勞動的「錯誤的公民」，他們完全置身於體力勞動中，在城邦建立的功業中也有他們的一份。 顯而易見的是，與所有這些理想相牴觸的是人們必須用可能的方式掙取錢財和閒暇。希臘人擁有一種自然的潛能，實際上是一種積極的愛好，那就是成為水手、殖民者和商人。腓尼基人就提供了一個樣板，他們對海外的貿易擁有一種明顯而獨特的偏愛。除此之外，他們還不可避免地受到動產的吸引，他們早就認識到金錢就是力量，這導致了一種愛好商業活動的獨特傾向，甚至在整個希臘世界都是如此。在那裡，智謀和知識在海外的旅行和經商活動中是如此地受到重視，因此希臘人是不可能甘居人後的。商業和造船成為了財富的主要來源，儘管殖民地最初都是為了建立城邦，但如果沒有生意可做，大多也不能建成。一旦它們建立起來，經商就成為一種與體面的種地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的一種職業。具有很高的商業成分的殖民地觀念自然又對其母邦產生了影響。這並不意味著商業的繁榮是與民主政制一起發展起來的。商業城邦傾向於建立起富人政體，在愛奧尼亞和義大利，大商人和船主常常成為統治者，就像中古西歐的行會領袖或者與城市長老具有同等的地位，或者就是同一伙人。在他們當中其占據統治地位與其說是商業風習，不如說是賽會風尚， 這個統治階級——比如在愛奧尼亞諸城市——由於其探險性的航行而成為古代英雄傳統的一種延續，與任何貴族政制具有同等強烈的空想色彩，就像我們從其詩歌、哲學、巨大而輝煌的神廟和慷慨的供品中所看到的那樣。 成功商業活動的一個後果無疑就是這些國家成為奢侈生活習慣的犧牲品。在這個方面愛奧尼亞人一定受到了呂底亞人的強烈影響；但是可能只是在服裝和飲食上與通常情況下的希臘人的節制相比有些奢侈罷了。 愛奧尼亞人之所以被呂底亞的國王打敗更多的是由於內部的混亂而非舒適的生活。 還有一些頒布抑商法令的特殊事例。在斯巴達，全權公民被禁止從事商業，埃皮達姆諾斯（Epidamnos）與伊里利亞內地的交易完全是通過每年把一個受人尊敬的公民指定為官方的「小販」來進行的，因為與野蠻人接觸之後會使公民變得富有攻擊性和萌生不滿情緒——但是這些與廣泛的高於一切的獲利相比算不了什麼。 尤其在雅典，商業在很長的時間裡都能夠免於「手藝」的詆毀，梭倫的榜樣證明了即使貴族也會進行商業旅行。普魯塔克不遺餘力地為梭倫決心進行一次這樣的旅行提供了一個高貴的解釋，評論說這樣的旅行可以體驗蠻族的生活，與國王們建立友誼，學到很多知識。 在他的政體中，梭倫當然把他的分等級的公民權利制度完全建立在土地占有的基礎上，但同時他的立法也把勞作看成是體面的事情。對他來講，整個問題都是由來到這個城市的大量的移民引起的，因為阿提卡貧瘠的土地不能供養一群閒人（普魯塔克，《梭倫傳》，22）。這就是他通過立法使手工業技術擁有了某種地位的原因，他要求他的公民不僅自己積極投身於這些事業，而且還要培養他們的兒子學會一門手藝，允許外邦人成為公民，如果他們能夠全家來雅典經營某種商業的話（普魯塔克，《梭倫傳》，24），並且把嘲笑這些行業的行為當作一種過失。 因此，即使對體力勞動的歧視仍然存在，雅典的普通觀念仍然是反物質的，但是這種原則還是建立起來，那就是「承認自己的貧困並不可恥，可恥的是不能夠通過勞動來逃避貧困。」 據說當梭倫與他的朋友們討論「取消債務」的計劃時，他們趕緊跑出去，借了很多的錢來購買好房子和地產；這使雅典人在這麼早的時候就產生了投機的念頭。 隨著時間的推移，每種可以想像得到的物品的交易對雅典人來說開始變得不可或缺。 隨著金融和錢貸業的巨大發展，手工業僱傭了大量的奴隸，加上阿提卡銀礦的開採，這個城市成為一個大市場。如果沒有這些只能由商業和貿易帶來的巨大的收益，雅典人就不能夠維持他們國家的開支。梭倫的繼任者皮西特拉圖也是一個帶有功利主義觀念的統治者，和其他的僭主很像，他對反物質的觀念嗤之以鼻，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工作，實際上是想方設法地消滅賽會。 對於農業，首先要說明的是，工作的絕對必要性在一個民族的早期歷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這個方面與我們西方後來的文明很不一樣。因此，赫西俄德抱怨說，眾神已經把人類謀生的方式藏起來了（《工作與時日》，42f. ）。然而，正是這同一位詩人宣稱，農民的生活處在神的特殊保護之下，是非常榮耀的，擁有它自己的賽會：「當人們在耕地、播種和家庭管理上展開競賽的時候，它是仁慈的厄利斯（Eris，衝突）的一種表征；工作並不可恥，懶惰才是可恥的。」（同上，311ff. ）農業古老的營業執照從來沒有被完全剝奪過。即使土地所有者的所有實際的工作都是由奴隸來做，他也必須到場，因為不這樣的話他的收成就要減少。因而，斯巴達人，尤其是斯巴達婦女也不得不親自監督他們的希洛特 進行勞作。正因為如此，對主人、奴隸和自由的工人來說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種相似的生活狀態。這對完全的公民權不會有任何減損，人們尤其強烈地意識到在農業和戰爭中所表現出的勇敢之間存在著某種高貴的聯繫；歐里庇得斯還是能夠說「那些耕種他們自己的土地的人」是他們國家惟一真正的護衛者。 日工（ thes ）確實被看作是低下的，其境遇不比奴隸好多少，只是因為他是為環境所迫而去工作的，可能關於農業衰退的觀念實際上正是適用於這個等級，而不是農民。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城鎮可能代表了一種沒什麼意義的例外。據說塞斯皮亞人（Thespians）曾經把學習經商或從事農業看作是一種恥辱。 [11] 一些作家清楚地表明，農業對希臘人來說有很多的吸引力；根據色諾芬的記述，蘇格拉底認為它與戰爭同樣是一種適合於公民從事的職業，接著，他解釋道，沒有其他的職業能夠生產出如此美好的新鮮果實獻給神靈或者盛大的節日，沒有哪種職業如此受到奴隸的喜愛，能夠給婦女和孩子們帶來這麼多的快樂。 然而，我們的柏拉圖卻利用了這同一個蘇格拉底，把農民降低到手工工人的地位，把他們排除在了他的理想國家的領導層之外，而此時真實的雅典國家如果能夠繼續讓農民在政治上保持領導地位的話就謝天謝地了。這種解釋上的變化為什麼如此之大令人迷惑不解。可能柏拉圖考慮更多的是對事物的一般性看法，因為在現實中農活幾乎全部由奴隸來做。當然，很久以來人們都認為僅僅從土地上獲得收入是更高貴的，可以花時間在養馬、打獵、哲學等事情上，最多是把這些事情與親自看管他自己的田莊結合在一起。對亞里士多德來說，公民權最根本的是與自備武器相聯，所以出於必要性的考慮，他也不得不把農民擺在高於其他的體力工作者的位置上。然而，在《政治學》的闡述其理想國家的那些部分中，他雖然把他們納入到作為城邦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的大眾當中，但與議事會成員和武士相比他們卻沒有發言權，其成員沒有受到邀請就不會出現在自由人組成的公民大會上。 很顯然，他們的職業一般來說一定位列物質性的勞動之首，被認為包含了使自由人從體力、道德和思想上都不能夠履行公民義務的所有的要素，因為終日的勞作奪走了閒暇的精神和崇高的志向。 不可否認的是，當他使自己置身於事物的真實狀態而不是理想狀態的時候，亞里士多德自己也說，如果民主制度一定要存在的話，那麼一個由農民組成的民眾是最好的。 因此，他不得不承認，農民並非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在現實中組成了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偉大的理論家在把他們放置在最低下的位置之前應該三思而後行。 在田間勞作的地位從赫西俄德開始就每況愈下的時候，牧羊人卻得到了越來越好的禮遇，否則他們就不能成為公元前3世紀田園詩歌的一個主題。由於他們辛苦的工作沒有被看到或認識到，而農民和奴隸在田間勞作總是那麼顯眼，所以牧羊人似乎並不被看作是物質性的，而被認為是過著一種無人打擾的閒暇生活。因此，人們能夠把很早就已出現的人物達佛尼斯（Daphnis）加以理想化，阿波羅也是一個牧羊人，但從未是一個農民。牧者和神都是高貴的閒人。在這裡，一個牧羊人是否是奴隸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即使他看上去像一個奴隸，也不會受到監督者的嚴格監控而來去自由。 對手藝人和工匠的一般看法則沒有那麼美好，儘管在現實中有著廣泛的和有利可圖的手工業，能夠製造出設計優良的精美的手工產品。在給予這些行業較少的尊敬上，希臘人與古代的同時代人是一致的。 但是也存在著巨大的區別：在發達的東方國家，等級制度省去了在體力勞動和其他工作之間進行區分的需要，在不那麼發達的文明中對這些技藝的需求是很微弱的，只要它存在於家庭中的婦女和奴隸的勞作之外。在希臘人中，顧客的需求很大，但普遍的輕視態度卻流行起來，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偶爾還會產生實際的後果。這種輕視態度的來源有兩個；第一，為錢工作被視為有悖於自由而受到鄙視，在黑暗中久坐的工作會傷害身體，在狹義上被看作是「物質性的」而受到蔑視。 因而，在雅典，儘管在梭倫看來，沒有人會因為他所做的工作而受到指責，但是公眾對「手藝」的評價卻很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阿里斯托芬允許他自己從事的受到嘲笑的不同種類的工匠的清單中可以看出來。 哲學家們走得更遠，他們一致認為，體力勞動者是人類低級種族的代表。蘇格拉底自己就很看不起他們，儘管他總是在他們的店鋪中閒逛。舉一個例子，他嚴重地冒犯了那時已經擔任高級官職的阿尼托斯（Anytus），因為他建議他不要讓他的兒子再繼承他的行當做一名染工。 