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演員 · 第三章
一
在我的一生中，我發覺自己經常需要提供簡歷。它往往以如下文字起首：1906年生於蒙特卡洛的一戶英國人家庭，就讀於耶穌會聖母往見學校，在拉丁語詩歌和拉丁語散文寫作領域榮獲多個獎項，早年投身商旅生涯……當然，我會根據不同的簡歷收件人去對那段商旅生涯的細節做出修訂。
甚至就在那幾條開場陳述中，也有許多省略留白或者令人疑惑的真相。我母親肯定不是英國人，直到今天，我也不能確定她是不是法國人——或許她是一個不尋常的摩納哥人。她選來做我父親的男人在我出生前就離開了蒙特卡洛。也許他就是姓布朗。這個名字不像是她杜撰的，帶著一點真實感——她的選擇通常不會這麼謙卑。我最後一次見她時，她在太子港已快離開人世，而她所用的名號是拉斯科-維利耶伯爵夫人。1918年一戰停戰後不久，她便匆匆離開了蒙特卡洛（順帶也丟下了她的兒子），連我在學校的賬單都沒結清。但耶穌會對拖欠賬單之事已經習以為常。雖然身處貴族階層的外圍，他們仍然孜孜不倦地工作，努力解決由破落貴族造成的問題，而破落貴族那些被銀行退回的支票幾乎同男女姦情一樣普遍，所以校方仍繼續支持我的學業。我是一名出類拔萃的學生，因此眾人多半都覺得，假以時日，我便會蒙受聖召當上神父，甚至連我自己也這麼相信。聖召的氛圍如流感一樣在我四周盤桓不散，就像一股虛幻的瘴氣，讓我的頭腦在冷靜理智的早晨低於常溫，到了夜裡又高燒不已。其他男生在跟自慰的惡魔搏鬥，我卻在和信仰抗爭。如今回想起當年我學過的拉丁語詩歌和散文，我感到奇怪而陌生——所有那些知識就像我父親一樣完全消失不見了。只有一句詩行頑強地留在了我的腦中——它是對昔日夢想與抱負的追憶：「我立了一座紀念碑，它比青銅更堅牢……」58近四十年後，在我母親去世的那一天，我站在佩蒂翁維爾「特里亞農」酒店的游泳池旁，仰望著棕櫚樹前那些精美的木製窗飾和從肯斯科夫上空飛卷而過的墨黑烏雲，用這行詩句喃喃自語。我已經擁有了這座酒店一半以上的產權，而且我知道很快它就會全部歸於我名下。我已經占有它了，我是一個有產業的人了。我還記得當時我在想：「我要把這裡打造成加勒比海地區最受歡迎的觀光酒店。」要不是因為後來有個瘋狂的醫生上台執政，將我們夜裡播放的爵士樂變成了充斥漫漫長夜的暴力喧囂，那麼我可能早就已經成功了。
酒店老闆這個職業，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那樣，並不是耶穌會會士們期待我從事的職業。那份前途最終毀於一場在學校舉辦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戲劇表演，劇本用非常刻板的法語翻譯而成。我被指定扮演年邁的勞倫斯修士這個角色，當時被迫記誦的一部分台詞直到今天還留在我的腦海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們幾乎毫無詩意可言。「讓我和你談談你的處境吧。」洛朗神父59甚至能把那對苦命鴛鴦的愛情悲劇講述得枯燥乏味平淡無奇，「我聽說你禮拜四必須嫁給那位伯爵大人，而且這件事沒法拖延。」
那些善良的神父肯定以為，在當時的環境下，這一角色很適合由我出演，既不過於刺激也不太強人所難，但我覺得自己身上的聖召流感已經近乎痊癒，再加上那些沒完沒了的戲劇排練、情侶們持續不斷的出場亮相和他們激情四射的縱慾表演，所以不管劇中的激情被法語譯者削弱了多少，它們仍然引誘著我越軌突圍。我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大許多，另外，戲劇導演或許沒能使我成為演員，但他至少教會了我足夠多的化裝訣竅。我「借」了一位年輕的非神職英語文學教授的護照，然後在一天下午大搖大擺地混進了賭場。在那兒，短短四十五分鐘的時間裡，我憑著難以置信的運氣驚人地押中了好幾次19和0，贏了相當於三百鎊的籌碼，而僅僅一小時後，在巴黎大酒店的一間客房裡，我便生疏而又意外地失去了我的童貞。
我的啟蒙老師至少大我十五歲，但在我的心裡，她永遠停留在那個年紀，反倒是我一直在老去。我們是在賭場中認識的，當時她見我頗受財運之神的垂青——我一直在她身後越過她的肩頭下注——便開始將她的籌碼跟我的放在一起。我那天下午贏了三百多鎊，她或許也贏了差不多一百鎊，而就在那時，她攔住了我，勸我見好就收。我敢肯定她當時絕沒有想要勾引我的意思。沒錯，是她邀請我同她一起去酒店喝下午茶的，但她此前早已看破我的偽裝，比賭場裡的那些工作人員厲害多了。走在階梯上時，她像個共犯似的回頭看看我，輕聲說：「你是怎麼混進來的？」在她的眼中，我確信，那個時候我不過是一個膽大包天、讓她覺得有趣的毛孩子罷了。
我甚至沒有做出任何偽裝。我把我的假護照拿給她看，然後，在她套房的浴室裡面，她幫我擦去了化裝的痕跡，在冬日的午後，在電燈的燈光下，它們曾被人誤看成真正的皺紋。她的梳妝檯上擺滿了各種乳液、眉筆和裝潤髮油的小罐子，還擱著一面化妝鏡，我看見隨著皺紋一條接一條消失，鏡中的洛朗神父也隨之不見，裡面換了一個人。我們就像是兩名共用一個化妝間的演員。
在學校，茶水裝在一隻大茶壺裡，擺放在長桌的盡頭。一張桌子上有三根法棍長麵包，另外還有一點黃油和果醬。茶杯用粗瓷製作，以免男學生用力過猛打破它們，而茶水的味道也很濃重。在巴黎大酒店，我驚詫於那些茶杯、銀茶匙、三角形的鹹味小三明治和奶油夾心手指餅乾，它們都是那麼精細易碎。我的羞怯消失了，我談起了我的母親，談起了我的拉丁語作文，談起了《羅密歐與朱麗葉》。我還引述了卡圖魯斯的愛情詩篇——或許並無任何邪念——以此來炫耀自己的學識。
現在我已不記得事情發展的經過，反正後來我像大人一樣和她在沙發上長時間地接吻。她結了婚，我記得她告訴過我，她的丈夫是東方匯理銀行60的一位董事，這讓我聯想起一個用銅鏟往抽屜里舀硬幣的男人。當時他正在前往西貢的路上，而她懷疑他在那裡包養了一個越南情婦。這段對話時間不長，我很快又回到了我剛起步的學業，在一個白色的小房間裡，在一張帶有鳳梨雕飾床柱的白色大床上，我開始學習愛情的第一堂課。四十多年過去了，在那幾小時裡發生的種種細節，我至今仍然記得的可真不少啊。我一直聽說，對作家而言，頭二十年的生活要包含人生中所有的經歷體驗——餘下的歲月里就只有觀察了——但我覺得不只是作家，其實我們所有人都是這樣。
當我們躺在床上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她發現我羞澀、害怕，難以行樂。她的柔指無功而返，連她的軟唇也未見成效，就在這時，一隻海鷗從山下的港口飛來，突然闖進屋裡。剎那間，那對長長的白色羽翼仿佛充滿了整個室內。她驚叫一聲，朝後面退縮：現在輪到她害怕了。我伸出一隻手去安撫她。鳥兒停在金框化妝鏡下的一口大箱子上，挺著一雙高蹺似的長腿站在那裡，審視著我們。它在房間裡似乎無比自在，宛若一隻溫順的家貓，而我感覺它隨時都會開始梳理自己的羽毛。我的新朋友被嚇得渾身輕顫，這時我突然發覺，自己變得像成年男子一樣堅挺硬朗，我是那麼輕而易舉又自信滿滿地占有了她，仿佛我們是已經交往很久的戀人。在那幾分鐘裡，我們誰也沒有看見海鷗離去，儘管當它振翅起飛，向著窗外的港口和海灣翱翔時，我總覺得它帶起的那絲小風曾輕輕拂過我的背脊。
全部情況就是這樣，賭場中的勝利，白金色相間的酒店套房裡那幾分鐘更進一步的勝利——那是我唯一一次在結束時既無痛苦又無悔恨的戀情。因為她甚至不是造成我離開學校的原因——那要怪我自己輕率冒失，竟然在做彌撒時將一個沒能兌現的價值五法郎的輪盤賭籌碼投進了募捐袋裡。我自以為是在顯示慷慨，因為我平常的捐款是二十個蘇61，可是有人發現了這件事，向教務主任舉報了我。在隨之而來的約談中，我蒙受聖召的最後一絲希望也煙消雲散了。我和神父們分手告別，彼此保持了適度的禮貌。如果他們對我感到沮喪，我想他們同時也不得不對我另眼相看——我的冒險事跡於學校來說也並非等閒。之前我成功地將自己那一小筆財產藏在了床墊下，現在我讓神父們相信，我的一個叔叔已經寄來了供我前往英國的旅費，他還答應照顧我以後的生活，並在他的公司里為我提供了一個職位。聽完這話，他們自然毫不遺憾地就放我走了。我還告訴他們，一旦我掙到了足夠多的錢，我就會償還我母親欠下的債務。（他們略帶尷尬地接受了我這份承諾，因為他們顯然懷疑我是否真會去兌現。）我還向他們保證，我一定會和某位叫托馬斯·卡普里奧的耶穌會神父取得聯繫，他住在農場街上，是校長的老朋友。（這項承諾他們倒是相信我可能會去遵守。）至於我那位虛構的叔叔的來信，要杜撰一封出來可是再簡單不過了。如果我能騙過賭場裡的工作人員，我就不怕自己會騙不過聖母往見學校里的那些神父，再說他們誰都沒有想到向我索要信封進行核查。我乘坐國際特快列車出發前往英國，中途在賭場下面的小站里停靠了一會兒。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那些巴洛克風格的塔樓，它們曾經在我的童年生活里占據著不可動搖的地位——對成人生活的嚮往，充滿機遇的殿堂，而在那裡，正如我所證實過的那樣，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二
