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評論 · 《烈杵騎士》[1]

在我喜愛的古人的劇作之中，《烈杵騎士》(The Knight of Burn-ing Pestle)，有一種古怪的現代味道給我這個活人。假如不是收在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專集，和莎士比亞同時，我真有些疑惑這是什麼促狹鬼如皮藍代婁外加肖伯納搞出來的花樣。這齣喜劇由兩位有名的劇作家用八天合寫成功，一位是了不起早熟卻也早死的保芒 (Beaumont)，一位是晚年比莎翁還紅的福萊切耳 (Fletcher)。第一次演出完全失敗了，那是在一六一〇年前後，兩年之後成書，序文特別提起劇作者的不快之感，但是等到二十五年之後重演的時候，分外成功，一連出了兩版。劇作者另外提出一個抗議，就是有人說他們趕到塞耳萬提司後頭，抄襲小說《吉訶德先生》的手法: 或許有人以為它是吉訶德先生的後裔; 我們兩個人可以對天賭咒，它早出世一年。 早也罷，晚也罷，反正到了十七世紀初葉，騎士已經過時，水土不服，沒有生命力延續下去，僅僅變成凡夫俗子對於理想的一種憧憬。 我們的社會已經沒有這種俠義精神的騎士，然而這並不就說，我們的人性同樣沒有。塞耳萬提司明白這個道理，同時明白藝術的道理，從來不在字裡行間表白他的優越之感，尊重一切，不加褒貶。故事的進行正有大自然的自然。小孩子可以當作寓言看，大人可以當作小說看，人生的意義無往而不相宜。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劇作者因為太顯得賣弄聰明，因為太想到這是戲，對於藝術多了一份過度的明顯的自覺，雖說在創作年月上不肯認輸，在價格的高低上卻有了錯落。看完戲，我們覺得劇作者有意在嘲弄，把雜貨店的標記變成一位騎士的名號，把雜貨店的夥計扮做一位騎士，捉弄的意思多了，也就不像小說作者所要傳達的那樣深厚了。我沒有意思褒貶歐美的現代文學，但是「現代」到了今日，聰明遠過於一般的人生本質，卻也確是事實。這或許正是妨害現代文學之偉大的病因: 自覺的優越之感。 我把話扯遠了，我是說，把《烈杵騎士》放在現代戲劇之林，所有聰明的舞台手法可能為之失色。你們想要觀眾和演出打成一片嗎?你們想要演員從觀眾裡面走上戲台嗎?你們想要觀眾坐在台口不時發表宏論嗎?你們想要「正在想」的表演完全而且諧和地胡鬧下去嗎? 不足為奇，《烈杵騎士》用得比誰都道地，道地，因為一方面來自當時演出的環境，一方面來自人物的性格，二者相合，妙文自得。 幕開了，十六十七世紀的戲台出現了，那就是說，花得起大錢的先生們坐在戲台上面，出得起小錢的看客站在戲台底下。莫里哀在他的《不識相的人們》(Les Facheux)[2]裡面痛罵那些坐檯口的自命不凡的貴賓。但是他沒有力量轟他們下台。他們出得起大錢。戲班子靠他們養活。英國也是這樣子。十七世紀後半葉，查理二世一道命令才把他們攆到池座。法國一直等到十八世紀中葉，大文豪伏爾泰 (Voltare) 說服一位貴人拿出一萬二千佛郎津貼後台，才算出了莫里哀那口惡氣，打掃淨了戲台。——幕開了，念引子的演員才念了三句，一位「市民」跳上戲台。 市民: 好孩子，停停! 演員: 先生，你幹什麼? 市民: 我嫌你們貧氣: 這園子搞了七年戲，我看得出，你們總拿市民開玩笑; 現在你又把你的戲叫做《倫敦商人》。取消這個名字，孩子! 取消這個名字! 演員: 你是這城的人嗎? 市民: 我是。 演員: 有職業的自由人? 市民: 對啦，賣雜貨的。 他要他們演他喜歡的東西，恭維新興階層的大戲，特別是「我這一行的」。說著說著太太也爬上了戲台。 演員: 你應該一個月以前就對我們講; 現在我們的戲已經要開演了。 市民: 我不管; 我要一個賣雜貨的在戲裡頭，幹些了不起的事。 演員: 什麼了不起的事? 市民: 傢伙，我要他—— 太太: (在底下) 男人，男人! 夥計: (在底下) 老闆娘，別吵。 太太: (在底下) 你別吵，辣耳夫; 你放心，我知道我說什麼。