據色諾芬記載，蘇格拉底說技術性的工作會傷害身體，因為坐著的姿勢，長時間的室內勞動和火爐烘烤，隨著身體的柔弱化，精神也衰弱了。 他認為這一點在敵軍進攻的情況下表現得最為清楚。如果農民和工匠分別被詢問，我們是應該保衛土地不受侵犯呢，還是放棄鄉郊避居城內，那麼農民一定都贊成保衛土地，而其他人，由於他們所受到的訓練，就想靜靜地坐著，不願意付出努力和承擔危險。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他讓他的工匠和農民一樣地遠離政治活動，把他們當作必須交納賦稅的屬民進行奴役。 對亞里士多德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有關公民權的，這是他的所謂「優秀」（ arete ）的真正含義；對他來說，真正的不合格在於為了工錢而幹活。 從根本上講，他把體力勞動者放在與奴隸同等的地位，除了前者的奴役是有期限的，而後者是無期限的，是完全由本性決定的。 在他看來，他們都應該由於缺乏美德而被排除在城邦之外。我們可以在柏拉圖的《高爾吉亞篇》和卡利克里斯（Callicles）這個人物身上看到這種鄙視態度的極端發展，即使那些最重要的服務也不例外。他們非常專業化，在某些方面具有實用性，這樣的話，自由職業的範圍將是多麼狹窄。 蘇格拉底責備他不要看不起軍事裝備的設計師和他的科學，儘管設計師的技藝在保衛整個城市的作用上與將軍不相上下，他的技術就好像是演說家口中的絕妙修辭。卡利克里斯不願意把女兒嫁給這種人的兒子或者讓他的女兒成為他的妻子。這或許可以和普魯塔克的一段重要的討論進行比較，這段話與阿基米德有關，觀點是這樣的，那就是對於一個數學家來說把自己的知識附庸於一個實用的重要目標真的是一種恥辱。 [12] 阿基米德自己也把這個視作技術性的勞動，希隆不得不逼迫他接受這項工作。 當然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如果一個人是一個富有的產業資本家，僱傭了大量的受過訓練的奴隸，那麼他將成為一名榮譽公民，而他自己可能缺乏準確的生產方面的知識，他的企業是通過專業的監工來運轉的。 索福克利斯的父親製造武器，就像德摩斯提尼的父親那樣，伊索克拉底的父親則生產笛子。非常有特色的是，在他們的兒子的傳記中，都存在一些爭議，那就是這樣的人能否真的躋身到了社會上層。如果這些父親們親自參加勞動的話，人們就會認為索菲路斯（Sophilus） [13] 的兒子就不會成為一位將軍站在伯利克里和修昔底德的身邊，提奧多洛斯（Theodorus）的兒子也不可能得到在奧林匹亞豎起這一尊雕像的榮譽。因此，在很多城鎮，這些商業活動主要留給了那些不自由的階級，或者外來者，他們沒有資格參加公民的活動。我們發現在雅典和其他的一些民主城邦中，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職業越來越趨向於從公民的手中轉移到外邦人手裡，他們因而從最偏遠的希臘地區和鄰國湧入商業的中心。阿提卡的外邦人大多是呂底亞人、佛律癸亞人、敘利亞人和猶太人。泰米斯托克里是第一個對這個階級實行一種金融上的鼓勵政策的人，以此吸引他們大量地湧入，儘管外邦人不允許擁有土地，這使他們像奴隸那樣受到折磨，如果他不能繳納賦稅的話就有可能被賣為奴隸。亞里士多德明確地記載，有一些公民也從事這樣的體力勞動，但又說體力工作一直主要由奴隸和外邦人承擔（《政治學》，3. 3）。最重要的事實是，僅就在武器的生產上面，一個從事技術性勞動的階級就完全是不可或缺的，在更多地使用科學方法研製出來的石弩等器具之後需要的人手就更多，而且還需要各種金屬工具，當然包括被人鄙視的爐子和鐵砧。 [14] 因而，拋開雅典人的關於「公民占有土地，外邦人從事手工勞作」的說法不論， 一大批只靠手藝過活的移民在泰米斯托克里的時候甚至早在梭倫的時候就直接成為了全權公民（普魯塔克，《梭倫傳》，24）。 像安提斯第尼（Antisthenes）這樣家資中等的人靠技術性勞動很容易就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在他看來，沒有哪個種類的工作由於太過低下而不能使他以之維生。 但是其他人卻認為當一個體力勞動者是絕對悲慘的，在偽柏拉圖的《阿霞庫斯篇》中，第一個說話的就是這樣的人，他哀嘆說他被迫從天一亮就開始工作，一直到傍晚，但還是不能養活自己。他把所有醒著的時間全花在抱怨和焦慮上面了。 然而，當權者們更重視手藝人們的選票。可以肯定的是，在雅典，從伯利克里去世之後開始，工匠和手工工人從公民中較低的等級開始提升，在城邦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管他們還是缺乏在音樂和體育方面的一種自由人的教育。從那時開始，他們在公民大會有了發言權，可以擔任公職，由於他們不必偽裝得優於大眾，所以對他們來說比貴族更容易與平民相處。 整個的代表性的藝術也意外地降低到一般性的「手藝」之列。對我們這些後來者來說，希臘的藝術和詩歌似乎無可爭辯地是他們最高的和最輝煌的成就，我們自然而然地也就認為希臘人對藝術和藝術家也抱有與我們類似的崇高的看法。當我們想像著他們黃金時代的神廟建築，在三角山牆上的熠熠生輝的雕塑群像，充滿紀念碑的議事廳，優美而神聖的壁畫，我們就會確信，這些傑作的創造者一定會像超自然的存在那樣受到人們的尊敬，僅僅是與他們接近就一定會被視為一種特權，了解他們的感情世界會給人帶來一種無與倫比的精神上的愉悅。現實的情況則完全不是這樣。雕塑家們自身處在最嚴酷的反物質主義的偏見之中，靈魂的崇高性不能把他們從以下的事實中拯救出來，那就是他們為生存而勞作，揮舞著鑿子站立在石砧旁。 在早先的世紀裡，即公元前7和公元前6世紀，第一批引人注目的技工藝術家出現了，他們被他們裝飾的神聖場反射出的光環環繞著。他們得到神諭的護佑，他們還被允許把他們自己的摹本放置在他們的神聖作品的旁邊。後來，技工就不再能夠以這種方式得到宗教上的尊敬了。甚至在《伊利亞特》中，非常不幸的是，神靈中的藝術家不但被弄得一瘸一拐，而且被描述成身體有殘疾的人，這是典型的手藝人的形象；赫淮斯托斯是一個身強力壯、兩臂有力的巨人，但卻有兩條無力的瘸腿。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藝術家受到同樣的蔑視，他們都把他們的一生貢獻給了某種特殊的工作，成為一名專家。音樂家和很多詩人也是如此。這種說法聽上去十分動人，那就是人們稱頌希臘人是這樣一個民族，他們每個人都盡其所能地培養他們的才能，生活中所追求的是整體而非某一個方面。但是我們這些後人卻感到，我們應該更多地感謝他們當中的那些單面的專家，而不是那些為了純粹的、和諧的「優秀品質」（ kalokagathia ）反而不知道幹些什麼的人，就像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大多數人所處的狀態那樣，他們完全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角色來發揮他們的「美德」。當這一階段到來的時候，我們最好給予那些專家以他們應有的地位。 的確，流傳下來的這種觀念的有關表述屬於羅馬帝國時期。但是我們又不能忽視普魯塔克和琉善的書中所擁有的一種舊有的阿提卡思想方式的回聲，這些作家經常成為我們不可缺少的資料的來源。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們所使用的語氣中經常會透露出一種古代的、廣泛的和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的觀念。在《伯利克里傳》中，普魯塔克從一開始就為我們準備好了這樣的事實，即一個人可能會熱愛藝術品但卻看不起藝術家：「我們喜愛香味和花布，但卻把香料商和染工看成是不自由的手藝人。」據說這種說法來自於某種全面的考察，就像一篇專業的音樂研究，卻加上了公元前4世紀的一些軼聞趣事。一個人講到安提斯第尼是如何評說伊斯美尼阿斯（Ismenias）的：「他一定是一個可憐的傢伙，不然他的笛子不可能吹得那麼好！」另外一次，馬其頓的腓力在一次宴會上對他的兒子熟練地演奏豎琴嘲笑道：「你演奏得這麼好不覺得慚愧嗎？」緊接著就是那段臭名昭著的話（c. 2）：「沒有一個出身高貴的年輕人，眼睛盯著奧林匹亞的宙斯或者阿爾果斯的赫拉，希望自己成為菲迪亞斯（Pheidias）或波呂克雷圖斯（Polycleitus），當他享受他們的詩作的時候，也不會想成為阿那克里翁、菲利蒙或阿齊勞庫斯；即使這件工作能夠帶來快樂，也並不意味著這個工作值得去爭取。」 在另一個地方，普魯塔克還揭示了藝術家的另外一個困境： 「阿爾卡梅尼斯（Alcamenes）、尼西俄忒斯（Nesiotes）、伊克提努斯（Ictinus）和所有這些技術和體力工人都看不起演說術。」 的確，一個整日忙於製作模型的人不可能有時間和閒暇去學習這門藝術，在衰落中的希臘，演說術是所有公共成就的前提條件。完全可以想像，站在他們一邊的偉大藝術家對那些把雄辯用於沒有價值的目標的大多數演說家和獻媚者都在暗地裡充滿了發自內心的蔑視之情。 然而，很多對創造性藝術家評價較低的人卻希望得到為他們自己在公眾場合塑像的榮耀。自命不凡的國王阿格西勞斯在他奄奄一息的時候以這樣的方式否認了這一願望：「如果我還是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成就的話，那將是我的紀念碑；如果沒什麼作為，我只能得到一些出自低下的技術工匠之手的雕像。」 所以在整個古代沒有一尊阿格西勞斯國王的塑像，儘管我們已經非常厭倦他生前在希臘歷史的每個轉折點上處理事情的方式。 即使在那個人們對藝術品有著高度熱情和較高鑑賞力的年代，當古董的定價很高的時候，作家們還是把藝術只當成是一種技藝。 [15] 在琉善的《夢》中，整個觀念以一種嚴謹的方式表達出來（c. 8—18）。