從蒙特卡洛的賭場到太子港的賭場，這一路上，要是我對自己發展過程中的每一步都要詳加敘述，那麼我的人生故事就會失去平衡，偏離主題。在太子港，我發現自己再一次腰纏萬貫，還同樣愛上了一個女人，這種巧合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就像名叫史密斯、布朗和瓊斯的這三個人在大西洋上邂逅一樣，可遇而不可求。
在中間這段漫長的歲月里，除了隨著戰爭降臨而到來的一段平和而體面的生活以外，我基本上過的是勉強餬口的日子，而我的工作也並不是每一件都能寫進我的簡歷中。幸虧我的法語學得不錯（我的拉丁語則完全沒有幫助），這讓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索霍區的一家小餐館裡當了六個月的服務員。我在簡歷中從未提及這份工作，也從未提起自己後來偽造了一封巴黎富凱飯店62的推薦信，藉此成功地跳到了特羅卡德羅餐廳63發展。在特羅卡德羅餐廳做了幾年以後，我又跳到了一家小型教育出版社當顧問，這家出版社發行了一系列法國經典作品，出於謹慎，這些書中還細心地添加了許多注釋，以起到淨化原文的作用。這份工作在我的簡歷中占了一席之地。後來的其他幾份工作我就沒有寫上去了。二戰期間，我在外交部的政治情報局為國效力，負責審閱我軍對法國維希政權開展攻勢的宣傳材料，對文風格式進行指導，甚至還有一位女小說家當秘書。的確，這份安逸穩定的戰時工作讓我有點驕縱忘形了。戰爭結束後，我想過上更好的生活，不想再過以前那種過一天算一天的苦日子，但不管怎樣，我後來還是回到了那種生活，又熬過了幾年艱難的時光，直到最後有一天，在皮卡迪利大街南端，我突然想到了一個點子。當時我正站在一家畫廊外面，像那種畫廊，你可能會在裡面看到一幅某個默默無聞的17世紀荷蘭畫家的畫作，而且未必是真品；或者，當時我也許正身處某家在行業內更低一等的畫廊外，裡面為了迎合觀眾的審美口味，掛著描繪一群快樂的紅衣主教在禮拜五享用鮭魚的畫作，實在讓人不可思議。64有一個穿著雙排扣馬甲、衣服上掛著表鏈的中年男子，我敢說他不可能對藝術抱有興趣，卻站在那裡凝視著那些畫，這時，我突然明白他心裡想的是什麼了。「上個月在蘇富比拍賣行，有幅畫賣到了十萬鎊。一幅畫能代表一大筆錢——只要你懂得夠多，或者願意去賭一把。」他緊盯著一幅有幾頭站在草地中央的母牛的畫，那樣子就如同盯著一顆象牙小球在輪盤賭的凹槽周圍滾動。他端詳的肯定是那些草地上的母牛，而不是那群紅衣主教——誰也不可能想像在蘇富比的拍賣會上會有紅衣主教的畫。
在皮卡迪利大街南端找到靈感的一個星期後，我孤注一擲地取出了自己三十多年來攢下的大部分積蓄，投在一輛拖掛車和大約二十幅廉價複製畫上——這些畫裡既有亨利·盧梭65，又有風格與之大相徑庭的傑克遜·波洛克66。我把它們掛在拖車一側，附上每幅畫在拍賣行拍出的價格和出售日期。然後我設法物色到了一個年輕的藝術系學生，讓他為我快速仿製了一批粗糙的畫作，每次畫完一幅就署上一個不同的名字——他工作時我經常就坐在他身邊，看著他在一張紙上嘗試寫出各種各樣的簽名。儘管有波洛克和穆爾67做榜樣，足以證明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姓氏也能賣出好價錢，但我們用的簽名大多數還是外國人的。現在我只記得「斯洛茲」這個名字，因為他的畫硬是怎麼都賣不出去，最後我們只好塗掉他的名字，換成了「魏爾」這個德國姓氏。後來我才意識到，買主們至少都希望自己能夠念出畫家的名字，比如——「我前幾天新搞到了一幅魏爾的畫。」而「斯洛茲」（Msloz）這個名字讓我自己念起來，最接近的時候聽著也像是「斯拉基68」（Sludge），不知不覺中就可能會讓買主們心生牴觸，削弱他們的購買熱情。
我開著拖掛車在一個又一個外省小城之間輾轉奔波，然後在一座工業城市的富人區近郊落腳休息。沒過多久，我便意識到，科學家和女人對我幾乎毫無用處：科學家知道得太多，而家庭主婦很少有人喜歡賭博，如果不能像賓果博彩遊戲那樣能當場兌現，她們就不會下注。我需要的是賭徒，因為我做流動畫展的目的其實在於推銷：「看這兒，在畫展這邊，你可以看到在過去十年里售價最高的名畫。你能猜到像萊熱69的這幾幅《騎自行車的人》和盧梭的《站長》這樣的畫竟然會值一大筆錢嗎？再看這兒，在另一邊，你有機會發現他們的接班人，也賺上一大筆錢。就算你沒賺成，至少在你家牆上也有一幅畫能讓你和鄰居大侃一通，收穫高等藝術贊助人的美譽，而這只不過就花你……」我開出的價碼從二十鎊到五十鎊不等，要根據社區環境和買主的情況而定。有一次，我甚至將一幅遠遠遜色於畢加索的雙頭婦女畫像賣出了一百鎊。
隨著我雇用的年輕人對工作越來越上手，他一上午可以為我趕出六幅各種各樣的畫作，每張畫我都付他兩鎊十先令的報酬。我沒有剝削任何人——一個上午就能掙到十五鎊，他對此已經很滿足了；我這樣做甚至是在幫助提攜有潛力的年輕人呢，而且我也可以肯定，很多在鄉下舉辦的宴會也變得更有生氣了，因為總有人會對掛在牆上的高品位畫作提出蠻橫無理的挑戰質疑。有一次，我曾將一副波洛克的仿畫賣給了某個男子，這人在自家的花園裡安放了沃爾特·迪士尼的七個小矮人70，就在日昝周圍和碎石路面的兩邊。我傷害到他了嗎？反正他出得起錢。他擺出一股渾身無懈可擊的架勢，但只有上帝知道，「糊塗蛋」和其他幾個小矮人究竟彌補了他在床笫生活中或在生意場上的哪些失意之處。
在我把仿畫以高價成功賣給「糊塗蛋」的主人後不久，我便收到了母親的來信請求——如果你能管它叫請求的話。寄來的是一張向寫實，內容多描繪工人和普通勞動者。代表作有《玩牌者》《三個女人》《建築工人》《大行列》等。風景明信片，上面是克里斯多夫國王71建在海地角的城堡的廢墟。她在明信片反面寫下了自己的名字（這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地址和兩句話：「自覺身似廢墟。如能過來探望，不勝欣喜。」在法語「媽媽」（Maman）後面的括號里——由於認不清她的字跡，我一開始把它看成了「瑪儂」（Manon），這倒也不算不合適——她還加上了「拉斯科-維利耶伯爵夫人」這個落款。這張明信片過了好幾個月才寄到我的手中。
自從1934年在巴黎見過一面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我的母親，戰爭期間我也沒有她的任何音訊。我敢說，如果不是因為兩件事情，我是不會去理睬她的邀請的——一是她難得地流露出了作為母親的情感，向我發出了請求；另外，我現在確實必須結束我那流動畫廊的生意了，有一家周日小報正在設法找出我那些畫的來源。我已經在銀行里存了一千多鎊。我以五百鎊的價格把拖掛車、存畫和複製畫賣給了一個從來不讀《時人》72的男子，然後我便出發飛往金斯敦，在那裡尋找商機，卻徒勞無獲，最後我只好搭乘另一架航班來到了太子港。
三
幾年前的太子港是一個和當下有天壤之別的地方。當時的這裡，我猜，或許和現在一樣充滿腐敗，或許還更加骯髒，或許乞丐也不少，但至少以前的乞丐還有點希望，因為有遊客在這裡。今天如果有人對你說「我快餓死了」，你要相信他說的是真話。我很好奇我的母親在「特里亞農」酒店做些什麼，她是不是靠著那位伯爵給她的養老金在那裡生活（如果真有那麼一位伯爵的話），或者她可能是在酒店裡做管家。我在1934年最後一次和她見面時，她正在一家小型女士時裝店裡當店員。在戰爭爆發前的那段日子裡，人們認為雇用英國女子是一件很時髦的事情，所以她便自稱瑪姬·布朗（也許她的夫姓真的就是布朗）。
出於謹慎起見，我把行李送進了「埃爾蘭喬」，一家豪華的美國式酒店。只要我身上的錢還夠用，我就想讓自己過得舒服一點兒，再說機場裡也沒有人能告訴我關於「特里亞農」的任何情況。當我開車上山行駛在兩排棕櫚樹之間時，眼前的景象看上去夠雜亂的：三角梅需要修剪打理，車道上長滿了雜草，比砂礫還要多。陽台上有幾個人正在喝酒，其中就有小皮埃爾，儘管我不久後便知道，他只用筆墨文章支付自己的酒錢。一個穿著體面的年輕黑人在台階處迎接我，問我是不是需要訂房間。我說我是來看望「伯爵夫人」的——我可記不住那個法語複姓，而明信片又被我落在酒店房間裡了。
「我恐怕她現在身體不適。是她等著見您嗎？」
一對年輕的美國男女披著浴袍從游泳池那邊走來。男人用胳膊環抱著女孩的肩膀。「嗨，馬塞爾，」他說，「來兩杯你們的特調。」