——男人，男人! 市民: 太太，你說什麼? 太太: (在底下) 男人，叫他拿一個杵殺一個獅子! 拿一個杵殺一個獅子! 市民: 就那麼辦。——我要他拿一個杵殺一個獅子。 太太: (在底下) 男人! 我上來好嗎，男人? 市民: 上來，心肝兒。——辣耳夫，幫你太太打這邊兒上。——對不住，先生們，給她騰出一條道兒。——勞你駕，先生，拿手揪我女人上來，謝謝你啦，先生。好啦。 她上來了; 但是戲班子分不出一個孩子演他們夫婦要看的那個人物，於是她推薦他們的夥計辣耳夫來試試看。辣耳夫跳上戲台，朗誦了一段莎士比亞，夠格兒了。於是「引子」的幕閉了，我們看到正文。 故事還是他們的階層的，僅僅不是開雜貨店的罷了。夥計和老闆的小姐相愛，老闆辭掉夥計，要把女兒嫁給一個有錢的丑小子。她要丑小子陪她到樹林裡去玩，她和她的窮光蛋情人約好相會的地方。窮光蛋揍了闊小子一頓。闊小子逃回去糾合老丈人和打手把她奪走，關在繡房。窮光蛋裝死，躺在棺材裡面，老闆行好收下了。棺材出去的時候，裡面換成小姐，一直抬到窮小子的酒鬼爸爸家裡。窮光蛋裝做冤鬼，支使老闆攆走闊小子，先後趕到酒鬼家裡閒敘去了。 但是我們那對夫婦要看的騎士，帶著兩個跟班，全是雜貨店調來的，以武俠的身份，模仿流行的小說的稱謂，殺到樹林，捱了窮小子一頓打，從此就和正戲的故事連不上氣了。他帶著「落難的小姐」(其實是酒鬼的逃婦) 和她的小兒子住店，自以為借宿一家宮堡，不付店錢。「落難的小姐」看看形勢不妙，溜了。他帶著跟班去打妖怪，那個逞雄的剃頭匠，救出許多剃頭刮鬍子修發的男女，然後，真正了不起，尋事尋到貓達維亞，拒絕公主的求婚，回到倫敦過五月節。和正戲毫不相干，只因為開雜貨店的老闆和老闆娘要看，而且不見出場，寧可停住正戲，也要我們的騎士多露幾面。 太太: 看呀，喬治，酒鬼太太又來了! 我要辣耳夫出來和妖怪打仗; 我告訴你真話，我急著要看。 市民: 好酒鬼太太，後台去罷，我求你啦，為我的緣故;我求你啦，多等一會兒; 你馬上就好再來的; 我有點兒小事。 太太: 酒鬼太太，假如你肯斂斂你的熱情等辣耳夫把妖怪收服了再出來，我們是非常感激你的。(酒鬼太太下場) 謝謝你啦，好酒鬼太太。 市民: 管事，到這兒來。(管事上場) 打發辣耳夫和那個混賬妖精快點兒出來。 管事: 先生，說實話，那不成; 你這樣一來，我們的戲毀了，要挨罵的; 也太費錢; 我們的情節也要斷氣了。——我求你們了，眾位先生，別讓他亂搞。 當然還是亂搞下去。 但是使我們感到興趣的，不是他們夫婦的無理吵鬧，因為往仔細看，我們便明白，他們的吵鬧全有根據，全有道理。這齣喜劇最成功的性格，假如有的話，正是他們一對夫婦。他們屬於新興的中產階級，他們是市民，他們的小財小富使他們驕傲，使他們敢於挑選他們的作品，自作聰明，無所顧忌。他們不懂藝術，他們是什麼也不懂，尤其是那位太太，糊塗得好笑，永遠把正戲的人物解釋了一個莫知所云: 他們的根據是中產階級的道德觀念和小我的宇宙的陶醉，坦白、真摯、淺薄、愚昧，然而可愛。說實話，他們是一對兒童。但是，我們不應當忘記那可笑的一面，那就是說，中產階級的弱點: 虛榮和野心。 這正是劇作者和小說作者的不同所在: 吉訶德先生的生存是一致的，諧和的，而我們這裡的烈杵騎士是造作的，有破綻的，因為他不是從一個更深的內在提出，而是小商人的虛榮和習染為自身編制的一個嚮往的虛景。這個為無數兒童和兒童心靈所欣賞的虛景，落在正戲以外，已然形成一種諷刺，進而落在要求者的生活和階級以外，諷刺當然格外強烈。這齣喜劇最初公演失敗，自在情理之中，奇特和情調的尖酸自然不會招致中產階級的熱愛。 小商人不守分安己，偏要妄想那空洞破滅的騎士生涯 (因為看慣了那種老戲)，理想與現實脫節，這種題材不也正被劇作家寫了兩三世紀?但是《烈杵騎士》的手法最現代，雖說最早使用。 三月二十九日 (載1947年4月1日《文匯報·筆會》第211期) * * * [1] 本文署名「劉西渭」。——編者 [2] 在《莫里哀喜劇全集》第1卷 (1982年4月) 中，此劇譯名改為《討厭鬼》。——編者