他曾經做過一個叔叔的學徒，他的叔叔那時不過是一個受人尊敬的石匠和神像的製作者，但是「技術」（Techne）對他來說是一個夢想，把他引向更好的目標：「不要因為你身體的萎縮和衣服的變髒而感到羞恥，因為菲迪亞斯就是這樣地創作出宙斯，波呂克雷圖斯創作出赫拉；米隆（Myron）聞名於世，普拉克西忒勒斯（Praxiteles）受到人們的尊敬，現在他們都像神一樣受到崇拜。你不也希望成名成家以至於你的父親因為生了你而遭人嫉妒嗎？」然而，關於「技術」只能勉強說到這一步，接下來是帕迪亞（Paideia）的想法和建議，那就是文學和修辭的學習，那時在人們的心目中比藝術要高得多：「如果你也只是一個石匠，那麼你將永遠只是一個賣苦力的工人，默默無聞，心胸狹隘，很少受到朋友和敵人的尊敬，是大眾中的一員；你將屈從於有勢力的人，不得不巴結那些能說會道的人；你將生活得像一隻野兔，成為強者的犧牲品。即使你成為像菲迪亞斯或波呂克雷圖斯那樣的人，創造出絕美的作品，每個人當然都會誇獎你的藝術，但是沒有一個正常的人願意步你的後塵。因為不論你的技藝多麼超群，你還是被看作是一個體力勞動者，一個必須靠這個維生的人。蘇格拉底曾經是一個石匠，當然年紀大了明白了事理之後就放棄了這個工作，加入到了我們的行列。」帕迪亞接著描述了兩種生活方式。一邊是具有雄辯的口才和優雅的儀表的人，他會得到人們的稱讚、獎勵，擁有影響力、職位和聲名，會因為他的智慧而受人嫉妒；另一邊則是不幸的動物，穿著髒圍裙，拿著他的槓桿、鑿子和鑽子，蜷縮在角落裡干他的活，彎著腰，終日勞碌於瑣事，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受到壓抑；沒有挺身站起來的希望，或者做出一個有力的自由抉擇——被迫整天考慮雕像是否做得和諧而優美，而無暇考慮把自己變得和諧和優美，使自己變得高貴，因此，他還不如他雕琢過的石頭值錢。 琉善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他成為了一個旅行演說家，後來他把這一夢想向他在薩摩薩塔（Samosata）的同胞們宣講。他是這樣結束的：「現在我至少像一個雕刻家那樣地出名了！」在藝術衰頹的安東尼王朝再也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了，他不再被迫雕塑神像了，這倒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他的體內甦醒的對藝術的感覺卻給了我們很多重要的信息以及關於古代世界藝術的一些生動體驗。 在希臘最輝煌的時代里，輕視藝術家的時代特徵可能對藝術本身來講倒是一件幸運的事情。藝術能夠順其自然地持續地創造出偉大的作品，就好像在希臘發生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和對其他人的生命威脅完全不存在一樣。只有藝術置身於普遍的危機之外，保持著眾神的理想，而哲學已經拋棄了他們，中期喜劇已經把他們拉入到滑稽表演的深淵。藝術之所以能夠逃避掉另外一場災難只是由於對藝術家的普遍蔑視：那時候悲劇被看成是「理想的職業」，吸引了一大群業餘愛好者，也就是阿里斯托芬所嘲笑的「上千名男孩」，而形象藝術則受到業餘藝術愛好者的躲避，只有一種強烈的內在使命感能夠使一個人成為一名雕塑家。對於那些崇高的「匠人」來說，他們沉迷於神祇和英雄的世界無疑會給他們帶來深刻的歡樂和滿足感，這補償了來自於他們的「和諧」發展的同胞們給予他們的社會偏見。另一方面，當他的精美作品在偏見之外還是給他帶來了一個藝術家的聲名的時候，希臘人惡毒的嫉妒之心也會毀了他。 菲迪亞斯是在監獄中被毒死的，他成功地駁倒了他的告發者米農（Menon），並得到了免稅的獎勵，警察（ strategoi ）在公眾的要求下對米農的人身進行了保護——實際上這是城邦對其他的告發者也要提供的一種公認的保護措施。 偉大的雕塑家從很早的時候起就享有一個特殊的好處，一個似乎是對他們的職業缺乏尊重的某種補償，就是他們常常被邀請到離他們家鄉很遠的地方去完成重要的使命。即使他們在異國的城市僅具有外邦人的身份，這個城市還是能夠對來訪的非公民的藝術給予尊重，他可能來自於一個在政治上對立的國家，儘管當地的天才也通常是可以請到的。在底比斯的堤刻廟中，女神的懷中抱著還是嬰兒的普路托，雕像的頭和手是出於雅典人色諾芬之手，而其他的部分則由底比斯藝術家卡里托尼庫斯（Callistonicus）來完成。 一個超越於任何的反物質主義的偏見或者不願意僱傭一個外國人的更強大的動機就是競賽，這是所有希臘生活的最為根本的偉大力量，在城市之間的競爭中發揮著作用，每個城市都下定決心擁有比其他城市所能看到的更加完美的雕像作品。與藝術家一樣，完美的石頭也經常出口，因此潘特里克（Pentelic）和帕羅斯島的大理石被切割下來用在了彼奧提亞、阿卡狄亞和弗西斯的建築上面。 從神話時代開始，建築家也四處為家，出現在需要他們的任何地方，比如特洛福尼俄斯和阿伽墨得斯，「當他們成長起來以後，在建築為神居住的神廟和為人居住的國王宮殿上成為了著名的人物。」 讓我們再回到藝術家們被人輕視的問題上面，為什麼會出現一個畫家並不被看成是「手藝人」的例外呢？毫無疑問，原因僅僅在於成功畫家們的穿著打扮。澤烏克西斯（Zeuxis）穿著一件長袍出現在奧林匹亞，上面繡著他金色的名字。帕爾哈西烏斯走得更遠，穿了一件紫色和金色組成的袍子，上面還有一個黃金的花環。在詩歌中他把自己比作阿波羅的孩子，自詡為希臘藝術家中的第一人，已經達到藝術極限的人。 另外，還有一些類似的畫家，比如波呂克雷圖斯、斯科帕斯（Scopas）、普拉克西忒勒斯，但他們的外貌特徵沒有保留下來，當然是因為「手藝人」的雕像是不允許擺放在像奧林匹亞這樣的地方的。菲迪亞斯除了受到叛國的指控外，還被控告褻瀆神靈，因為在帕台農神廟的雅典娜的盾牌上，他私自把他自己的畫像和伯利克里的畫像一同放在了與阿瑪宗人戰鬥的橫飾帶中。 畫家之所以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可能只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他們的工作不那麼辛苦，首要的是沒有火和鐵砧；他們與雕塑家之間的關係與牧羊人與田間的耕作者之間的關係近似。除此之外，他們還通過其他方式盡力擺脫「手藝人」的地位：只要他們賺了足夠的錢之後，他們就開始免費為人畫畫，或者把他們的作品贈給別人——或者他們雖然沒有這麼做，但後來卻極力聲稱他們這樣做了。普魯塔克在講到波利格諾圖斯的時候說，他不是一個「手藝人」，他在畫廊的繪畫工作不是為了掙錢，而是出於對雅典的熱愛和尊敬（《客蒙傳》，4）。他得到了雅典的公民權作為獎勵，在德爾斐統治者的命令下，他回到那裡畫畫，他在所有的希臘城市都擁有使用公共開支受到款待的特權。澤西斯（根據普林尼的記載）在其後半生放棄了他的作品，原因是它們簡直毫無價值——他的阿爾克墨涅（Alcmene）送給了阿格里根特人（Agrigentians），他的潘送給了阿克勞斯國王。人們需要買門票才能看到他的海倫，這一事實使他沒有成為一個「手藝人」，因為這沒有包含體力勞動，他以此樹立起他的聲名。並不是接受錢財就被看作是物質性的勞動，而是一種掙錢餬口的需求。 在那時，畫畫的課程還有可能成為了自由人家的男孩子的教育的一個部分。 鑄造模型從來沒有得到過這樣的殊榮。 最讓人看不起的工作就是做小買賣（ kapeleia ）。這個詞不僅指所有的原材料買賣和零售商業，而且還包括所有種類的有償服務，比如提供飯菜， [16] 當然還有所有的銀行家和錢幣兌換者提供的貸款服務。柏拉圖在《法律篇》（11. 9bff. ）中認為這個階級絕對是必要的，但又解釋說組成這個階級的個人卻是可鄙的，因為他們有著毫無節制的貪婪和欲求，這給了他們很壞的名聲。他舉了在偏遠鄉郊的小販和開小旅館的人為例，在那裡旅行者經常受騙上當，他們就像戰爭中的敵人那樣受到劫掠。亞里士多德說道，小買賣和物物交易應該受到人們的鄙視，因為這些交易當中的贏利是不正當的，是欺騙他人的結果（《政治學》，1. 3）。高利貸是最應該受到譴責的，他說，因為這種行為沒有把錢看作交易的手段從而發揮其真實的功用，而是為了通過利息積聚錢財。 [17] 亞里士多德還很是輕蔑地把市場上的小販（ agoraioi ）與「手藝人」和日工歸為一類。在他看來，他們總是在市場和城鎮之間遊蕩，所以這些人能夠經常參加公民大會，因此他們必然會擁有更多的發言權（同上，6. 2）。 做出這些判斷的原因一部分在於這些人易於說謊，一部分在於他們缺乏從事其他行業的能力。對錢貸業特有的厭惡可以從那時他們收取的高額利息中得到解釋，這導致高利貸的出現。朋友之間的借貸利息是百分之十，但是百分之二十五或三十六，也就是每個月百分之三的利率也並不罕見，而且似乎沒有什麼異議。 在一個邪惡的怪圈中，他們越受到鄙視，他們的所作所為也就更加卑鄙；一個陷得很深的人也就更加肆無忌憚，他們完全不會改善自己。那些抱怨說受騙上當的人可能會對自己說，他們自身對待商業階級的態度就是認為沒有一個正派的人會喜歡從事這些行業。這種觀念的後果和較為陰暗的一面就是到公元前6世紀，很多人不再準備為掙錢而工作，與希臘人的真實性格完全相反，獻媚者和寄生者越來越多。（真正的）犬儒學派的禁欲主義是惟一的解決途徑，但在一個人們的期望變得越來越高的時代，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沒有吸引力的。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使現代的北方人驚訝不已的是，這些人居然能夠在沒有任何生活來源，顯然也沒有任何收入的情況下活著。他們購買奴隸的錢是哪裡來的呢？對我們來說，現代的歐洲人如果採取這種生活方式的話早就餓死了。原因首先在於所有事情上的適當和節儉是一個普遍的原則，儘管每個人偶爾也會高興地參加宴飲，也期望像真正的富人——比如卡里阿斯（Callias）和他的家族——那樣去展現他們的富有。出於純粹的無聊和無精打采而吃吃喝喝的習慣是沒有的。