「約瑟夫，」黑人喊道，「為納爾遜先生調兩杯朗姆潘趣酒。」他回過頭繼續問我。
「請告訴她，」我說，「布朗先生已經到了。」
「布朗先生？」
「是的。」
「我去看看她醒了沒有。」他猶豫了一下，又問：「您是從英國來的？」
「沒錯。」
約瑟夫端著朗姆潘趣酒從酒吧里走了出來。那時候他的腿還沒有瘸。
「從英國來的布朗先生？」馬塞爾又問了一遍。
「對，從英國來的布朗先生。」他很不情願地上樓去了。陽台上的那些陌生人都好奇地看著我，只有那對美國男女除外——他們用嘴唇叼著櫻桃，正在熱情地互相餵食。夕陽即將落下，隱沒在肯斯科夫巨大高聳的山巒背後。
小皮埃爾問我：「您是從英國來的？」
「沒錯。」
「是從倫敦來的嗎？」
「沒錯。」
「倫敦的天氣很冷吧？」
他這樣問就像是秘密警察在審訊犯人，只是那時候海地還沒有秘密警察。
「我走的時候正在下雨。」
「您覺得這裡怎麼樣，布朗先生？」
「我剛到這裡不過兩個小時。」第二天，我才明白他對我感興趣的原因：在當地報紙的社會專欄版面上，有一段關於我的文字。
「你的仰泳已經游得很不錯了。」年輕男子對那個女孩說。
「哦，奇克，你是說真的嗎？」
「是真的啊，寶貝兒。」
有個黑人爬到台階中途，伸手拿出兩個醜陋的木頭雕像。誰都沒有理他，他就站在那裡，什麼話也不說，只是把木雕舉在手上。我甚至沒有注意到他是什麼時候走掉的。
「約瑟夫，晚飯吃什麼呀？」那個女孩喊道。
有個背著吉他的男人繞過陽台走來。他在那對情侶身旁的餐桌前坐下，開始彈奏。一樣沒有人理會他。我開始感到有點尷尬。我本來希望能在母親家裡受到更熱烈的歡迎。
馬塞爾來了，身後跟著一個上了年紀的高個子黑人，此人長著一張羅馬人的臉，仿佛被城裡的煤煙燻黑了似的，頭髮上還蒙著一層從石階上揚起的塵土。他說：「是布朗先生嗎？」
「是的。」
「我是馬吉歐醫生。請您來酒吧里一下好嗎？」
我們走進酒吧。約瑟夫正忙著為小皮埃爾和他的同伴調製更多的朗姆潘趣酒。一個頭戴白色高帽的廚子推門探頭進來，看到馬吉歐醫生後，又把頭縮了回去。一個非常漂亮的混血女傭打住了跟約瑟夫的話頭，捧著一疊亞麻桌布走出酒吧，來到陽台上開始鋪餐桌。
馬吉歐醫生說：「您是伯爵夫人的兒子？」
「是的。」自從來到這裡，我覺得自己除了回答問題好像就沒做別的事情。
「您的母親當然很著急想見您，但我首先要告訴您一些事實。興奮對她有危險。您見她的時候請務必保持輕柔。要含蓄克制。」
我微微一笑：「我們從來沒有情緒激動過。她出了什麼事，醫生？」
「她已經犯過兩次心臟病了。我很驚訝她還活著。她是個很了不起的女人。」
「我們難道不應該請一位……也許？」
「您不必擔心，布朗先生。心臟病是我的專長。從這裡到紐約，您一路上都不會找到比我更稱職能幹的醫生了。我懷疑您就算去紐約也未必能找得到。」他不是在說大話，他只是在解釋情況罷了，因為他已經習慣了被白人懷疑。「我接受過專業訓練，」他說，「在巴黎夏爾丹醫生的門下。」
「沒有希望了嗎？」
「再犯一次她就很難挺過去了。晚安，布朗先生。不要在她身邊待太久。我很高興您能趕到這裡。我曾擔心她也許沒有親人可以請過來看她。」
「確切的說，她並不是請我來看她的。」
「也許哪天夜裡您和我可以一起吃頓晚飯。我認識您母親很多年了。我對她懷著極大的敬意……」他向我鞠了一躬，就像一位羅馬皇帝召見朝臣完畢時那樣。他完全沒有紆尊降貴的意思。他對自己的確切身價十分了解。「晚安，馬塞爾。」對馬塞爾，他卻根本沒有欠身。我注意到，就連小皮埃爾也任由他從身邊走過，沒有打聲招呼或是提出問題。想想剛才我竟對他這麼一位專業行家提出另請高明的建議，我不由心生慚愧。
馬塞爾說：「請您上樓吧，布朗先生？」
我跟在他身後上樓。牆壁上掛著許多海地藝術家的繪畫作品：各種造型呆板笨拙、色彩鮮艷厚重的形象——鬥雞比賽，伏都教儀式，肯斯科夫上空的烏雲，灰綠色的香蕉樹，藍色的甘蔗苗，還有金黃色的玉米。馬塞爾打開房門，一進屋我便吃驚地看到，母親的頭髮披散開來覆蓋在枕頭上，透出一種海地人似的紅色，以前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見過她這樣。這頭濃密厚實的秀髮從她的腦袋兩側傾瀉而下，流淌在巨大的雙人床上。
「親愛的，」她說，仿佛我不過是從城市另一頭趕來看她，「你能來看我真是太好了。」她寬闊的額頭像一堵用石灰水刷白的牆壁，我親了一下，有些白粉剝落在嘴唇上。我察覺到馬塞爾正在盯著我們。「英國現在怎麼樣？」她說話的口氣就像在詢問一個關係疏遠的兒媳婦的情況，而實際上她並不怎麼在乎。
「我走的時候正在下雨。」
「你父親怎麼都受不了他自己國家裡的天氣。」她評價道。
她看起來跟任何一個年近五旬的婦人別無二致，我也瞧不出她有任何生病的樣子，除了嘴角四周的皮膚有些緊繃以外，這一點我多年後在那名藥劑師乘客身上才重新注意到。
「馬塞爾，給我兒子搬把椅子過來。」他不情不願地從牆邊拖來一把椅子，但等我坐下，由於那張床十分寬大，我和她之間似乎隔得更遠了。這是一張傷風敗俗令人羞恥的大床，只為了一個目的而製造，帶有鍍金花飾的床踏板更適合歷史愛情小說里的風流名妓，卻不適合一個即將離世的老婦人。
我問她：「真有一位伯爵嗎，母親？」
她投給我一個會意的微笑。「他屬於遙遠的往昔。」她說，而我沒法確定她是不是想用這句話作為他的墓志銘。「馬塞爾，」她補了一句，「你這傻孩子，快走吧，我們倆單獨待在這裡沒事的。我跟你說過了。他是我兒子。」房門關上後，她得意地說：「他吃你的醋了，真好笑。」
「他是什麼人？」
「他幫我經營這座酒店。」
「他該不會就是伯爵本人吧？」
「小壞蛋73。」她呆板地回答。從這張古董床上——還是從那位伯爵身上？——她真真切切地染上了18世紀那股子輕佻開明的風味。
「那他幹嗎要吃醋呢？」
「也許他以為你其實不是我兒子。」
「你的意思是，他是你的情人？」我暗中好奇，我那未曾謀面的父親——他名叫布朗，或者我自以為是這樣——對於他後任的這個黑人不知會有何感想。
「你笑什麼啊，親愛的？」
「你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母親。」
「到最後總算有點小運氣落到我頭上了。」
「你是說馬塞爾？」
「哦，不是的。他是個好孩子——僅此而已。我說的是這家酒店。這是我真正擁有的第一筆不動產。我擁有它的全部產權。沒有任何抵押貸款。就連家具也已經付清了。」
「那些畫呢？」
「它們當然是寄存在這裡拿來出售的。我會收取佣金。」
「是不是伯爵給你的贍養費讓你能……」
「哦，不是的，根本沒那麼回事。除了頭銜以外，我從伯爵身上什麼都沒有得到，而且我也從來沒有查過《哥達年鑑》74，看這個頭銜是不是真的存在。不是的，這純粹是撞好運發了一小筆財。有一位住在太子港的德紹先生，他被稅務問題搞得焦頭爛額，當時我正好在給他幹活，做一些秘書性質的工作，於是我就答應他把酒店放在我的名下。當然，我在遺囑里給他留了位置，等我死後酒店就會歸他所有。我那時已經六十多歲了，他才三十五，所以在他看來，這份安排是相當安全可靠的。」
「他很信任你？」
「他信任我倒是完全沒錯，親愛的。但他錯就錯在想在我們這兒的公路上開奔馳跑車。幸運的是他只害死了自己。」
「所以你就接管咯？」
「他知道的話一定會非常高興。親愛的，你沒法想像他有多恨他太太。一個既肥碩又沒教養的黑女人。她絕對不可能把這地方經營好。當然，在他死後，我不得不修改了遺囑——你的父親，要是他還活著的話，可能就會是第一順序繼承人。順便說一句，我把我的念珠和彌撒書留給往見學校的神父們了。我一直對自己當年那樣對待他們感到過意不去，但當時我實在是太缺錢用了。你父親簡直就是頭豬，願天主保佑他的靈魂安息。」
「這麼說他已經去世了？」
「我有充分的理由這麼相信，但我沒有任何證據。現在的人多長壽啊。可憐的傢伙。」
「剛才我和你的醫生談過了。」
「馬吉歐醫生？我真希望自己能在他年輕的時候就碰到他。他是個相當不錯的男人，對吧？」
「他說如果你能保持安靜……」
「我現在不就安安靜靜地躺在床上嘛，」她大呼小叫，臉上露出一絲心領神會而又百般辯解的微笑，「能讓他開心的事兒我都做遍了，不是嗎，他還想怎樣？你可知道那個可愛的傢伙曾經問我要不要請個神父過來做告解這件事？我就跟他說：『不過啊，醫生，現在要我做一次漫長的告解，對我來說難道不會有點太刺激了嗎——有那麼多的回憶哪？』親愛的，你介不介意到門口去，把門打開一點點？」
我按著她的話照辦了。走廊里空蕩蕩的。從樓下傳來刀叉碰撞的叮噹聲，還有一個人聲說道：「哦，奇克，你當真覺得我能行嗎？」
「謝謝你啊，親愛的。我只是想完全確定……你過來的時候，能把梳子帶給我嗎？再次感謝你。真是太謝謝了。女人老了以後有個兒子在身邊可真好……」她頓住了。我想她肯定是在期待我會像個吃軟飯的小白臉那樣奉承她，說以她這個年紀並不算老。「我想和你談談我的遺囑。」她繼續說，口氣中略微帶著一點失望，一邊梳理著自己那一頭令人難以置信的厚密長發。
「你現在不是應該休息了嗎？醫生叫我不要待太久。」
「他們給你準備了一個舒服的房間吧，我希望？有些房間還是比較簡陋的。現金不夠嘛。」
「我把行李留在『埃爾蘭喬』了。」
「哦，你可一定要住到這兒來，親愛的。『埃爾蘭喬』——那怎麼行——給那個『毒窩』打什麼廣告啊。」她居然用了「毒窩」這個美國俚語，「無論如何，有件事我必須告訴你——這家酒店總有一天會是你的。只不過我得說明——法律很複雜，我們必須保持謹慎——酒店是採取股份制的，我已經給馬塞爾留了三分之一的股份。如果你好好待他，他對你會很有用，而我也必須為那孩子做點什麼，不是嗎？他在這兒不僅僅是一個經理。你明白吧？你是我兒子，所以你心裡當然很明白。」
「我明白。」
「你在這裡讓我太高興了。我不想出任何一點小差錯……涉及遺囑的時候，你可千萬不要低估海地的律師……我會告訴馬塞爾，你將會立即接管這裡的實際經營。只是你得圓滑一點，這樣你才是我的好兒子。馬塞爾是很敏感的。」
「好了，母親，你安靜休息吧。可以的話，別再去想生意上的事了。先睡一會兒。」
「他們說死亡才是最安靜的。我看不出自己期待死亡會有什麼意義。死了以後可以安靜好久呢。」
我把雙唇再次貼到那堵白牆上。她閉起眼睛，擺出一副矯揉做作的母愛姿態，我便踮起腳尖從她面前走開，向門口走去。當我輕輕地打開房門，生怕驚擾到她時，從床上卻傳來了一陣咯咯的竊笑聲。「你真不愧是我兒子，」她說，「現在你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呢？」那是她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直到今天我都吃不准她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乘坐出租車回到「埃爾蘭喬」酒店，留在那裡用了午飯。這裡擠滿了遊客，游泳池旁擺放著為迎合美國人的口味而精心改良過的海地美食自助餐，有個皮包骨頭的男子戴著一頂錐形尖帽，正和著海地鼓樂表演閃電踢踏舞。我想，就是在那時候，在我抵達海地的第一個夜晚，我心裡萌生了要將「特里亞農」經營成功的雄心壯志。很明顯，當時它只是一家二流酒店。我可以想像得到，跟我們合作的肯定是一些小旅行社，只有他們才肯把我們酒店納入其往返旅行團的行程安排之中。我懷疑掙來的利潤恐怕沒法滿足我和馬塞爾兩人的胃口。我下定決心，一定要盡最大的努力去贏得成功；我會很高興看到自己有朝一日能把安排不下的剩餘旅客推薦去山上的「埃爾蘭喬」酒店投宿。奇怪的是，在一段短暫的時光里，我的美夢竟然成真了。不到三個季度，我就把這家寒磣破敗的酒店變成了太子港一處異乎尋常的熱門景點，而又過了三個季度，我卻眼睜睜地看著它重新沒落下來，現如今，這裡只有史密斯兩口子住在樓上的約翰·巴里摩爾套房裡，而社會福利部長則倒斃在游泳池中。
我結完賬後便乘坐出租車返回山下，住進了已經被我視為獨有的唯一產業。明天我就要和馬塞爾清理所有的賬簿，我要約談所有的員工，我要接管控制權。我已經開始盤算怎樣用最好的方法買下馬塞爾手中的股份，不過這當然要等到母親仙逝後才好辦。他們給我安排了一個大房間，和她的房間在同一樓層。她說過，這裡家具的錢都已經付清了，但地板還需要更換翻新，它們在我腳下彎曲變形，吱嘎作響，而房間裡唯一值錢的東西就是那張床，一張具有維多利亞時代風格的精美大床——我母親對床倒是挺有眼光——床柱頂上還帶著巨大的黃銅球飾。在我的記憶里，這是我頭一回躺在床上睡覺不用花錢，連早餐也免費——或者說是頭一回睡在沒有拖欠房錢的床上（當年在聖母往見學校時那可是家常便飯）。這種感覺奇特而又奢侈，我睡得很香——直到一陣歇斯底里的刺耳噪音將我從夢中驚醒，是老式搖鈴的聲響——天曉得是怎麼回事，當時我竟然夢見了義和團運動。
搖鈴聲響個不停，我開始懷疑這是不是火災警報。我披上睡衣，打開了房門。就在這時，同一層樓里的另一扇房門也打開了，我看到馬塞爾冒了出來，他那張寬大扁平的黑人面孔上掛著一副半睡半醒的表情。他穿著一套鮮紅艷麗的絲綢睡衣，站在門外猶豫了一小會兒，我趁機瞅見了他睡衣口袋上的兩個字母：一個M和一個Y，相互纏繞在一起。我尋思著：M當然是馬塞爾（Marcel），但Y又是誰呢？直到後來我才想起，我母親的教名是伊薇特（Yvette）。那套睡衣莫非是一件定情禮物？對此我頗感懷疑。這對字母組合更有可能是我母親對傳統觀念做出的挑戰。她品味一流，馬塞爾則體態健美，穿著一身鮮紅色的絲綢睡衣也不乏魅力，再說她也沒那麼心胸狹窄，不會在乎住在這裡的二等旅客會有什麼看法。
馬塞爾見我正盯著他，便用道歉的口氣對我說：「她要我。」然後他就慢吞吞地，看來好像不太情願地走向她的房門。我注意到他沒有敲門就直接進去了。
我回房繼續睡覺，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比剛才的義和團還要奇怪。我在月光下的湖水邊漫步，打扮得像一名輔祭的童子——我感到靜止不動悄無聲息的湖水吸引著我，讓我一步一步地向湖中走去，直到腳上的黑色長靴沒入水中。這時，起風了，湖面上泛起水波，好似一道潮汐引起的輕浪，卻並未向我湧來，反而朝後升起，慢慢退去。我這才發現自己正走在乾燥的卵石上，身邊是一片碎石沙漠，而湖泊只剩下在遙遠地平線上的一線閃光，我的靴底還破了個洞，鑽進來的碎石硌得我腳板生疼。我醒了過來，這才發現酒店上下已經亂作一團，樓梯和地板被人踩踏得震動不已。伯爵夫人，我的母親，去世了。
我這趟旅程是輕裝出行，海地天氣太熱，我隨身攜帶的歐式西服沒法穿，只有幾件俗艷的運動衫可以穿去母親離世的房間。我挑的那件是以前在牙買加入手的，鮮紅的衣料上覆滿花紋圖案，選自18世紀一本論述海島經濟的書籍。此時他們已經替母親收拾過了，她仰臥在床上，身穿一件精緻透明的粉色睡衣，臉上浮現出一縷充滿曖昧的神秘微笑，甚至流露著肉慾得到滿足般的快感。不過，她臉上的脂粉在炎熱的天氣中有點結塊了，我無法強迫自己去親吻那些堅硬的粉塊。馬塞爾站在床邊，很應景地穿著一套黑色西服，淚水從他的臉頰上滑落，仿佛他的面龐是暴風雨中的黑色屋頂。我原本只把他當作是母親生前最後的奢侈品，但聽他極度痛苦地向我訴說，我卻沒法只當他是個吃軟飯的混蛋。「這不是我的錯，先生。我跟她說了一遍又一遍：『不行啊，你的身子還不夠結實。再等一陣兒吧。如果你再等等，事情就會好很多的。』」
「她是怎麼說的？」
「她什麼也沒說。她只是把被單掀掉了。每當我看到她那樣，我就沒有其他辦法了。」他動身準備離開房間，一邊搖晃著腦袋，仿佛要甩掉眼中如雨點般的漣漣淚水，隨後他突然又飛奔回來，撲通一聲跪倒在床前，猛地將嘴唇貼在隆起的被單上，下面就是母親的肚皮。他穿著黑色西服跪在那裡，看起來就像是某個黑人神父在舉行一場淫穢下流的儀式。是我，不是他，離開了房間；是我去了廚房裡張羅，讓用人們重新開始幹活，準備客人們的早餐（連廚子都被眼淚弄得有點沒法工作）；是我給馬吉歐醫生打了電話（那些日子裡電話還是常常可以打通的）。
「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馬吉歐醫生後來對我說，而「我對她所知甚少」是我在茫然驚訝之餘所能說出的唯一一句話。
第二天，我仔細查閱了她的文件，想找出那份遺囑。她不太會收拾東西：書桌的抽屜里亂七八糟地塞滿了賬單收據，順序雜亂無章，讓我沒法分辨，甚至不同年份的單據都混在了一起。有時候，在一堆洗衣房的收據里，我還翻到了以前被稱作「情書」的字條。有一張是英文的，用鉛筆寫在一張酒店的菜單上：「伊薇特，今晚來找我吧。我正在慢慢死去。我渴望得到慈悲。」這是酒店裡的房客寫給她的嗎？我不知道她是為了這份菜單還是為了上面的情話才保留了它，因為這份菜單非常特別，是為慶祝某年7月14日的攻占巴士底獄紀念日而準備的。
與眾不同的是，在另一隻抽屜里，主要盛放著許多的管裝膠水、圖釘、髮夾、鋼筆墨囊和回形針，其中有一個陶瓷小豬存錢罐。小豬雖然很輕，晃一晃卻也照樣嘩啦作響。我本不想打破它，可是如果不檢查一下裡面有什麼，就這麼把它扔到越堆越高的垃圾堆里去，好像也挺傻的。我砸破小豬，發現了一枚蒙特卡洛的價值五法郎的輪盤賭籌碼，和我幾十年前在做彌撒時放進募捐袋裡的那個籌碼一模一樣，另外還有一枚失去光澤的舊獎章，系在一條緞帶上面。我看不出這是什麼獎章，但後來當我把它拿給馬吉歐醫生看時，他認了出來。「法國抵抗獎章。」他說，也就是在那時，他補了一句，「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
抵抗獎章……法國淪陷的那幾年裡，我和母親之間沒有半點聯繫。這是她自己爭取來的，還是偷來的，或者是某人作為愛情信物送給她的？馬吉歐醫生對獎章的來歷毫不懷疑，我卻很難相信母親會是一個英雄人物，儘管我也毫不懷疑她可以演好這個角色，就像她扮演多情女子和英國遊客逢場作戲一樣成功。甚至在蒙特卡洛那種可疑的背景環境下，她都成功地讓往見學校的神父們相信了她是一個誠實正派的人。我雖然對她所知甚少，卻也足以看出她是一個技藝高超的喜劇演員。