他們沒有染上現代的無聊症，沒有情緒低落的毛病。 生命本身以及生命所提供的風景就存在著某種價值——這一點在南部還隨處可見。由於不存在什麼匆忙的壓力，人們把自己完全置身於某種特殊的場景中，對它做出一個旁觀者能夠做出的充滿智慧和風趣的評價。那些想離開阿戈拉和克拉美庫斯換換環境的人可以到比雷埃夫斯港去看船。因而，即使在羅馬時代，在琉善的《船》（ Ship ）中的四個說話者都來到比雷埃夫斯，觀看一艘剛到岸的無比巨大的船所構成的免費風景，這是一艘把穀物從埃及運到義大利的船，旁觀的群眾是如此之多以至於一個朋友竟然走散了。 [18] 在所有的時代中財富都得到熱愛，而且是全身心地熱愛；但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卻並不重要，在那裡人們很容易受到賺錢的誘惑，但這種賺錢的行為卻被認為是粗俗的。如果不是在實踐中也是在理論上，生活的價值是通過與他人競賽的成功體現出來的，而不是生產上的競爭。即使在今天，一個所謂的「有教養的人」也必須要正視行為上的某些限制；即使一個僅僅受過中學教育的人也不肯做一個修路工人。但是這些限制現在被無限地擴大了；艱苦的體力勞動並不排斥「教養」，這與希臘的「優秀品質」（ kalokagathia ）大體相當。在我們看來，藝術的追求使他們需要付出的體力上的辛勞變得高貴起來。到了蘇格拉底的時候就不同了，在他的圈子裡，貴族的「優秀品質」已經被哲學家取代；他把閒暇（ argia ）叫作自由的姐妹。 在這個時期值得注意的其他社會變動中，還需要提到婦女的地位。她們不僅被排除在宴飲活動之外，而且也不能參與希臘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項活動，即賽會。她們甚至不允許觀看這項最高級的活動。就像在騎士制度下那樣，用自己的雙腳獲得勝利是一個人所能想到的最終的生活目標。但是賽會不僅僅是體育運動技巧的展示，還是青春和健美的展示，這是將來在公民中獲得聲望的保證。在古代，在賽會和同性愛的出現之間的某種聯繫很快被人察覺到了，在荷馬的時代還不明顯， 但是從賽會出現以來這越來越成為希臘生活的一個持久的特徵。這似乎是希臘人的精神中固有的東西，並且表現為一種理想。導致這種風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成年人對年輕人以及年輕人對成年人的傾慕，賽會起到了激勵的作用。在運動場上，人們可以看到厄洛斯（Eros）就處在赫爾墨斯和赫拉克利斯之間，在戰爭中這種關係也會被人們利用。 這件事還有更加陰暗和神秘的一面，例如，它代表了一種區分不同地區（克里特、斯巴達、埃里斯、彼奧提亞）的獨特品質，也就是說它成為了一種普遍性的風俗習慣。 惟一禁止同性戀還有運動會的是那些僭主政府，他們害怕在這些團體中會產生陰謀； 在其他的國家通常情況下是沒有處罰措施的。雅典只是懲治強姦，禁止男妓出現在公共場合，只有涉及暴力和錢財的行為才會被認為是可恥的。 [19] 與此同時，與婦女發生的婚姻和婚外關係並沒有明顯減少。婚姻像從前一樣對城邦十分重要，因為只有通過真正的婚姻才能生育出真正的公民。但所有人似乎都忘記了這一點，對婦女的輕佻和嘲諷的評價越來越多。 在《奧德賽》中，即使阿伽門農的幽靈也有一些痛苦的事情要講；但是，兩個版本的潘多拉的故事，從赫西俄德到這個時代可能沒有經過竄改，還是以神話的形式清楚地提供了一種相似的觀念。 在狄奧格尼斯的版本中，所有的婦女都是潘多拉的後代，她們被比作蜂房中的蜜蜂，發出嗡嗡聲。在《工作與時日》中，潘多拉的使命得到了更加準確的定位，那就是受宙斯之命向人類復仇，因為普羅米修斯為他們帶來了火。潘多拉這個名字在這裡第一次出現，她的創造者赫淮斯托斯解釋說，她是所有神靈給予人類的禮物，「是對終日勞作的人們的一個詛咒」。我們還有一首由阿墨戈斯的塞蒙尼德在公元前7世紀創作的短長格詩。它是一首充滿沉思的作品，在語氣上極端嚴厲，當然，其創作時間可以追溯到那個短長格詩在習慣上還是用於不留情面的人身攻擊的時代。一個世紀以後，弗西里得斯還在模仿著這些對婦女充滿痛恨的詩句。 不僅在英雄神話中，而且在普通的傳說和廣為流行的建城故事中——例如，那些曾經被帕耳忒尼俄斯用作短篇小說的素材——關於女性溫柔一面的所有記述全被排除了，她們占據主導地位的特徵就是無情的貪婪和暴虐。在這裡，我們看到國王的女兒們毫無節制地滿足她們的欲望，在把她們的孩子送到父親那裡的時候，事先做好所有的準備（經常是非常無恥的），使用某種秘密的記號使他們能夠被認出來。一個特殊的原型開始變得廣為流傳，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塔匹亞陰謀」（Tarpeia plot）。 這樣一個愛上敵人的女人在那時可能會受到最嚴厲的懲罰，這是對城邦也是她自己的城市的背叛。萊絲波斯建城的故事包括了對美塞那（Methymna）的公主佩西戴克（Peisidike）的描寫，它經帕特尼烏斯之手流傳了下來。在她的城市的城牆上，那時這個城市正在勇敢地抵抗阿喀琉斯領導下的一場圍攻，佩西戴克看到他並愛上了他。她讓保姆送了一封信給他，許諾她可以使這座城市屈服，條件是他要娶她為妻。這個女叛徒偷偷地打開了城門，眼看著她的父母被殺死，婦女們被拖到船上。但是她的所作所為卻使阿喀琉斯深感厭惡，她被他手下的人用亂石砸死了。 [20] 通常說來，這些故事似乎使人們相信，這些可怕的事情是婦女做出來的。在這裡，導致男人之死的告發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就像中世紀的規則是把女性當作一位天使進行浪漫的理想化處理那樣，這裡的女性則是一個浪漫而無情的形象。在這些傳說和建城神話流傳下來的地方，後來的悲劇又繼承了這一主題。 在詩歌和傳說中基本上描繪了這樣一幅女性人格的陰暗畫面，同時，希臘人對婦女的觀念卻是因地而異的。她們的地位在愛奧尼亞人那裡最低（呂底亞的影響可能是對她們的生活大加限制的原因），尤其在雅典。婦女被禁錮在家中，她們的教育僅限於必要的家務勞動，這一定是城邦制度的獨特發展使然，即參加公共事務成為一種特權。其他的城邦則擁有著不同的觀念。伯羅奔尼撒就有著一幅不同的圖景。在科林斯，由於娼妓橫行，婦女很少受到尊敬，而在拉西戴夢，斯巴達婦女必須照看農莊，她們的地位當然也就高一些。在那裡，女孩子們實際上是在賽會中成長起來的，她們被允許參加體育競賽，可能並不完全出於保證她們健康地生育後代的惟一目的。在厄利斯也是如此，在阿爾甫斯的海岸邊（可能是在阿卡狄亞），一場在美麗的婦女之間展開的比賽在厄琉西斯的得墨忒耳（Eleusinian Demeter）的慶典上舉行，參賽者們被稱為「懷有黃金的人」（ chrysophoroi ）。 在那裡還有道德品質和家政技能的比賽。 埃托利亞的社會生活在對婦女的觀念上十分獨特。開俄斯的西蒙尼德記載了一則墓志銘，墓主人是一位強有力的女獵手，名叫萊卡斯（Lycas），是一個生活在彼奧提亞的忒薩利亞人，上面寫道：「她的骨頭仍然使野獸們害怕得發抖」。這樣的例子不可能出現在愛奧尼亞人那裡，但在彼奧提亞是可以接受的（伯爾克［Bergk］，殘篇，130）。 在埃托利亞的社會裡，在男性詩人之外，還有女性詩人。在公元前6世紀末或者5世紀初，年輕的品達在公開舉行的賽會上曾經與女詩人米爾提斯（Myrtis）和克里娜（Corinna）同場競技，還曾經敗在克里娜的手下。一百年以前，萊絲波斯曾經是抒情詩人薩福和她的朋友達墨菲拉（Damophila）和埃芮娜（Erinna）的故鄉，雖然她們沒有創作過合唱詩，但在她們當中自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與音樂比賽上選手們的關係沒什麼不同。 此外，在萊絲波斯和特內多斯（Tenedos）還有選美的比賽。 可以預料的是，在那些婦女受到壓抑的地方，名妓卻獲得了重要的地位。從很古老的年代開始，人們就可以通過買賣得到大量的婦女。奴隸制的興起意味著她們可以很快地更換主人，少女奴隸經常被送到神廟裡。科林斯以其貪婪的神廟妓女而遠近聞名，實際上，這種交易作為一個重要的實業給城邦帶來了可觀的稅收。在雅典也有這種公共的娼妓制度，最初是由梭倫建立起來的，他從公共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修建了一座獻給阿佛洛蒂忒·潘德摩斯（Aphrodite Pandemos）的神廟。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誰是第一個在這個行當中成名的女性，就我們所知（因為，比如我們不知道米利都婦女是如何很早就在這方面變得很有名的），可能是洛多皮斯（Rhodopis），我們不知道希羅多德 談到關於她的事情是否屬實，或者像雅典尼烏斯所堅持的那樣， 他把她與瑙克拉提斯（Naucratis）的多麗卡（Doricha）混淆起來。可能關於洛多皮斯的細節都是不可信的。作為一個色雷斯本地人，據說她曾經是奴隸伊索的一個同伴，他在大約公元前580年曾紅極一時。還是一名奴隸的時候，她就被帶到了埃及的瑙克拉提斯去做「生意」，後來被薩福的兄弟查拉克斯（Charaxus）買下並恢復了自由身。作為一個被釋女奴，她積聚了如此巨大的財富以至於希臘人想像並且相信她曾經建造了米賽里努斯（Mycerinus）的金字塔。富有和獨立的她曾經有一個野心，那就是在希臘為自己建造一座紀念碑。她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一大堆烤全牛用的鐵制烤肉叉的形式捐獻了出來，不是捐給阿佛洛蒂忒神廟，而是把它們送到了德爾斐，在希羅多德的時候還能夠看到，就在開俄斯人祭壇的後面，正對著神廟。 在洛多皮斯達到了她出名的目標之後，她的名字已經在希臘盡人皆知。下面就輪到阿奇戴克（Archedike）了，她也是來自於瑙克拉提斯，希羅多德告訴我們，這個交際花擁有很高的天賦。