然而，儘管她的賬單凌亂不堪，她的遺囑卻絲毫不亂。條款清晰，文字精準，落款寫有「拉斯科-維利耶伯爵夫人」的簽名，還有馬吉歐醫生作見證人。她把酒店變成了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資產分為一百隻名義股份，一股分給馬塞爾，一股分給馬吉歐醫生，還有一股分給她那位名叫亞歷山大·迪布瓦的律師。她自己掌握了剩餘的九十七股，加上三份股權過戶轉讓書，整齊地夾在遺囑文件上面。公司擁有全部資產，連最後一隻湯勺和餐叉都要算上，我分到了六十五股，馬塞爾有三十三股。從各方面來說，我都是「特里亞農」酒店的所有者。我可以立即開始實現前天晚上的夢想——中間只須耽擱一點時間去儘快辦理我母親的葬禮，因為天氣炎熱，所以必須得快。
事實證明，馬吉歐醫生在喪事安排方面提供了無比寶貴的幫助。當天下午，我們便把她移到了肯斯科夫山村中的小型墓地，在許多個小墳包中間擇地挖穴，為她舉辦了適宜得體的天主教葬禮儀式，然後將她安葬了進去。馬塞爾在她的墓穴前厚顏無恥地痛哭流涕，她的墓穴看起來就像挖在小城街道上用來排水的深坑，因為四周到處都是海地居民為他們的亡者搭建的小屋，在萬靈節75那天，他們會在裡面擺上麵包和葡萄酒祭奠亡者。當人們用小鏟刀將泥土鏟到棺木上的時候，我心裡盤算著，該怎樣除掉馬塞爾才算是最好的辦法。每到這個時段，山上總是籠罩著濃墨般的烏雲，而我們在烏雲的陰影下已經站立良久，現在雲層破碎，暴雨驟然傾瀉，逼得我們趕緊奔回出租車上，神父帶頭跑在前面，掘墓工人們在隊尾殿後。當時我還不了解情況，後來我才曉得，不等到第二天早上，那些掘墓工人是不會返回墓地給我母親的墓穴蓋好泥土的，因為沒有人會在夜晚的墳地里幹活，除非他是受伏都教巫師之命爬出墳墓在黑夜裡做苦工的還魂屍。
馬吉歐醫生那天晚上請我在他家吃飯，另外他還給我提供了許多不錯的建議，只可惜我當時不夠明智，沒有理會它們，因為我懷疑他可能想幫另外一個委託人奪取酒店的控制權。正是他在我母親公司里持有的那一隻股份讓我對他心生猜忌，儘管他簽字的股權過戶轉讓書已經在我手中。
他住在一幢三層樓房裡，位於佩蒂翁維爾的山坡低處，帶有塔樓和鏤空花紋飾邊的陽台，頗有點兒像縮小版的「特里亞農」。花園裡生長著一棵乾枯的南美杉，滿樹松針張牙舞爪，活像維多利亞時代小說里的一幅插圖，而當我們吃完飯坐下閒談時，房間裡唯一一樣現代的東西，便是電話。它就像因為疏忽大意而陳列在古董博物館裡的一件現代展品，顯得與環境格格不入。鮮紅的窗簾上那些厚重的褶邊，四角帶有圓球裝飾的臨時茶几上擺放的羊毛桌布，壁爐台上的瓷器物件（其中有兩條小狗，眼神和馬吉歐醫生一樣溫和），醫生父母親的肖像（嵌在橢圓形鏡框裡用淡紫色絲綢襯墊的彩色照片），以及多餘的壁爐中那道起皺的屏風，都代表了另外一個時代。文藝作品放在裝有玻璃櫃門的書櫥里（馬吉歐醫生把醫學專業書籍擱在自己的診療室中），都用老式的小牛皮裝訂了起來。趁醫生出去「洗手」（他用文雅英語如是說）的工夫，我查看了這些書。裡面有三卷本的《悲慘世界》，少了最後一卷的《巴黎的秘密》76，加博里歐77的幾本偵探小說，勒南78的《耶穌傳》，此外，讓我深感驚訝的是，在這些書中居然還有馬克思的《資本論》，也用小牛皮裝訂，遠遠看去和《悲慘世界》沒有任何區別。馬吉歐醫生手肘邊的檯燈上有一隻粉紅色的玻璃燈罩，相當高明的是，裡面點的是燈油，因為即使在那個時候，供電情況也是很不穩定的。
「你真的打算，」馬吉歐醫生問我，「接管這家酒店嗎？」
「為什麼不呢？我有一些在飯店裡工作的經驗。我能看得出來，要改善這裡的經營狀況是很有可能的。我母親走的不是豪華酒店的路線。」
「豪華酒店？」馬吉歐醫生重複道，「我想你在這裡很難指望走這條路線。」
「有些酒店就在這麼做。」
「好年頭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現在不會太久了，而且馬上就要開始競選……」
「不會有多少差別，對吧？誰贏了還不都是一樣？」
「對窮人無所謂。對觀光客也許就不一樣了。」他在我身旁的桌子上放了一隻飾有花紋的碟子——以前這裡沒有人抽菸，如果他擺上的是菸灰缸，那就和這個房間格格不入了。他小心地放好碟子，仿佛那是一件珍貴的瓷器。他塊頭很大，皮膚黝黑，卻又無比的溫柔——我深切地感到，他待人接物永遠不會粗暴無理，甚至對一件沒有生命的物體也不會，比如，一張難對付的椅子。對馬吉歐醫生那種職業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東西能比電話更煩人。然而，在我們談話中途，它曾經響過一次，馬吉歐醫生輕輕地拾起話筒，就像抬起一個病人的手臂那樣溫柔。
「你以前，」馬吉歐醫生問，「聽說過克里斯多夫國王吧？」
「當然。」
「那個時代很容易就能回來。也許會更殘暴，而且肯定會更卑鄙。願天主保佑我們，可別再出個小克里斯多夫了。」
「要是把美國遊客嚇跑了，誰也承擔不起這個責任吧。你們需要美元。」
「等你更加了解我們這個民族，你就會明白我們這兒的人不是靠錢過日子，我們靠舉債。你隨時可以殺死借債的，卻從來沒有人會去幹掉欠債的。」
「你在害怕誰呢？」
「我在怕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個子鄉下醫生。他的名字現在對你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我只希望有一天你不會看到這個名字在城市上空高高掛起，被電燈照得格外醒目。如果那一天到來，我向你保證，我會逃離這裡躲起來。」這是馬吉歐醫生做出的第一個錯誤預言。他低估了自己的固執或是勇氣，否則我後來也不會待在那座乾涸的游泳池邊等他，而前部長靜靜地躺在游泳池底，活像肉店裡的一大塊牛肉。
「那馬塞爾呢？」他問我，「你打算對馬塞爾做什麼？」
「我還沒定呢。明天我必須找他談一談。你知道他擁有酒店三分之一的股份吧？」
「你忘了——我是遺囑的見證人。」
「我曾經想過，他也許準備賣掉他的股份。目前我手頭上沒有現金，但我會找銀行借款，很有可能借得到。」
穿著黑色正裝的馬吉歐醫生將自己那對寬大的粉紅色手掌放在膝蓋上，傾身向我靠近，仿佛有個秘密想要透露給我。他說：「我倒想建議你反過來做。讓他買下你手中的股份。對他客氣一點，便宜賣給他就好了。他是海地人，只要很少一點東西就能過活。他能撐得下去。」可事實證明，馬吉歐醫生又一次做了偽先知。他預見自己國家的未來比預言組成這個國家的那些人的命運要靈驗得多。
我微微一笑，說：「哦不，我已經喜歡上『特里亞農』了。你看著吧——我會留在這裡，我也會把酒店撐起來。」
我又等了兩天才去找馬塞爾說話，但中間我也和銀行經理談過一次。太子港前兩個旅遊季的光景都很不錯。我把酒店發展計劃簡要地講了講，那個經理（他也是歐洲人）便爽快地給了我需要的貸款。唯一讓我感到為難的是還款率。「你這不是等於要我三年內還清嗎？」
「正是。」
「為什麼？」
「這個嘛，你也知道，不出三年就要舉行總統大選了。」
葬禮過後，我幾乎沒怎麼見到馬塞爾。酒保約瑟夫找我來吩咐工作，廚子和園丁也都來找我，馬塞爾卻不戰而退，不過當我在樓梯上和他擦身而過時，我留意到他身上有一股濃烈的朗姆酒味，所以在我們最終見面商談之前，我先為他倒好了一杯朗姆酒。他沉默地聽我說完，便接受了我的條件，沒有提出一點抗議。我給他開出的價碼按當地標準來看是一大筆錢，而且我付的是美元，不是海地古德，儘管這筆錢只有他股份面值的一半。為了在心理上打動他，我還把這筆錢換成了百元大鈔帶在身邊。「你最好數一下。」我告訴他，但他數也沒數就把現金塞進了口袋。「現在，」我說，「請你在這裡簽字。」他直接簽了字，一點兒也沒看自己簽署的文件。事情就這麼簡單。什麼爭執也沒有發生。
「我需要你的房間，」我說，「從明天開始就要。」我對他很苛刻嗎？和我母親的情人打交道讓我感到難堪，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我，而對他來說，和他情婦的兒子，一個比他自己年長許多的男人見面，也肯定讓他覺得尷尬彆扭。就在離開房間之前，他提起了她。「當時我假裝沒聽見鈴聲，」他說，「但她一直搖個不停。我以為她可能需要什麼東西。」
「可是她需要的只有你？」
他說：「我很羞愧。」
我沒法和他討論我母親強烈的性慾所造成的巨大影響。我說：「你的朗姆酒還沒喝完。」他抓起酒杯一飲而盡。他說：「她在生我氣或者很愛我的時候，會叫我『你這頭又黑又大的畜生』。我覺得自己現在就是這樣子，一頭又黑又大的畜生。」他走出房間，屁股後面有一邊鼓得老高，裡面沉甸甸地塞滿了百元美鈔。一小時後，我望見他拎著一隻用厚紙板做的破舊手提箱走下車道。他把那件帶有Y和M字母的鮮紅色絲綢睡衣扔在了房間裡。