她還在詩歌中（ aoidimos ）受到讚美，名聲遠揚；但是，與洛多皮斯相比，「俱樂部里傳出來的關於她的謠言」並不是那麼地受到人們的關注，也就是說鑑賞家們的評價稍微低一些 [21] ——在這裡，希羅多德無疑傳達出了公眾在興趣上的一些細微差別。其他出名的婦女還有哈默狄烏斯（Harmodius）的情婦麗埃納（Leaina），密姆內爾姆斯的吹笛女南諾（Nanno）。十分明顯的是，這些交際花之所以出名主要在於她們的機智和談吐。僅僅具有身體上的吸引力的婦女太普遍了，反而出不了名。可能在那個時代，希臘人在這樣一個以智慧著稱的社會裡可以在這些交際花身上找到婚姻生活中既不能期待又不能得到的某種補償。 從英雄時代開始，社會生活就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局限於宮廷和軍營的範圍之內。在希臘世界裡，不論人們聚集在哪裡，都構成一個他們享受生活的重要的部分。宴飲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構成了社會生活的一個基本的部分，但在希臘從一個歷史階段發展到下一個歷史階段的時候，這種風習又有很大的變化。斯巴達人在他們的公餐（ syssitia ）上舉行的粗陋而莊重的宴會，帶著其對節制的人為的堅持，嘲笑著別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實現簡約主義，但卻缺乏自然和詩意。這就是斯巴達文化中最缺乏的東西；公餐並不是一種宴會，就像斯巴達的其他風俗一樣，它從根本上缺乏自由。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不需要特殊的理由舉辦各種聚會是一種自由的希臘風俗，與那些公共性質的聚會完全不是一碼事，這樣的聚會包括一些在政治和宗教場合舉行的宴會，還有像婚禮、為孩子取名或者賽會上取得勝利等家庭的慶祝活動。公共野餐（ eranos ）也很古老，在荷馬和赫西俄德時代就出現了，明顯地表現出一種更大程度的自由； [22] 不論那些受到邀請的人是否需要出錢（後來經常如此），或者把錢放在一隻籃子裡面，但就這兩種情況而言，出錢對每個人來說並不是一項必須的義務。 [23] 在野餐中，不僅富人，而且每個參加者都會受到熱情的款待，所以呈現出一種平等的形式。但是，即使一個人受邀參加的是在他自己的房子裡舉辦的宴會，也無需排定座次（至少在羅馬時代之前是這樣），儘管作為一項規矩，邀請要儘量早地發出以便使客人穿戴整齊。 它是如此地隨意，以至於他們可以自由地把其他未受邀請的人帶來。 [24] 如果我們認識到整個宴會的目的主要在於交談，這超過了所有其他的享受的話，這種情況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宴會的程序是十分簡單的。例如，在普魯塔克的《七位智者的宴會》（ Banquet of the Seven Wise Men ）里，描述了一種重又復甦的非常古老的風俗，那就是在宴會結束的時候餐桌要被挪開，客人們逐一被授予花冠。接著是獻給神的奠酒儀式，沒有兌過水的酒被潑灑在地上，吹笛少女吹上簡短的一曲；當她離去的時候，喝酒和交談在重新布置的桌子上又開始了。 酒是宴會上最重要的東西，即使在《奧德賽》中，一提起酒就會受到無比的崇敬，這在我們這個時代是沒有的；通常會兌上很多水，或者是因為酒勁太大， 或者是由於希臘人很少飲酒，很快就會喝醉，而宴會還需要持續好幾個小時。 據說扎勞庫斯在他的法律中禁止為減輕將要死去的人的痛苦而使用未經摻水的酒。對埃及人來說，啤酒就足夠了，那時還沒有白蘭地。頭戴花冠進行暢飲是一個令人喜愛的風俗，因為宴會的舉辦是為了向神表示敬意。正是這種宗教因素需要客人們戴上花冠，阿波羅的月桂樹和酒神的常春藤代表了一種莊嚴的奉獻。 在較早的時候，通常需要坐在桌邊，據說是因為人們相信神就在現場； 但是到了賽會的時代變成了圍桌而坐，因為所有到場的人的臉都朝向中央，這對於交談這一通常的目的提供了方便。 在那時，宴飲成為了一種交流活動的源泉，它對希臘人的重要性可以從他們談到它時的興奮之情清楚地看出來。很久以前，赫西俄德在他的《美蘭波狄亞》（ Melampodia ）中曾經說過：「最甜美的事情就是吃過飯之後坐在桌邊愉快的交談和喝酒。」（雅典尼烏斯，2. 13）從狄奧格尼斯和色諾芬留下的詩歌中，我們了解到在酒會哀歌詩中也存在著同樣的關於宴飲的讚美。最古老的藝術作品（阿索斯［Assos］的瓶畫、墓飾、浮雕）表明宴會是它們最喜歡的主題，即使它們有時只是意味著死者的宴會，這些只是那些人世間生活的莊嚴反映。他們都談些什麼呢？我們只知道人們普遍認為宴飲是所有事情中最令人愉快的。機智，幽默，爭議，怨恨和感動都占有一席之地 。「在冬天」，色諾芬說，「剛剛吃過美餐之後，人們就會躺在靠近火爐的柔軟的臥榻上，喝著美酒，慢慢地嚼著干豌豆，一起談天：『你是誰，從哪裡來？你年紀多大了，我的朋友？當米德（Mede，也就是哈爾帕古斯［Harpagus］，居魯士的使者）到我們這裡來的時候你多大？』」 我們可以自由地想像這將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夜晚。可以肯定的是，宴會也是政治討論的場所，國家及其所有的事務在這裡都會受到人們充滿智慧和理性的研討。 那些對立黨派的成員可能都不會受到邀請；這可能就是黨派（ hetaireia ）制度的起源。 [25] 這對那些不能持續飲酒的人或者不能一直保持清醒的人來說是一個展現機智和耐性的良好形式——這一點從狄奧格尼斯的一段重要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記住，在這個社會中，一種普遍的坦誠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現在就會被看作是極端的輕率。 除了在阿戈拉的交談之外，那些在宴飲過程中的談話代表了一種獨特的希臘生活方式的第二個方面，人們對宴會的珍視程度可以從對某位死者的哀嘆中看得出來：「對他來說，再也沒有宴會，再也沒有音樂了。」 我將回到希羅多德講的一個非常引人入勝的故事上，講的是人們向克里斯提尼的女兒阿伽里斯特求婚， 因為它可以使我們對雅典的社會生活作出一些推論。阿伽里斯特擁有十一位求婚者，他們當中有兩位雅典人，他們是提桑德魯斯（Tisandrus）的兒子希波克雷得斯（Hippocleides）和阿爾克邁翁的兒子美加克利斯，他們在經過長時間的詢問之後得到了最好的印象。在他們兩個當中，從個人背景上看，希波克雷得斯更被看好，因為他是科林斯人塞普瑟里斯（Cypselids）的後代。在做決定的那天，當正在宴會上舉行音樂和談話比賽的時候，希波克雷得斯很容易地就戰勝了所有的對手，但他卻因得意忘形而失去了克里斯提尼的寵愛。他不但跳埃莫雷亞舞（Emmeleia），而且還跳上桌子跳起其他的阿提卡和斯巴達舞蹈，最後還頭朝地拿起了大頂，在空中擺動著他的雙腳。這對僭主來說太過分了，他大聲叫道：「提桑德魯斯的兒子，你已經『跳』掉了你的婚禮！」得到的回答卻是：「希波克雷得斯無所謂。」在這個事例中，雅典的貴族當然已經擺脫了對貴族尊嚴的限制，即允許他們在體育比賽上和音樂技能上一顯身手，只不過是在有限的形式之下。在雅典，為了娛樂自己和他人可以參加所有有趣的活動。會跳斯巴達和阿提卡舞蹈的雅典人，甚至可以像一個雜技演員那樣地跳舞，而在其他地方，人們只會跳當地的舞蹈，這就是後來的多才多藝的雅典人的原型。即使由於過分炫耀，他輸掉了一場好的比賽，這個雅典人卻滿不在乎，不僅僅出於輕率，而且因為生命是一個整體，他相信能夠找到很多安慰自己的途徑。儘管最後克里斯提尼還是把他的女兒嫁給了一個雅典人。 對於那個時代的雅典應該再多說幾句。在普魯塔克關於公元前7和公元前6世紀雅典發展狀況的描述中，儘管可能是扭曲的和充滿偏見的，但還是為我們較好地展示出了雅典人的內在生活，這種生活優於我們所知道的其他所有民族；自覺的意識和理性在其他地方都沒有達到這裡的水平。 舉一個例子，當梭倫在多種多樣的占據主導地位的利益中發現了黃金的中庸原則（ meson ）的時候，他揭示出一種深刻的和多面的社會文化。我們只要粗粗地看一看他的詩歌，就會感到一種直指這個世界所有方面的異常明晰的反思力量。 總之，他不僅是所有七賢中最傑出的一位，惟有泰勒斯可以與之匹敵，而且以其作為一個雅典人的獨特的意識，他似乎成為了他的城市的最佳品質的化身。 在完成這幅對雅典社會的勾勒之前，再說一說在希羅多德的記載中作為梭倫和克羅索斯之間對話基礎的那些假設將是十分有趣的（1. 30ff. ）。元老特路斯（Tellus）是一個真正的阿提卡人，他甚至幸運地死在領導雅典人獲得了勝利的一場戰役中；而阿爾果斯人的關於克里奧比斯和比同的故事則展示了希羅多德式的世界觀的更加深遠的基本特性。其他重要的因素是宗教上的敬畏，這使人們在殺死了希倫的追隨者之後看到了很多幻象，導致人們召回了埃皮門尼得斯（Epimenides）（普魯塔克，《梭倫傳》，12）。另外，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他還說到早期雅典人對珠寶和愛奧尼亞高級生活方式的熱愛。 [26] 在那時一定已經在義大利很出名的泛雅典娜節，在公元前566年以後，不再局限於賽車，還包括了體育比賽，而埃留西斯的體育比賽已經發展到了所有的希臘人都為之仰慕、每個人都想參加的地步。皮西特拉圖和他的兒子們展現了他們要把雅典建成一個富有的商業城市的野心。很明顯，他們還試圖使雅典成為思想上的領袖，這個時候的愛奧尼亞城市已經陷入到呂底亞和波斯國王的統治之下了。搜集和整理荷馬的詩歌就是一個證明，儘管在到底誰負責這件事上還存在爭議，大部分材料上寫著皮西特拉圖或希帕庫斯（Hipparchus）的名字，而狄奧格尼斯·拉爾提烏斯則相信是梭倫完成了這件工作。據說那時候有了可以為公眾所使用的圖書——也就是說，一個很早的圖書館建立了起來，這說明，第一，已經有了為文獻材料建立一個書庫的需要，第二，已經有了一個想讀書的公眾，皮西特拉圖滿足了他們的需求。 [27] 這種特點的另外一種表現方式是在達代羅斯之後，直到皮西特拉圖時代的末期，沒有一個雅典的藝術家留下了確切的姓名，這個事實很難完全用波斯戰爭中雅典的被毀來加以說明。即便我們對他們名字之外的事情一無所知，因為雅典人對名聲的熱愛是不允許這些名字被忘記的。 在這個時期， 名人們 逐漸開始出現了；那些聞名整個希臘世界的人開始把賽會的勝利者們推向了暗處。這些人包括第一批僭主，接著是詩人和藝術家，後來尤其是神秘宗教的創建者，還有七賢。他們中的大多數在其他地方都被提到過；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特徵，在那時候單純的數量還沒有成為決定性的因素，個人的力量仍然十分重要。一個最顯著的特徵就是藝術家的聲望的迅速提高，不過，我們不應該視之為理所當然，它只能由個人主義和單個名人的興起來解釋。我們總是認為，如果一個藝術家很出名，那是因為他在作品上刻了名字，或是實際上把他自己的畫像或雕像獻給了神；因此，切割寶石為波呂克拉特斯打造戒指的薩摩斯的提奧多洛斯被認為是第一個「名字流傳下來」的寶石切割匠，這當然意味著他自己很關心這件事，儘管寶石切割可能已經存在了五百年或更長的時間。賢人的出名通常既與缺乏有影響的祭司相吻合，也是這種匱乏的結果。在希臘人中，這是第一批奇異的仲裁者、淨化者和奇蹟製造者（miracle-workers），首先是奇怪的崇拜的創建者，埃皮門尼得斯當然在雅典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儘管我們所知道的七位賢人在年代學上相當混亂，但大約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某些受人尊敬的人被稱為「智者」（Wise Men）而變得十分有名，這的確是事實。 我們並不清楚到底有多早以及他們的格言（ apophthegmata ）是在什麼權威人士的認定下編造出來的，但希臘人相信這些智者們的格言經常在一些集會場所得到人們的引用和重述。它們的權威不太可能是建立在德爾斐神廟或七賢所由出的社會圈子的一致接受的基礎上——從一開始，他們就完全不是一種類型的人。但是，要被稱為一個「智者」（ sophos ），在這樣一個德爾斐神諭要對一切事情進行考察的時代，這個人必須直接得到神的任命，同時要伴有表明沒有人比他更聰明的言詞，或者說這就是最有智慧的人。 這些智者死後，他們的家鄉城市會為他們舉辦隆重的葬禮。對於比阿斯，佩里尼（Priene）的人們還獻給了他一座聖殿，稱為陶塔美農（Teutameion），給予了他英雄般的榮耀。 現在， 個人主義 就這樣地出現了，這一發展使希臘人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民族。正是在這同一個時期，當人群中的一些個體獲得了聲譽的時候，這種可能性很快就出現了，那就是他們中的一位要戰勝另一位無需在賽會或者類似的正式場合獲勝。機智和惡毒的諷刺開始產生了從未有過的影響。嘲諷不是什麼新鮮的事物。在節慶活動中，尤其是狄俄倪索斯節，還有厄留西斯節（Eleusinia）上的漫罵之詞是一種很古老的儀式，即使在神話中女僕亞姆比（Iambe）也敢於嘲笑處在悲傷中的得墨忒耳。但是，現在希臘人發現言詞上的漫罵——顯然這是一直存在的——也可以成為一種 風格 ，在詩歌和酒會這樣的交際場合發展起來。在這裡，阿齊勞庫斯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他「對朋友和敵人的公正的詆毀」，他苦心打造的短長格詩具有很強的傷害力，從個人來看，他在每個方面都是不快樂和不幸的，他自己也聲稱可能是最倒霉的人。希波納克斯似乎擁有一種非常相似的氣質，他自己的醜陋給他帶來巨大的痛苦（阿里安，《多變的歷史》［ Varia Historia ］，10. 13）。但是除了這些主要的諷刺作家之外，他們由於其優秀的諷刺才能而獲得了聲名，還有很多具有高貴氣質的人也投身於直接的漫罵，就像我們在阿爾卡烏斯攻擊皮塔庫斯（Pittacus）中所看到的那樣。諷刺詩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是一種通常情況下使用的諷刺手段，儘管阿爾卡烏斯也創作過一首尖刻的諷刺詩； [28] 西蒙尼德的那些諷刺詩都是與死者有關的、紀念性或奉獻性的，只有最後一首例外，不過與其說是妙語，不如說是俏皮話。 正是在這同一個時期，馬爾吉特斯（Margites）這個人物被精心編造出來，儘管後來出現的那個版本被認為出於同一個皮格里斯（Pigres）之手，一首動人的諷刺詩也是他寫出來的——即《蛙鼠之戰》。馬爾吉特斯這個人物被用在素描式的和軼聞趣事的集子中，很可能是從宴會等場合逐漸積累起來的。這個英雄不是一個普通的土包子，而是敢於插手任何事情，因而十分引人注目。他是一個受過一些教育的富有母親的兒子，但是他對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勝任，對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都充滿了誤解。所以他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傻瓜，連最簡單的事情也不知道，數字上不能數到5以上；希臘人出於對黑色幽默的喜愛，會把他放在性的困境中使他變得荒唐可笑。荷馬是不可能創作出這樣的諷刺詩的，把它嚴肅地歸之於荷馬名下的事實使我們了解到了希臘式的批判主義的實質。這種虛構出現在這個民族發展的這樣一個時期，在那時人們認為自己絕頂的聰明，並希望製造出一些笑料來滿足他們這種優越感。 [29] 在斯巴達，簡約主義成為了時尚。這實際上只是一種用最簡約的形式表達真理的方式，自然也會顯示出機智。在斯巴達的公餐中所出現的揶揄和嘲諷就是一種訓練機智的方式。 一些城邦對其他市鎮的具有嘲笑性質的笑話也屬於這個時期。 [30] 公元前7世紀和公元前6世紀還可以看到所謂動物寓言（ ainos ， muthos ， logos ）的興盛。這種故事形式當然在希臘人中間已經流行很久了，一些寓言被證明古已有之，就像在赫西俄德的《工作與時日》（202ff. ）中講到的那個「鷹和夜鶯的故事」。這個時代留下的寓言不僅有阿齊勞庫斯和斯特西克魯斯的，而且還有伊索的，他在歷史上確有其人，大約在公元前580年左右十分活躍，因此這是一個屬於天才的和活躍的寓言家的時代。還是有必要追問一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選擇寓言和警句來表達普遍的真理在我們講到的時代已經不再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了。所有直接的反思都來自於生活，這種情形已經存在很久了，當然早在赫西俄德的時代就是如此了。藉助於寓言來表達思想在希臘人那裡似乎來得很晚，例如，在阿拉伯人那裡，「智者」羅克曼（Lokman）早已向他的同時代人所羅門講述寓言了。 我們傾向於相信，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在於那個時代奴隸人數的激增。伊索儘管是一位歷史名人，但卻是這一事實的活生生的證明。我認為，在希臘家庭中勞作的外國奴隸，只要他能夠說一點結結巴巴的希臘語，就會給孩子們講述那些在他的東方或呂底亞故鄉已經存在很長時間的寓言的簡化的和古老的版本。這些在希臘的聽眾那裡一定會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因為這些故事中所蘊含的智慧對所有民族來說都具有普遍的意義。可能它們揭示了在神話和英雄故事之外的一個完全不為人知的世界。希臘人在其中得到了樂趣，並增加了他們得到的這筆財富的價值，就像一個真正富有的民族會通過吸收從其他民族那裡得到的東西並發展它而變得更加富有一樣。 伊索自身有時候被認定為是一個色雷斯人，有時則被認為是一個佛律癸亞人或埃提奧匹安人。據說他是薩摩斯的洛多皮斯的奴僕，曾經服侍過克羅索斯，最終被德爾斐人扔進了一個深淵。希臘人並不認為他是惟一的寓言家；像赫爾莫哥尼斯（Hermogenes）、阿佛托尼斯（Aphthonius）和特翁（Theon）這樣的修辭學者在講到他的寓言時還提到過賽普勒斯人、埃及人和西巴里人的寓言， 同時把他與大多數奴隸所由出的那些地區——佛律癸亞、卡里亞、奇里乞亞和利比亞——區分開來。 [31] 然而，並不是希臘人所有的寓言都來自於這一通常的渠道。有一些是屬於希臘人自己的，包括一些編造於某一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的用於訓誡目的的寓言，就像斯特西克魯斯自己使用過的一則寓言那樣，當時他為了警告西墨拉人提防法拉雷斯（Phalaris），就講了一個故事，說到一匹馬為了報復牡鹿而同意讓人騎。寓言裡的說話人不僅有動物，還有帶著動物的人或者就只是人，有時還會有樹和植物。 [32] 在一則寓言裡，一隻盤子斥責一個婦人把它摔在了地上。 實際上，格言智慧、道德觀念、政治時事、幽默和機智可以採用它們所需要的任何形式。 除了它們能夠給成長中的孩子們帶來快樂， 寓言還能夠有意識地為孩子們提供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 唉，那些奴隸們講過的動聽的故事都沒有流傳下來，因為古典的精神是拒斥這樣的東西的。因為，毫無疑問，與訓誡性的寓言相伴隨的還存在著很多屬於孩子們的故事，只是為了逗笑，並不能提供某種教導。 例如，智者克里奧布魯斯的母親曾經給他的小兄弟講過一個關於月亮的故事。月亮請求她的媽媽為她織一件合身的裙子，因為她感到很冷，但是她的媽媽卻回答說：「我怎樣才能織一件讓你合身的裙子呢？——今天你是滿月，很快你就成為半月了，在那以後就成為鐮刀了。」 