之後一個星期，我沒有聽到他的任何消息。酒店的事務讓我異常忙碌。只有約瑟夫一人對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後來我讓他因為調製朗姆雞尾酒而出了名），而我也只能猜測那些客人想必已經習慣了在自己家裡吃得很糟，所以到這裡品嘗了廚子做的菜餚，他們也沒多少怨言，只好把它當作人生中一個不可分割的特點去接受。廚子做的牛排和冰激凌都過了火候。我差不多全靠吃葡萄柚勉強度日，這個東西他可很難做砸。今年的觀光季已經接近尾聲，我盼望著最後一名遊客離去，好讓我可以早早打發廚子走人。這倒不是說我知道在哪裡能找到他的繼任者——好廚師在太子港不易覓得。
有天夜晚，我強烈地感到自己需要把酒店暫時拋在腦後，於是就一個人跑去了賭場。在杜瓦利埃醫生上台前的那些日子裡，這裡還有足夠多的遊客，可以坐滿三張輪盤賭桌。你能聽見從樓下夜總會傳來的音樂聲，偶爾會有一名身穿晚禮服的女子，在跳舞跳累了的時候，帶著舞伴坐到賭桌前試試手氣。海地的女子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我心想，在這裡見到的臉蛋和身段，要是換在西方的都市裡，能為它們的所有者賺上一大筆財富。另外，在賭場中，我總感覺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男人的童貞只有一次可以失去。」而我的童貞已在蒙特卡洛的那個冬日下午化作永遠的回憶。
我玩了好幾分鐘，這才看見馬塞爾也坐在同一張賭桌前。我本來可以換一桌再玩，但我已經押全注贏了一把。我有個迷信的想法，覺得每天晚上只有一張幸運賭桌，而今晚我已經找到我的幸運賭桌了，因為我不出二十分鐘便已淨賺了一百五十美元。我的眼神和賭桌對面一名歐洲女子的視線撞在一起。她微微一笑，開始跟著我下注，一邊對她的男伴說了句什麼，那是一個身材肥胖的男人，叼著一根巨大的雪茄菸，只顧不停地把籌碼遞到她手裡，自己卻從來不玩。然而，我的幸運賭桌對馬塞爾而言就沒那麼幸運了。有時我們把賭注放進同一塊方格里，接著我就會輸掉。我開始伺機等待，直到他放下自己的籌碼以後我才下注，而那名女子看破了我的心思，也追著我繼續跟進。那情景就仿佛我們在合拍共舞——如同在跳一支馬來亞隆隆舞那樣——彼此之間卻毫無接觸。我心裡很滿足，因為她長得漂亮，因為我想起了蒙特卡洛的時光。至於那個胖子麼，我可以待會兒再解決這個麻煩。沒準他也在東方匯理銀行工作呢。
馬塞爾下注的手筆很瘋狂。看樣子他好像已經玩膩了，越早把籌碼輸光，他就能越早離開賭桌。接著，他看見了我，便將剩餘的籌碼統統拋出，全部押在了0上，而這個數字已經三十多局沒有出現過了。他輸了個精光，理所當然，正如人們在孤注一擲時總是會輸那樣，然後他把椅子往後推開。我朝他傾過身去，遞給他一個十美元的籌碼。「沾沾我的好手氣。」我說。
當時我是想羞辱馬塞爾，提醒他以前他曾是我母親花錢豢養的情人嗎？現在我已經記不清了，但如果那真的是我當時的動機，我肯定沒有成功。他接過籌碼，特別彬彬有禮地用他那口精緻的法語說：「我此生所有的好運都來自你的家族。」他再次押0，這回0出現了——我沒有跟他。他把剛才那個籌碼還給我，說：「對不起。我這會兒必須要走了。我需要好好睡一覺。」我注視著他離開賭場大廳。現在他手上有三百多美元的籌碼可以兌現。我已仁至義盡，不再為他感到良心不安。不過，雖然他確實塊頭很大、皮膚很黑，我卻覺得，要像我母親那樣把他稱為畜生，還是挺不公平的。
不知為何，馬塞爾一走，賭場大廳里的嚴肅氣氛頓時一掃而光。我們現在都成了無關緊要的小玩家，賭上幾把純粹是為了找樂子尋開心，不冒任何虧老本的風險，賺也只賺幾杯酒水的小錢罷了。贏利漲到三百五十美元後，只不過因為我想看到那個抽雪茄菸的男人也輸一小筆，讓自己心裡高興一下，我又把它輸成了兩百塊。然後我就罷手了。拿籌碼去兌換現鈔的時候，我向出納問起了那個女人是誰。
「是皮內達夫人，」他說，「她是德國人。」
「我不喜歡德國人。」我失望地說。
「我也不喜歡。」
「那個胖子是誰？」
「是她丈夫——大使先生。」他報出了某個南美洲小國的名字，我卻一轉眼就忘記了。以前我看看郵票就能分辨出南美洲的各個共和國，後來我卻將集郵簿留在了聖母往見學校，把它當作禮物送給了一個男孩，一個在我心目中最要好的夥伴（我早就忘記了他的名字）。
「我也不怎麼喜歡大使。」我告訴出納。
「他們是一種必不可少的禍害。」他回答，一邊把鈔票數給我。
「你相信禍害是必不可少的嗎？那麼你就和我一樣是個摩尼教徒。」我們對神學的討論無法繼續下去了，因為他沒有在往見學校受過教育，而且不管怎樣，那個女人的話音也打斷了我們：「丈夫也是。」
「丈夫怎麼了？」
「是一種必不可少的禍害。」她說，一邊把籌碼放在出納的桌子上。
我們會欽佩那些自己無法實現的品質，因此我很欣賞忠貞，而在當時那一刻，我差點兒扭頭就走，永遠地離她而去。我不知道是什麼攔住了我。也許從她的聲音里，我發現了另外一種令我崇拜的品性——不顧一切的特質。拚命與真實是很接近的同類——不顧一切的拚命告白往往能讓人信以為真，正如並非所有人都有機會做出臨終前的告解那樣，具備不顧一切拚命到底這種能力的人也只有極少數，而我不是其中之一。但她卻具備這種才能，這讓我在心底原諒了她。如果當時我聽從了內心的第一個想法，直接掉頭走開，後來的日子我會過得更好，因為那樣的話我就會遠離許多痛苦不幸。可惜天意弄人，在她收揀自己贏到的賭金時，我偏偏選擇了在賭場大廳的門口等她。
她和我在蒙特卡洛認識的那個女人年紀相同，但光陰顛倒了我們在人生中所處的位置。第一個女人年紀大得可以當我的母親，而我現在的年紀呢，又大得足以去當這個陌生女人的父親。她膚色很黑，身材嬌小，神情緊張不安——我怎麼也想不到她竟然是個德國人。她朝我走來，手裡一邊清點著鈔票，以此掩飾自己的羞怯。她剛才不顧一切地投下了魚餌，現在卻不曉得該如何處理這條咬鉺上鉤的大魚了。
我問：「你丈夫呢？」
「在車上。」她說。我望向外面，這才頭一次注意到那輛帶有C.D.標誌牌照的標緻轎車。那個大塊頭男人坐在方向盤旁邊的副駕駛座位上，正在抽他的長雪茄菸。他的肩膀既寬厚又平坦。你簡直可以在這對肩膀上貼一張海報。它們看上去就像死胡同里的一堵斷頭牆。
「我什麼時候能和你再見？」
「就在這兒。在外面的停車場裡。我不能去你的酒店。」
「你知道我是誰？」
「我也會問別人。」她說。
「明天晚上？」
「十點。我一點鐘必須趕回家。」
「還有——他會不會奇怪你上哪兒去了？」
「他有無限的耐心，」她說，「外交官的特質。他要等到政局穩定以後才會開口。」
「那你為什麼必須一點鐘回家？」
「我有個孩子。他總是在一點左右醒來叫我。這是習慣——一個壞習慣。他老做噩夢。夢見屋裡有強盜。」
「是你的獨生子？」
「沒錯。」
她碰了碰我的胳膊，就在這時，大使在轎車裡伸出右手摁響了喇叭，喇叭聲響了兩下，但聽起來不算太著急。他甚至連頭也不回，否則他就會看見我們在一起。
「他在叫你回去了。」我說。伴隨著我對她提出的第一份索求，其他索求的陰影也籠罩在我的頭上。
「我猜時間快到一點了。」她飛快地補道，「我認識你母親。我喜歡她。她是個真誠的人。」她出了停車場，向那輛轎車走去。她丈夫沒有轉身，直接為她打開了車門，她鑽進車裡，坐在方向盤前：他的雪茄菸頭在她的面頰旁微微閃爍，好像修路時在路邊擺放的一盞警示燈。
我回到酒店，約瑟夫在台階上迎接我。他說馬塞爾半小時前回來了，今晚要在這裡找個房間住一宿。
「就住一晚？」
「他說他明天走。」
他已經預先支付了房錢，準確數目他心裡很清楚，另外他叫了兩瓶朗姆酒讓人送上樓，還問他能不能住進伯爵夫人的那個房間。
「他可以住他以前的老房間。」但隨後我又想起，那名新來的客人——一位美國教授——正住在那裡。
我心煩並不是沒有道理。在某種程度上，我受到了觸動。我很高興我母親曾被情人如此鍾愛，被賭場裡的那名女子（剛才我忘了問她的名字）這樣喜歡。要是母親能給我半點機會，我自己可能也會喜歡上她。或許我心裡悄悄希望，她那麼好的人緣也能傳承給我——在生意場上，這可是一種巨大的優勢——就像她傳給我酒店的三分之二股份那樣。
四
當我在賭場外找到那輛帶有C.D.標誌的轎車時，我已經遲到了快半個小時。有太多的事情讓我無法抽身，何況我其實根本沒有心情前來赴約。我不能欺騙自己假裝愛上了皮內達夫人。一點點色慾和些許好奇心就是我自認為對她擁有的全部感受，而在開車進城的路上，讓我對她心生牴觸的所有事實都在我腦海中一一泛起：她是個德國人；她採取主動向我求歡；她是大使夫人。（以後從她的談話里，我肯定會聽到水晶吊燈和雞尾酒玻璃杯的叮噹碰撞聲。）
她為我打開車門。「我差點兒就放棄你了。」她說。
「對不起。今天發生了很多事。」
「既然你來了，我們最好開到別處去。官方晚宴十一點結束，我們的同事會陸續出來。」
她開車倒出停車場。「我們去哪兒？」我問。
「我不知道。」
「昨晚你怎麼會想到要跟我說話？」
「我不知道。」
「你是看我的手氣不錯，就跟著我押注嗎？」
「對。我猜我是覺得好奇，想看看你母親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兒子吧。這裡從來沒有什麼新鮮事。」
在我們前方，臨時探照燈的強光籠罩著整座海港。兩艘貨船正在港口裡卸貨。許多佝僂著腰、背負麻袋的身影排成了長長一列。她來了個半圓形的急轉彎，將轎車停在白色哥倫布雕像下那塊濃重的陰影里。「我們的人誰也不會在夜裡上這兒來，」她說，「所以乞丐也不會。」
「警察呢？」
「外交使團的牌照還是管點兒用的。」
我不知道我倆中間是誰在利用誰。我已經好幾個月沒和女人做愛了，而她呢——她顯然就像大多數婚姻中的主婦那樣，已經走進了愛情的死胡同。但我此時還是被白天發生的事情攪得心神不寧，後悔自己不該來，還禁不住常常想起她是德國人，儘管她年紀太輕，和德國當年犯下的罪行扯不上任何關係。只有一個理由讓我們二人來到這裡，但我們什麼也沒有做。我們坐在車上，凝視著那尊雕像，它則遠遠凝望著美國。
為擺脫這種荒謬的情形，我把一隻手放在她的膝蓋上。她的皮膚冰涼無比；她沒穿長襪。我問：「你叫什麼名字？」
「瑪莎。」她轉身回答我，我笨拙地想去親吻她，卻錯過了她的芳唇。
她說：「我們不必這樣，你懂的。我們都是成年人。」突然，我仿佛又回到了巴黎大酒店，身體變得綿軟無力，但這一回，沒有張開白色羽翅的海鷗前來拯救我了。
「我只想和你聊聊天。」她溫柔地對我說出甜蜜的謊言。
「我以為你在大使館裡多的是聊天的機會。」
「昨晚——要是我能去你酒店的話，是不是會很好？」
「感謝上帝，幸好你沒有去。」我說，「那兒的麻煩已經夠多了。」
「是什麼樣的麻煩？」
「現在我們別說這個。」再一次，為了掩蓋我對她缺乏感覺這件事，我粗暴地動起手來。我把她的身體從方向盤下拉出，扳倒在我的大腿上，車載收音機刮到了她的腿，她痛得大叫。
「對不起。」
「沒事兒。」
她調整姿勢讓自己更舒服，又把雙唇印在我的脖頸上，我卻一點感覺也沒有：我的體內沒有任何衝動，心裡還在想，如果她感到失望的話，不知她對這份失望能忍受多久。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將她全然拋在了腦後。我回到了酷熱的正午時分，猛敲著我母親生前居室的房門，卻得不到任何回應。我敲了又敲，心想馬塞爾肯定正在房中醉臥不醒。
「跟我講講那件麻煩事兒吧。」她說。突然間，我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來。我告訴她，起初是打掃房間的侍童感覺不對勁，然後約瑟夫也擔心起來，最後等我敲門無果後，我便用萬能鑰匙試圖開門，結果發現門從裡面閂上了。我不得不拆掉兩座陽台中間的隔層，然後從陽台上爬過去——幸好房客們都到海邊的沙灘上游泳去了。進屋後，我發現馬塞爾用自己的腰帶吊死在了房中央的燈柱上：他肯定下了巨大的決心甘願赴死，因為他在套索上只須掙扎搖晃幾英寸，就能用腳尖踩到我母親那張大床的花飾邊沿。兩瓶朗姆酒幾乎都已喝乾，只剩第二瓶里還留下最後一點兒，而在一隻寫給我的信封里，放著我輸給他的那三百美元的餘款。「你可以想像一下，」我說，「從那會兒到現在我該有多忙啊。要費盡腦筋應付警察——還有房客也是。那位美國教授還算通情達理，但有對英國夫婦卻嚷嚷著要向他們的旅行社投訴。你想想也知道，出了自殺醜聞會讓酒店身價大跌的。這個開頭很不吉利。」
「真是太可怕了，好嚇人啊。」她說。
「我不了解他，我也不在乎他，但這件事是很可怕，沒錯，的確很嚇人。很顯然，我非得請個神父或巫師過來給那房間驅邪不可了。我也不確定該請哪一邊的。吊燈也必須拆掉。用人們都堅持這麼做。」
事實證明，和人聊天能撫慰身心，伴著語言流淌，欲望悄然升起。她的後頸靠在我嘴邊，一條腿斜搭在收音機上舒展開。她渾身戰慄，猛地伸手出去，不巧正好按在方向盤邊緣，讓汽車喇叭長鳴起來。那聲音仿佛是一頭受傷的野獸在悽厲哀號，又如同一艘迷失在濃霧中的輪船拉響汽笛，直到她停止戰慄時才宣告結束。
我們沉默地坐著，保持著同樣的姿勢擠在一起，就像工程師組裝失敗的兩台機器。現在我們應該分手道別了：我們在這裡待得越久，未來要付出的代價就會越大。在沉默中，信任油然而生，滿足感得到培育。我意識到自己剛才睡了一小會兒，現在醒來後，發現她也睡著。共享的睡眠是至深的羈絆。我看了看錶。離午夜還早呢。幾台起重機在貨輪上方升降，排成長列的工人從貨輪走向倉庫，肩上的麻袋壓彎了他們的腰，從他們頭頂伸出，讓他們仿佛戴上了尖頂風帽，遠遠望去活像一群嘉布遣會79的托缽修士。她有條腿壓痛了我。我挪開腿時驚醒了她。
她掙脫到一旁，嗓音尖銳地猛然問道：「幾點了？」
「十一點四十。」
「我夢見車子壞了，而且已經夜裡一點了。」她說。
我感覺自己被擺回了原位，在十點到一點之間畫地為牢。嫉妒竟這麼容易滋長，這一點想想就叫人害怕——我認識她才不過二十四個小時，現在我已經看不得別人要求占有她了。
「怎麼了？」她問我。
「我在想我們什麼時候能再見。」
「明天同一時間。就在這兒見。這裡和其他的地方一樣好，不是嗎？換輛出租車過來，這樣就行了。」
「以車作床還是不太理想吧。」
「我們可以到車后座上去。在那裡會好一些。」她說得那麼滴水不漏，讓我感到沮喪。
我們的戀情就這樣開始了，它一直持續至今，中途只產生過一些微小的變化：比如，在一年後，她把那輛標緻牌轎車換成了更新的款式；另外也有幾次——一次是趁她丈夫被召回國內開會磋商的空隙——我們擺脫了汽車的限制；還有一次，在一位女性朋友的幫助下，我們在海地角度過了兩天時光，但隨後那位朋友就回家了。有時候，我覺得我們不像是戀人，倒更像是一對密謀的共犯，因同一樁罪行而捆在了一起。和共犯一樣，我們很清楚有偵探在背後跟蹤調查。其中一人就是那個孩子。
我有一次參加了在大使館舉辦的雞尾酒會。他們沒有理由不邀請我去，因為在我們幽會的六個月里，我已經成了為當地外國人社群所接受的成員。我的酒店還算小有成功——雖然我對此並不滿足，並期望能找到一流的廚師。此前，我和大使第一次見面，是在大使館舉辦的一場宴會過後，他開車送我的一位房客——一名英國同胞——回到酒店裡的時候。他品嘗了約瑟夫調製的一款雞尾酒，飲後讚賞不已，還在我的走廊上待了一陣子，嘴裡叼著的雪茄菸在地面上投下長長的陰影。我以前從未見過有人像他這樣，將「我的」二字用得如此頻繁。「來一支我的雪茄菸吧。」「請讓我的司機喝一杯吧。」我們談起了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我的意見是，那個醫生會當選。他有美國人撐腰。這是我得到的消息。」他還邀請我參加「我的下一場雞尾酒會」。
我為什麼會恨他呢？我又沒有愛上他的妻子。我「成全」了她，僅此而已。或者應該說我當時自以為如此而已。是不是因為在我們的談話中，他發現我曾經在往見學校受過耶穌會神父們的教育，便聲稱「我在聖依納爵80天主教學校讀過書」——想藉此和我拉攏關係？至於那所學校是在巴拉圭，還是在烏拉圭——誰在乎呢？
我後來得知自己受邀參加的那場雞尾酒會在級別上屬於第二等級，一流的酒會——席間有魚子醬奉上——純屬外交界的活動，由大使、部長和一等秘書這些人參加，而三級的酒會純粹是為了「履行義務」而舉辦的。能被列入二等酒會的賓客名單也算是一種恭維了，這種活動中會帶有幾分「娛樂」的味道。酒會上有幾位海地的富豪，他們的太太都是絕色美女。當時還沒有到他們逃離這個國家的時候，情況也還沒壞到他們要夜不出戶，害怕在宵禁期間的黑暗街道上慘遭不幸的地步。
大使將我介紹給「我的夫人」——又是「我的」，她便帶我去吧檯找酒喝。「明天晚上？」我問，她沖我皺起眉頭，抿緊嘴唇，暗示我不要說話——有人正在監視我們。但她害怕的並不是她丈夫。他正忙著向一位客人展示「我的」伊波利特81繪畫藏品，從一幅畫走到另一幅畫前，對每一幅都詳加解說，仿佛連這些繪畫的主題也屬於他。
「周圍這麼吵，你丈夫聽不見的。」
「你看不到嗎，」她說，「每個字他都在聽啊。」但這個「他」不是指她的丈夫。一個小傢伙，個子還不到三英尺高，長著一雙直勾勾的黑眼睛，正帶著侏儒特有的傲慢擠過人群，向我們走來。一路上他不停地推開客人們的膝蓋，仿佛它們是樹林中的低矮灌木叢，而這片林地全部歸他所有。我看到他緊盯著她的嘴唇，仿佛是在讀唇語。
「這是我的兒子安格爾。」她向我介紹。從此以後，我每次獨自想起他時都會使用這個名字的英語發音，仿佛是在故意褻瀆神明。82
一旦來到她的身邊，他就再也不肯走開，儘管他從頭到尾根本沒說一句話——他太忙於傾聽了，而他那雙鋼鐵般的小爪子緊緊扣著她的手，就好像半副手銬。我碰上了真正的對頭。下一次幽會時她告訴我，他問了好多好多關於我的問題。