寓言的流行與愛奧尼亞學校的興起相伴隨，雖然它主要關注於探索自然，但還是為哲學的反思準備了條件。政治的和社會政治的爭論興起得比較早，在公元前6世紀，先是梭倫接著是狄奧格尼斯，而道德意識的完全成熟則出現在公元前8和公元前6世紀的偉大的抒情詩的時代；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種後世再也沒有出現過的甜蜜的情感。當詩歌已經達到了其最輝煌的時刻，正在安靜地向很多新的方向在發展的時候，視覺藝術尚未破殼出土，還沒有學會表達人類的精神。如果薩福能夠看到阿佛洛蒂忒榮光登場，面帶不朽的笑容，她看到的這種微笑一定與她那個時代雕塑所描摹的僵硬的笑容不同，而且，視覺藝術的巨大優越性在於，在它們表現精神的力量之前，它們首要的任務就是以運動員的雕像的形式表現身體上的活力。因此，在它們真正面對精神的美和內在動力的挑戰之前，這個困難的開端就已經被克服了——後來的藝術就沒有這樣的好運，它們不得不使用拐彎抹角的方式尋找出路。 我們應該關注一下這個時期的宗教狀況了。賽會時代也是德爾斐最興盛的時期。希羅多德經常提到野蠻人和希臘人前去拜訪這個地方，或是為了預測不久的將來，求取宗教上的訓導，或者是諮詢殖民地的建立。德爾斐的具有權威性的預言成為介於啟示和反思之間的某種特殊的折中的媒介。 說到它們在這個民族中起到的作用，我們必須注意到，沒有人是被迫前往德爾斐的；即使是諮詢有關殖民地的問題也是一種 自由的 風俗；德爾斐是一種只對那些相當虔信的人們有效的力量，被認為是一座信息的寶庫而受到讚美，成為了一個希臘人有關世界的知識中心。到底這些神諭是如何產生的是那個時代的人們（可能是故意的）從不花費心思去考慮的問題；對神諭確實存在的強大的信念不允許有任何懷疑之心，人們普遍認為德爾斐會提出良好的建議，沒有必要去自尋煩惱。 在這個時期，存在著一次狄俄倪索斯崇拜的明顯的復興，伴隨著大量的慶典和神秘儀式，儘管幾乎沒有留下確切的舉辦日期。 如果不是神廟的儀式，至少也是為了紀念這個神靈而舉辦的節慶活動，現在一定在規模和華美程度上超過了其他所有的宗教活動；否則這一崇拜就不會引發那些盛大的典禮，例如在雅典，它導致了悲劇的誕生；儘管實際上戲劇只是狄俄倪索斯節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推動了一套稱為阿波羅崇拜（Apollinian）的正式規則的產生。就像伊阿科斯（Iacchus）一樣，狄俄倪索斯甚至滲透到了厄琉西斯的神秘崇拜中，儘管人們可能認為克瑞已經能夠滿足它們的象徵的需要了； [33] 很有可能的是，這個決定只是用來規範和同化這個要素，而不能將它排除在外。狄俄倪索斯無處不在，在他的提伊阿得斯（Thyiads）的偽裝下，他追隨阿波羅達到了帕那索斯山的制高點。 一群信奉阿波羅尼安教規的人與這一狄俄倪索斯運動形成了對比；他們是一群偏執的聖人，像埃皮門尼得斯、阿巴瑞斯（Abaris）和阿瑞斯特阿斯（Aristeas），與他們對應的人物就是奧爾菲斯教派中的狄俄倪索斯的追隨者。轉變的一個明顯的階段似乎在這些哲學先輩的身上表現了出來。正如我們說過的那樣，正是在愛奧尼亞，真正的哲學很快地發展起來，完全的 個人主義 也是如此。問題是泰勒斯、比阿斯和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產生了自我的認識，在多大程度上這個開端與對神靈、神話和荷馬的信仰的拒斥結合在一起。當然，這些人把神放在了它們關於世界的闡釋之外；但是它們還沒有從國家中撤離，就像一百年之後赫拉克利特從埃菲蘇斯撤離那樣。 最後，我們一定要認識到畢達哥拉斯的重要性。他理所當然地放棄了愛奧尼亞和希臘本土去了南部義大利，那裡成為他創作和產生影響的舞台。 我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希羅多德對於他沒有留下哪怕是半頁的記載，只有一個難於理解的評論。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鼓動了上千名追隨者過上了一種活躍的公社生活。 例如，他的信徒中實行的所有財產公有的習俗在後來的宗教中就不能實行，比如早期的基督教，這種實驗只進行過一次。它並不是普遍的、大眾化的共產主義的嘗試，而只是在新入會的人中間實行的相互幫助和分享， 是作為一種最真切的忠誠的真實表達。 一種公社生活出現了，這些朋友們在克羅頓建造了一個巨大的會堂完全是可信的。可能這個「來自薩摩斯的頭髮很長的」為人們完全信任的強有力的人物在大希臘的那些城鎮中給當地的居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充滿天才，渴求教育。他認為他們窒息了他們自己的繁榮發展。在他的教義中可能受到大眾歡迎的一個因素就是靈魂的轉世；它一定成為了引發人們巨大激情的原因。他內在的力量就是建立在他的信仰基礎上的宗教和倫理體系；擁有那個時代少有的廣博的學識，一種卓越的與人交流的天賦，和一種令人驚嘆的人格魅力，他認為他可以為所有的人做任何事情，他在宗教和世俗領域的地位一定可以與一位君王相比。 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想要對抗那個時候正在整個希臘世界盛行的狄俄倪索斯崇拜，後來由於里伯爾（Liber） 和里伯拉（Libera） 崇拜和酒神節（Bacchanalian）的恣意妄為而在南部義大利變得臭名昭著。畢達哥拉斯的女性追隨者在後來還保持著簡樸和純潔的作風。至少在一個問題上他是與時下流行的觀念相對立的，他警告所有的人要「當心野心和對聲名的熱愛，它們會導致最惡毒的嫉妒，要避免擠到人堆里去」 ——他還說：「遠離賽會，不然的話，它將統治全部的生活！」 與他形成對比和對立的是在大希臘發展起來的所有的城邦。這些城邦不可避免地充滿了嫉妒，因為他所有的追隨者，尤其是那些作為內部核心力量的信徒，都從他們的公民同胞中游離出來，宣布過一種苦修的生活以抵制殖民地的影響，就像薩沃那羅拉的追隨者從其他的佛羅倫薩人那裡游離出來那樣。我們還需要記住的是畢達哥拉斯主義者們的神秘的充滿象徵意味的言論，在精神上強有力的領袖和人民大眾之間自然的差距，即使在每個城市這個大眾只是由1000名最富有的人所組成，我們還是要認識到未信教的人們的仇恨，正是這種仇恨導致了克羅頓和墨塔旁吐姆的教派的崩潰。然而，畢達哥拉斯主義還繼續存在。一直到公元前4世紀，它還在達蒙（Damon）和皮提阿斯（Pythias）反對小狄俄倪索斯的密謀中發揮了作用。 當我們回顧希臘總的狀況的時候，給人一種印象，它還是局限於一種自得其樂的方式中，但這只是因為我們的資料太過貧乏了。在現實中，已經有了大量的自由；但在這個時代，人們所說的話，流言蜚語並沒有像後來那樣地被保留下來，因此這似乎是一個創造性的活動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例如，我們對這個時代希臘人的政治思想還知之甚少或一無所知；但實際上我們看到了上百個真正的殖民地，即城邦的建立。對權利的討論當然必須要等到成熟的政治命題出現之後，作為最普遍的制度的貴族政制並非是在一夜之間出現的。這是一個所謂立法者的時代，我們所知道的政體的闡述者幾乎無一例外地只留下了幾行文字。我們了解最多的梭倫，其力量還是強大到足以宣布把擁有土地作為公民權的基礎，在這個問題上他可能已經是逆流而上了。 然而，這個時代令人羨慕的特徵就是在希臘人中很少發生戰爭。除了斯巴達人在美塞尼亞的擴張，阿卡狄亞和阿格里斯（Argolis）可能與優卑亞打過仗，以德爾斐的阿波羅的名義的幾次劫掠，以及在愛奧尼亞發生的幾次激烈的戰鬥之外，就說不出什麼戰爭的記錄了。不安的因素被殖民活動吸收了，希臘人還沒有達到相互掠奪的地步。用武力的手段來達到積聚力量的目的的「聯合一統」還沒有發展起來；城市的霸權也尚未發展起來，就像後來底比斯人極力主張毀滅那些反對他們的城邦，很多城市被一個更加強大的城邦夷為平地，目的是為了在他們自己的鄰邦中清除斯巴達的同盟者，再比如，就像阿爾果斯在希波戰爭之後毀滅邁錫尼和梯林斯那樣，此類的事情在這個時期都還沒有出現。然而，這個時代在美的事物上卻無比豐厚：視覺藝術為偉大作品的產生做好了準備，而詩歌已經步入了輝煌的成熟階段。 [1] 狄奧格尼斯·拉爾提烏斯，2. 56，講到色諾芬以其自身的行動代表了「優秀」（ kalokagathia ）的所有品質，他是一個真正的帶有舊騎士特徵的武士，受到了斯巴達價值觀的深刻影響。他的裝備包括了一副阿爾果斯盾牌，阿提卡甲冑，一頂彼奧提亞頭盔和一批來自埃皮道魯斯的戰馬。 [2] 《奧林匹亞》（ Olympian ），第八卷，和《皮提亞頌》，第八卷，120f. 。 [3] 參看波雪梨阿斯6. 20. 6。把違法者從泰帕伊翁（Typaion）的懸崖上扔下去，見5. 6. 5；有關卡里帕特拉（Callipateira）的例外的記述。根據阿里安（《多變的歷史》，10. 1），一個叫菲利尼克絲（Pherenice）的人被允許觀看奧林匹亞的賽會，因為她的父親和三個兄弟曾經是奧林匹亞賽會的勝利者，他的兒子也參加過比賽。我們講賽會的時候只是說奧林匹亞的男人，即使斯巴達女子的運動會就發生在身邊，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某種小型的婦女賽會還是在奧林匹亞形成了。所有的女孩子分成3個年齡組，每隔4年在赫拉節上進行比賽，組織者是埃里斯的16位婦女，她們為赫拉編織了長袍（ Peplos ）。（關於這些賽跑者的描述見波雪梨阿斯，5. 16. 2ff.，與梵蒂岡博物館的女性賽跑者的形象相對應，儘管通常被認為是斯巴達婦女，但很可能起源於埃里斯）。 [4] 很顯然，波雪梨阿斯（5. 21. 1）在奧林匹亞的 andriantes （雕像）和 anathemata （受詛咒者）之間進行令人驚訝的區分時就提到過這一點。 [5] 阿里安，《論動物的習性》（ De Natura animalium ），12. 