「他發覺有什麼不對勁了嗎？」
「這麼小的年紀怎麼可能？他還不到五歲啊。」
一年過去了，我們想盡各種辦法躲開他，可他還是纏著她不放。我發現她於我已是難以割捨，但當我要她離開她丈夫時，那孩子卻擋住了她的退路。她無法做出任何危害兒子幸福的事。她明天就可以拋棄丈夫，但如果他從她身邊帶走安傑爾，她又怎麼能活得下去？在我看來，她兒子這幾個月里變得越來越像他父親。他現在總喜歡說「我的」母親；有一次我還看到他嘴裡叼著一根長長的巧克力棒，活像一支雪茄菸；他長胖的速度也非常快。那樣子就仿佛是父親將自己的魂魄轉移到了兒子身上，以確保我們的私情不至走得太遠，逾越謹慎的邊界。
有段時間，我們在一家敘利亞商店的樓上訂房幽會。店主名叫哈米特，是個完全可靠的人——當時「爸爸醫生」剛剛上台不久，所有人都能預見未來的陰影，如同肯斯科夫上空密布的烏雲一般黑暗。對一個沒有當地國籍的人來說，任何與外國使館的關係都有價值，誰知道什麼時候他可能就得尋求政治庇護呢？不幸的是，儘管此前我倆都很仔細地檢查過這家商店，我們還是沒有發現，在藥品櫃檯後面的一個角落裡，有幾排貨架上擺放著兒童玩具，它們的品質比其他任何地方能找到的玩具都要好；另外，在食品雜貨區中間，偶爾還能找到一罐波旁餅乾（因為奢侈品貿易在當時還沒有徹底中止），它是安傑爾在餐前飯後最愛吃的零食。正是這個引發了我們之間的第一場激烈爭吵。
我們在敘利亞商店的愛巢里已經幽會過三次，房間中有一張黃銅大床，上面鋪著一層淡紫色的絲綢床單，四把硬靠背椅沿著牆邊排成一列，牆上還有幾幅用手工上色的家庭合影。我心想這裡以前應該是客房，收拾得一塵不染，等候著某位從黎巴嫩過來的貴客入住，但他一直沒來，現在就更不可能來了。第四次幽會時，我等了瑪莎兩個鐘頭，她卻完全沒有露面。我走出房間穿過商店時，敘利亞人小心翼翼地對我開口了。「您錯過了皮內達夫人。」他說，「她和她的小男孩剛剛來過這裡。」
「她的小男孩？」
「他們買了一輛玩具汽車，還有一盒波旁餅乾。」
稍後的傍晚時分，她給我打來了電話。她聽上去呼吸急促，心慌意亂，說話的語速飛快。「我現在人在郵局，」她說，「我把安格爾留在車裡了。」
「吃他的波旁餅乾？」
「波旁餅乾？你怎麼知道？親愛的，我今天不能來。我到店裡時發現安格爾和他的保姆就在那裡。我只好裝作過來給他買點東西，好表揚他最近聽話。」
「他最近很聽話？」
「也不是特別聽話。保姆說，他們上周曾看見我從店裡出來——還好我們從來不在一起離開——他就想看看我去了什麼地方，然後他就發現了他喜歡的餅乾。」
「波旁餅乾。」
「是的。哦，他現在要進郵局來找我了。今晚。老地方見。」電話隨即掛斷。
就這樣，我們又回到哥倫布雕像旁，在那輛標緻牌轎車裡見了面。那一夜我們沒有共赴巫山。我們大吵了一架。我告訴她，安傑爾是個被寵壞的孩子，她承認這一點；但當我說他是在監視她時，她勃然大怒；而等我接著說他正變得和他父親一樣胖時，她竟想要扇我耳光。我抓住她的手腕，她卻指責我毆打她。隨後，我們倆神經質地大笑起來，但是這場爭吵還在持續醞釀，就像為了準備明天再喝而煨在爐火上的一鍋濃湯。
我異常理智地說：「我和你丈夫，你得和我們中的一人做個了斷，這樣你才會更好過。這種日子沒法一直這樣下去。」
「你想讓我離開你？」
「當然不。」
「可我離開安格爾就過不下去啊。就算我把他慣壞了，那也不是他的錯。他需要我。我不能毀掉他的幸福生活。」
「十年以後他根本就不需要你。他會偷偷溜進『凱瑟琳媽咪之家』，或者跟你家的女傭上床。只不過那時你已經不在這兒了——你會住在布魯塞爾或盧森堡，但那裡也有很多妓院供他瞎逛。」
「十年的時間還很長。」
「到那時你已年近半百，而我也是一把老骨頭了——老得什麼都不會在乎。你卻還得靠那兩頭肥豬過日子……當然了，還有你那副好心腸——你那時候肯定又重新天良發現了。」
「那你又怎麼樣？你就不會到處拈花惹草，找各種女人用各種方法安慰自己嗎？少跟我說這種話！」
雕像下的黑暗中，我們爭吵的嗓門越抬越高。就像所有這種類型的爭吵一樣，它只能給我們帶來傷害，但是這道傷口很容易就能癒合。在我們發覺自己正在揭開舊傷疤之前，我們還可以找到許多不同的位置給彼此留下傷痕。我鑽出她的轎車，走到自己車上。我在方向盤前落座，開始往後倒車。我告訴自己，我們的戀情已然終結——這場情感遊戲玩得真是得不償失——就讓她跟那個小畜生待著好了——在「凱瑟琳媽咪之家」多的是漂亮女人——反正她也是個臭德國佬。當我駕車開到和她平行之時，我從車窗外沖她惡毒地喊道：「再見了，皮內達夫人83。」接著，我便看到她伏在方向盤上開始哭泣。我想，只有當我要對她說再見時，我才會發覺自己離不開她。
我回到她的身邊，這時她已經止住了淚水。「真糟糕啊，」她說，「今天晚上。」
「是啊。」
「明天我們還要見面嗎？」
「當然。」
「在這裡。和平時一樣？」
「沒錯。」
她說：「有件事情我本來想告訴你。給你一個驚喜。是你非常想要的東西。」
一時間，我還以為她要向我屈服，答應離開她的丈夫和孩子。我伸手摟住她，想支持她做出這個重大的決定，她卻說：「你需要一個好廚子，對吧？」
「哦——是的。沒錯。我想我很需要。」
「我們家的廚子很不錯，現在他要走了。我設個了圈套，故意跟他吵了一架，然後解僱了他。如果你想要的話，他就是你的了。」我想我的沉默又讓她感到受傷，「現在你還不相信我是愛你的嗎？我丈夫知道了會非常生氣。他說安德烈是太子港唯一一個會做地道的蛋奶酥的廚子。」我差點脫口而出：「那安傑爾呢？他也喜歡吃他做的菜呀。」
「你成全了我的財運。」我轉口誇讚。我這話也近乎成真——「特里亞農」酒店推出的柑曼怡甜酒蛋奶酥曾經風光一時——直到恐怖統治開始，直到美國代表團離去，直到英國大使被驅逐出境，直到教皇使節回到羅馬一去不返，直到宵禁在我們之間豎起一道比任何爭吵更可怕的屏障，直到最後連我也跳上了達美航空的末班客機飛往紐奧良。約瑟夫此前剛剛從通頓·馬庫特的刑訊審問中死裡逃生，這件事把我嚇壞了。他們要來抓我，對此我深信不疑。或許通頓·馬庫特的頭頭，「胖子」格拉西亞，正在垂涎我的酒店。甚至連小皮埃爾也不敢再登門拜訪，前來品嘗免費的酒水了。連著好幾個禮拜，酒店裡只有我、受傷的約瑟夫、廚子、女傭和園丁幾個人。酒店需要粉刷修繕，但既然不會有房客入住，花那些力氣又有什麼好處？只有約翰·巴里摩爾套房還維護得整潔有序，仿佛一座空蕩蕩的墳墓。
我們的風流韻事如今變得乏善可陳，無法讓我們在恐懼和無聊之間保持平衡。電話已經停止了工作：它擺在我的書桌上，就像是更好的年月里遺留下的一件文物。由於宵禁，我們不可能繼續在夜裡幽會，而白天總有那個安傑爾在監視我們。當我最終拿到出境簽證時，我覺得自己不僅僅是在逃離政治，也是在躲避愛情。為了申請那張簽證，我在警察局苦苦等待了十個小時，在那裡，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濃重的尿騷味，臭氣熏天，幾個警察帶著心滿意足的微笑從小牢房裡走回來，令人不寒而慄。我記得有位神父在警察局也等了一整天，他身穿一襲白色法衣，像塊石頭似的端坐在那裡，無比耐心地讀著自己帶來的《日課經》84，沒有人打擾他。他的名字始終沒有被叫到。他身後的頭頂處，在豬肝色的牆壁上用圖釘釘著幾張快照，上面是叛賊巴爾博85和他的同夥們千瘡百孔的屍體，一個月前，他們在首都市郊的一間破茅屋裡被機關槍掃射身亡。警察最後把我的簽證越過櫃檯丟給了我，如同扔給乞丐一塊麵包皮，這時有人告訴神父，警察局晚上要關門了。我想他第二天還會回去繼續等待。對他而言，警察局和其他地方一樣，是個讀《日課經》的好地方，因為現在大主教被驅逐在外，總統也被革出教門，所以來去匆匆的人們誰也不敢上前和他搭話。86
離開海地那天，驟雨將至，烏雲森然逼近肯斯科夫上空，一如既往。飛機在雷暴中顛簸，穿越濃雲，在自由清澈的藍天中翱翔，我俯望那座城市，慶幸自己能離開此地，真是太棒了。太子港顯得多麼渺小啊，在它背後，是一片遍布溝壑的廣袤廢土，乾旱缺水無人棲居的荒山野地，在薄霧中遠遠伸向海地角和多米尼加的邊境，仿佛是從黏土中挖掘出的一頭遠古巨獸斷裂的脊骨。我告訴自己，我要找到一個熱衷投機倒把的賭徒，慫恿他買下我的酒店，然後我就可以一身輕鬆，了無牽掛，就像當年我驅車上山來到佩蒂翁維爾時那樣，在那一天，我發現母親四肢攤開，躺在她那張妓院大床上。能離開這裡我很高興。這份喜悅，我對著身下翻轉的黑色山巒輕聲訴說，我對著端上摻水威士忌的美國空姐和向旅客匯報行程的機長報以微笑，盡情流露。四周後，在紐約西44號大街的一間空調客房裡，我從噩夢中驟然驚醒，夢裡是一輛標緻轎車內糾纏的肢體和一尊遙望大海的雕像。當時我便明白過來，待我的固執消耗殆盡，我的交易一筆勾銷以後，或遲或早，我一定會返回海地，在恐懼中尚有半塊麵包可吃總比完全沒有麵包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