40。關於客蒙的馬的陵墓參看上文（原文）174頁。 [6] 根據普魯塔克，《反無知》（ Against Ignorance ），9，一個自誇他的豎琴演奏技術的人敗得很慘，受到了賽會官員（ agonothetai ）的責罵，並且受到無情的鞭打，被趕出了祭壇。 [7] 參看C. F. 赫爾曼，《希臘宗教文物教程》（ Lehrbuch der gottesdienstlichen Alterthümer der Griechen ），海德堡，1846，29，賽會能夠輕而易舉地把自己的所有項目搬到各種場合，包括唱歌，跳舞，體育鍛煉，慶典或者運動會。 [8] 根據琉善，《阿納卡西斯》（ Anacharsis ），15f.，梭倫就曾經強調過賽會制度與希臘生活中所有無孔不入的比賽（ meizon agon ）之間的聯繫。在這裡（36）我們也發現了這樣的話：「如果對聲名的渴望從我們的生活中排除了，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值得擁有的東西呢？」 [9] 普魯塔克，《阿格西勞斯傳》，26，《斯巴達逸事》（ Spartan Anecdotes ），72，當中講了一個故事，據說阿格西勞斯自認為擁有一些真知灼見：當同盟們抱怨他們比斯巴達人要盡更多的戰爭義務，國王便把兩個黨派分開，他的傳令兵叫道：「讓制陶匠站出來。」很多的同盟者都這麼做了，同樣的命令還向鐵匠、然後是木匠以及所有的工匠發出了，每次命令都有同盟者站出來，但沒有一個斯巴達人，因為他們絕對不允許從事任何商業活動。用這種方式，同盟者不得不承認斯巴達人比他們提供了更多的軍人（即真正的軍人，而不僅僅是應徵入伍的人）。 [10] 在這個語境中，他也不得不譴責為了在賽會中獲勝而訓練，因為完全為了運動會而鍛煉同樣也會變成一個匠人。柏拉圖的《普羅泰戈拉篇》中的希波克拉底（312a和b）表明了即使人們的職業有著高貴的目標，人們也會成為物質的奴隸；在這裡，文法教師，彈唱藝人（citharist）和體育教練，被認為是工作者（ demiourgoi ），也就是與匠人（ banausoi ）相當。學生們跟他們學習並不是為了成為他們那樣的人。（因而，今天的所有學者都會被認為是匠人，尤其是我們現代的專家。） [11] 赫拉克利得斯，《論政治》（ On Politics ）（結論），可能指的是土地所有者和傭工；他們似乎變得貧困了，欠了底比斯人很多賬。 [12] 普魯塔克，《馬賽路斯》（ Marcellus ），17。 [13] 參看維斯特曼的書中（第126頁）索菲路斯的傳記，還有里班尼烏斯（Libanius）的德摩斯提尼的傳記，第293頁，以及普魯塔克的《德摩斯提尼傳》，4。對於伊索克拉底的父親參看哈利卡納蘇斯的狄俄倪索斯的《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1，普魯塔克，《演說家生平》（ Lives of the Ten Orators ），《道德論集》，836e，菲洛斯特拉圖斯，《詭辯家傳記集》（ Lives of the Sophists ），1. 17。 [14] 根據《到亞歷山大時期的修辭學》（ Rhetorica ad Alexandrum ），c. 2. 16，談話者認為，在新的軍事遠征這件事上，窮人會在戰爭中犧牲他們的生命，富人應該提供資金，商人提供武器。在三十僭主之前，呂西阿斯和他的家族就是一個富有的外邦人的典範；他們專營盾牌的製作。 [15] 斯特拉波，8. 6，「畫匠和雕刻匠以及其他的工作者（ demiourgoi ）」。 [16] 在特奧弗拉斯圖斯的《論性格》（ Characters ）（6）當中有一段影響廣泛的關於這些可鄙之人的論述；不論誰成了不擇手段賺取錢財的俘虜之後就會成為一個酒店老闆、一個開妓院的人或者是一個收稅的人。 [17] 參看關於一個 agora eleuthera （一個自由人的市場）有趣的建議（7.11），與普通的市場相區分，在那裡沒有一個手藝人或者農民出現，除非是被當局叫來。這種想法來自於帖撒利，在那裡存在著真正能夠把這樣的規則付諸實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據說底比斯人的法律規定，只有一個十年從未去過阿戈拉的人才能夠擔任公職，這是一條極端蔑視買賣行為的法律。 [18] 對於閒暇的快樂，很多種類型的捕魚活動不能忘記；可以用漁網、洞穴、籃子和魚線，阿里安在《論動物的習性》12. 43中有所描述。最後一種描述得尤為詳細。捕鳥也屬於同一類項目。阿里斯托芬在他的《鳥》中表現出對這個話題非常熟悉，他自己一定就是個內行。 [19] 對於梭倫立法保護運動場和一般青年，禁止任何男妓假裝公民，參看埃斯奇尼斯的《反提馬庫斯》12. 16. 21和德摩斯提尼的《反安德羅提翁》（ Aginst Androtion ）中的事例。據說梭倫害怕如果他們在數量上增加的話，這些人就有可能推翻政府。在《反提馬庫斯》中，我們聽到了關於這個醜聞的最清楚的闡述：「我相信純潔的愛是高貴的，但為了錢財而賣身則是應該感到恥辱的」。 [20] 這個故事的主題也出現在斯庫拉的傳說中，為了她的愛人米諾斯（Minos），她背叛了她的父親尼蘇斯（Nisus）。另外一個版本就是佩達索斯（Pedasos）城的陷落。在這裡，一個失戀的女孩給阿喀琉斯扔了一個蘋果，上面寫了一個消息，告訴他守城者的水源就要斷絕了，他只需等待他們投降就行了：金克爾，《希臘史詩殘篇》（ Epicorum Graecorum Fragmenta ），第120頁。根據帕耳忒尼俄斯，即使薩狄斯向居魯士投降這件事也是由國王的女兒娜尼絲（Nanis）造成的，他要求居魯士正式地娶他，但是他沒有信守諾言。在希羅多德6. 134中，正是崇尼克（chthonic）女神的女祭司的助手梯蒙把帕羅斯（Paros）出賣給米太亞德，相反的事情發生在帕耳忒尼俄斯中，波呂克里特勸說一個敵軍長官發動政變而成為納克索斯的拯救者。 [21] Leschai （議事廳）就是一個人們聚集在一起談話的地方；很多無聊的談天說地一定會在那裡進行，然而，正是因為這種東西的存在，我們才會把希臘人看成是一個交談中的民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則難以產生希羅多德發明的這個形容詞—— perilescheneutos （意思是「到處被人議論的，成為人們話題的」）。 [22] 《奧德賽》第一卷226中的公共野餐（ eranos ）和《工作與時日》722 f.中的赫西俄德式的宴會（ ek koinou ）是同一回事。 [23] 第一個是出於置換（ apo symbolon ），第二個則是用籃子帶飯（ apo spuridos deipnein ）。對此以及其他更多的情況見雅典尼烏斯，8. 64，其中他的學究氣十足的談話者列出了希臘所有時期的所有類型的傳統聚會。 [24] 他們被稱為 akletoi （未被邀請的）， epikletoi （請來的），只有在羅馬時代稱為 skiai （隨從）。很自然的是，這不論在哪裡都是不允許的；在普魯塔克的《道德論集》148a中，齊隆（Chilon）直到了解到所有客人的身份之後才讓他們進來，他說，「因為即使人們沒有介紹你是誰，一個海上旅行中的同伴和同一個營帳中的士兵一定要容忍，但是一個有理智的人絕不能跟任何一個不加選擇的酒友私混在一起。」 [25] 關於 thuterion （為莊嚴的誓言奉獻的犧牲）參看偽埃拉托色尼，《卡塔斯特》（ Catast ），39：「人們參加宴會和祭祀活動的時候，相互鼓勵著發出真誠的誓言，他們拉著對方的右手，把這作為一種誠信的證明。」 [26] 阿里安，《多變的歷史》，4. 22，一個一個地列舉了他們的裝飾物，還補充說：「儘管他們衣著華麗，但他們確實贏得了馬拉松戰役的勝利。」對於他們熱愛好的生活，狄奧多洛斯（9，《殘篇》2）說到梭倫把這種東西也轉化為一種「優秀」（ arete ）。 [27] 奧魯斯·格里烏斯（Aulus Gellius），6. 17： Libros Athenis disciplinarum liberalium publice ad legendum praebendos primus posuisse dicitur Pisistratus tyrannus 。 [28] 《希臘詩文集》（ Greek Anthology ），11. 12。 [29] 作為預示著一種流浪風格的產生的刻耳科珀斯兩兄弟也屬於這個時期，被認為也是荷馬創作出來的。在《蘇達辭書》（ s. v. Kerkopes ）的詩篇中，他們裝扮成流浪漢。因為他們的遊行出現在賽里努斯（Selinus）的建築浮雕上，這必然是一項創新。 [30] 關於克里特人的著名笑話的最初形式是由德摩多科斯提出的（維斯特［West］，《希臘哀歌詩和短長格詩》［ Iambi et Elegi Graeci ］，第二卷，第57頁），被用來指開俄斯人；他的另外一個以米利都人為對象的笑話也被保留下來。 [31] 除了伊索，特翁知道的其他的寓言家（ mythopoioi ）還有奇里乞亞人科尼斯（Connis），利比亞人西比蘇斯（Cybissus）和西巴里人蘇路斯（Thurus）。在M卷的前言中，巴布里烏斯（Babrius）重點地描繪了尼尼微的「敘利亞人」和作為「發明家」的巴比倫。 [32] 對於動物寓言的起源的迷人神話出現在菲洛斯特拉圖斯的《圖亞納人阿波羅傳》（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中。 [33] 不幸的是，我們無從知道這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德墨特爾頌歌》（ Hymn to Demeter ）中還沒有提到伊阿科斯，他的名字也沒有被搬到其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